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红经济研究报告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网红经济研究报告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网红经济研究报告范文第1篇
参考文献
[1]帅兰明：《房地产企业的财务管理初探》，《财会管理》，2007年第10期。
[2]王小玉：《房地产开发企业财务风险及其防范》，《经济研究导刊》，2009年第2期。
[3]张献华：《论新形势下我国财务管理的发展方向》，《会计之友》，2008年第11期。
[4]张永明：《略探房地产企业财务管理》，《经济管理者》，2008年第7期。
[5]沈晓晴：《现阶段我国房地产企业财务风险管理研究》.《新选择》，2006年第2期。
[6]樊幻灵：《我国房地产企业资金链管理的完善》，《现代商业》，2009年第12期。
[7]张献华：《论新形势下我国财务管理的发展方向》，《会计之友》，2008年第11期。
[8]金棋萍：《试论财务管理目标》，《科技资讯》，2006年第28期。
[9]杜迅雷：《企业财务目标管理的优势分析及对策选择》，《安徽农学通报》，2009年第6期。
[10]刘树洪：《谈如何加强房地产企业的财务管理》，《中国科技信息》，2005年第13期。
[11]邢藏芬：《浅析构建集约化财务管理模式》，《现代经济信息》，2009年第5期。
[12]吴俊贺，黄有亮：《开发资金的内部挖潜：加强企业现金流管理》，《建筑经济》，2008年第6期。
[13]张建军：《企业可持续发展下的财务管理问题研究》，《经济师》，2009年第3期。
[14]李京：《房地产企业资本结构及融资管理的研究》，西南交通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15]赵莹：《房地产企业财务风险管理及其防范》，《大众商务》，2009年第2期。
[16]谢菲：《浅谈房地产企业财务管理的风险防范》，《经营管理者》，2009年第17期。
[17]单海英：《企业财务管理的发展趋势以及风险分析》，《科技资讯》，2009年第24期。
参考文献
[1]严金海，中国的房价与地价：理论、实证与政策分析[J]，技术经济数量经济研究，2006（1）：17-26
[2]王学发，我国城市房价上涨的需求动因与调控对策研究[J]，价格理论与实践，2007（3）：41-42
[3]张岑尧，地方政府的介入对城市房地产价格的影响：双重压力假说[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05（6）：40-43
[4]李建飞，史晨昱（2004），我国银行信贷对房地产价格波动的影响[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5（4）：26-32
[5]周京奎，房地产价格波动与投机行为[J]，当代经济科学，2005（7）：19-24
[6]鲁风玲，房地产价格蕴涵的矛盾和土地管理模式的变革[J]，价格理论与实践，2005（11）：32-33
[7]刘润秋，蒋永穆，论房价决定地价[J]，社会科学研究，2005（6）：44-48
[8]陈鹏程，基于人均GDP的上海房地需求分析[J]，消费经济，2005（2）：52-54
[9]黄聚河，外国政府控制房价的有效经验及启示[J]，价格理论与实践，2007（3）：47-48
参考文献
[1]汤炎非，杨青著．可行性研究与投资决策．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5-7
[2]李竹成主编．房地产经济专业知识与实务．北京：团结出版社，2001
[3]潘蜀健主编．房地产项目投资、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139～141
[4]中国房地产估价师学会编．房地产估价理论与方法．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2001
[5]宋春红.论房地产开发项目可行性研究[J].基建优化，2006，（2）57-59.
[6]刘秋雁.房地产投资分析[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7]刘志平，王学孝.房地产开发可行性研究的思考[J].中国房地产，2001，（9）33—35.
[8]何继志.房地产开发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及评估要点[J].中国国际咨询，2003，（8）47-49
参考文献
[1]杨玲.《中国日报》和《纽约时报》关于日本地震新闻报道中的介入资源对比分析-评价理论视角[D].西北师范大学2012
[2]陈瑞平.从认知框架理论看文学翻译中的语言模糊美及其磨蚀[D].西北师范大学2012
[3]李宁.乏词结构的构式研究[D].河南工业大学2014
[4]任立婷.中美英语使用者使用英语情态附加语的差异研究[D].西北师范大学2012
[5]李晓红.大学英语听力课堂不同投入量听力任务中词汇附带习得的实证研究[D].西北师范大学2011
[6]付惠英.模因论视角下的网络流行语研究[D].西北师范大学2011
[7]郭俊霞.汉英被动句对比分析[D].云南师范大学2013
[8]林琳.主位结构与主位推进视角下的英译版十报告[D].燕山大学2014
[9]皮文华，邱力生.我国房地产产业地位的理论分析[J].商业时代.2009(27)
[10]龚辉文.国外房地产税收政策发展近况[J].涉外税务.2009(08)
[11]郑邦荣.改革土地出让金制度推动房价理性回归[J].上海商业.2009(07)
[12]申玮.英语情态动词Might细粒度语义排歧及语境特征互动关系研究[D].燕山大学2014
[13]李燕.英语主情态动词属性特征及其对语义排歧的贡献度研究[D].燕山大学2014
[14]刘旭.英语二级情态动词Could的语义排歧和规则提取[D].燕山大学2014
[15]贺嘉.英语宾语从句之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D].内蒙古大学2014
[16]项颖芳.多模态禁烟广告语篇中互动意义的构建[D].浙江工商大学2015
[17]蒋琳敏.以英语为参照的汉语放置义句式研究[D].浙江财经大学2015
[18]吴星.中美报纸关于哥本哈根气候峰会英文新闻报道的批评性语篇分析[D].西北师范大学2011
[19]马文芸.从语境关系顺应看性别话语风格的相对性[D].西北师范大学2010
[20]杜榕.对《纽约时报》中美国华人报道的历时批评性话语分析[D].西北师范大学2010
[21]邹伟，吴群，曲福田.不动产保有税资源配置效应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J].中国土地科学.2009(09)
网红经济研究报告范文第2篇
内容摘要：本文在归纳分析大量相关学术文献的基础上，详细回顾与梳理了国内外电子政务绩效评价的主要研究成果，归纳了其评价模式并做了简要述评，为我国电子政务绩效评价工作的进一步完善提供借鉴。
关键词：电子政务 绩效评价 述评
电子政务的绩效评价，是指运用一定的评价指标和评价标准，按照一定的程序，通过定量定性对比分析，对电子政务一定运营期间的运营效益和运营者业绩做出客观、公正和准确的综合评判。电子政务绩效评价是保证电子政务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对于提高政府效率和效益，改善政府治理水平和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其研究也引起了各国的高度重视。许多研究机构、咨询公司对其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介绍、研究并借鉴国内外电子政务绩效评价模式，结合我国实际对中国电子政务绩效进行科学评价显得尤为迫切。
国外电子政务绩效评价回顾与述评
目前国际上开展电子政务研究的机构中，许多都在从事电子政务绩效评价的研究工作，但因研究的侧重点不同，其研究思路、方法和模式也存在差异。根据其研究思路和模式的不同，本文将国外电子政务的绩效评价研究分为以下五种类型。
（一）聚焦政府网站绩效型
网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该地区电子政务发展的程度，聚焦政府网站绩效评价的主要有埃森哲咨询公司、美国布朗大学、世界市场研究中心等。世界著名的埃森哲咨询公司在2003年对22个国家级电子政府进行了量化测评，并首次采用了电子政府“总体成熟度”的概念，将政府网站的绩效类同于电子政务的整体流程绩效，以此综合考察政府的网络战略和国民利用电子政务的具体状况。该评价指标体系的优点是便于测评和量化分析，首次从客户与服务的角度来进行电子政务绩效评价，符合电子政务为公众和企业服务的根本目的。但在运用过程中需要注意测评针对的是网站的外在表现，而非全程的管理实际情况，因此有出现误判的可能，此外，其评价指标主要为定性指标，难以保证其客观性。布朗大学与世界市场研究中心公布的第三份全球电子政务测评报告指标体系包括如下内容：测评内容、具体考察特征与指标权重，但各指标采用相同权重，总分为各指标积分之和。可见，各指标采用相同权重明显降低了该评价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和可信度。
（二）注重基础设施技术型
电子政务系统可以看做是基于网络技术、数据库技术、多媒体技术等多种信息技术的政务信息管理系统。因此，信息通讯技术便成为电子政务在政府部门中运用的切入点，其基础设施的技术指标也因此成为电子政务绩效评价研究的热点之一。如IBM政府事务研究中心就从信息通讯技术的应用角度专门对电子政务的基础设施设定了三类实用的技术标准，为电子政务的绩效评价研究提供了思路。IBM 政府事务研究中心提出《评价电子政务绩效》的研究报告主要研究美国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电子政务绩效评价问题。该报告对电子政务绩效评价的研究有两个方面值得关注：一是把电子政务绩效评价平行分成三个部分（投入、产出和效果）。二是认为电子政务绩效评价在导向上有两种评价体系：技术导向型与服务导向型，后者是今后电子政务绩效评价的发展方向。IBM公司的电子政务研究院、电子政务的战略和对策小组等部门从信息通讯技术的应用角度专门对电子政务的基础设施设定了三类实用的技术标准，为电子政务的绩效评价研究提供了思路。三类实用的技术标准具体为：灵活性、可升级性和可靠性。
（三）兼顾软硬件结合型
电子政务不仅是基础设施这些硬件方面的问题，更需要将设施和技术与具体操作的人力资源紧密结合起来，即电子政务的硬件与软件相结合。2002年，联合国的公共经济与公共行政署与美国行政学会提出了电子政务绩效评价的指标体系，从三个方面评价世界各国电子政务发展水平：各国政府网站提供的内容和一般公众最经常使用的在线服务情况、对各国IT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进行评价、人力资源能力评价。根据这些指标最后加权平均得出电子政务指数，从而对各国的电子政务环境进行一个较为全面的衡量。该评价体系的优点是，所衡量的指标都能从公开出版物上找到数据，但该报告对于“政府网站建设现状”、“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人力资源素质”三个方面的权重分配情况以及各子方面的权重分配情况未做详细说明，也没有给出具体的计算公式，因此可操作性还有待商榷。此外，要使用这个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进行评价，被评价的国家必须满足以下一些条件，可见该指标体系对被评价对象的要求较高，因此不具有普遍意义。
（四）电子政务社会网络效用型
电子政务建设的终极目标是向公众提供更加完善和便捷的服务，展现其公共价值。因此，强调公共价值与服务导向型电子政务以服务为中心，让公众得到广泛、便捷的政府信息和服务，将给民众以更高程度的满意感受，最终体现以人为本的新公共服务思想。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开发了公共服务导向型的测评模型和方法，最具影响力的是美国纽约州立大学阿尔巴尼分校政府技术研究中心提出的电子政务绩效评价的“公共价值框架”和美国1994年提出的顾客满意度指数（ACSI）模型方法。美国纽约州立大学阿尔巴尼分校政府技术研究中心（CTG）提出了电子政务绩效评价的“公共价值框架”，着重强调以公众的观点而不是政府的观点作为评价的基础。美国1994年提出的美国顾客满意度指数模型方法是一种新型的以顾客为基础、用来评价并改善组织绩效的一种测量体系。其模型由六个变量构成，顾客满意度是最终所求的目标变量，顾客期望、感知质量和感知价值是顾客满意度的原因变量。1994年美国将政府和公共部门纳入ACS评价体系中时，对原模型进行了修正。第一，政府的公共服务基本上由“过程”、“信息”和“客户服务”三方面来决定；第二，由于绝大部分的公共物品和服务是无偿提供，因而修正的模型不再考虑价格因素而去除了“感知价值”这一变量；第三，由于公共部门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垄断性，难以体现顾客忠诚，故以对政府的“信任”来代替。
（五）公共价值与服务导向型
电子政务建设的终极目标是向公众提供更加完善和便捷的服务，展现其公共价值。因此，强调公共价值与服务导向型电子政务以服务为中心，让公众得到广泛、便捷的政府信息和服务，将给民众以更高程度的满意感受，最终体现以人为本的新公共服务思想。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开发了公共服务导向型的测评模型和方法，最具影响力的是美国纽约州立大学阿尔巴尼分校政府技术研究中心提出的电子政务绩效评价的“公共价值框架”和美国1994年提出的顾客满意度指数模型方法。美国纽约州立大学阿尔巴尼分校政府技术研究中心提出了电子政务绩效评价的“公共价值框架”，着重强调以公众的观点而不是政府的观点作为评价的基础。美国1994年提出的美国顾客满意度指数模型方法是一种新型的以顾客为基础、用来评价并改善组织绩效的一种测量体系。其模型由六个变量构成，顾客满意度是最终所求的目标变量，顾客期望、感知质量和感知价值是顾客满意度的原因变量。1994年美国对原模型进行了修正。第一，政府的公共服务基本上由“过程”、“信息”和“客户服务”三方面来决定；第二，由于绝大部分的公共物品和服务是无偿提供，因而修正的模型不再考虑价格因素而去除了“感知价值”这一变量；第三，由于公共部门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垄断性，难以体现顾客忠诚，故以对政府的“信任”来代替。
国内电子政务绩效评价回顾与述评
（一）对政府网站的评价
电子政府思想库网站（省略）于2002年12月《全国十大城市政府门户网站的初步调查与比较》， 开始对政府网站进行初步的测评。1stEG结合当今中国电子政府的发展现状，推出了科学的政府网站评价体系――主体面向政府职能的政府网站评价体系。它分为内容服务指标、客户关系指标和网站质量指标，每个指标下又有多个子指标。这些子指标根据不同的情况设置了相应的权值。
