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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城市
唐子来(1999)在研究了城市化的一般过程和发展规律后发现,新世纪里世界面临的一个重要趋势仍然是城市化。与城市化的各个历史阶段不同,当今世界还面临着信息化和全球化的趋势。城市化、信息化和全球化交织一体,使城市(特别是大都会地区)在全球城市体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经济全球化表现为以下特征:第一,跨国公司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越来越突出,管理/控制-研究/开发-生产/装配三个基本层面的空间配置已经不再受到国界的局限。第二,各国的经济体系越来越开放,国际贸易额占各国生产总值的比重逐年上升。第三,各种发展资源(如信息、技术、资金和人力)的跨国流动规模不断扩大。第四,信息、通讯和交通的技术革命使资源跨国流动的成本日益降低,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第五,在全球化进程中,空间经济结构重组导致城市和区域体系的演化(城市规划原理,2000)。
受经济全球化影响,城市从工业时代过渡到信息时代,第三产业成为城市发展的后续动力。随着工业化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第三产业开始崛起,并逐渐取代工业而成为城市产业的主角,并由它继续推动下去。这种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生产的增加和消费的增加。《世界发展报告》的统计表明,在1960-1980年期间,发达国家在制造业中就业的人数比重一直徘徊在30%左右,制造业产值比重则从40%降为37%;但同期城市化水平却从68%上升到78%。其原因正是第三产业的拉动所致,这段时期的第三产业就业人数比重从44%提高到56%,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也从54%提高到60%。
二、城市发展突破了传统的等级体系框架,正在形成新的城市网络体系
伴随着生产业的快速增长,主要城市的金融服务和专门化服务水平迅速增长,由银行、投资公司、法律机构、保险公司和证券交易所共同组成的金融综合体已经成为各部门的决策中心(Green,1993)。这些大都市金融综合体正在成为日益增长的全球一体化系统的节点(Mitchelson,1994)。传统的城市体系基于国家的框架,分为首都、区域中心等级别,但随着经济全球化下的生产、流通、交换系统的机制的形成,传统城市体系的框架立论基础正在改变。城市作为城市系统的一部分,不是按照传统理论的领土的连续性,而是建构在功能节点(中心城市)以及节点间的轴(商品流、人流、资金流、信息流)之上。
Castells(1996)进一步指出,这种空间的逻辑“以流的空间”为主宰,建立在把生产和管理的战略节点全球性地联系在一起的电子线路上。不过这并非这个社会唯一的空间形式,相反,人们见到“地方的空间”一如既往地作为绝大多数人日常生活领域的组织形式。应当说,主宰当今世界的重要机制是基于“地方的空间”之上的“流的空间”。并且,我们的社会已经演化成为基于“流的空间”的网络社会。Borja和Castells(1996)在《地方与全球》一书中阐述:全球化最为直接和最为突出的地方影响是城市的空间和社会结构。全球经济网络的控制性节点是商务产业(advancedservices)和研究开发活动(researchanddevelopment)最为发达的城市。在全球竞争中,城市必须提供这些产业所需要的信息基础设施(telematics)和相应的人力资源所需要的生活环境。同时,信息技术使生产过程的各个阶段可以分散在全球范围的不同地域,同时仍保持了生产过程的整体性。
正如Batten(1993)所指出的,未来世界城市的发展潜力将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能否把所有有形的实体网络(即基础设施)的节点、密度和效率连接到世界各地;
第二,能否在世界无形的网络体系中发挥人口、知识、资金、货物和服务的全球换作用;
第三,能否创新性和适应性地不断发挥网络中固有的协同作用,并起到超前示范导向作用。
三、城市化的主流转向东亚地区,给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随着经济活动的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从全球范畴而不是国家、地区的范畴认识城市化过程是十分必要的。客观认识“经济全球化”背景,对研究我国城市化政策、制定城市化战略步骤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发达国家的经济重构产生了所谓的新的国际劳动分工。一方面是生产业向大都市集聚,产生所谓的“世界城市”,因而有了“功能以世界城市体系”的提法;另一方面,制造业的转移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发展机会,一部分国家和地区凭借这个机遇迅速崛起,如亚洲四小龙的崛起,相应地城市化进程也大大加快(陈振光,2001)。
根据阿锐基(2001)对20世纪社会、经济根源的研究,资本积累的世界性过程的中心从美国逐渐转移到东亚地区。东亚的资本积累过程中的程度,可以从(图1)中描绘的趋向来测定。该图显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明显的赶上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核心组织[1]”的人均收入水平的例子。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只有日本的成就非同一般,优先于并带领地区腾飞。到了20世纪70年代,尤其是80年代,韩国和台湾地区离开低收入群体,进入中等收入群体;而香港和新加坡地区加上西班牙则离开了低收入群体,稳步进入中等偏上收入的群体。
附图
资料来源:WoytinskyandWoytinsky(1953);WorldBank(variousyears);EconomicPlanningCouncil(1977,1982,1988).
