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经济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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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经济学理论范文第1篇
关键词：行为经济学 ；经济人；非理性；偏好
中图分类号：F242；F272.92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7）001-000-03
一、引言
“经济人”假设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这一基本假设规定了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所采取的经济行为都是致力于以最小的经济代价获得最大的经济收益。在经济生活中，每一个经济行为人的经济行为都是利己的，这就是所谓的“合乎理性的人”。主流经济学对于人的经济行为的研究是建立在假设人的行为都是理性的、自私的、追求效用最大化之上的，以此为基础就产生了人们所熟知的效用论、偏好的一致性和有序性等经典经济学理论。但是，由于人的双重属性即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在现实生活中所谓的“理性人”是不存在的，人的行为是要受到自身的生理、心理以及他人和社会环境等这些“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因此，在现实生活和生产过程中，人的经济行为更多的是“非理性的”。由于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对于现实中一些“非理性”的经济现象无法做出充分的解释，一些经济学家结合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知识，致力于研究人的“非理性”经济行为的行为经济学也就应运而生。
二、发展历程
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在他们的研究过程中已经注意到了人类心理与经济行为的关系。被称为现代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在其所著的《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中就涉及到了人的心理活动对于经济活动的影响，诸如利他主义、公平、损失厌恶、过度自信、自我控制等都在其著作中有所阐述，特别是利他主义。在《道德情操论》中亚当・斯密试图说明，天性就是自私的人在追求物质利益的同时要控制自己自私的感情和行为，要发扬慷慨、正直、勤俭、自我克制等人性的美德，这样才能保证和维持整个市场经济的和谐运行。除此之外，边沁等人也注意到了心理活动在人的经济行为中产生的作用。他认为，面对选择，人追求的目标是效用，也就是心理满足的程度，心理满足程度的大小决定着选择的绩效。
当经济学说发展到了新古典经济学时期，为数不多的经济学家意识到了心理因素会对经济行为产生影响，这一思想在凯恩斯的理论中尤其得到了发展。凯恩斯提出的消费倾向概念就包含着主观因素对人消费行为的影响。同时凯恩斯的投资行为会受到群体因素的影响的理论对于行为金融学的产生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认为市场的波动会受到群体的乐观或悲观情绪的影响，人们对未来的预期也会影响宏观经济的波动。
在前人的思想和理论基础上，到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行为经济学的萌芽开始产生。经济学家开始试图将心理学的研究方法结合到对经济现象的研究当中去。在这期间，西蒙于197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被认为是早期行为经济学形成的标志。他的“有限理性”理论认为，由于客观条件及自身认知能力的约束，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而非完全的，因而，人做出的往往是最满意的决策而非最优的决策。这一理论已经向主流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提出了挑战。而乔治卡托纳甚至对“理性人”这一公理化假设提出了有力的批评，他强调经济行为的研究必须建立在研究人的心理因素之上，因为人的内在动机决定了人的行为。
此后，伴随着心理学的发展，行为经济学开始兴起。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开始着手联合起来研究经济行为的发生机制。贝克尔在其《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中提到，经济学的发展已经进入了第三阶段，即经济研究的领域业已囊括人的全部行为及与之有关的全部决定的阶段。他结合了心理学和经济学对少数民族歧视、竞争与民主、犯罪与惩罚、家庭和婚姻等看似与经济学无关的社会现象做出了解释，他的成就也正是在于此。他运用经济学及心理学的理论通过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来解释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现象。
理查德・泰勒被认为是行为经济学的开山之人，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认为泰勒是“第一个提出将心理学纳入经济学讨论中并发展出行为经济学的学者”。主流经济学强调人是纯理性的“理性人”，“理性人”做出的理性选择形成了有效市场；而以泰勒为代表的行为经济学者则认为人根本就不是“理性人”，而是“社会人”，面对现实生活中纷繁复杂的选择，人经常做出错误的决定。因此政府和企业应该作为选择设计者在现实中建立一个选择的框架体系以便促进人们做出更好的x择。同时，越来越多的经济学者开始投身到行为经济学的研究中并提出了各自的理论和观点，诸如戴维・莱布森和马修・拉宾描述了有关人和金钱之间存在的一种“反常现象”，即在储蓄行为中出现的“夸张贴现”现象。威廉・庞德斯通指出人们并非总有明确的偏好，提出选项的方式方法会影响人们做出的决定等理论。
对于行为经济学的定义众说纷纭，概括起来，行为经济学就是将心理学、社会学的理论成果与主流经济学理论相结合来研究人的“非理性”经济行为的学科。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并不是试图否定主流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而是试图说明在现实生活中，人所采取的经济行为中是存在着“非理性”的。
三、理论成果
1.有限理性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提出了“有限理性”理论，成为了行为经济学者理论研究的前提之一。与“理性人”假设所强调的经济行为人都是“完全理性”、“完全利己”和“有完全意志力”不同，“有限理性”认为现实生活中人的理性认知能力不仅要受到自身生理和心理因素以及思维能力的限制，同时还要受到外部客观环境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的影响。因此，经济行为人是“有限理性”、“有限利己”和“有限意志力”的，经济行为人的决策标准是追求令人满意的决策而不是最优决策。
西蒙等人尤其提到了信息不完全对于人们决策的影响。由于获得信息是需要付出成本的，而且通常情况下无论花费多大的成本都无法获得全部所有的信息。信息的残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决策，从而也可以在经济行为分析中用于解释那些非理、随意甚至于“不明智”行为。在“有限理性”的前提下，行为经济学者甚至其他经济流派的学者在一些主流经济学难以解释如公共物品、社会福利和社会准则等问题上有所突破。