从2002年起，北京时代计世资讯公司（CCW Research）每年都会《中国政府网站评价研究报告》。2005年计世资讯公司对69个国务院组成部门网站、31个省级政府、32个省会城市及计划单列市、201个地级政府和129个县级政府网站进行了综合评价，把政府公报、政策法规、导航服务、办事指南、网上调查等25项评价指标，划分成三大类、九小类。评价结果显示，和2004年相比中国政府网站建设质量稳中有升但整体水平仍然不高，处于艰难的“爬坡”阶段。广州时代财富科技公司（省略）于2002年5月15日了《中国电子政务研究报告》。2006年，赛迪公司了《2005年中国政府网站绩效评价报告》。此次评价对象包括四类政府网站：国务院部委及相关单位的部门网站、省级政府网站（包括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政府网站）、地市级政府网站以及县级政府网站。北京大学网络经济研究中心于2003年10月公布了《中国地级市电子政务研究》报告。该研究报告认为，政府网站是电子政务的主要载体，电子政务能够在较大程度上通过政府网站得到体现；其次只有政府网站是公开的、可测量的、客观的。所以它在评价各地电子政务发展水平时，选择的评价对象是政府网站。为此，它对全国257个地级市政府网站进行了4次数据采集，从信息上网、网上办公、对外经济服务、互动性、链接情况、时效性、网络安全、隐私性等10个方面进行评分。
2004年，杂志《电子政务》了中国城市电子政务发展研究课题组《2003――2004 中国城市政府门户网站评价报告》。该报告以服务型电子政府作为未来的电子政务理想模型，以电子政务实现度（EGR）为衡量城市政府门户网站的核心指标，从在线服务力（OSA）和在线应用力（OAA）的角度建立了评价指标体系。2008年，该杂志了中国软件评测中心的《2007年中国政府网站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设计――政府网站用户调查》，给出了2007年中国省级和地市级政府网站认知度和满意度调查结果，并以此作为衡量城市政府门户网站发展水平的依据。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的刘伟、段宇锋利用层次分析法建立政府网站网络影响力评价指标体系，对我国32个省级政府门户网站的网络影响力进行了测评，并以上海市为例，测定了其所属行政部门和区政府网站的网络影响力。根据测评结果，发现目前仍然存在重建设轻利用的问题。东南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胡广伟等人以考查我国政府网站的建设现状为目标，构建了评价政府网站功能、服务和网站使用效果的指标体系，并基于此体系对政府网站的调查和分析方法进行了研究。
（二）关于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
张成福、唐钧认为电子政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应当从产出、结果和影响层次三个层次进行深入探讨，他们还认为在评价方面要打破“GDP崇拜”，不能片面应用“产出”层次的指标来衡量整体的社会效应。彭细正认为，评价应包括五个方面：评价指标体系、指标评价标准、指标权重、综合评分方法、数据采集方法。杨云飞建立了一套包括“电子集中、电子安全、电子管理、电子服务、电子决策”五项测评电子政务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该评价指标体系对我国各大城市目前的电子政务发展水平进行了尝试性测评；同时制定出了电子政务得分定量―定性换算表，将得到的定量化电子政务绩效评价结果转化成定性化描述。该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具有系统完整、内容丰富和简洁明了的特点。
刘腾红等从服务和应用的角度，建立一种电子政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系统评价方法，从电子政务的对象和职能看，可分为外部和内部两个部分。外部主要是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互动，承担政府对外服务和监管职能；内部主要是各级政府间、各部门间以及各公务员间的互动，承担决策和管理职能。马连杰根据价值理念、评价主体和对象，基于“公众满意度”、“政务为民”理念，从成本收益的角度设计了一套电子政务项目评价的指标体系，将项目成本分为项目投资、项目运行管理、项目维护和电子政务机会成本5个总指标以及14个子指标，将收益分为效率提高程度、公开透明度、公民服务和企业服务4个总指标以及22个子指标。王协舟从电子政务信息资源建设的数量、质量、利用、发展潜力四方面建立指标体系，分别组成了电子政务信息资源数量评价指数、电子政务信息资源质量评价指数、电子政务信息资源利用评价指数和电子政务信息资源建设发展潜力评价指数，并提出建立相应的保障机制。
（三）评价方法的研究
层次分析法。刘腾红等人采用AHP确定指标体系的权重系数，采用专家评审法、网上调查法、用户调查法作为电子政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数据采集方法，对模拟的三个网站进行了评价。实验结果初步验证了评价方法的实用性。孙彬提出综合评价模型，采用基于AHP的加权平均法和欧式距离法作为评价指标的汇总计算方法。陈冬林构建了以信息化成熟度、政务透明度和公众满意度为主的电子政务评价的指标体系，提出了电子政务绩效评价的群体AHP模型。
模糊评价方法。蔡鹤亭提出了评价的AHP-Fuzzy模型，对广州市政府门户网站效益进行评价，并在设计问卷调查、回收问卷采集样本数据之后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聚类分析。李倩采用模糊数学的研究方法，以模糊综合评判三级模型为基本原理，提出一种新的电子政务绩效评价方法，使得评价指标会更加合理、更加准确。张新香构建包括质量、成本、效益三方面的指标体系，利用三角模糊数评价模型实施中部省份省会城市电子政务绩效评价，评价方法接近人的思维模式，合理地实现定性指标定量化，且整个评价过程和步骤非常容易编程实现并在计算机上进行运算分析，具有较高适用性。
韦彦提出一个基于模糊认知图的电子政务网站评价系统，把众多影响网站效能的相互联系的因素综合起来考虑，以得到更为科学的评价结果，同时系统具有较好的兼容性和扩展性。王熠构建了一个基于云模型的电子政务网站评价系统的整体框架模型，以云变换和云发生器作为定性定量转换工具，通过云推理机把量化的站点指标属性值与规则进行匹配，从而得到易于理解和使用的评价结果。张亚明、刘海鸥针对实际问题构建科学、合理的电子政务绩效评估模型，提出一套基于平衡计分卡的电子政务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并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方法进行了实证研究。
数据包络分析法。李虹来基于管理有效性的评价思想，提出动态综合评价电子政务绩效的数学模型，两次运用数据包络分析（DEA）的模型，建立电子政务的期初绩效、期末绩效和绩效指数等概念，测算出我国省级政府的电子政务动态综合绩效。结果表明，该评价方法能对所有的省级政府产生激励，评价结果更具公正性。
BP神经网络法。颜佳华、宁国良根据电子政务绩效评价的非线性特点，采用BP神经网络模型尝试对电子政务进行评价，并对湖南省11个地级市政府的电子政务绩效评价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易亚将应用快速模拟退火神经网络模型，对电子政务绩效进行评价。该模型具有对评价样本进行自我学习的能力，能掌握评价指标与评价结果之间的映射关系，从而效仿专家进行评价，并克服传统人工评价所难以摆脱的评价随机性和主观上的不确定性。
（四）战略方面的研究
互联网实验室的《中国电子政务战略研究报告》详细描述了如何对政府机关的电子政务战略目标、可用的资源和能力、面临的外部环境、达到目标的手段进行量化评测，可帮助政府制定科学的战略。《电子政务蓝皮书：中国电子政务发展报告》阐述了我国电子政务建设和发展的战略问题，对电子政务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应用研究做了阶段性总结。张成福和唐钧提出，我国的电子政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战略选择应突破“产出”层次的评价，向“结果”和“影响”层次的评价发展，形成综合性的绩效评价模式，并建立起“由点切入”、“高屋建瓴”、“循序渐进”和“全面改革”的战略规划。于施洋和何代欣等引入了平衡计分卡思想，从平衡计分卡战略实施的角度对电子政务进行绩效评价，将之与电子政务建设的价值取向结合，力求把绩效评价工作上升为电子政务建设的战略转换工具，以建设高效、集约型的电子政务。
朱荣针对目前我国电子政务项目的立项审批阶段缺少战略层次的分析提出了一个电子政务项目预评价模型，解决了目前工作中缺乏全面性指标体系和量化评价方法的问题。张节等依据电子政务的本质特征，在构建反映电子政务中战略、组织、流程和技术协调发展关系的电子政务战略对应模型的基础上，借助平衡记分卡这一绩效评价和战略管理工具，建立了电子政务成熟度评价模型，提出了电子政务成熟度发展阶段的划分思路。
总结与建议
综上所述，虽然国内很多研究机构和学者都对电子政务绩效评价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但是还没有一种方法能将指标的代表性和全面性完美地结合起来，以准确达到指标的有效性。
如前所述刘腾红在对其提出的内部和外部指标体系进行分析时，通过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体系的权重系数，采用近似匹配法评价电子政务系统，采用专家评审法、网上调查法、用户调查法作为电子政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数据采集方法，对模拟的三个网站进行了评价，初步验证了该评价方法的实用性，但是没有将财务测评指标和业务测评指标结合在一起进行绩效评价。
于施洋建议把广泛应用于企业的绩效管理工具―平衡记分卡作为构建新的评价体系的有效工具。平衡记分卡的精髓与电子政务绩效评价的价值取向之间有着内在切合性，根据电子政务绩效战略目标对平衡记分卡进行修正和整合，可以为构建科学合理的电子政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提供框架支撑；但是在指标权重大小方面还存在欠缺。
Kishot Vaidya等结合平衡计分卡和层次分析法对其政府的电子采购进行了绩效评价，给出了影响电子采购绩效的因素，最后针对每个因素对绩效产生的影响进行了评价，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他们只对电子政府采购绩效做了评价，因此不是全面意义上的电子政务绩效评价。
针对以上电子政务绩效评价的研究成果，将平衡计分卡应用到电子政务绩效评价中可以更好地将财务测评指标和业务测评指标结合在一起使用，构建基于平衡计分卡电子政务绩效评价框架，以建设服务导向型电子政务为最终目标和核心，基于成本效益、内部提升、公共价值及公众满意四个维度对绩效进行快速而全面的考察，从而实现财务与非财务、领先与滞后、长期与短期、外部与内部指标的平衡。因此，将平衡计分卡与数学模型相结合，可有效解决定性分析向定量分析转换的难题，从而取得理想的评价结果。
参考文献：
1.互联网实验室.中国电子政务效果评测研究报告[R].2002
2.南志红，邢俊德.SOA促进资源整合，建设服务型电子政务[J].生产力研究， 2008（4）
3.张成福，唐钧.电子政务绩效评估：模式比较与实质分析[J].中国行政管理，2004（5）
网红经济研究报告范文第3篇
关键词：信息化；出版社；纸张材料管理
纸张材料支出是出版社生产成本中的重要部分，而随着对信息化手段的不断重视，其在出版社管理中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通过信息化手段构建出版社纸张材料管理系统，具有高效率、精细化和财务一体化的优势，不仅实现了对纸张材料利用的全面实时跟踪管理，同时也有效的实现了纸张材料的循环利用，节省成本，提高了工作效率。
一、出版社纸张材料信息化管理体系构建的主要内容
出版社纸张材料的利用存在着数量大，种类繁多等特点，在传统的管理模式下，一般是由财务部门负责按照纸张材料的业务类型进行管理，而通常在出版部门是按照纸张的类型（平板纸、卷筒纸等）来进行管理的，所以这就造成了一定的矛盾。一般来说，纸张材料的查询十分困难，同时手工台账和流转记录的保存也十分困难，容易损失或者丢失，这给出版社纸张材料管理造成了多方面的困难，所以寻求新的管理体系迫在眉睫。
构建信息化的出版社纸张材料管理体系主体是两个部分，分别是出版部和财务部，其主要职责是：一方面负责对出版社纸张材料管理办法进行制定、检查和实施，另一方面负责对各个参与单位和参与人员进行监督和管理。
建立出版社纸张材料管理系统的架构主要由3个系统、4个层面、5个模型组成。包括网络系统、存储系统、主机系统；数据层、物理层、应用层、支撑层；数据支撑模型、物理支撑模型、应用管理模型、决策管理模型和应用支撑模型。
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要对各个不同的纸张进行分类，且设置不同的数字代码以便实现数字化、信息化的管理。一般的，出版社纸张材料的管理体系主要可以分为三个板块，即纸张材料入库管理、移交管理、出库管理。分别管理着材料的入库、调配和出库。
二、出版社纸张材料信息化管理体系的操作流程
出版社纸张材料的信息化管理体系就是实现对库存的纸张进行实时的管理和监控，具体的分为三大板块，即材料入库管理、材料移交管理和材料出库管理，此外还有材料其他管理。具体的操作流程如下
（一）材料入库管理
首先，需要对各种不同的纸张材料进行分类，确认是否需要入库。对于无需入库的另行处理，对于需要入库的则分别进行代码设置，以便于后续操作。具体在纸张材料入库中可以分为预计入库和实际入库，预计入库指的是对已经确定了纸张品种、数量和金额的纸张但是尚未收到发票的进行提前预登记，等待后期审核后再进行直接入库。因为预计入库的纸张材料是已经确定的需要入库的，所以通过提前预登记能够及时的反应纸张采购的业务，而且在材料经过预计入库后会直接录入系统，等待审核后直接入库，这样操作更加方便快捷。实际入库是指对实际的已经收到发票的纸张材料直接入库。对于实际入库的和预计入库纸张材料，出版部门都需要开具入库单，便于后期管理。需要指出的是，财务部门原来开具的预计入库单在纸张材料入库后需要取消，然后重新开具实际入库单，否则实际入库单预计入库单的差额将影响到纸张库存。且上述过程必须保证每天更新，以及一个月进行一次核对检查，防止出现错误。具体的路程图如图1。
（二）材料移交管理
纸张材料移交是根据实际生产需要，纸张材料在印刷厂和库房、以及不同的印刷厂之间进行移交和调配。由于材料的移交只是在各个库存之间进行变化，本身纸张材料的总库存不变，所以只需要出版部门进行操作管理即可，同样需要出版部门开具移交单，且需要在系统进行实时管理、监督。具体操作流程见图2。
（三）材料出库管理
