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基本问题教学设计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哲学的基本问题教学设计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哲学的基本问题教学设计范文第1篇
[关键词]“问题”意识；哲学本性；研究性教学；创新型人才
[中图分类号]B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I)08-0026-03
在本文中，笔者以自己从事哲学教学的一些实际经验或体会为基础，并结合当前深化教学改革的要求，对哲学教学中如何突出“问题”意识、深化改革的问题作出探讨，希望能借此与从事哲学教学或相关课程教学的同仁交流。
一、“问题”在哲学教学中的优先地位
本文研讨的主题是关于哲学的教育与教学问题，更直接地说，是关于哲学的教学方法问题，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与教学方法问题。在展开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之前，我们先谈谈问题与哲学的一般关系。笔者认为，所谓“问题”，具有两方面的含义或两个层次的意义：一是指具有根本意义的哲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而“问题”即是根源于现实中的问题，这实际上也涉及到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关系；二是指哲学自身产生的问题，即在对有关哲学理论的理解中所产生的各种学术性问题。当然，理论问题最终也是现实问题在哲学上的集中体现，是表现在哲学中的现实问题。可以说，在问题与哲学的关系上，“问题”具有基础意义，问题的提出与解决是哲学研究的出发点，也是哲学发展的基本经验与形式。
事实上，各门学科或课程的教学在不同程度上都包含一定“问题”或“问题”意识，然而，基于某种“问题”意识的启发式教学在哲学教学中却尤为突出。这是因为，哲学本身正孕育于“问题”，哲学即起源于对“问题”的“惊异”与“探索”。在古希腊，哲学(philosophy)的本意是“爱智慧”。在提出“爱智慧”即哲学理念的同时，苏格拉底提出并运用了“问答法”。“问答法”是一种在问题的预设中(如“什么是美”、“什么是正义”)来寻求事物或概念本质的理性思辨的方法(亦即“辩证法”)，苏格拉底将其称为“精神助产术”。这种“问答法”或“精神助产术”表现出人们对问题的“求知”与“惊异”情绪，“惊异”与“求知”由此成为哲学的起源与发展的最初动因。
在确立哲学是一门独立学科的奠基性著作《形而上学》中，亚里士多德明确提出：“求知是人类的本性”，“我们认取哲学为唯一的自由学术而深加探索，这正是为学术自身而成立的唯一学术”。可以说，哲学的根本特性就在于对问题进行“学术探索”，而哲学由于具有“自由学术”的根本精神，也就与问题结下不解之缘。
鉴于此，我们就应当依据哲学的本性及其与现实的联系而凸现问题意识在哲学教学中的作用。特别是在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课上，我们的教学目的虽然直接说来是要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但根本说来还是要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并应该在对现实问题的把握与理解中体悟与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从理论或哲学本身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并从问题出发研讨理论，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与教学来说，这也是最基本的方法。我们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已形成了从原理出发的教学模式，教学目的也是掌握原理，教学过程也是从原理到原理，学生可能掌握了一堆概念、范畴和原理，但却缺乏与现实生活的本质联系，更不能用理论分析现实问题，因而造成理论和现实的分离。
“原理”作为一种规范化、系统化的理论体系，当然需要通过学习来掌握，但问题是怎样才能更好地掌握原理?可以说，“原理”或“原则”都不能构成我们教学的出发点和基础，“原理”本身只有在与对有关“问题”的研究结合起来时，才能显示其意义而得到深人理解。因此，我们只有将从既定的教科书原理出发的教学模式与思维定势，转变为从现实中和哲学与现实生活的关系中发现与提出问题，并在对问题的研究与解答中，去引导学生加深对有关哲学原理的理解。引导学生从问题出发来思考原理，不仅能促使学生达到对原理的深入理解，而且也能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讲授“西方哲学史”(本科通识选修课)时，笔者在“引言”部分也强调了强化问题意识，说明西方哲学史的演变就是“哲学问题的深化”，哲学史在本质上是一部“问题史”，即一部哲学家提出问题与解析问题的思想史。笔者尽力启发和鼓励学生积极主动地提出问题，并从问题出发研读一定的原著与文献，进而达到与“文本”的“对话”。这种“对话”，在本质上也还是我们提出问题来同文本交流、沟通，从而达到解释学意义上的“视域融合”。现代解释学创始人加达默尔曾提出“问题在诠释学里的优先性”。事实上，在我们对任何一门学科或对象的认识中，“问题”都具有优先性，而哲学研究或教学就更具有这种优先性。
二、应把“问题”意识贯穿在哲学教学始终，并成为推进教学的动力
在哲学教学中突出“问题”意识，有助于提高学生的独立思考与创新能力，也有助于调动学生参与教学过程的热情与兴趣，从而形成“教学相长”的良性互动。因此，“问题”意识也就成为推动整个哲学教学的重要动力，并成为联结各个教学环节的重要纽带。在有关哲学课教学中，笔者也总是尽力在课堂上提出或鼓励提出问题来引导、启发学生思考、讨论，这既活跃了课堂气氛，也加深了学生对有关理论的理解，对完成教学任务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为发挥“问题”意识在哲学教学中的重要作用并将其贯穿在教学活动的始终，笔者还采取了以下一些方法或措施。
(一)精心设计课程思考题，并在课前发给学生。多年以来，无论是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讲授“哲学概论”、“西方哲学史”或“历史哲学”课程，笔者都注意依据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特点以及本人的研究体会，用心设计各课思考题，并尽量在开课时与教学进度表、阅读书目等一起发给学生，或在讲课过程中提供给学生。学生看到思考题就会形成一定“问题”意识，也会带着一定问题听课、思考、讨论，从而使教学具有一定针对性，也具有一定开放性。这也如加达默尔所说：“问题的本质包含：问题具有某种意义”，而“提出问题比答复问题还要困难”。
显然，“问题”意识在有关哲学课教学中具有不可忽视、不可代替的重要作用。为保障这种“问题――探讨”型教学的实现，教师就需要下很大工夫来精心设计思考题和各个教学环节。笔者体会到，设计好思考题并使教学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按照思考题的思路进展，确实能
起到精简与集中教学内容、明确教学重点与难点、发挥教师自身研究优势并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等多方面的好处。
(二)建立教学模块，深化教学内容改革。在各门哲学课教学中，笔者也尽力依照自己对有关教学内容的理解而设计出一定教学模块或板块，这样既涵盖了有关教学基本内容，也发挥了教师讲课的优势或特点，同时也把“问题”意识凸现出来。
由于教学模块作为教学基本内容是教师自己梳理、提炼出来的，因此运用一定教学模块就能促使教学内容更为简洁、集中而明确。例如，几年来笔者在“哲学概论”教学中，设计了七大部分(亦即七讲)的教学模块，这七讲标题是：“哲学的本质及其与科学的区别”、“哲学探索方式与发展模式”、“传统哲学的本质及其与非传统哲学的区别”、“比较哲学的概念与中西哲学差异”、“宗教的本质及其与哲学的关系”、“艺术的本质及其与哲学的关系”以及“现代哲学发展特征概述”。这七讲基本形成了“哲学概论”的教学模块，其基本框架也大致涵盖了这门课程应有的基本内容，同时也包含着任课教师自己研究哲学本质及其历史演变的认识成果，由此也为教师重点阐述有关问题留下了较大空间，从而可以更好地实现哲学教学规范性与灵活性的统一。
在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本科教学中，笔者注意对教学内容作出一定调整或改革，同时也把有关教材基本内容提炼或归纳为几个具有基础性或前沿性的讲课专题，从而形成了一定教学模块。这一教学模块的总题目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探讨与反思”，主要包括：“第一讲哲学本质及马克思哲学变革意义探讨”、“第二讲世界观问题及哲学基本问题探讨”、“第三讲辩证法本质与实质问题探讨”、“第四讲唯物史观本质及历史意义探讨”、“第五讲社会基本矛盾与发展规律探讨”、“第六讲阶级国家革命理论反思”以及“认识论方法论探讨”等内容。这种依次递进的专题研究或板块式教学，也即是一种“问题――探讨”型教学。它一方面以教材和教学基本要求为基础，另一方面也突出了对有关哲学前沿或疑难问题的探讨，给教师在授课中发挥自身特长、加强研究与课堂讨论留下了更多空间与时间，因而起到了整合与更新教学内容、改革教学方法的重要作用。
