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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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化的特征范文第1篇

【关键词】多民族文化 邵阳蓝印花布 纹样

一、邵阳蓝印花布纹样概述

1.多民族文化的影响

湖南邵阳建城于春秋时代，至今已有2500多年历史，以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而名播湖湘。汉置昭陵，唐设邵州，宋称宝庆，民国改为邵阳。邵阳境内居民主要为汉族，元末明初，回族军人戍守宝庆，以后子孙繁衍定居其内银仙桥、九公桥、青草等地。近年，又因工作调入或婚入的少数民族有苗族、壮族、侗族、高山族、彝族、藏族、布依族、朝鲜族、满族、瑶族、土家族、傣族、黎族、水族、仡佬族等。全县41个乡镇，有35个乡镇居住有少数民族。邵阳自建城以来逐渐形成以农业文明为主的农耕文化，这样的文化涉及农民的吃、穿、住、行、用等所有领域，大都是以农耕民俗文化为背景，以吉祥寓意、意象造型、隐喻手段等体现在各种文化艺术形式上。正是这些艺术形式有力地促进了各个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艺术影响和艺术的复合，并出现了一些混杂现象，这是多民族文化交流的一种正常现象。其特征具有民族的传统和浓郁的乡土气息，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其艺术风格质朴、纯真、强烈、绚丽、变化奇妙，充满了人生的爱恋和美好思想，蕴藏着深厚的民俗性、地域性和群体性。这些特征再加上邵阳自身的民俗观念及民俗意识，形成了独特的邵阳蓝印花布纹样。邵阳蓝印花布纹样也因此具有十分厚重的多民族文化底蕴。

2.邵阳蓝印花布纹样的历史渊源

邵阳县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气候温和，雨量充沛，但降水集中，易遭干旱，光照充足，生长季节长。民国时期，境内种棉自给自足。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湖南农业改进在湖南各县贷发和推广优质棉种，邵阳县作为当时全省五县棉作试验场之一，棉纺织业兴起，为邵阳蓝印花布的发展提供了原料基础。

由于邵阳蓝印花布使用靛蓝单色印染，局限性很大，故而必须在蓝印花布的纹样变化上下功夫，让其显得素丽多样。蓝印花布纹样的题材和内容又有两个来源：一是源于苗族的神话，在他们世代传唱的《苗族古歌》中，记录了从枫木图腾开始到蝴蝶妈妈生子然后从神到人、诞生了姜央，以及姜央在洪水后兄妹结婚再造人类等故事。从植物到动物到神最后到人，反映出苗族人民对古代神话的理解和崇敬，隐藏了他们对深层次的生命的真诚追求及对生殖繁衍的渴望；二是源于邵阳的自然环境的写实和对民俗文化的写意表现。关于民俗，《管子·正世》中云：“料事物，察民俗。”《礼记·缁衣》中有：“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汉书·董仲舒传》载：“变民风，化民俗。”魏晋时阮籍《乐论》中将风俗释为“造始之教谓之风，习而行之谓之俗”。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邵阳丰富的自然物质资源为邵阳蓝印花布的纹样提供了很多素材。纹样大体可分为几何纹样、植物纹样、动物纹样及人物纹样四种，多用夸张、写意的形式表现。这一切都是结合邵阳民俗及民众心中对自然、生活、神话的体会，用邵阳蓝印花布纹样的形式来表达自己内心对幸福、自由及对生活的热忱的追求。

3.邵阳蓝印花布纹样的内涵

民间有“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说法，也有“出口要吉利，才能合心意”的要求。所以邵阳蓝印花布不仅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和艺术价值，而且其纹样所选用的题材和内容都是取材于民间传说或吉祥纹样。“吉祥”二字，始见于战国时期庄周所著的《庄子》。其中有“虚空生眉，吉祥止止”一词。又如《说文解字》说：“吉，善也，从士口”；“祥，福也，从示羊声，一云善也。”邵阳人民主要受汉族文化的影响，并且集合了多民族的优秀精华，所以他们擅长用比喻、象征、谐音表意及特定的符号，表达他们对生活的积极向上的心态、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及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体现邵阳人民的乐观自信、智慧和情趣，以及幸福和欢乐的气氛。

比喻。比喻是寓意的一种，是指人们在观察、揣摩过程中，由事象深入事理的结果，它除了表征事物的外在特征外，还包括诸如民间故事、神话传说、戏文、典故等。例如由鲤鱼、龙门组成的鲤鱼跳龙门图形，《埤雅·释鱼》中说：“俗说鱼跃龙门，过而为龙，唯鲤或然。”清李元《蠕范·物体》中说：“鲤……黄者每岁季春逆流登龙门山，天火自后烧其尾，则化为龙。”说明了这个飞跃的价值，后以“鲤鱼跳龙门”比喻中举、升官等飞黄腾达之事，或者用作比喻逆流前进，奋发向上。

象征。弗洛伊德说：“象征的表示就从来不是个体学习所得的，而可视为种族发展的遗物。”如费迪南德·莱森说，“中国人的象征语言，是一种语言的第二种形式，贯穿于中国人的信息交流之中；由于是第二层的交流，所以它比一般语言更有深入的效果，表达意义的细微差别及隐含的东西更加丰富。”邵阳蓝印花布纹样通过某些具有象征意义的花果草木或动物的纹样、色彩或功能等，来表达某些特定的吉祥含义或思想（图1）。《说鱼》一文中说：“‘莲’谐‘怜’声，这也是隐语的一种，莲喻女性或者是女性的生殖器官。”“鸟”即“鸳鸯”喻为男性。“鸳鸯戏莲”实质上说的就是男与女嬉戏，表达的是对爱情的一种渴望和追求。

谐音。谐音本是文学中的一种语言表达形式，民间俗称为“口彩”。邵阳蓝印花布纹样常用谐音的方式，将一幅图案组合表达出美满、吉祥的含义。“喜上眉梢”，“喜鹊”的“喜”直接通用，“眉梢”通“梅梢”（图2）。通过谐音就直接表达出了人们的喜悦、幸福、快乐及喜事临门的美好氛围。

特定的符号有两类符号纹样，一类是注重形式淡化表意的几何纹样，如鱼子、珠子、三瓣花、弧线、环纹、鱼鳞、太阳、月牙、波纹、绳纹、三角纹、锯齿纹、五角纹等，它们起着美化装饰画面的作用。德国现代著名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说：“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于代表性的特征。”还有一类是民间千百年留传下来的、约定俗成的特定吉祥符号。邵阳蓝印花布纹样中也包含着这些特定的吉祥符号纹样，它们包括：方胜纹、万字文“卍”、盘长纹。这些纹样的主要内涵为：方胜纹，两个菱形压角相叠组成的纹样。司马相如的《大人赋》中提到“低回阴山，翔以纡曲兮，吾乃兮觌西王母；皓然白首戴胜而穴处兮，亦幸有三足鸟为之使”（图3）；万字文即“卍”，在梵文中意为“吉祥之所集”，有吉祥、万福和万寿之意；盘长纹，盘长俗称“八吉”，即法螺、、宝伞、白盖、莲花、宝瓶、金鱼和盘长，盘长列为最末，但代表着佛门八宝的全体（图4）。

