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流动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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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流动的影响因素范文第1篇
作者简介：郑娴，重庆工商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研究方向：社会管理。
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后，农民工不断涌入城市出现了“民工潮”的现象。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更多流动人口为了提高家庭生活质量和向往城市的美好生活，像“候鸟”一般迁徙到城市，于是就出现了流动人口城市融合的重要问题。本文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归纳出学术界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影响因素和测量维度选择的研究结论，总结出现有研究的不足之处。
一、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影响因素
影响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因素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已有的文献分析发现，影响因素主要包括经济因素、文化因素、制度因素和心理因素。
（一）经济因素
一部分学者认为，经济因素对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王桂新（2006）认为外来人口能否在城市里生存，主要取决于两大要素：一是居住，即要有栖身之地;二是就业，即要能有维持一定的生活源泉，这是外来人口能否在城市立足、生存的基本前提和保障。在经济因素中，月收入水平对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影响最为重要。把社会融合度作为自变量，把经济因素（就业状况、职业类型、住房状况、月收入水平）作为因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得出四个变量对社会融合都有一定的正向影响，其中，月收入水平对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影响最为重要。
但经济因素并非对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产生影响。陈湘满（2013）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对湖南省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分析，他认为在经济因素中，工作行业、单位性质和就业身份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度具有显著影响，但上个月工资收入、天平均工作时间、周平均工作天数对社会融合影响均不显著。
（二）制度因素
目前，国内学者关于制度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入影响作用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制度本身的缺陷，以及社会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上不健全等方面。
此外，社会管理体制构建的不成熟也是造成流动人口难以融入的重要原因。例如社会保障体系以及管理方式的不完善，使得农民工群体为主体的城市非户籍常住人口不能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中;权力保护体系的不完善使得农民工缺乏政治参与和表达诉求的权利，从而难以有效地维护自身的权益等，这些方面都是影响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重要原因之一（何增科，2009）。
（三）文化因素
流动人口在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社会心理等方面的传统性特征依然非常显著。流动人口面对着社会转型期多元文化思想的冲击和繁重的工作，加上没有经济能力去培养自身的文化素养，使得流动人口容易缺乏归属感、社会交往封闭等精神上的问题，产生难以融入城市生活的排斥感。
但流动人口对城市文化持接受的态度，并希望内化为自己的文化，从根本上摆脱“土气”，变为“洋气”。 朱冬梅等（2010）认为流动人口长期在城市务工，原本的“乡土文化”也潜移默化地受到城市价值观的影响，他们生活方式也日益得到改变，使得对城市的文化排斥感不断减少，逐渐地融入到城市的文化氛围中来。但文化的融入是一个潜移默化的漫长过程，因而在融合过程中，会发生 “乡土文化”与城市文化的冲突，与先进的城市文明相比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但调查表明，为数甚多的农民工希望得到广大市民的帮助和支持，在外在的身份上和内在的文化上得到转变，这也是促进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合的重要契机或交汇点。
其中语言的影响最为显著。李梅香、王永乐（2013）以浙江省为例，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后发现文化因素的回归系数值是最大的，说明文化因素对社会融合的影响较其他因素都要大。其中能否听懂方言或用本地方言进行交流，关系到外来人口在这个地区的社会融入度，听懂且会说本地方言的外来人口会倾向于认为自己就是这个圈子的人，否则总有被排斥的感觉。
