新经济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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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政策措施范文第1篇

关键词：马来西亚，中等收入陷阱，经济转型，

马来西亚是世界上典型的“中等收入陷阱”国家之一。自1977年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以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马来西亚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始终未能突破全球高收入水平分界线。在“中等收入陷阱”的困扰下，马来西亚收入分配结构失衡、自主创新能力缺失、人力资源发展迟缓、民主进程缓慢与腐败等问题凸显，“中等收入陷阱”日益成为束缚马来西亚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大瓶颈。为了化解“中等收入陷阱”，2009年以来，以新总理纳吉布为首的新一届政府采取措施积极，力图重燃马来西亚经济活力，突破经济发展瓶颈。

一、马来西亚面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

二战之后，世界上许多国家经过努力，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先后从低收入国家行列成功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是由于绝大多数国家在向高收入国家迈进过程中，经济增长仍然依赖原有的发展战略和增长机制，增长陷入停滞状态，人均GNI难以突破，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根据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中等收入陷阱”即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既不能重复又难以摆脱以往由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的发展模式，很容易出现经济增长停滞和徘徊，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万美元。经济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表现包括：国内收入分配结构失衡，贫富分化严重；产业结构未能成功转型升级，技术和知识贡献率很低；金融体系脆弱，抵抗外部市场波动能力差；城市化问题严重；民主进程缓慢；腐败滋长和权利寻租现象横行。世界上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例子非常少，国际公认成功跨越的国家和地区仅有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而大多数东亚国家和拉美国家至今都被困于中等收入陷阱不能自拔。其中，马来西亚就是东亚地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

独立之后，马来西亚曾是东亚地区经济表现最好的国家之一，马来西亚经济发展甚至要比韩国更早一些。20世纪70年代马来西亚通过利用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吸引外资和技术发展劳动密集性产业，迅速走向工业化。1977年马来西亚的人均GNI就已经达到1030美元，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而同期韩国人均GNI为930美元，属于低收入国家。1995年马来西亚人均GNI为4010美元，经济发展进入中等偏上水平，开始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但由于收入分配结构失衡，金融体系脆弱等因素，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马来西亚经济增长缓慢。1998-2010年马来西亚经济增长率只有2.07%。21 世纪初马来西亚进行了经济结构调整，但只实现了经济的温和增长。2000年马来西亚人均GNI为3420美元，只有同期韩国人均GNI的34.5%。 2010年马来西亚人均GNI为7760美元，位于中等偏上收入水平，仍然徘徊于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而此时已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韩国人均GNI高达 19890美元，远远超过马来西亚。

二、马来西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分析

从世界上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案例中可以看出，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关键在于经济体经济发展到中等偏上收入水平之后，能否成功转换经济增长动力机制，顺利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马来西亚现行经济发展中，收入分配结构、人力资源发展和政治体制等方面都对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转型形成了极大的掣肘，不消除这些掣肘因素，马来西亚就难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

（一）马来西亚收入分配结构失衡导致社会有效消费需求不足，致使国内经济转型乏力

从世界各国工业化进程看，一国经济起飞阶段，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拉动，当经济发展进入中等偏上收入阶段之后，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下降，经济增长需要寻找新的驱动力，扩大内需成为支持经济增长新的突破口。因此投资率经历了先升后降的过程，整个变化过程类似一条马鞍型曲线，而消费率则经历了先降后升的演变过程，呈现出倒马鞍型曲线。比如，1970-1990年，韩国投资率从25.4%上升至37.5%左右，居民消费率从94.6%下降至 75.4%以下，1990-2010年，韩国投资率从37.5%下降到29.2%左右，居民消费率75.4%从上升到83.5%左右。从总体上看，亚洲 “四小”由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向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的过程中，都伴随着投资率的下降和消费率的上升。在这个过程中，居民消费率普遍达到70%以上。而 2000-2010年马来西亚居民消费率仅维持在60%左右，仍未达到亚洲“四小”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前消费率水平。此外，马来西亚居民消费结构也不尽合理，马来西亚食品消费支出占居民消费支出的比重高达20%左右，而日韩食品消费支出占居民消费支出的比重仅为13%左右，和日韩消费结构相比，马来西亚明显是一个生存型的消费结构。

马来西亚经济增长未能成功从投资主导转向消费主导，很大程度是因为马来西亚收入分配结构失衡，国民收入增长缓慢，居民间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09年马来西亚基尼系数为0.462，已经远远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是亚洲财富分配最不均衡的国家之一。马来西亚15%最富有的阶层掌握了80%的社会财富，而85%的社会大众仅仅掌握了20%的社会财富。15%最富有阶层人均收入为36784美元，85%的社会大众人均收入为 1623美元，两个阶层的收入相差22.7倍。2009年仍有2.3%的马来西亚人生活在每天2美元的贫困线之下，3.8%的人口生活在国家贫困线之下，8.2%的农村人口生活在农村贫困线以下。这种社会分配不公现象容易激发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是社会不稳的根源，威胁马来西亚经济平稳快速增长。近年来马来西亚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有向高收入群体倾斜的趋势，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占总收入比例不断下降。根据世界银行统计，2004-2009年马来西亚20%低收入群体收入占总收入比重由6.5%下降至4.5%，60%中间收入群体收入占总收入比重由48.8%下降至44.0%，而20%高收入群体收入占总收入比重由44.8%上升至51.5%。和高收入者相比，中低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高，中低收入者大部分收入用于消费，所以高收入群体收入水平上升所带来的消费增加不足于弥补中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下降所带来的消费下降，结果导致马来西亚的中产阶级难以发展壮大，社会有效消费需求不足，马来西亚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转型缺乏驱动力。

（二）人力资源发展滞后和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制约国内产业结构升级

马来西亚曾依靠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吸引外国资本和先进技术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从而迅速走向工业化。随着马来西亚经济发展，马来西亚国民收入水平得以提高，劳动力成本也随之上涨。在与中国、越南等低生产成本国家竞争中，马来西亚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逐渐消失，其产业国际竞争力也随之下降。由于欧美发达国家经济不景气，对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进口需求持续下降，马来西亚劳动密集型企业发展越来越困难。面对低成本国家的竞争和欧美国家的需求疲软，马来西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遇到了空前的挑战，由此马来西亚进入了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以知识技术密集型工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调整阶段。