纸张材料出库指的是实际生产过程中，需要将纸张材料从库房调配给印刷厂使用。这同时关系到财务部门和出版部门，具体的包括出库纸张数量、类型和金额都需要开具体的出库单，并且在通过审核过后才可以进行出库。每月月底需要有财务部门编制纸张出库凭证，实时管理纸张材料在财务账上的金额，具体流程如图3所示。
（四）材料其他管理
除了上述管理之外，还包括对纸张材料的借入借出管理、备用启用管理等管理项目，同样需要相应的管理系统进行管理。
总结
随着信息化技术手段在各个领域的广泛应用，其所表现出的快捷性、灵活性越来越被重视。对于出版社来说，探讨信息化的新手段实现高效率、精细化和财务一体化的纸张材料管理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信息化的出版社纸张管理中的参与主体、系统构架和管理流程进行分析，具体的介绍构建信息化出版社纸张材料管理体系的内容。从材料入库管理、材料移交管理和材料出库管理三大板块详细的介绍了信息化纸张材料管理体系的操作流程。为实现高效率、精细化和财务一体化的出版社纸张材料管理提供了理论指导。
参考文献：
[1]张波，于志东，赵红秀，张裕科，王猛，孔娟娟，郑华. 以信息化手段构建财务报告体系的实践[A]. .2012煤炭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集（上）[C].：，2013：8.
[2]李世波，崔诗彬，刘坤，杨智杰. 材料循环利用闭合管理信息化系统的构建[J]. 煤炭经济研究，2013，06：64-67.
[3]聂兆伟，刘菊青，黄振勇，韩清娥. 利用信息化手段形成科研生产“一本计划”管理[J]. 航天工业管理，2010，07：4-11.
[4]黄希，邹涛，何懿. 如何利用信息化提高管理效率[J]. 信息系统工程，2013，11：50-51.
网红经济研究报告范文第4篇
学术界明确提出“低碳经济”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1998年（Ann P. Kinzig and Daniel M. Kammen 1998）。[1] 但国际社会首次以官方文件的形式提出“低碳经济”的是英国的《能源白皮书》。在这个官方文件中，低碳经济首先从经济学原理的角度被定义为“通过尽可能少的自然资源消耗和尽可能轻的环境污染，获得更尽可能多经济产出”。当然，作为国家战略文件，《能源白皮书》更看重的是“低碳经济是英国追求更高生活标准和更好生活质量的手段，也是英国在经济全球化中保持竞争优势，为其发展、应用和输出先进技术创造机会的途径”，同时为了解决英国居高不下的失业率，英国政府希望“通过发展低碳经济为英国创造新的商机和更多的就业机会”。按照《能源白皮书》的设想，到2050年英国将在1990年的基础上，将温室气体排放量降低60%，“从根本上把英国变成一个低碳经济的国家”。[2]
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特恩和他的团队在低碳经济的研究上做出了世人公认的贡献，著名的《斯特恩报告》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了气候变化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他们认为，气候变化为经济学的发展提出了重大的挑战，因为气候变化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面临的范围最广，规模最大的市场失灵现象。该报告给出的忠告是：如果人类社会不尽快采取行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整个世界的GDP将遭受5%-10%的损失，其中穷国的损失会更大（Stern，2007）。[3]斯特恩团队给出的研究报告还描绘了整个世界碳排放问题的路线图。按照这个路线图，要使大气的温室气体浓度在50年后不超过550ppm，所有的国家，无论发达还是不发达，必须一起做出努力，令全球的温室气体排放在2023年之内达到拐点，从这个拐点之后全球的碳排放应该以每年1%-3%的速率下降。只有如此，全球的碳排放规模才能在2050年之内实现比现在的水平降低约25%的目标。斯特恩报告给出的政策含义就是，各国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尽早向低碳经济转型。
经济学作为一门人文科学，为什么会关注碳排放问题呢？在这个问题上，诺德豪斯教授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认为“任何国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政策都必须借助经济系统才能发挥作用，而气候的变化也会反过来对经济系统发挥反作用，例如，极端天气会影响粮食的产量”。诺德豪斯1982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的文章虽然不长，但却被西方经济学界认为是开创了“气候变化经济学”的权威著作。在他的论文中，温室气体排放的特征、世界范围内减排的国际合作、减排中政府的角色等问题都有所论述。诺德豪斯的重要贡献是将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整合在了一个模型中，即人类的经济活动产生碳排放，碳排放使得生态系统发生变化，生态系统的变化再反过来影响人类的经济活动。目前学术界广为推崇的研究气候变化的主要工具，即“气候变化综合评估模型”（IAM）就是在他在1982年《美国经济评论》上的论文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考虑到低碳经济模式存在的前提并不是让人类社会倒退，事实上没有哪个国家会牺牲现有的福利换取碳排放的降低。那么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二氧化碳排放能否不断降低就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在这里，具有重大影响的是“脱钩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只要政策有效，一国经济完全可以实现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下降并存”（Sturluson，2002）。[4] 坚持脱钩理论的学者试图建立起一系列有效的脱钩指标，借助这些指标检验一国气候变化政策的有效性，并努力发现可能造成“脱钩的因素，用以指导一国政府制定脱钩政策的依据”。考虑到动力、压力等因素，Tapio（2005）[5] 设计了一套指标体系用于反映经济增长与环境压力的关系，他认为当一国的碳排放增长率与GDP增长率呈现出不平行的现象时，该国便发生了脱钩现象。本世纪初，OECD国家通过研究经济增长和环境压力之间的关系，力求发现究竟哪些国家可以做到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下降同时并存。他们的研究发现，“环境与经济脱钩的现象普遍存在于工业发达国家之中，并保持着进一步脱钩的可能”。所以联合国经合组织得出结论：“在经济发达的国家，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已经实现了双赢，以往彼此间的冲突己经得到有效的控制，而且在这些国家脱钩的积极效应还在扩大。他们的研究作出的展望是，随着经济的发展，OECD国家以往存在的环境与经济的冲突，完全可以得到有效地解决”（OECD，2002）。[6]
碳排放具有典型的外部溢出效应。按照科斯的理论，只要产权的界定是清晰的，通过碳排放权的交易人类社会是可以消除碳排放过程中出现的负面外部溢出效应的。目前国际上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项目就是想通过《京都议定书》中明晰的排放权（即产权），在国与国之间进行的碳排放交易。在《京都议定书》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各国的初始排放权的分配是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原因很简单，一国排放权的大小直接影响着其国民福利水平的变化。特别是对资本存量尚不充足，人文发展水平不高的国家，碳排放权的减少就意味着发展速度的降低。因此，碳排放权分配的研究，特别是如何界定初始排放权的基数才能做到既有公平性，也有可操作性的研究吸引了大量的学者。根据文献的梳理，我们发现这一研究领域的学者对“公平分配排放权”的主张可分为三大类，分别是：“继承祖父制”，“历史责任制”，和“天赋人权制”。第一种观点主张维持目前排放规模的现状，排放多的国家继续享有较多的排放权，原因是他们的经济总量大，需要更大规模的能源消耗。显然，这种观点会受到发展中国家的反对。因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通常小于发达国家，如果按照这种既得利益的原则，发展中国家丧失的就是发展的机会，显然是不公平的。事实上，由于各国经济存在着差异，即便是在发达国家之间，对“继承祖父制”的主张也存在着重大争议。按照“历史责任制”的主张，以往过多的碳排放是由发达国家造成的，发达国家应该为此承担历史责任，从而应该得到较少的排放权，并且应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和资金上的支持，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天赋人权制”说的是排放权应该按人口分配，其理论依据就是“人人享有同等环境与发展的权利”。上述三种观点可谓针锋相对。在激烈的争论中，有的学者提出了基于以上三原则的折中方案，“即碳排放权的分配原则既要考虑到人口规模的因素，也要顾及到现有排放规模和已有的经济总量”（Smith，Swisher，1993）。[7]
如果说减少碳排放的目的只是顾忌资源的稀缺性（主要是能源的短缺），那么问题还算简单。重要的是，当人们还在为能源的短缺困扰时，同样是基于碳排放引发的污染问题也出现了，即二氧化碳在大气层中的累积所形成的温室效应，能够导致气候发生变化，进而给人类的生存带来更大的灾难。或许正是因为碳排放问题与环境保护高度相关，因此在研究低碳经济问题时，国外的研究文献经常会提及环境库兹涅兹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20世纪50年代在收入分配研究领域出现了轰动整个经济学界的一个假说，即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1955年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兹（Simon Kuznets）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研究效率与公平之间关系的时候提出了一个假说，在他的《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论文中，他提出了一个让后来的学者争论不休的话题，即“即收入不均现象会随着经济增长先升后降，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Kuznets，1955）。[8]后来的环境经济学家利用这一假说，直接演绎出了环境库兹涅兹曲线，即环境的污染程度与一国经济发展的水平成反比。当一个国家处在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时，例如早期的农业社会，由于能源消耗，特别是化石能源的消耗规模不大，故环境污染的程度较轻，但是随着工业化的加速，大量的化石能源被使用，重化工行业的发展，自然环境的净化能力逐渐下降，环境恶化程度会伴随着工业的发展不断加剧。“但是，一国工业化程度达到一定水平后，会出现一个拐点。在这个拐点上随着人均收入的进一步增加，环境污染的程度会逐渐下降，并最终得到有效治理”。（Panayoton，1993）。[9]对这个倒U型曲线假说，一些学者给出的解释是，“收入的增加导致了人们对环境要求的提高，同时收入的增加也会导致产业和消费结构的变化，即重化工产业的比重会明显下降，这些均会引起污染的降低和碳排放的减少”（Selden，1994）[10]。
库兹涅兹曲线理论假说提出后，吸引了很多学者进行实证研究，但结论却是多样化的，有的研究支持了这一假说，也有大量的文献对这一假说提出了挑战。Huang（2008）[11]分析了21个发达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与人均收入的关系，发现只有7个国家符合库兹涅兹假说。从国际分工的角度出发，有学者认为，即便存在污染与收入间的库兹涅兹关系，那在很大程度也是国际贸易导致的污染产业分配效应。发达国家环境的改善是以低等收入国家环境的恶化为代价的。一旦国际间产业转移完毕，即便发展中国家在收入提高后，也无法像发达国家那样从其他国家进口污染密集型产品。因此库兹涅茨曲线 实际上是一个政治经济学过程（ Deacon， 2005） [12]。
鉴于低碳经济的提出源自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因此我国学术界对我国是否应该发展和倡导低碳经济有过激烈的争论。例如，有的学者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出发，认为低碳经济只是西方国家的一种恶意炒作，炒作的目的在于挽救他们逐渐失去的竞争优势。他们给出的证据是：发达国家希望从“碳关税”和“碳减排”入手，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设立“绿色贸易壁垒”。有的学者甚至指出，西方国家推崇低碳经济的目的在于“借助气候问题扼杀发展中国家生存空间，继续通过国际贸易盘剥发展中国家，持续地维持两极世界的格局”（勾红洋2010）。[13] “发达国家在出口技术和设备的同时，一定会制定一套全球最为严格的低碳标准，要想达标，你必须购买它们的技术和设备。今后碳排放标准极有可能成为新的绿色贸易壁垒。发达国家竭力推动节能减排，背后隐藏的“小算盘”不容忽视。哥本哈根谈论环境问题，表面是为了保护环境，而背后的实质实际上是在争夺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的主导权”（郎咸平，2010）[14]。
当然，国内更多的学者对我国发展低碳经济还是持肯定态度的。关于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意义和必要性，多数学者主张，低碳经济是21世纪人类社会最本质的变革，将比以往的工业革命意义更为重大（冯之浚）[15]。还有的学者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论证了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认为应该将低碳战略上升为基本国策，把实现低碳发展作为实现我国和平发展的一次重要契机（付允、马永欢，2008）。[16] 从长远的角度看，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符合我国当前和长远利益（孟德凯，2007）。[17]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发展低碳经济是实现我国和平崛起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宋德勇，2009）。[18]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发展低碳经济有着自己的优势，例如减排空间大，减排成本低等（金乐琴，2009）。[19]
