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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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导论范文第1篇

城市街道的空间景观构成中，街道是首要要素，是构成街道景观的主要部分。城市街道景观的构成要素主要可以分为动态和静态景观两种。对于动态景观，主要是指街道交通和人为活动。在街道交通景观中，不仅要解决由于街道带来的视觉狭窄问题，而且还要把街道周边的环境建设好，带动周围的经济建设和历史文化的保护等。人为活动也是作为街道空间景观的主体存在，在设计前，要充分考虑人们在街道的主要行动和活动，针对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设计思路，若是交通比较拥挤的街道路段，应以车辆通行顺畅为主要考虑因素；若行人为街道的主体，应该注重街道周边的环境建设，为人们提供一个绿色，舒适的行走环境。静态景观，顾名思义指自然景观和人工景观。自然景观是指城市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依靠这些自然资源，城市街道建设会更加优美；人工景观，实际上是街道空间的构成元素，例如建筑、道路交通设施等等。

2城市街道景观设计要点

2.1街道设计思路的多样化

伴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街道交通也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传统的街道景观设计已经满足不了现今人们生活的需求，不仅在速度上要得到充分的满足，而且还要有一定的美感，带来视觉的冲击和享受，应在古朴的街道文化中融入现代元素，在最大限度地保留街道文化的同时，也给行人带来不一样的行走空间。因此，在进行街道景观设计时，要从不同的视角，多方面去设计街道，要结合当地街道的文化，在展现街道特色景观的同时，宣传城市的历史文化。这样不仅能从城市的历史中得到充分的设计素材，满足人们对过往经典的留念，而且街道文化也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和传承。

2.2林绿带化与景观设计

城市街道的绿化，对街道和人们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仅能改善街道周边生活小区的环境和气候，净化由于行车带来的空气污染，而且还能减少由于车辆和行人造成的嘈杂声响，对交通路线的划分也有一定的辅助作用。此外，还能起到预防火灾和美化城市环境的作用。在街道绿化时，应主要考虑以下几点的设计：防护绿带，一般设置在人行道和街道旁边的建筑物中间，主要是降低由于行人和过往车辆产生的噪音；人行道绿带，又称步行街道绿带，位于人行道和行车道中间，一般种植乔木等，有助于防止尘埃飞扬和降低噪音；分车绿带，主要是把快车道与慢车道分开，保障行车的安全；最后是其它区域的绿化，如广场、停车场等位置，也要注意绿化设计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对于绿带的植被选择也很重要。一般选择树冠较大，树枝比较浓密、生命力顽强，并且不易引发虫害、落叶晚的植被，这样的植被不仅易于管理，而且能有助于城市街道的建设。

2.3标识系统和细节设计

在城市街道的通行过程中，必要的交通标识符不仅能帮助车辆的行驶，为其指引方向，而且完整的标识系统标志着一个城市交通体系的健全。随着交通系统的不断升级，标识也逐渐趋向于人性化、系统化和智能化，各种各样的交通标识符的出现，丰富了城市街道的建设，大大提高了行车和行人的通行效率，减轻了交通运输的压力。在保障车辆通行的前提下，更加要注重对街道景观细节的设计，设计要呈现出人文气息和人性化的考量，因为街道细节的设计直接关乎着城市的特色和城市的文化。例如，铺在街道上的石头材料，在满足行人通行的前提下，要达到美观、环保的效果，同时还要和周围的环境设施相适应，起到相互辉映的效果。

3结束语

世界经济导论范文第2篇

［关键词］电视节目编导职业素质培养情境学习

［作者简介］孙瑶（1978-），女，吉林吉林人，北华大学文学院传播系，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为广播影视编导。（吉林吉林132013）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12）09-0170-02

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电视作为十分重要的大众传播媒介迅速走进千家万户，逐渐成为最具影响力的媒体之一。电视媒介的迅速发展不仅体现在电视节目的多样化方面，还表现为电视从业人员观念的更新和技能的完善上。针对电视节目编导培养而言，如何在有效的时间内培养出适应电视制作环境、能够立刻上岗的毕业生成为现实的教学重点。电视节目编导是实践性、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其教学内容、教学形式乃至教学案例都需要不断地更新，适应瞬息变化的影视产业市场。本文基于电视节目编导专业的相关学习理论及电视媒体的实践经验进行深入研究，在电视节目编导实践教学模式上进行教学方案的改革和创新，意在使学生在情境学习的基础上，理解艰深的理论，掌握不断发展变化的电视操作技能，培养成熟的编辑意识，养成良好的编导素质，为电视传媒业培养应用型人才。

一、构建工作情境中电视节目编导专业的实践教学模式

构建工作情境中的编导专业实践教学模式，意在使教师在一个真实的电视工作环境（或模拟真实的电视工作环境）中，教授学生电视制作的相关知识和技能。把编导理论知识与实际应用有效地结合，使学生在情境学习中掌握电视学的理论知识和了解电视节目编导的职能，使其能够在实际工作中熟练应用拍摄和编辑设备。这种情境学习理论把学习的本质视为“个体参与与真实情境、与他人及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是培养参与实践活动能力、提高社会化水平的过程；是一种文化适应及获得特定实践共同体成员身份的过程”。可见，情境学习理论倡导的是个体参与，把个体置入一个有效而又真实的社会工作情境当中，强调个体的实践能力和个体与情境间的互动。这种情境学习理论行之有效地使学习者以一个工作者的身份进入到工作环境中，切实地体验环境给学习者带来的各种问题及压力，使学习者学以致用，把理论课中的相关知识技能合理应用在这种工作环境中，巩固学习者的知识结构，提高其应变能力。这种情境学习理论受到人们的重视，成为“授者采纳，学者接受”的教学理念。将这种理念引入到电视节目编导专业教学当中，则强调了实践教学与实际工作过程的统一，即使学生身临其境地去感受编导工作的整个过程，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提高学生的应变能力，使学生养成良好的编导素质。

二、以情境为中心的电视节目编导专业实践教学模式的构建与实施

针对电视节目编导的专业性质及培养方向，基于工作情境的电视节目编导实践教学模式的构建，将对室内拍摄且需设计话题的电视访谈类节目和室外拍摄且需要快速编辑的电视新闻类节目两种类型的电视节目作为模拟实践的主体，从节目策划―讨论―外联―拍摄―编辑制作―节目包装，完成节目制作的全过程。重点是帮助学生体验电视节目编导的工作流程，从中熟悉电视节目编导的工作任务，把课堂理论应用到实际工作当中，培养学生独立完成电视节目的录制及编辑任务的能力。在课程计划中突出实践，强调教学环境与电视台及各电视节目包装公司的工作环境相吻合，把学生置入到电视制作的工作环境中，使学生参与到节目制作的整个环节当中，从节目策划到拍摄，从组稿到台词的编写，从粗编到最后的精编和包装，最后完成节目、通过审核，系统地掌握一则新闻或一档谈话类节目的制作过程。在此工作情景中帮助学生理解理论内容，提高学生策划、组稿和编辑能力，在节目制作情境中掌握拍摄和编辑技巧。