由于马来西亚大部分企业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生产，长期被锁定于加工制造等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低端环节，在技术研发和品牌服务等高附加值环节缺乏比较优势，使得发展知识技术密集型行业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面临重重困难。目前马来西亚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面临的主要问题有：马来西亚人才外流现象严重，现行教育体制僵化过时，国内高端技术人才严重缺失。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11年居住和工作在国外的马来西亚人约为150万，占马来西亚总人口的5.3%。这些移民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技术工人和专业人才，因而造成了非常严重的人才流失。虽然马来西亚对教育领域进行了大量投入，但马来西亚教育体制僵化过时，被马来西亚企业界批评教育内容严重脱离生产实际，产学脱钩严重，无论从质量上还是数量上都无法为市场提供所需要的技术人才和专业人员。马来西亚现有人力资本已经到了极其短缺的地步，2006年马来西亚每一百万人中从事研发活动的研究员和技术员数量分别为372人和44人，远远低于日韩研发人员的比例，同期日本和韩国每一百万人中从事研发活动的研究员和技术员数量分别为5416人、584人和4187人、587人。2010年马来西亚美国电子工业（MAEI）称2009年下半年到2010年的第一季度马来西亚中小型企业面临着工程师和技术员严重短缺，并且呼吁政府允许继续雇佣外籍员工来弥补劳动力的短缺。2010年马来西亚政府公开承认马来西亚拥有严重的人力资本赤字。另一方面，马来西亚研发投入不足，企业自主创新动力匮乏，研发能力薄弱。根据世界竞争力年鉴，2009年马来西亚研发经费投入（R&D投入）约为11亿美元，只占马来西亚国内生产总值0.64%，远远低于其他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对RSLD的投入。2009年马来西亚获得美国专利和商标局（USPTO）授予的专利数仅为181件，同期新加坡和韩国获得的专利数分别为493件和 9566件。可以看出，马来西亚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薄弱，企业的技术自给率很低。马来西亚的高新技术多半是由外资和合资公司掌握，而本土企业维持经营多是依靠资源红利、人口红利和政策红利，而不是依靠技术和研发水平的提高。高端技术人才缺失和低下的研发能力严重损害了马来西亚移动产业价值链的动力，严重影响了马来西亚经济结构升级转换。

总体来说，马来西亚如今在低端产业和初级产品生产加工方面，面临着中国、越南等低成本国家的竞争，受到了这些新兴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低端挤出效应。在高端产业和高附加值产品生产上，马来西亚又难以在人力资本、产品质量、技术研发上和发达国家竞争。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瓶颈严重阻碍了马来西亚经济进一步增长，是马来西亚深陷中等收入陷阱最主要的原因。

（三）体制改革滞后和腐败问题制约马来西亚经济增长

战后马来西亚的政治进程可以分成三个阶段：战后到新经济政策实施前（1971年）；新经济政策实施（1971年）到改革运动兴起（1999 年）；改革运动兴起（1999年）至今。战后到1999年是马来西亚威权政体的形成阶段，1999年改革运动兴起标志着马来西亚威权政治开始面临转型压力。马来西亚曾通过威权政体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完成国民经济起飞。但当经济发展到中等偏上收入水平之后，马来西亚仍继续沿用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腐败问题、权力寻租、市场行为扭曲现象大量浮现，严重阻碍了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同时，马来西亚的政治文化深受族群主义和种族文化影响。这种族群主义对马来西亚经济增长的消极影响十分明显，因为这一主义追求自身族群利益，并适时凌驾于其他族群之上，这严重破坏马来西亚的社会民主和社会安定。比如，1971年颁布的新经济政策就带有明显的种族倾向，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原住民优先政策。依照新经济政策规定，银行贷款、商业经营许可和政府工程都要向马来人倾斜，并且提出了土著、非土著和外国人的经济比率调整目标。这项政策严重打击了马来西亚非马来资本的生产积极性，造成马来西亚大量私人资本出逃，严重影响马来西亚经济发展。由于政府直接参与到微观经济运作上，导致马来西亚出现金钱政治。

由于马来西亚国内对权力缺乏坚强有效的监督机制，马来西亚权力泛化滥用现象严重。腐败掠夺和破坏马来西亚的公共财富，使马来西亚公众利益直接遭受损失。在国际透明组织公布的2011年全球腐败印象指数排名中，马来西亚腐败印象指数（CPI）为4.3，世界排名第60，这是1995年以来马来西亚贪污指数排位最差的一次。全球金融诚信组织称，马来西亚是除了中东和其他洲的一些石油输出国之外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之一。据全球金融诚信组织统计，2000-2009年年间马来西亚人均外流赃款为5320美元。同时，在马来西亚权力作为要素流入市场，造成不公平竞争，恶化马来西亚整体经济环境，严重妨碍马来西亚私人资本增长。根据世界银行统计，2001-2010年间马来西亚私人部门固定资本形成总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仅为10%左右。其中，2010马来西亚私人部门固定资本形成总值占GDP的10.3%，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私人部门投资水平的1／3，也是亚洲私人部门投资最低的国家之一。

（四）马来西亚工业化发展和城市化发展失衡，城市化问题凸显

马来西亚城市人口增长速度已经远远超过马来西亚工业化和经济发展速度，造成马来西亚过度城市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马来西亚城市化进入高速发展阶段。1990年，马来西亚城市人口为906万，占马来西亚总人口比重为49.8%。2000年，马来西亚城市人口为145l万，占马来西亚总人口比重为62.0%，城市化水平比1990年提高了12.2个百分点。到了2010年，马来西亚城市人口高达2051万，占马来西亚总人口比重为72.2%，城市化水平比2000年提高了10.2个百分点。亚洲开发银行（ADB）预测2030年马来西亚城市化水平将达到77.6%。过度城市化导致马来西亚城市化缺乏必要的物质基础和经济支撑，马来西亚城市化过程中就业问题、社会保障问题、收入问题以及住房问题凸显。此外，过度城市化会导致城市发展与工业发展争夺资源，反过来制约了马来西亚工业化进程。 三、马来西亚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政策措施

在2020年成为先进国家的共同远景指导下，马来西亚采取一系列积极应对措施，试图为马来西亚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和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创造有利的制度条件。

（一）马来西亚推出经济、政治与社会转型方案

为了摆脱中等收入陷阱，成功实现经济结构转型，2009年以来马来西亚政府相继制定新经济模式方案、政府转型计划，提出一个马来西亚概念，试图从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社会制度方面消除和清理影响马来西亚经济社会结构转换的因素。

在这一系列改革方案和措施中，最为系统的当属2010年3月马来西亚政府推出的新经济模式方案（NEM）。它集中体现了马来西亚新一届政府的基本施政方针和经济发展思路，并将成为指导未来10年马来西亚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纲领性文件。NEM的主体框架分为：三大发展优势、三个阶段目标、四种动力和八项战略改革措施。其中，三个阶段目标分别为：2020年人均GDP达到15000美元～20000美元；使所有人充分受益于国家财富增长；满足当代需求同时不损害子孙后代的利益。四种动力分别为：坚定的领导和政治意志力；动员人民群众形成改革合力；同步政策措施和行动的推动力；在政策执行中不断改进和提高政策的适应力。八项战略改革措施包括：重振私营部门活力、培养高素质人力资源、提高国内经济的竞争力、强化公共部门、实施透明和市场友好型的平权政策、知识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增长源泉和确保可持续发展。

2010年1月，马来西亚政府推出政府转型计划（GTP），GTP的宗旨及目标：公平对待所有族群，各族群权益将受到保护；以民为先，关注人民的需求；通过透明化与责任制，以绩效为先。该计划分为三个阶段：2010至2012年、2012年至2015年以及2015至2020年，主要包括了六个关键成果领域，即打击腐败，减低犯罪，减少贫困，提高教育，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和城市公共交通领域。

2010年9月，马来西亚政府推出了一个马来西亚概念，一个马来西亚的宗旨是维护及巩固马来西亚多元种族的团结以面对各种危机及挑战，这预示着马来西亚政府将更注重民主和睦、民族团结和消除种族歧视，为新经济模式方案的实施提供良好的群众基础。