主流经济学为了保证个人选择的理，提出完全性、传递性和反身性等“公理”，然而这些对于“理性”的判断标准本身是理性的吗？经济学中的一些概念直接取自日常用语，在使用的过程中难免会存在着不精确性和弹性。在现实研究中，诸如凯恩斯、赫西曼等那些不那么看重形式化的演绎推理的经济学家更多地是在“常识”的意义上使用“理性人”这一概念，他们往往是根据语境的不同对于个体的行为做出“经验上可信”的假设，就连弗里德曼在方法论层面上也提到我们无法逐一对理论的假设做出“经验上的检验”。而所谓“经验检验”依然是根据人们长期以往对于现实社会的普遍性的认识甚至是道德层面的普遍性认同为依据的。而对于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来说，这些“普遍的认识和认同”或者“社会准则”或者说“常识”反应到不同的种族，不同的人群，甚至是不同的个人的行为上都是有差异的，继而对于“理性”的定义以及判断“理性”的标准也存在偏差，在整个人类社会都是无法做到完全统一的。因此，“有限理性”显然要比“完全理性”更加贴近现实。当然，这里并不是要把“理性人”假设完全否定，主流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更多的是围绕着可形式化展示的模型进行的。对这类研究，通常个体的认知和动机等经验事实并不进入分析而与分析的结果无关，从而，“理性人”的前提更多的是帮助演绎推理。
2.选择框架
选择问题一直是经济学所关注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这同样也是行为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学者们结合心理学的理论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来审视人们在决策过程中的行为机制。
行为经济学家发现，在涉及到具有不确定性的选择中框架效应是普遍存在的。坎尼曼和特沃尔斯基设计的“疾病治疗困境”实验就是其中一个最为经典的案例（表1）。
事实上，在正面框架下，人们更倾向于选择A，而在负面框架下，人们更倾向于选择B’，即便同一种治疗方案在不同的描述中实际上治疗结果是相同的，但是显然积极描述要比消极描述更具有吸引力。
人们往往在面对过多选择时会出现“选择困难症”。有这样一个实验，两名市场营销专家在超市布置了两处果酱展示台，一处只展示了6种可供消费者选择的果酱，而另一处展示了多达24种果酱。实验发现，24种果酱的展示台确能够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围观，但是最终还是6种果酱的展示台的购买率更高。这就表明，可提供的选择越多，人们反而越难以决策，最后的结果可能就是放弃选择或者另寻它法。
锚定效应是指人们的行为会受到外部信息的影响从而在做出决策时会受到该信息所限定的某种模式之下。当人们需要对某个事件做定量估测时会将某些特定的数值作为起始值，这些起始值就像“锚”一样使人们的估测值落于某一区域中。如果这些“锚”定的方向有误或者是虚假的，那么估测的结果就会产生偏差甚至还可能会出现歪曲。
以上提到的现象表明，人们在面对选择时，提出选择的方式和方法，外部环境因素等对于人们的决策行为影响是很关键的。积极的因素会帮助人们做出更有益的选择，而消极的因素会使人做出错误的决定。理查德泰勒强调，为了使人们做出更有益的选择，政府、企业等应该构建一个有效的选择框架来引导人们进行决策。有时只需要一个“温柔的推动”（Nudge），与强势的命令相比，这种非强制的方式人们更乐于接受，还可以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在决策过程中的心理和行为，从而使得他们做出选择设计者所期望的决策。
3.不确定性（系统偏差）
正常情况的选择已经足够复杂，人们在不确定条件下就更加难以做出决策。坎尼曼和特沃尔斯基发现在不确定条件下人们的决策行为往往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偏离经济学理性状态下的标准范式，不确定条件下的判断与主流经济学对理性的假定存在着系统偏差。
小数定律就是系统偏差的典型。大数定律是统计学中的概念，相较于小数定律，大数定理更加被人们所熟知。该定律的前提条件是样本规模足够大。然而，日常生活中人们所面对的都是小样本，小样本的均值不会遵循大数定律接近于总体的均值，而是出现了偏差。日常生活中人们却更容易受到小样本的过度影响，尤其是对于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事情。
4.偏好
常规理论认为偏好是预先存在并且稳定的，而心理学家则认为偏好是构造出来的。行为经济学家如坎内曼、特沃尔斯基、拉宾等对偏好的一些特征进行了研究。研究人员发现，人的偏好是在做出判断的选择的过程中产生的，在这个过程中选择的设置和外部因素会影响偏好的形成，人们在挑选苹果的时候才能确定自己想要什么样的苹果。人对于事物的敏感性也是呈递减趋势的，也就是说收益或损失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但是，损失获得的关注度要更高，人们对于损失的估价通常高于等量的收益。另外，如果存在一个参照点，人们常常对于某个行动的后果与这个参照点的相对差异比较敏感，反而对于行动后果本身不敏感。
四、发展趋势
经济学本身就是研究选择的一门学科，正统经济学更多的是研究理性条件下人们的决策行为，而行为经济学的兴起和发展丰富了经济学的分析研究方式。由于结合了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行为经济学更加贴近现实。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并不是要颠覆传统经济学的研究方式，而是试图解释人们非理产生的原因和发生机制进而帮助人们做出更有益的选择。
随着时代的发展，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势必要成为一种潮流，经济学与心理学、社会学的成功结合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但是作为经济学的一个新兴分支，行为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和研究成果仍然相对分散还需要全面系统的检验、完善和稳固。如何使得理论更加合理、系统和科学更加贴近实际与现实相符是今后行为经济学所要发展的目标。
行为经济学兴起于西方，在我国，相关理论研究起步较晚，相对滞后。目前，国内相关学者的研究更多的是对西方经济学家理论及研究成果的概括、评述和总结，而将相关理论应用于实际和现实问题的研究也相对贫乏。尽管有黄祖辉、胡豹、汪丁丁、奚恺元等相当一批专家学者在学结西方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实际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和看法，但是我国学者在行为经济学领域的研究还需要不断开拓眼界、转变思维方式、寻找新的研究思路和方向，最终推进我国经济学研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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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经济学理论范文第2篇
关键字:行为;动机;欲望
中图分类号:F01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0)11-0046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在其经典著作《经济学原理》运用大量的篇幅展开了一系列关于人们的经济活动分析,在导言、概念、需求及满足等篇章中阐述了“行为理论”,“将动机和机会视为行动的理由,人的活动最终形成了其行动的动机”。由宏观到微观,从关于金钱、财富、活动的刺激与激励、需求、欲望的各种阐述中演绎行为理论的观点。
一、宏观层面行为机制分析
从宏观层面来看,理解“行为”产生的原因。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在日常生活事务中过活、活动和思考的人们的学问。但它主要是研究在人的日常生活事务方面最有力、最坚决地影响人类行为的那些动机。
(一)、行为的经济动机分析
“将货币作为衡量手段对于物质的满足的意义――货币是人类行为的主要动机,在我们这个世界里,货币是大规模地衡量人类动机的唯一便利的方法。货币或物质财富被当作人类努力的主要目标。”金钱是一般购买力,且被奉为是一种达到各种目的――高等的和低等的,精神的和物质的――的手段。
(二)、行为的社会动机分析