(三)鼓励学生提出问题，并尽量在课堂上进行解答或讨论。鼓励学生提出并探讨问题是发挥学生积极性、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的根本途径。坚持提出与研讨问题不仅能恬跃课堂气氛，而且也能促使师生共同深入地思考问题从而加深对有关内容的认识。如在“哲学概论”课上，有的学生对“比较哲学”的概念与方法存有疑问，提出“比较哲学研究应是本质相同的还是本质不同的事物的比较”。笔者就此组织了即席讨论，并与学生一起作出推论，最后作出一定小结，明确并阐释了“正、反”比较即“正比”与“反比”思想，指明本质相同的比较即为“正比”，其要旨在于认识被比双方的不同特点，而本质不同的比较则为“反比”，其要旨在于认识被比双方的本质区别(如中西哲学因为同属传统哲学，二者比较就属于“正比”，而传统哲学与某些现代非传统哲学的比较就属于“反比”)。学生也提出过“存在和非存在的关系”、“既是又不是如何理解”乃至“人生如何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等许多问题，笔者也都尽量在课堂上开展讨论，并作出推论、解答，同时也完成了相关教学内容。
有针对性地就一些问题进行课堂或课下讨论，是促使哲学教学具有广度、深度与一定灵活性的有效方法。哲学教学理应具有开放性，而开放性是离不开对问题的探讨的。加达默尔也说：“辩证法的进行方式乃是问和答，或者更确切地说，乃是一切通过提问的认识的过道。提问就是进行开放。”笔者也体会到，哲学上的问题具有特殊性，或一定思辨性。因此，对哲学问题常常不能直接解答或依靠经验来回答，更没有什么“标准答案”。对哲学问题只能通过思考、分析与推论来给予“辩证的理解”。正如加达默尔所说：“知识从根本上说就是辩证的。只有具有问题的人才能有知识，但问题包含是和否、是如此和不是如此的对立。”例如，“既是又不是”的问题就具有矛盾性或两重性思维的特点而属于“辩证法”即“辩证逻辑”。这一问题也是一个教学难点，为此，笔者特意提出了一个具体命题来加以讲解，即：“哲学既是科学又不是科学”。其意是说：一方面，哲学是科学，这是指科学的广义含义即知识体系，因而哲学可被包含在科学的庞大体系之中，但另一方面，哲学又不是科学，这是指科学的狭义含义即实证科学，因而哲学就不是一门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因此，我们就可以说：“哲学既是科学又不是科学”，或者只能说，“哲学是一门特殊的思辨的科学”。这一命题即属于辩证逻辑，既包含又超越了形式逻辑，提出并讲清这一命题也就讲清了辩证逻辑的方法及其与形式逻辑的区别，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还应看到，由于哲学及哲学教学具有“思辨”、“论证”以及“把论证进行到底”的特性或精神，因此，哲学教学一般不宜依靠或更多地依靠“课件”(“课件”可能会遮蔽“问题”而有碍论证、思考、即席发挥以及深入讨论)。相反，哲学教学应更多地运用一些传统教学的方式，也应更多地在课堂上及黑板上进行“论证”、“推演”。哲学教学也只有在继承与发扬传统的基础上才能“返本开新”。
三、以“问题”为导向实现研究性教学与研究性学习的统一
在哲学教学中突出“问题”意识，把“问题”意识贯穿在哲学教学的始终，这对教师和学生两方面都提出了更高要求，而这种要求的实质就在于实现研究性教学与研究性学习的统一。
首先，教师要借助问题的导引作用实现由单纯授课型教学向研究性教学的转变。研究性教学需要把教学和科研紧密地内在地结合起来，教学要以科研为依托，科研也要以教学为基础，二者互相依赖、互相促进、互相转化。
笔者体会到，所谓“研究性教学”，应是以研究问题为中心与导向的与学术研究紧密结合的课堂教学，也应是以教师的学术研究为依托的有深度、广度及高度的教学。与此相反，所谓“应试性教学”则是以课本的现成结论及考试为中心因而缺乏问题意识与创新精神的教学。对于教师而言，教学过程虽不能废弃考试，但从本质上说，教学过程即是研究过程，研究过程也即是教学过程，由此才能实现教学与科研的统一。
其次，教师还应引导学生转变根深蒂固的“应试”观念，改变上课只是被动听讲、记笔记的状况，把单纯学习过程变为主动思考与研究问题的过程，进而实现由课本性或应试性学习向研究性学习的转变。为实现研究性学习，还应对考试方法进行改革。多年以来，笔者在“哲学概论”、“西方哲学史”等选修课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必修课教学中，都尝试把“问题”研究引入考查内容，增强试题的研究性质或研究力度，同时一般又采取开卷考试的方式，这就既改变了“考前背课本，考完都忘记”的状况，也减轻了学生负担，锻炼和培养了学生研究与分析问题的能力，促使学生把更多时间与精力用在研究与思考问题上，从而收到素质教育的一定效果。
只有实现研究性教学与研究性学习的统一，哲学教学才可能在指导思想上实现根本转变，才可能实现由应试教育向真正素质教育的转变，才能培养出创新型人才。“创新”首先应是思维方式、研究方法以及观念、理念的创新，没有这方面的创新，任何其他方面的“创新”都终究不可能持久。“创新”需要对问题的敏锐洞察与长期思考，因此，“问题”意识会导致“创新”，会有助于培养创新型人才。加达默尔说“只有具有问题的人才能有知识”，我们还应当说，“只有具有问题的人才能有创新”。
总之，哲学教学应成为一种“提问的艺术”、“思考的艺术”或“进行某种真正谈话的艺术”，而“问题”意识在哲学教学中也理应具有优先地位与重要作用。把“问题”意识贯穿在哲学教学的始终，既符合哲学学科的本性，也符合素质教育的要求。笔者确信，把树立与强化“问题”意识作为哲学教学改革的一个取向是正确的，只有这样才能帮助学生从长期教条主义与应试教育的双重束缚下解脱出来，才能使哲学教学真正发挥“爱智慧”的引导作用而成为学生的良师益友。
参考文献：
哲学的基本问题教学设计范文第2篇
关键词：读导思练；自主学习；学习习惯；高效
中图分类号：G63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14-0241-02
新课程的核心理念是“以生为本、以学定教”，课堂教学逐渐由“师本”向“生本”转变，由“讲堂”向“学堂”转变，“生本”逐渐成为教育之本。“生本教育”的创立者郭思乐教授，提出要“高度尊重学生，全面依靠学生，要使学习者的生命潜能、本能和天性得到激扬，提升教育生产力”。要激发学生学习的潜能、本能和天性，就要让学生学会学习，尤其是“自主学习”，自主学习成为学生提升自身核心素养的关键环节。在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学中，如何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效率，让自主学习成为一种习惯、一种常态呢？在新课改的教学实践中，本人尝试使用“读导思练”自主学习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提升了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与能力，培养了学生“自主发展”的核心素养。本文将结合《生活与哲学》第一单元第一课第一框《生活处处有哲学》的教学，展示“读导思练”自主学习单的设计理念与实施过程。
一、读：阅读标记，知条理
“读”指依据自主学习单的要求，阅读教材。本环节的设计理念是：用教材学，提升阅读力，注重整体性。教材是学生开展自主学习的一个重要资源，老师要充分利用这一资源，培养学生阅读教材的习惯。苏霍姆林斯基说过，引领阅读，才能帮孩子变聪明。学生的智力发展取决于良好的阅读能力。良好的阅读能力是学生自主学习的前提与基础，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要让学生学会“泛读”和“精读”，通过“泛读”提纲契领，把握整体；通过“精读”对号入座，突出重点。
在自主学习单中，对“读”的要求是：阅读本框知识，依据要求，在书本中做好标记，时间3～5分钟。
1.哲学就在我们身边。
（1）认识世界、办好事情，都需要哲学智慧。哲学的智慧不是从人们的头脑中凭空产生的，而是人们在 和 的活动中，在处理人与外部世界的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哲学的智慧产生于人类的 。
（2）哲学源于人们在 中对世界的追问和思考。
2.哲学是指导人们生活得更好的艺术。
（1）哲学是一门给人 ，使人 的学问。在汉语中，哲学就是 。
（2）哲学的任务，就是寻找光明，在人类生活的路途上点起前行的明灯，指导人们正确地 和 。
学生通过阅读，依据以上要求，在书本上进行标记，标记有助于学生理清条理，空格有助于学生突出重点，时间的要求有助于学生集中精力，提高效率。在教学实践中，学生通过阅读，基本能够准确地把握本框学习的两个问题：哲学的起源及哲学的任务。阅读能让学生对知识产生兴趣，做好课前储备；标记能让学生识记知识，理清条理。在阅读过程中，要养成“眼到、手到、心到”的习惯，用眼阅读，用手标记，最终了然于心。
二、导：学法指导，抓重点
学生通过自主阅读，学习教材基础知识，教师应根据教学内容，预测学生可能存在的问题，并就这些疑难问题进行学法指导，帮助学生少走弯路，提高自主学习的效率，这就是“导”。本环节的设计理念是：教师导学，以导促学，注重学法指导。在学生的自主学习中，要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正确处理好“导与学”的关系，学生主体与教师主导要紧密结合，缺一不可。在自主学习单中，教师要导的内容是教材重点知识中学生学习有一定困难的地方，在导的方式上，应注重思维的逻辑性与系统性及对相关误区的点拨。