（二）重视人力资本发展，注重培养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鼓励技术研发

2010年，马来西亚政府在一个马来西亚概念、政府转型计划和新经济模式的基础上推出了第十个大马计划。第十个大马计划所提出的十大理念中，其中有四个理念是需要高质量的人力资本作为支持的。新经济模式中提出的12个国家重点经济领域中，七个是高度依赖熟练劳动力的领域，如信息和通信技术、金融服务和电子电器产业。为了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2020年成为高收入国家的宏愿，建立一支受过教育、富有创造性和创新精神的劳动力队伍已迫在眉睫。马来西亚政府提出未来将重点提高马来西亚的劳动力质量。技术教育和职业培训将成为提高劳动力质量的重要办法。为了吸引外国人才和扭转马来西亚人才外流现象，2011年1月，马来西亚“人才公司”成立。该公司将与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合作，共同筹划全国人才的蓝图，并且负责从学校教育到劳动力培训的所有人才问题。这一举措将提高马来西亚经济竞争力，帮助马来西亚向高收入国家转型。

马来西亚在科技创新和研发方面一直未能取得大的进展，自主创新能力薄弱制约着马来西亚经济转型。政府已经承诺将促进科技创新，鼓励研发和促进研发成果商品化。1992年马来西亚成立科技发展公司，科技发展公司的主要作用是促进马来西亚国内对新企业进行投资，并且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研发。 2009年科技发展公司拨款1.43亿马元给95家企业，同时用3.50亿马元参股50多家企业帮助企业进行研发创新。另外，马来西亚通过产业集群的方式鼓励技术创新和研发。2007年开始，马来西亚将生物技术、信息和通信技术、海洋和空间研究和科学技术服务作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三）发挥私人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逐步放宽对外国资本的限制

近年来，马来西亚的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不断下降，马来西亚政府开始专注于为私人部门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发挥私人资本对马来西亚经济转型的推动作用。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在由马华公会和战略分析与政策研究学会合办的华人经济大会上说：“私人部门对2020年远景规划的项目和投资是必不可少的，第十个大马计划每年6%的增长目标需要大量资金投入来推动，其中大部分资金将来自于一个更加有活力的私营部门。”2001年至2010年间，马来西亚私人部门固定资本形成总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仅为10%左右，马来西亚寻求在未来10年实现私人投资翻一番。马来西亚政府智囊机构宣布政府核准的131个项目所需4440亿美元总投资，其中的60%将来自私人公司，32%来自于政府相关公司和8%来自于州。和过去10年政府投资主导社会总投资，私人投资仅占总投资10%左右的情况相比，这将在根本上改变马来西亚的投资格局。

为了实现经济社会的转型升级，马来西亚近来放宽对外国投资的种种限制。2009年6月，马来西亚政府宣布不再要求上市公司拿出30%的股权出售给马来人，但这不适用于战略性产业如电信、供水和能源。上市公司仍有必要出售25%的股权给民众，而其中的一半必须出售给马来民众。政府允许股票经纪及单位信托公司外资持股由原来的49%上升至70%，基金管理公司外资持股可达100%。同时，马来西亚政府收回了马来西亚外国投资委员会（FIC）的大部分权力。马来西亚的外国投资委员会曾包揽马来西亚一切外资相关事务，经常无端对外国资本施加各种限制和阻拦，被外国投资者讽刺为马来西亚竞争力提升的障碍。为了鼓励外国投资，马来西亚政府还制定了一系列外商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并与40多个国家签订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与大部分主要工业化国家签订投资保障协定。

参考文献

新经济政策措施范文第2篇

关键词：金融危机 国际金融格局调整 国家政策调整 金融改革创新

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世界主要经济体出现多年未有的同步衰退。本文拟从国际金融格局调整和国家政策调整两个层面，分析新形势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面临的机遇，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新形势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机遇

（一）国际金融格局调整层面

从阿姆斯特丹、伦敦、纽约、法兰克福、东京、迪拜等国际金融中心的逐次崛起可以看到，国际金融格局调整常常产生新的国际金融中心。20世纪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形成使得华尔街迅速崛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70年代美元衰败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使得欧洲大陆国家的金融中心崛起，而20世纪80年代“亚洲四小龙”和日本等亚太国家经济兴起导致的国际金融格局变化，产生了东京、汉城等亚洲金融中心。同样，此次金融危机中世界金融格局虽不可能发生根本性变化，但世界金融格局会进行调整，国际金融市场调整、国际资金流向的调整、国际金融和实业资本转移、国际金融巨头区域战略布局调整、国际货币体系的调整、国际金融人才的迁移等都将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带来新机遇。

1.国际资金流向调整带来的机遇。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金融市场进入调整期，撤离美国市场资金需要寻求新的安全投资地，可能出现资金转移流入中国情况。根据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月度国际资本流动报告TIC（见图1），国际资本净流入在2007年11月达该年最高水平1354亿美元之后，开始下滑，到2008年3月因股市大跌降到最低点-520亿美元，出现净流出，其后缓慢回升，7月份又因股市波动净流出250亿美元，其后快速回升，到2008年10月国际资本净流入达到2863亿美元。这些数据反映了近两年国际资金受到美国金融市场波动影响总体表现外流迹象。

在美国金融市场进入调整时期，中国经济受到冲击小，相对安全，撤离美国市场资金可能流入中国，这对加速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资金集聚提供了新的机会。但是，还应关注国际金融机构出于自救而撤离部分资金情况的发生。

国家外汇储备变化一定程度上反映国际资本流动在中国的总体态势。2008年中国国际资本流动以7月份美元开始升值为界，表现出“冷暖两重天”的态势。2008年上半年延续着2007年外汇储备快速增长趋势，下半年增长趋势明显放慢，甚至出现自2003年12月份以来首次的负增长，这种趋势正好与8月后美国国际资本快速回流相吻合，反映了国际金融机构出于自救而从中国撤离部分资金。

2.国际资本转移带来的机遇。由于国外经济陷入衰退，实业投资需求降低，迫使大量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需要找到新的资金出口。中国经济相对发展较快，可能成为产业和金融资本转移目的地，这为加速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资本集聚提供了新的机会。2002年以来，全球资本流动一直保持增长态势，2008年全球资本流动规模达到16773亿美元，但是，全球经济面临重大下滑，国际资本流动将受到较大影响。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估计，全球资本流动2009年总体规模将回落至14861亿。国际资本流动主要渠道是国际直接投资（包括创办新企业、直接收购、国外企业股票购买、利润再投资四种主要形式），国际证券投资（主要包括国际债券投资和股票投资）和国际借贷。近年来，私人股权投资基金的跨境投资发展迅速，成为一种国际资本流动新渠道，其投资方式包括风险投资、私人股权投资和收购三种形式。然而，我国资本项目没有完全开放，国外资本进入方式和渠道受到限制，因此，为抓住机遇，可以考虑以金融改革创新试点疏通国际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进入中国的渠道。

3.国际金融巨头区域战略布局调整带来的机遇。欧美经济的衰退迫使国际性金融机构加大其在亚太地区的业务投资，这就为上海国际金融机构进一步集聚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带来机遇。目前，国际金融巨头的收入来源基本已经全球化，收入来源区域分布相对平衡。在新的经济和国际市场形势下，国际金融巨头可能调整区域战略布局，将亚太地区作为新的业绩增长点，加大投资，提升在亚太地区机构的层次和能级，调整内部功能和职能部门区域布局，这将为加速高能级机构和功能性部门集聚浦东提供新的机会。