“对金钱的欲望并不绑斥金钱以外的影响,人们对于行为的其他追求产生了强大的动力。”行为的产生不可避免心里因素的刺激,要得到周围的人的赞美、避免这些人的藐视的欲望,也是对活动的一种刺激,也许也是是因为受到高尚的好胜心的鼓舞,而非完全因为爱好财富的缘故;行为往往受到外在非物质因素的诱导,例如自豪感;行为又受到了习惯的约束,“习惯本身大都基于有意识的选择,经济学特别关心的生活的一面,就是人的行为的最深思熟虑、且在他未做一事之前总是先考虑它的利害得失的一面,在他的生活的这一面上,当他确是遵照风俗习惯,暂时对一事不加考虑就去做的时候,风俗习惯的本身差不多一定是精密和细心地观察不同行为过程中的利害得失的产物。”
二、微观层面行为分析
关于行为动机的分析,马歇尔开创性的采用了“边际效用”的原理展开人们行为作为一种结果的原因所在。从“边际效用”的变化规律解释行为建构与解构。那么在市场条件下不得不必须考虑货币效用的变化。货币效用变化的发生,是因为必须考虑同额货币所代表的愉快或其他满足,对不同的人在不同环境之下多寡不同。那么考虑到这一点就不可忽略需求的饱和性和弹性,需要理性对待欲望与需求的关系。对于解释人们在活动中的努力和活动的关系时,必须考虑到需求的饱和性规律。
尽管人们的欲望是多样的,但是关于一个人对一样商品的普遍规律就是:如果其他情况不变,这种欲望每随他对这商品的所有量的增加而递减。所以,当人们在活动中,欲望得到了满足,那么这种欲望得以满足的动机对于行为的驱动就会降低,人们也不会竭尽全力的去努力以追求更多的满足。
由此可以推出,“财富的效用使得人们将货币或物质财富当作努力的主要目标,热衷追求”,所以在一定的时期内,对财富追求的过程中,人们的活动积极性受财富的驱动,人们的行为受金钱的刺激,出于货币的动机。然而当财富需求达到饱和状态时,新财富往往失去了大部分的吸引力。
三、行为理论的启示
在经济社会学理论体系中,马歇尔的行为理论为社会生活的解读提供了新的视角。关于行为理论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运用到的就是日常生活中消费行为的诠释。个体消费行为遵循效用变化的经济规律,消费者寻求最大效用产品的结果如何,除了受价格、需求偏好影响外,还取决于他拥有的产品的信息量、产品选择自由度、市场竞争、个人收入等因素.边际效用递减,消费者消费单位产品所增加的满足感递减,购买行为减弱.购买额越大,购买行为越慎重;收入越低,购买行为越慎重。可见,消费行为是一些列复杂的行为机制互相牵制的结果。
行为经济学理论范文第3篇
关键词：中国经济学；发展；认识；把握；探索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7－0001－02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多年尤其改革开放30余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国经济学也伴随着中国经济建设一路成长。中国经济建设实践中摸索出来的理论概括和经验总结，为中国经济学理论奠定了初步基础。随着改革向纵深领域的发展，中国经济建设的不断推进，构建一支完整的中国经济学体系，推动中国经济理论走向成熟，让理论更好地对实践加以引导，成为中国理论界和实践部门的共识。在如何推动中国经济学发展问题上，笔者认为，首先应科学认识中国经济学的发展现状，进而挖掘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内在规律，并在此基础上遵循规律，探索推动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有效途径，发挥理论的前瞻性和指导性作用，解决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中面临的挑战和难题，推动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不断发展、繁荣。
一、科学认识中国经济学的发展现状
（一）中国经济学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就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来看，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首先，中国经济思想源远流长，但却从未形成系统和逻辑的经济知识积累过程。无论与的经济体系还是与西方经济学体系相比，中国经济学都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其次，中国经济学是以经济学理论为理论和方法论基础的理论。随着经济理论在中国广泛传播，大批的经济学者运用经济理论认识中国问题，解决中国问题，并由此形成了中国化的经济理论。第三，中国经济学是在中国经济实践的过程中不断丰富完善的理论。随着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以及现代化建设的大规模展开，大批的经济学人立足于中国的现实，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制度变迁中，在大量的调查研究、实证分析、案例解析的基础上，通过归纳、总结、提升，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理论。第四，中国经济学是在不断吸收借鉴世界经济理论成果基础上成长的经济理论。改革开放以后，大量世界经济学理论传入中国，中国大批的经济学者通过各种形式吸收和借鉴世界经济学理论的成果，丰富和发展中国经济学，形成了开放的经济理论。
（二）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与进步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中国经济学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获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中国经济学研究开始出现一些良好的开端，研究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规范性提高。随着经济学知识的普及，理论研究的深入，中国经济学在专业语言、分析工具和研究方法等方面逐步与国际接轨，研究规范性有了很大提高。第二，应用性增强。经济学是一门致用的科学。中国经济学正在摈弃对西方经济研究的简单移植，立足于中国问题，解决中国问题，走向基于中国问题导向的研究模式。面对中国经济发展出现很多需要研究的新特征、新问题，中国大批理论工作者从实际中研究问题，从理论高度上探讨解决问题的途径，目前已经形成了一批根植于中国经济建设实践的很有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的成果。第三，实用性增强。经济学不是挂在嘴边的术语的堆砌，而是实用的科学。经济学理论的实用性在于可以通过指导政策的制定，通过每一个经济主体的行为发挥理论的作用。2008年在发端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在经济理论指导下，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经济举措，平稳渡过艰难时期，率先实现经济复苏，可见中国经济学的实用性有所增强。
（三）中国经济学面临的挑战和问题
当然，中国经济学研究还存在许多有待改进和完善的地方，如：基础性研究和理论前沿研究还很缺乏；数据不完整和信息不透明制约了量化研究；专门研究机构的研究和实际部门的研究没能有机地融合，等等。此外，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建设快速发展，迫切需要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为经济建设提供一个坚实的理论支持，而与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相比，中国经济学的创建与发展还远远落后于实践，尚不足以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提供有力的理论指导。因此，如何推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选择怎样的路径来构建并完善中国经济学体系，成为摆在当代中国经济学理论界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二、把握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内在规律
