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经济新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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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经济新体制范文第1篇

关键词：新经济常态；房地产开发企业；内部控制

一、房地产企业内部控制现状

（一）内部控制机制建设未得到企业足够重视

就目前情况而言，虽然大多数房地产开发企业均有内部控制机制，但在实际的操作中，因为内部控制制度所带来的经济效益需要在很长一段时间后才能够突显出来。因此，企业的相关领导并未真正认识到内部控制制度的重要作用，往往只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了如何开源的问题之上，而忽视了节源问题。

（二）内部控制专业管理人才缺乏

随着我国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国家各种宏观政策的颁布，房地产开发企业在市场经营及施工方面的压力也逐渐增加，企业对于专业性管理人才的要求也愈加严格。但就当前而言，大多数房地产企业都极度缺乏拥有丰富管理经验以及专业技能更高的内部控制管理人才。同时，内部控制制度的构建涉及到财务、经营以及管理等诸多方面，内部控制工作更加复杂，对相关工作人员的要求也越高。我国的内部控制管理人才专业技能不足、专业素质不够，这些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企业内部控制工作的顺利进行。

（三）内部控制制度实行的难度较大

房地产开发企业在项目开发的过程中需要经过较长的时间周期，从项目地址的选择、项目的立项、土地的征收、居民的拆迁、施工场地的探测开发、项目设计、招投标、施工到后期的合格验收、销售移交，需要历经很长的一段时间，短则数月，多则数年，具有较大的时间跨度区间。与此同时，房地产项目在具体施工、发展、完成的整个过程中，涉及区域十分广泛，不仅牵涉到建设施工企业、城市规划局、施工材料供应方、设计单位等多个主体，在项目进行的整个过程中，还需要多个工种的合作协调。除此之外，企业在项目开发的前期需要投资较多的发展资金，进而在该阶段企业需要面临较大的财务风险。以上诸多因素，均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房地产企业内部控制机制的实施难度。

（四）企业监督体系缺乏

企业在进行监督评审时主要依赖企业的内审机构，但在企业实际的发展中，企业的内审机构多数是以财务机构进行统一分配管理的，并未构建成一个独立的监督系统。除此之外，内部审计的工作职能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多只是进行简单的会计账目操作工作。同时，企业监督体系的缺乏使得企业在主观上直接忽略了各个机构部门的工作效率、内部审查工作以及内部控制制度等评价工作，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有效实行受到影响。

（五）缺乏完善的企业文化

完善的企业文化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的员工的思维与行为方式，有利于提高企业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有利于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但目前来说，多数中小型房地产企业尚未构成符合自身实际发展情况的企业文化。

二、加强房地产开发企业内部控制的相关策略

（一）构建良好的企业内部控制环境

企业内部控制环境的良好与否将会对企业内部控制管理的效果产生直接的影响。从管理者角度而言，企业的相关管理人员，应提高自身对于内部控制体系的认识，深入了解内部控制制度对于企业发展的重要意义。而对于企业的员工而言，企业应该要注重员工的培训工作，以各类知识的宣传、技能培训活动来提高员工对于企业内部控制机制的认识，促进内部控制制度的行，构建良好的企业文化，增加企业的凝聚力。与此同时，企业还应该努力构建相应的内部产权制度， 充分借鉴国外优秀企业的发展经验，结合自身实际发展情况，创设相应的董事会，实现企业内部员工与企业外部员工的紧密联系，保证内部控制制度监督系统的科学性与完善性。最后，企业还应重视自身的文化建设，有计划、有目的开展企业活动，让企业的管理者、企业的员工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形成凝聚力，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增加员工工作的幸福感。

（二）加强业务监控，以成本为杠杆

动态成本与目标成本是组成成本管理的重要部分。其中，目标成本不仅是项目成本的控制线，更是成本管理的重要基础，目标成本的合理化将有利于项目成本的有效控制。同时，成本管理的关键是动态成本管理，它起着直接反馈目标成本执行的重要作用。因此，企业需要进一步强化业务的监控力度，提高业务的监控水平，坚持以成本为主要杠杆。在具体操作时，企业需要关注这几个方面：目标成本变更与形成的评审工作、动态成本与目标成本差异的监督工作，加强目标成本与战略联系。

（三）从业务流程优化着手，构建完善的内部控制

为了构建完善科学的内部控制制度，企业可以从业务流程的优化作为主要着手点。第一，构建招投标内部控制制度，企业在强化招投标管理的规划建设时坚持以系统的观点看待问题，严格控制合格供应商的管理程序，促进合格供方库的建立与完善。在制定企业单项招标计划及招标年计划时，需充分考虑公司的项目进度以及公司的发展战略。第二，加强合同管理方面的内部控制工作，合同的管理工作应该包含材料设备合同、土地合同以及工程合同等与工程合同相关联的信息管理工作。最后是加强客户关系管理的内部控制工作，房地产行业在逐步发展过程中，逐渐由原来的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客户的满意度逐渐成为影响房地产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企业在进行客户关系管理的内部控制时，可以从售前、售中、售后这三个阶段进行操作。

（四）加强会计系统的内部控制

一方面，我国企业的会计多数只是进行单纯的会计核算工作，大部分企业的会计工作都只是报账工作，在确认具体的经济业务的过程中，企业管理决策层起着重要的主导作用，企业的会计工作的独立性无法保证、企业的管理与监督职能被极大的弱化。另一方面，我国的会计制度、准则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都是政府起着重要的主导作用，企业的会计信息多沦为对外的公共产品。因此，企业内部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动力减少，少数企业甚至会存在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提供虚假会计信息等行为。

保证会计系统的科学性、有效性，不仅有利于真实、客观的记录经济业务信息，有利于相关会计事项信息的披露，还有利于会计战略的重新定位。在新的经济发展形势之下，现代会计的地位有所提高，其存在的意义除了为内部管理提供服务的工具之外，还需要会计系统与管理的联系，随着经济的发展，会计传统的核算内容也开始进一步延伸到有形资产、无形资产管理等方面，它将有利于企业管理控制系统的完善，有利于整个组织效率的提高。当金融危机爆发时，企业的会计系统为了有效的防范风险，促进风险的最小化，可以构建相应的风险防控系统，从风险提示、防范、控制、管理这四个方面进行具体操作。

（五）实行全方位的风险评估

想要进一步提高企业的内部控制效率、保证企业内部控制的效果，企业需要重点关注风险评估与环境控制这两个方面。就国外企业来说，其多数采用SWOT风险分析方法，对外分析外界威胁与机会，对内分析自身的短处长处、劣势优势，从内外两个方面来制定自身的发展计划。就国内企业而言，房地产企业也可以在多个方面采用SWOT这种的分析方法，在企业进行日常内部控制时采用这种方法，在制定战略目标时采用SWOT分析方法，以此来降低内部控制目标风险。企业在进行具体风险评估时，除了需要历经风险的辨别过程、风险的分析过程。还需要历经风险的管理、控制过程。在这一阶段，企业还需要注意防范因内外部环境变化而导致的风险问题，有条件的企业还可以聘请专门的风险评估机构，以提升自身的风险评估能力。

三、结语

就房地产开发企业而言，其内部控制的构建与完善不仅可以提高企业的经营水平，还有利于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促进企业发展的可持续行。但目前来说，在新常态经济形势之下，房地产企业内部控制还存在着较多的问题，而想要彻底的解决这些问题，房地产企业还需要不断地探索努力。

参考文献：

[1]马改荣.探讨房地产开发企业内部控制的构建与完善[J].企业改革与管理， 2014（17）.