4.国际金融人才的迁移。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首先依赖的是具有全球视角的国际金融人才。美国金融人才市场在金融危机下产生巨大的人才溢出效应，这可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金融人才的集聚带来积极影响。

5.国际货币体系调整带来的机遇。国际货币体系调整中，人民币国际地位得到加强，国际化可能加快，人民币国际结算业务改革步伐加快，市场开放加速，离岸金融业务发展前景可待。这些将为上海作为外汇改革试点提供新的机会，也为提升上海国际化水平提供了机会。

（二）国家政策调整层面

金融危机以来，为保经济增长，国家密集出台新的经济政策，先后出台了扩大内需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九条政策措施和关于当前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新经济政策的出台加大了金融支持力度，希望以金融发展和创新推动经济增长。国家政策调整为上海金融改革创新提供了更好的外部环境和相对宽松的创新环境。因此，上海应抓住国家政策面调整机遇，积极实施金融改革创新，加快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

1.货币政策的调整。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外部环境有利于金融发展和创新。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九条政策措施中第一条就提出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促进货币信贷稳定增长。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资金供给增加，债券市场和证券市场可能因资金供给增加，规模得到扩大，有利于上海金融发展。其次，宽松的货币政策有利于金融创新，资金成本过高可能会抑制金融创新积极性。

2.财政政策的调整。国家制定了四万亿的投资计划，国家投资项目兴建将推动融资需求扩张，推进融资模式和产品创新。首先，国家投资项目的建设需要大量资金，资金来源将是多样化和多渠道的，这将有利于融资规模扩大和金融市场发展。其次，创新融资模式和产品也将得到利用。例如以涉农贷款、国家重点建设项目贷款等为标的资产的信用风险管理工具试点。这些措施的实施将推动上海债券、股票等各类金融市场发展，推进金融市场产品创新，为国家投融资体制改革注入新的活力。

3.外汇政策的调整。近期，面对出口快速下滑，国家推出了一系列针对出口企业的外汇改革政策，同时也加快了人民币国际化步伐。境外机构和企业在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在港人民币债券、人民币国际结算业务发展、人民币出口买方信贷业务等业务试点开办，将提升上海金融市场国际化水平，上海可争取作为试点，发挥先行先试优势。

4.金融改革创新的政策调整。在《关于当前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明显透露出加快金融改革创新的信号。农产品期货、延迟纳税型养老保险、项目收益债券、并购贷款、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保险公司对基础设施和国有大型龙头企业股权投资等一系列金融改革创新措施将在2009年实行或试点，可见这次金融改革力度之大。国家金融改革步伐的提速和逐渐宽松的金融环境将为上海金融改革创新提供广阔的空间，为新的金融市场组织形式、新兴金融机构、创新型产品集聚上海发展提供更好的机会。

加速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政策建议

（一）抓住政策调整机遇且加大金融改革创新力度

上海应借助国家金融改革创新提速和金融经济政策调整的有利时机，发挥浦东“先行先试”优势，实施地方政府参与推进型金融改革创新，加速上海金融改革创新。这里有四层含义：

一是金融改革创新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最重要的核心手段之一。虽然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进展是明显的，但还有不足。比如金融市场规模能级不够；金融国际化程度偏低；金融人才严重不足；金融创新相对抑制等，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金融改革创新。而在目前的国内外环境下，更需要加大金融改革创新力度，破除各种难题，开创新的局面。

二是充分抓住有利时机，利用国家经济政策相对宽松、金融审批管理相对宽松、试点工作积极推进的便利，加大上海金融改革和创新力度，实现转“危”为“机”。

三是利用地方政府在金融改革创新中的能动性，发挥“先行先试”的政策效应，做金融改革创新的推手。在中国市场化经济改革进程中，地方政府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样，在近几年国内区域性金融中心建设中，地方政府也起着推动作用。因此，在中国现阶段体制和制度下，地方政府的参与和推动是金融改革创新的重要动力。

四是以重点创新项目和金融改革措施落实为契机，积极而富有成效的推进上海金融改革创新。根据国家金融改革方案和上海市政府安排，考虑抓好重点创新项目和改革措施落实，使金融改革创新得到稳步推进。例如区域OTC市场、金融租赁业务、全国性信托登记中心、REITs试点、外资PE法人化、政府融资模式创新、人民币国际贸易结算、期货保税交割试点、并购贷款试点、资产证券化等改革创新项目和措施。金融改革创新是长期的工作，但是金融改革创新项目和措施的成功实施有助于开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新局面。

新经济政策措施范文第3篇

内容摘要：广西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公共财政政策措施主要表现为节能减排和发展新能源的财政预算政策、节能减排和新能源的税收优惠政策、政府绿色采购等，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存在政策措施协同欠缺、手段运用不充分、绿色采购无法落实等不足。因此，笔者认为需从提高政策措施协同性、丰富政策手段、加强政府绿色采购等方面进行完善。

关键词：低碳经济 公共财政 政策 广西

广西与发展低碳经济相关的公共财政政策现状

（一）节能减排和发展新能源的财政预算政策

1.广西支持节能减排的财政预算政策。主要包括增加节能减排的财政支出、整合现有涉及节能减排的专项资金倾斜安排用于支持节能减排项目、创新财政补贴方式等政策手段。一是增加节能减排财政支出。自治区本级财政用于节能减排的专项资金2008年2.1亿，2009年达到3.5亿，增幅66.7%；二是整合有关专项资金向节能减排倾斜。广西整合自治区本级预算内基本建设资金、环保专项资金、节能减排专项资金、城镇建设专项资金、生态广西建设引导资金、水资源费等各项资金，倾斜安排用于支持节能减排项目。节能减排资金重点支持工业企业技改节能、淘汰落后产能、建筑节能、二氧化硫减排、化学需氧量减排以及节能减排监测能力建设等；三是创新财政补贴方式。2008年，自治区财政厅积极创新财政支持方式，提出主要采取以奖代补，实行财政奖励资金量与节能减排量挂钩的方式。自治区本级财政安排的2.1亿元节能减排奖励资金与全区当年的节能减排目标挂钩，重点支持60个节能技术改造项目和317个主要污染物减排项目建设。对部分节能减排项目，采取贷款贴息或前期经费补助方式予以支持。

2.发展新能源的财政预算政策。《广西新能源产业发展规划》提出，到 2020年要实现新能源产业销售收入超过620亿元，建设全国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示范省（区）。为支持新能源发展，广西自治区积极争取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给予适当的政策倾斜，同时，积极出台扶持性优惠政策，增加政府资金投入，重点支持新能源科技创新平台建设，支持能源清洁利用、可再生能源开发等关键技术，以及核能等前沿技术的研发；加大对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示范工程、农村清洁能源工程、城市太阳能利用工程建设的支持等。具体财政支持措施主要包括：加大农村沼气建设财政投资和补助。2001-2006年，广西自治区财政安排用于沼气池建设的补助资金每年均以较快的速度增长，年均增幅达到14.7%。2006年广西自治区本级财政安排用于农村沼气池建设的补助资金达9800万元。2008年又投入资金1.1亿元，新建20万座沼气池；对非粮燃料乙醇的生产原料―木薯生产，依照国家有关原料基地补贴和示范基地补贴的规定每亩补贴180元。