图1从比较的角度看东亚的兴起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组织核心=100)
联合国根据1990年世界各国最新人口普查数据,对全球未来城市化进程进行了分析和预测,详见(表1)。
表1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未来年平均城市人口增长率(%)
地区1970-19751986-19901995-20002020-2050
发达国家1.50.80.80.5
发展中国家3.74.53.82.2
资料来源:“全球城市化展望”,联合国,1990年。
由此可见,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城市人口都将经历一个持续高速的发展期,从而使世界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其结果是全球特大城市聚集区的数量和分布发生了
显著变化,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特大城市的数量近几十年大大地增加了。1950年全球800万人口及以上城市集聚区只有2个,全部分布在发达国家;1970年有10个,5个分布在发达国家,5个分布在发展中国家;1990年,增加到20个,其中6个分布在发达国家,14个分布在发展中国家;联合国分析2000年将会进一步增加到28个,其中6个分布在发达国家,22个分布在发展中国家。
四、中国城市化进入加速期,具有后发优势
1998年底,中国城市化水平达到30%,城市化进入了中期阶段,这是一个城市化快速增长的阶段。根据诺瑟姆(RayM.Northam)的"S"型城市化发展轨迹,城市化发展速度在30%-70%之间呈加速状态。在50%时加速度达到最高点。可以预测,2010年之后,中国城市化的发展会以每年至少1个百分点的递增速度上升,至2020年达到60%左右的水平。中国城市化的发展长期以来较工业化的发展处于滞后状况,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进一步确立和完善,城市化发展的推动力将越来越大,因此,中国出现加速城市化的过程已属必然。
赵宝江指出,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在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中国将存在着较大的发展梯度,这种发展梯度已经呈现出进一步扩大的态势。东部沿海地区有可能出现普遍的繁荣,并带动一部分城市率先进入信息城市的行列。
经济全球化为中国的城市化提供了新的机遇,使中国有可能发挥后发优势,进而抢占若干技术制高点,带动新兴产业的发展,构造新的城市网络体系。未来中国的城市化将出现难以避免的快速发展过程,导致更多设市城市的诞生。中国有必要建立世界城市和自己的创新中心城市,使之尽快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经济的新节点,并把中国各级各类城市融合到新的城市网络体系之中(顾朝林,1999)。
【参考文献】
1FriedmannJ.TheWorldCityHypothesis.DevelopmentandChange,17:69-83,1986
2CastellsM.TheinformationalCity,London:Blackwell,1989
3唐子来.信息化和全球化时代城市管理的新议题.城市规划汇刊,1999(3):75-76
4全国城市规划执业制度管理委员会.城市规划原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0
5GreenM.B.AGeographyofInstitutionalStockOwnershipintheUnitedStates.Annals
oftheAssociationofAmericanGeographers,Vol.83,pp.66-89,1993
6MitchelsonR.L.andJ.O.Wheeler,TheFlowofInformationinaGlobalEconomy:the
RoleoftheAmericanGeographers,Vol.84,pp.87-107,1994
7CastellsM.TheSpaceofFlows:ElementsforanUrbanTheoryoftheInformation
Age,NewMedia:TechnlogyScienceandCulture,No2,1996
8BorjaJordiandManuelcastells,LocalandGlobal:ManagementofCitiesinThe
InformationAge,EarthscanPublications,London,1996
workCitiesVersusCentralPlaceCities:BuildingaCosmocreative
Constellation.InAndersonA.E.,BattenD.F.,KobayashiK.andYoshikawaK.:The
CosmocreativeSociety,Heidelberg;Springer,pp.137-150,1993
10陈振光.全球经济一体化与城市体系发展趋势.城市规划汇刊,2001(1)
(一)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处于不利境地世界经济全球化日趋明显,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不可能独立于经济全球化之外,中国经济要发展必须融入这个大潮流。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必然要接受现行的国际经济规则,但是现行国际经济规则很不公平,它是由发达国家主导制定,反映的是发达国家的利益和需要,严重地忽略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不得不接受、服从各种不平等国际经济规则,被迫作出做出让步甚至牺牲,这就决定了我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处于不利境地。
(二)中国金融面临着巨大的威胁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开放国内金融市场,放松金融管制,使发达国家的资本可以自由地进入到我国。由于我国金融体制不完善和金融监管能力不强,在这种情况下,很可能导致金融失控,诱发金融风险,对我国的金融体系产生严重地冲击。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我国金融体系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和威胁。
(三)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的威胁当前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仍然处于主导地位。我国由于资金不足、人才短缺、技术基础薄弱等原因,很难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处于优势。这导致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我国为了获得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乃至管理经验,必然要在一定程度上被迫对经济管理权限作出一些让步,结果会造成我国的经济活动受制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必然要受到威胁。
二、中国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战略
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对这两个方面我们要有清醒地认识,一定要趋利避害,规避它带来的风险。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和挑战,我们必须冷静思考,沉着应付,制定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战略,才是的正确选择。
