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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通识教育;高考;制度;改革
一、引言
通识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理念,它最早源于亚里士多德的“自由教育”思想。通识教育的目的是把学生培养成为有社会责任感的公民和理性与专业协调发展的高级人才,从情感和理性两个方面促进人的全面协调发展,使学生获得作为合格公民的最基本的素质。通识教育的基本任务是教会学生学会做人和如何学习。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结合,就是今天我们提倡的素质教育的主要内涵。
几十年来,高考为我国高校科学有效地选拔人才,引导中学全面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它在一定程度上摒弃了权力、出身和人际关系等因素对教育公平的于扰,体现了客观性和公正性,保证了个人凭才能平等地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但不可否认,高考有自身的一些弊端,以高考为指挥棒的培养模式使得中小学无奈地推行应试教育,“一考定终身”导致选拔人才上出现不少问题。
通观近年来我国的高考改革,不论是在考试组织上的国家统考分省命题改革,还是在考试内容上的“3+X”科目设置方案,以及在考试时间上的春季、秋季两次考试,甚至全国53所高校享受5%“招生自主权”,这些高考改革措施的效果均不尽如人意。笔者认为,所有这些措施都没有涉及到高考制度改革的根本,没有从根本上改变高考指挥棒的作用,没有能够有效扭转中小学深陷应试教育的可悲局面。高考制度是难以从真正意义上推行中小学素质教育和实施大学通识教育的根本原因和巨大制度障碍。
2006年,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开始高考改革,进行自主招生,通过“面试”选拔了近600名学生。作为高考制度改革的“破冰之旅”,各种观点荟萃网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很多人对面试招生的公平性表示质疑。比如,面试考官的认识与价值取向本来就有主观差异,对人才的识别能力也有高低之分,见仁见智。有的人性格内向,不善于表达自己,也许会给考官以“木讷”的印象,但实际是有真才实学的。面试在一些需要沟通能力的专业或行业如艺术、管理等比较重要,然而对于一些不太需要沟通能力的专业或行业如技术、研究等就相对不那么重要,存在制度“失灵”的情况。相反,不少人认为,如果在考试内容的改革上下功夫,笔试完全可以考查出应试者的素质。笔者认为,这两所高校跨出的步子太大,是对在中国国情下高考制度改革的简单化处理。
我国地域辽阔,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发展差异极大,建立统一、公正、合理的高考制度对推动我国教育公平和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以及国家的整体发展尤为重要。高考制度的公平性是当今中国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高考制度改革是涉及当今中国千家万户的大事。在高考制度改革的主张上,我们可以看到有相当一部分人片面强调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执意废除高考,由各个高校自主招生。然而,从十多年高考改革的脉络可以看出,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也只是在考试科目设置等方面做点改进,一直没有轻易废除高考的说法。废除高考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即便是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过去,人情关系因素也还是存在着。如果在当今学风浮躁、关系盛行这样的大环境下,放开政策、自主招生,那会使得高校招生的状况更加糟糕。因此,如何在当前的大环境下推进高考制度改革,保证高考制度公平与效率改革的相对可控性,显得十分必要和紧迫。只有在这个框架下的改革策略才是可取的,这也是对国家、对人民负责任的做法。高考制度的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从制度设计的科学性、严密性和可操作性上进行改革。推进高考制度改革,既不能操之过急,草率行事,又不能因循守旧,无所作为。
二、通识教育理念下为什么必须改革高考制度
通识教育通常指适应现代科学技术和社会生活需要而进行综合性的、普适性的使人获得全面发展的教育。它要求学校教育不能片面强调科技知识或者人文知识的重要性,而是在两者融合的基础上,给予学生全面完整的知识教育,让学生具备基本的科学文化素养和人文素养。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我国高等教育存在着人文教育薄弱、专业设置过窄、教育功利性过强等问题,导致学生思想底蕴不深、创新能力不强、知识面不广、社会适应能力不强等问题的产生。这种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显然不能满足时展的要求。不仅如此,当今中国的高等教育依然忽视人文精神,较为普遍地存在着“工具理性化”倾向。关注一些可直接带来利益和好处的东西,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倾向明显。热衷于追求功利和实用而忽略人文素养的专业教育使得大学生缺乏人文素养和人生价值目标,片面强调专业化导致了知识的狭窄化。
进入新世纪,尽管我国一些高校积极推进通识教育,但足,通识教育依然步履维艰,困难重重。比如,目前的大学本科阶段仍然注重专业教育,学生的知识面比较狭窄,高校提供的通识教育却差强人意;高校对学生的精神世界关注不够,在学生批判意识和个性的培养等方面不能充分满足学生的需要。究其原因,无不与我国高中阶段过早的文理分科、未能有效地实施中小学素质教育有关,而所有这些的原因又归结于现行的高考制度。
1.现行的高考制度使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成为空话,过早的文理分科造成人才知识结构的“先天不足”,是难以从真正意义上实施中小学素质教育和大学通识教育的根本原因和巨大制度障碍。现行的高考制度已成了扭曲整个基础教育的指挥棒,使得中小学无奈地推行应试教育,把高中教育,甚至初中、小学教育也导入了应试教育的歧途,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在应试教育的引导下,中小学生紧张忙碌地应付学校的各种考试、升级、取证,泯灭了探求奥秘的好奇心,失去了追求真理的热情,扼杀了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试想这种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能有个性和创造力吗?