（二）节能减排和发展新能源的税收优惠政策

2010年，广西自治区地方税务局了《关于加强和改进税收征管促进节能减排工作的通知》，明确了下列税收优惠：对自治区级以上（含本级）主管部门确认为资源综合利用的企业，经税务机关审核批准后，在2010年底前，可以享受西部大开发国家鼓励类税收优惠政策；对纳税人为节能减排而调整产品结构、改进生产工艺、运用高新技术和环保技术、推广节能设备和产品等原因，导致自用房产应缴纳的房产税和自用土地应缴纳的城镇土地使用税确有困难的，按照税收管理权限，经地方税务机关审核批准，可酌情给予减免照顾。另外，为支持新能源发展，自治区积极向国家申请优惠的税收减免政策。广西中粮生物质能源有限公司以非粮作物木薯为原料生产的燃料乙醇经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批准，自2008年3月1日起享受以下税收优惠：免征消费税，已征的消费税予以退还；增值税实行先征后退。

（三）政府绿色采购政策

2004年底，财政部与国家发改委出台了《节能环保政府采购实施意见》，成为我国第一个政府采购促进节能与环保的具体政策规定。广西也出台了一系列政府绿色采购的地方政策，自治区政府采购中心内部制定了鼓励节能环保和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的政策，从招标文件的制定以及评标环节对产品进行一定程度的加分，鼓励采购人购买节能环保和自主创新产品。为了规范节能产品采购，广西还实施了一系列地方节能标准，如《通风与空调系统性能检测规范》、《路灯节能装置标准》、《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等。

当前公共财政政策的成效与不足

（一）支持广西低碳经济发展的成效

广西自治区财政在支持低碳经济发展上投入了大量资金，用于支持节能减排与新能源发展，包括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淘汰“两高一次”落后产能、推进城乡建筑节能、鼓励高效节能产品使用、加快环境保护设施建设等方面。得益于上述财政政策与资金的支持，近年来广西发展低碳经济取得了一定成效：一是节能减排方面，“十一五”前四年广西单位生产总值能耗累计下降13.4%，完成“十一五”目标的89.1%；二氧化硫排放总量累计下降13%，完成“十一五”目标的130%；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累计下降8.76%，完成“十一五”目标的72.1%，为全面完成“十一五”目标任务打下了较好基础。2010年10月29日，广西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消息，2010年1-9月，广西规模以上工业万元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3.1%。全区年耗能1万吨标准煤以上的416户重点耗能企业，万元工业总产值能耗为1.238吨标准煤，同比下降3.93%，累计节约能源116.89万吨标准煤。自治区财政2010年安排节能、清洁生产专项奖励资金9500万元，支持了全区实施重点工程的节能、清洁生产项目124项，这些项目和去年项目的建成投产，为广西自治区重点耗能企业万元产值能耗同比下降3.93%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二是新能源开发利用方面，目前沼气池入户率已超过40%，为全国沼气池入户率最高的省区；风电、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加快利用，全区规划风电装机容量达到200多万千瓦，太阳能热水器利用面积达到20万平方米以上；核电开发也进入实施阶段。广西中粮生物质能源有限公司建设年产20万吨燃料乙醇项目已经投产。三是政府绿色采购方面，通过上述一系列措施，2008年广西区本级节能产品采购占到同类产品采购比例的25%以上。而在2007年，广西区本级节能产品政府采购规模为770万，仅占到同类产品采购金额的13%，节能空调占同类产品采购金额比重仅为2%，只有5.4万元。

（二）与低碳经济有关的公共财政政策的不足

1.政策措施协同性欠缺。使公共财政支持低碳经济发展成效最大化的关键是最大化相关政策的协同作用，最小化相关政策的制约作用。从目前情况来看，我国运用公共财政政策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经验欠缺，没有形成全面系统的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公共财政政策体系。从广西当前采取的一些支持节能减排和新能源发展的公共财政政策来看，各项政策措施相对孤立，措施间缺乏相应的协同促进能力，没有形成一套完善的发展低碳经济公共财政政策体系，导致政策措施结构断层和功能失衡，抑制了低碳经济政策整体功能的发挥，难以实现“1+1＞2”的政策效果。

2.政策手段运用不充分。我国低碳政策工具主要以“命令-控制”类的行政手段为主，与发达国家以市场为主的政策工具有较大的区别。这也造成我国在发展低碳经济时对以市场为导向的财税政策运用较单一。广西同样也存在财政政策手段较单一的问题。譬如，对新能源的税收优惠形式过于单一，以减税和免税为主，没有将加速折旧、再投资退税、延期纳税等方式应用于新能源税收优惠中。

3.政府绿色采购无法真正落实。虽然广西制订了一系列旨在增加对节能环保产品采购的政府绿色采购政策，但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因为绿色采购成本过高、采购人员绿色采购意识不到位，以及采购人员不能有效的获取环保产品的信息等原因，无法做到真正的绿色采购。

优化当前公共财政政策的建议

（一）提高公共财政政策措施协同性

低碳经济是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也是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争取全球新一轮经济增长点的必然选择。低碳经济模式涉及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各个环节，具有经济形态的网络性和发展的互动性。因此，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公共财政政策体系也必须适应这种新经济模式的内在要求，要注意政策的纵向上下衔接、横向相互协调。

从广西当前公共财政政策情况来看，要提高政策协调性，应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开征企业排碳费。碳税是国外发展低碳经济重要的约束性财政政策手段，并取得良好效果。由于我国目前还没有开征碳税，建议先开征企业排碳费，对高耗能企业征收排碳费，如高耗能企业能完成规定的节能减排任务则对其免征。王金南等的研究成果表明，征收碳税对GDP的影响有限，最高只有0.45%左右，同样，开征企业排碳费对GDP影响也是有限的。但对“高耗能、高排放”的企业发展会形成制约，对抑制温室气体排放和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作用较明显。二是完善低碳财政补贴结构，增加对居民低碳消费补贴。为促进低碳消费，国外对居民低碳消费补贴较普遍。广西应采取对居民低碳消费财政补贴的方式，来鼓励节能环保产品使用和消费。可以对居民安装太阳能设备等低碳消费给予适度的地方财政直接补贴。三是加大专项资金整合力度。通过上述措施提高广西公共财政政策协调性，充分发挥财政政策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效用。

（二）丰富公共财政政策手段

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公共财政政策手段，主要包括：预算政策手段，如预算拨款、政府投资、财政补贴等；税收政策手段，碳税或类似税收、低碳税收优惠等；基金收费政策手段，如专项基金、排放费等。丰富广西发展低碳经济的公共财政政策手段应从以下方面着手：一是设立支持新能源发展和节能减排的财政专项资金。建议在整合各项与节能减排相关的资金项目的基础上，专门设置新能源发展和节能减排的专项资金项目，各级财政应当将其作为重点项目专门立项，并且要保证每年一定的增长速度。在具体预算安排过程中，应当将每年财政收入增量的一定比例用于该项目。该项目资金具体用于：节能减排与新能源技术研发支出；节能减排与新能源技术推广应用支出；节能减排与新能源宣传与服务支出。支持核能和生物质能等新能源开发、节能减排技术开发应用和节能服务产业发展。二是扩大低碳地方税收优惠。对从事低碳技术开发的企业，除享受自治区高科技企业所享受的全部税收减免优惠之外，还应允许这些企业按技术开发费实际发生额抵扣当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对企业用于购置低碳设备的投资，可按一定比例实行税额抵免，并对设备实行加速折旧，从而鼓励企业对先进低碳设备的购置与使用；另外，对低碳技术开发投资实行投资退税。对于节能服务产业，要落实2010年4月发改委等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行合同能源管理 促进节能服务产业发展的意见》中规定的税收扶持政策，暂免征收营业税、减免所得税。另外，还应将节能服务企业认定为高科技企业，给予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三是建立自治区政府投资的碳金融公司，创新金融制度和金融工具，为低碳产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三）加强政府绿色采购

