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管理调查报告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金融管理调查报告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金融管理调查报告范文第1篇
关键词:征信产品;征信中介机构;征信技术;产品开发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0)05-0077-03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0.05.20
征信机构主要从事为征信数据交易、征信数据库服务、各类资信调查报告和软件类征信产品的生产提供各种形式的信用管理咨询服务。其有如产品制造商,可根据不同时期的市场需要开发出一些定型的个性化征信产品,一种征信产品向客户提供解决一种问题的决策参考。例如对于进行赊销的制造商提供企业资信调查报告,或者向商业企业提供消费者个人信用调查报告。所谓新产品开发,多指适合某一特定客户群的新型直接和间接征信信息类产品。新产品开发往往建立在信用管理咨询服务和征信数据服务的基础上,要求征信机构充分了解企业现状和市场需求,特别要注意产品的本地化问题。[1]我国还没有征信数据完全开放的市场环境,在我国市场上销售的征信产品种类相对较少,常见的征信产品往往还沿袭了外国合作者的基本产品。
一、我国征信产品开发现状
(一)征信机构技术落后导致发展缓慢
征信是技术含量高的工作,其征信技术主要包括数据采集技术、数据处理技术、模型评分技术和数据报告技术等等。就目前国内实情来看,征信技术非常落后,几乎没有自主技术。2002年上海资信推出了信用风险评分业务,为此上海资信与国外某资信公司签订了技术合作协议。该协议让上海资信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其中包括:接受对方提出的排他性条件;承认对方提供的评分模型是一个黑匣子;每次使用都要向对方付费。[2]上海资信由于缺乏核心技术付出如此大的代价,凸显出我国征信技术落后的现实。
(二)征信产品服务供求双重不足
从供给方面看,目前我国征信机构业务范围较窄,征信产品开发显得较为迫切。如尽管所有银行类金融机构在授信活动中都会查询全国统一的企业征信系统,但产品仅限于该系统所提供的“统一”企业信用报告。其实,对于不同风险管理制度的授信机构,面对不同风险水平的受信主体进行不同形式的授信活动,需要的是不同类型的信用报告。同样,企业在经济交往中对企业信用报告的需求也会因各企业对信用报告的使用目的与商业对象不同而各异。
从需求方面看,征信活动的产生源于信用交易的产生、发展和发达。如果信用交易的领域很小且简单,交易双方很容易了解对方的信用状况,便不会花费成本向征信机构购买信用服务。随着信用交易范围的扩大和复杂程度的提高,交易双方要获得彼此的信息出现困难,双方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由此才产生了对征信产品的需求。无论是法人机构的金融机构、商业企业和社会职能部门在经济交往过程中,还是自然人在求职、消费和进行个人投资或在银行开立账户时,都迫切需要社会化、多样性的征信产品。
(三)征信产品种类单一
目前我国征信产品主要包括市场调查、保理、商账追收、信用担保、信用保险、资信评级、消费者信用调查、企业信用调查、信用管理咨询等。与国外发达的征信市场相比,征信产品的使用范围非常小,严重缺少各种增值产品。
二、国外征信机构产品开发概况
(一)益百利(Experian)
益百利在美国和英国都是最大的个人信息产品供应商,在全球30多个国家雇用员工12500余人,拥有3亿自然人客户和3000万个企业客户,仅信用报告一项服务年产值就在20亿美元以上。通过不断的产品创新和开发,目前,益百利公司形成了包括信用信息、信用解决方案、营销信息、营销方案、消费者与商家数据信息、直接与消费者的互动服务六大板块的产品体系。通过会员制形式向具有一定规模和声望的客户提供征信服务,其信息主要来自于与之签订协议的会员,服务范围涵盖了从金融服务到电信、医疗、保险、零售、汽车、制造业、休闲产业、公用事业、房地产和政府部门。公司直接为消费者提供支持产品,可在为消费者提供最适宜的消费和服务信息的同时,也为公司迅速、高效地寻找新消费者,如益百利旗下的PriceGrabber网能够为千百万消费者在线提供比较购物服务,使得消费者在购物决策之前获得关于商品、商家和服务的公正、免费的信息。[3]
(二)艾克发(Equifax)
总部设在亚特兰大的艾克发公司始建于1899年,其总员工数超过14000人。艾克发公司的资料数据库庞大,拥有超过1.9亿美国人和1500万加拿大人的消费者个人资料档案,其客户群总数超过10万个企业,年产值在15亿美元以上。①它的产品和服务基于包含消费者和各种商务信息的数据库,这些信息来自各类信贷、财政、公共记录、人口和市场营销资料。该公司的产品和服务包括提供消费者和企业的信用信息、信息数据库管理、市场营销信息、决策和分析工具以及身份验证服务,能够帮助企业快速成长和提高运营质量,为公司在信贷方面的决策行为提供服务,避免和消除欺诈,降低投资组合风险和辅助建立良好客户关系,并制定市场营销策略。它也方便消费者利用因特网和各种硬拷贝格式销售的组合产品来管理金融事务,此外该公司还提供了雇员和收入的核查以及人力资源业务流程外包服务。
(三)环联(Trans Union)
公司总部设在芝加哥的环联公司创建于1968年,其拥有2.2亿消费者姓名和档案资料,向全世界6大洲30多个国家提品和服务。在数据采集方面,环联公司拥有7000个数据供应机构不断地向它提供数据更新,从而使公司有能力、有资源每个月对2.3亿的客户资料进行12次数据更新,每次更新涉及20亿条数据档案记录。环联公司为顾客提供的产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信息服务,包括营销服务、欺诈和身份管理、风险管理、追账管理,其服务市场包括汽车、账款追收、通讯、金融服务、保健、保险、零售等;二是房地产服务,包括客户获取、住所信息、洪灾区域鉴定、抵押物评估、财产及房屋所有权等;三是全球服务,主要包括发展征信基础设施的咨询服务、技术专利使用权、国际账款追收、资产登记、直销、分析技术等;四是消费者服务,包括高级信用监测和身份盗用保护产品,为金融机构服务的在线及离线信用管理解决方案、营销分析和响应管理等。