长期以来,在我国高中的教学实际中,为了适应高考考试的需要,大部分学校从高二起就将学生按文、理科分班。从知识结构方面讲,过早的文理分科使得高中毕业生的知识结构不够全面,这不仅不利于中小学推行素质教育,而且还为高中毕业生以后进入高等教育阶段带来了问题。现行的“3+X”高考科目设置依然未能改变高中阶段文理分科的局面,相反使学生更容易偏科。“3+X”并没有很好地实现有利于中学实施素质教育的指导思想,也没有减轻学生的负担。“3+X”与以往高考选拔相比,没有显露明显优势。鉴此,高考考试科目的设置不能沿袭以往一贯文理分设的老路,机械地通过各种考试科目的组合设计而力图反映不同群体考生的不同知识结构,盲目追求高校不同学科专业对知识结构的差异性要求。这会使得考试科目设置过多,依然改变不了高考对高中课程设置的指挥棒作用,因此精简压缩考试科目仍然是高考制度改革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只有精简压缩考试科目才能避免高中阶段文理分科,减低基础教育、中学教育对高考的“依赖”,真正使得高考指挥棒“失灵”。
现行的高考制度只讲“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学生只懂得通过反复的识记和演练考得好分数,使得高校选拔的人才只会“考试”,即所谓高分低能,造成人才知识结构的“先天不足”,而基本的人文素养和科学文化素养以及人格的缺失比单纯的知识缺失更可怕。高考以卷面考试成绩为主的选拔方式存在“一考定终身”的问题,一个人的素质和能力有多方面的考核内容,考试成绩只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高分数的考生往往并不一定是高素质的学生:高考的目的是为了选拔全面发展的人才,但却成为准以认真正意义上推行中小学素质教育和大学通识教育的根本原因和巨大制度障碍。现在国内有不少大学热衷于通识教育,殊不知我国高中阶段已经文理分科后选拔的人才怎么能有“通识”呢?如果通过高考选拔的人才本身就有“缺陷”,那么再好的大学通识教育也很难从真正意义上实施。
通识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完整的人,是着眼于整个社会,培养健全完整的公民,强调人的全面发展。因此,通识教育理念必须贯穿到基础教育和中学教育,这实际上就是中小学推行素质教育。其实,无论从中国古代的“六艺”,还是西方的“七艺”,及至文人稚士提倡的“琴棋书画”,都可以看到素质教育、通识教育理念的影子,都是旨在使学生获得全面发展,以达到文武并重、知能兼求、陶冶情操、促进人格养成和心理健康的目的。因此,笔者认为基础教育阶段和中学教育阶段仍然是打基础,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给予学生全面完整的知识教育,促进知识融合,让学生具备基本的人文素养和科学文化素养,使人获得全面发展,同时兼顾学生的兴趣和特长,尊重学生的个性和创造力,陶冶学生情操,促进人格养成。
2.观行的高考制度难于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不能够发挥高校自身的办学理念和特色。现行的高考制度使得高校只能根据划定的分数线按照成绩的高低“被动地”录取学生,毫无选择的余地,国家管得太多太死:成绩并不能完全反映一个人的知识结构和能力:高等学校是办学的主体,高等学校应享有充分的办学自主权。而招生的自主权是最基本的一项;对于高等学校来说,首先要明确培养什么样的人才,需要什么样的学生,然后再根据既定的规则和标准由学校自己来选拔,过多的限制必然会使得高校丧失在人才的选拔和培养方面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能够有大的作为。因此,应通过高考制度改革。充分给予高校在选拔人才方面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让高校有更大的自主权,发挥自身的办学理念和特色,使高校真正成为人才培养、知识创新的主体。
高考改革本质上是制度的改革,而且是系统化的制度改革。所以,必须站在制度的角度去认识,而不是简单地站在体制角度去认识。体制的背后是制度,仅仅在体制上做文章,高考改革没有出路。要注重高考制度改革的系统性和衔接性,推动高校选拔人才和扩大办学自主权,促进高校通识教育。所谓系统性就是改革要彻底,制度设计不留漏洞和死角,能想到的问题在改革之前就想到。所谓衔接性就是高考制度改革一定要与高中阶段教育改革以及高等教育改革相衔接,使高考制度真正成为沟通高中阶段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桥梁和纽带。既要避免改革动作过大对中学教育造成的冲击,使其对高中阶段教育、基础教育产生良好的导向作用,实现高中毕业生的平稳过渡,同时还要兼顾大学通识教育的实施。因此,国家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应该站在我国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发展全局的高度,去认识高考制度改革的重要性,在经过精心设计、缜密论证的基础上出台高考制度改革方案。
转贴于 三、高考科目设置与考试内容改革
(一)目前的高考科目设置
目前高考实行的“3+X”科目设置可追朔到1991年,原国家教委决定在高中会考基础上实行高考科目改革,提出“3+1”四个科目组的方案,并在湖南、云南和海南三省试行。“3+1”中的“3”是语文、数学、外语,“1”是物理、化学、历史、地理的任意一科。1993年,北京市在全国率先试行了“3+2”的高考科目设置方案,一直实行到2001年。“2”指物理与化学或历史与地理。1994年原国家教委开始在部分省市推广试行“3+2”方案。1995年以后,全国除上海外都实行此方案。1999年广东省率先进行了“3+X”高考科目没置改革,2000年推广到五省,2001年扩大到13个省,2002年全国务省市都实行了“3+X”方案。2003年秋季高考,全国各省市同时实行着几种不同模式的“3十X”方案。
从10多年的高考科目设置改革中,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实行的“3+x”方案脱离不了原来考试科目设置的藩篱,依然存在文理分科的情况,仍在考试科目的组合上做文章,而且每个省市考试科目设置都不完全一样。“x”的组合有很多种,很复杂。显然,“3+X”方案只有当考生选择“X”科目完全相同时成绩才有可比性。高考制度设计的核心是考试内容与形式,具体地讲是考试科目设置、考试内容与形式和招生录取的方式。所以,必须把高考科目设置与考试内容的改革作为高考制度改革的突破口。考试科目设置是大方向,而考试内容则显得较为具体,必须在有限的考试科目数内,让考试科目设置基本或主要反映考生的知识能力结构,而通过考试内容的改革,强化能力立意的命题指导思想,解决相关能力的考核。
(二)高考制度改革方案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又是一个充满人情与资历的社会,托关系、找路子的事情实在太多,尤其是像高等教育作为稀缺资源,竞争又十分激烈的情况下,真正靠高校自主招生,即便有了各个高校承诺的所谓“自律”,彻底废除高考、完全放开也不现实。不但老百姓担心缺乏公平,而且在全国范围内光搞“面试”成本就很大,更何况面试的公平性本来就值得怀疑。由此可见,全国范围内的高考制度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依然是公平性和可操作性。有鉴于此,笔者提出的高考制度改革方案仍然是一种“折中”之方案,即采取“高考+高中会考”的模式,实行国家层面上的高考和各省市(或各中学)会考相结合的招生录取模式。主要观点是:一是高考考试科目只设二门,即语文和数学,实行全国统一试卷,统一时间考试,可分存秋两次;允许多次参加考试,可以最好成绩申请入学,成绩两年内有效。二是以省划线,分省招生。二科成绩达到一定要求者,即达到分省的本科线、专科线两条线。三是各高校可不再设置其他考试科目,由各高校自主选拔。高校录取学生的主要依据是高考成绩、高中会考成绩以及结合中学的表现等。
1.高考考试科目只设语文和数学。高考考试科目为什么只设语文和数学?
