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伦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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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伦理学范文第1篇
自从伽达默尔接过了有海德格尔早期所提出而在后期又放弃了的“实存性解释学”依赖你，哲学解释学的存在论转折就同当代实践哲学的复兴问题紧密相关。这就是说，哲学解释学，不再是一种事关诠释学方法或理解的技艺的纯理论学科，而成为和人的生存意义追问相关联的实践理性问题。在伽达默尔这里，对实践理性问题的反思，始终没有在社会政治的层面提出解决方案，而是从根本上反思人类生活的可能条件，在与他人共在的沉浮中寻找生存的意义以及合理的生活形式。
一
国内学术界一般以伽达默尔的代表作《真理与方法》为标志，把他的学术思想分为前解释学、解释学和实践解释学三个阶段。这种划分的优点是能让人简单方便地把握它的思想进程，但有个致命的缺陷，就是它非常容易造成一个错误的印象，以为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从前期到中期是伦理的，而只有到后期才是实践的，所以有一个实践的转向。我们要说，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实际上，伽达默尔自己说的非常清楚“解释学首先是一种实践，是理解和达到理解的艺术”。他的大学生涯中的第一个学术讲座，即1928年在马堡大学讲演的《论古希腊伦理学的概念和历史》就特别明确的表现出他的哲学指向：我们自己的兴趣本来就是实践的，伦理学的实践。
伽达默尔多次承认在他的学生时代主要是受尼古拉？哈特曼的影响，他也听过舍勒的价值伦理学课程，但哈特曼的《伦理学》给他们青年学生的思想造成的激动和挑战是无与伦比的。这其中的原因是无法简单的从现象学的巨大影响来解释的，因为一方面现象学实际上并不能满足世界大战后学生的精神需求，而且哈特曼对胡塞尔的现象学更多的是批评，而不是接受，伽达默尔在这些方面实际上是与哈特曼对立的。当时给伽达默尔带来激动的，主要是哈特曼所致力于建构的“批判的存在论”，他主要关心的是发现实在的世界——而不是单纯的现象世界——的结构法则。这种批判的存在论哲学是从哈特曼自己的价值现象学出发，去发现“物质世界的实践的给予性”，确立“理想存在”的问题和地位，因此具有了存在论的实践哲学的雏形。应该说，这才是最激动伽达默尔思想的东西。
伽达默尔创建以实践意图为主导的解释学的直接先导，当然还是海德格尔。大家知道，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提出“实存性解释学”概念，不是在“理解”和“解释”的任何方法论意义上使用，它同唯心主义解释学概念决裂的标志，就在于这种解释学面对的不是什么可理解的对象，而是“实存的Dasein本身的不可理解性”。理解和解释本身，不是被解说为主体的认知活动，而是作为Dasein“在——世界——中——存在”的一种生存特质，所以，只有从实践哲学出发，才有可能发现这种解释学的真正任务。海德格尔后来放弃了这个概念，不是因为解释学这一纲领无法向实践哲学推进，而是由于海德格尔意识到，他很难摆脱近代以来主体哲学先验内在性的纠缠。而伽达默尔之所以重新赋予这个概念以新的生命，乃是因为他从海德格尔的Dasein永远是共在的结论中，发现了人类生存的真正机制，这有利于完成海德格尔后期通过批判现代技术对存在的遗忘所思想的存在的天命。可以说，伽达默尔从海德格尔那里接受的这个实存性解释学概念，是从存在论的实践哲学意图出发的。
伽达默尔之所以要把解释学作为实践哲学，首先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面对传统崩溃的现实，科学技术以其独霸一切的姿态，成为现代人物质实践和精神价值乃至思维方式的唯一航标。其次，既然是要把解释学作为实践哲学，那为什么不能以现代科学理论以及现代精神科学包括伦理学为基础，而非要返回到古希腊的实践哲学传统不可呢？原因在于，伽达默尔认为，不仅近代的科学理论造成了错误的以技术理性指导一切的错误的实践模式，而且，近代以来的精神科学包括伦理学无不是以这种科学性为基础的。所以，伽达默尔尖锐地指出：“期待现代科学及其发展能给我们提供某种新的伦理学，这显然是不可思议的”。