（四）心理因素
心理层面的适应是属于精神上的，反映的是参与城市生活的深度，因此，心理层面的社会融入是社会融入的最终标志，反映了流动人口能否完全、真正地融入到流入地城市生活的有效主观标准。
二、社会融合的测量维度
社会融入测量维度指标是根据影响因素来确定的，因此国内学者主要从经济、文化、心理、权益保障等这几个方面构建测量维度，只是各维度下测量的具体指标等有所区别。
关于经济的融合的测量，早期国内学者只从就业这一维度上来分析。杜鹏等（2005）从来京人口寻找工作的途径、来京人口的职业转换状况来分析来京人口的就业过程。近几年、学者不断对经济融合的测量维度进行完善和丰富。王桂新（2007）分别从农民工求职渠道、职业培训方面、每天的劳动时间、工作环境和个人收入、居住条件来进行经济维度的测量。周皓（2012）认为在考虑测量指标体系时，不仅应该考虑全面性，更应该考虑到指标的简约、代表性及可操作性。
心理融合测量上，杨菊华（2009）认为身份认同是社会融入的重要指标，具体包括流动者与本地人及老家人之间的心理距离、归属感及对自己是谁、从何处来、将去往何处的思考及认知。孟兆敏、吴瑞君（2011）对城市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研究后发现社会融合因素与居留意愿相关。
权益保障方面的测量。王桂新、罗恩立（2007）认为测量指标应包括劳动保护和社会福利的参与度、参加社会保险的情况、子女入学和受教育方面、农民工在争取公共服务和合法权益的过程中政府发挥的作用。杜鹏（2005）将收入水平及社会保障状况、工作转换及失业状况、工作时间及加班情况、工资发放状况归入外来人口的权益保障测量维度上。
社会流动的影响因素范文第2篇
关键词：高校教师；流动；影响因素；流动机制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37-0019-02
引言
高校教师的流动问题是一个历史问题，阿特巴赫曾说，高校教师的流动不仅不新鲜，而且有相当长的时间。在2000―2004年，我国大学间及大学与外界间的大学教师流动人数占大学教师总人数的40.6%，这个比例远远高于同时期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平均水平。2000年高校师资改革之后，我国高校师资流动情形越来越频繁。[1]流动率的持续走高，带来的是大学教师的无序流动，给高等教育事业带来挑战，大学教师流动机制尚不健全，问题重重。所以，确保高校师资的合理流动，亟需建立合理的大学教师流动机制，保障我国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这就要从根本上了解高校教师流动的影响因素，分析流动的原因及其背后隐藏的教育体制问题，建立高校内部管理体制和流动机制，促进大学教师的合理流动。
一、高校教师流动：内涵与流动类型
1.内涵。高校教师，是分布在各级各类高校中，或以学术为业或以教学为业的学术型人才，这些人的流动即高校教师流动，其流动范围主要集中在高校、研究所以及与高校有合作项目的企事业单位，甚至国外。李友芝、齐子萍认为大学教师流动是指大学教师发生岗位转移的现象，许@把教师在地理空间的流动归属于教师流动，毕正宇认为教师流动指教师改校甚至改行，王焕轶认为大学教师的自由流动特指改变其隶属关系的流动行为。肖玮玮则提出，教师流动主要指教师流出意向，教师个人想要离开目前所在学校与组织及另外寻找其他学校或工作机会的倾向程度。[2]
2.流动类型。学者对高校教师流动类型的研究，根据不同的标准或视角，划分出了不同流动类型。王宁将大学教师流动类型分为纵向流动和横向流动，纵向流动为大学教师在职务晋升中的流动，横向流动为大学教师在校际间的流动。[3]陈金江根据学术性的标准，将大学教师流动划分为学术型流动和非学术型流动。[4]乐国林以流动前后工作地点的变化，分为校内横向流动、校际横向流动和趋洋流动；以行业系统为流动参照点，分为高教系统内流动和跨系统流动；以流动人员流动前后岗位的变动，分为在岗横向流动和离岗横向流动。[5]白维维在关于高校教师流动政策问题的研究中，对美国教师流动进行了分类，为有序流动和无序流动、双向流动和单向流动、向上流动和向下流动。[6]刘进根据流动原因，将高校教师的流动分为结构性迁徙和制度性迁徙。因种族、信仰和战乱等原因及区域性的战争或民族冲突导致的大规模流动为结构性迁徙；因教育、经济等社会、区域发展程度的不同对教师的吸引，而形成的有规律流动为制度性迁徙。[7]刘进在另一项实证研究中，提出中国研究型大学教师流动的六种主要类型：从海外回国任教、从企业流向大学、兼职教授、“家属”模式、“猎头”公司、“以才引才”模式。[8]周险峰按照教师流动的发起者分为行政主导型流动和自主型流动，按照教师流动的方向分为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按照教师流动的范围分为系统内流动和系统外流动，按照教师流动的结果分为合理流动和不合理流动。[9]
二、相关研究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从政策层面放宽人才流动的限制，高校教师流动越来越平常和频繁，对高校教师流动的研究也逐渐多了起来。研究者的关注点的差异决定了对研究这一问题的理论视角的变化。
王勇明以管理学视角从高校教师的需要入手，以教师流动为切入点，通过职业、薪酬、环境等激励性因素的激励有效性，与满足教师需求的作用机理分析，揭示了教师激励的一般规律，探寻了持续激励教师的有效模式。龚波从组织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了大学教师流动在微观层面的流动机制。李军2006年的一项研究运用人力资本产权理论论述了高校教师流动问题。人力资本理论和成本收益理论都是以经济学的视角来分析高校教师流动的价值所在。郑春林以心理学视角对大学教师的职业倦怠和工作压力进行了调查研究。这一视角基于心理学理论分析了高校教师流动的原因，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和美国的麦克莱兰的成就需要理论为高校教师流动的原因作了有利的解释。
这些视角无一例外地论证了高校教师流动的必要性，只有保证高等教育机构内部及其与社会之间的合理流动，才能保证高校教师的新鲜血液，繁荣学术队伍。
三、高校教师流动的影响因素分析