中国经济学是以经济学理论为理论和方法论基础，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起来的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它本身具有特殊性和复杂性，同时，它的发展也具有内在独特的规律性。探索推动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有效路径，必须在科学认识中国经济学发展现状的基础上，遵循其发展的内在规律。
（一）中国经济学要坚持经济理论的指导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从中国经济学已经取得的成果来看，中国经济学要想取得新的进展，首先必须坚持经济学理论的指导地位，以经济学理论为“行动指南”。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出现了形形的经济理论“过时论”，一些人认为经济学已不能为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提供良方。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他们不能全面、准确、科学地理解经济学，并不善于在新的实践活动中丰富和发展它。经济理论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之所以这么说就在于它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它总是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发展。中国经济学是以经济学为理论和方法论基础的，中国经济学要想实现发展，不仅要在坚持经济学理论的指导地位，还要不断地在中国经济建设的实践过程中丰富和发展经济理论，用发展了的经济理论来指导中国经济学体系的构建和完善。
（二）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要立足中国经济现实
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其自身特殊的文化传统与民族传统，都有其特殊的国情。中国经济学的构建和发展应立足本国国情，符合中国的发展需要。国情是中国经济学的基本出发点，中国经济学必须面对中国经济现实，为支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速工业化进程提供合理的理论依据。当前，中国的经济现实是：第一，中国的经济实践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进行的。第二，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人口多，且发展不均衡。第三，我国目前正处在工业化进程中的关键阶段。制度的特殊性、国情的特殊性和发展阶段的特殊性，要求中国经济学要着眼中国现实，为解决中国问题提供明确注释。这种注释应该是建设性的，而不是滞后的；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是本质的，而不是表面的。发展中国经济学应当秉承实事求是的精神，坚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从中国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中提炼和归纳出相应的中国经济学范畴、规律和理论体系。
（三）中国经济学要在兼收并蓄中丰富发展
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在构建过程中会遇到许多新问题和新矛盾，这就需要在立足本国国情的基础上，解放思想，充分吸收和借鉴世界经济学理论的有益成果，包括现代经济学的精髓。现代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它既经过了实践的检验，又对发达的市场经济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并为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研究提供了广阔的思维空间和方法论空间，这无疑对中国认识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构建中国经济学体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中国经济学的发展需要吸收和借鉴现代经济学中的有益成分，特别是利用其方法论上的优势。实践一再告诫我们，盲目信奉一种理论，把其推向终极地位，同时打击其他理论和思想，如盲目推崇西方经济学，或对西方经济学的持绝对排斥态度，都是错误的和有害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应该是开放、动态发展的理论体系，它的构建和发展需要处理好坚持经济学理论的指导地位与吸收、借鉴西方经济学有用成分之间的关系。
三、探索推动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有效路径
创建科学、系统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是诸多中国经济学理论工作者共同努力的方向，也是中国从理论界到实际工作部门的一项重大任务。然而成熟的理论来源于成熟的实践，中国特色的经济学体系的构建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都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系统工程，目前中国的经济建设仍处在发展和进行之中，因而不可能寄希望于在短期内形成完善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但理论上的个别突破是可行的也是必然的，这一点点的突破会逐渐构筑起中国经济学的宏伟大厦。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做大量的工作，至少应从研究方法、研究视野和研究方式等方面入手，从中探索推动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有效路径。
（一）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
运用什么样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动中国经济学理论发展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对中国经济学者来说，需要立足在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实践基础上，既能熟练地掌握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还能运用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最新的研究成果，并将两者运用到推动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中，只有这样，才能为中国经济学研究提供科学的研究方法，奠定可行的知识基础。在研究方法上还应注意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以定性分析为体，定量分析为用，定量分析要服从和服务于定性分析，定量分析建立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在准确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引入西方经济学数学定量分析方法，为经济研究注入新的活力，以此来分析中国经济问题。此外，在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方法上，应鲜明的反对用西方范式理论来取代马克思逻辑体系构筑理论体系的言论，提倡借鉴范式理论的合理成分，把范式理论纳入马克思逻辑体系之中来共同构筑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