(1)避免文理分科,推进中小学素质教育,为高校实施通识教育铺平道路。文理分科必然造成高中生的知识结构缺陷,甚至偏科。现行的“3+X”单纯按照科目的组合必然打上文理分科的烙印,没有从根本上扭转高考指挥棒的负面影响。取消英语(理由后述)以及“X”,把它们放到高中阶段的会考中解决,不但能够避免文理分科,防止偏科,引导基础教育、中学教育转向以素质教育为核心,起到中学教育重视这些科目教学的作用,扭转现在的应试教育的被动局面,而且还能够为以后的大学通识教育铺平道路。
(2)语文和数学是最最基本的科目,语文强调会“写”,数学强调会“算”。在门数众多的高中课程中是否存在基础性核心课程?因素分析的结果表明,无论对于文科学生还是理科学生而言,存在着两种不同类别的基本能力:语言能力与数理能力,语文与数学因其较高的负荷量而成为众学科中的核心学科。语文和数学是最最基本的科目,对绝大多数人来讲,语文和数学都属于工具性质的科目。语文虽然作为一门语言,但涉及的知识面相当广泛,如文学、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法律、科技、文化等等。没有一定阅读量,是很难学好语文的。学语文用于交流,能读懂别人的文章,能熟练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学语文说到底就是要会“写”,把自己的观点和想法清晰地写出来。实际当中,不少学生有了想法、有了实验结果就是不会写,写不出来,缺的就是写作的基本功,特别是一些学术论文更是需要一些写作规范、技巧和能力。这就是为什么同样的素材或题材、一样的实验结果,有的人写的文章条理清楚,令人信服,而有的人却缺乏严密的论述,不能够清楚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数学知识已广泛地渗透到各个学科专业领域,自然科学不必说,经济管理等社会科学已越来越多地用到数学知识,就连文史哲这些文科味最重的经典文科也越来越需要数学工具。数学是具有严密逻辑推理的知识体系,是一种思维训练。数学知识源于人类解决生产实践中碰到的问题,把他们进行抽象精炼后又指导生产实践。数学的系统性和严密性决定了数学知识之间、数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深刻的内在联系,很多学科把它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将复杂的现实问题抽象化,通过建立各种-~-I~的数学模型,进而通过数学推导、演算来求其解。因此,数学强调“算”。这里的“算”不单单是简单的计算或运算,还包含了对复杂的实际问题通过数学手段进行求解的能力。
(3)不考英语。英语同语文一样,本质上是语言,也是工具性的科目,这是必须明确的。我们可以拿《200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大纲》语文和英语的考纲内容作简单对比。除了英语有听力,语文和英语在考试内容及能力要求上主要体现在阅读和写作:阅读就是要读懂文章的主旨要义、作者的观点、意图和态度并能做出适当推理;写作就是要求清楚、连贯地表达自己的意思。作为语言,本质的东西是通的,没必要重复设置两门语言作为考试科目,此外,外语语种不同,考分同样缺乏可比性,这也是不考外语的理由之一。
仔细想来,从小学到研究生,英语居然要学20多年!世界上恐怕没有一个国家能像中国一样对一门外国语的教育如此重视!英语教育投入过多已对人才的培养和选拔等诸多方面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也会严重制约一个民族的创新思维与创新能力。英语教育投入过高,导致人力、智力、财力的极大浪费,教育界应该好好测评一下英语教育的投入与科技创新产出之间的投入产出比。事实上,没必要这么多人、花这么大的精力去学外语。在我国,真正需要的是一大批专职翻译,他们能够迅速翻译国际上最新的科技发明,使得更多的国民省下精通英语的时间去搞创新或干实事上。
总之,在实行语文、数学二门科目入学水平考试制度时,作为选拔性考试,必须从重视知识立意、强调知识点及覆盖面向注重能力考查转变;考试题目不应是通过集中强化训练所能解答的,也不是死记硬背能够回答了的;重点考查和检测学生语文、数学的基本功以及熟练运用语文、数学知识的能力。只要是命题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目的确定了,有那么多的语文、数学专家自然会知道该怎么去出题目了。
2.语文和数学之外的其他所有高中科目,放在高中阶段的会考考查。关于高中会考成绩的参照性,以往对浙江、江苏、北京等省市的研究表明,学生的会考成绩与高考成绩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正相关。这充分说明,会考与高考虽具有不同的性质,但都在不同程度上考查了学生的学力水平,会考成绩完全可以作为平时学业成绩的一部分,与高考分数一起,作为高校录取的有力参照。
会考可以是高中自己命题,以减少招生命题考试的工作量和考生的负担。考虑到会考成绩的可比性,会考可在分省范围内进行,即分省命题。会考的成绩是高校录取学生的重要参考。要完善高中会考制度,加大管理力度,确保会考成绩的可靠性和有效性。会考究竟采取哪种形式为好,可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确定,在此不再展开论述。
高校录取学生的主要依据是高考成绩、高中会考成绩,再结合中学的表现等。考生用他认为最满意的一次考试成绩,向多所学校提出申请。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学校,可根据学生提供的高考成绩、高中会考成绩,结合中学的表现以及学校自行组织考试等综合表现决定是否录取。考生可以同时拿到不同学校的录取通知,学校也可以提供学生不同的机会选择,最终让学生和学校进行合理的双向选择。
3.我国高等教育地区发展极不平衡,地区差距明显,目前以省为单位确定分数线即以省划线,分省招生的办法不失为好的办法。以省划线要分清层次,录取线可直接分为本科线、专科(含高职)线两个层次。取消大多数省市人为地区分重点录取线和一般录取线(第一批录取线和第二批录取线)的做法,即打破重点、非重点的界线,由考生自己选择个人理想的第一志愿。在分配给每个省的招生名额时,应根据每个省考生数量的多少来决定每个省的招生数量。根据当年全国的招生数量和考生数量来确定一个录取率,再按照全国录取率和各地考生数来确定每个省的招生数,即“按相同比例录取”的方法。这样,考生在每个省机会都是平等的,既照顾了公平,又照顾了不平衡。这样做对国家的整体发展非常有利。
四、结论
关键词:概念表征;模型;属性;意向
中图分类号:G6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568(2012)25-0117-03
一
表征就是利用某一种形式,将事物或者想法重新表现出来,以达成沟通的目的。而数学学习应该要注重不同表征系统之间的连结,并且能利用多样化的表征方式来代表数学概念。从整数过渡到分数的学习,是一次学生思维层次的飞跃,也是未来学习更高级知识的必经之路。 在小学阶段主要学习“行为的分数”。教材中往往以学生熟悉的日常事物与活动为模型,建立分数的概念。例如,把一个月饼平均分为两份,其中的一份是1/2,把一张纸平均分为四份,其中的一份是1/4。这仅仅是从面积模型的角度来理解分数,学生理解分数还可以借助于多种模型。
1.分数的面积模型表征。学生最早接触分数概念及其术语可能与空间有关,而且更多是三维的,而不是二维的,如半杯牛奶、半个苹果……学生最早是通过“部分—整体”来认识分数的。因此,在教材中分数概念的引入是通过平均分某个饼、蛋糕、或者正方形、圆、长方形,取其中的一份或几份(涂上阴影)来认识分数的,这种直观模型即为分数的面积模型。
对于平均分,学生有丰富的经验。学生这些丰富的经验为他们认识分数的面积模型,或者从“部分—整体”的角度认识分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对于分数的面积模型,在学习过程中学生经常会遇到一些困难,如:能否认识到图形面积相等的必要性,即“整体1”是否一样大、是否习惯于由图形语言到符号语言表达的转换、从表示多于一个“整体”的图形中确定谁作为“整体”。
2.分数的集合模型表征。分数的集合模型需要学生有更高程度的抽象能力,其核心是把“多个”看作“整体1”。其优点是有利于把比较抽象的数值形式表示为“比”与“百分比”。J.Martin总结出“整体1”可以分为以下六种情况(以1/5为例):
(1)1个物体,例如:一个“圆形”,平均分为5份,取其中的1份;
(2)5个物体,例如:“5块糖”,其中的“1块”占“5块”的1/5;
(3)5个以上但是5的倍数,例如:“15块糖”,平均分为5份,取其中的1份;