（一）设计教学内容

电视节目编导实践教学是在模拟的工作情境中，训练学生了解电视节目编导的工作过程，加强学生对专业技能的掌握，培养学生的编导素质、应用能力和处理突发事件的应变能力。教学内容为三部分，模拟电视访谈类节目的拍摄制作（拍摄地点在演播室进行）；模拟电视新闻类节目的采编及后期剪辑制作（拍摄地点在室外及直播间进行）；模拟节目审核（请电视台内有一定工作经验和资历的编导，到课堂内和学生们一起评审学生制作的节目）。以电视新闻节目为例：安排学生寻找新闻，模拟新闻发生现场，情景再现新闻事实，学生现场采编和组织拍摄，拍摄完毕要及时进入编辑室进行后期编辑，最后学生要进入模拟的新闻直播间，负责此次新闻报道的导播工作。在此环节中教师教授学生如何选择新闻内容；如何人性化地处理突发新闻事件；如何掌握现场拍摄的重点；后期如何编写新闻稿、处理镜头、剪辑等。这主要是培养编导的沟通能力、判断能力和处理事情 的逻辑思维能力，使情境教学更加真实、贴近实际。

（二）组织实践教学

情境学习理论提出“在所要学习的知识和技能的应用情境中进行学习”。也就是说，在哪里用，就在哪里学。电视节目编导的工作包括电视节目策划及组稿、外联及筹备、指导拍摄、后期的镜头剪辑及解说词的编写等，不同类型的电视节目，编导的工作范围也有所不同，但都脱离不出这些基本内容。由此设计出完善的教学计划并分三部分进行教学实践。

1.电视访谈类节目的拍摄与编辑。使学生了解演播室拍摄的过程，如果教学条件允许的话还应让学生熟悉剪辑台操作、场面调度等。由教师教授及辅导学生，制作一档10分钟的人物访谈类电视节目。

在组织实践教学中，具体操作为：（1）指导学生进行选题讨论，选择有价值、有影响的人物作为节目的访谈对象。确定人物后，收集大量与嘉宾相关的背景资料，了解访谈对象的更多信息，如做过哪些事，发表了哪些作品及言论等。这些都要在拍摄前期做好功课。接下来就需要指导学生设计节目进行的线索，即构思节目，需要学生进行文字整理，写拍摄计划。（2）进入模拟演播室进行拍摄。指导学生进行拍摄前准备，布置演播室、确定座位、设立机位、调试灯光等前期准备。编导在节目播出前要与主持人和嘉宾一起沟通，简单说明节目进程。节目开拍前要热场，即向现场观众说些注意事项，提升现场气氛，再提前录制一些观众的镜头，以备节目转场用等。最后，进行节目拍摄。教师在这阶段要提醒学生把握主持人和嘉宾之间的话题方向、进程，以及速度等，要及时做出手势示意主持人。在拍摄进行中，教师要指导学生如何转换景别及运动镜头的处理等，规避在拍摄中常出现的问题。（3）拍摄完成进入后期编辑阶段，因为是演播室剪辑，拍摄空间小，拍摄主题内容明确，一般不会出错，但如果处理不当，会使节目显得单调，所以在后期剪辑时画面穿插要合理，画面要与节目的话题配合得当，合理插入背景资料画面等。最后配合画面完成节目中的字幕。（4）节目包装，一般固定的栏目都有固定的栏目头、尾、片花等，都在这阶段完成。

2.电视新闻节目的拍摄与编辑。教师引导学生去找新闻，可以是校园内的新闻事件或时下热炒的网络消息等，然后进行新闻采编、拍摄、组稿，最后编辑完成。由于新闻节目具有时效性这一特点，所以在整个实践教学过程中要求学生要尽快完成电视新闻节目的拍摄剪辑。这部分教学主要通过学生找新闻、抢新闻以及设计、编写新闻稿这一过程，培养学生的新闻敏感性和编写新闻稿件的能力；通过教授学生进行新闻节目拍摄所需的一些技巧，后期编辑电视新闻节目时画面的处理与把握，培养学生的前期拍摄及现场反应能力和后期的编辑意识，整个教学过程都是在培养学生的编导素质。

在组织实践教学中，由教师教授及辅导学生完成一档8分钟的消息类电视新闻节目制作的全过程。（1）让学生自己先寻找和挖掘近期发生在校园内的一些新闻事件或近期电视、广播及网络上热炒的新闻，找到有报道价值的新闻事件或新闻人物，让学生进行前期的节目采编和策划，此过程需要教师指导学生确认什么是有价值的新闻，如何找到介入新闻主题的点，怎样构思报道线索，增强新闻节目的可看性或故事性。（2）当确认新闻是真实而有价值后，到达事件发生地进行拍摄、报道（如果条件不允许的话，可模拟再现新闻事件的发生）。学生在事件现场快速进行采访构思，在采访中要组织好语言，有针对性地对现场人物进行询问，多方面了解新闻事件。因为在演播室外拍摄，需要指导学生在拍摄中考虑到光线、色温等问题，而且需要学生要有一定的镜头感，即编导在拍摄前期要有一定的后期编辑意识。在新闻现场拍摄时注重现场主要内容的镜头把握以及细节内容的挖掘等，力求使拍摄画面全面而又详略得当地展示新闻发生现场或过程，以备后期编辑时不会产生电视画面阐述不深入或少镜头以及所需镜头略显单调等问题。（3）新闻拍摄完毕，要在第一时间进入后期剪辑。同时，新闻节目的文字稿也应在此阶段形成初稿，如果拍摄前期已经完成了采访提纲或初稿，那么此阶段还要拿来与实拍画面进行比对修改。这里需要学生在镜头画面的处理上要详略得当；适当安排细节内容，用来强化和突出主要新闻内容；在画面编辑上不要太琐碎，尽量用成组的镜头编辑；画面不要过于丰富，这样容易遗失新闻的严肃性等等。在后期剪辑过程中，指导学生掌握剪辑技巧，合理应用蒙太奇等剪辑手段，规范学生的剪辑方式。粗编完成后，学生可以根据画面来完成文字稿，也可以根据文字稿来匹配合适的画面，包括解说词、旁白等，都在此阶段完成。（4）进入节目最后包装阶段。