(一)扩大对外开放,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越来越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我们应当抛弃过去的冷战思维,建立一种同全球化相适应的与西方国家关系良性循环模式,即:和平共处———平等合作与竞争———增加信任、减少麻烦、不搞对抗、进一步加强合作———共同繁荣。关起门来搞社会主义是不可能成功,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就是真实的写照。只有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才能加快吸收和占有人类一切文明成果,才能加快我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从目前看,我国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存在着很大差距,经济实力不高,国际竞争力不强,技术相对落后。经济全球化促进资金、技术、知识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这为我国经济的发展创造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因此,我国必须努力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积极推行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融入经济全球化之中。加强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交流和合作,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一切先进的成果。实践证明,对外开放的政策是正确的,通过对外开放,得到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增强了国际竞争力,加快了自身发展。
(二)深化改革,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加深,国际竞争日趋激烈,我国要想在竞争中占取优势,就必须加快发展步伐,提升国际竞争力。通过改革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首先,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虽然我国也参与了国际分工与合作,但却处于国际分工的低层次地位,无法享受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更多好处。鉴于此,我国必须依靠科技进步,推进自主创新,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进而增强国际竞争力,更多地获取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优秀成果。其次,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科技革命发展迅猛,国际竞争更加激烈,这就要求我国必须加快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因此,我国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经济制度的调整:一是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做到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平等竞争、共同发展;二是加强宏观调控,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进一步健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宏观调控体系,完善政府重大决策程序,推进其科学化、民主化、规范化进程,切实把政府职能从管理转到服务上来。
(三)积极参与并推动世界经济政治新秩序的建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自身优势一直主导和推动着经济全球化,导致当前国际经济秩序仍然是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在这种不平等国际经济秩序下,社会主义国家被置于劣势地位。所以说“强调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新质量和重要性,决不意味着可以掩饰它所具有的矛盾性和局限性。”因此,中国要想维护自身经济利益,必须改变这种不利的局面,打破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全球化主导权的垄断。中国只有抓住经济全球化变革的有利时机,积极主动地参与建立国际新秩序,才能改变当前的现状,使经济全球化朝着有利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方向发展。这就要求中国发挥后发优势,促进经济发展,增强自身在国际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力争成为经济全球化规则的参与者和制定者,为参与经济全球化规则的制定提供现实可能性和重要条件。同时还要加强南南合作,共同应对经济全球化,联合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进一步推动建立国际新秩序,把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繁荣公平地润泽给所有国家,最终促进全人类的共同繁荣与发展。
(一)经济全球化的涵义
对经济全球化的涵义,无论国内还是国外,现在还没有完全一致的界定。不同的国家、组织及学者,从不同的角度作了不同的界定。但经济全球化作为一个客观存在,已为多数学者所认同。经济全球化最一般的含义,是经济活动的全球化扩张和全球化联系,是资本、资源、信息、贸易的全球共享与优化组合。在这个意义上,全球化就是指商品和服务交易、资本流动、技术信息传播、消费和生产活动等,在全球范围内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相互依赖性日益增强的经济态势。
(二)经济全球化的实质
有的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是市场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全面推进和空前大发展,因此,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世界经济的全球市场化。也有的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生产的国际化,它使人类社会从“国际贸易”时代进入“国际生产”时代,经济全球化就是生产的全球化。还有的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化。
应当说,经济全球化是一种有着多方面和多层次内涵的复杂社会经济现象。一方面,它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和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和客观要求,是商品和生产跨越国界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迄今为止的经济全球化,又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向全球扩展有密切的联系。当前的经济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向全球扩展的产物。从生产力发展角度看,经济全球化同科技革命、信息产业等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由于全球信息系统特别是互联网的迅速发展,新的全球化进程正在实现。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到目前为止,经济全球化确实又是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扩张同时并进。作为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产物,经济全球化有促进和符合社会生产发展的历史进步性。但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全球的扩张,它又有利于发达国家维持世界经济的旧秩序。经济全球化给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是不均等、不公正的竞争机会。
由于发达国家是全球经济自由化的主要推动者和全球化“游戏规则”的主要制定者,因此,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是在科技革命推动基础上,在西方发达国家推动下的市场机制自发作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不存在谈判的机制,所以,其成本和收益的分配是由市场竞争来决定,而这样的分配注定是不平等的。
二、经济全球化的形成机理及特征
(一)经济全球化的形成机理
1.现代信息技术是推动经济全球化的物质基础。目前的经济全球化,有着重要的物质技术基础,这就是代表当代最新科技的信息技术。信息技术的进步,降低了企业的远距离控制成本。对于一个现代企业来说,其经济的活跃程度,表现为企业的经济活动半径,是与其所有权控制的成本呈负相关关系的。远距离控制成本,主要是信息成本。由于多媒体技术的发展与因特网的诞生,使这种成本大幅度降低,以至于从理论上来讲,对于任何有能力进行全球扩张的企业,它的活动范围都可以达到全球各地。