[2]丁敏.YX房地产开发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优化研究[D].中国海洋大学，2014.

开放经济新体制范文第2篇

关键词：自由贸易区；开放型经济；湖南

中图分类号：F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283（2016）11-0093-03

[作者简介]刘婷（1980-），女，汉族，湖南长沙人，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国际贸易；陈娇娇（1993-），女，汉族，福建三明人，本科，研究方向：国际贸易。

[基金项目]2015年湖南省高校创新平台开放基金项目“经济开放进程中的壁垒风险防控研究”（项目编号：15K070）的阶段性成果之一；2014年湖南涉外经济学院科学研究项目“对接上海自贸区 构建中部开放经济新高地的湖南策略研究”成果（湘外经院科字[2015]3号）。

2013年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成立， 2014年确认了上海自贸区扩区方案，并新增广东、天津、福建三个自由贸易试验区，搭建了自贸区的“雁行”格局。2016年9月，在辽宁省、浙江省、河南省、湖北省、重庆市、四川省、陕西省新设立7个自贸试验区。自贸区建设的稳步、持续推进，既与国内改革与对外开放协同发展，又与国内经济体制演进与经济全球化体制的新变化相兼容，在以更大的开放促进更深入的改革。在此背景下，受资源要素、区位因素、经济基础以及机制政策等多方条件约束的湖南省，相比东部沿海地区已存在一定差距。如何因势利导地利用和应对自贸区建设的效应和影响，对湖南省的经济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一、湖南省开放型经济的发展现状

（一）贸易规模稳步扩大

湖南省贸易规模由2006年的735亿美元增长至2015年的2937亿美元，虽在2009年和2015年有所下滑，但总体稳中有升。其中，出口规模由2006年的509亿美元上升至2015年的1918亿美元，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2009年湖南省出口额从2008年的841亿美元减少至549亿美元，同比下降3472%，此后又迅速回升，2012年攀升至1260亿美元，2014年更一度突破200亿美元；进口规模则由2006年的226亿美元增长到2015年的1019亿美元，除2015年略有下降外基本呈稳步上升趋势。从贸易差额来看，2009年贸易顺差一度收窄，但2011年后又持续扩大，2015年超过90亿美元。

（二）贸易伙伴趋于多元化，一般贸易方式占主导地位

香港和美国是湖南省的传统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持续增长，与东盟国家双边贸易虽有所下降，但依旧位列前三位。此外，与韩国、澳大利亚的双边贸易因得到了快速增长，对日本、德国、澳大利亚等国呈现贸易逆差。就贸易方式而言，湖南省以一般贸易为主，但其所占比重有所下降，加工贸易以进料加工为主。

（三）贸易商品结构逐步优化

出口商品结构进一步优化，猪肉、茶叶、烟花爆竹、陶瓷等湖南省具有传统比较优势的产品仍占据一席之地，但总体比重有所下降；机电产品出口持续增长，在2015年贸易总额略降之时仍逆势增长206%；此外，箱包鞋类和纺织品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持续增长，但2015年略有下降。从进口商品结构来看，机电产品和资源类产品仍是主要进口大类产品，机电产品进口额逐年增长，其中电器及电子产品进口增长迅速，机械设备和仪器仪表进口先升后降；受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影响，资源类产品进口量增价跌，以铁矿砂为例，2015年进口量达到2338万吨，进口额仅为1333亿美元，相比2014年贸易量和贸易额分别增长153%和下降302%。

（四）使用外资额持续增长

2015年湖南省新批外资项目562个，合同外资11823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11564亿美元，比2011年增长了8802%；第二产业仍是湖南使用外资主导产业，占比近七成，以制造业项目突出；亚洲国家和地区依旧是湖南省使用外资重要来源地，此外大洋洲、欧洲和北美洲对湖南省投资增长迅速。湖南省使用外商直接投资以外商独资方式为主，中外合作企业合同外资增幅明显。

（五）对外投资平稳发展

2015年湖南省实际对外直接投资额1479亿美元，同比上升559%。截至2015年底，湖南省累计共核准境外企业1177家，实际对外投资额7553亿美元，对外经济合作分布在全球90个国家和地区。亚太地区是湖南省企业“走出去”首选目的地；民营企业是湖南省“走出去”主体，数量和投资金额均超九成；投资行业以制造业、矿业开发、农业以及对外贸易等行业为主，分布较广，但集中度不高。对外合作有所突破，2015年湖南省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共新签合同额5914亿美元，同比增长139%；完成营业额5176亿美元，同比增长271%，其中对外工程承包完成营业额3115亿美元，同比增长208%。对外承包工程主体以中央在湘企业及国有企业为主，主要分布在亚非拉地区。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外贸依存度偏低，贸易规模仍旧偏小

2015年，全国外贸依存度为3628%，贸易规模居首的广东省更是高达9376%，中部六省平均依存度为1127%，而湖南省以628%排在中部六省的末位。2015年湖南省进出口总额在中部六省位列第5位，全国排名第19位。进出口总额、出口额、进口额分别占全国的074%、084%和061%，与广东省相比差距巨大；相比同属中部的省份河南，湖南省贸易规模也不及其一半，分别为河南省的3966%、4452%和3310%。

（二）高附加值、深加工产品较少

湖南省出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进口的资源类产品，都占据贸易总额的一定比重；机电产品贸易规模扩大，尤其是设备零部件出口的增加，反映了参与国际分工程度的深化，但总体技术水平不高，仍处于价值链中低端；传统优势行业现代化程度仍待进一步提升。

（三）使用外资质量与对外投资水平不高

湖南省使用外资质量不高，存在重复建设问题，外资来源结构有待优化，对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项目有限，大型项目较少，2015年实际到位投资超过1亿美元的项目仅4项。虽然湖南省“走出去”步伐加快，但对外投资主要集中在传统市场，劳务输出技术含量偏低，技术型人才输出有限。

三、自贸区建设对湖南省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对湖南省而言，受到上海自贸区和广东自贸区的影响更为突出。

（一）机遇

1为湖南省善用区位特点对接不同自贸区开辟了发展新路径

湖南省囿于地理位置所限，虽不像江浙等长三角地区受到上海自贸区的直接正面联动效应，也不受广东自贸区涵盖的珠三角地区所辖。但北临长江，直接参与长江开放经济带建设，南接广东，融入泛珠地区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拥有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过渡带、长江开放经济带和沿海开放经济带结合部的区位特点，处于多个自贸区交叉辐射区域，有利于湖南省借助东伸南扩发展开放型经济开辟新途径。