3.模拟节目审核。汇总学生作品，制作节目评审表，请两位电视台资深编导作为评审专家，对作品进行评分并在评审表中说明理由，此过程学生也参与评分并做简单记录。然后，根据情况选择一些学生作品，教师在课堂上带领学生对这些作品进行分析、讨论，互相学习，取精华弃糟粕。在讨论过程中，教师对学生进行有效的引导，使学生了解自己在节目制作中出现了哪些问题，启发学生找寻避免或处理这些问题的方法，最后使学生了解要完成一部好的电视节目制作都需要考虑到哪些因素。

（三）考核方式

考核方式主要通过学生在制作节目中的表现，以及节目制作完成的情况来进行考核。学生在情境工作中的表现，如编导手记、完成节目情况、课堂上进行的策划选题讨论、节目分析报告等计入到平时成绩，在考核中占有一定评分比重。评分重点主要是节目制作质量，其中参考专家点评给出的成绩也会占有一定的比重，以此避免学生作品过于学院派而脱离工作实际。

三、基于工作情境中的电视节目编导专业实践教学模式的实施效果

本课程需要在学生完成电视节目编导理论课及选修完成电视摄像课程及非线性编辑课程学习后，才能进行电视节目编导实践教学课程。这种情境实践教学模式的构建，能使学生在进行电视节目编导工作情境中，更形象地理解理论知识、掌握工作技能、完善自身编导素质。

［参考文献］

［1］张伟胜，楼广赤.情境认知视野中的学习观及其教学模式［J］.现代远程教育研究，2006（5）.

世界经济导论范文第3篇

[ 关键词 ] 商学导论 语言运用 独立思维

作为新世纪英语专业商务方向,将来要从事国际经贸的学生来说,他们未来的工作范围非常广泛,业务类型也很复杂。他们可能要参加中国企业在外国的经营管理活动,参加中外合资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参加外国企业在中国的经营管理活动,参加国际双边或多边经贸组织的协商和谈判,参加中国各级政府的对外经贸活动。为了胜任以上各项工作,国际贸易工作者必须熟悉经济贸易的基本理论,市场经济的运作规律,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国际经贸活动的基本概念和程序,相关的法律,伦理和文化知识,相关的外语知识和技能。

商学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Business)是一门系统介绍商务基础知识的课程。在市场经济社会里,无论是公司的工程师,媒体记者,还是企业翻译,你都会从对商业的了解中获益。诸如创意,领导素质,团队协作以及质量管理商务理念都会和学生未来的事业发展息息相关。对于商务英语方向的英语专业本科生来说就更为重要,因为他们当中大部分人都要到工商企业,从事经济贸易,经营管理或是职业翻译的工作。通过这门课的学习,学生不但可以获得必要的商务基础知识,更重要的是在系统的工商理论和实践知识背景下,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和独立思维能力会得到很大提高。

一、商学导论的课程特点

商学导论是英语专业三年级开设的一门专业选修课,它以英语为授课语言,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市场经济体制下商业企业是如何运作的。内容主要包括建立工商企业(Organization of a business),商业环境(Business environment),企业管理(Management),管理雇员(Managing employees),营销(Marketing)以及财务管理(Financial management)几个方面。我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并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加速与世界经济接轨。因此,市场经济和工商管理是我国的国际经贸工作者必须熟悉的两个领域。本门课程是一门特定用途英语课程,通过该课程的学习,学生可以对市场经济及现代工商企业的运作有一个总体的印象,并熟悉企业环境、经营管理、金融财务、法律保险等方面的英语词汇和用语,学生要理解专业知识,对于所学的商务英语,不但要理解,而且要能把它们运用到实践教学的分析和讨论当中,养成用英语思维的习惯,从而提高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并在分析和讨论的过程中,提高独立思考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为下一步学习更微观、更具体的课程打下基础。

二、英语专业学生的实际语言运用能力和独立思维能力分析

在当前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复合型外语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而我国英语专业人才培养却没有达到市场的需求标准,表现为学英语的人多,但是真正精通英语,能把英语很好的用在实际工作中的人少。商务英语方向的毕业生,可以做的工作不仅仅是翻译,而是能用上所学的商务英语的很多经营、管理、金融、法律等方面的相关工作。那为什么我们的英语专业毕业生在这些本来能做,而且应该能做好的工作中却没有竞争力呢?我认为主要就是在学校学校阶段的实际应用训练不够,学生养成了被动接受的学习方式,对学习缺乏主动性和创造性,学习存在功利性,只在乎最终期末卷面的分数,而不在乎自己实际能力的提高。这样的结果就是只了解了某些知识的皮毛,没有实际的练习和深入的研究,就无法提高语言的实际应用能力和组织能力。因此,只有在具体的环境中应用语言,才能提高语言的应用水平。

三、以商学知识为平台,提高英语语言的应用能力

要想充分利用商学导论这门课程,提高学生对英语语言的应用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要从以下两方面入手。

1.科学分配学时,合理安排教学内容

结合使用引进版本的商学导论教材和国内专家编写的工商导论教材。根据中国学生的实际情况,要提高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和独立思维能力,就要科学分配学时,合理安排教学内容。按照每周2-3学时,16周来计算,对教师来说,将授课时间缩短到总学时的1/3左右,总学时的1/3左右用来做针对教学内容的问答练习和案例分析和讨论, 1/3左右的时间做小组演示,要求学生分成几个小组,各自模拟一个公司,运用所学知识,就公司管理、营销、财务和其他问题进行分析,这个演示过程也是要用英语进行。充分发挥学生的想象力和组织语言的能力;词汇方面的练习作为学生的课后作业。

2.改变考试测评方式

为了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讨论和分析,增加平时测试成绩在在期末总成绩当中的比重,平时测评成绩可以分成课堂参与和小组演示两部分,占总成绩的40%-50%,课堂参与用于衡量学生是否积极有效地把在课本所学知识应用于课堂讨论和案例分析中,小组演示是为了培养学生独立思维、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期末考试卷面应由问答、定义、案例分析和汉英翻译等组成,占总成绩的60%-50%,既测试学生对工商管理基本概念的掌握程度,也测试学生对相关英语的应用能力。

四、结论

为了提高学生英语的实际应用能力和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适应市场经济对高素质外语人才的需求,我们应该提高商学导论这门课程的重视度,增加学生的参与度,改进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让学生把商务语言学透、学精,为将来更有效率的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世界经济导论范文第4篇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外溢效应；国际分工；跨国公司

中图分类号：F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9-00-02

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不断创新，信息产业持续发展，信息网络广泛普及，信息化成为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显著特征，并逐步向一场全方位的社会变革演进。目前，从世界范围看，电信业是全球最具活力和潜力的产业之一。尤其近年来，移动通信更是为电信业创造了令人瞩目的收益。而这一成绩的创造除了得益于发达国家技术得研发外，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大规模生产制造也功不可没。不言而喻，这无疑是对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国际分工有效结合的最好证明。