在对数据进行分类和处理之后,三大征信机构分别利用自己的个人信用评分模型对这些数据进行综合处理,形成个人信用报告、个人信用评分等一系列的个人征信产品。虽然数据处理过程十分复杂,但模型的输出结果以及依据输出结果制作而成的征信产品却具有简洁明了的特点。金融机构等授信部门正是通过使用这些产品对自己的客户进行分类,区分好与坏、利与弊,从而对信贷申请做出“接受”、“拒绝”或“进一步研究”的决定。三大征信机构除了提供个人信用调查报告、中间变量集、信用评分等产品和服务外,还提供许多其他的数据产品和咨询服务(见表1)。
三、发达国家征信产品开发经验
一是有很强的征信产品制造能力,并不断进行征信产品的创新。邓白氏公司在全球设立了37个数据库基地,3000多名员工专门从事数据库的加工,数据库基地是企业高度机密场所和核心部门。目前美国的大型信用服务公司都有自己强大的商业数据库,能提供几种到十几种评级或调查咨询报告满足不同的需求者。益百利目前在全球不仅拥有近3亿消费者和3000万家企业(主要是中小企业)的信息,而且采集了约6亿辆交通工具历史信息和3000万保单信息,以及1.1亿个家庭(2.15亿个消费者)分类购买习惯和消费者营销信息等。
二是培育成熟的征信市场需求。美国具有非常发达的消费者信用体系,形成了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庞大的信用交易规模,正是市场对征信产品的巨大需求成为支撑征信机构生产、加工和销售征信产品的原动力和征信产品不断创新的原因。目前全球对征信产品的需求量特别大,仅穆迪公司就已经对全球110个国家、1200家银行、5000多家大企业进行了评级。企业对征信产品的需求同样旺盛,由邓白氏公司提供征信产品的企业已高达6500万户。对消费者的信用报告是需求量最大的征信产品,环联公司每天平均卖出信用报告100多万份,每年大约推销40多亿份信用报告;2001年环联公司出售的纸质信用报告销售额为150亿美元,出售互联网上无纸质的信用报告至少达4亿美元。[4]
三是征信产品开发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增加。征信机构的服务对象不再局限于传统的银行业,已经扩展至保险公司、金融租赁、信用卡公司等一切企业和个人。例如在CRIF的产品服务中既有面向银行等信贷机构的授信管理、客户拓展业务,也有面向保险公司的客户营销、资产评估和抵押评估服务,还有直接面向消费的信用报告查询、信用资质跟踪、警示和反欺诈等服务。同时,征信机构不断挖掘数据库的内涵,使征信产品不仅包括粗加工的信用信息,也包括从信用信息中提炼出来的众多商业信息和方案服务。例如益百利的业务不但包括基于数据信息的传统服务,而且也提供基于对强大信息库资源分析基础上的信用风险解决方案、营销方案和消费者消费方案等服务。
四是征信产品开发的手段趋于丰富。征信产品的服务方式由在线信用报告的查询逐步扩展到互联网、电子邮件、网络通讯技术等多种方式,通过在线、离线、外包等手段广泛提供征信产品。例如在美国,商业银行不仅使用征信局提供的信用报告,而且更多地使用特征变量(attribute)、信用评分等产品的离线批量服务以及触发器(trigger)、警示(alert)、营销等实时征信增值产品。此外,征信机构还将大量的营销服务外包给第三方信息服务商,如艾克希姆(Acxiom)公司等,后者利用征信机构信息为商业银行提供便捷、多元化的营销服务。
四、我国征信产品开发及创新的路径选择
(一)加快培育征信产品市场需求
参照美国的做法,通过政府立法、行业组织立行规引导全社会对征信产品的需求,创造信用需求的市场环境,首先是要创造法律条件使信用评定结果成为经济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同时要加快信用创新,加快市场信用交易步伐,扩大征信产品市场需求。政府部门要对个人信用报告的使用做出必要的制度安排,并带头使用个人征信产品。在登记注册、行政事务审批、日常监督、资质认定管理以及周期性检验和评级评优等工作中逐步推广使用征信产品,银行和商业机构在与个人发生信用交易、信用消费、信用担保、商业赊销和租赁等业务时,应当要求当事人提供信用报告。同时,政府机关依据法律、行政法规对企业进行行政许可、评优奖励、资质认证等活动的,在依法、可行的前提下扩大征信市场的服务范围,有利于培育和释放征信市场需求,形成征信产品开发的内在推动力。
(二)加快培育征信市场主体
要积极培育与国际接轨的大型信用评级公司,政府有关部门的信用信息可以首先对这些企业开放,同时给予信贷、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帮助企业建立信息加工处理能力较强的商用数据库,提高信用评级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抓紧建立消费者信用评级服务公司,由政府引导推动,委托公司经营,条件成熟后与政府完全分离,实行市场化、商业化运作。加快建设中国人民银行企业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采集工商、税务、质检、海关、交通、贸易、公安、证券、保险、法院,药监、环保等方面有关企业信用的信息和数据。同时加快培育从事信用调查评级服务公司,条件成熟后有偿向公司转让数据库或数据资料。
(三)建立“失信惩戒、守信受益”机制
有关政府部门应采取法律、行政和经济等多种手段相配合的管理措施,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对个人失信行为给予必要的惩戒,增加其失信成本;同时,有关政府部门及金融、商业、社会服务机构对拥有及保持良好信用记录的个人,要在监管、金融服务和有关社会服务方面给予优惠和便利,增加其守信受益。通过此种“失信惩戒、守信受益”机制的建立,可以促使人们主动使用征信产品,从而获得更多的优惠和便利,而同时不守信用者将不能获得所需要的服务。
(四)积极进行产品研发和创新
本着有多少种信用交易就有多少征信产品的原则,提供更加本地化、专业化、深层次的征信产品,迎合广大消费者的需要。充分挖掘现有数据库资源的内涵,紧贴国内征信市场需求,可以开发出国外征信市场常见的信用评分、防欺诈软件、身份识别、信用状况跟踪等产品,丰富征信产品种类。另外,促使企业从成本和质量的角度出发,主动将其信用信息征集的业务交由专业的征信机构,从而使征信机构拥有更多的市场空间,充分利用和进一步发展其规模和技术优势。另一方面,征信业务的开展要有征信数据库的有力支持,应尽快建立覆盖范围较广的征信数据库,通过国家立法给予政策保护并规范其发展。
参考文献:
[1]林钧跃.社会信用体系原理[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2.
[2]乔海曙,黄小锋.引入境外商业个人征信机构:一个双赢均衡的构建[J].求索,2007(9).