正因为这些符号具有这样丰富而吉祥美好的内涵，使得邵阳蓝印花布深受人民喜爱并得以广为流传。

二、邵阳蓝印花布纹样的艺术特征分析

1.邵阳蓝印花布纹样的艺术表现手法

邵阳蓝印花布纹样分为两种：一种是“匹料”，是连续纹样。其纹样组织形式有散点式的、缠花式的，还有常见的格子花，以几何形格子为主骨，当中填充散花组成纹样。可供人任意裁剪，缝制衣裳，或做被单、门帘等。另一种是“件料”，是适合纹样、专门用来做成被面、门帘、桌布、肚兜等特定形状的。“件料”有长方形和方形两种，其基本结构为中心图案与边框图案组合而成。纹样的主题多为表现爱情，祈求平安、富贵、长寿等内容，由与之相关的单元纹样组成。“匹料”的图案组织方式有散花、缠枝花、格子花、满地花等形式。邵阳蓝印花布上散花、缠枝花、格子花、满地花图案组织，基本源于我国古代的织绣纹样，例如长沙西汉墓出土的织绣实物等，便可知其源远流长。

2.邵阳蓝印花布纹样的艺术特征

邵阳蓝印花布构图粗犷大方，内容则细腻紧凑、浑厚朴实。因为邵阳蓝印花布是以油纸镂板然后刮浆漏印而成。因受其工艺的限制，为了防止花纹的脱落，构成邵阳蓝印花布纹样的便是平面造型中的点、线、面。并且点、线的大小必须恰到好处，既不能太大又不能太小。太小的点，灰浆不容易附着；太大的点或线段，灰浆容易在染色时剥掉。这样的星星点点错落有致、极具韵律节奏的排列，就是邵阳蓝印花布纹样的特色所在，它给人或粗犷强烈、或清新质朴、或精巧细致的感觉。邵阳蓝印花布纹样与其他地区相比，很注重用点来构成一幅蕴含吉祥和民俗观念的纹样图案。如蓝底白花的邵阳蓝印花布纹样就会要考虑白跟蓝两个颜色的面积关系。面积大的约定俗成被看作“底”，相反面积小的就被看作“图”。“图”与“底”之间会产生一种空间层次感和空间量感。邵阳蓝印花布则注重画面大效果，较多地运用大块蓝白、粗点、宽线来表现对象（图5“梅、兰、金鱼”，图6“凤穿牡丹”），布局大胆，巧妙穿插，飞翔的凤鸟与富态的牡丹相互映衬，从平稳中体现了有节奏的律动，使整个画面洋溢着富有生机活力的乡土气息。

三、邵阳蓝印花布纹样的民俗意蕴

邵阳蓝印花布纹样的民俗意蕴可以从生存、繁衍、圆满这三个方面来分析。

生存即是求活，即指充满“生命活力”，活下来是最高的人生哲学，也是人生哲学的主题。为了摆脱对死亡的恐惧和对永生的向往，邵阳人民在自己的艺术中高扬生命之帜，一切造型都被赋予了生命与活力。“活”，还有另外一种含义，即活泼、洒脱。造型常常表现出造型手法的活泼和大气。数千年来深受奴役和压迫的中国劳动人民，长期挣扎于生活的最底层，他们仅仅想简单、朴素、踏踏实实地活着，所以生命、活力对邵阳蓝印花布纹样来说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繁衍。人丁兴旺、子孙延续都是勤劳朴实的邵阳劳动人民所祈求的。故而出现了许多符合这一愿望的纹样题材，如葡萄、葫芦、莲蓬、荚豆、石榴等多子植物，甚至老鼠等繁殖能力特别强的动物都常被用来象征多子多福，像“老鼠偷葡萄”“老鼠偷南瓜”“老鼠偷白菜”等就成了吉祥纹样的主题来源。

圆满。中国人民深受古代太极阴阳哲学观念的影响，并形成了根深蒂固的人生宇宙观和时空观。反映在邵阳蓝印花布纹样布局上就是讲究圆满、完整，讲究对称、偶数，因其中蕴藏着平和、完美与吉祥的寓意。因此纹样多把成对成双的图案巧妙地相对置在一个圆形中，舒展自如，相反相成，互相照应又相映成趣，产生了一种积极协调又相互对立的运动感，这种格式被称作“喜相逢”。

结语

综上所述，可以总结出邵阳蓝印花布纹样之所以有独特的艺术特征，是与其多民族杂处文化交流影响、民俗观念、民俗意识密不可分的。邵阳蓝印花布纹样的题材都是根据生活的需要和审美需要取材于大自然的动植物和人物自身，表达出人们对幸福日子的憧憬。同时它选用的纹样素材往往都会含有某种吉祥的意义，直接或间接地反映民族共同的心理状态、传统的民间风俗和人民的审美情趣等。邵阳蓝印花布纹样质朴，色彩清新，朴实无华，却是在多民族文化影响、融合下走出自己的特色的民俗艺术。

（注：本文为邵阳蓝印花布工艺技术及产业发展研究湖南省社科课题，项目编号：12YBA213）

参考文献：

[1]张道一.张道一论民艺[M].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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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邵阳县志编纂委员会.邵阳县志[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

民族文化的特征范文第2篇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10XTY0008)。

作者简介：孙庆彬(1966-)，男，讲师，硕士，研究方向：民族体育文化。

摘 要：日本民族体育文化具有倚重艺道形式、揉入禅宗智慧、注重道德教化、强调礼仪程式等特征。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应重视体育的精神层面构建，深挖体育的精神内涵，提升体育的文化品格；在具体操作上，既要挖掘中国古代的艺道精髓，又要借鉴日本艺道的运作经验。

关 键 词：体育文化；民族传统体育；日本

中图分类号：G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2)02-0045-04

Characteristics of and inspirations from Japanese national sports culture

SUN Qing-bin，ZHU Bo-yong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Yulin Normal College，Yulin 537000，China）

Abstract: Japanese national sports culture are provided with such characteristics as relying heavily on art forms, blending in Dhyana wisdom, focusing on ethical education, emphasizing courtesy procedures, etc. As for traditional national sports in China, we should focus on its construction at the spiritual level, deeply dig up its spiritual connotations, boots its cultural characters; in terms of specific operation, we should not only dig up the essence of Chinese ancient art forms, but also refer to Japan’s experiences in operating art forms.

Key words: traditional national sports；sports culture；Japan

从大规模地模仿唐宋，到明治维新时学习欧洲，再到二战后学习美国，日本经历过多次宏阔而深刻的体育文化涤荡。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日本民族传统文化做得较为成功：众多民族体育项目，如空手道、弓道、柔道、剑道、相扑等，不仅完整地留存至今，惠泽日本国民，而且已走出国门，显露出一定的国际影响力，其中必隐藏着某种文化奥妙。反观中国，随着西方体育文化的渗透，传统的体育价值体系正遭受冲击和侵蚀，民族传统体育赖以生存的文化空间不断受到挤压而边缘化、碎片化[1]。探究日本民族体育文化的特征，对我国民族体育的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1 日本民族体育文化的特征

1.1 倚重艺道形式

“艺道”，日本辞典《广辞源》给出的释义为：(1)专门的学问和技艺；(2)技艺中蕴含的原则、宗旨、神佛教义和宇宙原理[2]。这表明，日本艺道中不仅含有“技”，也蕴含着以“原则、宗旨、神佛教义和宇宙原理”等为内容的“道”。日本民族体育的最显著特色就是采用“艺道”这一文化形式，将形而上的文化观念注入到技艺当中。习道者不仅要习“技”，还要悟“道”、体“道”，并在“道”的引导下完成身与心、技与道的和谐统一，从而获得身体健康、性情得到陶冶和精神得到砥砺。