对于什么是低碳经济的内涵，国内不同学科的学者有着各自的解释，即便同在经济学界，人们的理解也不尽相同。但多数学者还是认同低碳经济是一种发展模式，是一场涉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革命。即“低碳经济指的是通过建立低能耗、低排放的经济模式，达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低碳经济的实质就是提高能源效率和能源技术创新”（张坤民，2008）。[20] 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强调了从动态的角度界定低碳经济。他们指出，低碳经济与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密不可分。“在农业社会，煤炭和石油等化石能源消费的规模很小，尽管社会总产出的规模不大，但可以忽略不计的碳排放使得碳生产率很高，即能源强度极低，可这不是人们理想的低碳经济状态。传统的工业化阶段，大规模能源的消耗，碳排放强度急剧升高，当然更不是人类社会追求的低碳经济模式。只有到了以知识密集型为特征的后工业化阶段，整个产业结构中服务业的比重超过第二产业（工业），人文发展水平、碳生产率都非常高，才进入低碳经济的形态”（潘家华、郑艳，2008）。[21]
考虑到低碳经济追求的是通过提高资源效率，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消耗获得尽可能多的经济产出，我国有的学者将低碳经济归纳为“以更多的经济产出为目标函数，以最小的二氧化碳排放为约束条件的一种新型经济形态”（程恩富，王朝科，2010）[22]，并且将这一经济形态与传统的“以更多的经济产出为目标函数，以私人成本最小化为约束条件”的高碳经济形态相对立。在究竟什么是低碳经济的问题上，何建坤（2009）[23]给出了自己的观点：“低碳经济是继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信息革命之后发展模式的又一次巨大变革，它要求用尽量少的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来保证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讲，低碳经济的本质要求是提高碳的生产力，每单位二氧化碳的排放要产生更多的GDP。当然，分母究竟是否用GDP还可以继续讨论，但用尽可能少的能源提供尽可能多的产品和服务这一思路是符合经济学基本教义的。因此，从资源稀缺的角度看，与其说低碳经济追求的是碳排放的减少，还不如说它追求的是资源的节约。
我国的学者也从资源短缺的角度介入了低碳经济的研究，有的研究文献甚至得出了比斯特恩报告更为令人担忧的结论。例如有学者称，如果我国不采取严厉的温室气体减排措施，到2050年我国能源需求总量将达到67亿吨标准煤，温室气体排放将达到122亿吨，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带来的经济损失会相当于GDP的7%-20%，如果不能改变现有的高碳经济模式，最终将导致GDP总量积累为零，甚至整个经济体出现崩溃（陈剑锋，2010）[24]。当然，这种危言耸听的结论并没有得到主流学派的认同。
国内学术界大量的学者参与了“碳排放权分配机制”问题的研究，针对发达国家的立场，我国的学者更看重碳排放权与人的生存权之间的关系。在他们给出的解决方案中均加进了人口数量的参数。例如，有的学者提出了“碳排放权不能只按GDP界定，应该根据人口指标决定一国的碳排放数量”，“至少也应该按人口和GDP综合指标来分配碳排放权”，有的学者提出，“从公平与效率综合考虑，碳排放权的分配首先应该顾及的是人人都应有的体面的生存权，其次才是在保证体面生存的前提下追求碳排放效率。因此，世界范围内的排放权分配应该采用人均碳排放量和GDP碳排放强度（单位GDP碳排放量）的加权平均”。在这里，主张加权平均的学者首先看重的是“以人均碳排放量为基准”，然后在此基础上兼顾GDP碳排放强度。（陈文颖、吴宗鑫，1998）。[25] 有的学者基于人际公平的角度，通过对发达国家人均碳排放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回顾，首先计算了这些发达国家人均累积碳排放在世界温室气体排放史上的“贡献”，然后按照既定的发展轨迹预测了这些国家在未来排放总量中可能占有的比重。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温室气体减排责任的分担必须遵循一个基本原则，这就是碳排放机制的设定必须综合考虑“各国的历史责任、现阶段的经济规模和未来的发展需求”。也就是说，历史责任要求发达国家率先减排，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的事实要求发达国家深度减排，未来的发展需求要求发达国家协助发展中国家减排。因为发展中国家仍然处于工业化进程之中，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速，碳排放量的绝对增加是不可避免的，所以，给予发展中国家一定规模的碳排放符合其生存与发展的需求。为了在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提速中尽可能少的排放温室气体，发达国家有义务，也有必要协助发展中国家通过技术进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潘家华，2009）。[26]
国内学术界在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动力机制方面也做了较多的研究。走低碳经济之路的最终动力究竟是来自外部，还是内部？这是一个目前尚未充分讨论的问题。碳排放的外部溢出效应使人们更多地强调外部压力对碳排放实体的作用，而忽视了对排放者本身的研究。蔡等人的研究对此给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即国际社会对我国碳排放的关注，并由此产生的压力是有目共睹的。然而，如果驱动中国低碳战略的动力主要是来自国外的压力，地方政府的节能压力主要来自中央政府，那么中国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就会遇到巨大的困难。换句话说，如果中国经济发展自身没有内在的要求，节能减排就会遇到严重的激励问题（蔡、都阳、王美艳 2008）[27]。在这里，我们进一步引申他们的结论，即如果企业的节能减排的压力主要来政府，那么同样也会遇到严重的激励问题。来自国家环境保护部的一份研究报告利用“重点企业的监控资料”，构建了企业节能减排的五种驱动力量模型，分析了现阶段影响企业节能减排意愿的相关因素。该报告得出的结论是，现阶段我国企业更多的还是依靠外部的强制力进行节能减排，而并非来自企业的内在要求（但智钢等，2010）。[28]
二、低碳经济在发达经济体中的实践与发展
众所周知，首先提出气候问题会威胁人类生存，进而倡导低碳经济的国家来自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欧洲。虽然在那里最初倡导低碳经济的力量来自民间组织，但在选票的压力下民间的诉求逐渐演变为政府的行为。当然，作为民间组织，它们提出低碳经济的概念主要是出于减缓气候变暖的考虑，而作为政府行为，它们除了迎合选民的意愿外，最初还是更多地是希望借助低碳经济的理念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开发可再生能源保护它们的能源安全。当然，政府在低碳经济上的行动客观上是有利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
无论是民间的倡导，还是政府的推动，低碳经济的兴起之所以始于欧洲，而不是其它地区，绝不是偶然的。欧洲是地球上地势最低的洲，它在海拔200米以下的平原占其总面积的60%，整个欧洲的平均高度也只有海拔340米。欧洲的气候温和，绝大部分为海洋性气候，因此，和其他洲相比，它对气候的变化更为敏感。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估计：“气候变化会扩大欧洲在自然资源上的地区差异，增大欧洲大陆出现洪水的风险，至于欧洲海岸带洪水的发生机率会变得更加显著。气候变化会加重欧洲地区的海水侵蚀，整个山区将面临着冰川退缩的威胁，大范围的物种消失（在高排放的情景下，某些地区的物种将减少60%）；在欧洲南部，气候变化会使生态环境脆弱的地区条件更加恶劣，淡水会减少，水力发电的潜力降低，农作物的产量会普遍降低；同时，气候的变化也会加大人们健康的风险”（IPPC，2007）。[29]
欧盟2007年通过了欧盟战略能源技术计划，该计划的主要内容是大幅削减温室气体排放量。2008年12月，欧洲议会又通过了欧盟能源气候一揽子计划。这个计划包括：欧盟成员国配套措施的决定、碳捕捉和储存的法律框架、欧盟碳排放交易机制修正案等内容。这个一揽子计划最具实质性的内容就是，“到2020年欧盟要在总体上将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降低20%”。换句话说，也就是在能源消耗上将煤、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的消费量减少20%。根据欧盟委员会2010年给出的低碳路线图显示，40年后欧盟要实现减排25%，温室气体的排放要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80%。为发展低碳经济，今后的40年，欧盟平均每年需要增加2700亿欧元的投资，这相当于其成员国GDP的1.5%。
欧盟成为低碳经济的倡导者和先行者除了其特有的地理特征外，还与它的能源禀赋密切相关。西欧各国的能源分布很不平衡。德国与英国的煤炭资源较为丰富，而法国和意大利则相对贫乏。至于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整个西欧的储量都严重不足。《BP世界能源统计》显示，到2009年欧盟探明的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的储量分别为8亿吨、2.42万亿立方米和295.7亿吨。它们分别占全球已探明储量的0.5%、1.3%和3.6%。按照2009年的化石能源产量计算，欧盟的石油开采的剩余期还不到9年，天然气开采的形势也不乐观，剩余的时间也只有14年，煤炭曾经是欧洲的主要矿产资源，但经过300多年的开采，所剩储量已经不多（BP，2010）。[30] 在以煤为主要能源的时代，西欧的能源尚能自给，但上个世纪50年代后，石油取代煤炭成为主要能源后，西欧就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进口地区。来自北非和中东的廉价石油曾经是该地区经济高速增长重要原因之一，但随着上个世纪70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机的到来，西欧的能源安全问题就变得越来越突出，特别是第二次石油危机，给西欧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冲击。[31]2007年欧盟的能源对外依存度已经达到50%。如果按照目前的能源强度，到2030年欧洲能源对外依存度将达到65%，其中石油的对外依存度将高达93%[32]。
随着能源安全的问题日趋严峻，大多数欧洲国家开始考虑可再生能源的利用问题。显然，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使用不仅能够缓解其能源安全的难题，而且与其应对气候问题的目标是重合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报告指出：“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在于减少化石燃料的燃烧。欧盟的能源结构中80%来自化石能源，而欧盟温室气体排放中又有80%来自能源的使用”（欧盟气候委员会，2009）。[33]因此，对欧盟来说，发展低碳经济可以在降低其能源的对外依存度的同时，进一步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的远期目标。
欧盟发展低碳经济方面，英国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英国政府颁布《气候变化法案》是世界上第一个以温室气体减排为目标的法律文本。其实，英国发展低碳经济的举措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撒切尔夫人对能源行业实施调整时就开始了。鉴于北海油田的发现和煤炭企业的效率低下，1988年撒切尔夫人决定关闭大量煤矿。从那以后，英国的煤炭产量从8400万吨减少到目前的1700万吨。撒切尔夫人还对大型国有能源垄断企业进行了私有化改造，提高了这些企业的能源利用效率，对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的贡献率为40%。[34]
英国是一个风力资源丰富的国家，它的第一个海上风力发电站在本世纪的第一年结束时得到政府批准建设，短短不到9年的时间，英国已成为世界海上风力发电站最多、总装机容量最大的国家，风力的利用使英国的能源结构得到明显改观。据统计，来自陆地和海上的风力发电站所提供的电量足够满足英国150万个家庭使用（2010年英国的人口总数为6200万）。其中，海上风力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20%。目前还有5所在建发电站，到2009年末英国的海上装机容量已经增加到了80亿瓦。据英国风能协会的一份报告显示：“到2015年英国计划再增加250亿瓦的海上风能发电设备，到2020年，英国风力发电总量预计将达330亿瓦。如果英国的计划得以实现，那么它在2015年后建成的海上风力发电能力就是全球市场的一半。为了到2020年实现欧盟所定下的再生能源目标，英国政府计划将陆上风电场的发电量增加到目前的六倍”。