2为湖南省产业结构优化拓展了发展新空间

湖南省可利用自贸区及其周边发达地区产业转移、技术资本外溢的机遇，拓展装备制造、钢铁、有色、烟花爆竹等传统产业发展空间，借助梯度转移实现产业动态升级，避免即使产业结构优化但仍处于分工底层、陷入比较利益陷阱的困境。湖南省开放型经济中第三产业比重偏低，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规模和速度有限。现代服务业是我国自贸区改革的重点，智力要素密集度高，产出附加值高，资源消耗少，环境污染少。利用自贸区建设的外溢效应和示范效应发展现代服务业，有利于创造新的优势产业和要素资源。

3为湖南省吸引外资提供了发展新契机

通过自贸区产业调整的资本外溢和自贸区平台拓宽引资渠道能有效加强湖南省的引资能力。一方面注重吸收和引进附加值高、技术先进、配套优良、环境友好的项目，由传统制造环节、加工环节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提高技术研发能力、资本积累能力和销售水平，提高全产业链竞争水平；另一方面引导资本流向战略性新兴产业，改善湖南省经济发展结构。此外，通过借助自贸区平台，拓宽湖南省在进出口贸易、引进外资、对外投资等多渠道，增强要素汲取能力，促进先进要素的聚集，优化资源配置，实现要素组合的跨越式变革和合理布局。

（二）挑战

首先，自贸区赋予区内企业贸易便利化、投资自由化等优惠政策，使自贸区成为高端产业和要素资源的聚集地，“虹吸效应”在短时间内会导致湖南省的高端人才、高端企业以及企业中的高端部门流出，不利于湖南省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竞争力提升。

其次，四大自贸区实行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对湖南省吸引外资能力产生一定冲击。

第三，湖南省在内的内陆型海关特殊监管区建设面临着区位优势不明显、物流通道不畅等先天不足，与自贸区相比，湖南省的进出口通关率较低，本地综合保税区的发展面临较大压力。

第四，继上海自贸区成立、扩区以及广东、福建、天津自贸区的成立，示范效应在全国形成了申报自贸区的热潮。与其他地区相比，湖南省在地理位置、经济基础方面并无优势，面临着较大的竞争压力。同属中部的湖北省已被批准成立自由贸易试验区，而湖南省申报自贸区的工作还处于准备阶段。

四、促进湖南省发展开放型经济的对策建议

（一）打造区位综合优势，拓宽开放渠道

湖南省应充分利用自身的区位特点，密切与长三角和珠三角的经济联系，争取更大、更强的自贸区辐射效应。首先，通过加快对接上海自贸区和广东自贸区，加强与传统的港澳日韩等亚洲地区贸易联系，拓宽湖南省比较优势产品出口的途径，拓展国际市场；此外，利用航空、公路、水路和铁路构成的立体交通网络，力争成为华东华南地区产业西迁北上、西部资源东输南下以及东西和南北贸易交流的枢纽，降低物流成本。

（二）承接产业转移和优化产业结构同步，积极发展战略新兴产业

湖南省应积极利用中国经济最发达两个地区自贸区建设带来的要素流出，发展本土工业、服务业体系，承接相关产业，并利用产业转移机会和自贸区平台机遇，完成对传统优势产业的改造和升级，引进和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培育开放型经济发展新优势。一方面承接产业转移的同时注重优化产业结构，鼓励反梯度产业转移，发展高端制造业和加工制造业中的技术环节，加快产业链向高附加值环节延伸，缩小与东部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并加快对湖南省传统优势产业的现代化改造，提高农产品加工和资源类产品加工程度和技术水平。另一方面应培育和发展新能源、新材料、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等战略新兴产业，积极推进包括跨境电子商务、交通运输、动漫制作和旅游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辐射相关产业并带动湖南省的产业结构升级。藉由产业发展优势创造新的出口优势，提高湖南省产业国际竞争力，扩大贸易规模和优化贸易结构。

（三）深化“引进来”内涵，加快“走出去”步伐

湖南省应完善要素自由有序流动机制，加快外资政策和投资准入的负面清单制定，完善“引进来”体制；创新使用外资内容，扩大引资规模同时注重引资行业多元化、引资地区多元化、引资方式多元化，丰富“引进来”形式；加快交通基础设施、信息网络、人才培养、工业园区等建设，改善“引进来”环境。通过自贸区平台以及借鉴和学习自贸区建设经验，深化“引进来”内涵，实现引资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相辅相成。在“走出去”问题上，改革对外投资审批机制，提高审批效率，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引导和鼓励企业灵活选择新设和并购等方式“走出去”，根据资源获取型、市场获取型、技术获取型等不同目的及自身状况审慎选择投资目的地，熟悉东道国环境，加快企业“走出去”步伐。

（四）构建对外贸易平台，完善开放经济环境

湖南省可借鉴自贸区经验，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提高政府治理能力和管理绩效，构建和国际贸易规则体系相适应的政府管理体系；完善与自贸区所在地政府联系对接，通过政府联系、部门联系、条线对接等综合立体对接机制与对应部门保持密切联系；及时了解自贸区在模式管理、政策措施等方面的动态，为深层次对接乃至未来自贸区申报和建设提供借鉴。此外应加强本土人才培养，拓宽人才引进渠道，改善人才待遇，减少高素质人才外流；鼓励高校和科研机构技术创新，促进产学研结合，加快科技转化速度，加强湖南省科技创新。通过构建高效创新的对外贸易平台，完善开放经济环境，促进湖南省开放型经济更好更快发展。

[参考文献]

[1]周汉民我国四大自贸区的共性分析、战略定位和政策建议[J]国际商务研究，2015（4）：36-46

[2]张幼文自贸区试验与开放型经济体制建设[J]学术月刊，2014，46（1）：11-19

开放经济新体制范文第3篇

关键词：国际短期资本；金融市场；冲击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3）01010702

1引言

自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短期资本流动越来越多，速度越来越快，提升了世界范围内的资金配置效率，与此同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金融市场波动和冲击。远到二十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90年代的英镑危机、意大利里拉危机，以及具有深远影响的亚洲金融危机，近到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无不与国际短期资本流动有关。同样，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深入发展，存在大量的隐性国际短期资本流动，避开管制冲击中国的金融市场，给宏观调控和宏观经济带来较大的影响。新兴市场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结构和制度基础具有较大的差异，当前面对资本项目开放，国际短期资本流动更是是关系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大事，我国的金融市场不够发达，市场结构不合理，经济结构失衡严重，伴随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和利率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入，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冲击将会更为严重，如果不加以预防，其后果将难以想象，因此，研究国际短期资本流动对金融稳定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国际短期资本流动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冲击

（1）利率市场化、浮动汇率制度和全球性的流动性过剩，是引发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重要因素。

从上世纪80年代，国际短期资本流动规模巨大，速度加快，给整个世界产生深刻的影响和严重冲击。伴随着各国金融市场的自由化、国际化和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以及金融创新、衍生工具大量涌现（金融衍生产品的种类达1200余种），国际短期资本流动规模迅速扩大，速度越来越快。1985年，美国十大机构投资者管理的资产总价值为9690亿美元，10年后（即1995年）上升到2.4万亿美元。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资料，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之前，国际金融市场上流动的短期银行贷款和其他短期证券至少有7.2万亿美元。国际清算银行2004年就报告：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外汇市场日交易量从1.5万亿美元升至目前创纪录的1.9万亿美元，这当中90%在从事国际金融投机，而用于支付国际贸易和投资的还不到10%。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再次显示衍生金融市场的强大功能和短期资本国际流动的跨国效应。