金融管理调查报告范文第2篇
【关键词】S银行 中小企业 授信审查
当前，国内外经济金融情况不断变化，不确定性不断增加，我国的商业银行身处在错综复杂的经营环境当中，使得其本身的经营和管理面临着很大的考验。同时，小企业本身就是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企业经济和社会中具有很强的不可替代性。当前，大部分的小企业都处在快速的上升阶段。我国的中小企业数量众多，占据了我国企业总数量的99%以上，同时也创造了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六十以上。但是，大部分的小企业由于本身的资金问题，往往会陷入到经营的困境当中。同时，银行本身无法对小企业的信息进行全面的掌控，小企业的贷款本身面临着很大的困境。小企业的金融业务市场在潜力上表现的很强进。商业银行面向小企业发放贷款的过程当中，由于小企业本身的数量比较多，行业的分布也相对比较广泛，单户的贷款金额却是很小。这样的话，商业银行本身面向小企业进行授信的过程中，银行的议价能力比较强，为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话，可以获得比较大的汇报。所以，加强对于小企业授信情况的研究，本身符合投资者利益最大化的要求，也具有非常大的市场潜力。对于银行来讲，有助于银行更好的拓宽盈利模式，实现银行本身的可持续发展。
一、S银行小企业授信审查存在的问题
（1）授信担保方式单一。S银行在本身的各项担保业务当中，主要的是以房地产的抵押为主。S银行小企业的贷款，本身在原则上是要求必须提供抵押才能够进行贷款申请的。并且需要企业的实际控制人能够提供连带的责任担保。但是小企业往往由于抵押物难以落实、实际的控制人在资金周转方面比较困难等方面，难以获得贷款。这样的话，针对小企业自身的特点来讲，S银行没有特别的制定针对小企业而设计出的合适授信产品。所采取的方式是与大型企业一样的信贷产品。这样的话显然是不符合小企业的授信要求和实际情况的。
（2）考核方式和用工机制不够合理。从当前的考核来看，S银行本身的小企业贷款业务考核传到方面不够顺畅。没有将考核与激励的政策贯彻到底。也没有切实的传达到一线的客户经理。当前来讲，S银行还没有建立起一支比较熟悉小企业信贷业务规律的专业化只是队伍。专业性的客户经理在客户经理的实际数量中所占比例极低，并且不管是在专业的素质还是在营销的经验上都是比较欠缺的。同时，由于小企业的信贷业务本身也是比较繁琐的，并且重复性很高，S银行大部分的时候都会用劳务派遣员工代替一部分的操作性岗位。但是，这些岗位上的员工却没有建立起劳务派遣员工转正通道和本身的淘汰机制。
（3）面向小企业的客户经理素质有待提高。经过笔者的长期观察，S银行的小企业客户经理在从业的时间上大部分是在1到3年之间，平均的年龄大部分都在30岁以下。学历方面主要的是以本科为主。这样的话不管是在从业的时间还是在管理的经验上，不管是在年龄上还是在专业知识方面都是显得比较单薄的。对于商业银行本身来讲，要想留住更多的客户，就要积极的进行业务营销，不管的扩大银行本身的业务。客户经理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对于一个好的产品来讲，没有一个好的客户经理去做营销的话，那么就不会被大多数的客户所接收和购买。一个优秀的客户经理本身就是在充分的考察了市场或者是借鉴了他人的成功经验基础上慢慢的锻炼出来的。这部分人是发展新客户的动力，也能够更好的推动商业银行本身的业务发展。但是，从目前的实际情况上来看，S银行在客户经理的方面还存在大量的问题需要改进。
二、S银行小企业授信审查质量提升对策研究
（1）加强产品创新和客户开发。在产品的创新方面，S银行需要加强供应链系统的开发，不断的发展电子供应链金融产业。在依靠当前既有小企业授信优势的基础上，积极的推动电子商业汇票以及网上保理等业务。要加快与伤心银企的直连、电子仓单融资等新兴产品的开发，强化网上企业银行对于融资业务的支持作用。针对小企业出口融资等的要求，借鉴国外部分银行的方式，搭理的推广无抵押担保小企业融资类的业务。
要加强市场以及区域、行业方面的细化研究，针对特色产业集群以及核心企业的产业链等将拥有比较大市场开发潜力的客户群，整合自身的现有资源，高质量的推动这些客户的规划和开发。依托当前S银行的技术优势，大量的挖掘结算流量大并且承兑票据贴现需求的目标客户群，不断的强化定向推动和精确化营销。
（2）加强审批流程建设。要全面的推进小企业信贷中心的模式，将审批的程序进一步的具体化和融合化。要不断的优化贷前的调查模板，采取现金的信贷调查技术和方法，大范围的精简信贷调查报告。要不断的推定属地化和标准化审批方式，采取统一的审批流程和方法，大幅度的提高当前的审批效率。要不断的优化贷款后的管理流程，采取常规和触发式两种检查模式，进一步提高非现场检查比重，不断的完善批量授信检查方法。
（3）加强银行人才队伍建设。当前，S银行小企业信贷中心不管是在市场营销方面，还是在风险管理和授信审批的方面都已经开始了改革。同时，在改革的基础上已经监理企业一支比较专业化的人才队伍。这样可以将队伍培养的模式复制到每一个支行中去，进一步的建立起各个支行的小企业客户经理专业序列。同时，S银行需要进一步的加大异化的考核激励力度，促进小企业客户经理不断的成长。特别是针对那些刚刚成立的小企业团体来讲，更加的需要一大批熟悉专业化经营和管理的专业化人才，这样才能够有效的发展小企业信贷业务。
同时，在人才队伍建设的同时，还要针对当前银行内部的考核激励方法，改进考核的制度和办法。针对实际的情况，构建有利于推进全行内部小企业业务的考核体系，进一步将信贷、资本以及费用等各类的资源与计划进行挂钩，完善工资的分配体系，将工资的分配与计划的完成进行挂钩，制定专门针对小企业客户经理的考核办法，研究推进利益到人的专门考核办法，将考核与激励传达到一线的客户经理方面，从而充分的调动且客户经理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
参考文献：
[1]汤镝.浅谈商业银行如何开展对中小企业的授信业务[J].辽宁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04）.
金融管理调查报告范文第3篇
“商业银行经营管理”课程具有较强操作性和实用性。通过此门课程的学习，学生既能掌握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基本理论知识，又能具有一定的实践操作能力。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注重实践教学，广泛选取教学材料，充分利用实践设施，推动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
关键词：
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实践教学;建议
“商业银行经营管理”课程是高等学校经济金融管理类专业的主干课程，具有较强操作性和实用性。通过此门课程的学习，学生既能掌握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基本理论知识，又能具有一定的实践操作能力，了解如存贷款、银行理财、证券投资、结算业务等的实际操作。这为其将来从事银行、公司财务管理等工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因此，“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教学应进一步加强实践教学，推动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