首先，要严格执行国家《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实施意见》等绿色采购相关文件精神，提高采购人员环保意识；其次，要落实好优购政策、首购政策和订购政策，敦促采购人采购节能环保产品。应建全绿色采购标准，建立节能产品政府采购统计体系，绿色采购清单，公开绿色采购信息等措施；第三，自治区应采取一些减税措施来降低“绿色产品”采购成本，各级政府应支持建立采购信息数据库，成立绿色采购网络组织，推动成立各地绿色采购团。

参考文献：

1.王金南等.应对气候变化的中国碳税政策研究[J].中国环境科学，2009，29（1）

新经济政策措施范文第4篇

新闻思维是一种职业思维习惯,具有这种思维习惯的人,在知识概念上,他能够抽象出受众需要、政治需要、媒介特点、社会效果、记者报道能力等诸多共性问题,并知道新闻报道操作流程上各个环节的规律。在新闻实践上,面对任何一次具体的报道活动,他都能把这些知识转化为指导实践的“方向盘”,凭借思维习惯就可运用自如。

经济新闻报道更需要新闻从业者具备较高的新闻思维能力。经济新闻报道一般涵盖工业经济、财政金融、商贸市场、交通城建、农业农村、房地产、企业改革等宏观经济领域,特别是在当今社会日新月异、经济现象瞬息万变的情况下,更需要新闻从业者具备新思维,从“大财经”入手,以“人本化”的视角,实现新闻的创新与,争取大传媒时代竞争的优势。

寻求“思维能力”突破

思维能力的大小是新闻从业者能否胜任工作的重要因素。打好思维能力功底,是成就优秀记者的入门功课。

记者思维具有反应快速、探索求证、求新求异、视野开阔以及思维的整体性和选择性等特点。记者思维是根据新闻事实的特点和新闻报道的目的,运用新闻原则和规律,去发掘新闻信息,表现新闻价值的一种职业思维。它要求记者对事物本身及其相关情况的掌握要尽量详细。同时,记者思维方式不能背离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

思维的整体性使记者能够掌握大量信息、素材,但这些消息、素材不可能照搬照录。从根本上来说,记者对信息的选材和处理,都不能离开真实这一基本要求。因此记者有责任对掌握的素材和信息进行核实。在实际工作中,需要记者衡量和选择,即善于选择采访对象和选择合适的主题、题材,善于创造性地独立思考,去辨别是非和评价事物,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和寻找事物的本质,找到新闻点,写出角度新颖的报道。

造就优秀的记者,养成良好的思维方式、实现创造性思维突破是必要的。由于记者工作时间紧,自我学习往往难以持之以恒,因此有组织的在职继续教育,可以取得更好的效果。这种教育方式可以提高记者的综合素质,可采用以老带新的方法,也可与高校合作,共同制定授课计划,让记者再次走进课堂。但需要注意的是,记者的思维培养应讲究学以致用,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际的工作之中。正确的思维方式的形成需要丰富的知识支撑。除了学习掌握新闻专业知识外,还可以进行包括文学、史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学科的培训,其目的就是为自己的思维提供源泉。

新闻工作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新闻学习也是创造性的,有意识地根据自身的需要,以提高综合素质为目的而进

行的学习。还应注意总结经验,实现经验超越和知识提升的创造性思维,以实现新的发现和突破。

瞄准“人本化”定位

科学是指挥员,实践是战斗员。记者是否具备一定的新闻思维能力,就要看其在具体工作中的实践能力。作为从事经济领域报道的党报记者,怎样从改进和创新经济报道着手,采写出让读者共鸣的经济新闻报道来呢?

毋庸讳言,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相比,当前经济新闻报道中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诸如新闻性不强、思想性不足、现代味不浓、鲜活味不够、定位不明确、重物不重人、新闻源狭隘、报道欠平衡、“抢”新闻不力和评论类“短腿”等。我们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改革创新,努力践行“三贴近”,把体现党的主张与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不断增强经济报道的亲和力、吸引力、感染力和公信力。

首先应从“人本”的角度出发,不妨“大题小做”反映民生。经济报道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即使是重大经济题材也不例外。这就需要报道经济新闻的记者用平视的目光,去了解百姓的生存状况、真实想法、愿望和要求,努力拉近与读者之间的距离。用体验的方式去感受百姓的酸甜苦辣,使经济新闻富有人情味,体现出媒体浓浓的人文关怀。

其次,关注民生,聚焦经济生活热点难点,比如,房价居高不下,普通百姓如何安居?劳动力严重供过于求,就业再就业难题如何破解?农民能否像城里人一样享受低保?大量农民工能否实现病有所医、伤有所治?作为经济新闻记者,如果能把这些民生报道列入议事日程,尤其关注与百姓经济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正确引导经济发展走向,帮助人们释疑解惑,这样经济报道就会逐步确立在读者中的威望和地位。

第三,从关注人性的角度出发,又不失经济报道的政策高度。人是一切经济活动的主体,理应成为经济报道中的主角。小到一个社区、城市,大到一个国家乃至世界,经济活动最终还是要“落脚”到普通百姓的生活中来。经济报道在关注人的生存状况、历史环境变迁、社会价值取向等深层的问题时,有意识地调整自己的报道思路和写作方式,尤其在深度报道中注意拓宽人文视角。有了这样的视角,报道才能更加深入、全面,才能有灵魂。

一些人往往认为,经济报道需要的只是理性的思考,不需要“人文关怀”,但事实证明,充满感情的经济报道更容易吸引受众。比如在两会的报道中,报道一件提案的通过,惯常的报道是某某次会议通过了某某提案,内容是什么。但读者更希望了解的是,这件和生活密切相关提案的前因后果,这样富有内涵话题的经济报道形式,更为广大读者所接受。

第四,从社会化的角度,提升经济报道的服务性和针对性。从经济角度报道一些社会生活领域的现象,不仅能满足正日渐细分的读者的多层需求,而且对经济报道的思路也是一大拓展。经济新闻绝不是简单的行业经济和工作报道,还应当包括社会文化生活等综合范畴。对涉及读者利益、与经济相关的教育、体育、文化、休闲等领域进行深入报道,并在深度和广度上很好地结合起来,可起到服务百姓的积极作用。

要以经济视角关注政策措施的变化并加以解读和诠释,用经济眼光分析社会生活领域现象,使经济新闻报道手法丰富多彩。当然,经济新闻社会化的手法也对我们业务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须学会运用经济、文化、社会、政治等各方面的知识,调查、透析新闻背后的东西,进行深入浅出的解读,才能作出有价值的判断和报道。