（二）拓宽研究视野
在构建中国经济学体系，推动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过程中，还要注意研究视野的拓宽。一是要从单纯的理论研究拓展到对现实经济改革和实践的提炼和总结上。加强调查研究、实证研究、案例研究，在大量的调查研究、实证分析、案例解析的基础上，通过归纳、总结、提升，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理论体系。二是要从对国内研究拓展到国际的比较研究。中国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样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工程，要完成这一工程，就需要在立足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大胆地研究和借鉴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组织和管理市场经济运行的成功经验，汲取对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理论的发展有益的东西。三是要培养一批具有国际性视野的经济学专门人才，使他们从国内走出去，置身于国外的经济理论研究与实践中，融贯中西经济学知识，以中西结合的视角来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推动经济理论发展。
（三）应用创新研究方式
在研究方式上，要实现四个结合：一是在研究中要将经济学理论和西方经济学理论相结合，以经济学理论为魂，以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为体，以西方经济学理论为用。二是在具体经济问题研究中要将国内研究和国际研究相结合，既立足本国实情，从国内实际出发，又结合国际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组织和管理实践中的宝贵经验和教训。三是要将古今相结合，在经济学研究中，既充分注重现阶段经济理论的应用和发展，同时，还要继承中国传统经济理论中的宝贵资源，促使其为当代经济研究所用。四是要将传统的经济研究手段与现代先进的科技研究手段相结合，通过历史研究、比较研究、实证研究、案例解析、量化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式，在研究中实现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有机结合，从而为中国经济问题提供更为科学、准确的理论支持，更好地为中国经济理论的构建和发展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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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经济学理论范文第4篇
根据人们对学科研究对象的认识，经济学是一门依据人们与社会财富有关的行为进行决策的社会科学。经济学建立的目的在于为经济现象提供科学的解释，为经济活动的决策提供思路和工具。作为当今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学的基本目的是解决有限的经济资源和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问题，而实现经济资源或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的基本标志是经济资源或生产要素利用效率的提高。一切脱离或否定作为第一性的“效率”问题而建立的经济学理论，都不会具有存在的价值，也不可能在实践中得到发展。资源的有限性或稀缺是最为易见和普遍存在的经济现象。整个社会生产无疑都是在有限的资源约束下而进行的经济资源配置活动。面对有限的经济资源，人类可以采取市场的资源配置方式，也可以采取管理和计划等的非市场的资源配置方式，来进行有效率的经济活动。其中以价格机制为核心的市场配置方式的本质在于：围绕商品的供需关系和资源的稀缺程度变化的互动，利用以私人产权为基础的分散决策的模式，来实现经济资源配置的更高效率。而管理或计划的资源配置方式一般只有在企业的微观组织内部或国家的宏观层面，才具有比市场更高的经济资源配置的效率。因此，经济学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研究在资源稀缺条件下以效率为标准的经济资源配置问题的人的行为科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资源的稀缺程度很大程度体现在物品的价格上；产品价格的变化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的变化。而价格机制为核心的市场机制在资源的优化配置过程中起核心作用。瓦尔拉斯（L.Walras）的“一般均衡”理论是这一逻辑思维体系的科学基础。后来的新古典经济学等主流学派显然是按照这一解释经济现象与分析问题的维度，围绕资源配置的效率与资源的稀缺状况的关系，建立起一套理论体系。然而，从经济学理论的多元特征和学说的学派分化的事实出发，可以认为以“效率—稀缺”为基础所建立的经济学仅仅代表的是一种经济理性思维的维度。这里所讲的思维哲学意义上的维度（dimension）是指一种视角，是一个判断、说明、评价和确定一个事物的多方位、多角度、多层次的条件和概念。如现代物理学的空间维度包含了长度、宽度、高度与时间4个方面，即存在四维空间的特征。如果从人的思维的逻辑维度多元特征出发，可以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思维维度客观上是逻辑和演绎化的，即按照多种经济资源的稀缺程度及其变化，假定资源的稀缺财富和变化通过市场价格信号来反映，同时也隐含在市场交易制度不变的情况下，人们都会按照收益最大化的原则作出理性的行为反应，最终通过市场的均衡机制及调控手段的作用发挥，实现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应当说在绝大多数的市场经济活动中，人们按照“效率—稀缺”维度的理反应所建立的经济学理论是有效的，因为它可以较完美地解释许多经济现象和解决有关的经济资源优化配置的问题，从而为决策者实现收益或效用的最大化提供理论支撑。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按照“效率—稀缺”维度的经济决策必然会充分运用价格机制和市场机制来调节资源配置。特别是在19世纪发生的边际革命以来，经济学在资源的投入与产出的动态关系分析方法上的长足进步，使经济领域的“效率—稀缺”的关系得以精确化和数理化。如利用“等产量线”来表现生产要素价格变化下的不同要素间配置数量组合关系，以及反映经济资源之间的替代过程和动态的替代比例。瓦尔拉斯创立的一般均衡论则揭示了稀缺引起的产品之间价格变化的传递规律。因此，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客观上是建立在资源配置的效率与生产要素稀缺程度的相关关系分析上的。但是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却存在许多人们并没有按照收益最大化或效用最大化的原则作出的决策行为。例如。在许多经济决策中，人们对经济效益“次优”的选择往往比“最优”的选择有较高的概率。此外，人们一些经济决策行为也往往出现不按照理性推导的结果。就这些决策者而言，显然又是出于经济理性的，即该决策者在两种或多种结果的选择中，在他们的认知的范围内，是不会故意选择一种较差的结果而放弃一种较好的结果。对于这些现象，经济学在解释上产生了所谓“个人偏好”的概念。但迄今理论上对“个人偏好”产生的机理却不明了；或者解释为心理作用下的非理。因此，可以认为在一定范围内或一些经济活动领域里，按照“效率—稀缺”的决策模式无法反映出部分决策者的经济决策行为和动机。如马歇尔（Mashell）在他184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就多处谈到普通人的经济行为的“半合理性”与“反合理性”现象［1］。