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境贸易和对外贸易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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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境贸易和对外贸易的关系范文第1篇

关键词：国际贸易 出口经济

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令欧美等国际市场的消费力大减，重庆出口企业的海外订单随即出现明显萎缩， 2009年，受东盟自贸区零关税和重庆获批人民币跨境结算试点城市双重利好的刺激，船舶、纺织、皮鞋加工、农产品加工等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的出口开始逐渐回暖，带动出口新的增长，然而，这一好景并没有持续太久，重庆出口仍呈现起伏不定的态势。这场金融风暴，刮走了重庆出口近3成的订单。如何抵御金融风暴的肆虐，使受到打击的出口经济焕发新的生机活力，成为一众大中小企业都面临的存亡问题。

（一）物流升级，打造重庆出口“桥头堡”

2010年9月26日，价值220．5万美元的4206台“重庆造”惠普笔记本电脑随着一架巨大的波音747货机离开重庆江北国际机场飞往欧洲，这也标志着重庆—上海—列日（比利时）国际货运航线正式开通，重庆企业与国际市场的距离进一步拉近。2010年9月29日，我国内河最大的港区果园港二期工程正式开工，今后重庆60%的集装箱进出都靠这里来实现，也是未来实现500万吞吐量的重要一步。2010年10月18日，渝新欧国际铁路联运大通道国内段正式开始投入试运行， 11月，这趟由重庆西站发出的班列，载着“重庆造”一直开到德国的杜伊斯堡。这段长达11179公里的路程被渝新欧国际铁路联运五定班列刷新为13天。渝新欧铁运班列的开通， “重庆造”产品的出口将更加便捷通畅。“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程序，还将加快产品通关速度，降低物流成本，这也将吸引到周边地区的货物从重庆出发到欧洲。从地理位置上来看，如果说从前货物是经沿海出口欧洲，而现在重庆走新疆再到欧洲，意味着重庆一改出口的“大后方”，真正成为了出口欧洲的“大前方”。此外，一条被称为“东南亚出海大通道”的高速公路通道也在加紧建设中，该通道从重庆主城到江津，通过江合高速公路到四川合江、泸州、宜宾，然后通过云南水富、昭通到昆明，最后通过“中缅公路国际大通道”经保山、瑞丽，到达缅甸境内，一期工程30.65公里已于2009年年底建成通车。为进一步拓展进出口物流网络，重庆海关还与云南海关建立了转关协作机制，完善公路转关运输监管规程，打通了开拓东盟市场的出口通道。通过建立与云南的转关协作关系，为出口企业节约报关时间，必将有力促进重庆外向型经济发展，实现对外贸易的快速增长。交通配套的全面升级和完善，也为“重庆造”打造了全新的物流通道。

（二）积极开拓过境贸易和转口贸易，发展新的海外市场

近年来，印度洋地区开始崛起，经济发展的速度很快，市场需求旺盛。同时，欧亚大陆板块人口众多，作为一个新兴的经济体，将成为世界经济未来的发展极。此外，这一板块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未来发展空间大，将推动经济长期内持续发展。深处中国内陆的西部地区，正好靠近这一板块。重庆作为西部的重要增长极，借助其水-陆-空三位一体的交通配置以及不断升级的物流通道，将成为东部地区，甚至全国通往印度洋的“桥头堡”。重庆制造的产品，可以借助便捷的通关手续和转关协作机制，快速到达东南亚各国及欧亚板块的各个国家和地区。通过推动各国和地区间对外贸易的特殊优惠关税政策和贸易政策，加强和深化过镜贸易和转口贸易的协作，不仅为周边国家带来了新的经济发展的机遇，还可以进一步拓展重庆出口的发展空间。目前缅甸政府已承诺开展过境贸易和转口贸易，重庆的出口产品有望通过缅甸过境，到达印度、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产品出口更加多元化。   

同时，可转向非洲、南美等新兴海外市场寻找新的利润增长，还可以通过帮助企业进行国际商标注册、支持收购海外品牌等积极手段开展出口品牌培育，借助政府专项资金的形式切实实现海外市场的有效开拓。

（三）重视产业升级，发展服务贸易

纺织、汽摩产业等为主的传统制造业，由于多是生产中低端产品，受人力成本上涨以及市场萎靡的影响，现在的利润率大约只有1%左右，处在价值链的最末端，已经渐渐失去了在出口贸易中的重要地位，单靠出口退税只能短暂回升，只有产业升级才是重庆出口贸易的真正出路。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重庆要逐渐转变为以IT为支柱，金融、物流、食品加工主导的产业结构模式，升级金融服务，打造高端物流，引进新技术、新设备，促进自主知识产权产品的开发力度，以争取更大的市场空间。

发挥重庆作为西部经济发展中心城市的丰富的人力资源优势,加快发展服务外包、提高承接服务外包能力。重庆拥有较为雄厚的制造业基础,发达的基础电信设施,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充足的专业人才和日益完善的法规政策环境,发展服务贸易的前景十分广阔。近年来,重庆的服务贸易取得了快速的发展,发展服务贸易的比较优势不断显现。