二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作为实践哲学的解释学与伦理学具有内在的同一性。因为，解释学的“实践”不是任何现代的行为模式之一，而是最广泛意义上的生活方式。而伦理学就是“有关正当的生活方式的学问”。这样，伽达默尔的伦理学的核心，就不是去寻求生活中的道德规范，而是努力理解，什么是符合人性的正当的生活方式。这实际上是自苏格拉底开始的西方伦理学的原初的语义。在苏格拉底那里，他思考的伦理问题既不是道德规范的奠基问题，也不是道德判断的语义分析问题，而是更为本源的“美好的生活如何可能的问题”。海德格尔把这种从本源上对存在意义的思考本身叫做“本源的伦理学”。这正是伽达默尔解释学的伦理学的形式特征。具体地说，所谓“本源伦理学”就是从基础存在论对存在意义的追问，来确立伦理的根源。这一做法之所以成立，是因为伦理学与“存在”本来具有内在的关联。西方“伦理学”概念是由ethos演变而来的，我们平时把ethos仅仅理解成风俗、习惯，实际上遮蔽了它的本意。Ethos的本意是指人的居留之所，一种人性化的生存。在《存在与时间》等文章中，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打开了通向这种本源的伦理学的道路，但我们依然可以怀疑他是否真的具有了某种“伦理学”。伽达默尔实际上正是接着海德格尔这里来发掘共在的生存论意义。从基础存在论来阐发伦理学言，伽达默尔是海德格尔哲学的完成。作为“完成”他至少在两方面推进把基础存在论推进到伦理学。一是，尽管如海德格尔所说，对本真存在的本源之思就是伦理学，但只有当这种存在之思与人在具体生存处境中的“正当的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才是伦理的，伽达默尔自己就是在这种意义上来界定伦理学含义的；二是，孤独的个体存在，没有伦理意义，伦理的存在本源地是“共在”。“共在”不意味着“孤独的主体共同存在”，而是说人的存在永远都是“我们——存在”。
西方近代以来的伦理学实际上脱离了这个本意，伽达默尔极力重振古老的实践哲学，实际上就是感叹现代实践生活脱离了伦理的本意，如孟子所说，“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哲学伦理学范文第2篇
开幕式由东北大学文法学院副院长杜宝贵教授主持。东北大学宣传部部长丁义浩、辽宁省社科联主席张沈立、辽宁省教育厅科技处处长陈涛、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环境哲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卢风教授、中国环境伦理学会会长、哈尔滨工业大学叶平教授、辽宁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研究会理事长、大连理工大学学院院长魏晓文、辽宁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军出席了开幕式并对研讨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
在13日上午的大会报告阶段，先后做主题报告的有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叶平教授、吉林大学的刘福森教授、北京大学的郇庆治教授、南京师范大学的曹孟勤教授、东北大学的秦书生教授、北京工商大学的王鲁娜教授。14日上午的大会交流阶段，清华大学的蒋劲松副教授、南京林业大学的曹顺仙教授、四川师范大学的唐代兴教授、哈尔滨工业大学的解保军教授、北京林业大学的杨志华副教授、东北大学的于春玲副教授等做了主题发言。专家学者们就生态文明的研究范式、理论体系构建、实践路径选择等相关主题做了报告。
13日下午的分组讨论会持续了三个多小时，与会专家、学者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展开了激烈的对话与争鸣，现场气氛热烈，迭起，围绕“生态文明与社会主义”这一会议主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和充分交流。
哲学伦理学范文第3篇
关键词： 行动者网络理论 经济地理学 对称性原则
一、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基本理论
行动者网络理论的英文全称是Actor-network theory，通常被缩写为ANT。它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法国社会学家卡龙（Michel Callon）和拉图尔（Bruno Latour）为代表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家提出的理论。1986年，卡龙在“行动者网络的社会学，电动车案例”一文中首先提出了这个新概念。文中，卡龙描述了法国电器公司（EDF）在1973年提出开发新型的电动车计划（VEL）。这个计划需要CGE公司来开发电池发动机和第二代蓄电池，要求雷诺公司负责装配底盘、制造车身。另外，还要考虑消费者、政府部门、铅蓄电池等社会甚至非社会因素。这些因素都是“行动者”，彼此共同构成了相互依存的网络世界。