这些现象或称之为“效率—稀缺”行为准则下的非经济理性现象。说明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决策在“效率—稀缺”的维度之外，应当还存在其他经济理性思维的维度。人们不难发现，在许多经济活动的领域和阶段中，人们的决策首先应当按照效率作为经济活动的核心目标，如果以稀缺、风险、公平、空间和时间等视角来确定最佳方案，从理论的逻辑架构区别而言，就有“效率—稀缺”“效率—风险”“效率—时间”“效率—空间”和“效率—公平”等多种维度。事实证明，以效率分析为核心的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决策客观上具有多维性的特征。整个经济学说史也证明，从古典经济学到现代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的不断发展，很大程度上就建立在对于理论和决策的多元化维度开拓之上。如20世纪以来的风险经济学、时间经济学、生产布局学和福利经济学等学科门类的建立与发展，既是对主流经济学的“效率—稀缺”维度的普适性的挑战，也是对现代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决策的其他维度的开拓与创新。
二、经济学理论的“效率—风险”维度与经济决策
按照经济学对风险的理解，风险就是人类生活和社会经济活动中发生“不理想事态”的程度以及那些不利的、经济损失事件后果的“不确定性”（uncertainly）。其中“信息不对称”，给经济活动带来的风险就十分突出。所谓“信息不对称”是指经济活动的参与人对市场交易等信息的拥有是不对称的，有的参与人比另一些参与人拥有更多的信息，处于信息优势地位，有的则反之。在许多经济领域，如资本投资、商品生产、市场交易、货币信用、商业保险等经济活动中，经济风险的存在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普遍事实。按照风险经济学的理论，风险存在的本质是经济信息的“非对称性”，人们的经济理性是在信息不充分的背景下所能够做出的最优选择或对多方案的一种抉择。避免风险的基本途径在于增加成本来增加信息量和扩大信息分析的力度与广度。但是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知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在资源稀缺的条件下，经济信息的非对称性必然存在，尤其是在信息完全不能够预知情况下的黑箱判定，其经济决策的风险更为突出［2］。因此，经济决策事实上还存在另一个维度，即“效率与风险”的维度。经济资源配置收益最大化的实现往往存在一定的风险，资本投资（包括人力资本的投资）也充满风险性，风险的概率大小和接受程度对不同的人是有区别的。虽然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是风险厌恶者，但也有一些人是风险偏好者。因此，经济决策在存在风险的环境下，就存在“最优”“次优”及“再次优”等多种选择方案，但具有高效益预期的投资方式往往也是风险概率预期最高的投资方式；而风险最低的投资方式，其收益水平也往往偏低。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条件下（包括心理条件）就会有不同的选择。风险分析是经济决策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如人们在从事劳动、投资，消费等活动，以致在交通出行，接受手术治疗，甚至吸烟，都存在风险和对风险的评估和决策问题。其中投资活动中，人们通常都需要运用一定的经济学理论和方法来评估各种风险对收益和成本的影响幅度与范围，从而进行投资决策。市场经济信用制度的建立，其根本目的就在于避免交易风险，从而降低市场的交易成本，提高社会的经济运作效率。而产权制度的建立在本质上也在于避免经济活动的风险，其中产权明晰的本质在于降低收益不确定性条件下人的行为扭曲风险，从而促进经济活动的效率提高。金融活动具有更大的风险性，银行贷款的抵押、担保制度的建立，以及保险业的建立和发展，也与风险化解有紧密的关系。在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之外，人们还需要应对市场交易中的道德风险，这是指一些企业和个人利用信息不对称，有意欺骗对方所带来的风险，如生产和销售假冒伪劣产品而对交易的另一方带来的风险。现实生活中，还存在其他一些非直接的风险，即所谓“城楼失火，殃及池鱼”的风险现象。因此，人们所作出的许多经济决策更多地是基于“效率—风险”的维度而不是“效率—稀缺”的维度。风险投资理论、经济概率理论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围绕效率与风险的关系而创立和发展的。
三、经济学理论的“效率—时间”维度与经济决策
时间是经济决策中不可忽略的、重要的反映过程特征的层面。时间作为一种经济资源，具有不可储存性与不可逆性的特征。经济活动的所谓效率，在许多层面上是相对时间而言的。如劳动时间或生产过程时间的付出或耗费往往也在较大程度上决定效率的高低。生产要素的配置也存在时间的过程，资金等经济资源的时间占用需要付出代价与成本。资金占用的银行利息的付出，就被解释为是时间的价值体现。在劳动经济学的理论中，劳动时间或闲暇时间以机会成本为转化工具，可以确定出其市场价格。在经济运筹学中，重点研究系统的效率实现与不同要素投入的时间过程以及步骤的关系，这在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中得到广泛的运用。许多经济活动的决策都有时间上的约束条件，如一个建筑工程不仅要求有一定的工程周期，而且对某一工序有完成时间上的严格要求，所谓的效率只有在一定时间约束下实现才能够成立。在时间的约束下开展的实现效率最大化的经济决策，以及依此构建的经济学理论，就是“效率—时间”维度的经济决策与经济理论。时间维度下的效用或价值不仅仅是指物品有用性的存在，还应当包括物品有用性（效用）的时间持续性概念。在投资理论中，投资周期的合理性无疑是其核心内容之一。商品的生命周期现象往往与构成要素的稀缺与替代性无关，也不根源于消费者需求的质变，而是与消费生产力提高有关。在劳动经济学理论中，从时间维度出发的分析比比皆是，如企业对劳动力要素的短期需求与长期需求分析，竞争性企业的短期需求被认为是在劳动的边际收益大于或等于边际成本的前提下，追求效率的经济理；而企业的长期劳动力需求则是在资源自由替代的条件下，追求效率的经济理。在生产活动中，产品的效用和价格高低往往取决于时间，如葡萄酒的市场价格与储存的时间长短成正比。葡萄酒制造商的利润最大化的经济决策的“效率—时间”维度特征就非常突出。制造商既要考虑长期储存对资金占用等成本因素，又要从时间价值变化角度考虑储存的时间长度，从而选择能够实现效率最大化的结束储藏转为出售的最佳时点。在家庭经济学理论中，相对时间的生产性支付，时间在消费领域的耗费也同样被广泛关注。为了实现时间消费的效用最大化，消费者不仅需要从稀缺和效益的角度对眼前的货币支出作出选择，而且需要对不同的时间付出作出选择。如有的人宁愿节省眼前的消费而投资于教育和技能培训，以牺牲闲暇时间而希望获取长远的预期收益，其本质在于追求人生更高的时间价值或时间效率。依照“效率—时间”维度的经济决策与依照“效率—稀缺”维度所作出的经济决策有许多差异，如人们为了争取时间，可能不惜代价，造成资源的浪费。而在有的情况下，一些产品（如葡萄酒）生产必须保持一定的时间过程才能够达到满足人们需求的效用程度，也往往造成资源配置的闲置和低效率利用。这些情况都不符合在“效率—稀缺”维度下的收益最大化的经济行为原则，但是在”效率—时间“维度下，却是人们的经济理性的行为。人的行为是在一定的生命周期和生命预期下完成的，这就是年轻人、中年人和老年人在劳动与消费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的时间维度的决策依据。经济分析中的短期行为与长期行为的区别，最终来自于人们行为的时间维度差别下的效率判定。在与时间有关的“机遇”问题的经济决策中，机会的把握对获取最大的经济效果至关重要，有时候还起决定性作用。
四、经济学理论的“效率—空间”维度与经济决策