2.世界各国经济体制的趋同,消除了经济全球化的体制障碍。当今世界各国的经济体制趋同态势是明显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的经济体制转型;发展中国家的对外开放;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制的进一步自由化。从20世纪中期开始,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先后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但当时的情况是,不仅缺少外部资源的支持,而且缺乏可借鉴的国际经验,最终导致了改革的失败。中国的改革之所以能够成功,其中重要的一条是由于实行改革和开放并举的战略。而且,在改革中促开放,在开放中促改革,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正在逐步形成。近几十年,采取不同的对外开放战略的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发展的实践已经说明了问题。
3.微观经济主体的趋利动机,是促使经济全球化的基本动因。商品与要素价格在全球不同地区的差异,被人们称之为“区位优势”。区位优势的客观存在,为企业在全球范畴内的“套利”活动提供了空间。于是,便有了对外投资、技术转让以及企业生产过程的分解与全球配置。在这种微观主体世界范围内的套利活动中,跨国公司逐渐扮演了主角。这是因为跨国公司本身具有“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所有权优势,使跨国公司可以凭借其独有的知识产权、技术诀窍、管理战略以及资金实力:一方面,利用发展中国家低成本的生产要素,将产品销售到价格更高的市场上进行套利;另一方面,将巨额剩余资本转向资本稀缺、投资回报率高的发展中国家进行资本套利。而内部化优势,又使得跨国公司能够将生产和销售活动按照最有利的区位优势配置于世界各地,并将每一个分支机构及其所联系的企业在职能专门化的情况下,组成一个一体化的网络,通过在世界各地的生产、销售等活动而服务于母公司的发展战略。这样做的结果是,国际范围的分工与协作实际上变成了跨国公司内部的分工与协作。当跨国公司利用优势而大举进行全球性套利活动的时候,其客观的效应便是推动了经济的全球化发展。
(二)经济全球化的新特征
1.它以全球性的市场经济为特征。世界除个别国家外,都在为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而努力,这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统一的经济体制基础。
2.新一轮科技信息革命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信息——技术基础。新的信息技术革命使世界缩小成为“地球村”,使商品和资本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流动。这使建立在新的信息技术基础上的产业成长和产业转移速度加快。
3.现代经济全球化是以跨国公司为中心的三种资本形态完备的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已走过了两个阶段:商业资本全球化和借贷资本全球化。二战后其基本特点是以跨国公司为中心的产业资本全球化,形成直接的资本投资市场,并进一步带动了商业资本和借贷资本的全球化。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经济全球化其实就是上述三种资本形态的全球化。
4.在有形商品和生产全球化继续发展的同时,无形的信息和金融全球化来势更加迅猛。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形式不仅从贸易转向直接投资,而且进一步转向间接投资和对地产、信息、金融业的直接投资。金融一体化加快了资本转移,活跃了金融经济,在经济全球化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5.经济全球化是在国际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形成和发展的。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有可能加速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另一方面,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不可避免地将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扩展到全球,造成南北矛盾、贫富分化、环境退化等严重问题。
三、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制度和规则安排
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制度和规则安排,既不同于过去的单极霸主制,又没有达到对称制的要求,可视为发达国家霸主制,表现在:
1.全球经济的游戏规则,仍然以发达国家的利益为核心,许多制度安排未将发展中国家考虑进去,如80年代关于国际流动资本风险监管的新制度只安排到十国集团。目前,经济全球化的规则和制度安排,从根本上说,是由各国的力量对比决定的。这样,在世界范围内,国际规则的形成过程变成了发达国家集团同发展中国家的相互博弈过程。发达国家通过七国首脑会议(后八国首脑会议)或欧盟这样的组织在其内部形成共同的规则,并凭借实力优势,将它们共同的内部规则延伸为世界通行的规则,主导着国际制度。
2.国际组织在促进各国经济联系加强的同时,并没有找到一条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模式。因此,传统国际经济组织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作用在不断下降,要求它们进行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面对日益全球化的资本,调控已显力不从心。WTO的产生,使人们看到了一线希望,但它以西方新自由主义为指导原则的做法,将人为地增加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化的风险。
3.全球一体化程度低于区域一体化程度,并且区域间一体化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全球缺乏统一的、一体化的规则。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相比较,它们驾驭经济全球化的能力更高,反应更快,它们的政策选择为发展中国家所模仿。但因两类国家制度建设上的差异,造成同样的政策选择,其效果却存在极大差异。
4.全球经济一体化规则,最终影响经济全球化的利益分配。这种分配规则是否合理、公平,要考虑到资源的初始配置情况。然而,作为这一规则的主要倡导者——发达国家,很少考虑到由历史原因造成的资源配置初始状况的不平等,特别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这种初始不平等。
四、经济全球化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毋庸置疑,经济全球化并不代表每个国家都能从中受益,它取决于国际制度和规则,因为制度和规则决定了经济全球化中利益分配和成本的分担。在现行的国际制度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作为两种不同类型的国家,经济全球化给他们带来的影响是不同的。
(一)经济全球化对发达国家的影响
在西方化的国际规则体系和国际体制下,西方发达国家可以极大地发挥其优势而将其劣势保护起来,从而可以分得更多的利益和承担更少的成本。
1.国际通行的制度是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规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其国内规则的特点,不存在与国外规则的严重冲突。这样,当发达国家的企业、政府及其他经济主体在世界市场上开展活动时,就不会面临规则的冲突及由此产生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无需承担过多的制度变迁成本,减少交易成本,在经济全球化中获取更多的利益。
2.因为主导着国际制度,发达国家可以使其他国家承担更多的来自内外制度冲突的不确定性和成本,从而转嫁成本,规避风险。
3.发达国家通过国际制度、规则极大地发挥了其优势和保护其劣势。世贸组织取代关贸总协定后,发达国家可以利用其主导的世贸规则,打开别国的金融市场、服务市场等。而对于纺织服装这一发展中国家具有传统优势的领域,却给予发达国家十年的时间以消除“多种纤维协定”的配额。