高校教师的职业流动，有何因素导致了高校教师的流动？是外在环境的变化还是教师内在的精神追求？
社会流动的影响因素范文第3篇
关键词：劳动力流动；回流；迁移法则
一、农村劳动力乡-城流动
国外学者对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早，至今已形成了比较成熟、系统的理论成果，大致可以分为二元结构理论和人口迁移理论。刘易斯的二元结构模型、费景汉—拉尼斯模型、乔根森二元结构模型、托达罗模型和哈里斯—托达罗模型形成了二元结构理论。国内关于劳动力迁移的理论研究结论大多是在国外理论模型研究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而得出的。同时，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国外学者对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的研究起步较早，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外出劳动力回流的原因和决策机制。
劳动力流动理论最早源自统计学家Ravenstein于1885年提出的“迁移法则”。经济学家从各种角度来分析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原因。Thomas提出了关于迁移的推—拉理论，把从农村到城镇迁移的原动力经常被归结为两类：“推力”因素和“拉力”因素。Lewis提出了著名的二元经济模型，指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最基本动因是城乡之间实际的经济收入差距。该模型在发展经济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为以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研究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Fei和Ranis对Lewis的二元经济模型作了重要的补充和修正，强调重视农业的作用，认为必须保证农业能不断满足工业扩张的需要，才能实现劳动力的转移。Jorgenson的“农业剩余”理论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充要条件是农业剩余。Todaro模型及其扩展形式—Harris模型引入了“预期收入”的概念，认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取决于在城市就业率的高低和对相当长时间内成为失业者的风险的权衡。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劳动力迁移经济学”理论兴起。Stark 和Taylor用相对贫困解释迁移问题，以弥补托达罗“预期收入假说”解释力的不足。
国内关于劳动力迁移的理论研究结论大多是在国外理论模型研究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而得出的。蔡昉通过对劳动力流动的经济学分析，论证了中国目前二元经济结构下劳动力流动的特征。辜胜阻和简新华系统地考察了人口的合理流动，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问题。赵耀辉以四川省为例，研究了影响中国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因素，着重指出教育在其中的作用。李实建立了经济转轨中的劳动力流动模型，分析了由市场主导部门与政府控制部门的工资落差而造成的劳动力迁移动机。朱镜德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建立了三元劳动力市场格局下的两阶段乡—城迁移理论模型。杨春瑰用logistic模型描述了迁移过程中的混沌现象，揭示了劳动力在迁移中不可能达到均衡，即振荡性是存在的。苗瑞卿等在对托达罗模型和杨春瑰模型提出修正，综合新古典主义和结构主义方法，重新建立了劳动力转移模型。
在进行理论研究的同时，国内学者也对农村劳动力流动影响因素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朱农利用湖北省抽样调查数据，应用非参数模型和半参数模型，研究了婚姻与流动的相互作用，以及其他社会和经济特征对流动的影响。刘精明研究发现农业劳动者的职业转化是在城乡比较利益差异、制度条件和农民个体所拥有的人力资本三种主要力量的交织作用下实现的。庞丽华认为家庭层次变量、村级层次变量以及省级层次变量对农村劳动力迁移有着显著影响。蔡昉和都阳认为相对贫困对农民的迁移决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即某人在居住地感受到的相对贫困程度越强，其迁移到外地就业的动机越强。姚先国和刘湘敏认为工资差距、就业机会以及已有的迁移网络是决定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三个基本因素。李强运用推拉理论模型对影响中国城市农民工流动的因素进行分析，认为中国的推拉模式与国际上相比存在着巨大差异，其中最主要的差异在于户籍制度。侯红娅、杨晶和李子奈对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个人特征和城市化迁移意愿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揭示出影响当前农村劳动力迁移意愿与迁移决策的人口特征因素。丁守海通过计量分析表明农民工工资是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因素。何军和洪秋妹以江苏农民为研究对象，运用Logit模型对流动影响因素进行探讨，指出农民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是影响其外出打工的重要因素。王莉通过对长春市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问卷调查，探讨农村劳动力流动行为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定量关系。