在自主学习单中，对“导”的要求是：分析以下角度，全面理解，进行重点记忆，时间5分钟。
准确地理解哲学与生活的关系，需要掌握以下几点：
（1）哲学的起源：（生活对哲学的角度）
（2）哲学的任务：（哲学对生活的角度）
（3）反对：（割裂哲学与生活、哲学与实践的关系）
（4）克服有关哲学本义理解上的误区：
“哲学是智慧之学，是指导人们生活得更好的艺术，因此学了哲学就聪明。”你赞成这个观点吗？为什么？
教师的“导”，着重在于给学生一个“思维导图”，引导学生学会如何学习，如何全面地理解知识，而不是直接给学生一个答案，也就是说要注重学生学习的过程，给学生一个思考的空间，帮助学生搭建一个知识体系与框架结构，明确学习的方法。在学习本框知识时，教师要引导学生全面理解哲学与生活的关系，依据全面观，从起源、作用、反对、误区等角度引导学生思考，要学会运用辩证思维，从正反两个角度对知识进行分析。其中对误区的设计，具有较高的思维含量，要求学生能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对现象或观点等进行分析解读。从哲学的本义上看，哲学就是爱智慧或追求智慧。哲学就是一门给人智慧、使人聪明的学问。但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世界观有正确与错误之分，因而哲学也有科学与非科学之别。错误的、非科学的哲学，不仅不能使人聪明，相反还会把人引入歧途。
三、思：反思质疑，知得失
学生自主学习的过程不仅是通过“读”和“导”学习课本知识的过程，也是一个“思”的过程，即不断自我反思、总结、提升的过程。本环节的设计理念是：在思中学，自思得疑，注重培养问题意识。孟子说过，“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只有不断反思，才能构建知识体系，总结自主学习成果，在梳理已获知识的基础上，提出还存在的困惑与疑问。在反思中总结，在反思中质疑，通过“思”，明确自己在自主学习过程中的得与失，带着问题进入课堂学习。
在自主学习单中，对“思”的要求是：对自主学习情况进行归纳，静默已得，写出疑惑，时间3分钟。在教学实践中，主要通过学生课堂自述及检查自主学习单“问题记录”来检验学生的学习反思过程。因本框是学习哲学的第一框，学生对哲学是陌生的，对学习哲学有畏难情绪，学生总认为哲学是高高在上的，对“哲学就在我们身边”这种提法无法理解，在生活中也举不出例子来证明这个观点。因此，在自主学习单“问题记录”中主要有以下问题：（1）哲学的起源是生活实践还是对世界的追问和思考？（2）对世界的追问和思考就是哲学吗？（或者说对“哲学源于人们在实践中对世界的追问和思考”这句话不理解。）（3）马克思说，哲学是现世的智慧，是“文化的活的灵魂”。为什么说是“活的”？（4）哲学的任务就是哲学的作用吗？如不是，两者有什么区别？这些问题反映了学生在自主学习过程中的思考与疑惑，也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注意和重点讲解的问题。
四、练：自主检测，需反馈
经过了“读、导、思”三个环节的学习，最终要对自主学习的效果进行检测，这就是“练”的环节。本环节的设计理念是：课前自测，自察自纠，注重问题反馈。通过“练”，一方面让学生自己发现问题，带着问题进课堂；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反馈平台，让教师了解学生自测情况，针对问题进行备课教学。自主检测题一般为5道选择题，题目要精选，要尽量能涵盖本课教学的知识点，对于重点知识可以选择多道，从不同角度进行检测。
在自主学习单中，对“练”的要求是：合上课本，独立完成，时间3分钟。练要精练，这就要求题要精选。选题要有目的性，教师应在每道题旁注明所要考核的知识点，一旦学生出错，马上就会知道问题出在哪儿。选题还要有创造性，教师可以对一些原题进行改造，一是材料的更新，用最新的素材，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二是题肢的变化，增加或减少陷阱，以改变试题难度。在本课的训练中，我选择了《阳光课堂》基础题中的5道题，加以适当改造，考核了哲学的本义、起源、任务及哲学与生活的关系等，通过“练”的反馈，可以看出学生的主要问题存在于对哲学任务的理解，对其中的“正确指导”有一定的认识误区，这就为课堂教学指明了方向，真正体现了“以学定教”。
新课程鼓励学生自主学习，要求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养成终身学习习惯。设计“读导思练”自主学习单的目的就在于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习惯，依据认知规律，引导学生“学会学习”。自主学习单坚持任务驱动，以“读”为基础，以“导”为桥梁，以“思”为关键，以“练”为手段，将读、导、思、练四个环节有机结合起来，在限定的时间内，完成自主学习任务，提高自主学习效率。
参考文献：
哲学的基本问题教学设计范文第3篇
关键词 工程哲学；现状；问题；前景
说：“什么是哲学?哲学就是认识论。”那么什么是工程哲学?工程哲学是对工程的认识，对工程造物的思辩。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工程哲学是研究人的改变物质世界的活动的哲学，它是研究关于人的造物和用物、生产和生活的哲学问题的哲学分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人类造物活动对社会、自然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大力开展工程哲学研究已成为工程界和哲学界迫切的要求。
一、国外工程哲学的研究
1898年俄国工程师p·k·恩格迈尔(peter·k·engelmeier)在《论技术的一般问题》一文中指出：“当代受过良好教育的技术专家不只是在工厂里才能找到，高速公路和水路运输、市区经济管理等已经处于工程师的指导之下，要求把工程学对待世界的态度从哲学上加以详细阐述。”thomas·c·clarke在《科学与工程》指出：“工程就是伟大的创造性科学。当科学、经验集中于一个人身上时，我们或许就可以说，我们已经看到了从技艺到职业的工程演化过程。”farley·osgood在《工程师与文明》中强调工程对社会进步的意义，工程是价值中立的工具。罗杰斯出版了《工程的本性——种技术哲学》，伟大的法国思想家孔德(auguste comte)提出“社会工程”的概念，把社会学分为“社会静力学和动力学”，这被认为是社会工程思想的前期萌芽。权威的工程教育家ralphj·smith认为：“工程的本质就是在观念中设计装置、程序、系统，有效地解决问题和满足需要。”
20世纪90年代，卡特克里夫和哥德曼出版《非学术科学和工程的批判观察》，他们说：“这本书中的文章总合起来，确定了一个实际上还不存在的学科——即工程哲学——的一些参数，我们希望这些文章将促进一种能够使工程哲学成为正在发展中的技术论研究的一个部分的持续的对话。”“该书分为五个部分：历史背景(讨论工程方法和工程定义问题)、认识论问题、价值问题、政策问题和工程教育研究。”“可以把这本书看做是代表20世纪90年代欧美学者研究工程哲学的视野、观点和水平的著作。”
北美著名技术哲学家米切姆(cad mitcham)把工程哲学作为自己的研究核心，是研究工程哲学的代表人物。他指出：“工程师是后现代世界的未被承认的哲学家。”“哲学一直没有足够地重视工程，但工程不应该以此为借口轻视哲学。”“哲学对工程的重要性：(1)因为有许多人从哲学上批判工程，工程师出于自我防御的目的应该了解哲学以对付那些人的批判；(2)哲学，特别是伦理学可以帮助处理职业伦理问题；(3)由于工程有内在的哲学特性，哲学可以作为意义更加重大的工程自我理解的工具而发挥作用。”“为什么说哲学对工程是重要的?最终和最深刻的原因在于：工程就是哲学，通过哲学工程将更加成为工程自身。”“全世界的工程师，用哲学武装起来，除了你们的沉默不语，你们什么也不会失去。”他在多篇论著如《engineer-ing as productive activity：philosophical remarks》(1991)、《thinking through engineering》(1994)、《engineering design research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1997)、《the thies 0fengineers：from occupa-tional role pesponsibility to public co-responsibili-ty》(2000)等中，从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几个角度出发系统阐明了自己的工程哲学思想。“把工程界定为一种特殊的人类行为——制造，并以此为前提分析了科学、技术、工程之间的异同，进而探讨了工程知识、工程设计、工程伦理等问题。”
约瑟夫·c·皮特(j·c·pete)在《技术思考》《工程师知道什么》《设计中的失误：哈勃太空望远镜案例》《工程与建筑中的成功设计：一种对于标准的呼求》等多篇论著中从技术行动论出发阐述了自己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工程哲学思想。他认为应把工程理解为通过组织设计、操作人造物、按照人的需要去改变自然界和社会，工程是有目的的一项实践活动。而工程知识是以关注人类环境为目的的人造物的设计、构建、操作的全过程。皮特对于工程设计的分析是以面向实证经验的案例分析为基础的，他建构了以技术模型mt为基础的设计过程模型。