任何经济活动都必须落脚到具体的特定空间。其中生产要素的空间分布和再分布都会直接影响到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生产布局集中反映了国民经济生产能力（如固定资产和产品）对空间分布的选择；反映了各生产要素、各部门的空间组合和结构以及各经济区域、经济中心之间的分工协作与发展比例关系。经济学从空间角度来探讨生产与经济活动的效率问题。德国经济学家杜能在1826年出版的专著《孤立国》中，分析农产品运输成本与利润的关系，并引出农业空间圈层结构和农业区位的概念。继后有韦伯的《工业区位论》（1909年）标志着经典生产布局理论的建立。“中心地理论”又进一步探讨区域开发与城市布局的经济效率问题。区域经济学则按照不同类型的区域的空间分布优化提出理论框架。20世纪后半叶兴起的以克鲁格曼（P.Krugman）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将一般均衡理论涉及的运输成本、交易成本等效率损失与规模报酬递增等结合起来，建立了多种数学模型用来分析产业空间积聚的形成和稳定性等问题。该理论也进一步带动了对于“产业集群”“产业园区”等经济实践的研究。新兴古典经济学建立在以分工和个人专业化演进结果的理论框架，很大程度上是按照“效率—空间”的维度，来研究交易活动及其网络在地理空间的集中对城市兴起与发展的效应（杨小凯，2003）。在土地经济学中，土地的区位条件更是成为经济效率的决定性因素。新兴古典主义经济学从市场分工和网络规模的经济学研究新角度，对产品的地域差异、城乡产业布局安排和全球化过程下的国际分工的效率等问题的研究，都提出了一种基于“效率—空间”维度的经济理论框架和决策模式。从人的生产与消费等基本行为出发，都有基于“效率—空间”的决策过程。例如人们都往往会考虑家庭居住地与上班地点的距离及其交通工具的成本选择问题。对一个地区而言，生产要素、经济资源、市场网络、城市结构等都涉及空间布局和对其规划和对多种方案的决策过程。由于不同空间的资源禀赋存在差异，地域之间的劳动分工和市场交换就成为提高经济活动效率的基本手段，因此商业贸易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基于“效率—空间”维度的经济活动。在一定的空间距离范围内，市场交换活动可以满易双方的需求，使双方对物品的主观价值得到增加和社会总福利得到增进。即使是在企业生产的微观空间，也存在合理、科学的生产设备与生产线的空间布局问题，有时一些细微的空间布局结构的调整和改进，都会对企业生产的经济效率提高起关键性作用。
五、经济学理论的“效率—公平”维度与经济决策
人类的经济行为作为社会行为的组成部分，显然无法摆脱社会伦理道德规范对其的制约和影响。人们在进行经济决策、处理效率问题的同时，也必须顾及经济活动中涉及生产、交换、分配与消费的一系列社会伦理道德的规则和制度安排。因此，经济学理论在提供解决稀缺的经济资源配置的原理和决策方法的同时，也需要解决市场交易的平等规则和社会财富的分配公平等规范性问题。客观地讲，古典经济学的创立本身就是基于对封建社会普遍存在的超市场的经济行为的否定和批判。亚当•斯密(A.Smith)作为倡导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理论的大师，他提出的“经济人”概念中就隐含着市场交易的“公平”思想。他从市场交易层面上的“效率—公平”维度出发，认为个人要达到私利的目的，也必须顾及到他人的利益。只有在自由、平等和公平交易的市场活动中，才可以达到交易双方的互利和社会的总福利增进的客观效果。在19世纪后半叶经济学的“边际革命”时期，瓦尔拉斯在论述应用经济学与经济伦理学的关系时，就认为公平的要义是“把个人所应有的归还给个人”，但经济伦理问题应当与要素的效率结合在一起进行讨论［3］。后来由克拉克(Clack)所创立的边际生产力理论，进一步确定了各生产要素之间的边际收益分配关系，把“效率—稀缺”维度下的分配关系在理论上精确化［4］。但是后来的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却力图回避对经济决策必须面对的公平判定问题，认为经济学只解决资源优化配置的“实证性”问题，“规范性”问题不应当纳入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这种观点无疑是对经济学多维度理论发展的一种认知倒退。虽然古典经济学初创时期就产生了经济伦理的概念，但是直到20世纪初由庇古(A.C.Pigou)等经济学家创立了福利经济学，才开始将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部分领域转移到对“公平”的判定和处理问题上。福利经济学在理论创立时即明确表示，在人类经济决策中，还需要为人们提供解决“效率与公平”关系问题的手段和方法。该理论强调的是对经济活动，尤其是财富分配“公平”判定的新维度，认为个人与经济利益集团在决策时，如果不考虑公平的因素与问题，最终该经济活动会导致社会总福利的减少，因此缺乏公平原则而进行的经济活动必然导致低效率或无效率。在福利经济学理论中，其“效率”往往不是指直接的经济过程的收益或利润，而是指经济活动的最终正效用—个人、家庭及社会的净福利。缺乏“公平”标准判定经济活动是难以实现社会最终福利最大化目标的。在福利经济学看来，对一个经济活动的评判不能仅仅局限于其由直接收益所代表的效率的高低，还需要增加对其是否“公平”的评判标准，如新古典经济学对市场交易所隐含的假设前提—交易的平等规则和自由竞争的原则（亚当•斯密标准）。值得关注的是，帕累托除提出“效率—稀缺维度意义上的资源配置优化的理想状态—“帕累托最优”状态外，还从“效率—公平”维度提出了著名的“帕累托改进”原则，“帕累托改进”原则是指：“一种变化，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5］。“帕累托改进”是在“效率—公平”维度下所达到的经济资源配置“帕累托最优”状态，也是实现“效率与公平”有机统一的理想方式。后来，英国经济学家卡尔多和希克斯又相继提出了具有“效率—公平”维度意义上的“社会福利最大化”及“非帕累托改进的经济补偿”原则。其中“非帕累托改进的经济补偿”原则（卡尔多—希克斯原则）是指“如果一个人的境况由于变革而变好，因而他能够补偿另一个人的损失而且还有剩余，那么整体的效益就改善了”［6］。这里的“社会总福利增进”体现了效率方面的约束条件，“经济补偿”体现了“公平”方面的要求。这些福利经济学的经济决策维度就基于“效率—公平”关系的统一视角而提出的。因此，福利经济学是经济理论和经济决策的“效率—公平”维度的系统发展。制度经济学属于非主流的经济学理论，但其理论的维度设置上却具有“效率—公平”的特征。所谓“制度”的本质在于安排的规则是否为交易的多方以及社会的多数人所接受，因此制度对经济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所隐含的基础是“公平”或“平等”“正义”。如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科斯提出的产权经济理论，其核心就是产权界定与交易成本的公平性对效率实现的影响关系。科斯认为，当交易成本为零时，只要产权明晰，市场机制可以解决经济外部性问题，迟早会自动地纠正“市场失灵”，这里的“市场失灵”包含有低效率和交易不公正的双重意思。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所谓制度的缺陷不仅体现在“交易成本”高昂与效率的低下，往往还体现为制度安排的公平性的缺失，如在市场交易规则或制度安排上的不公平，以及对政府公共资源等的社会分配不公平，必然会直接、间接地影响到企业等微观组织和政府的效率实现，如理论上已经证明了对职工分配不公对企业效率的影响方式就包括:怠工，非正常流动，缺乏创新精神，消极管理，劳资纠纷与冲突，等等［7］。政府实施的一些“非自愿交易”，如房屋拆迁、工程移民搬迁；乃至在计划经济时代的统购统销等，都存在对公平的处理不当问题。中国目前人口城市化进程中的许多问题，也更多地是要求判定和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往往在效率与公平之间确定其平衡点。但是“效率—公平”维度的经济学理论的构建至今与科学化标准还有一定差距。人们不难发现，依据“效率—公平”的维度所进行的决策广泛存在于人们对市场交易、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等许多经济活动领域。在这些领域里，如果缺乏公平，经济的效率是难以实现或持续实现的。缺乏公平的经济制度安排，以及缺乏公平的社会制度安排、政治制度安排，也会直接、间接地影响经济效率的实现。新制度经济学则主要从制度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因素的视角，强调公平、合理的制度安排以及低成本的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和全社会经济效率的增进作用，认为在许多情况下，制度变革的因素往往比资源配置优化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更大。例如，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因素，即来自于市场化改革与制度变迁为标志的“改革红利”。