这里的“行动者”可以指人，也可以指非人的存在和力量。拉图尔直言，使用“actor”或“agent”并不对他们可能是谁和他们有什么特征做任何假定，他们可以是任何东西—可以是个体的或者民众的、拟人的或非拟人的。“行动者网络”中的“行动者”之间关系是不确定的，每一个行动者就是一个结点（knot或node），结点之间经通路链接，共同编织成一个无缝之网。
在该网络中，没有所谓的中心，也没有主—客体的对立，每个结点都是一个主体，一个可以行动的行动者，彼此处于一种平权地位。主体间是一种相互认同、相互承认、相互依存又相互影响的主体间性的相与关系。非人的行动者通过有资格的“代言人”（agent）来获得主体地位、资格和权利，以致可以共同营造一个相互协调的行动之网。
传统哲学意义上的本体论是关于先于现实经验上实际存有的一般性的存在架构。这种传统意义下的本体论要解决的是存在的根本意义，是关于何者存在，在什么意义下我们说它存在等问题。因此是一种对存在的先验状态和根本架构的探讨，而实际经验只是在这些架构中的特殊存有样态。
二、行动者网络视域下经济地理哲学思考
哲学是众多学科的灵魂。要提升地理学的地位，就必须丰富地理学的哲学内涵。
从国际地理学近现展来看，推动地理学实质性进步的因素都与哲学有着直接关系，可以归纳出以下七个方面的表现或问题：①地理哲学的内涵不断发生变化，但基本问题尚不清晰；②地理哲学研究的主观基础和客观基础及重大问题缺乏必要的系统结论；③地理学的空间分析倾向带来了地理思维的变化；④空间分析中地理学主体经验意识的丧失；⑤地理哲学中的时间和空间问题；⑥地理学中的“环境伦理”的研究刚刚起步；⑦我国的地理哲学是个薄弱领域。诚然，地理学研究需改变以往那种向其他学科引用与借鉴的局面。但目前地理学的发展状况更需以开放的心态从其他学科汲取营养和理论，以构建、扩展和丰富自身的理论体系及哲学体系。地理学研究离不开方法论，更离不开哲学。
人地关系始终是地理学的核心，反映在经济地理学上，即为人类的各类经济活动和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ANT的广义对称性原则力图对称地看待自然和社会的作用。“我们的广义对称性原则不在于自然实在论和社会实在论之间的替换，而是把自然和社会作为孪生的结果，当我们对两者中的一方更感兴趣时，另一方就成了背景”。从这个视角来看，人类的各类经济活动和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应该被对称考虑，过分地强调一方而轻视甚至忽视另一方都是不可取的。经济活动和地理环境是和谐共生的，这就在哲学层面上深化了经济地理学对人地关系的认识。长期以来，地理学的综合性仅停留或徘徊在宏观设计的层面上，而没有或很少从微观方面加以运用。从ANT视角来看，这是地理学综合性的症结所在。经济地理学应该在其微观领域强化其综合性，而且ANT也把宏观和微观对称考虑，把宏观和微观综合起来思考，理应成为经济地理学的追求，这种综合性具有更高层次。
ANT至少采用了两种思维方式，即关系思维和过程思维。首先，Latour将关系思维引入社会学的分析中。行动者网络理论颠覆了传统的认识论观念，强调关系性的思维。在网络中将人与非人置于同等地位，自然与社会不再是巍然屹立认识论中的两极。要在人与非人、自然与社会的互生的关系中寻求社会的稳定点。这一思想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共鸣，成为20世纪后期整个哲学界的一个重要潮流。其次，ANT将过程思维引入对科学的研究中。行动者网络理论描述的是一种动态关系，要求我们追随行动中的科学。科学是一连串的行动，是形成科学、制造结论和物品的过程。强调我们对科学的研究必须以科学知识生产者的当下活动为出发点，或者说要跟踪科学家们构造科学知识的动态过程。这种对科学研究的过程分析，沟通了知识生产者（科学家）和生产成果（科学知识），避免了科学研究的黑箱化。这无疑是我们理解科学事实的更先进的方法。Latour对科学知识进行的人类学研究的意义就在这里。
三、结语
地理学是一门研究地球表层自然要素与人文要素相互作用与关系及时空规律的科学。相应的，经济地理学主要探究人类经济活动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关系及时空规律。人类经济活动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关系贯穿经济地理学研究的始终，在经济地理学中处于核心的地位。按照传统观点，人类经济活动由于其活动主体的主观性而构成主观地理空间，自然环境则构成客观地理空间。而ANT则消除了人类与非人类、自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对称地思考人类与非人类、自然与社会的相互关系，并提出了准客体的概念，即主客体间的杂合性。