(4)比1个多但比5少,例如:“2块巧克力”作为“整体”;
(5)比5个多但不能被5整除,例如:“7根香蕉”作为“整体”;
(6)一个单独物体的一部分的五分之一,例如:一米的四分之三的五分之一。
3.分数的数轴模型表征。数轴上点与数的对应是一种数形结合的思想,数轴学习的过程,就是沟通数与直线的联系的过程。数轴最初始的原型是温度计和行程路线,首先由温度计、行程路线图提炼出数轴的几何结构,然后建立分数、小数、整数以及今后学习的负数与直线上点的对应,这就得出数轴。而这个数轴作为桥梁就把看上去无关的两个无穷集合建立起联系,一方面数的性质可以直观地表示在图形上,另一方面在图形上又可以形象而具体地研究数的性质。
4.分数的符号模型表征。符号化思维是学生思维走向高层次的一个方向。离散量介于图形和符号之间,是学生符号化思维的一个有效平台。小学六年级学生不仅要正确进行分数四则运算,还要能借助于表征对运算过程进行符号化的思考,使得符号化思维水平与概念的习得水平处于相互匹配的统一层次。分数的概念关涉学生对于整体与部分之间关系的认识,反映的是一种“关系认识”的思维方式,所以分数概念较之整数概念来说更为抽象。这种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认识,又可以分为两个认识层次:第一个认识层次,是单个整体与部分的具体关系;第二个认识层次,是多个整体与部分的抽象关系。即是指把多个的物质实体看作一个抽象整体,把这个抽象整体平均分成几份,其中的一份是这个抽象整体的几分之一。
5.分数的属种模型表征。让学生理解“分数是数”:它是连续量分割的结果:这是从分数产生的过程来理解分数概念。在现实中,从数量的角度看,有两种不同的量:连续量,如重量、长度、面积、体积等;另一种是不连续量,如人数、东西个数等。在用度量单位度量不连续量时,其结果是整数。而度量连续量时,其结果就不一定是整数。这时,就需要把度量单位分割成几等份,连续度量,因而产生了分数。分数既然是数,它也具有整数的一切性质,如比较大小、进行运算等。同时分数还具有整数没有的性质,如在整数范围内3÷5是不能计算的,而引进分数后,除数不为0的一切除法都可以计算。因此,计算的范围扩大了。另外,由于整数可以看成为分母为1的分数,这样,我们对两个属种的概念就有了进一步的理解。
二
关键词:成人教育制度;特点与原则;创新;思考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9214(2016)03-0294-01 DOI:10.16550/ki.2095-9214.2016.07.240
引言
“无规矩不成方圆”,在倡导终身教育的时代背景下,我国成人教育制度已经逐渐发展成为了我国的基本教育制度之一。成人教育制度的全面完善与否关系着我国成人教育发展的速度与稳定。本文中笔者从基本概念出发,以我国的基本国情为依据,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阐述了关于创新我国成人教育制度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以期可以对我国从事成人教育制度建设的工作者提供帮助。
一、成人教育制度基本内涵
成人教育制度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成人教育制度是指有关机构依法对各级各类成人教育活动制定出来的规范,一般以成人教育的规章、条例、法律等规范性文件形式表述出来。
二、成人教育制度存在的问题
尽管我国的成人教育可以追溯到古代,但是真正地受到人们的重视却比较晚。随着终身教育思想在国际上的传播,我国学者和教育实践者开始从事与成人教育有关的研究与实践。尽管如此,我国成人教育的发展仍然很慢,很多方面还有待完善,尤其是制度方面的问题亟待解决。从总体来看,成人教育的地位却没有得到完全的确定,成人教育的作用也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在硬件建设上,投资数量不能满足成人教育的发展需求;在师资方面,普通教育的师资配备往往优先于成人教育,而且教师的专业素养也有待提升;在管理方面,机构设置和制度不健全,管理水平不高。
三、成人教育制度的特点及其原则
建立科学完善的成人教育制度,需要深入理解成人教育制度的基本内涵,了解成人教育领域存在的基本问题,更需要了解成人教育制度的特点及其原则,把握成人教育的规律。从而制定出全面可行的成人教育制度。就成人教育制度的特点来说,其特点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权威性,成人教育是传统的学校教育向终身教育过渡的一种新型的教育制度(《中国教育发展和改革纲要》第十条),被世界各国所认同。二是规范性,这是制度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制度的本质所在。三是资源性,充分开发教育资源,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提高人财物的使用效能。[1]集合政府、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力量办教育,使成人教育资源利用最大化。建立成人教育制度遵循以下几个重要原则:一是以人为本原则,成人教育制度应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维护学习者的合法权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二是衔接性原则,在我国教育体系中,成人教育制度应该与普通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等教育体系之间相互沟通,充分发挥教育的整体性和协调性;三是开放性原则,面向社会的需求,能够随时调整其功能和作用,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成人教育制度的生机和活力,为现代化建设培养需要的人才。
四、国外成人教育制度发展可借鉴的经验
(1)以立法的形式确立成人教育的地位,使终身教育的思想深入人心。我国应确立与成人教育相关的各项法律法规,并加强对终身教育思想的宣传及讲解,提高国人终身受教育的理念。以美国为例,美国是市场主义的国家,美国把成人教育视为立国的根本措施之一,促进了成人教育的发展。(2)增加对成人教育的投资,完善成人教育的配套设施建设。政府应出台相关政策,为成人教育提供充足的经费。例如日本,成年公民可以一起参与的教育活动已经成为日本对成人进行教育的重要形式之一,日本公共社会教育设施有公民馆、文化中心、博物馆和会馆等。[2]其中公民馆是日本成人教育的主要场所。(3)改革成人教育管理体制,鼓励开办开放大学。我国应实行分权管理,政府统筹调控,充分发挥各机构独立自主办学的权利。以英国为例,教育管理体制是中央和地方共同合作制,学校与地方工商业、用人单位合作,注重实际能力的培养,学校拥有很大的自。
五、我国成人教育制度创新需要注意的问题
(1)完善成人教育体系。成人教育体系对于成人教育制度很好地运作是至关重要的。成人教育体系的创新,将使成人教育能够依托这个体系进行有计划、有组织、有保障地进行。(2)深化改革管理制度。我国现在的成人教育管理制度是以政府办学为主,社会力量积极参与,但是社会自主参与度比较低。因此,扩大企事业单位与社会其他机构联合办学的比例,政府适当下放管理权,实行政府宏观调控,与此同时,社会各个行业机构灵活开放参与成人教育。(3)制定科学的评价制度与监督制度。进一步完善我国成人教育评价体系,评价主体多元化,优化对成人教育的评价方法;建立监督制度,科学地安排相应的监督机构,依法进行监督。21世纪是一个信息知识大爆炸的时代。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终身教育和学习型社会已经成为教育发展的必然。国家实行成人教育制度,是在终身教育背景下,倡导全民积极进行终身学习,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促进建成学习化社会的制度保障。当前我国把握改革的机遇,积极进行成人教育制度的创新,对我国成人教育更好的发展,特别是对成人能够更好地接受教育,促进个人与社会更好地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笔者认为,社会各界在关注普通教育的同时,更应注意成人教育制度的建设,为成人教育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参考文献:
[1]陈清洲.论我国成人教育制度创新[J].湖北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6(6):38-39.