4.世界经济中的“集权”效应(财富自分配的效应)。无论是金融投资还是商品的生产、推销、全球化,都意味着把决策权上缴给超大规模的跨国公司、跨国银行、对冲基金和共同基金等全球性的企业和机构。而跨国公司的扩张又造成了垄断竞争或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1997年,世界上前100家大跨国公司的贸易额占世界贸易额的1/3,而跨国公司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贸易额又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3。据联合国《世界投资报告》估计,约70%的国际技术支付是在跨国公司内部进行的,世界上主要产品和服务的交易价格,基本上是由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控制的。他们往往通过控制产量从而使自己产品价格高于边际成本。如微软公司对视窗产品价格的影响。由于发达国家所具有各种优势,使得发达国家能够从全球化中获得远比发展中国家多得多的利益。
(二)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具有两重性:一方面,确实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收益和潜在的巨大机会;另一方面,它们不得不接受发达国家主导国际制度和规则的现状,从而在全球化的利益分配和成本分担中处于不利地位。这是因为:
1.国内制度尚不稳定,尚在变革之中,没有现成的可以驾驭全球化的制度手段,在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中就要承担重多的制度变迁成本。
2.发达国家对国际制度的主导,使发展中国家面临更多的内外制度冲突的不确定性,从而增加交易成本。
3.世界经济中生产过剩效应的影响。从供给方面看,经济全球化使得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加入到传统制成品的生产行列中来,从而造成该类产品供给的急剧增加;从需求方面看,随着世界经济步入信息经济时代,人们对传统制成品的需求不断下降,其收入弹性已呈递减趋势。结果,传统制成品特别是劳动密集型的制成品,出现全球性的生产过剩效应。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会恶化,贸易利益也会随之流失。
经济全球化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形成非对称的冲击效应,使得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全球化的同时,要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的利益,就要实行动态比较优势战略。如在增大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同时,尽快扶持高科技产业的出口与对外投资,调整产业结构,提升本国的国际竞争力。同时,要积极参加多边组织和国际组织,竭力扩大本国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发言权和影响力。
五、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
中国经济已经逐步融入到世界经济之中。但是,由于中国总体上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同处在国际分工的不利地位,再加上国内体制改革不到位和经济上存在结构性问题,因此经济全球化浪潮给中国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不利的冲击。
(一)体制冲击
中国现行的体制与全球化所要求的结构调整是不相适应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中国地方分割的市场体系与经济全球化是不相适应的。其次,在微观层次上,由于国有企业数量过多和大多缺乏退出机制和创新机制,也使得中国的经济结构呈现出明显的刚性特征。最后,由于中国的企业制度尚不够自由,奇高的开业费用(包括货币的与时间的),限制了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家脱颖而出,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要解决体制上的问题,关键在于政府要下决心退出市场活动,真正实现政府、市场与企业之间的社会分工。
(二)贸易冲击
贸易冲击来源于一种不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经济结构。中国目前的经济结构就具有这样的特征。中国经济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结构经济:一方面,是东部沿海较为发达的城市化、工业化经济;另一方面,是中西部比较落后的、以农业为主的乡村经济。在这种二元的经济结构下,一般而言,中国的劳动密集型的制成品仍然具有强大的国际竞争力。但是,受二元经济结构的制约,中国劳动密集型的制成品生产至今仍然主要分布在劳动成本相对较高的沿海发达地区,这就大大降低了中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针对来自于经济全球化的贸易冲击,中国需要通过开发中西部来实现产业梯度大转移。借助于产业的梯度转移,东部可以参加更高层次的国际分工,并且因为其成本远低于发达国家而具有竞争力。与此同时,那些转移到中西部地区的传统产业也会因为成本的降低而增强其国际竞争力。
(三)储备冲击
要素集聚与要素集聚力
(一)要素集聚的内涵
要素集聚是劳动力、资本、知识、技术、制度、政策等经济要素在一个国家或某一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过程,是要素合作的过程。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要素集聚就是各种要素的国际流动,是一些国家或地区的资本、技术、管理、品牌、专利、跨国经营网络等要素集聚到另一些国家或地区,使这些国家或地区成为全球经济体系的主要生产者。通常所说的要素在地理上直接从一个地方流向另一个地方,这是狭义的要素集聚。本文所指的要素集聚是一种广义的要素集聚,是要素的相互联系和作用的过程。
(二)要素集聚的特征
要素集聚是一个动态过程。要素集聚实际是要素的移动过程。开放经济和封闭经济的基本区别在于,开放经济体系可以突破国内资源的约束,在国内资源不足时,从外部输入,国内资源充裕时向外输出,通过资源的国际流动实现资源的跨期最优配置。
要素集聚不是简单堆积。要素集聚不是简单把外部要素聚拢过来,或拥有或占有,而是让各种要素协同作用,进行要素合作,实现要素的价值。经济全球化解决了一个国家或企业仅仅依赖单一国家资源的问题。
要素集聚是不均衡的。要素集聚状况无论是国际上还是在一个经济体内部都是不均衡的。实际上,之所以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很大程度上是要素集聚不均衡造成的。
要素集聚模式决定了产业发展模式。发达国家集聚了科技创新、资本、知识等高级生产要素,往往成为新技术、新产业的发源地,当这些产品标准化及产业成为夕阳产业以后,就会被转移到欠发达国家或地区。所以,发展中国家只好成为发达国家全球价值链上的生产者或者组装者,生产和加工最低端环节的产品。
要素集聚模式决定分工模式。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标准、品牌、优秀人才和跨国经营网络等高级生产要素,向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大量集聚,世界主要的跨国公司纷纷把生产基地、地区总部甚至研发中心向该地区转移。东亚地区特别是中国成为了世界要素的主要集聚地,由此也成为了世界工业品的主要生产基地和出口基地。
(三)要素集聚的途径
要素集聚主要有四种途径:自然集聚、人为集聚、近程集聚、远程集聚。不同国家在这些途径的应用比例有所不同。自然集聚是指一个经济体由于具备初始的资源禀赋,从而拥有吸引资源的能力。人为集聚的主体是各国政府、企业和其他相关组织,包括主动挖掘、吸引、管理、配置优势资源,以及对退化资源的处理。近程集聚指的是区域经济体积极的挖掘、利用和整合积累内部及邻近区域资源,而远程集聚则是破除地理的限制,积极从较远的国家或外部地区集聚优势资源。通过这些手段,可以实现国家集聚环境的补缺和扩展,为经济发展提供持续的激励。
单纯的要素流动比商品流动要困难一些,有时候甚至是不可能的,因为要素流动的背后会涉及军事、政治问题,比如移民限制是很普遍的现象。即使在一体化程度很高的欧盟内部,包括资本在内,人口的流动也受到很大的控制。所以,要素集聚过程更多地表现为以企业、产业为载体的要素流动过程,主要表现为:
1.进出口贸易。国际贸易本身就是一种要素集聚过程。现实中,贸易的确是要素流动的替代品。中国向美国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意味着美国利用了中国的劳动力;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向中国出口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品,即表明中国利用了国外的技术、资本要素。国际贸易作为间接的要素交换,美国集聚了中国的劳动力,是要素的“远程集聚”。外包就是一种典型的远程要素集聚。