地理空间不仅仅是地理事物和人类经济活动充填的地表空间，而且这些地理事物和人类经济活动通过相互关联并形成地理空间结构，即地球表层系统结构，在ANT视域下是一种“无缝”的行动者网络。这种结构是人地关系的具体化，表现为主观地理空间与客观因素的相互关联。主观地理空间是人类在地表的活动空间，其载荷是人类；客观地理空间是人类的地理环境空间，其载荷是地理环境所提供的各种资源因素或灾害因素。在地球表面，主观地理空间与客观地理空间在范围上可重合也可以不重合，这种关系是人地关系的具体体现。根据ANT的广义对称性原则，应把自然环境置于与人类行动者平等的认识论地位，经济地理学理论的正确认识不仅取决于人类行动者，而且取决于客观自然环境，取决于人类经济活动和自然环境的协调和控制。
本文基于一个广泛流行又视角独特的理论视域—行动者网络理论（ANT），对经济地理学进行了初步的哲学思考和探索。应该看得到，虽然ANT能够为经济地理学提供一个独特有效的思维视角，但由于不同学者站在不同角度和立场对ANT本身有着多种理解，用它作为一种工具来思考经济地理学甚至指导地理实践必然会存在争议。即便如此，用ANT这样一种独特新颖的理论工具来进行经济地理学哲学思考也是一个有益尝试。
参考文献：
[1]吴传钧.现代经济地理学[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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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自然界的价值和对自然界的义务[J].国外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94.
[5]叶平.人与自然：生态伦理学的基础和取向[J].自然辩证法研究，1993（10）.
哲学伦理学范文第4篇
这种根于身体的哲学本体论，除了表现在中国古人对宇宙的终极性思考不是发端于对世界的“惊奇”而是始于对人自身人身处境的“忧患”之外，还集中地表现在其以一种“切己自返”和“返身而诚”的方式，把人自身的身体看作是宇宙真正的起点和本源。在作为中国哲学源头的古老的《易经》中，这种宇宙真正的起点和本源就是所谓的“太极”。“太极”的“太”字即为“大”字的引申义。而“大”字按许慎《说文》，其为象形字，即像直立的首、手、足皆具的人的身体形状。这一字形在中国古代的甲骨文和后来的铜器铭文中都得到了有力的印证。因此，该词源学的考察表明，对于去今已远的中国古人来说，其是通过一种所谓的“依形躯起念”的方式来构造自己的宇宙理念，故形上之太极恰恰以形下之人身得以体现。而要真正理解这一“下学可以上达”的奥秘，就不能不涉及到中国古人对“身体”概念的独特的理解，以及我们称之为一种所谓的中国式的“身体现象学”理论。
中国古人之于“身体”概念理解的独特性在于，与西方人那种作为纯粹物理对象的躯体不同，对于中国古人来说，身体之身除作为物理对象的躯体之外，正如古汉语“身”字字义所表明的那样，还兼有突出的“亲自”、“亲身”和“亲自体验”等等内涵。因此，在这里，我们毋宁说看到中国古人对身体的一种现象学式的还原。经此还原，一方面，身体由一种异已的存在回到了本已的存在；另一方面，这种还原又同时保持着现象的充盈丰满而不牺牲身体的外部具体体现。因此，这一中国式的身体概念的推出本身就代表了对人类哲学史上种种二元论学说的克服和消解，它把诸如人与物，内在与外在、主观与客观、本我与非我等对立项经由一种亲身性的身体真正融为一体。而宋儒张载所谓的“我体物未尝遗，物体我知其不遗也”（《张子正蒙·诚明》）的论断，以及为中国古代众多哲人所大力阐扬的那种中国哲学特有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其实正是以这种现象学式的身体概念为其真正滥觞。实际上，在中国哲学中，这种现象学式的物我合一的身体也即一种“体用不二”的身体。这同时也意味着，对于中国古人来说，身体已不再局限为我的七尺血肉之躯，而是作为一种现象学意义上的非实体化的“潜在的身体”，也即“可能活动的身体”，以一种“借用显体”的方式经由行为向无穷无尽的大千世界显现和开放，乃至于世界的万事万物都被视为是人身体行为的“目的论的项”，乃至于“人身虽小，暗合天地”，整个宇宙都被视为人自身的身体场。