关键词:终身教育;学习型城市;大学生就业
学习型城市的提出源于终身教育思潮的兴起。可以说终身教育或终身学习理论是学习型城市的理论基础,而学习型城市是终身教育制度的载体。1998年,终身学习策略成为欧盟共同就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或者说也是一个新的思路,即终身教育与作为终身学习理念之实体的学习型城市在大学生就业中具有怎样的地位与功能。
一、学校教育与非学校教育的二元分割:大学生就业难的教育根源
当前,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大部分毕业生能在劳动力市场获得满意的工作,但也有一部分毕业生难以找到一个满意的工作岗位。这种状况凸显的是学校教育与就业之间的不确定性关系。
自16-17世纪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学校教育就开始承担起为人们劳动就业作准备的责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学校教育与就业的关系都表现为一种确定性的关系,即人们将来的就业岗位与眼前所接受的教育往往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学校教育与就业之间的确定性关系一直延续到20世纪60年代。然而好景不长, 20世纪70年代,随着世界经济发展的全面衰退,由教育规模不断扩张导致的知识型劳动力的增长开始超出了经济发展所能提供的职业岗位,教育与就业的确定性关系遂开始失去其存在的基础。这一时期,各国教育与就业关系的发展并没有出现如人力资本理论所说的那样――高学历者就业的适应能力也将提高,从而就业收入高、失业率低。从社会个体角度而言,个体接受了教育后搜寻工作岗位,其结果有多种可能,有可能获得比较满意的工作岗位,也有可能相反,教育与就业关系的不确定性开始凸现。
学校教育与就业之间的确定性关系导致人们认为,组织化的教育是学生唯一的学习形式,从而忽视或者无视非组织化的教育影响,造就学校教育与非学校教育之间的二元割裂。而学校教育与就业之间关系的不确定性让人们开始认识到,这种学校教育与非学校教育之间二元分割的现行教育制度正是导致大学生就业难的一个制度性的根源。或者说,学校教育与就业之间的不确定性关系正是现行教育制度的必然结果。
就一个具体的人的成长过程而言,它往往是学校教育影响与非学校教育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在现行的二元分割的教育制度下,学习者和教师基本上会忽视或者不会意识到非学校教育的影响。如果以人成长的时间序列为纵轴,以成长过程中学习的内容广度为横轴,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现行教育制度下,学校教育与非学校教育的关系,如图1所示:
一个人大概从3-4岁开始就进入学校接受组织化的教育影响。学校最初进行的是读写算之类的普通文化基础教育,伴随着学制的延伸及学生年龄的增长,学习内容越来越狭窄;并且为了适应未来工作世界的生活,学习内容也越来越专门化。正规学校教育结束时,专门化的程度已经非常高,因此校内学习与时间的关系类似一个三角形,初期底宽,后期顶尖。这种狭窄的专门化导致学习者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适应能力降低,当与自己所受的专业教育相对应的职业或者工种消亡或者岗位减少时,学习者就面临着失业,这就是当前部分大学生难以就业的原因之所在。这种失业也就是经济学上所说的结构性失业。为了弥补学校教育的这种狭窄专业化的过失,学校后教育应运而生。此时的学校后教育往往是以非正规的教育形式出现。如图1所示,脱离学校的学习要从学校学习的狭窄之处入手,重新拓宽学习者的学习内容。校外学习(尤其是成人教育)与时间的关系因此也呈现一个三角形,不过这次是倒三角形(图1的上半部分)。换言之,如果毕业后的大学生发现自己在学校学习的内容过于狭窄而难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导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岗位时,他们必须从学校教育的狭窄处重新拓宽自己的学习内容直到自己能够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为止,这段时间也就是大学生失业的时间。可见,由学校教育与非学校教育的二元分割而导致的学习者学习内容狭窄是导致当前大学生就业难的一个教育根源。
(注:本图改编自克里斯托弗.K.纳普尔阿瑟.J.克罗普利.高等教育与终身学习[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p30.)