对于任何体育技艺，日本人一旦认定其有潜在的文化价值，便很快进行钻研、吸纳和改造，揉入本民族的精神和价值观，添加本民族的文化元素，发展成侧重精神修炼的艺道。被称为“技”的体育，一旦完成从“技”到“道”的升华，就意味着求真的大门被打开。以弓道为例，“全日本弓道连盟”将弓道规范为“射法八节”[2]――站立、校正姿势、备弓、举弓、拉弓、开弓、放箭、箭与心的延续等8个动作，训练时对每一个动作都要做“千百次地重复练习，直至中规中矩，精确无误”[3]。弓道固然有着典雅而严整的动作程式，对每一个动作都有严格而明确的要求，但弓道的要义却不在此，掌握技术并不是弓道练习的最终目的，其最终的目的是“由技入道”，即通过周而复始的“技”的练习体悟“道”，从中反思、内省、感悟及触动心灵的体验。日本艺道往往有一个强有力的组织――家元，家元中权威人物，起着维持技艺传承、保护艺人利益的作用。以棋道为例，早在江户时代就已建立起“家元制”[4]，形成了独立的艺道组织，担负着收徒授艺、组织比赛、维持棋道正统的任务，成为日本围棋传承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日本艺道深受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的影响。例如，弓道就受到中国古代射礼的影响。杨口清之[5]认为，日本弓道在某种程度上乃是中国古代射礼文化与本土神教的融合。剑道也是从中国古代剑术中获得裨益。中国剑术在隋唐时期传入日本，经日本人研习修改，取长补短，形成了独特的刀法技术，到19世纪末渐渐发展成为一项手持竹刀、穿着护具、注重精神修炼的剑道运动。近年来，以艺道为特征的日本体育文化已走出国门，被越来越多的民族所接纳。在欧美，日式体育道馆与日俱增，一些学校甚至将艺道列为体育课程，以此引导学生了解东方文化、接受东方式的心理训练。

1.2 揉入禅宗智慧

自公元12世纪后半叶，禅风东渐传入日本，绵延至今八百余年，禅宗与日本体育结下了不解之缘[6]。禅宗重视精神修炼，要求禅者对人生有“达观清彻的悟性、不执着一物的心境、不迷惑于一念的感知”[7]，认为只有摒弃杂念，清心静思，保持泰然的心境，才能达至物我两忘的精神境地。禅宗成为日本民族体育的重要精神支柱，它所主张的“静思”、“物我两忘”、“修定”等理念渐为日本习道者所接纳，并成为他们磨练意志、净化心灵的修身之道。

日本习道者认为艺道是禅宗生命观外化的表现形式，习道者只有如参禅般地保持内心纯净，挣脱世俗欲望的束缚，摈弃投机取巧的伎俩，才能掌握入道之技，进入物我两忘的禅境，否则要想修成正道就是徒劳[7]。例如，被日本人推崇为“立禅”的弓道，其练习过程便揉进了禅智：在拉弓之前，射手身体直立，面向目标，聚精会神，清心平气；放箭之前，射手须努力排除心中杂念，并认真思考弓道练习的目的意义；完成上述精神调整后，持弓者仪容自然，心态平静，动作沉稳而节奏明晰，此时才是最佳的放箭时机。再看空手道，习道过程亦纳入了禅智：空手道讲究“三无”――无先手、无极致、无常形，习道者为了修成正道，须孜孜不倦体悟“三无”之奥妙，力求找到那种似有若无、万般皆空的禅境。剑道也融入了禅文化，剑道心法强调“明镜止水”、“无念无惧”、“平常心”，日本剑道高手无不深谙此理。例如被称为近代日本剑道“三大剑豪”的山冈铁舟、高桥泥舟、胜海舟，他们共同的特点是不但剑术高超，而且都与“禅”结缘，达到了以剑论禅、以禅悟剑的程度。

为了在“艺道”中纳入禅文化，连道馆和道服的设计追求淡雅的禅韵，选用的颜色多为淡雅的白、黑、蓝三色，暗含清寂枯淡之禅味，而拒绝使用红、绿、橙等华丽颜色。许多弓道格言，如“射如流水”、“一射，一生也”等，禅味十足，常被悬于大厅墙壁，渲染文化氛围。“禅”的纳入，丰富了日本民族体育的精神内涵，提升了日本民族体育的文化品味。

1.3 注重道德教化

日本重视体育的道德教化功能，认为“心”的磨练更胜于“技”的锤炼，他们将道德观念注入体育技艺之中，以强化体育的教化功能。尽管日本人的道德观念与中国人不尽相同，但他们重视道德教化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早在16世纪，日本武术思想家贝原益轩就论述了“德”的重要性，认为德为本，艺为末。他在《文武训》中说：“所谓‘武’这种集理论与实践于一体的社会活动，其内容有本末之分。按照传统兵家理论的说法，武德为本，武艺为末，这是不能本末倒置的。依此类推，忠孝义勇属于‘德’这个精神层面，乃从武之本；而节制谋略、弓马刀枪属于‘艺’这个技术层面，其地位较低。而且武艺从属于兵家理论，兵家理论则从属于仁义道德等人生观、价值观，这个序列也是不能够颠倒的。”[8]按照贝原益轩的说法，习武的最终极目标并不是掌握武艺到战场上发挥功效，而是培养品德，并且在日常生活中显示其作用[8]。日本哲学家汤浅泰雄[9]也认为日本体育重在修心：“东洋的修行就是训练身心的各种机能，通过这样那样的训练实践，将原本深藏在心底的多种多样的意识外在化、显现化。”日本常以段位来区分运动者的技艺水平，不过那只是激励手段，并非最终目的，其最终目的是修心明志，磨砺精神。虽然比赛要分出胜负，但对于运动员来讲，胜负并非是最重要的比赛诱因，他们更看重比赛过程中表现出的心性涵养。对参赛者而言，无论胜负，都必须尊重对手，决不可流露出负面的情绪。

日本体育崇尚“各守本分”的道德观。美国学者鲁恩•本尼迪克特[10]在其专著《与刀》中指出：“要想理解日本人，首先就必须明了他们是如何理解‘各守本分’的含义的。”对运动员而言，“各守本分”指的是根据自己的身份、职位等确立自己在体育团体或组织中的位置，并遵守相应的秩序，承担相应的责任，本分地做好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在日本人眼中，“各守本分”不仅包含着身份、职位、辈分差别，而且也包含着年龄和性别差异，什么样的身份只能做什么样的事。辈分、职位、年龄等虽是特权，但也意味着责任与担当，运动员须各司其职、各尽其责。这种“各守本分”的道德观念正是日本传统的体育组织体系赖以维持所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也是日本民族体育富有“集团主义”精神的重要原因。

1.4 强调礼仪程式

日本民族体育讲究运动礼数，要求“始于礼而终于礼”。练习者笃信只有明晓礼仪，并将其一丝不苟地贯彻到练习活动乃至于日常生活之中，才能有效地约束自己的行为[3]。他们还相信，只有通过行为上的高度约束与身心的统一，才能心平气和地进入“道”的状态，提高技艺水平，达到精神修炼的目的。