而《易经》中“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一永远“未济”的宇宙图式，与其说是对宇宙本身既定的客观规律的揭示，不如说恰恰是对于人之“挺身于世界”、人身向宇宙身生成这一生命之旅的彰显。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的根于身体的宇宙论学说不仅表现为把人自身的身体视为宇宙的起点和本源，而且还突出地表现为以人自身的身体的发生生成机制来解读宇宙本身的发生生成机制。这最终导致了在所谓“阴阳哲学”的名下，中国古人从人的“男女之道”推出“宇宙之道”这一中国哲学的哥白尼式发现。也就是说，对于中国古人来说，既然把宇宙看作是根于人的身体的宇宙，看作是人身体的化身，那么对人身体何以生成、何以可能的解答其实就是对宇宙本身何以生成、何以可能的根本解答。这样，“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人之身体来自男女这一发生学的原理其实就不仅是对人的身体何以生成、何以可能的解答，同时也是对宇宙本身何以生成、何以可能的解答。因此，对于中国古人来说，宇宙的“原发生命机制”并非遥不可及、深不可测的东西。相反，“易则易知”，它就以一种身体体验的方式下学而上达地体现在“造端于男女”这一夫妇之愚里。故男女之道不仅代表了人自身生命的发端，而且也从中径直开出了关于宇宙何以鸿蒙初启、何以开天辟地这一中国古代哲学的“创世纪”的宣言。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古老的《易经》不啻可被视为人类最早的“性学”经典。从指代男根女阴的阴阳两爻，到《系辞传》中的“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这一性活动的直白，这些被今之道学家们视为“不正经”而三缄其口的“身体书写”，竟堂而皇之地登上中国古代首经的堂殿以至于成为中国哲学的“核心语言”。同时，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天地”与“男女”相提并举且作为不易之论而业已成为老生常谈。所谓的“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系辞上传》），所谓“天地絪緼，万物化醇；男女媾精，万物化生”（《系辞下传》），以及“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中庸》）如此等等都无不表明了这一点。因此，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正是基于这一彻底的泛性主义宗旨，男女之性既“至大无外”地被推广到整个宇宙，又“至小无内”地被还原到每一个个人。中医理论坚信每一个体身体生命都可阴阳辩证即后者的印证，以至于有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的《黄帝内经》后不无诧异地惊呼，黄帝的身体竟是双性同体的，这样，西方人的“性别”概念就成了“错误的名词”。
综上所述，就中国古代的宇宙论学说而言，无论是其有关本源问题的理解，还是其有关发生机制的认识都无不系于身体，该学说与其说是一种基于思维和研究存在是什么的所谓的“存在的哲学”，不如说是一种根于身体和研究生命如何可能的所谓的“生活的哲学”。这也充分说明了何以中国古人的终极性思考始终与身体性思考难分难舍地纠缠在一起，致力于所谓“安身”、“守身”、“贵身”、“返身”、“省身”的问题永远是古之贤哲的第一等事，而对执迷于身外之物”的那种所谓的“以身为殉”的原始的焦虑始终使其忧心忡忡。同时，也正是从这种身体主义的宇宙论出发，才使中国古代“世道”同于“医术”之说得以成立，孙思邈言“不知易者，不足以言大医”，古人云“不为良相，则为良医”。人们看到，后现代主义者尼采所谓的哲学就是医学或生理学这一在西人眼里惊世骇俗之论，其实对于中国人来说却了无新意，早已被中国古人目为不言而喻的自明之理。
哲学伦理学范文第5篇
关键词：中国企业；管理伦理；管理哲学
中图分类号：C9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6）03-0025-03
管理学应用于社会方方面面，政府、企业、学校等，几乎每个机构或社会组织都是以管理为运行基础的。而企业管理作为管理的缩影，与人们日常生活联系最为紧密，也是管理问题表现最为具体的层面。故本文以企业管理为研究范畴，从实践应用角度探究管理伦理与哲学问题。
一、管理伦理与管理哲学的关系