沃尔特·文森蒂(w·c·vincenfi)在《工程师知道什么以及他们怎么知道的》一文中指出“设计过程可以在上下和水平层次上交互作用，工程是一个设计的过程”。布西阿勒里(louis buc-ciarelli)在《设计工程师》一书中把设计看作工程的核心，并且认为工程设计不是一个机械或计算的过程，而是强调设计过程中社会和历史的背景，并认为工程设计是一个社会建构的动态过程，即工程是一个动态的设计过程。凯恩在《工程方法的定义》一书中认为工程师在工程设计中所运用的基本方法是启发法。layton指出工程是社会变革和社会革命的工具。
哥德曼在《工程的社会俘获》和《哲学、工程与西方文化》中指出：“工程合理性不同于科学合理性，科学无论在编年史上还是在逻辑上都并不早于工程，工程有自己的知识基础。工程和工程哲学表现出了一系列与科学和科学哲学迥然不同的本性和特点，工程提出了深刻的不同于科学哲学的认识论和本体论问题，工程哲学应该是科学哲学的范式而不是相反。”
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罗斯柯庞德提出社会工程学是研究社会秩序，是一种社会工程活动，庞德的社会工程和社会控制论主张法的目的是尽可能地建筑社会结构，以有效地实现以最小的阻力和浪费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中人类的利益。
2003年，美国学者布西阿勒里(l.l.bucciarel-li)在欧湘出版了《工程哲学》，提出研究工程哲学的新范式——社会建构论。2004年，美国工程院工程教育委员会把《工程哲学》列为当年的六个研究项目之一，认为工程哲学是一门新的学科，还专门成立了工程哲学指导委员会，举办学术讨论会，以建立工程哲学的思想基础和扩大并培育围绕工程哲学这个新学科的学者共同体。重点研究四个方面的问题：形而上学、认识论、伦理学和工程教育。这项研究希望能够推动对工程的统一的职业主题的阐明，帮助培养出把所有工程学科连接起来的职业自我认同。当代西方工程哲学所关注的主要问题涉及工程本体论、工程知识、工程伦理、工程设计、工程教育等范畴。
二、国内工程哲学的研究
在中国，“工程”范畴出现很早，早在《新唐书·魏知古传》中就有，“会造金仙，玉真观，虽盛夏，工程严促”的记载，《元史·韩性传》中，所著有《读书工程》，国子监以颁示郡邑校官，为学者式。“在《红楼梦》中有“园内工程，俱以告竣”等。“工程”在中国传统生产发展史上主要系指土木设计、建筑、施工等。也出现了显示中国古老文明的大型工程，如“万里长城”、“京杭运河”、“紫禁城”、“都江堰”等大型工程，这些工程体现了我国古代建设者朴素的系统哲学观和“天人合一”的工程理念。
新中国建立后，我们进行了大规模的工程建设，既有经验，又有教训，引起了一些学者对工程问题的思考。钱学森发表了一系列论述工程特别是系统工程问题的重要论文，其中包括许多富于哲理的内容和具有启发性的哲学观点，他指出：“哲学作为科学技术的最高概括，它是扎根于科学技术中的，是以人的社会实践为基础的；哲学不能反对、也不能否定科学技术的发展；只能因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发展。”李伯聪先生于1988年出版了《人工论提纲》，该书阐述了人工论和认识论的相互关系，并按人工过程的三个阶段分别论述了人工论的一些主要概念：实践理性计划、决策等。1992年，他向北京国际科学哲学会议提交论文《简论工程实在论》；次年，正式发表《我造物故我在——简论工程实在论》，该文说工程实在论力求开拓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工程哲学；1995年，又《努力向工程哲学和经济哲学领域开拓——兼论21世纪的哲学转向》，1997年，西安交通大学王宏波教授认为应认真研究由李伯聪首先提出，但还很少有人研究的工程哲学。1999年，陈昌曙在《技术哲学引论》一书中以单独的一节讨论技术和工程的一些问题。2001年，李伯聪在《哲学研究》发表了《我思故我在与我造物故我在——认识论与工程哲学刍议》，从对象、过程、研究的范畴等方面对比了认识论和工程哲学的不同，指出大力开展工程哲学研究是当前迫切的时代要求。2002年初，陈昌曙发表《重视工程、工程技术和工程家》一文，论述了工程与技术的差异，简要地阐明了工程活动的10个特点，首次明确地提出了工程家这个新概念。他还指出我们不仅需要有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而且需要有工程哲学。
2002年，凝结了李伯聪先生大约20年心血的著作《工程哲学引论——我造物故我在》正式出版，书中以过程分析和范畴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工程哲学的一系列重要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阐述，给出了50多个应该研究的范畴，从科学一技术一工程三元论角度界定了工程：科学活动是以发现为核心的活动，技术活动是以发明为核心的活动，工程活动是以建造为核心的活动。给出了两个研究视野：理论视野——从科学技术与工程的关系中把握工程；实践视野——从工程与生产的关系中把握工程。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在序言中称赞“这本书是现代哲学体系中具有开创性的崭新著作”，陈昌曙发表书评认为此书“是充满原创性并自成体系的奠基之作，它的出版为哲学研究开创了新的边疆”。同年，徐长福出版了《理论思维与工程思维》，我国著名哲学家高清海在序言中说，该书所提出的问题具有普遍性，甚至可以说是有世界性、历史性意义的。
随后，殷瑞钰院士探讨了第三个视野，即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视野：“从科学—技术—工程—产业—生产—社会的知识链和价值链的网络中来认识工程的本质和把握工程的定位。工程是将相关知识集成起来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的枢纽和集成体，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工程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中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2005年，杜澄、李伯聪主编的《工程研究——跨学科视野中的工程》第l卷出版。2006年4月，杜澄、李伯聪主编的《工程研究——跨学科视野中的工程》第2卷出版。书中总结了近年来众多中国学者开展工程哲学研究的进展。
关于工程的本质，王洪波教授认为：“工程的本质是人、环境和技术这三大要素的系统集成过程及其产物。在这个过程中体现着三类规律，即人的活动规律、科学技术规律和自然生态规律。这表明，工程不仅是技术的集成，而且也渗透着美学、伦理等文化因素；在工程活动中，需要科学地处理三大规律之间的辩证关系。”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丘亮辉先生认为：“工程活动是从虚拟实在转变为工程实在的过程，据此可以理解古代造物和现代造物的根本区别。”广州行政学院李三虎教授则提出：“工程的本质是一种人的集体性物质存在方式；科学—技术—工程之间的关系，要倒过来思考，从工程的视角看技术、看科学，同时需要引入社会建构论视角，展开关于工程的社会学研究。”殷瑞钰院士概括了五点：“①工程是有原理的。②工程是有特定目标、注重过程、注重效益的。③工程是通过建造实现的。④工程是要与环境协调一致的。⑤工程是在一定边界条件下集成和优化。”
关于工程哲学的研究领域，杜祥琬院士认为工程哲学研究涉及工程实践活动的全过程，包括工程的调研、论证，工程所用技术、工艺，工程决策、质量评价等。傅志寰院士认为工程哲学应着重研究工程与环境、工程与人、工程与文化、工程的进度与质量及成本等。汪应洛院士提出了开展工程观研究的五个方面：①具有可持续发展内涵和可持续发展利益的工程观研究；②工程辩证观研究；工程系统观研究；③工程生态观研究；④工程价值观的研究。殷瑞钰院士概括了工程哲学研究的六个方面：①工程的定义、范畴、层次、尺度问题；②工程活动在社会活动中的位置和工程发展规律的问题；③关于工程理念、决策和实施问题的理论分析和哲学研究；④工程伦理、工程美学问题的研究；⑤重大工程案例分析和工程史研究；⑥工程教育和公众理解方面的问题。张寿荣院士认为工程哲学就是面向工程实践的哲学。
2006年西安交大王宏波教授出版《工程哲学与社会工程》一书，东北大学田鹏颖教授出版《社会工程哲学引论》一书，成为专门研究和分析社会工程问题的著作。明确了社会工程学的对象和内容，特别是社会工程学的方法论，包括社会分析方法、社会模式的设计方法、社会模式的模型分析方法和社会选择理论，提出了协调分析的基本思路和方法。正如李伯聪教授在《工程哲学引论——我造物故我在》中所说：“本书以对工程化的物质生产活动或物质生产类型的工程活动进行哲学分析为基本内容，希望在今后有可能再写一本专门分析和研究社会工程的著作。”这两本书的出现使工程哲学的研究涵盖了“物质工程活动和社会工程活动”，使工程哲学的研究系统化。
三、工程哲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工程哲学研究的问题在于：由于不同学者的研究视角不同，呈现不同观点争鸣的局面，对科学、技术与工程之间的界面研究尚未展开；仅限于对工程师所掌握的和应该掌握的知识的分析，偏重实用主义，忽视了工程主体的多层次性，对工程客体的认识论分析不足，缺少有效的工程事前评估、事中影响和事后反馈机制的理论研究；关于工程价值的研究偏重工程伦理，且只注重于工程师主体责任的研究，较少涉及对工程本身的价值讨论(工程本身是价值中立的还是负载价值的)，对工程事后评估规范、标准的理论研究尚不成熟。