一、通过手机行业看国际分工

1.信息技术的研发与拓展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创新才是产品的抗衰良药，这必然离不开技术的支持。手机已经不仅仅是对话工具，而是成为一种集语音、数据、图像于一体的多功能个人通信终端。照相手机，3G手机等高技术含量的手机日益受消费者青睐。此时具有高技术研发基础的国家凸现其势。移动通信技术的发端在美国，它在手机芯片制造领域的优势明显，每颗手机芯片的价值约为25-50美元，占手机成本的50%-70%，也是手机生产价值链中利润最高的部分。庞大的技术市场主要集中于美国，如美德州仪器和英特尔等公司，同时微软也积极与手机芯片主要供应商结盟，并为手机制造商提供芯片解决方案和参考设计。

2.技术强国外的其他国家对手机产业贡献

即使美国凭借其强大的技术实力研发芯片，但是没有世界他国的分工与合作，没有世界他国的优势发挥也不能满足全球手机的需求。此时，日韩虽在高端技术上欠优势，但其凭借拓展手机附加功能，外观设计而崛起。其重点就是重视用户的需求，重视手机应用内容的开发，将死气沉沉的科技品变得人性化、生动化。日韩手机以其外形精巧，外观精致，更胜一筹，甚至赶超欧美技术强国，也为全球的手机科技领域锦上添花。

手机产业是一个链条，技术不可少，可产品的组装制造也不容忽视。对于劳动力密集型的国家此时正是扬长避短，发挥其优势的时机。资料表明，目前日韩和中国的手机制造能力已经超过全球产量的一半以上。近年来，手机跨国厂商纷纷将生产业务外包给台湾地区及亚洲地区的其他制造商，使这一地区产量迅速增长。自2002年来，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手机生产商，其中2005年手机产量达到3.03亿部，约占当年全球手机产量的36.8%。据世界资料统计表明，韩国制造的手机销量也极为可观，全世界销售的每4部手机中就有1部为韩国制造。技术的开发与劳动力加工的结合无疑为全球手机产业的繁荣立下了汗马功劳，彼此也是不可分割的，正是这种国际分工，信息技术的推广，技术密集型与劳动力资源型的结合，这也是国际贸易中要素禀赋原则的体现，各发所长，优势互补，共同推进世界经济的稳步前进。这也是当前经济全球化的要求所在。

上述信息技术带动手机产业的发展的例子也明显透露出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国在参与信息技术分工中的角色还处于欠具有竞争力的弱势地位。在参与国际信息技术的分工中外商投资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为我国参与国际分工提供了一个优越的舞台，也日趋影响着我们在国际分工中角色的转变。以下将以外商直接投资为纽带分析我国参与信息技术分工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二、我国参与信息技术分工的现状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过程将使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国更加难以改变边缘地位的状况，但也给了我国新的发展机遇。在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劳动与资金有着相互替代的某些可能，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优势尚有发挥巨大作用的余地，但随着资金与技术高度结合的经济发展时代的来临，经济规律显示出，劳动与资金的替代程度极大降低，其结果便是发展中国家固有优势的丧失，身处边缘地位的状况难以很快改变，南北差距将不仅体现在数量上，更重要地将体现在质量和结构上。

基于这种情况，我国参与国际信息技术分工主要是通过外商投资来实现的。同时引进外资也通常被认为是欠发达国家获取技术，尤其是关键技术的重要途径。对于部分高新技术产业我们并不能单枪匹马鸡蛋碰石头般的盲目去参与全球的竞争，在技术分工中应认识到我们的劣势所在。目前我国的电脑、手机、机械制造等行业都存在着不少外商投资我国也大多充当者作为产品的生产制造者的角色，出口到世界各国。引进外资进行生产，这并不代表着我们落后于他国，加工生产的过程也是我们引进技术、学习技术，研发属于自己更新、更高技术的机会所在。

三、我国参与信息技术分工的发展趋势

1.外商直接投资为我国带来技术外溢效应

技术外溢效应是外商直接投资影响东道国技术进步的最要重的一种方式。这种技术外溢效应可以概括为四种情况：⑴外资企业出现带来的竞争压力会促使东道国企业充分发挥现有技术的效率，提高产品质量。⑵是外资企业出现带来的市场竞争压力迫使东道国企业增加技术投入，提高技术水平，进行技术创新。⑶是外资企业将相关技术提供给上游或下游的企业。⑷是外资企业培训的工人和管理人员进入东道国内资企业。

显而易见，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效应无疑是对我国企业形成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当这些效应真正发挥作用时，对于提升我国整体工业化水平也是强大的助燃器。例如：我国手机行业中的三星、NOKIA、摩托罗拉，电脑行业中的东芝、索尼等外商投资公司已经带动了国内相关领域的发展。虽然手机行业、电脑行业中国内一些联想、厦新等品牌还难与世界顶尖品牌相抗衡，但是随着外商的投资的注入，技术的引进，从业人员业务机能水平的提高，我们依然可以创出高端的产品，在世界信息技术分工中不断升级，成为技术领域的带头人。所以说，外商投资无疑给中国带来了无线的商机。

2.我国参与信息技术分工的发展趋势

近年来，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外商投资流入量也在逐年增加，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外资流入国。这也为中国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一般而言，如果当地企业对“学习活动”进行的“投资”越多，越能从跨国公司的溢出效应中吸收先进的技术。当当地企业的技术水平提高到与其跨国公司差距很小时，这将反过来促使跨国公司从母国引进更为先进的技术，以保持自己在东道国市场上的竞争力和盈利能力。因此基于上述规律，引进外资对我国参与信息技术分工，提高国际地位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也将进一步促进我国经济的腾飞，增强我国参与信息技术分工的实力。

技术是关键，技术的创新靠人才，我国作为人口大国，高水平、高素质的人才资源也是丰富的，为大力推动我国信息技术分工的升级大加砝码。据悉1998年4月曾经两次访问微软总部，其中一次深入到其较为核心的研究部门，从计算机上调出来的华人专家的姓名何止几百，这些人如果短期回来讲学、工作，将对中国的信息技术产业追赶世界先进水平具有更重要作用。

我相信未来的不久，我国也将会慢慢成长为技术，资金密集型的国家，以更大的优势参与到国际竞争中去，推动这个世界经济的发展。不难看出，我国参与信息技术分工的前景还是大有可为的。

四、区域性国际分工

1.国际分工的概述

世界各国参与国际分工也是经济全球化的内在要求，只有在各国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的情况下，主动地参加国际分工，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而各国国际分工的格局也在不断的演变着。