国际短期资本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中一股最为活跃的力量，它有力的影响着国际金融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配置，改变着各国经济运行的效率，使各类金融交易的供求关系和价格信号的可变性与不确定性明显加大。规模巨大、流动快捷的国际短期资本对各国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和各类经济主体的微观决策均产生了重要影响，给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带来直接或间接影响。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规模、形式和动因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其逐利性的本质和很高的流动性给东道国金融市场、货币体系造成冲击，成为影响国际金融稳定的重要因素而不得不引起各国高度重视。发达国家与新兴的市场化国家都深受其害，频繁的货币危机、金融危机带给整个世界深刻教训，墨西哥的货币危机、英国的英镑危机、意大利里拉危机、亚洲金融危机乃至最近发生的美国为源头的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造成难以治愈的经济后遗症，是国际短期资本影响金融稳定的最好佐证，这些教训不断给世界敲响警钟，已经引起各国政府和经济学界的高度重视。

（2）新兴市场国家与西方发达国际的市场结构和制度差异化，金融市场和经济基础薄弱，导致了国际短期资本流动对发展中国家的冲击更大。

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是国际短期资本流动冲击的主要目标，是引发这些国家金融市场动荡的重要因素。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为迎接全球金融自由化的挑战，解决国内资金短期的矛盾，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基础作用，不断加快金融改革的步伐，开放资本项目，逐步融入国际金融市场，减少市场摩擦，增加金融市场的功能效应。巨大的市场潜力和高额的资本报酬率为国际短期资本创造了良好的活动空间，国际短期资本流动改善了这些国家的资金环境，加快了金融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进度，提高了经济增长的速度。但投机行为产生了大量的经济泡沫，加速了发展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流动性过剩、资产价格泡沫以及通货膨胀，产生了大量 “热钱”，追逐房地产、基础资源和金融市场，形成资产价格的快速上涨，在泡沫经济挤破前又迅速撤离，造成流动性紧缩和通货紧缩，发生严重的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

国际短期资本流动问题，一直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际关注的重点，其危害之大从亚洲金融危机足以看出。国际短期资本流动在历次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危机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金融危机的直接导火索。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破坏性影响至今仍让人们触目惊心，尽管理论界对金融系统本身所具有的脆弱性早已达成共识，但是近年来频繁爆发的金融危机还是让各国政府防不胜防。新兴市场国家的市场环境、经济环境和制度环境是产生冲击和投机的根源，金融危机的本质就是资本流动性过剩，新兴市场国家爆发金融危机总是伴随着国际短期资本高速度、高频率、大规模逆转，导致一国金融市场极不稳定。在国内企业尚未成熟、竞争力较弱时，会进一步冲击产品市场，造成国内企业的倒闭和生产倒退。同时，国际短期资本大规模流入会使本币升值，产生扩大赤字的隐形激励，加大爆发危机的概率。在金融市场发育不成熟的情况下，产生资金错配，容易引发泡沫。因此，对金融稳定的研究和重视也被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3）中国存在大量 “热钱”，对金融稳定具有潜在的影响和冲击。

中国的资本项目逐渐开放，存在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风险，已经影响我国金融稳定。2002年以来，中国的国际资本流动由1997-2001年的净流出转为强劲的净流入。相当规模的国际短期资本流入我国境内，在经济金融运行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并成为我国“资金体外循环”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全球性的国际短期资本波动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导致了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的交替出现，也产生了金融市场的震荡。2007年以来的股市震荡，2006年以来房地产过热等，从现象来看与国际短期资本的介入是分不开的，国际短期资本的非理性波动导致市场价格虚高和严重的泡沫。因此，目前在中国存在国际短期资本冲击，对我国的金融稳定具有潜在的危害。

3积极应对国际短期资本流动冲击的意义

面对日益开放的经济环境，中国难以摆脱通胀与通缩的困境，人民币处于内贬外升的预期，金融危机过后西方国家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流动性过剩，导致金融市场始终受到国际短期资本的冲击和影响，造成经济波动和金融市场的不稳定。内因和外因共同的作用造成三大冲突的交融，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冲突、转轨时期新体制与旧体制的冲突、开放经济内外均衡的冲突，正是这些冲突导致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波动，并将这种波动传导到金融市场，影响到经济的运行和市场稳定。自从2002年以来，中国走出通胀紧缩，国际短期资本豪赌人民币升值，房价开始上涨；2005年的股权分置改革，并行汇率制度改革，2011年控制房地产热等等一系列制度变迁，伴随而来资产价格飞涨和经济泡沫的扩散和加重，使中国经济面临国际短期资本的冲击和影响日趋增大。中国经济经历高速发展的30年，经济结构严重失调，经济发展的动力不足，汇率制度改革、资本管制的放松会给国际资本形成流动的通道，造成国际资本兴风作浪的可乘之机。因此在当前国际背景下研究国际短期资本流动冲击至为重要，加强管制，防范风险，有效梳理，合理利用减少冲击的主线。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研究滞后，有建设性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成果不多，因此，研究短期资本流动和金融稳定问题，提升资本管制有效性，推动金融体系市场化改革，发挥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改革的协同效应，建立起市场风险防范机制，减少行政手段，以避免造成经济的大起大落是重要的课题。

参考文献

[1]尹祖辉.国际资本流动的近期特点与发展趋势[J].金融与经济，2006，（12）：8889.

[2]王世华，何帆.中国的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现状、流动途径和影响因素[J].世界经济，2007，（7）：1219.

开放经济新体制范文第4篇

所谓城市群是在特定的区域范围内云集相当数量的不同性质、类型和等级规模的城市，以一个或两个特大城市为中心，依托一定的自然环境和交通条件，城市之间的内在联系不断加强，共同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城市“集合体”。城市群不是空间上相邻的若干个城市简单的聚集，而是通过物理网络（公路、铁路等）和信息网络紧密联系的一个整体。我国将形成十大城市群，即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山东半岛、辽中南、中原、长江中游、海峡西岸、川渝和关中城市群。

从内在联系看，城市群具备发达核心组织能力、较完整的城镇结构体系、快速便捷的交通运输体系以及较发达的区域经济。城市和区域经济存在相互作用，城市群是区域经济发展和城镇结构演化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区域经济从发展到成熟，其空间结构演变就表现为由点到轴、由面到网的城市化过程，此即城市群或都市圈形成的过程。因此，城市群是区域经济发展成熟的标志和城市化的高级形式，其立法也必然寻找高级法形式即经济法。从区域经济的发展阶段分析，城市群是区域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规范其活动和行为的现代法杰出代表——经济法与之正好相互匹配。从其组成观察，城市群集合了核心城市和城市，各个城市之间有交通走廊相连，社会经济关系复杂密切，纵横交错，但其一体化程度远高于城市群外的城乡，其法律规范也应当因其更加公私法兼容而呈现经济法的特点。