二、终身教育制度:超越学校教育与非学校教育的二元分割
为了弥补在这种二元分割的教育制度下,由于在校学习者学习内容狭窄、难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而出现的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学校教育的主管者(政府)和学校教育的实施机构(高等学校)都采取了相应的补救措施。当前具有代表性的补救措施有三种:一是政府为待业高校毕业生提供的职业培训;二是高校实施的通识教育;三是高校实施的毕业生召回制。但我们认为这三种措施都不能有效地解决大学生因为学习内容狭窄而出现的就业困境。
首先,当前政府倡导给待业学生提供的各种职业培训实际上就是属于图1中倒立三角形的部分;它的起点是学校学习的狭窄之处。表面上看,毕业后的培训是有针对性地扩展学习者的学习内容,实则是认可了现存教育制度导致的大学生失业的合理性;以大学生在时间上的浪费和政府在金钱上的浪费去证实现存教育制度的合理性。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补救形式,短期内的“治标”也许有用,但毕竟不能“治本”;因为它事先已经预设了大学毕业生在校学习的知识内容是难以适应社会工作岗位的要求的,也就预设了大学毕业即失业的合理性。
其次,高等学校推行通识教育是想要增加图1中直立三角形顶端的宽度,拓宽学习者在校学习的内容。但是通识教育实施过程中存在着一些固有的难题,如通识教育课程的内容组成问题、通识教育课程的连贯性问题、通识教育课程的共同性问题以及通识教育课程的综合性问题等,这些问题导致诸多高校在实施通识教育过程中,往往出现因人设课的现象,许多所谓通识教育选修课事实上完全成为简单的课程累积。最终导致通识教育这种“拓宽学习内容”的行动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
最后,毕业生召回制实则是把图1中倒三角形部分的职能重新交给了学校教育。表面上看,这套“回炉重造”的做法能够让“高校在完善自身的同时破解大学生就业难题”,似乎解决了大学生由于所学知识内容狭窄而导致的失业问题;实际上,这不过是一厢情愿的想法而已。如果从学习者就业的角度思考,我们就会发现毕业生召回制本身所固有的缺陷:一是浪费时间金钱,打断了个人职业生涯规划;二是“充电”方法有多种,如脱产考研、出国进修、在职自学等,不一定非要回原来学校学习;三是如若被单位强制“遣返”,亡羊补牢后“重出江湖”之时,用人单位或招聘单位将有可能用有色眼镜看待这批毕业生,从而给他们的就业更添难度。有学者认为:高校实行“毕业生召回制”是给毕业生一次继续学习的机会,因为它除了被动“召回”用人单位不满意的毕业生外,它还为主动要求回校“充电”的毕业生开启了一扇大门;而毕业生也应以此为契机,确立“终身学习”的理念。我们认为,这里存在着对终身教育或者终身学习理念的一种误解.如果终身教育需要依托学校实施,那么终身教育就变成了终身学校教育,它就会变成伊利奇和韦尔纳所警告的“陷阱”或者用道伯尔和弗恩的比喻来说,是判人们“终身”入学。
这三种补救措施失败的根源在于它们都没有改变现存的学校学习与非学校学习的二元分割式的教育制度,只是对这种二元分割教育制度中的某个部分或某个环节进行的小修小补。这些小修小补的工作对于大学生就业的问题而言只不过是隔靴搔痒。因为,正如图1所示,大学生就业难的教育根源在于学校学习与非学校学习的二元分割导致高校学生毕业生走出校门时,所掌握的知识内容过于狭窄,难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要从教育制度设计上解决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就必须彻底地改造当前学校学习与非学校学元分割式的教育制度,建构一种新的教育制度,即终身教育制度。
终身教育制度的目的在于实现儿童学习与成人学习、校外学习与校内学习的一体化。在这一模式中,各个年龄阶段的学习都具有广博性。学校以及类似学校的机构(包括大学)所享有的学习时间份额随时间迁移而减少,而校外学习的时间则按比例增加;两种学习形式之间的界限将变得越来越模糊,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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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学校学习与校外学习的整合
(注:本图改编自克里斯托弗.K.纳普尔阿瑟.J.克罗普利.高等教育与终身学习[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p31.)
终身教育制度是一场教育制度的重大变革,是对当前学校学习与校外学元分割的彻底改造,改革的内容将涉及学校阶段的学习、学校之后的学习与工作的关系,各年龄阶段系统学习的目的与地位,不同学习形式的价值以及不同年龄层次所使用的教育方法与手段等。
三、学习型城市:终身教育发生的具体时空
正如前文所述,推行终身教育制度不是意味将学校教育的价值观和方法扩展到每个人一生的方方面面;终身教育不是一种“教育帝国主义”,而是一种提供学习经验的选择方式;终身教育制度就是一组有系统地给每个学习者提供学习机会的组织原则。这种组织原则将从两个维度上得到体现:一是时间的维度(学习何时发生);二是空间的维度(学习何处发生)。
终身教育制度的首要组织原则是它必须为人的整个一生的学习提供便利,同时要重新整合教育与工作之间的关系。传统二元分割式的教育制度认为学习主要是在校内进行,校内的学习是为了工作做准备,校内学习的目的是为了获得一张用以交换工作的学历文凭,当文凭获得时,学习也随着结束,工作则随即开始。当工作中发现知识与技能跟不上发展变化时,将重新开始补偿性的学习。学习与工作的关系表现为一种间断式的关系。然而,终身教育制度认为,学习和工作可以同时进行,工作中的经验能够促进在校学习,而在校的学习又能反过来促进工作中的学习。这种纵向整合的概念适用于在校学习的各个层次与阶段,例如,小学生学习数学时可以同时帮助家庭做财政预算;中学生学地理时可以同时做出地区农作物的分布图;大学生学习法学的同时可以充当公益律师,等等。我们将传统二元分割式教育制度下学习与工作的关系以及现代终身教育制度下学习与工作的关系图3所示:
图3 学习与工作的传统关系与现代关系
终身教育制度不仅要考虑到时间维度上的学习整合,还要考虑到空间维度上的学习整合。要考虑到在工作中、在家里或在闲暇活动中进行着的学习,要考虑到工作场所、动物园、博物馆、图书馆、俱乐部、教会、政党团体、各种专业协会等组织的教育作用,甚至要考虑到各种娱乐活动如看电影、与朋友到酒吧喝酒聊天的教育价值。终身教育制度的空间组织原则就是要承认在这些活动场所进行的学习是有价值的,并将这些学习活动与传统教育机构的学习活动组合在一起。
那么,如何实现终身教育这两大组织原则呢?我们认为,要实现学习的纵向(时间)与横向(空间)整合必须通过学习型城市的建设。因为一个具体的人往往生活在一个具体的空间,这个空间就是一个社会或者城市,也就是说,发生在具体的人身上的终身教育往往是在一个具体的社会或城市里发生的;如果要使发生在这个具体的人身上的终身教育对其他所有人而言都是可以实现的,那么这个具体社会或者城市必须是一个学习型社会/城市。
在社会层面上,学习型城市具备一个人人都能获得最方便、最丰富、最便宜、最优化、最有效的学习公共服务平台,这平台可以使每个人的学习成为一个终身的体系,它可以随时满足人们的各种学习需要。如:职业技能的培训、业余兴趣的培养、学术问题的探索,等等。这个平台能够让人们在工作中学习和在学习中工作,从而实现终身教育的纵向整合。这个平台的形式可以是多样的,既可以是以网络信息传输技术为基础构建的学习服务平台,也可以是人与人在真实场景中建立起来的“学习圈”系统。
在组织层面上,学习型城市是由普遍化的学习型组织所构建的。学习型组织的普遍化可以于随处满足学习者的各种学习需要,从而实现终身教育的横向整合。各式各样的学习型组织和学习公共服务平台让学习成为一种社会行为,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学习型城市每一层次、每一职业、每一年龄阶段的市民,都拥有适合自己需要的学习组织和学习场所,可以时时学习,处处学习,实现工作、生活、学习三位一体,如图4所示:
图4 学习型城市不同的构成要素
四、小结
从教育的角度分析,导致当前大学生就业难的根源之一,就是在校学习与校外学习之间二元分割的现存教育制度。这种教育制度导致大学毕业生仅能掌握非常狭窄的专业知识,从而缺乏应对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适应能力,与社会可提供的岗位之间的匹配范围也非常有效。当走出校门的大学毕业生发现自己在校学习的内容过于狭窄而难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导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岗位时,他们必须从学校教育的狭窄处重新拓宽自己的学习内容直到自己能够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为止,这就意味着大学生必须以自己的失业为代价弥补这种教育制度的缺憾。
我们认为,要消除导致大学生就业难的教育根源,必须彻底改变现存的二元分割式的教育制度,建立终身教育制度。作为一组系统地给每个学习者提供学习机会的组织原则,终身教育往往是在具体的时空内发生的,这个具体的时空就是学习型社会/城市;也只有学习型社会/城市的建设才能实现终身教育的纵向与横向整合。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建设学习型城市在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中的特殊地位和功能:只有通过学习型城市的建设,构建终身教育制度,才能真正消除导致大学生就业难的教育根源。
注释:
①本文将不加区分地使用终身教育与终身学习这两个概念,认为这两个概念是等义的。因为“终身教育”中“教育”的概念是一种广义的教育,包含正式教育与非正式教育,而“非正式教育”的含义基本上就等同于“学习”的含义.