管理伦理与管理哲学是管理实践中不可或缺、相辅相成的两大利器。管理伦理是企业进行管理实践的各种标准、规范和原则。而人是管理体系、管理制度的实际执行者。从企业管理角度来看，“企业要生存，就离不开人和事，无人何以成事，无事何以断人，归根结底，管理离不开人。”[1]也就是说，管理既管“事”，也管“人”。具体来讲，管“人”实际上是管理人的“思想”。而解决思想问题，则要靠哲学。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注重道德和伦理的社会，企业管理不仅要管好事，更要管好人，实现伦理与经济的内在统一，用道德范式和哲学思想来提升管理的艺术水准。可见，管理伦理学与哲学密不可分、相伴而行。
（一）管理伦理的内涵
管理伦理，即企业管理过程中的伦理道德建设。“企业在追求可持续发展过程中，不仅要获取经济利益，更重要的是用伦理道德来约束自身的经营行为，承担应尽的社会责任。”[2]
企业实施伦理管理，一方面是来自企业发展的内在需求。随着企业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提升，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社会效益对企业的驱动力越来越大。它不仅关系到企业打响知名度，更可帮助企业树立“诚信、仁义”的外在形象。因此，很多企业开始关注伦理管理，从内部管理向外部形象管理拓展。另一方面是来自社会发展的外在需求。随着社会文明发展，经济成为社会的主要行为，其在社会发展中所占据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企业行为已逐渐对社会伦理观念产生影响。甚至一些企业的不法经营行为不仅影响到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更直接挑战具有五千年文明的社会伦理观念。故规范企业的伦理行为，有助于建立健康有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助于建立和谐社会。
（二）管理伦理的哲学基础
管理是一门智慧的艺术。管理哲学既是对管理本质的反思，也是对管理科学元问题的考察与反思。管理行为发生、发展的各个阶段都会涉及到管理哲学问题。从广义的管理哲学来看，企业管理哲学是企业文化建设的内核，是企业统一战略思想、提升员工整体素质的基础。它贯穿于企业伦理管理的各个环节。从狭义的管理哲学来看，企业管理哲学是指企业最高管理者所奉行的管理信仰，其价值观和世界观将影响整个企业的伦理管理方式与发展方向。管理哲学影响了企业家的决策能力与决策因素。可以说，管理伦理是建立在管理哲学的基础上的。
二、“以人为本”哲学理念下的人力资源伦理管理
“人才永远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第一要素。”[3]人力资源管理是企业管理核心，关系到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命脉。当今市场是人才竞争的市场，优秀企业不仅人才济济，更能够有效管理人才。这就是“以人为本”的人力资源偷管理。
（一）企业人力资源伦理问题
人力资源管理实质上是企业道德规范与原则践行的过程，是企业强化执行力、追求效益与效率的前提，也是构建企业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工程，“它为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4]。当然，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问题是实现“以人为本”的伦理管理制度。但在实际管理过程中，实现这一点存在一定的难度。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人力资源伦理管理缺失现象严重。从企业角度来看，“以人为本”的用人理念还仅仅停留在口号阶段，真正理解这一理念并付诸实践还需加以时日；且企业内部人力资源伦理管理中缺乏足够的人文关怀，人际冷漠现象严重。从人才竞争角度来看，公平竞争意识淡漠，非正当竞争手段被合理化，甚至成为一些企业盛行的风气，导致很多企业人才流失现象严重。
（二）企业人力资源伦理管理的哲学基础
企业人力资源伦理管理主要基于两个方面：其一为“以人为本”原则，即企业以人才为最高价值观，企业管理者善待人才、重视人才、关爱人才，肯定人才在企业经营中的作用与价值；其二为“公平竞争”的基本伦理原则，这是人才竞争的起点，而无论竞争过程中还是竞争结果，也都要坚持这一原则，以避免企业出现“任人唯亲”的现象。
我国哲学思想向来重视人才的教育与培养。特别是儒家哲学思想更是将人才的培养细化为“治国、齐家、修身、为政”等方面，成为我国古代人力资源伦理管理的楷模与经典。儒家学说处处强调“人本”思想，把人视为管理与被管理的核心，为后世人力资源伦理管理奠定了基调。而墨家哲学思想也对人才培养提出了相应的论调，它强调“兼爱、尚贤”思想，都是主张对人才的爱惜与尊重。时至今日，很多企业在人力资源伦理管理中仍然要借鉴我国古代哲学思想，并以此为人力资源管理制度构建的基础。