为了实现能源白皮书的目标，2006年英国更新了《气候变化规划》，制定了详细的减排措施，其中包括：与世界银行合作进行可再生能源的投资；与汽车制造商合作提高燃油效率；建立一个2000万英镑的基金，通过清洁能源投资框架（Clean energy investment framework）支持有关能效提高、可再生能源和适应气候变化的项目；采用提供信息和气候变化税的手段促进工业提高能源效率；为低收入家庭提供能源效率措施的“暖风宜居”计划；对25万个家庭安装隔热层提供补贴等12项措施。2007年英国了修订的《能源白皮书》。新的白皮书将采取以下4项措施确保降低温室气体排放：扩大能源效率承诺计划，制定2008年至2011年的减排目标；对大型商业机构制定强制性的减排目标；加强能源监测，促进企业和个人的节能信息传播，以及能源法案必须包括与上一年的分季度能源对照表。
2008年，英国政府通过了《气候变化法案2008》，该计划要求英国到2020年降低34%的温室气体排放，而保证这一目标实现的具体途径是：首先是创造120万个绿色就业岗位；其次是实现超过150万个家庭可以自我利用可再生能源；再次是实现40%的电力来自可再生能源，汽油进口量减少50%；最后是对700万户家庭进行节能改造和减少汽车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截止到2009年，英国已经降低了21%的温室气体排放。目前，英国已经形成了以政府推动为主导，以市场激励为基础，以微观部门为主体的互动减排体系。已有的事实表明，英国在低碳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制度创新的执行等方面走在了世界的前列。正如布莱尔在《能源白皮书》中表述的那样，对英国政府来说，低碳经济包含着深远的战略意义。“低碳经济是英国追求更高生活标准和更好生活质量的手段，也是英国在经济全球化中保持竞争优势，为其发展、应用和输出先进技术创造机会的途径”。此外，低碳经济也是英国政府摆脱经济衰退的一剂良药。为扭转居高不下的失业局面，英国政府希望“通过发展低碳经为英国创造新的商机和更多的就业机会”。目前低碳产业已经成了英国经济新的增长点。如果说欧盟是低碳经济的领导者，那么英国在欧盟发展低碳经济中就是“领头羊”（何毅亭等，2010）。[35]
以技术创新引领低碳经济是德国的基本特征。二战结束后，德国的国力被极大地削弱。但仅仅过了2年该国的工业就凭着雄厚的底蕴在马歇尔经济计划的支持下重新崛起。到上个世纪60年代，距战后不到20年，德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但工业化成功的同时，德国的国民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该国空气、水土和森林资源受到了严重的污染，莱茵河一度成为鱼类的坟墓，大型工业区里呼吸道疾病蔓延。随着工业化对环境的破坏愈来愈严重，人们开始走上街头，要求政府给予环境有效的保护（绿党时代）。德国政府顺应民众的要求，制定了严格的排放标准，最终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德国是绿色运动的发源地。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德国各党派就在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问题上达成一致。1984年德国议会了《地球大气层保护》的报告，呼吁进行实质性减排。[36]为了应对气候的变化，2000年德国制定了《国家气候保护计划》，并于2002年批准了《京都议定书》。按照《京都议定书》中的规定，德国必须在2008-2012年间大幅度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即在1990年的水平上减少21%的排放。这远远超出了英国的努力（英国政府这一期间的承诺是降低8%）。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是德国能源政策的基本内容。为发展可再生能源，德国制定了《可再生能源法案》（Renewable Energy Sources Act， EEG）。法案的目标是到“2020年将可再生能源的比重提高到20%以上”。德国还制定了《可再生能源发电并网法》、《热电联产法》和《可再生能源供暖法》。这些法案对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和发展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徐汉国、杨国安，2010）[37]
截止到2010年12月德国太阳能发电累计装机容量达到2860万千瓦，2010年德国太阳能发电峰值占电力消费平均比重达15%左右，在太阳能装机密集地区比重则达到30%左右。德国政府设定的2020年太阳能发电装机目标为5200万千瓦至7000万千瓦，到那时太阳能发电峰值占电力消费比重将接近50%。
为了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德国目前正尝试着与企业签订协议，将企业是否得到税收优惠与企业是否实现现代化能源管理捆绑在一起。特别是考虑到中小企业能源效率提高的困难性，德国政府与复兴信贷银行建立了节能专项基金。该基金的使命是为中小企业采取节能改造提供资金。通过《热电联产法》的实施，政府对热电联产产生的电能给予财政补贴。例如，2005年以前更新的热电联产设备产生的电能每千瓦/小时可获得1.65欧分的政府补贴。德国政府计划每年提供2亿欧元用于地方基础设施改造，以挖掘公共设施的节能潜力；每年提供7亿欧元用于现有民用建筑的节能改造（邢继俊等，2010）。[38]
德国工业技术领先世界是举世公认的。通过技术创新降低碳排放是德国在低碳经济领域领先他国的基本特征。例如，德国的汽车工业以技术精湛、质量可靠、舒适豪华著称。让汽车摆脱，至少是减轻对石油的依赖，一直是德国政府追逐的目标。目前德国正依靠在可再生能源开发中的技术优势，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奔驰在不牺牲环境的前提下，拥有豪华、舒适和安全的品牌属性；通过零排放之路，奥迪E1全新的电动汽车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目前在所有的汽车中，德国新开发的E级Coupe轿车的风阻系数只有0.24，这在全球汽车工业中处于绝对领先地位。在未来5到7年，德国制造的柴油发动机可以降低30%的油耗，而汽油发动机可以降低25%。
法国缺乏石油、天然气和煤炭，但铀矿资源丰富。法国在核电技术上拥有优势，除了在诺曼底正在建设的一座核电站外，法国现在已经拥有核电站58座。法国的能源生产与消费以核电为主，因此，它的一次能源碳排放较低，该国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比欧盟的平均水平低21%。法国统计及经济研究所（INSEE）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由于法国大力发展核电，并使核电在国家能源中的比重较高，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法国的温室气体排放较低。法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GDP占全球的3%，碳排放量占全球的1.3%。在法国人看来，尽管他们人均碳排放量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但是却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法国电力产能的90%依赖于低碳技术，其中，75-78%来自核电，11-13%来自水电。
尽管法国在欧盟中的温室气体排放是较低的，但这并没有影响它在推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中的积极态度。1989年，正是在它与荷兰和西班牙的倡导下，才第一次在海牙召开了有80个国家参加的关于全球气候变化的国际会议。[39]2000年1月，法国政府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计划：2000-2020》包括2项主要措施：按照严格标准对能源排放征税；通过发展可再生能源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建立供暖和隔热层建筑规范减少能源消耗。2002年，法国批准了《京都议定书》，按照京都议定书的要求，法国要在2008-2012年间将温室气体排放的水平降低到1990年的水平。为了超额完成目标，法国政府制定了《气候计划2004》。该计划承诺投入9000万欧元以期每年减少7200吨二氧化碳的排放。9000万欧元的支出主要用于降低交通运输部门温室气体排放，增加生物燃料的使用，鼓励购买更加节能的电器和房屋，鼓励空调可持续的使用，增加用于交通和建筑部门节能项目的研究经费。
目前法国政府已经承诺的发展低碳经济的目标主要有以下6个：2008-2012年， 把温室气体排放水平降低到1990年的水平；2008-2016年至少节省能源9%；到2015年降低能源强度5%；到2020年降低能源消费20%；到2020年，交通运输部门降低温室气体排放20%；到2020年可再生能源的比例达到23%。2007年，法国政府重新定义了它的环境政策，提出在未来的4年内投资10亿欧元用于清洁能源的研发，并征收生态税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按照欧盟2008年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一揽子方案，意大利需要在2020年内将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13%，使用可再生能源的比例要从2005年的5.2%增加到17%。这对意大利来说是非常艰巨的任务。意大利80%以上的能源需要进口，在欧盟重量级的经济体中，该国能源的对外依存度是最高的。意大利本国只产出少量的石油和天然气，绝大多数依靠从俄罗斯、北非等国家进口。2009年，该国进口石油总额为241.28亿欧元，进口天然气为172.32亿欧元，合计占其进口总额的14%。各类能源的进口量为1.49亿吨油当量，其中固体能源94%依赖进口，天然气的88.6%、石油的93.1%依赖进口。
在欧洲之外，日本也是低碳经济积极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日本是个能源极度贫乏的国家，95%的能源供应依赖进口。上个世纪60年代，日本因环境污染导致的公害在发达国家中是最为突出的。公害问题引起的民怨导致政府颁布了很多法规，加上上个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使得对石油高度依赖的日本企业有了迫切节约能源和经济转型的动力。上个世纪90年代，日本经历了严重的金融危机，银行接连倒闭。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日本政府提出了“循环经济”、“环境立国”和低碳经济的国策。1995年日本出台了《科学技术基本法》，其主要意图在于以金融危机为契机，通过技术进步和低碳发展，占领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制高点。2008年5月日本环境省向国会提交的一份《面向2050日本低碳社会情境》研究计划。该计划设定了日本在发展低碳经济和温室气体排放领域中的长期目标。按照这一目标日本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50年要比2008年降低60%到80%。随着低碳经济战略的实施，从上世纪70年代到本世纪初，在短短的30年期间，日本的单位GDP能源强度下降了37%。自1973年以来，日本的工业产量增长了3倍，但生产部门的能源消耗却实现了零增长。
过去长期对低碳经济理念持排斥态度的美国也开始发生转变。作为世界上碳排放量最多的国家，美国此前一直认为实行低碳经济模式会阻碍美国经济的发展，因为美国的碳排放总量不仅是世界之最，而且它的人均排放量也远超出世界平均水平。美国政客们在碳排放问题上的敏感程度超出了大多数国家的预料，早在《京都议定书》谈判之前，美国参议院就提前采取行动，以95票对零票通过了“伯德・哈格尔决议”，这项决议的意图在于阻止美国政府在任何情况下，接受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区别对待的减少碳排放条约。即便是在大多数发达国家已经意识到“区别对待”的原则是必须的情况下，美国国会还是坚持认为“区别对待”的碳减排一定会对美国经济产生严重的危害。在参议院之后，美国政府也给出了反对“区别对待”的理由，他们认为如果按照《京都议定书》的减排路线图，美国将损失掉490万个就业岗位，由此带给美国经济的直接损失是4000亿美元。基于这个判断，小布什政府单方面退出了《京都议定书》。然而在奥巴马政府上台之后，为应对世界性的经济危机，2009年美国政府提出的《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再次将低碳经济政策取向放在了明显的位置。为提供绿色的就业岗位，为确保美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为出口低碳技术和应对气候变化，美国政府决定投资7870亿美元用于支持美国经济在上述四个方面有所作为。《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的出台可以看做是美国改变了最初恐惧低碳经济的态度，开始转向追求低碳经济的标志。
三、国外低碳经济发展对中国的战略启示
在人类的发展史上，特别是工业革命以后的数百年，人们一直认为自然资源的供给是无穷的。因此，通过资源的超长投入来获得更高的产出，获得更高的生活水平和积累更多的财富是大多数国家经济发展的基本路径。人们将在这种观念指导下的经济模式称之为“高碳经济模式”。
在高碳经济模式下，一国经济要发展的主要问题是尽可能地获取资源。例如，早期的列强通常都是一些工业技术发达，但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正是为了攫取更多的资源以支持它们的“高碳经济模式”，老牌的列强到处发动战争，抢占殖民地。二战以后，早期的殖民体系土崩瓦解，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纷纷宣布独立。这就使得依靠传统高碳发展模式的国家，例如英国、法国等遇到了巨大的挑战。然而，这并没有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高碳生产模式造成根本性冲击。战后形成的资本主义体系超越了以往的殖民主义格局，建立在高度发达技术基础上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不再主要依靠炮舰来攫取维持高碳发展模式的资源，而是通过一个更具全球性的，由国家构成的世界市场体系，即通过国际贸易来获得他们需要的资源。上个世纪40年代后期出现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就是世界市场体系形成的标志性事件。通过不断扩大的国际贸易规模，发达国家依仗科学技术的比较优势，长时期在国际分工中占有高端地位，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廉价石油、煤炭、矿石及其他战略资源继续维持着发达国家的“高碳经济模式”。导致发达国家反思“高碳经济模式”，并采取行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直接原因是不断发生的能源危机。从1973年到目前，石油价格从每桶3.011美元升至100美元以上，不断高企的能源价格严重地打击了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速。今天，我们应认真反思一下发达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经验教训，这对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是有益的。