从80年代亚洲“四小龙”作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参与到发达国家中的高技术领域里的分工，改变了曾经发达国家出口资本和技术密集产品，而发展中国家仅出口劳动密集型工业制成品的格局。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出现将两极分化有所缓解。进入90年代以来，日、美、英、德、法等发达国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基本呈现一种扁平状态，处在当今世界国际分工体系的顶点。但发达国家近年来都全力以赴的促进产业的发展，便使得发达国家之间拉开了一定距离。

美国站在当今国际分工体系的顶尖处，发挥其在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产品和新技术领域中的创新优势，主要从事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日本和西欧一些发达国家则发挥其在应用技术领域中的开发和善于吸收最新技术的转换优势，主要从事一般高附加价值产品的生产。

但就整个国际分工体系中，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差距继续拉大，处于两极中间处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处不稳定的位置。一部分国家地区可能抓紧吸收新技术和结构调整，从而向发达国家靠拢，缩小与其差距。如：东亚区域的分工合作今年来在减小与发达国家间的差距。

2.国际分工的新特点

跨国公司已成为国际分工的联动机制，更好的促进世界各国的分工。例如：日本的半导体产业把技术密集程度较高的前道关键工序留在国内，而把劳动密集程度较高的组装工序转移到东南亚有关国家，最终产品则出口到日本或第三国，其目的是把生产经营活动分散到国际间成本最低的区域，以便获得东道国比较优势利益和对特定商品集中生产能带来的规模利益。

综上，从全球视角出发，认识当今的不同国际区域优势，从不同层面认识当代国际分工发展的新特点，对于各国参与国际分工中发挥主动性，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参考文献：

[1]汪斌著.国际区域产业结构分析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2]陆寒寅著.供给创新和非对称突破.学林出版社.

[3]世界经济，2006（10）总第338期.

世界经济导论范文第5篇

在讨论的推动下，我认真拜读了由刘北成先生翻译的《白银资本》及相继推出的诸家评论。此前还曾阅读过王国斌先生的《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李伯重、连玲玲译）。

阅读心理镜像

阅读弗兰克的书，确实感受到了因强烈的攻击性而带来的刺激，但不一定是震撼。假若文如其人的话，我感觉中的弗兰克，自尊心极强，个性张扬，属于多血质一类的人物。他思维敏锐而情意外露，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或许就不曾想过需要控制自己。

他像我们生活中时或遇到的那种人，一旦认定了什么，“十头牛也拉不回来”，难以分辨这种异乎情常的坚韧，是执著还是执拗。他攻强于守，犹如冲击力、爆发力俱强的足球前锋，不管能不能打进球门，必须使自己始终处在不断射门的亢奋状态。他更像海底生物，时刻张开富攻击性的思维触须，敏感地捕捉一切可以被送上祭坛的猎物，只要对方暴露出极细微的弱点，即或是自己的盟友，都毫不迟疑地将其捕逮到手，决不姑贷。

他对中国的推崇自然会使我们中国人感到高兴，但总担心他对中国历史没有足够的体验，担心不是因为先有了对中国历史全面深入的观察，更像中国是因为体系的需要才被选择为利器。

王国斌的风格正好相反，沉静委婉，从容而有耐心。他的质疑是在反复思考的过程中进行的，并力求把思考的各个侧面剥笋似层层呈现于读者之前。他也质询“欧洲中心论”，却更多的是不断向自己提问，让“问题意识”反复困扰自己，给人一种沉重感。

我的感觉，他当然也在乎自己的结论，但更关心这种问题意识的展开能不能更周全、更具启发性，避免一个极端跳向另一个极端，希望把方法悬念留给读者。他很像足球场上出色的前腰，专致于用头脑踢球，细心环顾双方队员的站位和跑动路线，突然插上射门中的，或不时使出一脚妙传，为队友进攻创造空档，其机灵令人叫绝。他亲身深入过中国历史的腹地，谙悉地形的复杂，知道名山大川在哪里，哪里又有沼泽泥淖。

或许在弗兰克看来，王国斌缺少那种摧枯拉朽的果敢和彻底决裂的勇气，没有解决的比解决的多得多。但在我想来，恰当的谨慎是必须的，至少不会因行色匆匆有误入陷阱的危险，或因过于主观而堵塞进一步思考的空间。

与弗兰克一样，王国斌也坚信中国历史有过长期的辉煌，曾经有理由傲视群雄，但他更能体验和贴近行动中的“中国心”，把讨论的重心放在争议丛集的“中国何以没有发生或何以不能顺利实现近代化”的老话题上，希望跳出是或否的绝对判断，开拓一种新的思考境界。

我觉得他在为《白银资本》所写《序言》的结尾，说了一段实在与弗氏之书搭不上脉的话，却很堪回味：“他向中国人也提出了另一种挑战，即超越中国的绝对核心论，用一种体系架构来更仔细地考察中国的变化与欧洲的变化之间的平行关系，更周全地考察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请注意“绝对核心论”与“平行关系”的提法！）然而，这些却正是《转变的中国》所要表达的善意。

书中他特注重回溯，对预测未来保持极度的谨慎，只是提示我们一切都必须从历史的连续性方面出发思考，用心聚焦世界历史屏幕上民族、国家间一切同异、似非似的轨迹，进行反复较量，寻找属于自己的答案--对欧洲、对中国都是如此。作为一个中国读者，我从情感和理智上都更愿意接受王国斌的思考方式，从世界背景上反省自己对中国历史的认知。

弗兰克的经历，我只是从推荐者和著者《前言》那里稍知一二，极其有限。在阅读过程中我曾反复揣摩，是什么造就了弗兰克这样强烈的个性和坚忍不拔的意志？是早期的挫折感推动他走上摧毁主流意识形态的不归之路，还是拉丁美洲丛林里的“游击生活”把他锤炼成了思想界的“格瓦拉”？

他那种烈火般的个性，横扫一切的狠劲，虽然其攻击的对象是西方（主要针对美国）的“欧洲中心论”和“欧洲特殊论”，却让我不时联想起现代中国“打倒孔家店”到“横扫四旧”无所畏惧的斗士们，勾起复杂难言的感情。

必须坦白承认，我只是从阅读本书中去认识弗兰克--这显然有误读的风险，但在我只能如此。希望有更多了解弗兰克经历和学术资源的方家能提供深入的解读，并纠正本文极可能有的理解过失。

“中心”偏好与“单脚走天下”

当许多中国人正在热烈高喊“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时候，从域外传来一个陌生的声音。弗兰克充满激情地提示我们：错了，正确的是全世界都必须“调整方向（re-orienting ，重新面向东方）”。