二、农村劳动力城-乡流动
国外学者对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的研究起步较早，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外出劳动力回流的原因和决策机制。20世纪80年代，“新劳动力迁移经济学”理论开始兴起。Stark和Taylor（1991）应用新劳动力迁移理论分析为降低风险和减轻“相对贫困”而进行迁移决策。Dustmann等（1996）依据个体谋求福利最大化生命周期模型指出回流可能源于迁出地与目的地之间价格水平差异、劳动力在城市中积累的只能在迁出地发挥作用的人力资本以及劳动力个人的主观偏好。Tunali（1996）通过对土耳其男性劳动力回流的调查指出随着年龄增长而产生的风险规避倾向会导致劳动力回流，迁出地资本的积累和就业环境的改善也将会吸引劳动力回流。Hare（1999）通过利用中国农村的农户数据，研究了推力和拉力作用下农村劳动力的流出和回流问题。Lucas（2003）认为导致回流的主要原因为城市就业机会突然急剧的减少，劳动力返乡进行投资。现存已有文献分析了加拿大（Vanderkamp J，1972）、美国（Lee A S，1974）、日本（Suzuki M，1995）等发达国家，以及西非（Tiemoko R，2003）众多发展中地区的劳动力回流现象。
与其他国家相比较，中国农民的身份对劳动力迁移的产生强烈的制约，国内学者对中国农民工回流的原因与机制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崔传义、潘耀国（1999）通过对山东省桓台县2镇10村的调查数据，分析外出与回流、回流与创业的关系。赵耀辉（2002）应用计量分析方法对回流的原因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年龄、受教育程度、耕地和迁出地非农就业机会均会对农民工回流产生正向影响。李强（2003）运用推拉理论模型对影响中国城市农民工流动的因素进行分析。他认为中国的推拉模式与国际上相比存在着巨大差异，其中最主要的差异在于户籍制度。Wang（2005）从制度经济学角度将回流分为基于城市就业失利的回流、基于家庭原因的回流和投资性回流三类。周霞（2005）指出农村劳动力从农村迁入城市后做出回乡还是继续留在城市的行为选择是由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共同作用的，影响农民工理性选择的有农民工对自身具有的资本、对城市和对乡村的认知。张宗益等（2007）根据重庆市实地调研数据资料，应用Probit模型回归分析了个人特征、家庭因素和利农政策对回流的影响，并提出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合理转移的对策与建议。罗静和李伯华（2008）依据武汉市新洲区农户调查数据，通过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农户回流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指出农户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农户对乡村评价和城市吸引力等均对农户回流意愿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葛晓巍和林坚（2009）运用事件史的方法对影响外出劳动力回流的因素进行分析，重点分析了在从事非农事业过程中资金和社会资本的积累对回流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指出外出劳动力的婚姻状况、入伍经历、地区和职业经历均对外出劳动力的回流产生影响。
三、农民工收入研究
农民工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概念，是当代中国城市的特殊群体。农民工也称为进城务工人员，是指兼具农民与工人身份的劳动者，户籍身份还是农民、有承包土地，但是主要从事非农产业、以工资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人员，包括在第二、第三产业中的劳动者。
国内一些学者也对人力资本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周其仁（1997）、都阳（1999）对农村迁移劳动力进行深入的研究发现，教育、培训、专业技能等在劳动力迁移决策及收入的提高方面有决定性的作用。高文书（2006）在对五个城市的调查数据基础之上，对进城农民工的就业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得到进城农民工的特征、就业和社会保障状况及收入的影响因素。卢志刚、宋顺锋（2006）利用天津的调查问卷数据，运用多元分析统计方法，对农民工收入的微观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户口状况、年龄、在本岗位的时间、经验、文化程度、企业的所有权形式以及合同有效期长度等都有显著统计意义。曾旭晖（2004）以成都市进城农民工为研究对象，从人力资本的收回机制上分析了非正式劳动力市场的发展状况。研究表明进城务工人员的教育收益率很低。严于龙（2006）利用国家统计局农村司2005年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调查数据进行了条件分析，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栾敬东（2003）通过对实际调查和分析结果表明，在经济发达地区打工的流动人口的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在本单位工作年限等基本社会特征均对其收入水平存在显著性影响。