参考文献:
[1]杨雪.欧盟提高劳动就业能力的新举措―――终身学习策略研究[J].人口学刊,2004,(1)30-33.
【关键词】文化/比较教育
【正文】
导言——比较教育学史中的文化研究
比较教育研究对文化的重视可以追溯到100年以前。1900年,萨勒德(M.E.Sadler)在题为《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从外国教育制度研究中学到有实际价值的东西?》("HowfarcanweLearnanythingofpracticalvaluefromthestudyofforeingsystemofeducation")的著名演讲中,第一次指明了文化研究对比较教育的重要意义。他的一句名言是“在研究外国教育制度时,我们不应忘记校外的事情比校内的事情更重要,并且制约和说明校内的事情。”他说的校外的事情主要是指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他说:“当我们倡导研究外国教育制度时,我们注意的焦点一定不能只集中在有形有色的建筑物上或仅仅落在教师与学生身上,但是我们一定要走上街头,深入民间家庭,并努力去发现在任何成功的教育制度背后,维系着实际上的学校制度并对其取得的实际成效予以说明的那种无形的、难以理解的精神力量。”民族精神是文化的核心。也就是说,只有理解了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才能理解这个国家的教育制度。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康德尔(I.L.Kandel)等人秉承了这一思想,他们开创了因素,为比较教育中的文化研究奠定了重要地位。康德尔提倡描述事实,分析历史背景。他还把民族主义和民族性作为决定各国教育制度性质的因素提出。汉斯(N.Hans)则对教育的诸种外部因素加以系统化,并主张应当对形成教育的因素给以历史的说明。他把影响各国教育制度性质的因素分为三类:的因素(种族、语言、地理和因素)、宗教的因素(罗马大主教、英国国教和清教徒)、世俗的因素(人文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三类因素中文化因素占了主要地位。
埃德蒙·金(Edmund.King)也十分重视教育的历史背景。他的相对主义论重视客文化中的主体对教育现象的观点。要了解他们的观点,就必须对他们的文化有深入的了解,因此文化研究是必不可少的。
近几十年来,文化研究在比较教育界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是综观以往的研究,在文化研究上还存在着三个:一是比较教育中的文化研究所依赖的参照系只是西方文化,用它作为一个普遍的准则来影响包括非西方世界在内的全世界的比较教育研究,这一做法有失公正,也与当今世界色彩纷呈的各民族文化极不协调。二是对文化的理解过于狭窄,把文化只理解为“民族特性”。实际上文化的概念更广泛。三是对文化与教育的互动关系研究得不够。往往只讲到民族文化对教育制度的影响,很少谈到文化对教育主体(教育决策者、教师、家长)的观念的影响。关于教育对于文化的反作用的研究更不多见。因此,对于比较教育中的文化研究还有深入一步的必要。
一、文化的概念及其特点
文化是什么,如何理解文化?文化是一个有广泛内涵的概念,据说学术界对文化的定义已有二百多种。有的说,文化是一种生活样态;有的说,文化是人类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这都有一定的道理。我认为,所谓文化,是指人类在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活动中所采用的方式和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这里面包括了人类的活动方式(动态的)和活动所取得的成果(静态的)两个方面。一般分为三个层面,即物质层面(包括建筑、服饰、器皿等等)、制度层面(包括教育制度在内的一切制度)、思想层面(包括思维方式和民族精神等)。物质层面最容易交流和吸收,制度层面也常常因为变革而改变,惟独思想层面具有较强的保守性和凝固性,不容易吸收异质文化和互相交融。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各民族间的交往,也总是在变化的。概括起来,文化具有以下一些特性:
第一,具有民族性。文化总是由人类的某个民族创造的,而一个民族的特性也较多地集中表现在文化中。因此文化传统和民族文化传统可以是同义词。由于世界各民族所处的历史时期不同,环境不同,对自然界和社会各种现象的认识和理解不同,他们创造出各自不同的文化。例如,对待自然,文化比较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而西方文化则强调人征服自然、战胜自然;对待社会和他人,中国人主张中庸、谦让,西方人则主张竞争、斗争。这是从观念形态上讲的。表现在物质形态上也有极大的不同。例如中国的民间图案讲究对称、统一、和谐;西方民族则讲究差异、多样。可见民族性表现在各个方面。
第二,具有稳定性。民族文化传统常常表现出相对的凝固性和稳定性。这种稳定性表现在时间上就是惯性。也就是说,文化传统变化的速度比较慢,总是落后于的发展,具有滞后性。这种稳定性表现在空间上,就是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也就是维持着自己民族文化的发展轨迹,往往拒绝外来文化的,形成了一定的保守性。所以,在世界文化交流已经如此频繁和深入的今天,各民族文化仍然保持着各自的特点,从而形成了世界文化的多元性。民族文化传统的稳定性是民族文化传统得以保存的主要原因,但在某种程度上却表现出凝固性和保守性。它不仅在发展进程上落后于时代,有的甚至于拒绝时代变革的要求,拒绝外来文化的渗透。近代西方经过了曲折的过程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因此文化传统的稳固性具有两面意义:积极方面的意义是它保持了文化传统的独特性,即民族性;消极方面的意义是它影响到文化传统的交流和变革,阻碍着对先进文化的吸收、创造和传播。
第三,具有变异性。每种民族文化都是不断发展的,也就是不断变革的。人类在不断发展,民族也在不断发展,民族文化也在不断发展。要发展就要有变革。也就是说,文化传统不能完全保持原来的样式,总要增加新的符合时代的,要去掉一些不符合时代要求的内容。例如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都有男尊女卑的思想传统,但是现在是男女平权的时代,这种男尊女卑的陋习就应该除掉。
每种民族的文化传统中都有优秀的内容,也不免有落后的内容。在文化发展和变革中就要继承和发扬文化传统中的优秀的东西,摒弃落后的,不符合时代要求的东西。对待外来文化,也是这种态度,吸收外来文化中的优秀的东西,排斥落后的东西。这就是我们在比较中的基本的文化观。
二、文化研究与克服西方文化中心主义
要克服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观念,就要承认世界文化的多元性。自从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开始,人类就有五大古代文明,即古希腊文明、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古代东方中国文明。虽然经过几千年的变迁,由于战争和其他原因,有些文明衰落了,希腊文明成了西方文明的源头,而东方的中国文明却一直延续到今天。但不论是哪种文明,都给世界文化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文化遗产。文艺复兴以后,西方文明有了较快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特别是革命以后生产力的飞速发展,物质生产的迅速增长,为西方国家的扩张提供了条件。实际上,西方文明是在掠夺其他文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西方文化的发达,并不能排除其他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只要这个民族还存在,它的文化总是会按照自己的方式发展的。