现阶段的工程哲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哲学家的理论研究，工程哲学已经建立了物质工程哲学和社会工程哲学两大基本体系和研究框架，作为理论的工程哲学研究得到了大力发展。但是，作为实践的工程哲学还没有得到足够发展，作为现代工程活动主体——企业家、工程师的工程哲学研究还很欠缺，我们觉得应该将工程哲学的基本理论与具体工程科学结合，如建筑工程、水利工程、矿山工程、电气工程等，使工程哲学的研究向更低的分支延伸，成为企业家、工程师的哲学，这也是工程哲学研究的最终目的。使工程哲学的研究网络化、系统化、层次化。
总之，工程哲学的基础研究比较薄弱，系统化理论化的专著还不多见，学术共同体还没有建立，也没有形成被认同的共同研究纲领。
哲学的基本问题教学设计范文第4篇
重建教育：为何提出儿童哲学教育
李普曼的儿童哲学不只是在一般意义上思考了儿童时期应该开展哲学式的教育，增进他们独立思考的理性能力和想像力，以及说话行动办事等实践能力，李普曼在《儿童哲学》中译本序中指出，“我无意给中国的教育者这样的印象，即哲学似乎已经在西方小学教育中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事实于此恰恰相反”，他提倡儿童哲学的目的在于让“世界各国的教育者现在应该认识到哲学在小学教育中的核心地位”，通过儿童哲学“启迪孩子们的思维”。［3］作为杜威的学生，他认为在杜威之后，更为重要的是不仅要批判旧有的课程体系与教学方式，而且要把抽象的哲学对象与社会的具体问题相联系，“在实践方面发展杜威的教育哲学”。［4］正是通过儿童哲学的可能性的深刻反思才能揭示教育根本设计的失误，彻底地破除以往的补救方式，从而产生教育重新设计（EducationalRedesign）的可能性。［5］
杜威的教育哲学思想在美国有深远广泛的影响。李普曼受杜威的影响求学于哥伦比亚大学，并在他求学期间就拜访过杜威先生。根据李普曼自己的回忆，那时杜威先生尽管年岁已高，但是对李普曼的思考很是赞同，使其深受鼓舞。［6］不过李普曼对杜威的教育思想并不感兴趣，真正感兴趣的是杜威的哲学部分。因为在他看来，杜威的教育学思想虽然理论方面十分充实，但对实践方面的论述却稍嫌粗略，即杜威的教育哲学思想中虽然有大量的关于在行动中完成哲学的理论论述，但是还没有一个具体的实践方案，尤其是在儿童哲学的教育中。因此杜威的教育学思考的不完善启发了李普曼儿童哲学教育的构思。［7］李普曼认为，在杜威之后，针对如何改变教育的弊端所实施的方案都是一些补救措施，而非根本意义上的批评和反思，因此谈不上是重构教育。“要说没有人批评现在的教育，那是不对的。尽管批评者很多，但他们都没有建设性。他们说的都是废话，不知道改正的途径方式。另一方面，辩护者们则把教育失误的真正原因指向文化或社会经济环境”。“因此这两方面的说法只能让人失望，他们的那些补救方案也没出路。每个方案都过度吹捧，空头的售卖，不假反思地让人相信：要走出教室或者回到教室，采用或者放弃技术发明，让家长参与或不让参与，给教师加工资或该多鼓励，设教师助理等等。但却没有深入地想，即便这些补救方案有用，其作用也不过像创可贴一样，对皮外伤有用，但如果真正的问题要是内伤，那就危险了。”［8］因此，在李普曼看来，教育的问题不是一般的简单补救就可以解决的，而且更为糟糕的是任何补救方案都只是外在的掩饰或回避问题。同时，没有真正地面对或处理问题本身，恰恰使问题变得更为严重。李普曼认为杜威之后的教育思考在理论上都没有从哲学的深度反思教育的根本问题所在，并且在实践当中也没有具体有效的实施方案。所以李普曼要重新思考并设计教育方案。重新设计教育是李普曼思考儿童哲学的根本动力。
杜威之后，在美国对教育的批判声音更加强烈，批判者普遍认为人们生活在缺少哲学思考的社会，教育所给予的大多是知识，而很少有智慧。受不受教育意义不是很大，教育只具有一种工具性的价值。这样的教育使得原本可爱、充满好奇心想象力和探索精神的孩子在上学后渐渐变得消极，没有了批判的意识和理性的思维能力。［9］李普曼认为，“对杜威来说，思维乃是教育过程的核心”，［10］因此，他思考教育问题的直接动机即是提升人的批判性思维，培养人的理性思维能力。而哲学的目的正是培养思维，哲学首先是人们为达到思维过程的完美而设计出的最佳工具。李普曼作为一个哲学教师，在自己的工作中发现，即便是受过专业哲学训练的学生在批判性思维的能力上仍是没有很大的进展，这样的失败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哲学在教育中没能够完成批判性思维教育，从而提升人的理性思维能力。哲学的批判性，表现在它是一门不断地在问题的根基处提出新问题的学问，而且所有的问题都没有固定答案。因此，李普曼认为只有通过改造哲学教育才能真正完成教育方案的重新设计。哲学一直以来被认为是一项理性的事业，哲学的表达需要严格的逻辑论证。儿童是没有能力开展哲学活动的。但这种观念正是李普曼批判的前提，他认为只有通过儿童哲学教育才能有真正的教育，才能有真正的哲学。到了大学再学哲学已经太晚了，为此他要赋予哲学一种新的理解方式。正是通过具体的儿童哲学课程的构思，李普曼论证了不仅儿童天生就有思考和学习哲学的能力，而且正是这样的探究使哲学的本然表达方式获得了可能，使哲学与教育获得了一个天然的联系。这种对哲学教育的改造，体现在借助文学性的对话以及实践活动完成哲学教育，他称这个过程为“哲学的戏剧化”。儿童所接受的教育应该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应该是快乐的玩耍，应该是感性的、亲身参与的，而不仅仅是纯知性的。因此李普曼认为“儿童哲学教育是在教师引导下的亲身参与群体探究（communityofinquiry）的结果，它的目标是获得更好的理解和判断的能力。”［11］不仅儿童可以学习哲学，而且正是对如何开展儿童哲学教育的思考真正完成了教育重新设计的可能。杜威的教育思考中很重视培养少年儿童的理性推理和判断能力，李普曼在杜威之后思考儿童哲学教育时，正是把杜威的哲学理念转化到重建学习型社会的过程中的一个理论实践。通过儿童哲学教育，李普曼真正完成了杜威对于哲学的改造和教育重建的梦想。
根据儿童发展各个阶段理解问题的不同以及能力的差异，李普曼主持编写了关于儿童哲学的一系列课程教材，以及与之相配套的教师辅导用书。他最早写了《聪聪的发现》（HarryStottlemeier'sdiscovery），是五年级儿童使用的教材，被认为是儿童哲学奠基性的作品。“从1973到1988年间，又写了六部儿童哲学故事。《爱菲》（Elfie）是为二年级写的，注重各种宽泛的哲学主题概念之间的区分、联系和比较。接下来的两部是为三、四年级写的。《思思》（Pixie）重在理性的分析能力和哲学语言的表达；而《冬冬和南南》（KioandGus）侧重实践中各种理性能力的培养，为探究自然做准备。《李莎》（Lisa）为七、八年级写的，注重伦理探究；《苏琪》（Suki）适用于九、十年级的高年级学生，侧重美的探究；《马克》（Mark）适用于十一到十二年级的高中阶段的学生，注重对社会和政治的探究”。［12］这些儿童哲学教材在美国数千所学校里迅速传播，并且很快就在五十多个国家的研究者翻译出版。由此，儿童哲学成为一个教育领域中革命性的视角。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83年专门为李普曼的儿童哲学教育举办了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使李普曼的儿童哲学教育有了更为深远的国际性影响，从最初的“发展批判性思维教育环境”、“拉近成年人与孩子之间距离”是真正“重新获得交流反思人之意义能力的机制”，到李普曼之后，“儿童哲学的第二代研究者：从方法研究转向到运动”，［13］在更大的范围实践这一构想。李普曼之后的儿童哲学教育研究，不仅表现为把李普曼原创的儿童哲学教育思想在各自民族和文化的具体环境的教学实践中得以完善，而且表现为把“儿童哲学究竟何谓”这样的根本问题作为研究的一个共通视域。无论是把儿童哲学理解为“儿童如何思考的哲学”（PhilosophybyChildren）；还是欧洲式的“和儿童一起做的哲学”（PhilosophywithChildren）；或者如中国学者刘晓东在《儿童精神哲学》中所认为的“儿童哲学”应包括“儿童的哲学”（children'sphilosophies）、“童年哲学”（philosophyofchildhood）以及“儿童哲学探究计划”（philosophyforchildren）三部分等，都是建基于李普曼的儿童哲学教育思考之上的。由于对儿童哲学理念理解的不同，他们研究的内容方法以及教育实践的方式也有不同，有的偏重于用哲学方式研究儿童思维的儿童学，有的偏重于研究儿童思维的哲学特性，还有的偏重于探究实践中儿童教育的方式途径。但无论在何种方式的儿童哲学的探究中，研究者们都认识到儿童作为人生的最初阶段有作为人的最为本真的因素，而且这些特性具有哲学特质，相信儿童在哲学教育活动中的主体实践能力（包括独立思考能力、创造力、感受能力、交往能力等）在自我学习中会得到增强；都认同儿童哲学教育作为一个理论视域对于教育和哲学原初的共属一体的理解有突破性的意义；思考儿童哲学教育对重新设计教育以及重构哲学具有奠基作用。#p#分页标题#e#
重构哲学：如何进行儿童哲学教育
对于李普曼来说，儿童哲学教育最重要的是在教育对象、方法以及内容上的革新。在教育对象上，儿童成为直接的首要对象，教师也同时成为教育对象；在方法上，把苏格拉底的对话方式重新引入教育，开创了群体探究的方法；在教育内容上，他编著了各个阶段的儿童哲学教材和教师辅导手册。