苏群和周春芳（2005）利用2004年江苏省的调查数据，采用多元回归模型，在对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定性描述的基础上，对农民工收入决定的人力资本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文化程度、培训状况、打工时间、性别及婚姻状况等，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显著。高嵩、焦宝松和王建（2006）运用经济学方法对决定农民工收入的户籍制度、教育水平和工作年限等方面进行分析，并尝试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建议。魏众（2004）根据1993年的中国营养调查数据，利用因子分析法提取健康指标，探讨了中国农村地区健康对非农就业及其工资决定的影响，研究发现对于劳动参与及非农就业机会，健康状况显著的影响，但是对工资决定没有产生显著影响。张车伟（2003）运用来自中国贫困农村的数据，系统地研究了营养、健康对劳动生产率或者说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几乎所有的营养和健康方面都影响到农村的劳动生产率，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加。
总而言之，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工业化进程的日益推进，农村劳动力流动也呈现出了加快的趋势。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当前正处于一个转型的关键时期：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从不发达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这一系列的转变加速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新时期劳动力的流动，一方面改变着自身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理念，同时也逐渐使自己的身份出现变化，从而更好地融入城市化社会、实现自身的身份转变。农民工作为当代中国城市的特殊群体，农民工的生存、生活问题对于建设城市以及社会和谐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积极构建和谐社会，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农村，同时也取决于农村劳动来的转移，这是决定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同时也是关系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因此，通过研究当前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对于推进城镇化进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农民市民化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蔡昉.中国的二元经济与劳动力转移——理论分析与政策建议[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0.
[2] 丁守海.农民工工资与农村劳动力转移：一项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6 （4）： 56～62.
[3] 辜胜阻，简新华主编.当代中国人口流动与城镇化[M].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
[4] 李强.影响中国城乡流动人口的推力与拉力因素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3（1）： 125～136.
[5] 李实.中国经济转轨中劳动力流动模型[J].经济研究，1997（1）： 23～30.
[6] 罗静，李伯华.外出务工农户回流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武汉市新洲区为例[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 （6）： 29-43.
社会流动的影响因素范文第4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正在经历一个从农村到城市，从中西部到东部，再从东部到中西部的巨大人口流动潮（朱传耿等，2001a）。人口流动已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在人口领域的显著现象，它既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又反过来影响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因此，加强对中国流动人口的分析与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朱传耿等，2001b）。从人口流动的影响因素来看，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口流动的资本、文化和科技要素的作用增大（林盛中，1993），制度因素已成为影响人口流动的关键（丁军，1993；李永宠，1995），城乡和地区差距扩大也进一步激发人口迁移和流动（蔡fǎng＠①，1995）。但从总体看，这些研究没有从全国角度并利用定量方法对流动人口的影响因素作深入探讨。本文利用公安部1996年流动人口统计数据和国家统计局199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资料，对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的影响因素进行定量研究。