2.跨国公司。跨国公司是带动要素在世界范围内移动的最主要的推动力,因为其本身就是资本跨国集聚的结果,并且随着跨国公司业务的开展,它会带动技术、人才、管理等其他生产要素向东道国集聚,以及跨国公司内部的交易活动也带动了中间产品和资金的流动和交易。
3.外包。外包是指作为生产经营者的业主将服务流程以商业形式发包给本企业以外的服务提供者的经济活动,是企业的外部寻源。国际(离岸)服务外包是指服务外包企业向境外客户提供服务外包业务。近年来,中国承接了大量的国际外包业务,使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日本等国远程集聚了中国的劳动力要素。
(四)影响要素集聚的因素
影响要素集聚的因素,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地变换。要素流动会受到种种限制,“国界”是不可避免的影响因素,即便没有正式的贸易壁垒,国界就是实际的贸易壁垒。因此,要素集聚需要一定的环境因素:
安全因素。保证生产要素的安全是一切要素目标的前提条件,这在资本和劳动力要素方面体现得最明显。
自由的市场环境。要素集聚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增值机会,提高要素收益,而流动性是保持要素获得盈利机会的前提,自由的市场环境则是要素流动的保障。所以,互通有无是要素的根本。国际经验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都与外部要素流入有关。
开放程度。较高的开放状态虽不是要素集聚的充分条件,但却是要素流动的重要基础。因为,高度开放的条件下,要素能够较自由的流动,提高了要素流动的效率和社会收益。经济全球化下,价值链分工的形成与发展,增加了要素之间合作的机会和要素配置效益。
完善的基础设施。包括地理位置、交通及通讯等条件,甚至还有良好的环境。
政策、法规。政策要素能人为地或有意识地创造要素集聚环境,法规则是要素集聚的法律保障。
其他条件。宜人的气候、清洁的空气会成为要素集聚的理由。全世界的对冲基金经理都集聚在一些有特色的地方,如美国康涅狄格州的格林尼治和英国伦敦的梅费尔,但近几年来不断向新加坡集聚,因为该国宜人的气候、良好的国际环境以及优越的生活方式,还有人才、法律环境和免税政策等要素环境。
经济全球化与要素集聚的相互关系
要素集聚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特征和基础。一方面,要素集聚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为要素集聚提供了制度保障。
(一)要素集聚推动了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内涵就是要素的跨国流动不断增强。众多国际组织和专家学者对经济全球化的本质进行了分析。如罗肇鸿认为,经济全球化“是指世界经济的一种运动状态,主要是讲生产资源的配置已经超出民族国家的范围,在地区甚至全球范围内实现优化配置”。余永定也指出:“全球化的本质是生产要素跨国界的自由流动。在世界处于一种理想状态的情况下,全球化作为这一流动过程的终点,意味着资源的最优配置已经达到了它的空间极限,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帕累托优化”。从根本上说,“经济全球化是一系列导致要素、中间产品与最终产品以及服务产品市场的经济活动跨越地理界限形成统一整体,并使跨国界价值链在国际循环中地位不断上升的过程”。
战后,国际贸易和金融活动将世界各国和地区紧密联系在一起。要素的国际流动把各国独立的生产过程变为真正的世界性生产过程,并促进了跨国公司这一全球化企业组织形式的发展。因此,要素的国际流动才是经济全球化区别于世界经济以前发展阶段的本质。
(二)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一种要素集聚机制
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中,要素的国际交流将世界各个部分联系在一起。世界经济体系就是在这种联系和交流中形成的。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制度安排、生产、贸易、投资、金融等机制促进了要素交流。要素的交流能力既反映一个经济体的硬实力,又反映其软实力。
全球经济多边规则与制度安排,规范了商品、资本、技术、人力等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有效配置。马丁•舒曼在《全球化陷阶》中指出,“这些组织框架和制度的出现,本身就是特定时期国家之间经济实力博弈的暂时均衡的结果”。由于经济实力和相应的在国际经济组织中的影响力大不相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全球化经济运行规则,发展中国家只能被动接受。发达国家具有全球化的国际制度优势,不断利用其主导的国际经济组织推行本国意志,保护本国利益。
要素集聚机制就是引领要素顺利集聚的法律规制,它影响乃至决定要素集聚方式和效率。一个地区资源配置与经济发展水平受到制度效率的约束。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地区要素集聚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加快体制转轨。经济发展的经验事实显示,一个好的、有效的要素集聚机制可以顺利实现要素的自由交流与配置,降低要素交流成本。
在当今世界,国际机制也在不断发展和完善,形成多层次、多领域、高效率的会晤、协商机制和多边合作机制及其载体,世界各国在一个制度化的框架内,可以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磋商、决策、执行和监督,从而使一国无能为力的问题以较低的成本得到妥善的管理和解决,从而大大提高了全球要素集聚能力和集聚效率。
在国际要素集聚机制框架内,除了上文提到的国际组织外,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和发展趋势,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要素集聚,在一定范围内实现了要素的有效集聚,提高了要素配置效率。欧盟是一体化程度最高的经济体,1993年统一大市场的建立,以及1999年启动的单一货币欧元,部分实现了要素的无障碍集聚。
要素集聚与比较优势的关系
(一)要素集聚能力决定国际分工地位
全球化经济要素流动的本质与基础性特征决定了开放经济通过要素的流入(或流出,但当前中国主要是流入)实现了各种生产要素在本国的组合。由于这种组合,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国际分工概念。上世纪后半期以产业的国民差异为基本特征的国际分工深化为以产品的国民差异为基本特征的分工,90年代后经济全球化形成了以生产要素为基础的国际分工——不同国家所有的生产要素在一个国家中进行组合,形成某一产业,生产出某类产品并出口。在这个意义上,分工可称为“要素分工”,即各国以某一种或几种特定生产要素参与全球化经济下的国际化生产。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一种更深层次上的国际分工,即要素供给的国家专业化,可称为“要素合作”型的国际分工。
尽管经济全球化实现了要素集聚的全球化,但是,国际分工的利益分配仍由要素的稀缺性决定。发达国家拥有资本、技术、管理、国际营销网络等稀缺要素,发展中国家则拥有劳动力、土地等低级要素,发达国家支配了国际分工模式和利益分配机制。
(二)要素集聚与区位优势
硅谷、新竹、剑桥、深圳、浦东等很多地区的发展经验都证实了要素集聚可以实现跨越式发展。在企业、区域经济、宏观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一旦某个区域、某企业成为整个经济国际当中的经济极和经济场,往往就会有资源集聚而来,创造出更高经济效益。并且,通过努力,将其拓展为发展优势,形成全面的增长态势。英、美、日之所以成为大国,是因为有利的要素集聚环境,包括:安定的社会环境,政府与民众互信,文化、制度、人文精神,以及由此形成的凝聚力。世界银行曾经对世界192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过分类测算,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占64%,远远高出土地矿产等自然资本和工厂道路等人造资本。劳动力与教育相结合就是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积累越多,吸纳外商直接投资能力就越强。吸纳外商直接投资能力越强,也越能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因此,要形成良性要素集聚机制,就要抓好基础教育,提高未来劳动者的整体素质。充分调动现有人才资源,并通过“筑巢引凤”,集聚各种外部生产要素。