弗兰克申言21世纪世界经济的“中心”将重新转回到“东方”。他对这项预言看得很重。我没有把握说他的全部立论完全是由这种未来－现实－历史的逆向路线而得，至少《白银资本》的主体部分恰恰是循着相反路线展开的。但我也注意到，对弗氏的预言，王国斌采取了谨慎和保留的态度。

王国斌为本书所写《序言》确有学者风度，赞其所是，疑其所疑，批评含蓄平和，观点差异也明白无误。其中有一段说道：“1997年夏季开始的亚洲金融危机表明，在预测未来的增长轨迹时要小心谨慎。亚洲各地的各种结构性和制度性调整已经使金融市场稳定下来，但是亚洲各国经济在近期或长期究竟会如何变化，分析家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大多数人不会赞成这样的假设：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宰地位将很快被中国取代。”

我以为对本书的理解，最好将预言先撇在一旁，看看弗氏对历史的论证是否确实可靠。因为即便有关未来的预测可能失算，也不构成弗氏“世界体系”历史陈述的充足理由。在这一点上，王国斌说得深刻：“当我们从时间上的某一点朝后看、并且探讨一个经济是如何达到其现状的时候，我们通常能解释某些变化为什么发生。但是追溯这种变化的特别途径，并不意味着某种事情必定会发生，因为还有其它可能的变化途径存在……事实证明：创造经济发展是非常复杂的过程，所以任何计划者都不能肯定地预见（更不用说有效控制）未来的结果。”（《转变的中国》）

我也持这样的保守态度：历史学没有任何理由过份扩张自己的功能。历史学应该高度关注现实，善于从现实中不断汲取对社会和人生的体验，并以历史的智慧为人们正确把握社会发展提供某种（有限的而不是无限的）帮助。但当由历史进而预测未来时，则需要十分地克制。历史学家能够成功扮演“事后诸葛”的角色，布洛赫曾戏称为“放马后炮”，却决不能硬充善逮“未来”的猎手。

因为“未来”原是一头狡猾的猎物，瞬息多变，不要说历史学，就是专以解决现实问题自诩的经济学理论与对策不是一直处在不断的试错过程之中，遭遇到的难堪还少吗？就在亚洲金融危机发生的当年年初，国际货币金融组织发表的研究报告还在肯定亚洲经济现状，与金融相关的众多指标表明运行状态“一切良好”。还是库尔诺对社会运行的或然性深有体会，说得最妙：“所谓不可能的事情，无非是指该事件发生的概率极低。”有谁能担保下一轮危机必发生在此而不在彼？

弗兰克把自己考察历史的制高点设置在“整体主义”理论的平台上，用以对抗“欧洲中心论”，无疑选择了一个最能克敌制胜的有利地形。在实证史学和分析主义占尽风光之后，疲态日益显露无遗，开拓整体主义的历史考察视野，“一切历史都是世界史”的呼声，这两个既联系而又有区别的思潮，成了本世纪后半叶历史学变革的重要标志。弗兰克一再批评布罗代尔，书前引语却特别青睐布洛赫，然而他们原属于一家。布洛赫和布罗代尔所属的法国历史年鉴学派就以倡导“整体史观”（“唯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而薪火相传，享誉国际学界。

但是多数同仁也都意识到，如何实践整体主义的考察方法，甚至如何理解“整体历史（有的译为‘总体历史’）”和“一切历史都是世界史”，仍布满荆棘，是一个尚待开垦的处女地（可详参年鉴学派第三代传人勒高夫的《新史学》）。系统论、控制论等自然科学方法论，包括弗兰克颇自豪的“整体大于局部之总和”定理，用之于完全不同的人文历史学科，只具方法论启发意义，决无越俎代庖、立竿见影的能耐。我想弗兰克也知道，结构主义在社会学和历史学方面的尝试，至今所取得的成绩远不到可以趾高气扬的程度。他所批评的帕森斯，其结构主义的理论体系就被社会学同行嘲笑为“乌托邦”。

据我所知，“整体史观”的主体精神表现为由过去相互割裂的人物史、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等等全面转变为“社会的历史”（注意：不是“社会史”），历史研究的重心将不再是“国家”或“国家”零零总总的各个侧面，而是一个“整体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精神状态、社会生活、生态环境等等都是相互联系的有机构成，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必须用整体主义的眼光全面考察历史。很明显，整体主义首先是冲着曾经流行过的文化决定论、经济决定论、地理决定论或别的什么决定论而来的，是对传统一元论单线思维方法的革命性颠覆。简言之，“整体史观”反对历史研究中的一切决定论和目的论企图，主张整体综合高于一切。

整体史观非常强调时空两大要素。在时间要素方面即有著名的三时段论（长、中、短三时段），其中尤以“长时段”论最富原创性。“一切历史都是世界史”则是整体史观在空间运用方面的延伸。

整体史观的空间延伸，“一切历史都是世界史”，我以为它有两个不尽相同的涵义。

首先是从“整体史观”的原义上展开的。不管世界上有多少民族、国家，是隔绝的还是相互联系的，其历史形态百色千姿，个性各各不同，但人性、社会特性从深层次上说都有相通之处，社会历史构成及其运作的基本面异中有同、同中有异，任何比较研究都应该纳入“整体历史”的分析框架，才可能在“整体社会史”的立场上对一切共相殊相获得全面理解。1927年，当大多数中国学者正专注中西相异的比较时，许宣圆先生一语惊人：“民族性不过是偶然性质的表面点缀，而人性才到处都是同一的实体。从本质上来看，不同的国家和人民都为同样的难题所困，为同样的疑惑所惑。”王国斌在《转变的中国》中不赞成任何以“中国经验”或“欧洲经验”为准的单向估量，主张在中国与洲历史之间作互动式的往复比较，骨子里就贯穿着这一整体主义的思路。

第二层意思才是针对着“开通新航路”引发的一系列国际关系变局，提出需要有一种全新的历史考察视野：“一切历史都是世界史”。只有在世界大多数国家间的联系已经进入到能够发现有一个真实的“世界体系”之时（这是一个历史过程，延续到现在还没有最后完成），整体史观才可能在名符其实的“世界史”舞台上演绎新的意义。布罗代尔以及沃勒斯坦（依附理论）等人的“世界体系”，基本上都是从这一意义上去发挥“整体主义”理论，而与“欧洲中心论”相抗衡。在此之前，所谓“世界史”只是指必须将世界上曾经存在过的历史都看作它必须包容的对象（不管它们是否曾经在空间上相对甚至绝对隔绝，各自循着独立的路线发展），正像“中国史”必须包含今日中国疆土内的一切历史，然而决不等于它自古以来就是“一体化”的“历史”（详下节）。