按照日本民族体育的礼仪要求，练习者对师长前辈毕恭毕敬自不待言，即便是同辈之间也必须严格遵守礼仪，否则将被视为狂妄自大。且看剑道的礼数：在学习剑道之前首先要学习礼仪，进入场馆要向前辈逐个问好，入座时绝对要从上到下按顺序坐，不可坐错，练习或比赛前要向老师和对手行礼。剑道还要求不得喧哗等[11]。柔道同样有严格的礼数：进入道馆，首先虔诚地向道馆鞠躬，上垫之前，要庄重地向场地鞠躬，受教练指导之前和之后都必须行礼，比赛或练习结束时，双方应互致三鞠躬，在出入场馆时，要向场内的教练和队友行礼，当对方站立时行立姿礼，对方坐时行坐姿礼，在别人面前走过时要点头示礼。弓道也有着严格的礼仪要求，并且对运动服装也有明确规定：在平时练习的时候，练习者会穿上弓道衣，而在举行射礼时，他们就会穿上华美的和服。今天日本的体育礼仪“虽然已不像古代那样繁琐而趋于简单，但是简单却不等于敷衍，短短几分钟的礼仪过程，仍然要求练习者全神贯注、庄重肃穆、一丝不苟，做到‘礼’从心生，绝不容忍作秀和浮躁化”[3]。

日本体育礼仪以儒家思想为内核。“在儒学五大要义‘仁义礼智信’中，日本人学得最好的应该是‘礼’”[12]。日本民族体育活动中那些看似繁杂的礼节，正是儒家文化渗透于体育的体现，它一方面透射出日本人对待传统的执着，另一方面也使得民族体育充满了“道”的光芒，使得民族体育拥有了浓郁的文化氛围，而又不失引人人胜的竞技性质。

2 启示

综观日本为发展民族体育所做的各种努力，不难发现这样一个共性：这些努力大都围绕着体育的精神层面而展开。无论是对艺道的倚重、道德的注重，还是对礼仪的规范、禅宗的纳入，无不是为了强化体育的内在精神，提升体育的文化品味。一言以蔽之，日本民族体育更看重“术”以外的形而上的东西，他们将禅、德、礼等皆纳入“艺道”概念之下，使之成为民族体育发展的重要内驱力，这给中国民族传统体育带来如下启示。

(1)重视体育的精神层面构建，深挖体育的精神内涵，提升体育的文化品味。

日本民族体育发展借助“艺道”形式将礼、德、禅等精神文化注入到体育技艺之中。然而日本的礼、德、禅等文化的源头却在中国。美国学者鲁恩•本尼迪克特[9]在其论著《与刀》中说：“早在公元6、7世纪，日本就采纳了中国的佛教、儒家伦理以及世俗中国文化。”自盛唐始，日本大规模地吸收中国文化，派遣大批学者、艺人到中国“取经”，“取经”内容包括宗教、哲学、道德、礼仪、文学、文字、艺术等。日本从“取经”中汲取精神营养，润泽自己的体育内涵，重构体育的精神层面，取得了成功。

中国也曾非常注重体育的精神层面构建。以古代射箭为例，其过程便纳入了浓厚的礼文化精神。《礼记•射义》载曰：“射者，进退周还必中礼。内志正，外体直，然后持弓矢审固。持弓矢审固，然后可以言中，此可以观德行矣”，并要求“射求正诸己，己正而后发。发而不中，则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射经》亦曰：“夫射者，所以观德也……和容为上，主皮为次。”时至今日，日本仍将《礼记•射义》、《射经》及后来的《射学正宗》等奉为教学宝典，许多弓道爱好者常对其中的一些典故耳熟能详。然而在中国，随着《国际射箭规则》的引入，中国式射箭宣告正寝，凝聚着古人心血的射学典籍也渐渐蒙尘，被国人所淡忘，人们越来越倾向于把弓术看作具体的技能，而轻视其精神层面的价值。

作为运动形式的中国民族体育，技术层面固不可少，但精神层面亦不可轻视。当前民族传统体育正经受西方体育的冲击，尤其需要体育精神的强化。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有许多“术”以外的东西，有很多非西方体育价值系统所能涵纳的精神，而这些恰恰是民族传统体育最吸引的地方，是其精蕴所在。今天，我们传承发展体育文化就是要借鉴日本经验，将体育文化重心置于精神层面，深挖那些“术”以外的精神，提升体育的文化品味。

(2)在具体操作上，既要挖掘中国古代的艺道精髓，又要借鉴日本艺道的运作经验。

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就有了较为成熟的艺道思想，那个时代人们把射、御等看作是一门有特殊内涵和功用的学问，与礼、乐、书、数等学问并列，而不仅仅是一种披坚执锐、拳勇秀出的技能。在战国时期的典籍《吴越春秋》中已出现“剑道”一词。《汉书•艺文志》更著录《剑道》38篇，表明当时的艺道思想已形成体系。再看射箭，先秦时期就已形成了以精神修炼为特征的射学，其内容“不仅包括制作、礼仪、训练、施放等一系列技术，而且还产生了许多相关的艺道理论和著述，形成了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能相比的射学体系”[13]。另外，庄子的庖丁解牛、津人操舟、东野驾车、丈夫游水、轮扁斫轮、圃者拒机、伛偻承蜩等寓言更是中国古代艺道思想的生动例证，展露了“由技入道”的思维，蕴含着深刻的人文精神。

中国古代既已拥有如此成熟的艺道思想，本应继续发扬光大，以惠泽体育。然则秦汉以来，艺道这样一种能够深刻体现体育内在精神的文化形式被信手丢弃。“艺道”这种被中国人冷落了的文化形式，后来却漂洋过海，梅开东邻，被日本传承下来，并扩大应用到整个民族体育活动中，分化出诸如剑道、弓道、柔道、空手道等大宗的“道”来，显示出其巨大的文化能量。

时至今日，中国民族传统体育仍重术轻道、本末倒置。这从当今各级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训练方式和西方式的锦标诉求便可明鉴，从一些体育术语(如“武术”、“国术”、“剑术”等)也可察知，从各类学校“至今仍有不少人将武术归于一门技术，或技艺”[14]的思维定势亦可感悟。中国民族体育流转千载，躅躇百代，最后竟摒高就低，将体育的文化重心落脚在一个形而下的“术”字上，这显然是文化抉择上的失误。今天，我们传承发展民族体育的努力方向，就是要借鉴日本经验，找回失落了的艺道精神，深挖那些“术”以外的精神，重塑民族体育的文化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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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化的特征范文第3篇

[关键词] 西南地区 少数民族 传统体育文化 分类 特征

一、引言

西南地区包括青藏高原东南部，四川盆地、秦巴山地及云贵高原大部。对应的行政区划上大致包括四川省、云南省、贵州省、重庆市、自治区的大部以及陕西省南部（陕南地区）。西南地区是少数民族集中分布的地区，现有蒙古族、回族、藏族、苗族、彝族、壮族等少数民族种类29个，民族人口四千三百多万，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 52%。具有族群含量大，人口密度高等特点。当地独有而复杂的地形地貌，孕育并促进了该区域形式多样、

丰富多彩民族体育文化的形成。近年来随着综合国力日益增强，特别是民族文化自觉程度的提高，我国各级政府逐渐加大了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掘和保护工作力度。

文章通过对相关文献资料的整理、分析，以该区域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内涵、属性、功能及使用器械等为标准，对其进行分类并归纳其特征，以期为今后深入挖掘与合理开发利用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丰厚传统体育文化资源，促进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传统体育的保护、传承和全民健身活动的可持续发展有所启迪和借鉴。