(三)要素集聚与比较优势
城市集聚了过多的社会经济要素,农村则被边缘化。反过来,经济越发达的地区,越容易集聚各种要素。城市具有较强的要素集聚力和完善的分工体系。城市本身就是一个产业带,教育、科技、人才、资本大量集聚此地。中国经济的增长极就源自城市集聚的经济效应。同时,要素集聚的不均衡性严重影响了地区经济的均衡发展。在中国,制度和政策是最好的要素。市场化改革并不是收入差距恶化的根源,它只不过是把本来一直隐蔽存在、更深层的制度机制问题以更夸张的形式表露出来。换句话说,市场化改革是问题的表象,权力制约机制缺乏才是收入差距恶化的本质。而权力制约机制最根本的是支配要素的权利。因此,要素的不均衡集聚是造成地区经济差距的重要原因。
在国际分工中,比较优势的实质就是发达国家发挥高层面的比较优势,发展中国家发挥低层面的比较优势。发达国家主要生产高技术含量、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发展中国家生产初级的、高能耗、高污染、低附加值的产品。原因就是:发达国家集聚了高级要素,发展中国家集聚了低级生产要素。一个国家、一个地区自主创新的能力和水平,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它集聚创新要素的规模与层次。
随着经济全球化日益加深,资源要素流动不断加快,这为我国集聚国内外要素提供了有利条件。人才是自主创新最根本、最关键的要素。有了人才,自然就有科研成果、科技信息等创新要素。集聚人才,一靠培养,二靠引进。
国家拥有丰裕的科技资源和自由的社会环境,以及资本、人才,从而拥有产品研发阶段的比较优势。发展中国家拥有大量廉价的普通工人和相对较低的环境标准,或教育程度,因而拥有产品装配阶段的比较优势。要素集聚能力决定发展潜力。在中国,东部地区率先对外开放,集聚了大量的外部要素,经济率先发展,这里的人也率先富裕起来。反过来,人均收入不断提高,对资金、资源、劳动力的吸引力也越来越大。相反,人均收入低的内陆地区,在招商引资、吸引人才等方面处于不利位置,影响了经济增长,结果人均收入的改善速度不快。区域间人均享有的公共服务差距也较大。因此,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缩小区域发展差距还要引导生产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促进人口与生产要素、经济布局在区域上的均衡,可以有效缩小不同区域民众的人均收入水平和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差距。
从要素集聚看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断改善贸易与投资环境,减少了要素流动的障碍,为要素提供了广阔的增值空间。外部要素的大规模流入带动了中国制造业的扩张和以加工为特色的对外贸易的发展,加快了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进程。除了外部要素的流入,中国内地的各种要素(如人才)也集聚东南沿海,形成了像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产业集聚区,成为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生产中间产品的重要基地。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中国的加工能力主要集中在制造业低端,零部件和原材料过度依赖进口,增值率低,处在加工工业“微笑曲线”的底部。中国劳动力与发达国家技术交换时的相对价格(即交易条件)处于不利境地,造成规模经济下的贸易条件恶化。在中国的出口创汇中,外国人拿走了92%的利润,中国最多拿到8%的微薄加工费,换来的却是环境严重污染、劳动力条件恶化的不良后果。
造成这种国际分工格局主要是由于要素集聚模式造成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吸引了大量的资本和技术,解决了经济发展过程的资金短缺问题,扩大了就业,提高了国民收入,积累了巨额的外汇储备。在要素集聚过程中,国外的资本、技术、标准、品牌、优秀人才、跨国生产经营网络与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相结合,形成偏向性产业扩张,即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生产与出口。在优惠政策和外资推动下的对外贸易模式,在国际贸易中具有价格比较优势。但是,仅仅依靠廉价劳动力资源参与国际分工的路是走不远的。因为劳动力成本会不断上涨,且还有比我国更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如越南、柬埔寨、孟加拉国等国家和地区都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因此,必须集聚更多更高级的生产要素,才能形成真正的可持续的竞争优势。
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要改变经济增长模式,实现贸易从数量型向质量型的转变,就要改变要素结构,通过培育、集聚等各种方式获得自己的稀缺要素,不求所有,但求所用,创造要素优势,改变国际分工地位。在现代知识经济条件下,不仅要集聚外部要素,而且要考虑对稀缺要素的创造。在集聚内部要素的时候,要对本国劳动力要素进行投资培养,提高人力资本的数量和质量,形成“动态要素富裕”,改变要素弱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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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全球经济失衡;经常项目顺差;经常项目逆差;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
全球经济失衡已经成为当前全球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现象,并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不安。广义地讲,全球经济失衡可以指全球经济任何方面的不平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南北贫富的差距、贸易和资本流动的不平衡等。不过在大多数场合,人们在谈论全球经济失衡的时候,是指美国巨大且不断增大的经常项目逆差,以及相关联的美国极低的储蓄率和其他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极高的储蓄率。然而由于全球经济作为整体是一个封闭经济,在核算意义上它总是平衡的: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一定意味着其他国家的经常项目顺差;美国储蓄不足,一定意味着其他国家储蓄过剩。正如2005年2月23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托在题为“纠正全球经济失衡——避免相互指责”的演讲中指出,全球经济失衡是这样一种现象: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庞大,债务增长迅速,而日本、中国和亚洲其他主要新兴市场国家对美国持有大量贸易盈余。
经常项目衡量的是一国与他国商品和服务贸易以及资金往来情况。当一国出口收入和其他经常性收入不足以弥补本国进口和其他经常性支出的时候,经常项目逆差出现,并主要表现为贸易逆差。央行在分析中指出,作为失衡的一方,美国2005年贸易赤字总额达到了空前的7257亿美元,占其GDP的比率由10年前的1.2%骤升至5.8%;而作为失衡的另一方,日本、中国等亚洲国家、主要石油出口国及部分欧洲国家的贸易顺差则达到1000亿美元的规
模。其中中国尤其受关注,2005年中国贸易顺差达1019亿美元,特别是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达1142亿美元。
一、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分析
全球经济失衡问题近来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学者、政策当局以及国际机构对于全球经济失衡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这种全球性失衡状况增加了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萧条的风险。处于全球经济失衡这种大背景下,中国作为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一个积极成员,经济运行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在研究中国经济发展问题时,我们必须具备全球眼光,用全球的眼光看清世界经济的发展状况及其走势。因此,分析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就显得特别重要。