我认为弗兰克不是不知道，从第一层意义上解读“世界史”（不管有没有一个“世界体系”），必高度关注“人类历史”的许多共通之处，凸显史学即人学的原味。他所征引的兰克名言：“只有普遍的历史，没有别的历史”，就是从这一意义上立论的。弗兰克有时提到过，他赞成“人类中心论”的立场，可见亦知第一义底蕴。然而转变到第二层意义上来，历史学家必会从千姿百态的历史比较中充分领悟“特殊性”或“个性”的神秘魅力，“历史自主性”就成为处理国与国历史互动关系必得坚持的要义。

也就是说，当第一层意义与第二层意义相贯通，面对发展不平衡和发展多样化的世界历史，应该承认每一民族、国家的历史都是一种自然进程，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运行轨迹和历史连续性，不可能不经过自身的选择去接受外来的影响或干预（包括暴力征服者也不能随心所欲地改变被征服者的历史）。唯其因为“天下没有相同的一片叶子”，层林尽染的世界历史才会变得丰富多姿，各显光彩。当历史学家要架构“世界体系”时，“人类中心论”是一块不可撼动的基石。“史学即人学”，任何别的中心论或支配论的观念，都是与“人类中心论”的精神相悖的。历史从来都是历史主体的一种自主选择过程，并非通过强加于人能够奏效的。“欧洲中心论”并不像弗兰克咬定的，没有任何历史证据可作依凭，然而正是在这一大原则上摔跤不轻，逐渐败北而落势。

不知其他读者有否同感，我总觉得弗兰克在至关全书主题的基本概念运用方面很随意，喜欢在不同概念之间强烈跳跃，一句进、一句出，真叫人不知所措。

例如他在“中文版前言”里针对西方某些人的指责，曾郑重申明：“本书所传递的主要的‘意识形态’信息实际上绝不是什么‘中心论’，除非是人类中心论，当然最好是生态中心论。”这里，在“全球主义”的基本主张之外，又生出了“人类中心论”、“生态中心论”两个新概念。他在处置三者关系方面脱节相悖甚多，暂且不说。这段告白至少表明对别人指责他“中国中心论”是极其忌讳的。可又怎能怪别人呢？

阅读全书各章，凡遇到下断语的关键时刻，他总忍不住脱口而出，在灯火阑珊下，“中国中心论”的身影时隐时现：

“（1990年）我和乔杜里都认为，在欧洲之前的世界经济中，亚洲是极其重要的，甚至接近于称霸”（1994年与吉尔斯合作的项目即以《亚洲霸权下的世界体系：1450－1750年的银本位世界经济》为标题，第11、1页）；

“作为中央之国的中国，不仅是东亚纳贡贸易体系的中心，而且在整个世界经济中即使不是中心，也占据支配地位”（19页）；

“当时的全球经济可能有若干个‘中心’，但如果说在整个体系中有哪一个中心支配着其它中心，那就是中国（而不是欧洲！）这个中心”（第168页），

“我们能够而且应该作出比滨下武志更强有力的证明：整个世界经济秩序当时名符其实地是以中国为中心的。”（第169）；

“如果我们对1800年以前的整个世界经济进行这种分析（如本书第2、3章），就会发现把中国称作‘中央之国’是十分准确的。”（中文版前言），等等，等等。

如果说以上论断尚有“如果……”之类的闪烁其词和诸多自相矛盾之处，肯定的说法则见之于第2章12小节标题：“对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的总结”（第180页）。

在该节中弗氏特别创造了一个全球经济“同心圆”模式，说中国（以及中国的长江流域或中国南方）“应该是最核心的一圈”，由此一圈一圈向外扩展；“这种全球经济的同心圆构图不仅把中国和东亚和亚洲依次看作是主要的经济地区，而且也把欧洲甚至大西洋经济体置于边缘地位。”（第185页）。

从上述论断看，中国是世界体系同心圆的唯一核心（内核），欧洲乃为边缘，应该明白无误。然而意想不到的是，在全书最后一章，他却又提出了一个与之相对立的“等级结构”模式，并说：“全球范围的世界经济／体系没有单一中心，至多有一个（我怀疑译文或植字漏一“多”字，否则无法通读）中心的等级结构，中国很可能处于这个结构的顶端。因此在地区内或某些地区间有某种中心－边陲关系，但也很难确认有一个由中心－边陲关系构成的单一中心结构”（第435页）。这种没有单一“中心－边陲关系”的“等级结构”，虽说原是为批判布罗代尔、沃勒斯坦“体系”发挥出来的高论，但在我读来不更像是在批判他自己前面提出的以“单一”的中国为“核心”的“同心圆”模式？“单一中心论”与“多中心论”相差何止千里，我真不知道弗兰克在他的头脑里是如何自圆其论辩逻辑的？

王国斌在《转变的中国》“导论”里就明白表态：“欧洲中心论的世界观固然失之偏颇，但从其它的中心论出发来进行比较，情形亦然。”不知王氏是否具体有所指？弗兰克却大不以为然，决意独上偏峰，继续冒险前行。他欲以“中国中心”的“世界体系”取代“欧洲中心”的“世界体系”如此强烈，用“狂热”一词来形容亦不为过。但从本书看，毕竟心急慌忙，缺乏一种顾盼前后左右的稳重，行进时不免步履踉跄。

现在且不说究竟能有多少够分量的证据足以支撑他“五千年”来“世界政治经济体系”早已形成的大历史观，就是在1500－1800年的历史时段里，这一“世界政治经济体系”该如何正确表述，从上面摘出的论断来看，我想说：弗兰克似乎自己也还没有最后拿定主意——他游移于二者之间，理智上知道第一义的不可违背，情感上却执著于第二义。遮遮掩掩的“亚洲（中国）中心论”是怎么也不愿舍弃的通灵顽石。若如此认识，则全书种种论断的自相矛盾和不能连贯，也就多少可以获得通解。

最值得推敲的是，“以欧洲为中心组建一个世界”固然谬误，但以亚洲或中国为中心“组建一个世界”就符合历史逻辑了？弗兰克给我们描绘的“世界历史”图景实在太过神奇：自1800年上溯五千年，亚洲和中国始终是这个“世界体系”的中心。19－20世纪只是雄狮打了一个盹，短暂的西方“插曲”决不妨碍全剧剧情的连贯。以亚洲或中国为“中心”的喜剧很快将会接着演下去，一直到遥远的未来。“面向东方”不就几乎成了全部人类历史永恒的主旋律？