二、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分类

（一）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

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是指经过各种实践与改革，民族传统体育逐渐与西方的体育模式相似的体育文化，这类体育文化自身除了竞技性外，大多融体育与艺术于一体，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并充分体现了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特色。主要项目包括：舞龙舞狮以及抢花炮、蹴球、毽球、陀螺、龙舟、秋千、射弩、高脚竞速、板鞋竞速、摔跤等。板鞋竞速是壮族民间传统体育项目，在壮族群众中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关于板鞋的传说还有一段激动人心的故事：据说，明朝嘉靖年间，广西壮族女英雄瓦氏夫人曾经以板鞋作为“秘密武器”，训练士兵之间的团结性以及协作能力，士兵的素质大大提高，斗志高涨，所向披靡，从而在战场上大败倭寇，为壮乡人民立了大功。后来，壮族人民模仿瓦氏夫人练兵方法，开展三人板鞋竞技活动自娱自乐，流传至今。2005年，国家民委、国家体育总局批准将“板鞋竞速”项目列为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正式比赛项目。此外，抢花炮也是一项竞技十分强烈的体育运动，在侗族、壮族、仫佬族、土家族等民族中盛行。据考证，此项运动至少有500年的历史，被称为“勇敢者”的运动。[1]竞技表演类的传统体育文化通常都具备比较完善的竞赛规则，项目竞技性强，场面十分激烈，具有一定的观赏价值。

（二）益智娱乐类传统体育文化

益智娱乐类传统体育文化是指本身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健心、娱乐、益智等功能较为突出的传统体育文化。益智娱乐类传统体育文化项目大部分是在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中普遍开展的，具有普遍适应性的文化特点；部分是在特定的民族内开展的，其民族文化特色浓郁。益智类体育文化在运动量上追求无过而无不及的中庸适中性，受中国儒家、道家、玄学等文化影响较深。典型的体育文化项目有九子棋、三子棋、三虎棋、梅花棋子等。娱乐类体育文化其中许多项目是在民族传统体育节日里集中举行，如蒙古族的“那达慕”节日大会、侗族“芦笙会”节日里举行的“芦笙踩堂”等。此类传统体育文化，由于在推动人们精神文明中能发挥积极的作用，在民间具有广大的民众基础。

（三）健身类传统体育文化

健身类传统体育文化是指以中国传统体育修身养性、保健强身作用为目的的传统体育文化。其竞技性弱、养生健体性强，以精神肉体的合一观为指导，强调“身心合一”也强调“生命在于运动”的重要。体育文化项目主要包括：瑶族的跳八音、苗族的爬竿、苗族和京族的跳竹竿等。京族的跳竹竿是一种古老独特的活动，也是一项令人陶醉的文艺体育运动。它不但姿态优美，富于节奏，而且气氛非常欢快热烈，吸引众人。这一类型的传统体育文化由于其在后现代生命文化、保健文化等当今时代背景下的存在价值，在人民群众中具有为数众多的推崇者与潜在受众。

（四）游憩类传统体育文化

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中游憩活动十分丰富，如果从参加者的年龄和性别来分：有少年儿童开展的游憩活动，有青年参加的游憩活动，有全体社区群众参加的游憩活动，有男性参与的游憩活动，有专供女性参加的游憩活动等。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游憩活动无论哪一种类都以娱乐、健身为根本目的，竞技性不十分明显。其往往与民族的社交、礼仪等活动密切相关。如：壮族青年男女的抛绣球就是一种社交活动，瑶族“丢花包”也是青年人的一种交往活动。抛绣球是壮族人民喜闻乐见的传统体育项目，人们在茶余饭后互相抛接以娱乐身心，起到沟通感情的作用。随着历史的发展，逐渐演变成为壮族男女青年表达爱情的方式。游憩类的传统体育文化活动中往往伴有对歌、说唱，是一种综合性的文化活动。

（五）其它传统体育文化类

其它类型的传统体育，如藏族的放风筝，闯马城、骑马、壮族的狩猎、土家族的“赶仗”、门巴族的狩猎等。壮族的狩猎是壮族原始的生存方式。土家族的“赶仗”，门巴族的狩猎也是民族古老的狩猎活动。“赶仗”是土家族的狩猎活动，土家族人善于狩猎，每年冬春的“赶仗”已成为历史的传统习惯。土家族人的“赶仗”，主要不是为了猎食野兽肉，而是为了驱逐害兽保护庄稼和纪念猎王的一种娱乐活动。这些集体进行的狩猎活动都有体育活动的诸多要素，从古代军事体育的训练，最后发展为跑、跳、投、射弩、射箭等现代体育项目，其影响是深远的。

三、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基本特征

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各民族的日常生产生活中孕育而生，又在社会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形成自身的特色。如果我们对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活动进行全面分析，就会发现其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一）健身性、娱乐性

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繁多，运动形式却各不相同，但总体都是以强身健体为目的，他们普遍具有健身性、娱乐性的特点。

这些体育文化活动大都安排在业余时间进行，欢庆丰收、欢度佳节、闲暇消遣，将体育寓于娱乐之中，充分体现欢快的氛围，在愉悦身心的运动中促进人的体能发展和体质的增强，起到强生健体、锻炼意志的作用。如壮、黎、侗、苗、瑶、彝、布依等少数民族都喜爱打铜鼓，铜鼓舞是以鼓手有节奏地击鼓，由鼓点的节奏变化而引起舞蹈者的动作和队形变化的一种舞蹈。其特点动作按其形式有六七种。每种动作各有不同的舞步和节拍，风格不尽相同。铜鼓舞中的集体舞以一种固定的男女青年围成圆圈队形。其队形还有半圆形、一字形、纵形、交叉对跳、四方形等。舞步矫健有力，舞姿粗犷灵活，动作幅度大，情绪饱满。跳至时鼓手还常常伴以欢快的呐喊和激动的呼叫，波澜起伏的情绪和动人的场面，充分体现了壮族人民豪放、朴实的性格，抒发了他们纯洁快乐的思想感情，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和欢快气氛。在壮族群众中间流行的抢花炮运动，比赛场面十分精彩，富于表演性，具有浓郁的娱乐性和趣味性，其技术由各种各样的跑、跳、强截、传递、掩护等技术运动集合而成，它要求队员在训练和比赛中跑得快、跳得高、力量强、强截积极、突破能力强、掩护配合恰如其分等，从而能促进速度、力量、耐力、柔韧等身体素质的全面提高。

（二）地域性、独特性

西南地区多为高山谷地。少数民族多居高山、谷地，生产水平不高、交通不便，信息较为闭塞，文化较为落后，同时受当地的宗教习俗的影响，产生的民族体育文化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在这片土地上的少数民族在自己的长期历史发展中，创造和发展着带有本民族特色的文化。如贵州苗族多靠水而居，舟船是他们主要的交通工具，在劳动生产中逐渐形成赛龙舟的体育活动，形成独特的“龙舟文化”。龙舟竞渡之俗，广泛流行于我国西南地区各少数民族中。千百年来，赛龙舟已成为民间一项规模宏大的民俗游艺活动。虽然古时赛龙舟不一定在端午时举行，但如今却大都在每年的端午节前后进行，每逢举行赛龙舟活动时，就像一次盛大的节日来临。开赛号令一响，龙舟犹如离弦之箭、出山之虎，奋勇争先，一往无前。

（三）民族性、传统性

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自产生以来，始终与本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习俗、信仰相联系，世代相传，具有明显的传统性与民族性。

众多传统体育项目在历史发展长河中，经过锤炼、升华、继承和发展，形成内容、形式、时间、地点相对稳定的传统体育项目。如著名的武术之乡凯里，苗族同胞男女老幼，每逢农闲时聚集在一起，翻杆子、练石锁、使枪绲、舞刀剑。在春节前后，村寨之间相互比赛，以武会友，联络感情。