聚集与扩散是城市经济区域形成和发展的内在机制，它们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扩散必须以一定程度的聚集为基础，聚集到一定程度必然产生扩散，而扩散又扩大了对新的经济活动的吸聚力，从而创造了新的聚集条件，新的聚集又为新的扩散创造条件，由此推动经济法律关系的动态发展。聚集过程导致集中型城市化，扩散过程引起扩散型城市化。城市群就是在聚集——扩散——再聚集——再扩散的链式过程中不断得到强化和升级。经济法的特殊魅力恰恰在于产业经济法等相关部门法能很好地为其导航、护航，并不断巩固其发展成果。

中原城市群聚少散多的特点与经济法的作用发挥

中原城市群通常是指以郑州为核心，以洛阳、开封、新乡、焦作、许昌、济源、平顶山、漯河在内共9个省辖（管）市构成的城市群体。其中，特大城市2个，大城市4个，中等城市2个，小城市15个，县城34个，建制镇374个。

首先，中原城市群城镇布局呈明显的交通聚集束，这就使经济法的社会法作用能够得到更好的发挥。中原城市群相对集中于京广、陇海、焦枝线上，其中京广线上有4个（新乡、郑州、许昌、漯河）；除郑州市以外，陇海线上有2个（洛阳、开封）；焦枝线上有1个（焦作）。中原城市群的8大城市中有7座都位于中央铁路线上，比例达87.5%。其余15座小城市中位居上述三条中央铁路线上的有8座，占小城市比例的53.3%。由此可见中原城市群呈明显的交通聚集束状态。这一情况虽有利于物资的快速调配，但也容易滋长计划经济的惯性思维和做法。因此，要多用市场规制法进行调整，该让市场去做的绝不要有政府包办代替，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管理只在“市场越位”时进行弱干预，比如反垄断和加强市场监管等。

其次，中原城市群在空间布局上具有明显的分散性，应充分发挥经济法的政府强干预作用。中原城市群的特大城市间的空间直线距离平均为D=125.4km，这一数字远远高于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唐地区，也高于周边的关中和武汉地区。可见，中原城市群的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分散性特点。由此可以看出，这里将需要更多行政手段的运用，具体以适用经济法的宏观调控法为宜。

依法平衡协调中原城市群的城市格局

中原城市群的型构集中反映了河南这一中部省区经济发展的空间特征，然而，这种聚集——分散型的空间布局对区域经济的整体发展来讲是弊大于利的。一般来说，分散的型构是区域开发到高级阶段、城市体系成长到成熟阶段后常见的空间布局。中原地区目前正处于区域开发的初、中级阶段，城市体系还不够成熟，需要城市布局有较强的聚集性。可是，中原城市群区内城市空间联系松散，这就必将导致城市功能难以更好地发挥，从而不利于使中原城市群做到强基固本。

中原城市群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局面，首要的原因是中原城市群缺乏规模较大的首位城市。首先，郑州虽说是首位城市，但由于城市规模不大，首位度只有1.43，不能发挥核心城市的聚集和辐射能力。中原城市群除了郑州核心区外，还有豫北新乡、焦作核心区，豫西洛阳核心区，豫中南平顶山——许昌——漯河三角核心区，豫东开封——商丘核心区。这些核心区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大作用，同时也削弱了郑州作为首位城市对这些地区的辅射作用。这一格局造成了该城市群的特殊样态。其次，郑州距离周边特大城市太近，东临徐州、济南，南临武汉、广州，西临西安，北临北京，东南与南京、上海相临。这些城市的中心强度远远超过郑州。郑州位居这些特大城市的中间低谷地带，从而很难形成全国性或世界性的中心城市。也就是说，中原地区已被周边更高一级的中心所分割。

正确的做法是，依法平衡协调中原城市群的城市格局。所以，中原城市群的发展应加强以郑州为中心的周围城市间的横向联系，形成一个强大的大中城市核心区，以“群”的力量开展对外交流，以“群”的力量带动全省发展。具体来说，可采取“一个中心、一个次中心、一条工业走廊、三条轴线”的发展格局。一个中心是指郑州中心，次中心指洛阳，一条工业走廊指郑洛工业走廊，三条轴线指京广、陇海、焦枝三条轴线。当然，这种格局并不仅仅是为了突出物理网络的现实意义，而是要突出各种发展要素在网络之间的高效合理流动，强调经济法平衡协调理念的切实贯彻和责权利效原则的真正坚持。

依法推进中原城市群的区域产业发展

城市群的综合经济实力是建立在雄厚的产业基础之上的。目前，中原城市群在国民经济中的影响还不大，中原城市群的GDP相当于长江三角洲的1/6和珠江三角洲的1/3。出现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首先在于产业基础不够深厚。虽然中原城市群的煤炭、石化、机械、食品、有色冶金、电气等工业有较好的基础和一定的规模，但并没有形成在全国有突出效应的产业集群，经济结构不尽合理，技术水平相对落后，经济效益差。可以说，产业构成仍是以传统产业为主，高新技术产业比重很小，劳动密集型产业仍占据绝大多数比例。另外，中原城市群的不少城市在主导产业选择上，也突出存在着重复投资、产业雷同的问题。各城市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大而全”、“小而全”的布局倾向。有些城市之间只是存在经济规模的差异，在产业结构上并非能够形成互补。由于城市间缺乏合理的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从而制约了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抑制了城市群整体联动效应的发挥,导致各城市从原材料到产品市场的争夺战，造成财力、物力和人力的浪费和效率损失。

要使中原城市群有限的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避免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必须在加强宏观调控的基础上，积极探索以构建中原城市群产业生态链为目标的产业发展机制，按照“优势互补、互惠互利、联合发展、共同繁荣”的原则,在产业布局上做到整体布局、区域分工、优势互补、适度竞争。在这一过程中，每个城市在突出和壮大主导产业的基础上，都应在产业链聚集和延伸上下功夫，构筑完整的产业链条，提升产业聚集度。特别是在招商引资上，各个城市应突出产业链招商而不是单个项目的引进，并在产业链配套上多做文章，发挥竞争法（经济法的核心法）和产业经济法（经济法的一个重要部门法）对产业布局和产业促进的重要作用。

中原地区产业发展的现实情况主要有以下内容：纺织工业要大幅度增加出口配额；机械工业虽具有一定的出口能力，但需要提高国际竞争力；建材工业中，玻璃产品居全国第一，水泥年产量居全国第六，发展势头较好；化学医药产品结构不合理，面临国际市场竞争，应大力发展中成药；电子工业在全国同行业中排名靠前；冶金、能源工业中有色金属工业十分关键，要提高技术水平，其中能源工业中电力工业被冲击不大，煤炭工业受到的影响较大。考虑到中原城市群产业结构调整的治理对策，经济法发挥作用的重点应当是：巩固基础产业，努力开发优势资源，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改造传统产业，大力扶持第三产业。重点应放在发展高新技术、高效益产业上，工业布局要向更深层次开发与加工转化。