一、“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教学现状
1.缺少适合的教材
市面上，商业银行业务及管理相关教材品种众多，然而大多数教材要么理论性过强、达不到实用性的要求，要么光注重操作性、理论内容过于简单，能满足培养本科人才要求又切实考虑实践性的教材较好。另外，由于金融业的发展日新月异，商业银行在业务内容和服务水平上不断推陈出新，而教材的更新速度远远跟不上现实的发展变化。
2.实践教学缺乏相应设施
“商业银行经营管理”课程中的很多银行业务，如存贷款、结算业务、外汇交易、证券投资等都具有较强的操作性，若学生能亲身实践操作，将会更容易理解和掌握。虽然近年来很多院校为适应社会对应用型专业人才的需求，建设了模拟银行实验室，但真正使用起来用于教学的院校少之又少。另外，目前市面上的实训软件在仿真上做得不完善，有些只支持柜面业务，有些只注重银行在社会经济中的职能，实训软件的不完善使这门课程未能达到很好的实践教学效果。
3.缺少实践经验丰富的教师
目前，很多院校尤其是独立院校中教授商业银行经营管理课程的教师主要是刚从学校毕业就到学校工作的青年教师，这些教师缺乏社会经验，缺少科研基础和实践积累。另外，一些老教师虽然有一定的实践基础，但真正从事过银行工作的人少之又少，加上银行业务复杂繁多、变化日新月异，导致该门课程缺乏能指导学生实习实践的教师。
4.考核形式单一导致部分学生不重视实践
现行的学生课程成绩一般都由期末试卷分（70%）+平时成绩（30%）构成，期末考试由于形式所限，内容更偏重理论部分，这就造成很多学生依赖考前突击，平时上课心不在焉，课后疏于思考，不注重实践内容的学习。显然，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不能适应实践部门的用人需要。
二、推进实践教学的几点建议
1.广泛选取教学材料，大胆整合课程的理论体系
学校要尽量选择最新出版的教材，如二十一世纪、“十一五”规划等本科教材，以保证教材质量。另外，学校可适当选取各大银行编写的产品手册、培训资料、网站上的业务介绍等作为教学资料的补充。这样，学生既能够学习到基础的理论知识，又能很好地了解实际业务。此外，学校应充分借鉴商业银行经营理论与实践，大胆取舍，勇于创新，整合课程的理论体系和教学内容，弥补过去理论体系中的薄弱环节如银行理财业务等，同时可适当删减与其他课程重复的章节如证券投资等。
2.多种方式推进模拟实践教学
模拟教学是提高学生实际操作能力的最直接的办法。模拟教学的实施一方面是通过实训软件，另一方面是通过教师根据课程和学生特点，在适当的章节引入相应的实践内容。目前的银行实训软件大部分针对的是柜面业务，所以柜面业务的讲解，如存取款的操作、同城票据结算等都可以放在模拟实训室进行，一边讲解概念一边进行实操，这样既可以帮助学生理解所学内容，提高实操能力。其他一些业务，如零售业务中的银行理财、贷款业务中的贷前调查等，目前没有合适的实训平台，所以这些章节需要依靠教师引入实践内容。例如，针对银行理财业务，学校可要求学生选择2～3家银行的理财产品进行期限、投向、收益等方面的比对，学习如何选择理财产品，同时可利用网上银行展示理财产品的购买。贷前业务的实践内容，学校可以给学生企业的背景资料，模拟保理、保兑仓等业务情景，要求他们撰写贷前尽职调查报告。
3.提升教师的专业技能
目前，讲授“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教师基本具有研究生学历或讲师职称，专业基础都比较好。学校可多开展授课大赛、教学经验交流会等活动，提高青年教师的授课技能。在提升业务经验方面，学校一是鼓励教师通过进修、自学等获取相关专业的职业资格技术等级证书；二是开展校企合作，定期选派教师到合作银行进行业务实践；三是聘请银行不同部门的职员做学生的教学实践教师，让他们把工作经验带到实践教学环节。
4.考核方式改革
学校要改变以期末考试为主的考核方式，提升平时考核的比重。学校具体可按考核内容分成理论部分及实务两部分，理论部分采取笔试考核，实践部分依据平时实践成绩进行考核。例如，实施模拟实践教学后，实验教学课时占其总课时30%～40%，甚至高达50%，相应的平时实践成绩要占到总成绩的50%，期末笔试占总成绩的50%。这样，既考核了学生的创造力和实际动手能力，也考查了学生理论知识的掌握，有利于促使学生平时努力学习和积极实践。
参考文献：
[1]韩颖.独立学院金融专业金融学课程教学改革刍议[J].物流工程与管理，2010.11
[2]潘家芹.商业银行经营管理课程“三位一体”教学模式的构建[J].高教论坛，2011.09
金融管理调查报告范文第4篇
作为鞍山地方金融机构中最活跃的一支，成立于1988年的鞍山证券在过去的20年中辉煌过也疯狂过。在1996年到2000年中国券商的日子比较好过的时候，鞍山证券自营业务如日中天，其上海、深圳、天津和沈阳的营业部均大大扩张，一时风头占尽。鞍山证券一些高管人员也由此身价大涨，成了圈子里让人侧目的大人物。
可惜这一切只是表象。甚至在当时，巨大的赤字早已使这家公司失去了仅靠正常经营翻身的可能。此后，至迟到2001年春，在各种重组、救振方案未果之后，证券业内人士多数已经对鞍山证券回生无望心中了然。
剩下的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怎么让这家公司死去。当然，观察者还希望在对这家死去的公司的解剖中理解昨天，透视明天。
“乱套了，没法救了”
2000年底，对于挽救鞍山证券的成本，央行预期的上限是15亿元。清产核资后，发现远远不够
2000年底到2001年初之际，鞍山证券失去了最后一个生存的机会。
当时正是证券公司增资扩股的，中国人民银行（下称央行）也有心清理一些在1997年银证脱钩过程中未完成脱钩的证券公司――这些证券公司之所以未能真正完成脱钩，主要是因为过去债务负担沉重――原则是能救则救，整顿后，再移交中国证监会。通过人民银行逾十亿元再贷款补充资本金，江西证券（2001年7月获准更名为世纪证券，以原江西省证券公司为壳，在吸收合并部分信托投资公司证券资产的基础上组建）、汕头证券（2001年7月获准更名为中关村证券），都在此期间得以重生。
对于挽救鞍山证券的成本，央行预期的上限是15亿元。清产核资后，发现远远不够。“当时（他们）来鞍山证券，发现实在是不行。几乎每个营业部都挪用了保证金。违规操作太严重，乱套了，没法救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原鞍山证券中层经理告诉记者。
2001年3月，央行决定，原定注资挽救计划取消，并要求当月底以前，鞍山证券的所有“资产”须就近并入直属的营业部。
此一决定已将鞍山证券的命运确定无疑。在此前后，鞍山证券从高层到中层纷纷弃船逃生。关闭已成定局，问题只是何时。
今年3月以来，鞍山证券已经出现支付危机，难以兑付高息债券，曾经出现原承诺年利率3.15％的高息债券按照2.77％兑付的情况。中国证监会认为鞍山证券已经接近风险爆发的临界点。7月中旬，证监会制定了鞍山证券风险处置方案，8月2日在京召开了处置工作会议，8月9日即了撤消鞍山证券公司的通知。
1988年成立的鞍山证券，就此成为中国第一家被撤消的证券公司。此时，上距央行放弃挽救鞍山证券，又是一年半。
8月9日，鞍山市召开了局级以上干部会议，市长张杰辉和市委书记胡晓华通报了鞍山证券的现况：挪用股民保证金10.18亿元；截至今年5月底，所有者权益为负1.7亿元，大量居民高息债券尚未兑付。
目前，在鞍山证券开户的投资者有26万余户，而持有鞍山证券所发债券的投资者则有12.6万余户。
高息债券病根
高息债券发行者不止鞍山证券一家。在其进入清算之际，同城的鞍山市财政局下属的五环证券还在发行类似的高息债券