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本世纪最初的10年，我们抓住了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机遇，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国一些发达的省份在人均GDP上已经与发达国家相差无几。然而，在获得这一成就的同时，我们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首先，我们陷入了资源全面短缺的局面。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加工厂，担负着全球相当一部分人口，特别是发达国家居民的工业品供应。[40] 近年来，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持续攀升，“中国买什么，什么就涨价，卖什么，什么就跌价”，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2005年我国成为全球最大的铜、镍和锌的消耗国，中国的企业买走了世界铁矿石的一半，世界铁矿石的价格翻了一番；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进口国，作为一个产煤大国，中国从2009年开始成为煤炭净进口国，尽管进口量只占世界煤炭贸易的12%，但已经对国际煤炭价格产生了重大影响。摩根大通的一份报告曾设想，如果没有中国和印度，国际煤炭的价格会跌去一半。总之，我们的工业原材料消耗增长相对于世界其他地方的增长要快得多。美国地球政策研究所的一份报告宣称：“如果每个中国人都像美国人那样生活，到2031年中国人将拥有11亿辆汽车，而今天全球只有7.95亿辆汽车，中国公路和停车场的数量将会达到天文数字！如果其能源消耗量赶上美国，那他们的日产油量必须达到9900万桶！而现在全球石油的日产量才只有7900万桶。煤也一样，中国现在煤炭的消耗量已经超过美国，照此速度，2031年中国煤的需求量可能会明显高于现在全球的煤炭供应量！到那时，仅中国一个国家排出的二氧化碳就相当于世界其他国家排出量的总和，如果中国的人均肉类消耗量也像美国人一样，那么全球五分之一的肉产量将被中国人吃掉”。
事实上，自工业革命以来，技术上的路径依赖就将人类社会绑定在了化石能源基础之上。我国目前的工业化模式，基本上是在复制西方发达国家“高碳模式”的老路。但是，作为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如果我们模仿发达国家的老路，用高碳模式发展经济，我们会遇到不可逾越的障碍。更主要的是，本世纪以来中国的高碳发展模式与以往发达国家高碳模式有着一个重要的区别，这就是以往发达国家高碳发展主要用于了本国资本和财富的积累，而我国的高碳模式却未能有效地积累国内的财富。作为世界的一个加工厂，中国优质价廉的产品间接地补贴了发达国家国民的福利。与那些经济总量无足轻重的小国家不同的是，作为一个庞大的经济体，我国的生产方式会对整个世界经济的运行产生较大的影响。例如，当我们以大规模消耗的方式推动经济的运行时，世界大宗商品的市场一定会出现较为明显的波动。发达国家的国民已经拥有了雄厚的物质财富，国家的资本存量也已经足够大，而我们的国民远没有享受到同等的资源，我们的国家还面临着艰巨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欧美国家用了200年左右的时间完成了其工业化进程，而中国在不到50年的时间就走到了工业化的中期。为此，我们付出了沉重的资源代价。实践表明，继续维持大规模消耗的生产方式已经失去了可持续性，我国必须审时度势寻求新的增长方式，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民富国强之路，即低碳之路。低碳之路既可以帮助我国突破增长的极限，也有助于优化人类的生存环境，从而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
在我国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决策层，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实施低碳经济战略已经成为主流的观点。但是，在我国究竟如何发展低碳经济，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产业政策？这是我们必须认真讨论的问题。
发达国家的经验对我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简单地照搬他国的经验肯定会犯教条主义的错误。一国发展低碳经济离不开其具体的国情，同样是走低碳之路，但国与国之间所处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国与国之间资源禀赋的差异都会导致特定国家的低碳战略具有自身的特色。因此，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当我们努力寻找适合本国国情的低碳发展模式时，一定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尽管低碳经济作为一种生产方式有着超越国界的共同特征，但这种共同的特征只有借助具体的实践才能得以实现。那么我国的低碳之路究竟有哪些特点呢？依据这些特点，我们又应该走什么样的低碳之路呢？
低碳经济的国别特征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即一国特定的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例如，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能源结构中煤炭占有的比重要高得多。根据常识我们知道，煤炭燃烧所释放的二氧化碳要比石油和天然气高得多。据测算，一吨煤炭燃烧会释放4吨二氧化碳，较石油和天然气多出35%和75%。1978年我国能源消费中煤炭占据了70.3%，30多年后，2012年这一比例不仅没有降低，反而提高了3.2个百分点。长期以来煤炭始终是我国的主体能源，而且今后的很长时期内也不会发生实质性改变。
此外，一国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所具有的碳排放特征也就不同。例如发达国家在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后，资本存量已经满足了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基本需求，产业结构逐步转向轻型化，因此碳排放的绝对量就会持续下降。毫无疑问，随着碳排放量的绝对下将，发达国家的生态环境会不断得到改善，其国民的生存条件也会不断优化。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通常的做法是将高排放的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然后再通过国际贸易一方面继续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必须的高能耗产品，用于其本国居民的消费，另一方面通过国际贸易将自己的低碳技术向发展中国家出口，这是发达国家的低碳经战略。发达国家低碳经济战略的基本特征是追求“碳排放数量”的持续降低。而我国的情况正好相反，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任务还未完成，高能耗的重化工产业还是我国必须拥有的产业。所以对我国来说，如果也是一味追求“碳排放数量”的降低，就会陷入发展的误区。因为碳排放数量的多少与一国特定发展阶段的产业结构直接相关。
在这里我们给出两个基本概念，即“碳排放质量”和“碳排放数量”。在发展低碳经济的过程中，如何协调“碳排放质量”和“碳排放数量”之间的关系是问题的关键。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特别是像我国这样的巨大经济体，低碳经济战略的基本特征应该是追求“碳排放的质量”的提高，而不是“碳排放数量”的降低。在碳排放问题上，究竟是关注它的“数量”还是“质量”是个原则性问题。一些发达国家在这个原则问题前就犯了常识性的错误，它们希望发展中国家和它们一道也追求“碳排放数量”的降低显然是不现实的，遭到发展中国家的抵制当然也在情理之中。就我国的国情来看，无论是从发展阶段来看，还是站在资源禀赋的角度，我们都与发达国家没有可比性。如果我们不认清这一点，盲目地顺应发达国家的思路，一味地追求“碳排放数量”的减少就会掉入“碳数量陷阱”。
提出关注碳排放的“质量”，而不是它的“数量”在我国发展低碳经济过程中具有深远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例如，如果不顾我国的发展阶段，在产业结构的调整上一味地效仿发达国家的做法，盲目地削减高排放产业就会严重地阻碍我国经济的发展。今后一段时期，我国还将有大量的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镇，由此产生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其规模是可以想象的。大规模的建设一定会对重化工产业提出巨大的需求。与那些经济总量无足轻重的小国不同，我国的经济总量如此之大，很难想象将我们的重化工产业移出国门，由其他国家通过国际贸易向我们提供那些高耗能的产品。一国经济的发展具有阶段性，这个阶段性会强制地体现在一国的在产业结构上。因此不切实际地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并非明智之举。我国的产业门类齐全，又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阶段，产业结构的调整一定要尊重经济发展阶段的客观要求，切不可只为追求碳排放量的减少而不切实际地调整产业结构。所以，在发展低碳经济过程中，我们更应该看重的是“碳排放的质量”，而不是它的数量。
当我们说产业结构的调整必须尊重一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要求时，还有一层更深刻的经济学含义，这就是防止一国经济因产业空心化引发的衰退。在这方面，老牌的资本主义强国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教训。19世纪中期大英帝国之所以能成为日不落的经济强国，与它门类齐全的产业结构是密不可分的。作为“世界工厂”的大英帝国从世界各地攫取资源，再向全世界提供制成品。当时大英帝国之所以能成为世界的金融中心，成为世界经济的引擎，正是得益于它当时的“世界工厂”地位。然而，从上个世纪初，应该开始了产业转移过程，以致到20世纪中期英国在本土的投资远低于海外的规模。最终英国的制造业强国地位被美国和德国取代，随着制造业的萎缩，它的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也让位于日本。与英国所走的弯路一样，欧洲的大部分国家也在上个世纪中期也开始了产业转移过程，大量的产业资本流向发展中国家，由此带来的是制造业的萎缩和应对周期波动能力的下降。欧洲的债务危机表面上看，是由一些偶发因素导致的，但从本质上看还是“产业空心化”的结果。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保持一个完整的产业体系是一国技术进步的物质基础，技术创新、科技进步绝非只依靠现代化的实验室就能够实现。
作为一个大国，对经济全球化的把握是需要战略眼光的。一些小国的确可以通过国家贸易得到自己所需的战略物资，并借助自己的比较优势游弋于大国经济之间，而且这些国家常常会为生活的舒适度高于他国感到自豪。但是，这绝不是大国经济效仿的模式。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我们要把老牌列强英国的教训引以为戒。在这方面发展中大国有必要借鉴一下美国的经验。同为工业强国，美国并没有简单地将“夕阳产业”转移出国外。在美国人看来，没有夕阳的产业，进入夕阳的只能是企业。对一些传统的产业，美国更注重于通过技术进步将其升级换代。在发达的工业化国家里，美国抗击经济周期波动的能力较强与此不无关系。
从“碳足迹”的角度看，地球是一个整体，发达国家将重化工业、劳动密集型产业移出国外，并不代表它们已经不需要这些产业所提供的产品了。例如欧盟为开发可再生能源电力需要大量的太阳能发电与风力发电设备，而这些设备的制造均来自重化工产业，因此它们只能依靠从发展中国家进口。既然这些重化工产业的产品还是人类社会必须的，我们就不能将其看做是“高碳产品”而加以限制。西方发达国家如果还想通过国际贸易得到这些产品和劳务，就应该尽可能帮助发展中国家通过技术进步降低生产这些产品的碳排放，而不是一边享用着这些产品，一边指手画脚埋怨发展中国家排放了了过多的二氧化碳。作为发展中国家，只要我们能够通过技术进步，不断降低生产这些产品的能源消耗，就没有必要顾忌发达国家的压力，不切实际地迎合发达国家的胃口去调整自己的产业结构。保持一个完整的产业结构体系，是我们的立国之本、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战略之举，也是我们技术进步与科技发展的物质基础。
（厉克奥博，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博士；王红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注释：
[1] Ann P. Kinzig and Daniel M. Kammen， "National trajectories of carbon emissions： analysis of proposals to foster the transition to low carbon economies"，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Vol8， No.3， 1998： 183- 208.