儿童在以往的哲学教育中一直是被忽视的，原因就在于传统的哲学教育认为儿童没有理性的推理论证能力，这在李普曼看来并没有进入哲学教育的真正核心，真正的哲学教育应该是体验重于知识，价值重于推理论证。“哲学的问题不能只局限于成年人的兴趣，也不需要用儿童所不懂的专门术语来表达”，“中小学哲学教育的一个全新而又令人鼓舞的结论是儿童完全能够和成年人一起探索哲学可能性”，［14］所以应该在生活实践中重新构建哲学。儿童哲学即是这样一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尝试，这不仅具有历史生成性，且与其他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连接在一起，与其他哲学和其他学科的概念与前提也是相通的。受李普曼儿童哲学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儿童不仅“可以进行哲学探究，而且这样的哲学教育有重大的意义”，“对于哲学思想的探究追问和方法应该是所有孩子所接受的根本教育内容的一部分”，因为“孩子天生就是哲学家，因此，他们不需要‘被教授’哲学，他们只是需要在这个固定的时期有机会参与哲学”；认为“哲学对于孩子来说太难了”，哲学“没有真确答案”或者“没有进展”而不能开展“权威的研究”的理解都是错误的，因为哲学可以宽泛地被认为是一种“概念的研究或者是概念的计划”，［15］我们正是用概念间接感知世界的。哲学是一种概念分析与探究。“哲学提供给孩子一个讨论这些概念的机会，如真理等，这些概念包含其他所有原则但却未曾被人们敞开地检验过。哲学同样为孩子提供了一个论坛，在这里孩子发现与他们自己相关的理想生活并通过这样的理想塑造他们每一个人”。［16］因此，学习哲学就是去尝试哲学式的思考，通过认识事物来感受自我。在日常生活中思考，这样的学习也是儿童生活中的一种游戏，这就使哲学成为一种戏剧性过程，所以，李普曼提倡通过小说或者故事引导孩子思考探究的兴趣。他认为“叙事小说使得哲学更容易接受”，更为重要的是，“小说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中的每一个要素都同时显现构成一个探究的时刻。小说中孩子们不停地探索调查，试图发现他们想要知道的含义。”［17］探究过程中按照一定的思维逻辑整理所有的叙事要素，这是一种理性的推理能力训练，而最终体验到的是故事背后的道理，如“《丽莎》这篇小说涉及的两个哲学主题即是，连贯一致的必要性和道德问题进行推理时前提真实的必要性。”［18］因此这样的探究与发现包含着从逻辑到伦理的统一，李普曼正是在这样的哲学构思中用文学的方式表达他让儿童做哲学的教育理念。儿童哲学教材的写作，即是运用文学的方式按照一定思维推理的必然逻辑构思故事进行哲学教育的结果，让儿童在与老师一同阅读的过程中领略其中的内涵与意义，感受哲学是什么。因此，“我们说‘教’儿童哲学实际上并没教什么，我们只是让他们在一种精心调整的方式中讨论他们自己的想法”，这就是“如何开展哲学式的讨论”，这是在“做哲学”，“这样的哲学被认为是如何思考的原则，尽管哲学的含义要丰富的多”。［19］
李普曼的儿童哲学教材是以对话形式写作的，孩子在老师的指导下阅读对话，每周1-2节课，而且要在孩子精力充沛的时候，课堂时间不能太长，最长不能超过一个小时，上课时每一个孩子都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和想象自由发言，或者相互间独立交流，所有的孩子与老师环坐在一起构成一个探究的群体。老师的主要作用是引导和激发孩子思考以及进行批判，不断地深化理解，而非老师主导课堂，以老师所说为对。因此，如何成为一个儿童哲学教育对话中的老师也是李普曼培训的重点。儿童哲学教育是要儿童在情感和认知方面都有所学习和训练，儿童哲学训练即是探究与对话。在文学性的对话中完成一种理性的探究，从而保持儿童的天性。儿童天生就对所有的事情都有无限的兴趣，“儿童与哲学有着天然的联系，都开始于惊奇。实际上，只是哲学家和艺术家像孩子一样每天持续地感受着这样的惊奇，并系统地专业地投身于此”，“如果哲学开始于惊奇，也即是说哲学从一种洞见的反思对话开始并逐渐渗透入生活使之丰富。但这样的转换需要中介，也许有时文学就是使孩子能够实现惊奇和反思之间、反思与对话之间、对话与经验之间的跨越。”［20］用文学的形式来表达哲学，李普曼的儿童哲学构想在教育实践中回应了从古希腊到当代的“诗与哲学之争”，真正打破了哲学的表达只能是抽象的逻辑语言的当代禁忌。开放的对话形式是儿童哲学教育对苏格拉底哲学教育方法的复归。对话是辨证思维和批判思维得以显现的外在形式，在对话中没有确定的答案，通过交流不断修正自己的观点，因此对话就像是一个学习体验的实验室。美国当代教育家内尔•诺丁斯（NelNoddings）认为这样的“对话是对理解、同情或者赞赏的一般性探究，可以是戏剧性的，也可以是严肃的，可以是逻辑的，也可以是想象的，可以是指向目的的，或者是指向过程的，但它一直都应该是对原初未确定的某种东西的真追问”。［21］对话是一个思考不断进行的连续过程，思考与对话有着直接的密切关系，要对话就必须思考，而思考是根据对话情境不断展开进行的。在李普曼看来，“一般认为是思考产生对话，而实际上是对话引起思考。人们常常是因进行对话而必须思考”，所以只有在对话中才能真正地推进思考，更好地达到“哲学教室”的目的。［22］对话中儿童要学习提炼自己的观点，并为自己的观点论证，要对他人的观点表达肯定或否定的判断，并学习借鉴从而让自己在对话中受到教育。这样的过程就是儿童思想不断探究，完成自我教育的过程。因此，李普曼说“哲学的核心即是对话”，“这即是为什么教育离不开哲学，哲学也离不开教育的原因”。［23］
这种在教室中开放式的哲学对话与研讨就是一个探究的群体，李普曼认为儿童哲学教育的最重要方式即是要把课堂变成一个探究的群体，这样才能保证哲学训练是在推进思考。对不同年龄段的孩子要有针对性，即便是同一个主题在不同阶段的探究群体中方式也应该是不一样的，应该注重孩子把持和拓展思考的能力与范围，从而能够筹划和主导探讨的过程。每一个探究群体对于参与其中的每一个孩子或者是老师都应保持尊重，不强调谈论观点的对错，不是为了最终获得一个正确的结论，而是强调探讨的过程。因此要“鼓励倾听”，“尊重孩子的意见”，让孩子学会“轻松、调整和沉默”，感受哲学“是实践性的亲身参与性的活动”。［24］从而让孩子感受“思维的乐趣”，同时感受到“哲学的思辨因素，包括不断地自我更正、对特定条件的敏感把握、思维标准的关键地位，以及面对实际问题的总趋势”。［25］所以，儿童哲学的教学中应该避免专业词汇，鼓励儿童用自己熟悉的词汇进行哲学思考，这样的思考可以是“科学的阐释”（ScientificExplanation）方式，也可以是“象征性的解释”（SymbolicIn-terpretation）方式，或者是“哲学的探寻”（PhilosophicalInvestigation）方式，［26］只有这样儿童才能够探究自身的意义，学会思考，特别是独立思考。“如果我们将这样的实践在课堂里开展，它将转化为思考世界和思想本身法则的反思性群体，如果忠诚于同样的探究程序方式，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这样的群体正置身在较大的探究群体当中，而较大的同样在更大的群体当中”，［27］以至于最终波及到整个社会，实现社会整体的教育重构。#p#分页标题#e#
李普曼认为儿童哲学的教师需要经过特殊的培训才可以胜任。儿童哲学的教师除了要有丰富的哲学知识、较强的哲学思维外，还要有较高的道德素质，最为重要的是懂得如何引导组织儿童进行哲学探究。这些教师既是哲学教室的组织者，同时也是受教育者，但这并非意味着教师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从组织课堂的角度看，教师是儿童哲学课堂的关键，儿童的探究活动主要是在老师的引导下集中深入的。所以李普曼儿童哲学教材中专门有教师辅导用书，专门培训教师。教师要首先给儿童一个刺激，李普曼原初的构想是让儿童阅读哲学故事，当然也可以是图片，或者是其他的任何能够引发儿童兴趣并有探究空间的话题或事件。教师要确定这样的刺激能够对儿童有足够的兴趣使得儿童自发参与到探究群体当中。教师不可能在探究的过程中达到完全的价值中立，但是一定要让学生自由地探究，要在对学生尊重的基础上获得他们的信任，这是引导的前提。教师要引导学生进行哲学探究，这是群体探究的关键。对话不能中断，又不能极为散漫，并且要保证每一个学生都在参与，即便不发言也要在倾听关注。教师既不能让孩子认为他什么都知道，他说的都是对的，也不能让学生认为他什么也不知道，只是在给他们提问题。教师要能够倾听孩子自发提出的问题，即便是他们的经历甚或是凌乱的语言，通过追问过程的逻辑或者判断的前提，鼓励他们深入拓宽自己的思考。儿童哲学的教师没有固定的教育方法，李普曼建议教师多读柏拉图的对话，教师要在儿童哲学教育的实践中完成一种教学艺术。“理论阐释、实践示范、亲身体验”是培养儿童哲学教师必不可少的三个要素。
哲学的基本问题教学设计范文第5篇
关键词：认识论；政治论；人论；本位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9（2014）23-0004-03
一、课程设计理念的高等教育哲学观
研究大学的课程设计理念绕不过这样一个问题，即高等教育哲学观与课程设计理念的关系问题。课程设计是为实现教育目标而进行的活动，课程设计理念受教育价值取向与教育目标的共同影响，而教育价值取向与教育目标则是教育哲学观的具体表现。大学奉行何种高等教育哲学理念，决定着大学会确立的教育价值取向与教育目标，既而影响着对大学课程设计理念的选择。因此，探讨高等教育哲学观成为研究课程设计理念的前提与基础。
1.认识论与知识本位