中国人民银行指派的清算组已经进驻鞍山证券及其铁西、站前等营业部。行使公司法定代表人职权的，是清算组组长、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行长宋兴国。辽宁省政府也成立了化解地方金融风险领导小组。公告之后，清算组一直在进行债券登记工作。
记者在现场看到，投资者拿着鞍山证券发行的高息债券转让单――这种债券到鞍山证券撤消之前都一直在发行――到指定的营业部登记之后，可以得到一张清算组盖章的回执单，证明他们是该债券的所有者。兑付的时间则要等候通知。记者看到的高息债券转让单承诺的利率不等：2001年10月30日发行的一年期利率是3.15％，11月9日发行的是3％，2002年1月22日发行的又是3.15％。单据上只有鞍山证券的盖章。上面标注了持有人的权利：“有价凭证，可挂失；可办理抵押借款；可领取本息。”
老百姓手中持有债券的总额是多少？谁来埋单？这些问题只有在清算组逐笔登记核实，摸清底数后才有可能有准确答案。鞍山市局级干部会议提及高息居民债券时称鞍山证券严重违规经营，造成“大量资产损失”而未能确指具体金额。另据说，偿付办法将“另行请示国务院”。不过，基本的思路已然确定，自然人债务的合法本金和合法利息将依法予以偿付。而所谓合法利息，指的是人民银行规定的利率标准，鞍山证券承诺的超出此一利率的高息部分不在偿付范围之内。目前，一年期储蓄存款利息为1.98％。
至于鞍山证券挪用的超过10亿元股民保证金，将由中国人民银行再贷款先垫支。有说法称，未来可能由目前托管鞍山证券全部13个证券营业部的中国民族证券支付这10个亿，以作为收购这些营业部的代价。
在妥善解决个人债务后，鞍山证券将依法宣告破产。
高息债券发行者不止鞍山证券一家。在其进入清算之际，同城的鞍山市财政局下属的五环证券还在发行类似的高息债券，年利率为2.77％。五环证券尚未出现兑付问题，还能够按照以前承诺的高息兑付。但是，鞍山市市长助理、鞍山市金融办主任胡守章告诉《财经》，“五环证券的问题我们很清楚。”五环证券早年通过发行高息债券融资，在武汉国债回购市场拆出资金，受到损失。五环证券最高发债余额达到22.7亿元，现在是14.5亿元，这几年的目标是每年压缩20％。“我们准备向财政部借钱来解决这个问题。”胡守章说。
在中国证监会网站（csrc.省略）上，可以查到“中国证券公司名录”。截止日期为2001年6月15日的名录上，101家证券公司中，并未有五环证券的名字。在该表上，鞍山证券被列入“未规范”一类。《财经》发稿前从中国证监会机构监管部获得了一张最新的124家证券公司名录，五环证券与鞍山证券均不在其中。
失陷国债回购
鞍山市审计局审计报告显示，鞍山证券自报1997年利润总额为2615万元，审计确认利润为亏损19071万；自报1997年度所有者权益总额40236万，经审认确认为负11614万，实际已资不抵债
鞍山证券不是一家无足轻重的小证券公司。
自1996年8月以来，鞍山证券交易额排名一直在全国券商前20名之列；1997年证券交易量达到222亿元，债券交易额17亿元，名列全国证券业643家会员单位第16位；1998年3月更跃居第12名，并以60多亿元总资产居于全国券商第7名。
事实上，彼时的鞍山证券已是外强中干。
1997年人民银行下发了《关于中国人民银行各级分行与其投资入股的证券公司脱钩问题的通知》，要求证券公司与原主办单位人民银行各级分行脱钩。1998年，国家审计署对当时的86家证券公司进行了专项审计，几家问题严重的公司情况上报国务院，并被重点调查，鞍山证券是被调查的重点之一。
鞍山市审计局是鞍山证券审计报告的执行者。其报告给出的结论非常严厉：“（鞍山证券）所提供的部分会计资料未能真实地反映年度财务收支情况，财务收支有违纪违规行为。”
据审计报告显示，鞍山证券自报1997年利润总额为2615万元，审计确认利润为亏损19071万元；自报1997年度所有者权益总额40236万元，经审认确认为负11614万元，实际已资不抵债。
失陷于国债回购交易市场是鞍山证券巨额亏损的来源之一。
90年代初，由于资金有限，鞍山证券从鞍山市人民银行借用资金，从武汉证券交易中心购买国债，回到鞍山把国债卖给老百姓，再用老百姓的钱去购买国债，如此循环运作。据一位鞍山证券的元老透露，最早从市人民银行借2000万元，最高时达到8000万元，资金占用了一两年。后国家要求人民银行将拆借资金限期收回，为此鞍山市人民银行还单独批准鞍山证券向老百姓发行5000万元左右的债券，以偿还人民银行的拆借资金。
据悉，当时，鞍山证券认为发行居民债券和做国债回购是一回事，不发债怎么能有资金来开展国债回购业务呢？老百姓也非常愿意购买这种高息债券，他们认为鞍山证券是国有的，相信其能按时付息，并不清楚亦不关心资金的去向，发债凭证大多是鞍山证券自己印的，也有部分采用鞍山市人民银行统一印制的凭证。多年来，除鞍山证券外，鞍山还有数家金融机构持续发债。
在武汉证券交易中心，鞍山证券是资金融出方，将在本地发债募集的资金，通过交易市场拆借给其他会员，从中赚取利差，有时高达百分之二三十，一般是与拆借方签订一年期或者时间更长的合同。1993年，鞍山证券立山分公司因国债回购“做得好”，鞍山市人民银行让该公司“介绍经验”，之后还下文让其独立行使职权，鞍山证券的国债回购业务自此更大规模地发展起来，1993～1994年国债回购规模比较大。1995年，随着国债拆借市场出现大量买空卖空交易，拆借方无力偿还的情况，国务院于8月下文关闭国债回购市场。鞍山证券像许多金融机构一样继续进行求生冲刺，而鞍山证券的代办机构继续违规操作。据鞍山市监察局和纪委所做的《关于辽宁省鞍山证券公司经营债券等问题的调查报告》（以下简称《调查报告》），截至1996年11月，鞍山证券本部做了5.8亿元国债回购业务，其中场内交易2.5亿元，场外交易3.3亿元；鞍山证券的代办机构做了1.8亿元国债回购，均为场外交易。
据上述审计报告披露，截至1997年底，鞍山证券场外交易涉案或资金超过2亿元，资金拆入方无力偿还的有8000多万元。前任总经理陈力亦因公司损失，而于2000年11月受记过处分，此处分发生在他离职四年之后。
地方金融泡沫：制造者与受害者
鞍山证券的问题远不止于国债回购。其百孔千疮的财务状况，其实折射了上世纪90年代当地金融的混乱状况。
追踪鞍山证券巨额亏空的来源，又可看到当地金融混乱曾如何发挥作用。
20世纪90年代初，经鞍山市人民银行和有关政府部门批准，鞍山市一些企、事业单位曾组建了一种“金融代办机构”。受金融准入所限，这类代办机构大量挂靠在鞍山证券名下。1991～1993年间，鞍证名下有10家代办机构，如鞍山一工的灵山代办处、鞍山市三产公司长大代办处等。主办单位出资、出人、出场地，鞍山证券与这些机构签订代办协议，鞍山证券发行债券。
当时鞍山证券还成立了立山、海城、岫岩、台安四家分公司，除立山分公司外，其他三家都是当地人民银行出面设立，自负盈亏，自行管理。金融机构也加入到代办队伍中。1995年5月2日，中国工商银行海城支行又成立了一家挂靠在鞍证名下的“中国人民银行鞍山分行鞍山证券公司海城分公司工行经营处”，并委托给个人承包。这家经营处较为短命，仅存在了四个月。《调查报告》显示，该机构在四个月中即吸收居民存款14220万元，做了大量违规经营和账外经营，有3946万元未能收回。
代办机构成群，失控违规几乎是必然的后果。鞍山证券曾经向代办机构派人监督检查，但是无法看到原始账目。代办机构甚至能背着鞍山证券发行高息居民债券。直到1997年1月，鞍山证券与各代办机构终止协议，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指示，代办机构全部撤消，由鞍山证券接收所有的债权债务。鞍证的账目上并入行债券总额14.7亿元。
根据审计报告，这14.7亿元发行债券中，真正上交给鞍山证券的只有63513万元，代办机构自营投资占用1亿元，拆出资金占用24625万元，投资设立代办点的主办单位还占用12680万元，其中因经营亏损而无力偿还者近亿元。