[2] DTI（Department of Trade and Industry）， Energy White Paper： Our Energy Future-Create a Low Carbon Economy. London： TSO， 2003.
[3] Stern Nicolars ， Stern Review on 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4] Sturluson J T， Economic Instrument for decoupling Environmental Pressure from Economic Growth[M]. Project Description，August 13，2002.
[5] Tapio P. Towards a theory of decoupling：Degrees of decoupling in the EU and the Case of road traffic in Finland between 1970 and 2001[J].Journal of Transport Policy，2005，（12）：137-151.
[6] OECD.Indicators to Measure Decoupling of Environmental Pressure from Economic Growth[R].Summary Report，OECD 2002.
[7] Smith K.P.，Swisher J.， D.R Ahuja. Who pays（to solve the problem and how much）？ Economic and North-South Politics in the Climate Change Convention .London：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ress，1993.
[8] Kuznets，S. 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55，45 （1） ： 1 - 28.
[9] Panayotou， T. （1993） “Empirical tests and policy analysis of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at different stag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World Employment Program Research Working Paper WEP2-22/WP 238
[10] Selden T M， Song D. Environment quality and development： is there a Kuznets curve for air pollution emissions[J].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1994，27（1）：162-168.
[11] Huang " GHG emission ，GDP growth and the Kyoto Protocol： are visit of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hypothesis”， Energy Policy，2008，36：239一247.
[12] Deacon， Robert T. and Catherine S. Norman， 2004， Is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an Empirical Regularity？
http： econ.ucsb.edu/papers/pwp22-03.pdf
[13] 勾红洋：《低碳阴谋：中国与欧美的生死之战》，山西经济出版社，2010年版。
[14] http：///tzxwang@126/blog/static/37095994201022010225914
[15] 冯之浚等：《低碳经济的若干思考》，《中国软科学》，2009年第12期。
[16] 付允、马永欢：《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8，18，PI4一20。
[17] 孟德凯：《关于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若干思考》，《 综合管理》，2007年第9期，125-126。
[18] 宋德勇：《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工具创新》，《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09，23（3）：85-91。
[19] 金乐琴：《中国如何理智应对低碳经济的潮流》，《经济学家》，2009年第3期，100-101。
[20] 张坤民：《低碳世界中的中国：地位、挑战与战略》，《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8，18（3），1-7。
[21] 潘家华、郑艳：《碳排放与发展权益》，《世界环境》2008年第5期。
[22] 程恩富，王朝科：《低碳经济的政治经济学思考》，《海派经济学》，2010卷第31辑。
[23] 何建坤：发展低碳经济，关键在于低碳技术创新 《绿叶》， 2009年第1期。
[24] 陈剑锋：《低碳经济：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全新变革》，《求是》，2010年，第2期，54-55。
[25] 陈文颖，吴宗鑫：《碳排放权分配与碳排放权交易》，《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8，38（12）：15-18.
[26] 潘家华，郑燕：《基于人际公平的碳排放概念及其理论含义》，《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10期。
[27] 蔡、都阳、王美艳：《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节能减排能在动力》，《经济研究》2008年第6期。
[28] 但智钢、段宁、于秀玲、尹洁、白艳英、宋丹娜 ：《重点企业监控资料》， 《环境科学研究》2010年第2期。
[29]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2007：《气候变化2007：综合报告》，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四次
评估报告第一、第二和第三工作组的报告，Pachauri R.K & Reisinger. 第11页。
[30]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June 2010.
[31] 于开祥、洪文达等主编：《欧洲共同体-体制、政策、趋势》，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24页。
[32]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An energy policy for Europe"， Brussels， 10/1/2007
[33]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Investing in development of low carbon technologies （SET-Plan）"，
Brussele，7/10/2009
[34] 安东尼，吉登斯著，曹荣湘译：《气候变化的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91-92页。
[35] 何毅亭、陶良虎编：《中国低碳经济：面向未来的绿色产业革命》，研究出版社2010年版，第57页。
[36] http//www： Protection of the Earth's atmosphere Low Carbon World/data/country/United Kingdom/232
[37] 徐汉国、杨国安著：《绿色转身-中国低碳发展》，中国电力出版社2010年版，第52-56页。
[38] 邢继俊、黄栋、赵刚编：《低碳经济报告》，电子工业出版社2010年版，第55页。
网红经济研究报告范文第5篇
一、“十一五”期间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基本情况
（一）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快速增长
“十一五”时期，基础设施建设步伐明显加快，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进一步缓解，城镇基础设施累计完成投资22.1万亿元，年均增长21.8%。
2008年四季度以来，我国进一步加大了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力度。在两年新增4万亿元投资计划的支持下，截止到2010年11月底，解决了1.17亿农村人口饮水安全问题，新增农村电网线路115万公里，新建改建农村公路70万公里；京沪、哈大、石武、兰新等一批重大铁路项目进展顺利，建成高速公路1.27万公里，新建、改扩建28个中西部支线机场和西部干线机场；新增污水日处理能力约3200万吨；建成了一大批基层医疗卫生教育文化服务设施；实施了一批产业调整振兴和技术改造项目，国家工程实验室、国家工程中心和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的建设也进展顺利；同时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三年任务两年基本完成。
（二）基础设施进一步改善
随着基础设施建设的快速增长，我国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改善。电力工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天然气产业快速发展，交通运输网络进一步改善，邮电通信业发展迅速。
（三）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行业结构和地区结构有所调整
“十一五”期间，我国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行业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2009年，我国全社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共计64663.5亿元，其中，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完成投资额14434.6亿元，占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总额的22.3%，占比值较2005年下降6.4个百分点；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完成投资额24974.7亿元，占投资总额的38.6%，较2005年上升了3.1个百分点；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完成投资额19874.4亿元，占投资总额的30.7%，较2005年上升了6.9个百分点；教育完成投资额3521.2亿元，占投资总额的5.4%，较2005年下降了3个百分点；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完成投资额1858.6亿元，占投资总额的2.9%，较2005年上升了0.4个百分点。
“十一五”期间，我国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区域结构日趋合理。2009年，东部地区完成基础设施建设投资28330.7亿元，为2005年的2.19倍，占全国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总额的44%，较2005年下降了5个百分点；中部地区完成基础设施建设投资18013.4亿元，为2005年的2.51倍，占全国比重为28%，较2005年上升了1个百分点；西部地区完成基础设施建设投资18319.4亿元，为2005年的2.93倍，占全国比重为28%，较2005年上升了4个百分点。
（四）基础设施建设中技术进步特征显著
“十一五”期间，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技术水平显著提升。第一，中国铁路迎来了高速发展，铁路运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第二，港口基础设施规模明显扩大。第三，航空运输基础保障能力大幅提高。第四，管道运输建设速度不断加快，运输能力进一步提升。
“十一五”期间，我国能源工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转型升级步伐。首先，清洁能源发展取得很大成效。其次，“上大压小”取得显著成效。
二、“十一五”基础设施建设有力推动工业转型升级
（一）为工业快速增长提供能源和运输保障
“十一五”期间我国能源工业积极调结构、转方式，以较少的年均6.5%的能源消耗支撑了10%以上的经济快速发展，能源生产能力稳步提高。通过“上大压小”，我国火电供电标准煤耗5年下降30克，累计节约原煤超过3亿吨；通过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水电、核电、风电发电量5年累计超过3万亿千瓦时，替代原煤15亿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近30亿吨；加快天然气开发利用和成品油质量升级，提高煤炭回采率和油田采收率，降低电网线损率。2010年，我国能源生产总量达到29.9亿吨标准煤，比2005年增长38.3%，年均增长6.7%。在主要能源中，2010年原煤产量32.4亿吨，比2005年增长37.9%，年均增长6.6%；原油产量2.03亿吨，比2005年增长11.9%，年均增长2.3%；天然气产量967.6亿立方米，比2005年增长96.2%，年均增长14.4%；发电量42065亿千瓦小时，比2005年增长68.2%，年均增长11.0%。
“十一五”期间，在大规模投资的带动下，我国交通运输的线路网络快速发展，客货运量旅客周转量大幅增长，对于工业发展的支撑作用明显增强。各种运输方式的总里程，从2005年的558.64万公里增加到2010年的704.27万公里，增长26.1%，年均增长4.7%；全社会主要运输方式完成客运量由2005年的184.70亿人增加到2010年的327.91亿人，增长77.5%，年均增长12.2%；旅客周转量由17466.7亿人公里增加到27779.2亿人公里，增长59.0%，年均增长9.7%；货运量由186.20亿吨增加到320.30亿吨，增长72.0%，年均增长11.5%；货物周转量由80258.1亿吨公里增加到137329.0亿吨公里，增长71.1%，年均增长11.3%。
（二）拉动原材料工业和装备工业需求增长
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高速增长成为钢铁、水泥和有色金属行业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是推动这三个行业在金融危机冲击下迅速企稳回升的重要力量。“十一五”期间，我国钢铁工业生产规模快速增长。2010年，我国生产粗钢6.27亿吨，为2005年的1.7倍，年均增长12.2%；生产成品钢材7.96亿吨，为2005年的2.1倍，年均增长16%。水泥工业方面，2010年，我国生产水泥18.7亿吨，为2005年的1.8倍，年均增长12.4%。有色金属工业方面，大规模电力基础设施建设拉动了对国内铜、铝金属的需求增长。2010年，生产电力电缆2705.4万公里，为2005年的3.3倍，年均增长27.2%；生产铜材1067.1万吨，为2005年的2.2倍，年均增长16.9%；生产铝材2237.5万吨，为2005年的3.8倍，年均增长30.4%。