国外学者认为，人口流迁的动因可以理解为“推和拉”两个方面的力量(Bouvier，et al，1977)。“推”是指原居住国或居住地的不好的条件，包括人口过多、恶劣的气候条件、居住条件不好、缺乏机会和宗教迫害等；“拉”的力量是指吸引移民迁居别地的因素，包括丰富的就业机会、适宜的气候、吸引人的生活方式、廉价的土地和政治自由等。许多别的因素可以调节这些推和拉的力量(Stouffer，S.A.，1940)。距离、搬家的费用、欲迁居的人的身体状况、家庭纽带的强弱等都会最终影响迁居的决策；法律及物质的因素也会起作用。但总的来看，人口流动的主动因是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这里我们重点分析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的“拉力”因素。
二、数据采集与处理
公安部1996年流动人口统计数据，包括全国3406个县市（其中包括区，以及省、设区市的累计）的流动人口分布情况，每一个县市构成一个调查表，列包括合计、性别（男、女）、居住时间、来源地（省外市、省外县、省内市、省内县、港澳台、国外）、居住情况（旅馆、居民家中、单位内部、工地现场、租赁房屋、其它），行代表迁移原因，包括合计、务工、务农、经商、服务、因公出差、借读培训、治病疗养、保姆、投靠亲友、探亲访友、旅游观光、其它13个项目。为了分析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的影响因素，我们对公安部1996年流动人口统计数据进行汇总，并提取流动人口超过10万的城市（包括所辖县、区）进行分析。汇总数据显示，全国流动人口超过10万的城市有84个，其中最多的城市是深圳市，达283.45万；100万以上的城市有6个，分别为深圳、广州、东莞、佛山、北京、上海，6座城市中广东省就有4个，远远高于其它省市对流动人口的吸纳能力。
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采集1996年16个社会经济统计因素，它们分别是：地区人口（万人）、市区人口（万人）、市区非农业人口（万人）、市区从业人口（万人）、市区个体劳动者（万人）、市区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市区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市区国内生产总值（亿元）、市区工业总产值（亿元）、市区利税总额（亿元）、市区百元资金实现利税（元）、市区客运总量（万人）、市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亿元）、市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市区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亿元）、市区职工年平均工资（元）。
表1 城市流动人口与社会经济因素相关分析结果
社会经济因素 相关系数 相关系数临界值 检验结果
地区人口（万人）
-0.01
0.3
x
市区人口（万人）
0.28
0.3
x
市区非农业人口（万人）
0.28
0.3
x
市区从业人口（万人）
0.41
0.3
*
市区个体劳动者（万人）
0.59
0.3
*
市区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 0.19
0.3
x
市区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 0.12
0.3
x
市区国内生产总值（亿元）
0.55
0.3
*
市区工业总产值（亿元）
0.51
0.3
*
市区利税总额（亿元）
0.42
0.3
*
市区百元资金实现利税（元）
0.08
0.3
x
市区客运总量（万人）
0.25
0.3
x
市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亿元） 0.39
0.3
*
市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0.51
0.3
*
市区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亿元） 0.58
0.3
*
市区职工年平均工资（元）
0.7
0.3
*
注：相关系数显著性检验结果中，*代表相关显著，X代表不显著。
三、相关分析
为了分析城市流动人口和其它16个社会经济因素之间的相关关系，首先计算城市流动人口和16个社会经济因素之间的相关系数。由于是二元相关分析（城市流动人口和其它的每个因素），因此采用了皮尔森(Pearson)积矩相关系数。取显著性水平0.01进行双侧检验，得到的相关系数、相关系数临界值和显著性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流动人口超过10万的城市中，流动人口总量和市区从业人口、市区个体劳动者、市区国内生产总值、市区工业总产值、市区利润总额、市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市区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和市区职工年平均工资相关性显著。其中，流动人口总量和市区职工年平均工资相关系数最大，达到0.7，相关系数超过0.5的从高到低依次是：市区职工年平均工资、市区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市区个体劳动者、市区国内生产总值、市区工业总产值和市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市区人口、市区非农业人口、市区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市区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市区百元资金实现利税和市区客运总量相关不显著，与地区人口呈负相关。
四、回归分析
为了进一步研究城市流动人口总量与这些因素之间的定量关系，我们采用了多元回归分析方法进行处理。首先对流动人口超过10万的84个城市用上述9个相关性显著的因素进行多元回归分析（见表2）发现，市区从业人口、市区个体劳动者、市区国内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和职工年平均工资6个因素回归效果显著，总体回归效果也显著，但回归结果不理想。