依法调整中原城市群的区域经济关系

目前，中原城市群协调发展的重要障碍是制度因素所造成的行政区分割，行政区分割导致不同行政区域政策和制度之间的相互冲突与矛盾，形成了各自为政的诸侯经济。由于产业之间的利润率差别较大，每个地区都不愿放弃高收益产业，因而重复建设屡禁不止，城市间产业的合理分工难以形成。毫无疑问，城市间利益的协调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采取经济法综合调整的方法加以解决。联手共建区域性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体系，充分发挥市场在区域利益调节中的主导作用，弱化区域利益调节中的行政干预手段。构建中原城市群产权交易共同市场，通过资产纽带联系，实现企业之间和城市之间的资产重组和利益整合。逐步打破地方利益主体、经济主体和管理主体“三位一体”的传统格局，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规范地方政府的宏观调控行为。在制订政策时应综合考虑该地区的综合因素，加强政策的整体性,注意政策的纵向协调和横向协调。进一步强化一体化管理体制的建设，以市场手段为主，行政手段为辅，成立政府层面的协调机构，如郑东新区管委会等。现阶段政府在中原城市群发展尤其是大型基础设施和重点城市建设中所发挥的主导作用是一个优势，从而促成了政府可以通过相应的政策措施和财政手段有效地调控城市群各城市的发展。政府应重点发展各中心城市，以强化产业整合、提升产业功能为手段推进城城一体化，并以此带动城乡一体化，建立权威、高效的城市群协调机制，全面推进城市群一体化进程。注重民间高科技企业协调机构的建设，开展技术协作、经济协商，制定生产标准，交流信息，畅通市场渠道，避免出现技术垄断和技术的恶性竞争。

城市群是密切社会沟通与联系的多维的开放经济空间系统。城市群经济中的产业不仅在内部而且在外部都存在广泛的联系，这种联系将更好地利用城市群经济资源，达成协作与分工的合理化，提高产业素质和经济效益。在现代市场经济高度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城市群必须在开放中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外开放的程度越大、速度越快，城市群发展的水平和质量就越高。客观地讲，目前中原城市群对外开放的程度是很低的，虽然中原城市群的领导和建设者对外开放的愿望是真诚而又迫切的，也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努力，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效果并不明显。郑州在全国城市竞争力评价中，环境竞争力、制度竞争力等排名仍处于末位，因此，应该深刻检讨以往的政策和实践，明确政府的定位，转换政府职能，完善政策，改进工作，尽快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

依法实现城乡协调互动、统筹发展

实现城乡一体化是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主要目标，也是城市群发展的应有之意。城乡的协调发展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是密不可分的。例如，基础设施的建设提供了区域要素流动的便捷通道，在客观上可以缩小城乡之间、各个城市之间的差距。据统计，中原城市群的城市化水平为36%，高出全省城市化平均水平约12个百分点。但就城乡一体化而言，城乡差别一直在扩大，都市区与郊县农村在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完备程度、居民生活质量等方面的差距在不断的增大。从产业发展上看，郊县的发展跟不上中心城市的发展速度，在调整产业结构的时候，过大的城乡悬殊使得郊县不具备产业的接收条件，这就直接制约了城市竞争力的整体提升。因此，要使中原城市群得到大的发展，必须缩小城乡差距，使城乡经济协调发展。

具体来说，一是城乡发展要统一规划，统一布局，打破城乡二元化的格局，实施城乡一体化新体制；二是产业发展要统筹考虑，如一些高能耗、高污染、劳动密集型的项目可远离大城市，城市郊区不再以种植粮食为主，而以发展果蔬业、园林业等高效农业为主并兼顾其他；三是基础设施和公益类事业建设要统筹安排，发展电力、交通、教育、环保、卫生、文化等事业，充分考虑到周边县镇和农村的需要；四是要提高公共财政投向“三农”的比例，以“反哺农业”带动整个产业的发展；五是城乡管理体制和制度要统筹协调，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制度、社保制度、医疗制度、教育制度和就业制度等。总之，通过发展中原城市群将带动广大县域经济的发展，县域经济又必将促进中原城市群的崛起。

参考文献：

1.潘静成，刘文华.经济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2.马志强.论我国城市群的发展趋势及存在的问题.商业经济与管理，2003

开放经济新体制范文第5篇

1．技术创新过程是一个动态的学习过程和融合过程。通常创新经济学家都将技术创新过程视为，始于对技术商业潜力的认识，而终于将其完全转化为商业化产品的整个行为工程。例如，经过对创新理论的深入研究，索罗(S．C．Solow)在《在资本化过程中的创新：对熊彼特理论的评论》中，就把技术创新分为新思想的来源和以后阶段的实现发展两步过程。而作为第一步过程的新思想来源，既可以来自产业内部的技术创意，也可以来自外部的学习与引进。引进新技术、新工艺乃至新的生产方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是由下述原因决定的，即各国经济在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性，及其一国经济在不同发展层面和运行时点上面临问题的多样性。制造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其庞大的生产体系和不同门类的众多工艺技术，是不可能由一个国家的工业部门完全占优的。尤其是经济后起国家，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提高产业的技术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恰当的技术引进是一种必要的选择。与欧美国家技术经济发展上的巨大差距以及生存竞争的严峻环境，使日本历史性地选择了把引进作为创新的起点，以降低追赶成本和加快自身的发展脚步。尽管经济发展的后进性及其与他国的技术经济差距，使日本在工业化起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恢复时期的经济活动处于低水平，但是日本却成功地利用了这一点，孜孜以求地学习一切能够学习的先进科技知识，把握一切可以利用的引进机会，在广泛汲取民族发展营养的同时促进自身的成长。例如工业化早期，它尽可能聘用各种掌握一定科学技术知识的在日外籍人员，利用一切能够得到的科技书籍从事发明与创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赶超期间，为规避风险，节省费用和节约时间，又积极推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为基础的吸收型科技发展战略。将发展之初的劣势成功地转化为后发优势。可见，利用科技发展的国际传递特点，尽可能以全人类创造的科技知识武装自己，实行开放式发展，乃是一个经济体迅速崛起的关键。

2．合理整合资源，实现技术创新上的帕累托最优。由于技术引进过程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资源转移过程，广义上说，它是包括了对有用技术的筛选，对使用这些技术从事创新能力的准备等一系列环节的资源整合过程。对于具体的各制造业部门来说，既包括它所拥有的各种资源，也包括使用这些资源的方式。因此，即使是技术禀赋再充裕的部门，也有从外部获取技术投入提高自身技术使用能力的必要。基于技术创新活动的不确定性及其创新所要求的经济技术条件实施技术引进，是许多国家的制造业部门在权衡成本——收益后所做的一种必然选择。日本制造业的技术引进始终是与自身技术能力运用并行而动的。原有的技术基础和对新技术的驾驭能力，使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采取了多样化的技术引进运行模式。在自身的消化与吸收能力允许的前提下，根据各制造业部门的实际需要，多通道实行引进。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它对工业技术的引进，既包括了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就已建立起来的钢铁、造船、电机等产业技术，也包括欧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已发展的汽车、家电行业的技术；有当时欧美应用成功的电子工业、高分子合成材料、原子能工业的最新技术；更有虽已完成实验但尚未在生产中应用，或还未实现商业化的技术；以至引进正在实验中的技术。正是技术引进上的这种广揽博收、博采众长，才使日本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以最低的成本奠定完整的新技术基础成为可能。在1950～1975年25年里，它通过引进吸收了全球半个世纪开发的先进技术，而支付的外汇总额不到60亿美元。据日本自己测算，这种做法使其节约了2／3的时间和9／10的研究开发费用。结果使它在60年代与西方国家的科技差距缩短到lO-15年，70年代大部分制造业部门的技术水平已接近欧美发达国家，到80年代其工业技术水平在国际市场已处领先地位。