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带动装备工业需求的增长。2010年，我国生产铁路机车车辆2571辆，为2005年的3.1倍，年均增长25.1%。工程机械方面，生产混凝土机械36.5万台，为2005年的3.3倍，年均增长27.3%。电力设备方面，2010年，生产电站汽轮机10054万千瓦，为2005年的1.3倍，年均增长5.3%。环境保护设备方面，2010年，生产环境保护专用设备27.5万台（套），为2005年的5.5倍，年均增长40.6%。
（三）协调区域经济发展
“十一五”期间，中、西部地区基础建设速度明显加快，为协调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2006―2009年期间，东部地区基础建设投资年均增速21.6%；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年均增长30.8%，高于东部地区9.2个百分点，中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年均增长25.9%，高于东部地区4.3个百分点。中、西部基础设施的显著改善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区域间的发展差距。根据人均GDP 地区差距来看，2006年、2007年、2008年和2009年东部地区人均GDP分别是西部的2.5、2.4、2.3和2.2倍。从各省市区人均GDP的差距来看，最高的上海市与最低的贵州省，2006年、2007年和2008年分别相差了10、9.6和8.3倍。基础设施的改善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十一五”期间，中、西部和东部地区第二产业所占的比重在不断上升。中、西地区基础设施的显著改善，客观上推动了东南沿海地区产业加快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这对改善区域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四）信息基础设施水平的快速跃升推动两化融合水平不断提高
“十一五”期间，我国信息基础设施水平大幅提升。全国信息通信干线光缆已达2120万芯公里，成为全球最大的信息通信网络。固定电话用户、移动电话用户、互联网网民人数均已居世界第一，CN域名成为全球第一国家域名。行政村通电话率和互联网开通率分别达到99.8%和91%。电信体制改革进行顺利，三大运营商实现全业务经营，3G网络建设全面推进，TD-SCDMA开始规模商用。三网融合已进入到试点阶段。网络信息安全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安全保障能力稳步提升。
信息基础设施水平的跃升，加快了信息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步伐，两化融合水平不断提高。目前，已有89%的机械企业建立了财务管理系统，超过90%的钢铁企业应用了采购、财务、销售等系统，ERP、SCM、CRM等信息系统在石化、建材、食品、轻工等行业应用也不断深化。形成了一大批大型电子商务服务企业，服务于行业、区域及中小企业的第三方电子商务交易与服务平台加快发展。2009年我国电子商务交易额达3.8万亿元，是2005年的3.15倍；大中型企业的网上采购与销售（B2B）占销售收入的比重达36.8%。动漫网游、数字家庭、网络社区、无线城市等一批基于信息技术的新兴产业快速成长，科技咨询、工业设计、现代物流、软件服务等生产业也在蓬勃兴起。
（五）重点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工业调整升级
“十一五”期间，一批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实施，带动了一些关键设备和材料的研究开发和生产，推动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客观上起到了促进工业行业转型升级的作用。
钢铁工业方面，在高速铁路、核电和西气东输等重大项目实施的拉动下，钢铁企业加大自主创新步伐，在产品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方面取得显著成果。国家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实施，推动了我国大型施工机械装备的研发和生产。铁路建设的跨越式发展，带动了铁路运输设备制造业的转型和升级。重大能源基础设施项目的实施，客观上推动了关键能源装备研发和生产上的重大突破。
三、“十一五”基础设施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一）延缓高能耗行业结构调整步伐，为完成节能减排任务带来一定困难
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带动高耗能行业迅速回暖，客观上为高耗能行业结构调整带来困难。4万亿投资计划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重要举措，从4万亿投资的方向来看，重点一是基础设施建设，如铁路、公路和城市交通设施等。二是灾后重建和民生工程，包括各种灾区住宅与基础设施、“安居房”和新农村建设等，这些住房与基础设施的投资高达3.27万亿元，占投资总额的82%。这些基础设施与住宅的建设，需要消耗大量的钢铁、有色金属以及水泥，从而带动高能耗工业的反弹和快速增长。从运行情况来看，中国的高能耗工业在经历了金融危机最严重的几个月的短暂崩溃之后，迅速恢复并走出“V”型反转之势，并重回快速增长的轨道。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使高能耗行业市场迅速回暖，落后企业和落后产能又重新获得继续生存的市场空间，这在一定程度上为这些行业淘汰落后和推动结构调整带来困难。
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需要大量钢材、水泥等高能耗产品，客观上大大增加了能源消耗，为完成“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带来一定困难。4万亿投资用于铁路建设的约有6000亿，按照“十一五”期间中国铁路规划的平均需求计算，中国新增铁路基建约需一般钢材1750多万吨，钢轨330万吨，道岔2万吨。以每吨钢能耗686千克标煤计算，6000亿投资给钢铁需求所带来的能耗高达1430万吨标煤。同时，铁路基建过程中对于水泥的需求也十分巨大，新增的水泥需求达到1.2亿吨，每吨水泥的能耗高达136千克标煤，这部分的水泥需求将带来1630万吨标煤的能耗。总体而言，新增4万亿投资基础设施建设部分就将增加6790万吨标准煤的消耗，也相应增加了大量污染物排放①。
（二）基础设施投资过快增长不利于工业转变发展方式
“十一五”期间，中国国民经济以及工业经济增长高度依赖投资拉动，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对于投资拉动的依赖程度进一步加深。2006―2010年期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可比价）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22.5%，资本形成率由2005年的41.6%进一步上升至2009年的47.7%，5年资本形成总额对于GDP增长贡献率平均值为56.8%；工业经济增长对于投资拉动的依赖程度也逐步加深，受固定资产投资高速增长推动，原材料工业和装备工业快速增长，重化工业化进一步加深。工业转变发展方式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促进增长方式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基础设施的过快增长将强化工业增长对于投资的依赖，不利于工业发展方式的转型。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随着基础设施的逐步完善，基础设施投资的边际效率将逐步下降；即便对于西部地区，加强基础设施是必要的，但不宜过于超前其经济发展的需要，过于超前会带来基础设施的长期闲置和低利用率。如果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过快增长，将会带来低投资效率及其引起的一系列问题。
（三）对工业经济的平稳增长产生不利影响
基础设施投资的过快增长，还会影响到宏观经济及工业经济的平稳增长。在现阶段，地区竞争与以GDP增长为核心的官员考核晋升体制使地方政府具有强烈基础设施投资意愿，一方面，这种投资意愿有利于改善地方基础设施；另一方面，出于任期、政绩与地区竞争考虑，地方政府具有强烈的动机推动基础设施建设的过度投资，并由此带来比较严重的地方债务问题，以及基础设施的重复建设问题（例如，港口的重复建设问题以及支线机场过度投资问题）。地方政府强烈的基础设施建设冲动，还成为影响宏观经济以及工业经济平稳增长的重要原因。
四、“十二五”展望与政策建议
（一）基础设施建设“十二五”展望
“十二五”期间，国家将进一步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建设的重点方向是：第一，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全面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加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继续推进农村公路建设，加强农村能源建设，全面推进农村危房改造和国有林区（场）、棚户区、垦区危房改造，实施游牧民定居工程。加强农村邮政设施建设。推进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第二，推进能源多元清洁发展，加强能源输送通道建设。发展清洁高效、大容量燃煤机组，优先发展大中城市、工业园区热电联产机组。在做好生态保护和移民安置的前提下积极发展水电，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高效发展核电。加强并网配套工程建设，有效发展风电。积极发展太阳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源等其他新能源。促进分布式能源系统的推广应用。加快西北、东北、西南和海上进口油气战略通道建设，完善国内油气主干管网。适应大规模跨区输电和新能源发电并网的要求，加快现代电网体系建设，进一步扩大西电东送规模，完善区域主干电网。第三，构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按照适度超前原则，统筹各种运输方式发展，基本建成国家快速铁路网和高速公路网，初步形成网络设施配套衔接、技术装备先进适用、运输服务安全高效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完善区际交通网络，建设城际快速网络，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第四，构建下一代信息基础设施等。统筹布局新一代移动通信网、下一代互联网、数字广播电视网、卫星通信等设施建设，形成超高速、大容量、高智能国家干线传输网络。引导建设宽带无线城市，推进城市光纤入户，加快农村地区宽带网络建设，全面提高宽带普及率和接入带宽。
（二）政策建议
1、优化投资结构，把握投资节奏
优化投资结构，加强经济社会发展当中的薄弱环节。从区域结构来看，中央财政基本建设支出应继续向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倾斜，尤其是需要加大教育、医疗卫生、生态和环保方面的基本建设力度。从投资方向看，政府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应加大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增加以水利为主要内容的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大力促进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的发展。增加节能减排和生态环保投入，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推动一些战略性产业的发展。具体而言，近期需重视“智能电网”和“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此外，中央政府还应通过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积极引导地方政府，控制基础设施的节奏，避免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盲目超前建设和重复投资，以及由此带来的对宏观经济的不良影响。
2、深化改革投融资体制，放宽民间投资领域
首先，需要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在当前的政绩考核制度和财税体制下，地方官员的行为更趋向于追求任期内的政绩特别是经济增长指标，而很少考虑下一届政府的事情，因而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地方政府在基础设施领域过度投资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必须靠改革。应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积极推进政府从全能政府、管制型政府向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法治政府转变，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创造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制度环境②。其次，必须打破垄断，放松管制，放宽民间投资领域。将可经营的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推向市场，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的产业化进程。在基础设施建设中，除关系国家安全外，其他领域都应允许社会投资进入。鼓励和允许外商投资进入的领域，更应向社会投资开放。向社会投资开放的领域，允许社会资金以独资、合作、联营、参股、控股、特许经营、产业投资基金等各种方式进行投资。
3、加强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为基础科学前沿领域取得重大进展提供必要条件，为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重大科技问题提供有力支撑，为聚集培养优秀科技人才提供重要平台，努力提升科技整体水平和国家综合实力。项目建设要紧密结合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瞄准世界科技发展前沿，掌握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端、核心技术，为重大工程安全设计与安全评价等服务。要发挥项目建设引领带动作用，促进科技资源联合共享和学科交叉融合，提高高校科研能力和水平。要把人才培养作为核心任务，通过项目实施凝聚培养创新人才，通过人才培养支撑项目建设。要紧密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充分体现公共性、通用性、开放共享的功能，充分体现对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和高端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撑作用。
注：
①该部分内容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报告《中国经济刺激计划对气候和能源的影响》整理。
②高尚全. 重点领域的改革仍需加快[N]．中国改革报，2011年3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