表2 各个规模的城市流动人口回归分析参数
附图
为了进一步揭示城市流动人口与社会经济因素之间的关系，再按流动人口规模将城市分级，分级标准为：10万—15万，15万—25万，25万—50万和50万以上，回归结果见表2。(1)10万－15万规模的回归分析中，9个因素中只有市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市区职工年平均工资2个因素的F统计量大于临界值F(9，15)[，0.05]=2.59，回归效果显著，其余7个因素回归效果都为显著。总体F统计量也小于临界值F(1，15)[0.05]=4.54，总体回归效果不显著。(2)15万—25万规模的回归结果中，9个因素中的任何一个因素以及总体回归效果都不显著；25万—50万规模也是如此。(3)大于50万规模的城市回归分析中，市区个体劳动者、市区工业总产值、市区利税总额、市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和市区实际利用外资金额5个因素回归效果显著，总体回归效果也显著。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只有流动人口超过50万的城市，其流动人口总量和市区的社会经济因素之间才有一定的线性关系。流动人口50万以上的城市有13个，这些城市流动人口数量很大，应该是人口流动发展较为成熟的城市，其流动人口和社会经济因素之间直接的规律性应该更强。因此，除了采用与上面相同的9个因素外，还将所有的16个因素考虑在内进行了多元回归分析和逐步回归分析，所得结果列为表3。
表3 50万以上流动人口城市的流动人口回归结果
附图
从三种回归方法的结果可以看出，16个因素的多元回归分析效果相当好，几乎所有的13个城市都能很好地回归，误差几乎为0。采用F统计量3.0为引入值，1.5为剔除值的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有11个因素引入到回归方程中，分别为：市区个体劳动者、市区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市区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市区国内生产总值、市区工业总产值、市区利税总额、市区百元资金实现利税、市区客运总量、市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市区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和市区职工年平均工资。逐步回归分析的离差平方和为55845.2656、回归平方和为55841.3555、残差平方和为3.9090、复相关系数为1.0000。可以看出，用上述11个变量构建的回归方程和16个变量的多元回归分析效果相差不大，其F统计量为F(11，11)=1299.0813，远大于显著性水平0.01下的F临界值4.54，说明引入变量回归效果显著。从回归结果看，回归误差最高为3%，有8个城市几乎为0，因此回归效果很好，完全可以用逐步回归分析取代16个因素的多元回归分析；而9个因素多元回归分析效果不太理想，有6个城市回归误差超过10%，最高误差达27%，因此9个相关性较强的因素进行回归的效果不太理想。
可见，流动人口50万以上城市的回归效果较好，其中用回归分析得到的11个因素可以很好地表达流动人口总量，并用于预测的目的，回归方程为：
流动人口总量（万人）＝-64.2655+0.2877*市区个体劳动者（万人）+0.9874*市区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2.9195*市区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0.2680*市区国内生产总值（亿元）-0.1720*市区工业总产值（亿元）-0.8649*市区利税总额（亿元）+5.1261*市区百元资金实现利税（元）-0.0051*市区客运总量（万人）+0.0531*市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13.0708*市区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亿元）+0.0208*市区职工年平均工资（元）
四、研究结论
通过对中国城市流动人口影响因素的定量研究，得出如下结论：
(1)城市流动人口规模与市区从业人口、市区个体劳动者人数、市区国内生产总值、市区工业总产值、市区利税总额、市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市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市区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和市区职工年平均工资相关显著；与市区人口、市区非农业人口、市区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市区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市区百元资金实现利税和市区客运总量相关不显著；与地区人口呈负相关。
(2)流动人口超过50万以上的城市，其流动人口规模与市区的社会经济因素回归效果较好，回归方程可以用于预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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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流动的影响因素范文第5篇
关键词:教师 ;流动;反思