鞍山企业债泡沫的破裂，也为鞍山证券造成重创。鞍山企业债发放最初由辽宁省计委统一掌握额度，后鞍山市计委亦获得审批权。此后，鞍山市人民银行也得以单独审批发行不超过一年的短期融资券，用于补充企业流动资金不足。80年代末以来，鞍山企业债发行规模中，一家企业的发行规模从100万～2000万元不等，发行期限一般是一至三年。从1990年至1996年，总共发行30多笔，至1996年底余额达到21亿。然而，多数债务无法收回。
鞍山市计委副主任楼荣秀说，风险显现之后，1997年鞍山市政府和人民银行、计委以及发行机构共同成立了债券办，清理两债问题（纯企业债和融资券，因多次转发混在一起，简称两债），1997年之后就没有新发企业债。
由于鞍山市政府每年编入预算的财政风险金只有3000万～5000万元，大量债务还要靠银行、证券公司来共同承担。所以，虽然企业债的发行经过正式审批，并不属于违规经营，但鞍山证券作为承销商也难逃厄运。从1990年8月到1996年10月，鞍山证券和鞍山证券海城分公司33家企业发行了企业债。首发金额为27430万元，其中经辽宁省人民银行批准发行的11家，经鞍山市人民银行批准发行的22家，只有三家（发债1660万）能收回，大部分企业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作为承销商，鞍山证券既而采取滚动发行的办法，代付企业债本息。到1999年中尚有余额4.1亿元。
饮鸩止渴不误奢华
这些年来一直靠半违规发债引鸠止渴的鞍山证券，其管理层出手豪阔，甚至在比较奢华的证券业界也颇引人注目
如果在真正的市场经济环境中，仅上述内在与外在的深重负担，早可使鞍山证券走向终结。但特殊国情提供了特殊的机会。鞍证除了靠挪用客户资金等违规手段维持生计，还有一种特殊的金融手段――发债。
早在1995年，中央就统一收紧了发债的口子，鞍山证券一类的小型金融机构极难拿到正式的发债额度。但鞍山证券为了生存，一直在坚持以本公司的名义发放债券，并得到当地人民银行的首肯或是默许。据记者了解，鞍山证券在当地发债多为一年期，每年发新还旧。据《调查报告》，至1999年5月，不算4.1亿元的企业债，鞍山证券的居民债券余额约为20亿元。
债市输血使鞍山证券获得喘息之机。1996年至1997年的大牛市中，鞍山证券自营业务表现不俗，据称也有相当利润斩获。当时鞍山证券曾有一种设想，通过发债及改善经营摆脱困境，在五到八年内实现资金的正循环。
当然，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种设想都只是饮鸩止渴时的一种自欺欺人。不独实际财务状况和外部环境已经不可能使鞍证创造出任何奇迹，国有券商的特殊约束机制也只能加速情况恶化。鞍山证券一直出手豪阔，甚至在比较奢华的证券业界也颇令人称奇，就从一个方面证明了这种体制性无奈。
1997年，鞍山证券全部债务显性化，该公司却在各地投资大建营业部。在上海，鞍山证券投资3000万元，购买上海证券交易所所在的证券大厦19楼1300平方米，建成“上海总部”。在深圳，鞍山证券建成6000平方米的“深圳总部”。鞍山证券天津营业部建设的投资为5000万元，该营业部是当时天津规模最大、环境最好的营业部。其沈阳总部建设的投资更是近亿元，面积达到1.2万平方米。1997年4月27日，位于鞍山铁西区的铁西营业部开业，该营业部总营业面积1.3万平方米，号称亚洲之最。据称，仅建此营业部即耗资近亿元。
鞍山证券建营业部所用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客户保证金及发债集资。截至1997年12月底，鞍山证券挪用客户保证金7896万元，其中扩大营业部用于固定资产装修的就有5612万元。1997年，鞍山证券自身的债券余额约为27亿元。
脱钩之名与实
对于鞍山证券来说，从1998年开始，就进入了一个模糊的“两不管”阶段。虽然证监会及央行均致力于消解问题，但作为最难解决的少数证券公司之一，鞍山证券问题的解决被一直拖到了今天
鞍山证券成立于1988年，是最早成立的证券公司之一。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中国证券业的起步阶段，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和省级分行有权批准成立证券公司，很多省市的人民银行、财政局或财政厅都一窝蜂地成立了证券公司，而初始资金非常少，有的是主管部门出资，有的是向主管部门借款，资金不过几百万元。到1996年底，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证券公司有94家，其中由中国人民银行分行控股的有43家。
鞍山证券由中国人民银行辽宁省分行批准成立，隶属于中国人民银行鞍山市分行（现在称为中国人民银行鞍山市中心支行）。鞍山证券的总部办公室就在鞍山市人民银行大楼的六层和七层，其三层的营业部与人民银行大楼是联体的，1994年鞍山市人民银行建这个大楼时，鞍山证券还出资近千万。据鞍山证券的元老说，当时鞍山证券就相当于市人民银行的一个部门，和其他部门一样向人民银行领导汇报工作，也参加行长办公会。
鞍山证券有两任总经理陈力和王宝连来自原鞍山市人民银行金融管理处。
鞍山证券的工商登记资料显示，鞍山证券成立于1988年5月4日，注册资本1000万元。但实际上，据鞍证前总经理陈力介绍，鞍山证券早期的资金来自于鞍山市人民银行员工的内部集资，集资额为13.8万元，鞍山市人民银行垫付了几百万元。
在成立之后的近10年时间里，当地的人民银行一直担任着鞍山证券的所有者、经营者和监管者三位一体的角色。这也是这段时间人民银行各级分行与所办的证券公司之间关系的一个缩影。
1997年中国人民银行下发了《关于中国人民银行各级分行与其投资入股的证券公司脱钩问题的通知》，要求证券公司与各级分行脱钩。随后，从1997年11月起，证券公司的监管职责由央行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司移交到中国证监会机构部。当时的央行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司司长亦转任中国证监会机构部主任一职。
1998年10月，鞍山证券“在清产核资基础上”，与鞍山人民银行就人、财、物等进行了清算；鞍山市人民银行前任行长于文波更告诉《财经》，甚至在更早前，鞍山证券就已将鞍山市人民银行的个人出资和垫付资金退还，完成了“脱钩”。
但是，鞍山证券资产质量之差，其时已为审计报告所揭明。当时情形与鞍山证券相似的证券公司亦颇有其人，对于这类证券公司，中国证监会的态度是不予接收。
一位当时参与交接的前监管官员告诉记者，1998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与中国证监会正式交接之时，还有20多家证券公司因债务比较重。证监会则坚持要脱钩清楚了以后才接收。因为当时中央的脱钩文件说的很清楚：“谁审批谁监管、谁发债谁还钱、谁担保谁负责，谁家的孩子谁抱走。”他说的这些精神，见诸1999年中办发1号文《中央党政机关金融类企业脱钩的总体处理意见和具体实施方案》。证监会的主张亦颇有根据。
他说，中国证监会认为，证券公司的监管职能虽然由央行转到了证监会，但央行作为主办单位、股东、原行政主管部门，又具备处理的手段，对交接到证监会的证券公司应该处理好债务问题再交接。“所以当时就有20几家一直没有接。”他又说，20多家公司一直在被慢慢消化，“到今天剩下的都是难啃的骨头了”。到2000年底，最后剩下最难办的七家，鞍山证券正是其中之一。
对于鞍山证券来说，从1998年开始，就进入了一个模糊的“两不管”阶段。虽然证监会及央行均致力于消解问题，但作为最难解决的少数证券公司之一，鞍山证券问题的解决被一直拖到了今天。在近四年间，鞍山证券发行高息债券仍未停止，反而成为苟延残喘的理由。
出路似有还无
2000年底，在与华诚重组及运作华融集团计划均告失败之后，王宝连正式离开鞍山证券