（三）“以人为本”哲学理念下的人力资源伦理管理
实质上，企业人力资源伦理管理中最大的困境即是“引才、育才、用才、留才”四项，做好这四项即可为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后援保障。
将我国传统人才观念“以人为本”作为人力资源伦理管理的核心思想。所谓“引才”即是指企业积极塑造“爱才、惜才”的人力资源伦理形象，为人才提供完善的培养计划和晋升路径，以吸引更多人才；所谓“育才”，不仅包括企业为人才提供的培训计划，更需要企业具备良好的人力资源伦理管理氛围，以促使人才自我培养；所谓“用才”，即做到“人尽其才”，用“专业人士”来做“专业工作”，给人才更多空间与更高的工作自由度；所谓“留才”，是指为人才解决生活困难，消除人才的后顾之忧，全身心地投入企业建设，且制定完备的晋升与奖励政策，提高人才的工作积极性。
三、“以诚信为本”哲学理念下的经营伦理管理
经营战略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内核，是决定企业成败的关键因素。而经营战略是以经营伦理管理为基础制定的，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然而追求利益最大化又是企业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在这条永无终点的路上，保持企业经营行为不出轨的秘诀即是坚持经营伦理管理。
（一）企业经营伦理问题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的经营管理观念也随着市场环境的变迁而不断进行调整，以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使企业保持良好的生存发展状态，远离经营管理困境。但在实际经营过程中，企业很难不越界、不出轨。一是产品质量问题，一些企业的产品以次充好，欺骗消费者；二是价格欺诈问题，企业之间相互串联，哄抬产品价格，或故意以“跳楼价”等低价格吸引消费者，实际上虚报产品原价格，以损害消费者利益来谋求企业利益的最大化，还有一些企业采取不同消费者索取不同价格的方式，尤其对外来消费者实行歧视价格，欺骗消费者；三是企业采取不正当竞争手段，比如倾销、直销等垄断或侵犯消费者隐私权的经营策略，以谋求经济利益；四是虚假广告和传销行为，不仅欺骗消费者，更损害了同行业企业的利益。
（二）企业经营伦理管理的哲学基础
企业经营活动是社会的主要经济活动，而企业经营伦理又是社会经济伦理的重要形式，属于伦理道德范畴。从行业内部来讲，企业之间遵循公平、公正竞争原则，是伦理道德准则必须执行的一项，是企业“诚信”竞争的表现；从外部经营来看，无论产品质量还是规范定价都是企业“诚信”经营的表现，是企业争取客户忠诚度、构建品牌形式的关键。
我国哲学体系中对经济伦理思想也有过诸多评述。儒家学说倡导的“义利观”讲求“仁、义、礼、智、信”五个道德规范。特别讲求“信”，即诚信，不仅作为个人在社会上安身立命的根本，也作为企业生存发展的根本之道。墨家学说倡导的“义利观”讲求“兼相爱、交相利”。与儒家抑“利”相反，墨家言“利”，但强调获利应在“爱人”和“利人”之间，单纯的“利人”观不可取。时至今日，这些传统的哲学观念仍在影响我国企业的经营伦理，特别是“诚信”观念，不仅是全社会提倡的全民素质，也使更多企业从中受益。
（三）“以诚信为本”哲学理念下的经营伦理管理
在对内经营伦理管理上，“诚信”符合我国传统的哲学理念，是企业与员工之前是建立良好雇佣关系的基础，是企业招徕人才、挖掘人才、培育人才的基础，是企业构建透明管理体制的基础。在对外经营伦理管理上，“诚信”经营理念适应当前我国国情，也是企业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生存发展之本，企业用诚信来塑造企业品牌形象，有利于企业招徕更多的客户，与同业间建立良好的互助合作关系，以应对更大、更凶猛的市场经济风浪。
四、“以发展为本”哲学理念下的生态伦理管理
企业在保障生产经营活动正常运转的同时，还需兼顾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与维持，减少资源损耗，降低环境污染，为企业生存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所以，企业经营发展既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也要遵循生态环境规律。
（一）企业生态伦理问题