六、结论和启示
1.经济学理论的“经济理性”行为假设应当具有多维度特征
经济决策多维空间的存在，表明古典经济学的经济理性假设或表述是不尽完善的。过去人们对于由亚当•斯密所提出的“经济人”假设的理解往往局限于“效率—稀缺”关系的维度，所以对人们在追逐效率的过程中对资源稀缺的行为反应的总结是不全面的。经济理性的最核心的内涵在于：经济行为是在一定资源条件的约束下，人们总是会采取一种较有利的途径，而不会去故意选择一种不利的结果。但是，恰恰在一定条件下，人们会选择一些非收益最大化的举措方案，或所谓在多方案中去选择“次优”的方案。按照传统的基于“效率—稀缺”维度的经济理性假设，对有关的行为就无从加以合情合理的解释。可以认为，所谓“经济理性”，是指人们普遍在从事每一种经济活动时，不仅从资源要素的稀缺程度或取得的易难程度来考虑其路径或方案的选择，还自觉、不自觉地从获利的风险程度来选择；从经济活动的时间配置与程序，经济活动的空间配置与布局，以及获利的手段、交易规则安排的公平性等维度来进行决策。只有效率兼顾了稀缺、风险、时间、空间与公平等维度的经济决策才是一种完整的经济理的决策。
2.大多数个人“偏好”行为属于按照其他维度决策的理
面对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的“非理性”的经济决策行为，目前的经济学理论往往用个人的行为“偏好”来加以解释。但是人们经济决策的“偏好”行为，多数与他们的决策维度差异有关。因此，现代经济学赖以存在的人的经济行为假设在“效率—稀缺”的维度之外，还必须增加“风险”“公平”“时间”“空间”与“效率”的关系的决策维度，这些维度的存在都符合人的经济理的规范。如果说人们在经济决策中存在个人的偏好，那么也是按照“效率—公平”“效率—时间”“效率—空间”或“效率—风险”维度考虑其偏好行为的。例如，从“效率—稀缺”的维度出发，人的经济行为是不可能完全理性的，而且出现了许多难以解释的“悖论”。但是从“效率—风险”等维度，这些人的经济行为则是完全理性的，所谓的“悖论”也就得到合理的解释。在许多情况下，所谓的个人“偏好”可以认为是个人的“风险偏好”“时间偏好”“空间偏好”与“公平偏好”，在相应的维度下无疑是理性的经济行为。
3.经济决策往往是一个多维度选择与“排序”优化的过程
行为经济学理论范文第5篇
关键词：诺贝尔经济学奖;现代微观经济学;发展
通常微观经济学上的创始人被认为是亚当•斯密。自其以后，微观经济学有了十足的进展，至19世纪30年代，已经建立起微观众经济学体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微观经济学如马歇尔预言般达到高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微观经济学有了更大突破，其中显著代表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诸多成就。从微观众经济学理论出发，诺贝尔经济学奖理论在管理经济学上挑战完全理性假设，公共经济学上进行理论突破，管制经济学上开辟实证研究，劳动经济学上进行理论修正与补充，福利经济学上深化不断。诺贝尔经济学奖从1969年开始，已有47年历史。通过分析微观经济学研究领域，从诺贝尔经济学奖理论成果上看有微观经济学理论的进步、研究领域的变化和研究方法的应用，发展趋势更加综合、多元、交叉。
一、从诺贝尔经济学奖看微观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应用
微观经济学在诺贝尔经济学奖中的研究方法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应用创新。一是一般均衡理论应用。作为数理经济学的一种重要创新，其从公理化角度研究经济系统整体均衡的稳定性、有效性、存在性，被当作西方主流经济学，其基本方法在微观与宏观经济学中都应用广泛。一般均衡体系由萨缪尔森提出，使其成为统一处理各种经济问题的一般方法，希克斯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完善，动态一般均衡理论建立，并将规模报酬因素引入，结合起资本与投资理论。二是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应用。约翰•福布斯•纳什通过不动点定理，使均衡点的存在得到证明，奠定了博弈论一般化的基础，海萨尼对不完全信息博弈领域进行了新的开辟，让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得到发展，维克里与莫里斯开创了不对性信息条件经济激励理论研究，并成为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基石。三是资源最优分配理论应用。通常资源配置的完成依靠价格体系的调整，康托罗维奇首次提出解乘数法，在资源最优配置问题中引入线性规划方法，将定性研究发展到现实计量阶段，赫克曼与麦克法登则建立了微观计量经济学理论，使统计方法与经济学理论相结合，在个人、家庭、企业统计分析应用中广泛，使经济信息在反映社会本质上更深刻。四是行为经济学与实验经济学应用。该经济学研究领域新的开创依赖于卡纳曼与史密斯的研究，提供了克服西方主流经济分析方法关于基本方法论困难的解决出路，提出期望价值理论遵循条件，使实证经济学方法的缺陷得到弥补，推动了经济理论现展。
二、从诺贝尔经济学奖看现代微观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一）经济学的解释力因经济学的放松与拓展持续增强
经济学理论大多建立的基础为一系列假设和假说，假设又是基于现实世界的一种非现实主义抽象理解。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历年理论来看，研究微观经济学主要通过理论程度、信息确定性两条主线，再结合放松假设，向现实世界不断走近，以拥有更强的解释力。在20世纪50年代后，人们逐步认识到依托“经济人”假说的完全理性决策理论为理想模式，难以在实际中有效指导决策，而多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重要理论贡献，正是建立在逐步放松的理性假设上，让更加复杂的人性假定来替代“经济人”假设。此外，从诺贝尔经济学奖也可以分析出，对于完全信息假设经济学家已经开始逐步抛弃，转而研究不完全性信息与其下的人类选择行为问题，让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发展空间更大，并使其作为经济学分支有更强的现实世界解决力。信息经济学着重分析研究人性假设与外部环境的决策约束因素，数量化不确定性，在激励理论、产权理论、契约理论的模型构建上给予方法论基础。不确定信息对新古典主义理论前提进行改变，开创了新的经济学理论空间。在放弃交易成本为零假定后，交易成本理论得到了更广泛应用，在真实世界更准确审视上拥有了更有力工具。从该角度来看，微观经济学的发展道路为对非现实主义旧的假设不断放弃，让假说向真实世界更加靠近的成长过程。
（二）经济学研究方法与领域综合性、多元性、交叉性特征更加明显
综合诺贝尔经济学奖近年来趋势，微观经济学里获奖理论在研究上更趋向于数理化，且分析方法显现出综合性、多元性的特征。在经济学中数学的应用主要表现在：数学结合经济理论，开创数理经济学；数学、统计学结合经济数据，通过计算机定量分析。诺贝尔经济学奖在研究范围上，学科研究越来越广泛，并推进经济学研究方法与研究范围更加多元化。多元化的倾向表现使得经济科学能逐步独立并树立一元化地位，逐步向人口经济学、管理经济学、法律经济学、劳动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等实现多元化发展，使得微观经济学研究的多元性、综合性、交叉性与前沿性特征更加明显。
三、结束语
从诺贝尔经济学奖看现代微观经济学的发展可以通过前人成熟的理论体系知识，更大程度地理解与掌握单个社会经济单位的经济行为，对多样化假定条件、非经济化研究领域等发展趋势更加透彻、了解，使学科知识能更好转换成社会生产力与社会财富创造驱动价值力。
作者:夏侯健丹 单位:新余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