布鲁贝克认为存在两种主要的高等教育哲学观，一种以认识论为基础，另一种以政治论为基础。以认识论为基础的高等教育哲学主张大学是“传授高深知识的场所”，以“闲逸的好奇”精神追求知识作为目的，反对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大学的职责就是发现、发表和讲授高深知识。赫钦斯也认为“教育意味着教学。教学意味着知识，知识就是真理。真理是任何地方都是相同的。”[1]“精深的专门知识本身就是问题与答案两方面的特殊部分。人们一旦懂得了专门知识怎样成为决定任何一项政策的关键因素，他们就会再次用它来做出下一次决策。”[1]这种哲学观崇尚价值自由与学术自由，强调大学应当保守中立，处于远离社会与政治干涉的“象牙塔”中，免受任何价值倾向影响地传授永恒知识。由于认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观主张将知识与学科发展作为教育的目标，所以其大学课程设计理念推崇的是知识本位。知识本位的课程设计理念认为课程为知识和学科发展而设，提倡课程设置为知识而知识，为学术而学术。课程中存在一些永恒的“自由学科”，[1]例如古希腊罗马时代的“七艺”课程。还有近代夸美纽斯倡导的“泛智主义”实习学科，德国洪堡所强调的纯科学的课程和对高层次文化、高学术水平的追求，直至现代布鲁纳结构主义的学问中心课程，均可发现对知识或者说学科发展的热情。[2]
2.政治论与社会本位
以政治论为基础的高等教育哲学认为大学的主要职能不仅是传授高深知识，还要解决社会问题。这个阶段的哲学取向由理性主义转向实用主义，从纽曼的“大学理想”转向克尔的“大学功用”。[1]高等教育的合法性指向从内部转向外部，取决于社会的需要。高等教育这一过去一直选择少数学术精英的机构，现在还在起分配职业阶梯上的等级和社会结构中的位置的作用。[1]大学越来越成为社会和国家的“服务站”，“为社会服务”与“为国家服务”成为了大学的主要任务。高等教育从社会边缘走向社会中心，并通过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来确立自己的合法地位。同样，自由教育也不得不通过使自己的学科教材与当时的事物相联系来证明自己存在的合理性。[1]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观以促进社会发展作为教育活动的目标，要求大学课程设计理念要注重社会现实。这种表现出鲜明社会本位的课程设计理念强调课程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与社会责任的承担，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培养人才。柏拉图的《理想国》、斯宾塞的“什么知识最有价值”及美国的威斯康星思想等都体现了实用主义价值指导之下的社会本位课程理念。
3.人论与人本位
张楚廷先生在国内系统研究高等教育哲学的首部著作《高等教育哲学》中认为，“即使是政治论，也未必不能对教育作某些注释；又即使是认识论也未必能阐明教育的一切”。[3]他认为高等教育哲学除了布鲁贝克所言的“认识论”和“政治论”之外，还有一个更为根本的哲学观――人论。人论或精神生命论乃高等教育之哲学基础。[3]以人论为基点的高等教育哲学认为大学是培养人的场所，进行着培养完整的人，使人更像人的活动，其着眼点在于人的生命与发展。人才培养是大学的目的，也应当是大学教学、科研以及服务社会这三项职能的落脚点。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言“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而非理智知识和认识的堆集”。[4]教育直接的目的是为人本身，为人本身的超越，以此为基础，人便实现各种各样的超越。[3]大学的基本原则是：经过思考去运作一切工具和全面发展人的所有潜能，让学生在一切行动和信仰上做出自己的抉择，并通过认知让他们完全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所负责任的意义。[4]人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观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视为教育目的，在其影响下的大学课程设计理念表现出厚重的人本位思想。人本位的课程设计理念倡导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突出人的主体性与核心地位，重视个人潜能发展，尊重人的本性，注重人身心发展的规律，使人自由发展与完善。亚里士多德“百科全书式”的课程、雅斯贝尔斯的“完人教育”课程，以及赫钦斯的名著课程都是对人本位课程设计理念的阐释。
综上可见，不同的高等教育哲学观决定了不同的课程设计理念。在认识论、政治论以及人论的哲学观指导下，课程设计理念表现为知识本位、政治本位以及人本位。三种课程设计理念之间传统上存在着非此即彼的矛盾与此消彼长的发展过程，在历史中呈现出一种“继时性”钟摆式的现象。
二、我国大学课程设计理念的哲学实践
探析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历程中践行过的哲学取向，能揭示大学课程设计理念的实然状态。纵观历史，我国大学教育主要受政治论的影响，政治论以绝对强势压倒了认识论和人论。在政治论的哲学导向中，课程设计理念常表现出社会本位的特征，但在不同的社会时期又经常转化为政治本位与经济本位。
1.古代课程设计的演变
儒家思想指导下的课程设计以儒家经典为主，课程的主要意义在于如何有效地帮助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课程成为统治阶级统治人民的工具。这时的课程设计表现出浓厚的政治倾向。“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是西周官学的主要课程。“六艺”之中，又有“大艺”“小艺”之分，书、数作为小艺，主要是小学的课程，礼、乐、射、御作为大艺，是大学的课程。[5]在大学课程中，“礼”是最重要的课程，是政治伦理道德教育课。西周之所以重视“六艺”，与西周统治阶级所奉行的教育目的有很大关系。西周统治者所要培养的人才是：既具有一定的政治道德修养（体现于礼、乐课程）来调节统治阶级的内部关系，巩固其宗法制的社会结构，同时还要具有一定本领（体现于射、御课程），因此需要兼顾文、武两方面的内容。[5]西周官学“六艺”之教衰落后，孔子私学“六经”之教兴起。“六经”包括《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儒家经典。儒家思想主张“克己复礼”，课程设计以“明人伦”为宗旨，目的是为统治阶级培养政治精英阶层所需要的“治国安邦之才”。课程设计注重政治和道德教化等社会，而轻视课程的知识教育价值与人的智力能力发展。
而后，西汉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意见，“罢黝百家、独尊儒术”设立太学，以儒家经典为主要课程。至此，以经学教育为基本内容的中国封建高等教育制度正式确立。汉代课程设置的目的同样是培养通晓儒家经典的政治统治人才。以后历代王朝大都沿袭汉代的教育体制和课程设置，只是不同时期选用的儒家经典不同。两宋时期，“程朱理学”的儒学兴起。大学课程主要以《四书》与《五经》并行，学完《四书》，再学《五经》。《四书》风靡一时，几乎取代《五经》的地位，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经典和封建教育的主要内容。大学课程承载的政治价值与政治使命在《大学》中对“大学”的解释中表现明显，“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代，国子监的课程是“凡经，以《易》《诗》《书》《春秋》《礼记》，人专一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兼习之”。[6]清代，国子监的教学内容主要是《四书》《五经》《性理》《通鉴》等书，学生“兼通《十三经》《二十一史》，博极群书者，随资学所诣”。[6]
2.近代课程设计的演变
近代两次鸦片战争期间，国家陷入了被西方列强瓜分的危险境地，为了维护清朝统治，大学课程设置的政治性更为突出。洋务运动主张“师夷长技以治夷”，大学课程内容也发生了改变，开设了外国语、自然学科、实用科学等“西学”课程，[7]特别是重视军事技能的培养。这一时期的课程设置肩负着救亡图存的使命。民国时期，蔡元培提出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机构”，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改革了北京大学。他主张“以美育代宗教”，在课程设置上认为“学为基本，术为支干，不可不求其相应”，强调文理渗透，实行选修制，注重学生个性和自由人格的培养，这一切为保守的、狭隘的大学课程带来了一股清新空气。[8]