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本质上是与自然环境进行物质或信息交换的过程。故企业所有生产经营活动都需以生态环境为保障，其生产经营中所需的物质或信息，或直接、或间接地取自生态环境。可以说，企业对生态环境的依赖程度是其他任何因素所无法比拟的。但在实际生产经营活动中，由于一些企业的不法行为、不正当竞争等因素，使得另一些企业不得不向生态环境索取更多的物质或信息，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如大气污染、水污染等，甚至导致了资源危机。
透过这些生态问题现象，究其原因是企业生态伦理管理不当造成的。一方面，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为使经济迅速得到发展，不得不采取资源换产品的经营战略。尽管工业化进程加速了经济发展，但企业被迫放松生态伦理管理，其结果必然带来了环境污染，这是经济发展中无可避免的一对矛盾体；另一方面，我国在市场经济转型期，企业为生存发展，过多考虑自身成本，而忽略社会成本，甚至部分企业将治理环境污染的成本转嫁给社会，既扰乱了市场，又钻了法律的空档，使政府生态伦理管理失灵。
（二）企业生态伦理管理的哲学基础
生态伦理实质上是环境伦理，其内涵是协调人与自然生态的关系，这是以哲学为基础的。哲学提出在辩证唯物主义视角下认识人与自然之间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特别是在当今的工业社会，企业在追求生存与发展的同时，不得已与自然生态走上了背道而驰之路。可以说，人类在虐待自然生态的过程中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而在我国传统文化中，生态伦理思想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我国古代哲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哲学思想核心是“仁”，即“仁者爱人”及更高境界的“天人合一”思想。用现代哲学思想来解释，即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将此作为社会稳定发展的根基。道家哲学思想核心是“道”，追求“自然无为”和“道法自然”之道。道家哲学追求养息之本，注重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强调人应当顺应自然乃是“道”。这是生态伦理管理的高级境界，强调企业发展不但要遵循经济发展规律，更应视自然生态规律为前提，无视生态伦理管理的企业必将受到自然的惩罚。
（三）“以发展为本”哲学理念下的生态伦理管理
任何企业活动都离不开自然生态环境。这是人类与自然密不可分的关系决定的。从企业生存发展的战略高度来看，对大自然的开发与利用应立足长远发展。一些企业只顾眼前蝇头小利、动摇人类生存之本的做法，实不可取。
儒家哲学思想讲求的“四时行焉，百物生焉”更加深刻地道出了生态伦理管理的本质，即作为企业对自然的索取需以发展为本，不可欲取欲求，需给自然万物以休养生长之机，才能保障社会资源源源不断地为企业所用。而道家哲学思想所追求的“知足知止，可以长久”，也道出同理，强调人类就克制对自然环境的索求欲望，追求经济发展应以保护环境为前提，才是人类生存的长久之道。
可见，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不应成为矛盾体，反而是统一的、相辅相成的关系。企业肩负推动社会发展的重任，不仅仅推动经济发展就能实现，更重要的是保持社会经济的长久发展，这就不得不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作为企业来讲，构建“以发展为本”的生态伦理管理体系，建立“绿色供应链”，推进企业生态经营模式，是推动企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总之，在管理过程中，管理伦理与哲学问题总是相伴而行的。企业可持续发展离不开管理，而管理体系的三大框架“人力资源、经营、生态”所存在的问题，即为管理伦理问题。人力资源的管理伦理强调“以人为本”，经营管理伦理强调“以诚信为本”，生态管理伦理则强调“以发展为本”，这三种管理模式都以哲学理念为根基，以哲学观念为核心思想。故中国管理实践既离不开管理伦理的道德规范，也需要管理哲学的思想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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