着眼“大财经”视角

进入21世纪后,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公众对经济生活中诸如住房、汽车和股票等关注度不断提高。如何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做好财经新闻报道工作,已成为省级党报等综合类媒体的一项现实课题。

要从关注事件和人物入手,让财经新闻生动化。为了吸引大众的眼球,改变党报财经新闻的生硬面孔,还需要我们在挖掘经济信息的深度和广度的同时,力求以情节化的形式提供各种经济信息,阐述各种经济关系。也就是说,财经新闻应当更多地从大众身边的经济生活入手,采用个性化和情景化的故事描述手法来讲述新闻内容,尽量拉近与普通读者的距离。

在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的情况下,任何硬性的宏观经济态势或调控措施,都可能对人们日常的经济生活产生重大影响。反过来,财政新闻的报道从微观角度入手,从人们身边的故事入手,阐释宏观的经济态势变化或调控措施产生的影响,既可增加新闻的可读性,又能使问题变得深入浅出、形象生动,甚至更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和思考。

要克服财经新闻“专精深”的弊端,达到通俗解读的目的。作为综合类媒体,其报道定位应当在专业读者和普通读者之间寻求一种相对的平衡,对专业问题进行大众化解读,只有让受众“读得明白”,才能吸引读者的眼球。现实情况却是,许多综合类新闻媒体的财经报道,往往存在外行看不懂,内行不屑看,群众不愿看等现象。比如,报道经济增长不外乎GDP增长多少,比往年增长了多少个百分点;提到企业发展,就是创造了多少利税,在同行业中位居前列。由于缺乏必要的解读,忽视了广大读者的实际需要,使得财经新闻距离老百姓越来越远。在新闻领域中,财经新闻属于专业性和技术性较强的,涉及金融保险、资本市场和产业经济、公司新闻等等。如何把专业性较强的财经事实表现得富有说明性,一目了然,符合新闻通俗化的基本要求,就成为财经新闻从业人员的题中应有之义。

要摒弃财经新闻的生硬面孔,增强亲和力。财政新闻要摒弃教条式专业说教,或者简单罗列数字,必须更多地融入民生的因素,走平民化道路。大众关注财经新闻,不只是从专业性的角度,如行业发展等,更重要的是贴近现实生活中的经济变化,比如柴米油盐酱醋茶等等。财经新闻的报道应当更多地从读者的视角出发,从读者的需要入手,挖掘事件发展的实质。当前,各大综合性媒体纷纷增加满足普通大众对日常经济生活中的信息需求,加强财经新闻的服务性,就是明显例证。

当然,财经新闻的软化,并非走庸俗化的道路,平实不等于媚俗。在报道财经事件和经济政策时,除了从平民的视角着眼,也应当提供业内专家的阐释和意见,补充相关的资料链接,这样更能充分发挥党报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新经济政策措施范文第5篇

世贸组织的最大特点就是为各成员制定国际贸易政策提供了一套法律框架，即WTO规则，用来规范和约束成员的政府行为，以消除或限制各成员政府对跨国（境）贸易的干预。由于WTO规则绝大多数都与政府经济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有关，几乎影响到成员方经济管理的各个层面。因此，入世后受到第一轮冲击和挑战的是政府而不是企业。WTO各项原则都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每个成员国政府都必须按市场经济规律管理经济，做到政企分开，政府决策和执行透明化，政府管理规范化、法律化。可见，WTO对政府的要求涉及经济管理和经济体制方面的根本问题，由此给政府带来的挑战也是全方面、深层次的。

二、我国政府目前的经济规制有待改革

经过十多年的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中国已不是原来的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经济国家，计划的范围、程序、方法等许多方面均已发生重大变化。1994年以来，根据十四大精神，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中国全面推进了经济贸易体制的改革，使其与WTO多边贸易体制的适应性有了进一步增强。可以说，我国政府经济规制已有较大转变，但在某些方面仍存在一定差距与不足，主要表现如下：

1.经济法律还不太完善，目前政府经济管理中无法可依或法律依据不足的现象相当普遍，法律法规内容含糊不清，规定过于笼统，解释空间过大，造成执法难，随意性大，存在以部门、地方条规否定国家法律的现象。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依然存在。

2.透明度与政策的可预见性较差。目前还普遍存在政府部门主要以内部文件和规定作为管理依据，政策本身透明度不高，政策执行程序透明度更低。

3.经济政策统一性、稳定性、连续性不够，影响中国履行WTO的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义务。如一些部门和地方从自身利益出发，制定某些政策，缺乏统一协调，导致涉外经济政策相互矛盾、前后不一。中国统一大市场尚不完善，地区封锁和行业割据时有发生，各自为政、政出多门，影响中央政府统一对外履行承诺的能力。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面临的是一个新的环境，需要接受世贸组织已经制定好的游戏规则，我们不能擅自改变它，而只能遵守、支持这些规则。入世是推进我国经济市场化发展的历史契机，将为我国各方面的改革开放提供新的动力。因此，政府部门只有积极迎接挑战，在WTO的框架下主动改革，才能确保我国经济在全球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从而在全球化的激烈竞争中维护本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国家经济安全。

三、WTO背景下我国政府经济规制变革的原则性要求

由于WTO规则总体上体现了市场经济的一般原则，加入WTO对中国政府经济管理变革提出了某些原则性、方向性要求，这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概括说明：

第一、规范。它表示政府经济管理职能和行为首先要符合国家法律规定，要求经济贸易法律健全、政府依法行政；其次，政府经济规制不得与WTO基本规则和中国承诺的义务相冲突，符合国际通行做法。

第二、统一。为了统一履行对WTO承诺的义务，在涉及WTO多边规则的领域我们必须保证经济贸易法律和政策的统一实施，确保地方政府职能与中央的一致性，避免执法和行政过程中的随意性。WTO补贴与反补贴协议还对各国经济、贸易、财政、金融、科教、环保、地区和产业政策等提出了广泛的约束性要求。

第三、效能。政府经济管理要更新理念，从重审批转向审批与管理并重、管理与服务并重，要从全面监管转向以重点监管为主；改运动式、间歇式大检查大清理为常规的间接监管，显著提高政府监管水平，改进管理规则，及时发现问题及时个案处理，方便大多数守法企业，严厉处罚个别违法违规者。

第四、服务。市场经济是亲商经济，政府重要职能之一是为企业参与国内外竞争创造良好条件、提供服务。政府经济管理寓于服务之中，服务又寓于管理之中，特别是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政府公共服务水平是一国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方面。按照国际通行做法完善涉外经济活动的服务体系，是中国更好地利用加入WTO机遇的重要条件。

第五、透明。政府要具有较高的透明度、可预见性和稳定性，特别是在涉外经济活动中，所有政策法规要在指定媒体上公布，而且要提高制定与执行政策程序的透明度。实行听证制度，避免立策的随意性与盲目性，提高政策的稳定性和权威性，建立统一的法律咨询机构，统一对外解释法律与政策的具体内涵，保证企业能够随时了解政策变动。