就在央行1997年下发脱钩通知前后，央行还同步组织各级人民银行着手对所属证券公司进行改制。全国多数同类地市级证券公司均在此过程中，通过增资扩股和股权转让，注册为资本金一亿元的有限责任公司。然而，鞍山证券因资产质量过差，难以很快获得此类机会。此后，因监管体制的变迁，鞍山证券事实上成为“所有者缺位”的国有券商。
1998年末，寻求出路的鞍山证券准备与原纺织部旗下的华诚集团通过重组求生。1999年1月，鞍山证券在北京成立了北京华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华融投资），办公地点设在华诚大厦。华融投资门口还特地放置了一座从鞍山运来的黑色玉牛，据说价值600万元。
因为鞍山证券在北京设立营业部的申请一直未被证监会批准，北京华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实际成为鞍山证券北京投资的总部，当时的鞍山证券总经理王宝连也从鞍山迁至北京。据说，新成立的华融投资主要业务就是股票自营。
对于这一段时间的鞍山证券，一位鞍山证券中层经理如此作评：“1998年鞍证和人民银行名义上脱钩，但证监会不接收，鞍证成了没人管的机构，更是胡乱花钱！”据说，当时每周二、五是报销日，华融投资财务部每次都挤满了从鞍山赶来报销的人，报销什么的都有，一次三五万元的根本不算稀奇，“真是用花钱如流水来形容都不为过。”
华诚与鞍山证券的重组几乎就要成功。当时华诚的财务状况不佳，鞍山证券多次慷慨解囊，为其债务提供转贷。2000年7月是华诚和鞍山证券重组的蜜月期，华诚内部曾发文宣布王宝连为华诚集团总裁，但这一任命最后在上报国务院大型企业工委时始终没有获得批准。待到当年9、10月间，两公司合并重组之举已不了了之。
事实证明，这是鞍山证券寻找出路的最后一次机会。数月之后，央行对1997年脱钩未尽的数家证券公司进行清产核资，发现鞍山证券非十数亿元资金所能挽救，于是注定了鞍山证券的关闭命运。
但是，细查北京华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及相关公司的工商注册资料，可以找到自华融成立起，及与华诚重组同时乃至以后，华融及相关公司有过一系列股权和资产运作，似乎存在着一条由当时鞍山证券总经理王宝连主持下的另一条出路。
华融投资成立于1999年1月，法定代表人为王宝连，注册资本5000万元。出资方为：天津市泰门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现金100万元，实物出资900万元） ，鞍山市正佳置业房屋开发有限公司（实物出资1000万元），以及大连万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和鞍山市通达计算机网络有限责任公司、鞍山市腾鳌特区正兴实业公司、鞍山市富华典当有限公司、鞍山正元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均以价值600万元的实物资产出资。其中，大连万信的法定代表人亦为王宝连，而鞍山正兴实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鞍证后来的总经理汤涛。
1999年上半年，鞍山正元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已将所持华融投资股权转让给天津市泰门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后者占32％的股权，股东实物出资全部变更为现金出资。
2000年中，华融投资更名为华融经贸（集团）有限公司，该公司还控股5家公司，持有北京中财华融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北京华融世纪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华融信达经贸有限公司80％股份，后三家公司的注册资本均为100万元，法定代表人均是王宝连。另持有深圳市世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75％股权，该公司注册资本2000万元，法定代表人是华融投资大股东天津泰门的法定代表人谢安峰。华融经贸还持有上海华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51％股权，后者注册资本为4800万元。华融经贸（集团）有限公司及五家控股公司注册资本总和为1.21亿元，共同组建华融经贸集团。
华融投资更名为华融经贸（集团）有限公司之后，2000年10月，又重新组建了北京华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称新华融投资），注册资本3000万元，法定代表人是鞍山证券前任副总经理裴力。华融经贸（集团）有限公司出资2400万元，天津市泰门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出资600万元，而天津泰门的法定代表人此时已变更为裴力。
2000年秋冬之季，王宝连离开华诚集团。2001年8月，新华融投资召开股东会议，同意将华融经贸（集团）的股份以原价转让给王宝连和谢安峰，其中王付2000万元，谢付400万元；天津市泰门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出资的600万元原价转让给谢安峰，同时免去裴力、汤涛等人的董事会成员职务，由王宝连任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谢安峰任监事。至此，股权转至个人名下。
数月之后，2001年12月，股权又发生转让：王宝连将2000万股金中的1600万转让给新股东中国康利投资有限公司（下称中国康利），王宝连剩余的400万和谢安峰的1000万股金又转回到华融经贸（集团）有限公司。至今，中国康利占53.33％股份，华融经贸（集团）有限公司占46.67％的股份。华融经贸（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也由王宝连换成李革（1996年9月～1999年10月任鞍山证券法律部主任，1999年11月～2000年10月任华诚集团法律部主任）。
不过，王宝连显然并没有离场。中国康利的董事长正是王宝连，总经理是宫鲁岩（2000年底担任鞍山证券董事长）。2001年7月6日，中国康利将注册资本变更为1亿元。股东依次为：上海征信投资有限公司出资4000万元，辽宁国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出资3000万元，华融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出资2000万元，华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出资1000万元。其中，大股东上海征信的法人代表为当年的鞍证上海营业部经理顾维庆，其人现因涉嫌挪用公款正在被鞍山市人民检察院调查。
2002年3月14日，中国康利投资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中国康利集团有限公司。
根据2001年年检报告，华融经贸（集团）有限公司净资产总额为5233.97万元，负债总额8136.02万元。