3．选择和确立创新的国际起点。更具意义的是，这种广泛有效的技术引进及早日实现赶超欧美的目标，使日本能够在深刻了解世界先进技术的基础上，把本身的自主创新活动建立在高水平的国际起点上。由于产业技术创新活动的前提，是对那些具有较大产业化潜力的先进科技成果，客观地进行筛选甄别，它要求产业部门与企业要对所选成果及其发展潜力有充分的了解，并对成果实现商品化的生产前景有基本的价值判断，乃至需要对技术选择的机会成本认真加以核算。所以它在客观上也是技术引进要进行的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说，技术筛选的复杂过程，同时也是产业企业对先进技术的充分认识和比较研究过程。例如，日本在引进中不仅了解到相关产业部门的世界最新技术动向，而且也通过比较了解了世界先进技术国家同类技术的不同特点，以及该技术研制中对所遇问题的解决过程。这对日本准确地选择自身所需的新技术，确定本国技术创新的切人点有着极为重要的帮助。因此成为后起国家日本，不仅能在钢铁、造船、汽车等传统制造业领域获得强大的国家竞争力，而且能在短时间内在半导体、机器人、集成电路等高端领域取得突破性业绩的重要原因之一。通过技术引进，使得日本的制造业企业开阔了国际视野，锻炼了对现实中的先进技术乃至潜在技术产业化前景的准确判断。从而能在本国制造业的技术创新中，尽可能地避免重复研发和少走弯路，而直接向世界水平的关键技术发起冲锋。因此得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宝贵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在激烈的高端国际竞争中摘取桂冠。

(二)自主创新与制造业自立发展的内在联系。

1．把握完整的工业技术基础上的发展主导权。由于创新是较引进更深一层次的发展手段，日本诸多的成功企业均视创新为企业乃至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决定性环节，最重要的生产经营活动。他们普遍认为，鉴于特殊的历史背景，日本的工业技术多是模仿欧美发展起来的，如果仅停留在模仿上，即使模仿的再好也只能跟在别人后面爬行，如果完全照搬欧美的做法，那么倒闭的只能是日本企业。于是各企业与引进的技术结合，谋求通过不断的产品、工艺及其组织创新，实现制造业的强盛和自主发展。“勇于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的挑战者索尼，就是在这一认识下出现的创新型企业。正是将发展的主导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做法，使这个建立之初仅有500美元资本、20名职工的小企业，通过接连不断的创新活动，迅速成长为世界电子企业的巨人。这种独立性还集中体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所采用的各种新技术获取方式上，即合资合作以股权换技术；购买专利技术许可；独自进行现有的技术改造和独立从事新产品的市场开发中。“即使是那些选择与外国公司合作的企业，也不仅仅是现成的外国观念的被动接受者。例如，当时以51％的股份出售给通用电气公司的东京电气公司，就拒绝了通用方坚持研究应由美方进行，日方仅负责后期开发和集中生产的主张，日本企业认为，技术创新是为了日本的国家利益，必须独立建立自己的实验室。选择购买专利的企业，更是随自身创造能力的提高而减少对专利技术的依赖，依靠不断增强的独立性，从世界工业的最新发展中捕捉信息，从而开发出自己的生产技术。这种情况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日本化工企业中较为普遍。它表明日本的企业从开始就将现代制造业的发展建立在自主的基础上。

2．充分发挥自身特长的发展主动权。进入引进之后的更高层次创造，在创造中建立自己的品牌、自己的技术特色和自己的产业优势，引领日本制造业走出亚洲、走向世界。在制造业的生产方面，与引进相比日本更擅长于创新。靠创新日本以自己的技术进步方式踏上近代工业化的历史行程，靠创新日本以自己所拥有的独特优势创造出一个当代的制造业大国。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汽车制造业的发展，是从经济恢复时期引进国外的装配技术，通过创新来实现外国车型的国产化开始的。在20世纪60年代前半高速增长期的大批量生产体制中，它靠国产新车型在质量和性能方面的创新，使日本的小汽车开始跻身于国际市场。在随后的经济增长过程中日本加快创新的脚步，打造车身设计和控制排污方面的技术优势。最终以环保节能、经济实用为特点在国际市场上胜出。晶体管技术是美国实验室首先发明，但日本企业凭借它对该项技术应用前景的准确判断，在晶体管发明仅有四年，在发明者本国还只限于用来生产助听器一类产品之时，就将其高质量的创新产品——晶体管收音机推向世界，从而引发了一场消费领域的电子革命。随着日本企业对半导体收音机、收录机和电视机产品的开发，以及在激烈的竞争中不断使电子产品小型化、高性能化和价格低廉化，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电子技术拥有国。同样，机器人技术是在1968年通过日本公司与美国企业合作的途径传人日本的，1970年日本就研制出第一台国产机器人。经过此后一系列创新与开发努力，今天最高水平的机器人产品已成为日本的专利，日本也因此成为世界上机器人技术最先进的国家。与这种技术创新相联系的是生产工艺及其生产组织的创新，闻名于世乃至为欧美企业效仿的丰田生产方式，就是典型的例子。正是借助于不懈的努力和生产过程的经常性创新，凭借嵌人人们头脑中的主动发展意识，日本才得以在较短的时间里完成追赶欧美的历史任务，在工业技术领域与美国、德国并驾齐驱，进而确立起制造业在国际竞争中的历史地位。

3．发展模式的灵活选择权。在日本，无论是企业还是地域的引进与创新活动，都是基于国家的资源条件和人力资源特点进行的。鉴于日本国情的明显特点，即国土狭窄、资源匮乏；但以人口数量、预期寿命、经济活动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以及万人平均在校大学生数为主要标志的人力资源丰富，日本的技术引进和创新，从来都是围绕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优势和最大限度地保护与利用现有资源为中心展开的。如与欧美国家不同，它的前工业化时期的许多创新，实际上需要更多的劳动。这种经济史学家眼中的“勤勉革命”，就是日本大多原材料短缺而农业劳动力不能充分利用的反映。在当代的经济发展中，日本利用现场人员对问题韵果断处理能力和传承的生产技术诀窍赢得竞争的主动权，也是为上述问题所做的最好注脚。通常情况下，日本的各类企业都能够灵活地选择创新方向，因为它们都拥有自己的研究机构和相应的科研手段，并且都能够适应新技术发展的形势适时地调整经营组织。一些著名的大企业甚至拥有按专业分工的多家研究所，用以保证企业所用技术的独创性特色，以及不断将新技术及时地转化为高质量的创新产品。在长期的引进与创新实践中，日本建立了与自己的工业技术基础和国情特点相适应的技术创新体系。它的特点是以民间为主体的技术研究开发方式；吸收与开发结合、生产与革新并举的行动模式；渐进式创新与突破性进展统一于一体的经常性活动，以及确保创新的有序和高质量所实施的研究所与开发本部双重创新体制。