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内容丰富，多姿多彩。几乎每个民族都有自己传统的体育项目，每个民族的体育文化都有其独特的民族风格和浓郁的民族色彩。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体育文化受宗教文化和风俗习惯的影响，各个民族的体育文化千姿百态，风格各异，其民族特点十分鲜明。在体育文化的思想内涵和表现形式上呈现着显著的民族风格。

（四）差异性、兼容性

西南地区各少数民族都有本民族自身的体育文化内容与方式，这些色彩斑斓、具有浓郁区域特色的民族体育文化活动，使民族体育文化有了生存的价值和意义，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差异性的存在使民族体育文化具备了在民族间进行交流的可行性。[2]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体育文化项目内容丰富多彩，形式多样，兼容娱乐、竞技、音乐、舞蹈为一体，各民族间的民族体育文化的交流往来形成了独具特色兼容并蓄的体育文化。如：苗族的踩鼓舞，苗族民间自娱性的《踩鼓舞》，是年节、喜庆集会，尤其是农历三月“姊妹节”时，必不可少的女子“鼓舞”。舞蹈时，先由一名少女边歌边走入场内，然后继续歌唱并击鼓伴之。歌词内容基本为召唤，如姊妹们不要错过时机，快来作舞等。随后，众多盛装的苗族姐妹便聚拢在鼓架周围，面对皮鼓踏节而舞。布依族的舞龙、土家族的摆手舞，虽然名称各异却都是在音乐舞蹈中完成体育竞技动作，它们既强身健体又愉悦身心，达到健身、娱乐、竞技的和谐统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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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桂滇黔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资源调查与开发利用研究》（编号：10XTY00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民族文化的特征范文第4篇

一、“打金钱杆”概述

“打金钱杆”是流传于黔东北的一种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间习俗，一般在节庆期间较常见。关于它的起源在黔东北流传着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起源于军旅生活：传说在西楚霸王率领军队驻扎在黔东时期，常常与士兵同饮，酒后兴起而举鞭起舞；另一种说法是起源于乞丐生活：传说一对失去父母的姐弟，把乞讨得的铜钱挂在打狗棍两头制成一种响器，敲击响器来换取施舍者的同情，以换取食物。这两张说法都是只一种传说，其实与“打金钱杆”具有同样形式的民俗在我国大部分地区民间流传，只是因地域不同而产生了不同的名称。这种民俗文化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其中研究者邹晓春[3]认为可能与佛教的“散花落”有关，“散花落”是佛教的一种“唱导”，实为宣讲佛法的方式之一，散花落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僧人募化的手段，即作为牟利的工具，不再是讲经说法，此手法被乞丐借用。金钱杆作为乞丐的乞食工具是不争的事实，但它起源与乞食却有待考证。当然，不管这种民俗文化起源于什么，它以具有广大的受众而生生不息、代代相传、流传至今，且因地域的不同而形成了不同的风格。黔东北的“打金钱杆”在黔东的流传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与黔东北的地方习俗、语言腔调、、审美取向相结合，逐步形成了区别于其它地区的独特艺术形式，且至今仍然流传于黔东北民间，是黔东北人民节庆期间不可缺少的艺术形式。

二、金钱杆的审美特征

（一）变迁中形成的结合美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逐步深化，社会分工也逐渐走向细化即专业化的道路，艺术也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的分离出不同的种类，走向专业发展的道路，如唱与奏的分离，奏与舞的分离，然后逐渐形成不同的专业，如演唱、演奏、舞蹈等，这是社会发展的趋势，也是艺术发展的必须。但在以农耕为主的东方却产生了不同的发展趋向，我国具有崇尚以圆为美、天人合一的民族审美取向，因而在我国艺术领域保留了很多集唱、奏、舞于一体的综合艺术形态，如：土家族金钱杆、安塞腰鼓、朝鲜长鼓舞、维吾尔族手鼓、凤阳花鼓、云南象脚鼓等，由于这种综合艺术的长期存在，逐渐形成了中国独特的审美观。金钱杆正是这样一个把音乐、舞蹈完美结合在一起的综合艺术，它和谐的结合美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演唱与伴奏的完美结合：表演者在表演的过程中，既要打金钱杆又要唱，金钱杆作为一种打击乐始终没有脱离表演者的手，演唱与演奏从金钱杆诞生起就紧密结合在一起，金钱杆这一打击乐至始至终伴随着演唱、舞蹈，既承担伴奏又承担独奏角色，形成了不可分割的整体。音乐与舞蹈的完美结合：这个结合主要体现在独特的节奏与独特的舞姿结合上。节奏、旋律、和声是音乐的三大要素，其中节奏是骨干，旋律是丰满，和声是色彩。“打金钱杆”没有绚丽的色彩、没有戏剧性的起伏旋律，只有用节奏的变化来呈现音乐，而“打钱杆的”节奏变化与音色变化又是通过打击金钱杆的不同部位与用金钱杆敲击人身体的不同部位来区别的，在用金钱杆敲击身体不同部位时就演变出了不同的肢体语言，这些肢体语言既有打击乐器的特点，又有舞蹈的特性。如：雪花盖地、二龙抢宝等，舞姿由打击需要派生而成，同时，视角审美需求而提高的舞姿又提升金钱杆的节奏变化，舞姿与节奏相生相依，生生不息。从而形成了不可分割的整体。金钱杆用它独有的节奏型与独特的音色配合舞蹈动作形成一个完整的艺术形态来表达思想、教育人民、娱乐受众。“打金钱杆”在发展过程中与舞蹈动作的结合，从某种意义上已经超越了单一的器乐与舞蹈，甚至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音响、音色、节奏等音乐美学的范畴，具有更高规格的视（动作表演）、听（音乐表演）美感。金钱杆视、听的完美结合，使表演者能尽情宣泄，畅汗淋漓。

（二）贫穷中彰显的诙谐美黔东北是一个贫穷、闭塞之地，劳动人民极具贫乏的文化生活，他们有对幽默、诙谐、风趣、滑稽等有极大追求需求，他们需要用幽默、诙谐等来冲淡生活的单调乏味，金钱杆正是在这样一个土壤上繁育起来的。金钱杆的起源说之一源于贫穷人们的乞食生活，也证实了金钱杆与地方民情的关联。金钱杆来自于基层，是最底层的劳动人民生活状况的真实反映，因而就不可避免的带着地方民俗特征。金钱杆表演的基本形态是双人对舞，在这个初级的艺术形态中，一般是分一旦一丑两个角色，旦、丑两角均由男性扮演，旦角是美的化身，是含蓄的美。旦角在金钱杆中是女性与美的代表，是人们心目中的崇高的形象追求，为了完善这个崇高的形象，人们不但在服饰上对其美化（具体体现在旦角着戏装）、剧情化，而且在舞蹈位置与动作上也进行强化，旦角在舞蹈中一直居于中央位置，且动作优美。这些都是古代女性崇拜的遗存。丑角则是人的原始性的代表，是人的本能性的释放，是实实在在的存在，具体表现在男性着装为当时之男性时装，表现了人的现实的存在状态，夸张的动作是人的本能性的释放的表现，是“自我”的释放，围绕旦角转则突出了对现实与精神的结合。但旦角由男性装扮，减少了女人特有的女性美，却增加了男性故作女态的丑相美，给人以诙谐的美感。丑角则是俗的代表，由男性直接承担，且不着戏装，其不修边胡的生活妆与旦角形成强烈对比，再加上极具的动作与夸张的神态，极具戏剧性的表演以此来激发观众的想象与联想，从而拉近与观众的距离。旦、丑形成了鲜明的雅俗对比，强烈的对比造成较大的戏剧性，使这一艺术形态长久不衰，彰显了平穷中的诙谐美，在极度平穷的环境中，人们还不忘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用夸张的舞蹈动作去表现、模仿生活，凸显了“打金钱杆”以丑为美的审美特性。