首先,从美国的角度看,经常账户逆差的不断扩大是其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长期调整的必然结果。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产业结构软化”趋向的国家。1958年,美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首次超过50%,此后服务业与第一、第二产业的地位差距不断扩大,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进一步推动了其经济结构调整进程。美国不仅引领了全球产业结构的调整进程,也使其在产业结构比较优势方面与其他国家呈现出越来越大的差异,比较优势产业越来越集中于创新产业和金融业等服务行业。按照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创新产业的产品需求在创新期往往限于国内,而服务业产品又多为非贸易品。这便导致美国的比较优势产品多体现为非贸易的特征。自1971年以来美国商品贸易的逆差不断扩大,而服务贸易却始终处于顺差状态,也表明美国以贸易品为主的商品制造部门的比较劣势越来越明显,而以非贸易品为主的服务业领域则具有越来越突出的比较优势。这一变化是通过美国将制造业产品等贸易品的生产以外包方式分散到世界各地,并通过进口来满足需求的过程实现的。所以,从整个世界经济运行的角度看,美国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这种先行调整及其所导致的其他国家产业比较优势的变化,是其经常账户逆差扩大的根本原因。
其次,从全球角度看,战后美国率先出现的结构调整使得世界范围内的制造业生产重心,先向其他一些发达国家转移,改变了两者间的贸易关系和生产格局,出现了日本等国对美出口制造业产品,形成对美顺差的“失衡”局面。同时,西欧、日本等发达国家在美国引领下也开始了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过程,服务业比重逐渐扩大,制造业重心转向资本品生产,在贸易自由化和其后的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发达国家逐渐将部分制造业产品尤其是消费品的生产转移至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从而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服务业比重越高者为经常账户逆差而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者则为顺差的局面。结果,美国不仅要从其他国家进口消费品与标准化的资本品,其他资本品也越来越多地依靠进口,产业比较优势的“软化”使得美国经常账户逆差不仅规模持续扩大,其产品结构与来源地也更加多元化。最终,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相互关联的4个层次的产业循环和贸易循环的格局:一是美国自其他发达国家进口资本品,自新兴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进口消费品,存在巨额逆差;二是其他发达国家向美国出口资本品,自新兴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进口消费品,最终经常账户存在或多或少的顺差;三是新兴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自发达国家进口资本品并向发达国家出口消费品,形成一定的顺差;四是石油出口国等资源充裕国则向商品主要生产地出口能源、原材料而形成顺差。由此可见,现阶段的全球经济失衡更多地体现出多边性、全球性的特征。全球经济失衡,中国也不例外。长期以来,中国储蓄过剩,物价水平就不可能向上走,处在结构调整的过程中,结构不平衡,有很多力量不会很顺畅地在整个体系中传导。现在全球经济失衡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如果再不着手解决问题,将会对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又是一个发展较快、世人关注的国家,毫无疑问有责任维持和推动世界经济的稳定增长。因此,高度重视全球经济失衡问题,并着手避免其进一步恶化十分必要。
二、中国应对全球经济失衡的对策
面对全球经济失衡加剧可能造成的外部风险和冲击,中国必须下决心及早采取措施主动调整内外不平衡,增强抵御外部风险和抗冲击能力,以确保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第一,必须加快调整内外需求比例,适当降低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更加坚定地立足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推动经济增长,这是抵御全球经济失衡可能造成的外部风险冲击的最有效途径。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和贸易顺差过大,前者易造成通货膨胀和产能过剩,后者易引发贸易摩擦和加大外部风险。因此,当前调整内外需求比例的重点应该是抑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切实解决住房价格上涨过快和教育、医疗乱收费等制约现期消费问题,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增强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
第二,适当调整外资外贸政策,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促进外贸平衡发展,防止国防收支失衡进一步扩大。按照国家的产业政策和地区发展战略加强对外资引导,规范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行为,适当提高劳动者权益和生态环境的保护标准,杜绝低水平重复建设,技术档次低、土地资源占用多,能源消耗大和环境污染严重的外资项目,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效益。进一步调整出口退税政策,继续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出口,积极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适当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使出口产品价格更加真实地反映实际成本,推动出口企业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同时也要积极扩大进口,特别是扩大先进技术、关键设
备及零部件、国内短缺的资源、原材料及其制成品进口,实行进出口基本平衡的政策,发挥进口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第三,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基本稳定,适当调整外汇储备规模和结构,防止美元贬值造成储备资源缩水。全球经济失衡和中国经济的内外不平衡,有着深刻而复杂的国际、国内原因,人民币大幅升值,既不可能纠正全球经济失衡,也不是解决中国经济内外不平衡的最佳政策选择,反而有可能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因此,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应从中国经济发展和金融改革实际需要出发,在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同时,保持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基本稳定。要密切跟踪分析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变化,特别是美元汇率走势可能出现的趋势性变化,及早调整外汇储备资产的币种结构,同时通过扩大进口和鼓励其他对外投资来适当降低外汇储备规模,防止美元一旦大幅贬值造成国民财富流失。
第四,积极参与国际经济交流合作与政策协调,共同维护世界经济的稳定,努力营造有利于中国的国际环境。全球经济失衡涉及的国家和地区众多,但主要失衡方是美国,只有有关各方加强合作采取共同行动,特别是美国承担主要调整责任,才有可能扭转全球经济失衡继续扩大的趋势。为此,中国应加强同其他有关各国的磋商协调,督促美国削减财政赤字和提高国内储蓄率,更多地承担调整责任,共同维护世界经济的平衡发展。
参考文献:
1、李杨,余维彬.全球经济失衡与中国宏观经济政策[J].新金融,20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