不知弗兰克在火一样的激情喷发之后，有否冷静地反问过自己：是那条充足理由律注定了亚洲或中国必然要永远扮演“中心”的角色？假若这一“世界体系弗氏定律”成立，那不就出现了一个“世界历史”发生、发展的“亚洲特殊论”和“亚洲起源论”？这同他所批判的“欧洲特殊论”和“欧洲起源论”又有什么区别？且不论经验事实如何，仅从逻辑上说，如果“世界体系”除了即将结束的二个世纪短暂“错位”，过去、现在和未来将永远“面向东方”，西方人不也完全有理由怀疑：是不是上帝的“第三只手”在作弊？这不是新的决定论或目的论，又是什么？

欧洲并非从来就是世界历史的“中心”，弗兰克的说法并不新鲜。中国史学界早在60年代就提出反对世界史研究中的“欧洲中心论”倾向，记得周谷城先生是当年最积极的一位。80年代孙达人先生又提出世界历史曾发生过西亚——上古中国——希腊罗马——中古中国——近代西欧等多次“中心转移”，“先进变落后，落后变先进”是世界历史发展的通则。必须指出的是，过去史学界使用“中心”或“中心转移”的提法，都是从比较史学的角度上立论的。它是指在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时段内，某些国家或地区的发展状态一直居于世界“先进水平”，具有代表历史发展某一阶段“界碑”的意义。

很明显这种认识方法缘源于“进化论”思潮，在今天尚有许多可以检讨的地方，此处不便展开。这里我只想说，若从“人类中心论”的观点来看，各个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都各有长处和短处，先进落后乃至优劣短长的比较都是相对的，用某国、某民族的历史尺度来衡量“发展”的正常与非正常是荒谬的。直到今天，人类还没有理由说迄今存在过的哪种历史状态或制度创新就是“完美”的、“理想”的。由时、空、人三维构成的人类历史坐标系统上，每个民族或国家都留下属于自己的特定历史轨迹（是曲线而非直线），都有属于自己的一份创造，也都有兴有衰、有利有弊。没有永久的辉煌，也没有永久的沉沦（除非亡国灭种）。任何民族或国家都没有理由以历史的名义认定自己是“优等人种”或“优等民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更不赞成“世界体系”以谁为“中心”的提法。假若有什么中心论，那只能是以关心人类全面和自由发展为主题的“人类中心论”。

非常遗憾的是，弗兰克也几次提到过“人类中心论”，但全书的展开却落在与此完全相反的方向上，南辕而北辙。弗兰克对“欧洲中心论”嫉恶如仇，但是他用以批判的话语系统甚至思维方式，很难说已经摆脱了西方“话语体系”的“支配”。全书经常可以看到亚洲或中国“中心”在“世界体系”中具有“支配”甚至“霸权”地位这样的表述方式（第11、17、26、168、266等页）。我实在弄不懂弗兰克从整体主义的立场，完全可以找到类似“互动”这样中性的词，为什么偏偏喜欢使用通常被看作带有“话语暴力”倾向的用词？

如果我们还把握不住弗兰克使用“支配”一词的涵义，那么下一段话也许会加深我们的印象：“者可能会宣称，他们更关注经济‘基础’是如何塑造社会的；但是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一个‘社会’是被它与另一个‘社会’的关系塑造的，更没有意识到，所有的社会共同参与一个世界经济这一情况，也塑造着各个社会。”（第55页）“一个社会”竟是被它与“另一个社会”的“关系”所塑造，按照弗兰克的话语逻辑，后一个“社会”只能被理解为处于他的“世界体系中心地位”的那个“社会”，它“支配”着前一“社会”的历史发展方向乃至盛衰荣辱。

为着证实这一理解并无大误，不妨再读一段弗氏有关本书主旨的陈述：“欧洲不是靠自身的经济力量而兴起的，当然也不能归因于欧洲的理性、制度、创业精神、技术、地理——简言之，种族——的‘特殊性’（例外论）。我们将会看到，欧洲的兴起也不主要是由于参与和利用了大西洋经济本身，甚至不主要是由于对美洲和加勒比海殖民地的直接剥削和非洲奴隶贸易。本书将证明，欧洲是如何利用它从获得的金钱强行分沾了亚洲的生产、市场和别的好处——简言之，从亚洲在世界经济中的支配地位中谋取好处。”（第26页）

我觉得弗兰克的前段陈述，细细品味，实在问题多多。第一感觉便是这比起他所批判的“冲击－反应”论更“冲击决定论”，差不多成了“冲击－捞一把”论。看，欧洲自身的努力不值得一提，西方从亚洲经济的“支配地位”中只需顺势捞一把（“分沾”），就可以顿成暴富并超过原来的“中心”。你能相信世界上真有这样便宜的勾当？ “冲击－反应”论不管怎样总还保存着“挑战－应战”的韵味。弗兰克批判汤因比的“文明论”，但在我看来，汤因比要比他更重视每个民族的自主创造能力。“世界体系”并不能保证每一民族都能成为“强者”。接受并应对挑战的能力，决定着自己的命运——在全球化呼声越来越高的今天，汤因比的警示仍不失为至理名言。

弗兰克称“所有的社会共同参与一个世界经济这一情况，也塑造着各个社会。”这话只说对了一半。为什么不可以进而说：各个“社会”也不断“塑造”着这个“世界体系”？各个“社会”对“共同的世界体系”也各有各的应对，成败得失也各不相同？“欧洲中心论”的偏颇，就在于抹煞历史的个性，把某种发展模式的普适性看得过死，因而无以面对“资本主义的扩张”在欧洲、亚洲、美洲所产生的极端多样的“反应”。成功者不少，但也有许多不成功，“嫁接”失败抑或激起逆反的事例也不胜枚举。即使最成功者如美国，它与其“母国”英国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差异，也证明“体系”的“塑造”决非只是简单的“翻砂”功能。

所谓“趋同”不仅不可能消灭差异，而且在主体意识强化的情境下，各国的社会结构与社会运行将更趋个性化和多元化；国与国争取在“体系”中分享份额，使各种形式的磨擦和冲突难以避免。当弗兰克坚决否认欧洲自有其历史的特殊性（如同中国也有其历史的特殊性），极度夸张“东方”对“西方的兴起”的“支配”作用时，他万没有想到自己的“世界观”也正在沿着“欧洲中心论”旧辙愈走愈远。

意气用事和主观意志的膨胀，使得弗兰克对造成“一个社会”发展状态的种种内因条件以及“世界体系”内部必然存在的发展道路的差异都变得视若不见。当别人以“外因论”诘难时，他只得用“外因在世界体系中即是内因”一类偷换概念的方式蒙混过关。然而整体主义方法论要求对内外因作互动的比较综合分析，而决不是取消一方。即使像弗兰克所假设的，亚洲或中国作为“五千年世界体系”的“中心”是事实，而且真具有“支配”或“塑造”其它“社会”的能力，若没有“反应”方必要的内部条件，石头也孵育不出小鸡。舍远而就近，反驳的事例俯拾即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