以上资产及股权的转手迅捷频繁，令人眼花缭乱。但有识者告诉《财经》：鞍山证券在银证脱钩后，原来大股东的股权转给了鞍山的一些“空壳公司”。在与华诚重组彻底无望后，2000年下半年，王宝连就积极运作，想把北京华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升格为集团，通过一系列运作控股鞍山证券。计划尚在进行当中，工商登记等手续都没有办完，终被人民银行2001年3月对鞍山证券的清产核资完全打乱。知情人说，“央行在发现问题严重之后，命令一切活动都停下来，所有人都回到鞍山。”
2000年底，在与华诚重组及运作华融集团计划均告失败之后，王宝连正式离开鞍山证券。王宝连现居北京东二环内一处豪宅。细心的门卫数过，他有三辆名车。
金融管理调查报告范文第5篇
2014年11月初，据《路透》报道称，美国当局正针对英国渣打银行展开调查，看其是否违反美国制裁规定。美国当局对英国渣打银行进行调查时发现，其与一间在杜拜注册的公司有业务往来，该公司实为伊朗实体；还发现该公司另有一个在渣打银行开立的账户在使用，账户中的活动涉及美元交易，故属于美国禁止与伊朗交易的制裁规定范围内。
早在8月19日，英国渣打银行继两年前涉嫌洗钱交出6.67亿美元罚款后，再次面临指控，并与美国纽约金融服务局签订了第二份和解协议。这一次，渣打银行被惩罚的事由是“高风险交易”。根据负责签订和解协议的渣打银行首席执行官彼得·桑兹透露，这一问题是由于银行监控制度缺陷造成的。这一案例也体现了美国对于高风险交易的法律钳制正在不断收紧。
美国为反恐打击高风险交易
据美国纽约金融服务局的调查，渣打银行涉嫌进行高风险交易将被处以高达3亿美元的罚款。同时，它在阿联酋以及中国香港地区的分行可能存在洗钱行为，将被迫中断或停止其部分运营活动。
近年来，美国不断出台对高风险交易的打击规则。2012年3月16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一项名为“国防资源动员准备令”的总统令。这份总统令被称为“经济版的《爱国者法案》”，因其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加强了美国总统和联邦政府对于金融机构的控制权力。在此基础上，一套制裁组合拳以金融监管的方式打出。先是打击伊朗国有银行，截断伊朗对外进出口的收付款路径；紧接着，扩大总统与联邦政府的权力，使监管机构拥有更大的调查权和执法权。
进入2012年7月，美国开始以“洗钱”、“违规”等条目为由，出台更多政策打击为伊朗银行提供金融服务的境外银行。其中，中资昆仑银行和伊拉克艾拉法穆斯林银行被控与伊朗银行进行数百万美元的交易，并为其提供金融服务。2012年7月16日，美国参议院公布了一份名为《美国在洗钱、贩毒和恐怖组织融资中的脆弱点——汇丰案例》的调查报告。这份长达340页的报告直指汇丰银行涉嫌为苏丹毒贩洗钱，并控诉汇丰银行不顾警告，最终导致恐怖、不法分子及毒贩进入美国金融体系，甚至帮助墨西哥毒贩洗钱、中东恐怖组织融资。
紧接着，美国打击的枪口朝向了另一家银行巨头——渣打银行。据美国纽约州金融服务局负责人劳斯基向渣打银行提出的指控称，渣打银行在2001~2008年期间，通过“电汇代码消除”技术，在资金转移过程中消除客户代码，使监管部门无法得知电汇各方的真实身份。凭借这一手法，渣打银行共隐瞒了6万笔与伊朗政府有关的交易，共计2500亿美元。而这些让渣打银行赚进数亿美元佣金的生意，很可能“令美国金融体系被恐怖分子、军火商、毒枭和腐败政权所利用”。
渣打银行辩称，被指控的2500亿美元业务中的99.9%都符合美国的“掉头交易”规则，不存在蓄意违规。所谓“掉头交易”，是指银行的操作指令由离岸的非伊朗银行或美国银行发出，而伊朗的银行机构根据交易指令透过美方银行向其他银行传送交易数据——这些数据的电汇代码里，看不到任何“伊朗痕迹”，只能看到发出指令的离岸银行。根据美国纽约州金融服务局的调查，为伊朗客户设计这种交易方式并承担收发指令工作的正是渣打银行。
最终，渣打银行还是在被吊销其在纽约州银行牌照的威胁下选择了妥协，不但支付3.4亿美元的民事赔偿款，还答应了以下监管要求：首先，建立一个监控系统，利用这一系统对纽约州分行的洗钱风险进行评估；其次，设置直接汇报给纽约州金融局的银行检察官一职，期限不得少于两年；最后，渣打总部需在纽约州分行永久性设置专责监管和审计境外洗钱活动的职位，以监控和审计该行所有涉及离岸洗钱的行为。
华尔街精英们导演的货币战争
对于美国来说，通过打击汇丰银行、渣打银行的好处众多。实际上，以制裁为核心的金融监管政策，一直以来是美国对外战略的重要组成。早在伍德罗·威尔逊时代，美国就一直采用制裁方式进行对德国的经济打击，“没有一个现代国家能抵抗经济制裁。制裁会最终导致不战而屈人之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制裁手段成为施行国际干涉的最好办法。而金融监管政策，在今天这个资本、货币、理念和风险全球自由流动的时代，在经济制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制裁构成了美国纽约与英国伦敦争夺国际金融中心之战的重要一步棋。尽管英国伦敦市市长撰文炮轰美国监管机构针对英国银行的做法是妒忌心作祟，眼红英国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并称此举“正渐渐地变为保护主义”，然而，英国银行轮番被美国监管机构狙击的事实和英国金融界人士的表态，恰巧说明这场以监管为武器的战役虽然打击的是渣打银行，却已经有效地撼动了英国伦敦金融城的城基。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金融监管者还会扮演金融中心保护人与攻击手的角色，因为国际金融中心不但意味着资金流转将带来巨额收益，而且意味着金融领域内的话语霸权，意味着利用金融这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世界秩序的走向。
在这样一场腥风血雨的金融战役中，美国华尔街的精英们堪称是美国的一支高素养“特种部队”，令包括英国在内的各国政府既恨又羡。在近乎残酷的竞争搏杀中，华尔街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完备的规则体系和分工网络，储备了数以万计的金融管理人才，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这群资本市场的“职业选手”一旦参加“普通人之间的战争”，只能如同虎入羊群。
早在2008年，在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光大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在海外上市前需要引进战略投资者之际，标准普尔等评级机构开始热炒中国国有大银行的债务和坏账问题，把其信用评级评得极低。包括花旗银行在内的一些国际金融巨头以低价购进中国银行的股份，从中大捞一笔。
2010年前后的欧债危机是华尔街精英们回馈美国政府的另一次“特殊袭击”。具体而言，华尔街精英们策划了一次狙击欧元、攻陷希腊、拖垮欧盟的行动：先是引诱欧洲资金前往美国抄底，将危机传染给欧洲；再通过冰岛危机和迪拜危机转移视线，实现美元指数反弹；然后，启动10年之前由高盛在希腊种下的“特洛伊木马”——2001年，高盛帮助希腊设计10年期的“货币掉期交易”，将希腊政府的10亿欧元债务“变性”为投资，从而使其账面上的负债率和预算赤字符合欧元区成员国的标准。这一手“偷梁换柱”，高盛赚了3亿欧元的佣金。然而，它的目标绝非仅限于“赚小费”，而是看空希腊——购买了20年期的10亿欧元“信用违约互换保险”。一旦希腊出现债务问题，对希腊支付能力承保的“信用违约互换保险”价值翻番上涨。购买此项保险的高盛自然将大获其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