（三）宣泄中体现的朴素美朴素的情绪：人生存的本能是为了繁衍后代，因而，造就了对性的崇拜，从而引发了对性的歌颂以及对性的向往，这是人的本能的体现，也是人的生存需求，是人类最朴素的情感需求，是人类传承的基本，这种需求被土家族用“打金钱杆”的艺术形式去表现，在“打金钱杆”中虚拟的舞蹈动作、简单的节奏、直白的语言、以及羽调式与徵调式相结合的旋律无不体现了两性的关系以及人类的性崇拜。它是土家族人的朴素情绪的直接体现，因而，它长久不衰。简单的形式：“打金钱杆”活动原生态下的表演者基本形式是一旦一丑，两个性别的结合，没有管弦乐伴奏，只有打击金钱杆的节奏为其伴奏，形式及其简单。也正是这种简单的形式方便其走进千家万户。单一的音乐、舞蹈元素：“打金钱杆”的音乐元素非常单一，只有节奏与简单的旋律，但其节奏却铿锵有力，古铜钱撞击所产生的特有音色使简单的节奏具有了独有的魅力。金钱杆的肢体语言也保持着古朴风貌，非常简单，简单到你甚至可以不把它的动作称为舞蹈，但它却有地方的烙印、有地方民族的情感。灵动的节奏、古朴的动作支撑了整个表演过程，朴实无华、令人在嬉笑中回味生活的真谛。

三、结语

民族文化的特征范文第5篇

关键词：俄罗斯民族；文化；古罗斯民族

中图分类号：K5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0961(2011)03－0084－04

由于文化哲学和历史哲学逐步摆脱了欧洲中心主义的思维框架和单线进化论，使人们逐渐认识到世界文化的丰富性、多样性、殊异性，以及不同文化的相对性，逐渐认同了不同人种、种族在不同地理生态环境下表现出来的非凡的文化创造能力。这一切为文化类型学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所谓“文化类型”，就是对根据选择出的由一系列相互作用的特征构成的文化体系进行的文化分类。也就是说，由于不同文化体系的结构和功能有较大的差异性，因此表现出不同的文化形态或文化类型。人类学、文化学和历史学在考察文化类型时，多注重各文化体系结构的整合状态及这一结构的核心――风俗习惯和文化心理，以此对各民族的文化精神、人生路向、价值系统等加以区别，从比较中挖掘深层的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心理和民族文化精神。进而，学者们认为，不同民族由于受到各自生存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文化心理迥异，因而形成各自不同的文化体系，并最终表现出不同的文化类型特征。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没有形成完整的文化体系，那么也就无法确定其所属的文化类型。这一结论对我们进一步认识俄罗斯民族文化起源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

俄罗斯民族文化起源问题可以追溯到9－13世纪的古罗斯时期。这一时期正是古罗斯民族文化体系逐渐形成的时期，而后由于封建割据和蒙古人人侵的影响，而使古罗斯民族文化体系的形成过程遭到了阻滞，以至于在俄罗斯民族文化起源之初，完整的古罗斯民族文化体系仍没有建立起来。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俄罗斯民族文化起源的非类型性特征，即在古罗斯民族文化体系尚未建立起来的基础上，无法确定俄罗斯民族文化是在什么样的文化类型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里所说的“非类型”是相对上述“文化类型”的特征而提出的，其实质就是指俄罗斯民族文化起源是在还没有形成完整文化体系的古罗斯民族文化土壤中实现的，因而也就不可能从古罗斯民族文化中继承下来“类型”特征，由此得出“非类型”特征的论断。

至于古罗斯民族文化体系尚未建立的论断，我们可以通过以下三点来加以证实：

(一)古罗斯民族文化形成过程异常复杂

1.古罗斯民族文化构成成分复杂

古罗斯民族，究其产生的方式，它属于国家民族，即由于古罗斯国家的建立而致使其统治范围内的人群形成为同一民族的历史过程。这就是说，古罗斯民族文化形成的过程是多种不同文化相互斗争和融合的过程，不是简单的继承关系。这就大大地将古罗斯民族文化体系的形成过程复杂化了。当时，参与古罗斯民族文化形成的不同文化群体主要有三类：(1)当地的斯拉夫人原住民文化，按照《往年纪事》的记载，有近12个斯拉夫人部落或部落联盟与古罗斯民族形成有关，即波利安人、德列夫利安人、德列戈维奇人、拉基米奇人、维亚迪奇人、克里维奇人、斯洛维涅人、杜列布人(沃伦人和布格人)、白赫尔瓦特人、塞维利安人、乌利奇人和底维尔人，而他们所表现出的文化特征是古罗斯民族文化形成的基础。(2)来自北欧的瓦兰吉亚人文化，他们在8世纪中叶就在东欧平原上建立了第一个驿站――古拉多加城，与当地的原住民进行交往。在古罗斯国家建立之初，瓦兰吉亚人成为古罗斯人的主要构成群体。随着上述12个斯拉夫群体逐渐进入古罗斯国家统治范围内，瓦兰吉亚人所占的比重明显地缩小了。但瓦兰吉亚人在古罗斯民族及文化形成过程中的历史地位及作用是不容忽视的，这是由古罗斯民族的国家民族性质所决定的。(3)除了上述主要人群外，还有一些周边的游牧民族，以及来自拜占庭、阿拉伯世界的居民，他们或是以抢掠的形式，或是以经商的形式，亦或是以传教的形式来到东欧平原，致使东欧平原上的民族成分异常复杂，文化表现丰富多彩。古罗斯民族文化正是在这样一个多民族的文化氛围中逐步形成的，其中伴随着复杂的文化冲突和融合过程。

2.古罗斯民族文化形成过程十分漫长

这一点主要表现为存在相对宽松的不同民族文化发展空间。也就是说，多元的古罗斯民族文化所表现出来的冲突性并不十分激烈，各自都有相对宽松的发展空间。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1)构成古罗斯民族的斯拉夫人群之间尽管存在着各自不同的文化特征，但是他们彼此之间存在着相互沟通的文化基础，即原始斯拉夫文化。(2)构成古罗斯民族文化的斯拉夫文化与非斯拉夫文化之间存在着质的不同，但是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被加以限制了，主要是通过组织军队从事军事远征的方式来实现的。《往年纪事》中记载了基辅罗斯早期历史事件，描绘了奥列格、伊戈尔等人的远征。其中公爵的亲兵队是远征的主要力量，其次还包括一些斯拉夫和非斯拉夫的部落。在奥列格的军队中有很多瓦兰吉亚人、楚德人、斯洛维涅人、默里亚人、克里维奇人。奥列格向希腊远征时，军队中有大量的瓦兰吉亚人、斯洛维涅人、楚德人、默里亚人、克里维奇人、杰列夫良人、拉基米奇人、波利安人、塞维里安人、谢韦尔人、维亚迪奇人、克罗地亚人、杜列布人、底维尔人，对此年鉴记录得十分详细。伊戈尔远征希腊的军队中汇集了很多瓦兰吉亚人、罗斯人、波利安人、斯洛维涅人、克里维奇人、底维尔人、佩彻涅格人。可以说，战争在客观上起到了缓和军队内部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冲突，加速军队内部民族融合的作用。在后来的有关军事事件的记载中，就没有关于上述族群的资料了，都用“pycb”这个词指代罗斯军队(如《往年纪事》中记载佩彻涅格人逃窜时说：罗斯军人追赶，并追上了，等等)。这时民族、文化成分复杂的古罗斯民族已经开始形成。(3)古罗斯国家统治的松散状态，使得国内各地区存在着相对的独立性，各民族文化存在着相对宽松的发展空间。古罗斯国家的统治主要是通过大公的亲兵队来维持，因受其数量的限制，无法对归属地区实行有效的管理，因此，大公多将归属地的原住部落或部落联盟首领任命为地方统帅，类似我们所说的“以夷治夷”。这样，对各民族文化的发展来说，实际上是最大限度地保存了其自身发展的过程，而没有以高压的形式来抑制其发展，最终的结果就是统治阶级上层主流文化与地方文化处于相对独立的发展空间，彼此之间不存在人为的冲突，彼此之间的冲突和融合过程也就显得不那么激烈。988年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接受了东正教，并强迫基辅居民皈依东正教，但这只是表面上的现象，他并没有从实质