3.现代课程设计的演变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面临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多方面压力，大学课程服从于社会变革，逐渐成为了社会改造的手段，课程设计凸显出浓厚的社会倾向与政治倾向。提出新中国的教育必须以党的总路线、总任务、总政策为出发点，努力使教育工作为党的总路线、总任务、总政策服务。194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对高等教育进行坚决的、有步骤的改造，改造的方向是一切服务于国家建设，特别是经济建设。”[9]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提出一条政治色彩极为浓厚的教育方针，“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10]在当时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政治背景下，片面突出教育的政治功能。在“整风”“反右”和“”等一系列疾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中，教育被极端化为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高校被扭曲为政治大学，课程也随之政治化。期间，“为政治服务”成为了当时学校课程设计的唯一目标。
1976年后，中国进入了恢复与调整时期，高等教育开始逐步进入正轨。改革开放后，我国把国民经济发展与人才培养直接挂钩，高等教育成为培养经济人才的主要阵地，课程设计愈发注重实用性和专业性。大学课程表现出经济取向的国家行政色彩，从实质上看，依旧是以“政治与经济为纲”的政治与经济本位。教育迎合政治与经济，甚至依附于政治与经济，使高等教育的发展变得被动。
纵观以上历史，我国大学课程设计取向一直以政治论为主。大学存在的合法性源自政治与经济等外部因素，课程一直弥漫着工具理性的色彩，缺乏对教育中人的关注。政治论与社会本位影响下的大学课程设计，本质上是为政治与经济服务。尤其在时期，教育与课程成为政治奴役下的阶级斗争的工具与手段，对政治需要实现完全满足与优先满足，忽视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规律。社会本位的课程观导致了重实用轻理念，重自然学科轻人文学科，重对口轻基础，重形式轻个性，重灌输主义轻平等现象产生。单一向度地关注课程设计的某一取向，反映出一种“存异”而不“求同”的理念，违背事物之间相互联系与依存的规律，势必产生很多问题。当下需要从新的视角审视现代课程设计的理念，探求大学课程设计理念的应然取向。
三、大学课程设计理念的价值回归
高等教育哲学观提供了研究大学课程设计理念的新视角与新思路。课程设计理念应走出传统二元对立与非此即彼的状态，开创协同、共存与融合的新局面。寻求三种课程设计理念间的和谐关系，有三种课程设计理念之间的关系状态由三种教育哲学观之间的关系状态决定。因此，厘清三种高等教育哲学观之间的关系成为首要前提。
1.以人论为基础的认识论与政治论
教育是随着认识活动的存在而可能来到的，[3]也是随着认识的不断发展而发展的，所以认识论应该是高等教育合法性的最早来源。政治在只有认识的时候还不足以出现，还要有特殊利益及其代表者的出现，因而政治必是晚到的。[3]还有认识论和政治论属于两个不同的学科范畴，认识论属于更为基础的哲学，而政治则属于法学的范畴。因此，张楚廷认为“以认识论来阐述教育及其哲学的基础，是胜于政治论的”。[3]认识论之所以较之经济论、政治论更为合理，首先是因为认识是人的内在，经济与政治皆为外在或人之内在的延伸。[3]在论及认识论与人论的关系时，他指出，“认识是属于人的，然而，若人只被视为认识论意义下的人，那是把人看扁了，把生命看扁了。如果高等教育哲学就立足于认识论，也就把高等教育看扁了”。[11]因而，追问人是什么，才是哲学的根本问题，追问教育是什么，才是教育哲学的根本所在。康德曾说“人是惟一必须受教育的被造物。[12]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成为人”，[12]而教育则是惟一以人为主体与客体的社会活动。人既是教育活动的逻辑起点，又是教育及其全部活动的理念与行为归宿。教育是人的生命的表现，而高等教育是人的生命最强旺的表现。[3]教育必须凸显人作为特殊生命存在的意义，高等教育的产生和发展要以人为本。大学“为社会服务”的理念，不是一般的为社会服务，而是为社会中的人的生存和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而服务。从根本意义上看，无论是认识论还是政治论的哲学观，出发点都要以人为基础，最终回归到人，指向人更充分的发展与更高程度的幸福。只有这种认识论和政治论下的教育才不会被异化为阻碍人发展的其他形式。因此，课程设计理念最根本的应是人论，认识论与政治论理应建立在人论的基础上。
三种课程设计理念中人本位是核心，社会本位和知识本位为两翼，三者以“人”为基点达到一定程度的逻辑契合，这样大学教育才不会偏离方向。要实现三种课程理念交互融合与有效运行，就需要使人、社会、知识三者的发展达到协调与统一，形成有序的整合之趋势。
2.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融合
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人的存在是社会得以存在的前提，当人的存在和发展付诸于劳动就产生了社会，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相辅相成，人在促进自身发展的同时，社会也得到了进步。社会的发展也为人更好地发展创造了环境和条件，为丰富人的需要，提高人的自由度和主体性提供了手段。其目的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与最终幸福，而人的自我完善与发展的结果是整个社会的发展。没有人的发展作为出发点与落脚点，社会的发展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最终必将走向功利与异化的境地，反过来压制人的发展，阻碍社会更好地向前。而没有社会的发展，人的发展也无更好的社会依托，人也不可能得到更好发展。因此，社会的发展是以人为本的，人的发展程度是衡量社会发展程度的重要尺度。
3.人的发展与知识发展的融合
人的解放、发展和完善是教育活动的根本出发点，知识的传递、内化和创新是教育解放人和发展人的基础与前提，所以，教育的本质是一种通过知识解放人与发展人的活动。知识是课程的内容，有自身发展的学科规律与逻辑，而人的发展是课程设置的目的，对知识的选择也是由人进行的，体现了不同时期人类不同的知识观。知识的传递与创新是教育活动得以继续的内在驱动力，高深知识的教授与发展是大学存在的内在逻辑。人们只有遵循知识发展的规律才能更好地满足自身需要，而知识发展的目的最终是为促进人的理性和善，实现人的自我解放和自我完善。因此，人的发展成为目的，知识的发展变成手段，如果手段异化为目的，知识发展就将偏离方向，教育也会失去合理性的价值基础，人性也会受到压抑。
4.知识发展与人和社会发展的融合
知识的传递与发展是个体的人发展的需要，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知识是个人完善的基础，只有获得知识的人才能促进社会的发展。因而，教育与人、社会发展之间的联系应以知识为中介。知识的发展是教育的内在驱动力，社会和人的发展是教育的外在驱动力。课程的设置要遵循知识的内在逻辑与学科发展的规律，也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为社会发展服务，进而为人的发展创造条件。知识的发展是教育的内部规律，人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是教育的外在目的，在一定的社会情境下，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必须统一。离开了知识发展的规律，人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无从谈起，离开了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目的，教育发展与知识的选择也会变得盲目。
参考文献：
[1][美]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11，66，84，91.
[2]杨晓江.大学课程设计新论[J].江苏高教，1996，（6）：59.
[3]张楚廷.高等教育哲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138，
140-141，149，179，196.
[4][德]雅斯贝尔斯.教育是什么[M].邹进，译.北京：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91：4，113.
[5]王炳照.中国教育史专题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193.
[6]孙培青.中国教育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36，256.
[7]王建惠.我国高校课程价值取向与课程体系建构研究[D].兰州：兰州大学，2010：18.
[8]李红英.我国高等学校课程设计的理念与实践研究[D].兰州：兰州大学，2007：40.
[9]朱璋龙.新中国高校课程改革史及其思考[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04：2.
[10]李臣之， 郭晓明，和学新，等.西方课程思潮研究[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2：242.
[11]凌均卫.大学理念：认知与践行[M].海口：海南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