四、WTO背景下我国政府经济规制改革具体措施建议

从形式上看，中国入世后政府所面临的挑战，较多地表现在涉外经济管理体制上，但进一步分析，则不难发现问题更源于经济体制本身。或者说，涉外管理的问题只是经济体制问题在一个特定方面的反映。在中国“入世”的背景下，一方面要加快对不适应世贸规则的涉外体制、法规和政策的调整，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要在深化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上付出更大努力。

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角色定位至关重要，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是政府、市场与企业的关系。在新的开放格局下，特别是经过亚洲过金融危机以后，对于政府强力干预扶持部分企业和产业发展的做法，必须持非常谨慎的态度。相比之下，创造一个有效率的市场环境更加重要，更具有基础意义。因为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立足点是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但比较优势要转化为现实的竞争优势，特别需要有效率的市场环境的支撑。体制转轨和市场环境不会自然形成，因此，强调市场起作用，并不否认政府起作用，但政府作用的重点和方式应根本性的转变。政府应当将自己的主要注意力、发挥作用的基本点明确无误地放到创造有效率的市场环境上来。

另一方面，不同国家存在很大差异。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仍然处于经济转轨过程中。这些特点决定了在现阶段政府转变职能，首先要从对企业的直接干预中抽身，集中精力搞好宏观调控与市场的“培育”和“完善”。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政府起作用的领域要多一些。显而易见，此时政府的作用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重要的并不是政府作用的“多少”，而是政府作用的“定位”和政府作用“范围”的合理性。

在明确政府作用的方向、重点和方式的基础上，今后一个时期应当选择若干重要而条件成熟的领域加快推进政府改革。具体而言，我国政府经济规制改革有以下几个方面：

1.转变政府职能和行为

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是中国加入WTO后履行相应义务和对外承诺的当务之急，也是中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内容。按照“规范、统一、精简、透明、服务、效能”的原则，建立符合WTO要求的高效的政府经济管理体系，减少针对中国的贸易摩擦和争端，同时也为各类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便捷周到的服务；要加速改革政府管理体制，转变政府职能，减少对经济活动的行政干预，简化审批程序，变微观直接管理为宏观间接管理，强化服务意识，健全服务功能；在全面清理中国已经颁布的经济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基础上，建立健全符合WTO规则的经济法律体系，强化依法行政的意识，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加强执法的监督检查工作，充分利用行政复议对执法进行监督；要根据中国加入WTO的新形势，尽快建立参与WTO多边贸易体系活动的协调机制和对各国经济贸易法律政策的评审机制。

2.改善宏观经济管理，妥善应对市场开放和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冲击

加入WTO以后，中国宏观经济管理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妥善应对市场开放和更高程度上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各种冲击，维持经济稳定。首先，在加入WTO市场开放的过渡期，实行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防止经济过热或过冷，是我们应对外部冲击的基础条件。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必须针对市场开放带来的宏观经济影响实行瞬时调节，防止由于小的失衡引发大的问题，影响经济稳定。其次，加入WTO将进一步加快中国向开放型经济的转变，中国必须建立健全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宏观经济管理机制，积极稳妥推进利率、汇率和其他经济参数的市场化，形成以市场调节机制为基础的高效的开放型宏观经济管理体系，增强其应变和防范风险能力。第三，面对更加频繁的资本流动和与国际金融市场更紧密的联系，必须改善金融调控，加强金融监管，强化对短期国际资本出入和大规模资本流动风险的管理，防范经济、金融全球化风险，避免感染国际金融危机，保障国家经济安全。

3.确立开放的产业发展模式，调整产业政策实施机制

加入WTO以后，中国产业的发展环境和机制都将发生重大转变。为了提高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适应参与更加激烈的国内外竞争的需要，必须调整中国现有的产业发展模式，规范产业政策手段，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首先，必须确立面向全球的产业发展模式，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策略。坚持产业发展的高起点，以国际竞争力为产业发展优先考虑目标，发挥大国经济效应，注重培养中国产业的动态比较优势，以一定的跨越式发展取代等距离追赶。其次，适应新经济和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的趋势，加快产业升级步伐。在抓住机遇扩大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同时，针对加入WTO对中国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挑战和压力，加快新兴产业的培育和整体产业升级，高度重视发展高科技产业，逐步改变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不利地位，争取更多的贸易利益。第三，按WTO规则要求规范产业政策手段。选择具有非专向性的政策手段，如放宽市场准入、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基础研究、竞争政策、加强政府规划指导和市场信息服务等，来促进重点产业的发展。第四，产业管理模式需要调整，政府职能的重点将由直接管项目、管资金转向产业发展规划指导和服务，行业管理部门的作用将大大弱化，中介机构的作用将会大大增强，市场机制将在产业发展中发挥基础性作用。

4.改革和完善国际收支的调节机制

加入WTO以后，国际收支调节复杂性和重要性更加突出，中国应按照市场开放的步骤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中国的国际收支调节机制。第一，在坚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和经常项目有条件自由兑换的基础上，逐步放宽汇率浮动的范围，根据中国主要经贸伙伴的经济、外汇情况以及国际金融市场状况，形成以市场为基础、比照一揽子货币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使人民币汇率逐步成为调节中国国际收支的重要工具，便于防范国际金融波动对国内经济的冲击，加强人民币在国际上的地位，促进中国对外开放和发展。第二，配合国内金融改革、利率市场化的进程，积极、稳妥、有步骤地开放中国的资本市场，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加强和完善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监测和管理，监测国家外债规模和期限结构，避免大的外债风险，建立防范机制，完备必要的干预手段，保障中国的金融安全。第三，完善中国的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必须做好与国内经贸政策的有效衔接。

5.建立健全产业救济保障机制，减缓市场开放的冲击

WTO允许各国建立产业救济安全保障机制，减缓开放市场对国内产业造成的冲击，确保产业调整的平稳进行。要抓紧建立进口产品监控体系和预警、保障机制，加强对进口的动态监测。完善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机制，尽快制定《保障措施条例》，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反补贴条例》，设立专门机构和培养专门人才；加紧出台《反垄断法》，完善《反不正当竞争法》，防止外国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的垄断，明确规定对垄断行为的认定、处罚、执法程序和执法机构；在对明显不符合WTO规则的技术性贸易措施进行修订和调整的同时，组织力量加强对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的研究，按照国际通行做法，建立和健全中国的技术标准体系，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健康。

6.加快建立符合WTO规则和国际通行做法的外经贸促进体系

清理并及时调整规范现行促进出口的政策措施，建立和完善出口信贷和信用保险制度、调整外贸发展基金使用方向、支持中小企业扩大出口；加强外经贸信息服务体系的建设，为企业提供高效的现代化信息服务；加快电子商务的推广和运用，研究制定相应的管理规章制度，鼓励中国企业积极参与电子商务；大力培育和促进中介机构的发展，使商会、协会等成为中国加入WTO后处理涉外经济活动可借助的重要力量。

另外，政府有必要广泛开展WTO知识的普及和人员培训，使全民熟悉WTO有关规则，从而在制定有关法规和日常行政管理中自觉遵守和利用WTO规则为中国服务；加紧培训一批WTO谈判专家人才，积极参与WTO规则谈判，更好地维护中国经济利益。

收稿日期：2002-02-25

【参考文献】

[1]PaulAsamuelson,WilliamDNordhaus.Economics[M].TheMcGraw-Hillcompanies,Inc,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