上将原始宗教废除，更确切地说，他还将原始宗教中的某些神灵与东正教的神灵共同摆放在一起，供民众朝拜。可以说，在整个古罗斯时期，东正教与原始宗教是同时存在的。之前我们提到的人类学、文化学和历史学在考察文化类型时，多注重各文化体系结构的整合状态及这一结构的核心――风俗习惯和文化心理，从比较中挖掘深层的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心理和民族文化精神。那么此时，古罗斯民族的文化心理、文化精神还尚需时间来加以统一。

(二)古罗斯民族文化仍处于形成发展阶段

1.外部文化特征与本土文化特征仍处于逐步融合过程中

受到俄罗斯中世纪早期文化特点和研究条件的限制，这方面的论据多集中在对古罗斯文字和对陶器的研究中。关于古罗斯时期的文化作品最少争议的说法似乎应当是：古罗斯时期的许多书面作品是用教会斯拉夫语写的，其他的则是用古罗斯语写成的，确切地说应该分别是古教会斯拉夫语和古罗斯语；还有一种文献是用两种语言混合写成的。而这一切都是在拜占庭传教士美弗迪和基里尔兄弟9世纪创造基里尔字母和格拉哥里字母之后，古罗斯文字才开始出现并发展。一项关于11世纪拜占庭编年史的古罗斯语译本与其希腊原文的比较研究显示，80％的希腊语词汇在古罗斯语中有相对应的精确词汇，还有20％的词汇部分仍属于外来语。

其中，古罗斯文学包括口头创作和书面作品两种。大多数学者认为，书面文学的发展与古罗斯人皈依东正教有着密切关系。因为，这一时期的编年史多是由修道士写成的，而且强烈反映了东正教对古罗斯文明的基本看法。古罗斯时期的建筑分为木质建筑和石砌建筑。其中，石砌建筑也与皈依东正教有关，受到拜占庭的深刻影响，但绝对不是简单的照搬。可以肯定地说，在模仿基础上的创造构成了古罗斯民族文化史的基本内核，而模仿和创造的过程就是外来文化特征与本土文化特征结合的过程。

另外，从古罗斯史诗与波斯史诗之间的关系，东斯拉夫人音乐的音阶和某些突厥部落的音阶之间的关系，古罗斯装饰艺术的发展与斯基台(西徐亚人)、拜占庭以及伊斯兰的某些图案之间的关系来看，可以说，这些外来文化因素影响、刺激了本土文化的发展。由此得出结论：古罗斯民族处于文化的交汇点，而非文化边缘。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融合过程是古罗斯民族文化体系形成过程中必然经历的历史阶段。正像历史学家、哲学家格夫捷尔指出的那样：“俄罗斯是世界之中的世界”，即俄罗斯民族文化是多样性的统一。应该说；在俄罗斯民族文化起源之前，存在着多种不同源流的文化在古罗斯民族精神空间中进行着激烈地碰撞，其中包括斯拉夫文化、北欧海盗文化、游牧文化、拜占庭文化、阿拉伯文化等等，古罗斯民族文化中所包含的因素纷繁复杂。也由此产生了一系列古罗斯民族文化所特有的现象，如拉多加文化类型陶器。这个拉多加文化类型陶器就是北欧文化与本土文化结合的产物，现代考古学通过对拉多加城发掘出土的文物鉴定，发现了既包含北欧文化因素，又包含东欧本土文化因素的文化衍生物――拉多加类型陶器。

2.具有古罗斯民族文化特点的文化表现形式正在逐步传播，即文化表现形式从一地向多地发展传播

现代考古发掘成果可以进一步证实这一判断，以下仅以木质物品这种文化表现形式为例，简述该文化形式从一地向多地发展的历史过程，即从古拉多加城向后来的诺夫哥罗德等地发展的历史过程。

应该说，在俄罗斯民族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中，我们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由木头和桦树皮制成的物品。而这种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同样有着悠久的历史。如果按照俄罗斯考古学家科尔钦的说法，“对诺夫哥罗德城的考古发掘揭开了古罗斯时期木制物品不为人知的世纪”，那么拉多加城的考古资料则证明了自己在俄罗斯中世纪“木制时代”出现前就已经拥有大量木制品。在现代考古发掘拉多加古城遗迹的过程中，人们找到了一百余件木制的物品，其中85％的物品属于750－830年之间。通过将8世纪至9世纪初期拉多加城木制品与10世纪后半期至15世纪的古罗斯各地木制品进行比较，发现它们在制作工艺上几乎完全相同。可见，拉多加城的木质物品与之后在诺夫哥罗德等地相继出现的木质物品之间存在着历史连续性。尽管我们当前还无法确认是否在他地也存在与拉多加城同时期的木质物品，即无法确认拉多加城是最初的“一地”，还是“多地”之一，但是拉多加城的木质物品与后来出现的“木质时代”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古罗斯时期一些局部发展的文化表现形式正在向更大范围推广，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群所接受，并最终被继承下来。

(三)古罗斯民族文化体系形成过程被外部因素所阻断

统一的文化实践空间对于统一文化的形成很重要。从11世纪中叶开始，统一的古罗斯国家开始分裂，产生了基辅、诺夫哥罗德、车尔尼采夫、加利茨、斯摩棱斯克、沃伦斯克、梁赞、波洛次克等十几个小公同，并开始相互火并。这些小公国的王公或诸侯割据一方，各自主宰一切，独自处理包括军事、政治、司法、经济等各种事务。这种封建割据状态无形地分割了统一的文化实践空间，极大地阻碍了统一文化体系的形成。随后，蒙古人的入侵更是打破了统一的文化实践空间，到1240年蒙古人基本上占领了罗斯全境，除了东北部的普斯科夫、诺夫哥罗德外，都驻扎了蒙古军队。为了便于统治，蒙古人策划了各罗斯王公间的争斗。《多桑蒙古史》说：“先树立傀儡政权，使俄罗斯诸王互争，以巩固蒙古人的统治，继而用专横残暴的方式，对待俄罗斯人。”统一文化实践空间的破坏，其结果就是变相地加强了局部区域的文化整合过程。俄罗斯民族文化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南以莫斯科为中心的西北部区域内的文化群体为主体形成发展而来。由此可见，古罗斯民族文化的构成状况是非常复杂、多样的，并且受到所涉及人群之间交往程度的限制，而越发显得局部特征比较突出。这是由古罗斯民族文化所处的发展阶段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