20世纪60年代西方出现一种化,认为非西方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是一致的,前者现在所处的阶段是后者经历过的一个阶段,非西方发展中国家要想实现现代化,惟一的途径就是西方化和照搬西方的模式,只有靠西方文明的传播,靠输入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因素才有可能。这种理论代表了西方中心主义的观点。事实上世界文明并非以西方文明为中心,西方文明只是人类文明中的一个类型。20世纪60年代以后许多东方国家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创造了各自现代化的模式,打破了“现代化理论”的神话。“现代化理论”在比较教育研究中有一定的影响。70年代以后它受到许多学者的批判,现在已经不起什么作用。但是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文化观很难在西方学者中克服,原因不在于他们自己不想克服,而是他们太不了解别的文化了。尤其是比较教育,它产生于西方,长期活动在西方,更容易受到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影响。近几年来,世界比较教育学会理事会在非西方国家举行年会,对于西方学者了解非西方文化是大有裨益的。亚洲比较教育学会的成立,更有利于东西方比较教育学者的交流。
应该特别指出,以儒教为核心的东亚文化,覆盖东亚、东南亚以及世界其他东亚移民居住地区,但是在包括比较在内的几乎所有的人文中,它未能发挥重要作用。在新的世纪,东亚各国应自觉地挖掘本民族文化中优秀传统,使之成为东亚比较教育研究的重要源泉。
要克服西方文化中心主义观念,东方学者也有责任。东方学者要放弃迷信西方的观念,要跳出表面看西方教育制度的框框,深入到西方文化的深层去认识西方的教育;要在西方文化的优秀经验时注意理解它的实质,并尽力使之本土化。这种要开展文化研究。
三、文化与教育的互动关系
教育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但它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教育离不开文化传统,教育除了受一定社会的制度、的外,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教育和无不留下文化传统的痕迹。例如上长期存在的科学制度是在封建制度中形成的,这种科举制度把学校教育与人才的选择制度结合在一起,这就影响到中国一千多年的教育传统。清朝末年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动摇了封建主义统治的基础,科举制度终于随着政治经济的剧烈变革而彻底破灭。但是科举制度作为一种制度虽然在中国已消灭了一百年,而与科举制度相伴随的教育思想却作为一种传统的教育思想至今仍然在一些人的头脑中残存下来,追求学历,重视就是这种教育思想的反映。日本的所谓“考试地狱”恐怕也与中国的传统有关。
教育一方面受到文化传统的影响,另一方面它又是发展文化,创造文化的最重要的手段。也就是说,教育无时无刻不在传播文化,创造文化。文化靠什么继承和发展?靠教育。当然这种教育不仅指学校教育,也包括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但是学校教育起着重要的作用。教育又总是根据的要求,社会的需要对文化传统加以选择和改造。特别是学校教育是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它要根据国家的教育方针、培养目标来选择文化、传播文化、改造文化、创造文化,使它符合时代的要求、社会的需要。
比较教育要了解一个国家的教育,就需要研究影响这个国家教育制度的各种因素,特别是文化因素。前面说到,文化的内涵很广。但对教育来说,最重要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价值观、思维方式、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例如西方文化强调个人主义,而东方文化则重视集体主义;发达国家多少具有大国沙文主义倾向,不发达国家总是抱有民族主义倾向。即使同是西方发达国家,由于历史文化背景不同,他们的思维方式和民族心理也很不相同。笔者最近访问法国,适值WTO在西雅图开会,法国教授批评WTO过分重视商业,不重视文化。他们总是为自己的文化传统而自豪。但你如果到美国,就很难听到这种声音。一个国家的这种传统必然会反映到教育上,特别是反映到教育思想观念上,从而影响到教育的各个方面。这就是为什么要强调在比较教育中文化研究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只有从文化研究中才能认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教育的本质。
四、文化研究的困难与课题
进行文化研究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最好是采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到当地去生活一段较长的时间。正像萨德勒曾经说过的,不能只注意一个国家的有形有色的建筑物和教师与学生,还要走上街头,深入民间家庭,去发现无形的精神力量。这是难以做到的。即使在一个国家做到了,对其他国家还是不了解,仍然难以比较。
还有另一个困难是,研究者本身是另一种文化的主体,他自身已经具有本民族文化的传统,也就是具有本民族的思维定式,即使他能够深入到客文化中,如果不克服自身的思维定式,也不能得出客观的科学的结论。因此从事文化研究的比较教育学者,特别是西方学者需要克服自身的文化偏见,树立多元文化的观念,尊重别国、别民族的文化,尊重他们的价值观。
进行文化研究还需要与历史研究结合起来。因为文化传统总是历史延续下来的。不了解一个国家的历史,就不可能了解这个国家的文化传统是怎样形成的,也就不能了解它的文化实质。因此,比较教育中的文化研究不仅是跨文化的研究,而且也是跨学科的研究。
虽然有以上的困难,在比较中开展文化不是不可能的。因为一个国家的文化总有它的表现形式。它们常常表现在他们的著作中、文学中,也常常表现在他们的教育政策、教育体制、教育管理等方面。研究他们的资料,特别是该国的著名学者的著作,是可以把握他们的文化实质的。尤其是近几十年来教育的国际化促进了人员的交往,许多留学生到异国他乡去,对当地的文化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有利于开展文化研究;各国学者的交往与合作也有利于对别国文化的了解和认识;特别是几个国家的学者如果能合作开展文化研究,则将会取得更好的成果。
我们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正在从事题为“文化传统和教育化”的研究,目的是想通过研究了解各国文化传统在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中起了什么作用、传统教育如何向现代教育转变,从而认识今天如何进行教育改革。我们的是;选择有在某个国家留学经验或对该国有较深了解的学者,研究该国的历史、哲学乃至于文学;研究该国教育政策文献;实地考察该国的教育,包括参观访问、和教师学生以及学者座谈;然后与其他国家加以比较。此项研究已进行了九年,第一阶段的成果反映在《民族文化传统与教育现代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1998年)这部专著中。该书研究了美、英、德、俄、日、中六国的文化传统和教育传统,并对中西人文主义传统、中日人才观、中美师生观以及西方现代知识观进行了比较。此项研究还有必要进一步深入,研究还在继续中。
【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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