(三)引进与创新关系上的经济史观点。

1．对技术创新问题的经济史认识。通过对日本制造业技术创新历史过程的分析与思考，我们加深了在经济史意义上对技术创新问题的深层次理解。(1)技术创新是发明的首次应用，同时更是以往技术积淀的一次质的飞跃。按照熊彼特的创新定义，技术创新是发明的第一次产业应用，这种应用既包括产品创新，也包括工艺创新，而且还包括创新通过各种渠道的传播这一完整的过程。但这还是仅就创新韵各种表现形式所下的定义。从一国的产业和经济发展史的角度来观察，技术创新更是一个地区或若干企业，凭借以往的学习与技术积淀，实现的一次具有质变意义的技术突破。例如，日本早期在佐贺成功建立的第一座反射炉，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电子企业运用晶体管技术进行的一系列新产品开发等，就是典型的案例。这里强调的是技术创新得以发生的技术积累与历史基础。这是一个与不同时期技术发展水平和知识发达程度相呼应的内生过程。(2)技术创新作为一国经济发展的内生过程，它只有与制造业的产业结构调整有机结合，才能推动产业整体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水平的提高。技术创新经济学对技术创新概念的解释包含了技术扩散的内容，即通过创新的传播对经济产生影响的过程。然而，制造业的技术创新对整个产业进步的影响是通过产业结构的变化实现的。换句话说，从技术经济成长的历史过程看，它不是单个企业或某一地区在某一时刻的孤立行为。因为在工业文明中，最终产品是经各部门、不同工序相互衔接和协调配合，由整个工业体系生产出来的。相应地这也是一个技术创新在各产业部门间相互传递，不断改革，从而促进产业整体面貌发生变化的过程。(3)能够推动产业发展的创新必然是可持续性的创新，而技术创新要能够持续不断地进行，那么这种创新一定是带有民族特色或以符合本国经济发展的实际为特点的。从创新经济学赋予创新的内涵来看，技术创新本质上是科学技术在实际中不断得以应用的过程。其表现为具备新功能和具有新用途的产品不断被开发出来，新型的具有创意的生产工艺不断被投入到制造业的生产过程中去，以及这些新产品、新工艺不断在同行业间和地区间得到学习与推广。资源小国和经济发展的后起国日本正是经历了这样一个持续的创新过程。之所以能够实现持续性的创新，原因就在于它从前近代开始，经明治时期，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始终在孜孜以求地探索符合自身特点的技术创新之路，尽管期间经历了挫折与失败。显然，符合国情特点和民族文化传统的技术创新活动才有强大的生命力，才能得以持续地进行。

2．日本案例所揭示的引进与创新关系的思考。

(1)从制造业发展的历史事实出发，不忽视渐进式创新，亦不盲目排斥引进。著名的技术创新研究机构英国苏塞克斯(Sussex)大学科学政策研究所(SciencePolicyResearchUnit)，在20世纪80年代进行技术创新分类时，曾将渐进式创新与根本性创新作了区分。前者是指那些直接从事生产的工人、技师所进行渐进的、连续的创新活动；后者则指由研发机构所进行的、在观念上有根本性突破的创新活动。它往往伴有产品创新、过程创新和组织创新的连锁反应，并在一定时期里引起产业结构的变化。两者虽然发生的时间与空间不同，在制造业成长中的作用及其对经济的影响不同，但却是相互关联、相互作用，有机融合在一起的。日本制造业从近代到现代的发展及转型，从技术变革的角度观察，就是一部渐进式创新与根本性创新有机融合的历史。日本的经验启示我们，在致力于制造业自主创新的努力时，绝不应当忽视渐进式创新这种日常经常发生的创新形式。坚持实行符合历史传统和国情特点的渐进式创新，是实现一国制造业根本性创新的深厚基础。

就技术创新本身的过程而言，有研究认为筛选有关的技术成果是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活动的第一步。由于对新技术的筛选可以是来自经济体内部的新技术，如企业研发部门的技术，也可以是来自外部不同部门的技术，如其他企业或大学等专门研究机构的技术，乃自从国外引进的技术。所以，从这一意义上说，引进与创新两者在这里并没有泾渭分明的界线。我们不应当因为强调自主创新而盲目排斥引进，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走技术创新的闭关锁国道路。上述的经济史研究表明，日本制造业对现代西方技术的成功引进，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以建立独立自主的现代技术体系为目的的。因此，只要将其有效地服务于完整的工业技术体系的建设，引进就可以成为我们实现自主创新的有力工具，成为我们实现跨越式发展和建立制造业强国的有力手段。

(2)在制造业的发展中认识技术创新的必然性和不可替代性。日本制造业从引进到自主发展的产业成长历程告诉我们一个事实，技术引进虽然对一国制造业发展水平的提升乃至产业结构的调整具有重要的影响和推动作用，但是引进决不能代替创新成为_国技术进步的主要发展路径。因为，技术引进还只是在不同时段构成产业成长发育的某种基础和前提，它标志着本民族的产业部门对当时国外先进技术的了解和一定程度的掌握。要把引进的先进技术应用到本国资源环境下的制造业生产过程中，或者进一步形成一个新的产业，则必须经过一个从设计、生产、销售到服务的完整创新过程。像日本成功的企业那样，在创新过程中融人新的思想，追加创造性劳动，使原有的技术得到升华，使原来的工程得以再造。通过这样的创新活动，使引进的技术符合本国的资源和市场条件，使融人了先进技术的产业发展具有本民族的特点。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创新是引进的目的，是引进的外来技术在本土发展的必然阶段。

显然，只有引进而没有引进之后和引进过程中的创新活动相伴随，其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是相当严重的。首先，是影响引进的技术在本国制造业产业部门发展中的有效运用。即便是再先进的技术，如果不能与本国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有机结合，不能适合现实生产力发展的需要，那么这种引进是无法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的，是资源的浪费。其次，自身的制造业是很难实现技术的持续进步与发展的。只能说什么时候得到了先进技术，什么时候才有发展的可能，从而使制造业的技术进步处于一种走走停停的局面，无法获得产业发展的主动权。其三，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最为严重的后果就是无法形成自己的新技术基础。先进技术永远是他人的囊中之物，只能在技术拥有者认为转让技术不削弱其产业和产品竞争力的条件下才能得到。换句话说，就是在技术上受制于人。在此情况下，既失掉了技术引进本身的产业经济学意义，同时还将丧失民族独立和未来发展的技术根基，成为他人的技术附庸。事实证明，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是不会赢得尊重的，这样的民族既不可能引进真正先进的技术，更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可见，正确处理引进与创新的关系，引进与创新有机结合、协调运作，就有可能最大限度地利用人类的知识与技术资源，用最短的时间缩小与世界制造业强国的技术差距，以最快的速度实现国富民强的发展目标。可以说，借鉴日本产业发展的历史经验，根据国情特点来认识和处理引进与创新的关系，是提升我们的自主创新能力，实现中国制造业自主发展的基础性工作，亦是技术创新问题上的科学发展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