中图分类号:G45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845(2012)10-0013-03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切实缩小校际差距,着力解决择校问题。加快薄弱学校改造,着力提高师资水平。实行县(区)域内教师和校长交流制度。”教育均衡发展已成为当前我国教育发展中的重要任务。作为促进区域内校际师资均衡发展的重要手段的教师流动制度,已引起了各级政府和学者的高度重视。本文拟对教师流动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揭示已有研究存在的缺失和不足,希冀为教师流动的深入研究奠定基础。
一、教师流动的研究历程
笔者通过对中国学术期刊网优秀硕、博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和读秀等资源库对1991~2011年期间教师流动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检索,并按照发表的年代、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和研究对象的不同进行整理和分析后认为,可将教师流动的研究历程大致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教师流动研究的萌芽阶段(1991~2001年)
这一阶段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中小学教师流动现象及其原因,并初步探讨了如何解决流动问题,为后期教师流动研究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其代表成果主要有:李立国的《市场经济与中小学教师流动》,傅树京的《谈控制中小学教师流失的措施》,李建平的《建立教师流动机制迫在眉睫》,王洪斌的《关于中小学教师流动问题的思考》,侯文学的《实行“骨干教师流动制”如何?》,等等。
2.教师流动研究的发展阶段(2002~2006年)
这一阶段的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逐渐拓展,研究方法更加多样化。比如,研究对象由骨干教师拓宽到普通中小学教师;研究内容涉及到中、日、韩教师流动的比较以及教师流动的深层次原因等方面。比如:王洪斌的《关于中小学教师流动问题的思考》,汪丞、方彤的《日本教师“定期流动制”对我国区域内师资均衡发展的启示》,庞丽娟的《加强城乡教师流动的制度化建设,切实提高农村教师队伍素质》,陈言贵的《农村中小学骨干教师流失现象思考》,石邦宏的《经济理性驱动下的中小学教师流动》,等等。但此阶段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多数研究仍局限于理论研究,缺乏实证研究和多视角的整合研究。
3.教师流动研究的深化阶段(2007~2011年)
此阶段研究对象进一步拓展,涉及到城乡教师流动、幼儿教师流动等方面;研究内容更加广泛,不仅有基于教育资源均衡配置视角下的教师流动研究、素质教育下的教师流动研究、教师流动中的权益保障研究等等,而且学者们越来越重视中小学教师的流动研究。研究视角多样化,融入了社会学、经济学和管理学等。其代表成果有:薛正斌和胡德海的《中小学教师流动的实然与应然》,孟令熙的《农村基础教育教师流动的合理性思考》,冯文全和夏茂林的《从师资均衡配置看城乡教师流动机制构建》,贾建国的《我国城乡教师流动制度创建的制度阻力探析》,孙雅婷的《幼儿教师流动与幼儿园教师管理的相关研究》,等等。
二、教师流动研究的主要内容
1.教师流动内涵的研究
在学术界,学者对教师流动的内涵一般都是按照自己的理解进行阐述和解释的,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靳希斌认为,教师流动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具备一定条件的合格劳动者选择了教师职业或者在职教师放弃这一职业,即合格劳动者进入或退出教师职业领域;另一方面,是在职教师由现任职学校转入另一所学校任职,即劳动者在教师职业领域内的流动 [1] 。另有学者认为,教师流动是指教师资源在教育与其他行业之间、在教育系统内部不同学校、不同地域之间进行重新配置的过程。我们将在职教师放弃教师职业,退出学校教育领域,称之为“外部流动”;将在职教师由现在职学校转入另一所学校,或者由所在地区转向另一个地区任教,称之为“内部流动” [2] 。钱朴认为,教师流动是一种职业流动,是社会流动的一个表现。教师流动是不同区域、不同学校之间教师的位置移动,它或许是职业水平流动,也或许是一种以人才流动为特征的向上性职业流动 [3] 。
综观现有研究可以看到,由于学者们研究视角、研究立场以及下定义方式的不同,对教师流动内涵的界定也有所差异。目前学者们关注的大多是教师从一个学校到另一个学校的流动现象。
2.教师流动现状研究
大多数学者认为,目前我国教师流动主要表现为一种无序流动。即从教育系统内部流向外部,从落后地区和欠发达地区流向发达地区,从农村流向城镇,从中小城镇流向城市,从市县流向省会城市,从边远落后地区流向经济文化发达地区 [4] 。从流动教师的个体特征来看,中青年教师比年老教师流动得多,男教师比女教师流动得多,主科教师比副科教师流动得多,高学历、高职称教师比低学历、低职称教师流动得多,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流动得多[5] 。离开教师队伍流动的主要形式有教师通过公务员考试、干部选拔和辞职等形式离开学校。离开教师队伍的往往是优秀骨干教师,教师在不同学校之间的流动,往往是从条件差的农村学校流向城镇学校或靠近城镇的学校、从薄弱学校流向重点学校和示范学校 [6] 。
当前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正处在转型期,与此同时产生了许多新的价值观念,教师作为社会人,受到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影响,他们也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不断地调整着自己的期望和进行着选择,但教师流动呈现出的是一种不合理的单一方向的流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