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国际市场需求相对收缩，我国发展模式正从主要依赖外需转向以内需为主导、内外并举，而国内市场潜力主要在中西部。重庆地处中西结合部，承东启西、连通南北，重庆正逐渐成为水、陆、空物流中心。在两江新区，布局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基地，将更好地适应和满足中西部内需市场，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可以说，走内需主导、开发开放之路，必将有力拉动重庆发展。

参考文献：

[1]《国际经贸地理》        吕向生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8年9月

[2]《进出口贸易实务》      赵轶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8年

[3]《国际市场营销》        唐文菊        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0年2月

过境贸易和对外贸易的关系范文第2篇

的发展。

中国国际贸易与FDI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促进了各个国家经济贸易的发展，外商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在经济全球化时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中国国际贸易与FDI关系问题收到了学者的广泛关注。本文首先对国际贸易和FDI进行了概述，然后以实证分析中国国际贸易与FDI关系，最后提出政策建议，并加以总结。

一、国际贸易的概述

国际贸易又叫做世界贸易或进出口贸易，指的是各个国家或地区间劳务和商品的交换活动。国际贸易是劳务和商品的国际转移，是世界各国基于国际分工而形成彼此关联的形式，反映了各个国家之间的经济依赖关系。

按照不同的划分标准，国际贸易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按商品移动的方向可以分为进口贸易、出口贸易和过境贸易，按商品的形态可以分为有形贸易和无形贸易，按生产国和消费国可以分为直接贸易和间接贸易，按贸易内容可以分为加工贸易、服务贸易、一般贸易和商品贸易，按贸易参加国数量可以分为双边贸易和多边贸易[1]。与国内贸易相比，国际贸易有以下特点：首先，国际贸易涉及交易双方所在国的在政策、法律、社会习俗、语言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冲突和差异，比国内贸易涉及的问题要复杂。其次，国际贸易存在交易金额和交易数量大，运输距离远和履行时间长的特点，因此，交易双方要承担比国内贸易还要大的风险。第三，国际贸易易受交易双方所在国的经济、政治、国际局势和双边关系变动的影响。最后，国际贸易不仅涉及到交易双方，还涉及到运输、海关、商检、银行、保险等部门的配合、协作，过程比国内贸易复杂。

国际贸易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促进世界各国友好往来的关键因素，为了迎接新世纪的挑战，国际贸易有其自身的特点和发展趋势。第一，国际贸易进入高速增长期，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第二，国际贸易格局未改变，而中国在国际贸易中所起的推动作用越来越明显；第三，多边贸易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合作成为发展的主旋律；第四，国际贸易的结构越来越高级，技术贸易和服务贸易蓬勃发展；第五，贸易投资的一体化趋势较为明显，跨国公司逐渐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角；第六，贸易保护主义和贸易自由化的竞争日益激烈，随之而产生的对策不断翻新。国际贸易是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内容之一，深入了解国际贸易的特点和发展趋势有助于科学决策，还能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和更广领域上加入到国际经济的竞争与合作，抓住经济发展的机遇，推动企业的发展。

二、FDI的概述

FDI是外商直接投资的缩写，指的是一国的投资者把资本或生产要素投入到其他国家的生产和经营，掌控一定的经营管理权，为获取利润和珍贵生产要素而进行的投资活动。现代资本国际化的表现形式是FDI，FDI的主要表现形式是跨国公司。

对FDI本质的探讨，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部分学者坚持“经营资源”，特别是无形资产。例如，原正行：FDI指的是企业特殊的经营资源在企业内部的国际转移；小岛清：FDI的核心是经营管理上的技术性专门知识；部分学者坚持“控制权”，例如，洛赫德、肯伍德：FDI指的是一国公司在其他国家设立分支机构或者获得该国企业的控制权[2]。相关国际机构、理论界和政府部门，例如，WTO、联合国跨国公司、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投资司、美国商务部等，认为国际间接投资与FDI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取得企业的控制权，由于FDI的无形资产处于核心地位，货币资本处于次要地位，所以只能直接投资，FDI不仅具有直接经营管理权，而且其目标在于获得企业的控制权。因此，部分学者认为：FDI指的是一国或地区企业通过垄断优势的国际转移，获得部分甚至是全部外国企业的控制权，进而实现直接目标与最终目标高度统一的长期投资行为。

三、中国国际贸易与FDI关系的实证分析

Grange最先提出了格兰杰因果检验，即两个变量之间关系的因果检验概念和理论，如果对第一个变量加入相关信息，就能对第二个变量更好地进行预测，那么，第一个变量就是第二个变量的原因。如果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则二者之间为反馈关系。格兰杰因果检验被广泛应用经济领域，许多学者依据此理论来验证经济学中各个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在VAR模型中，Xt和Yt均为平稳序列，Xt-j和Yt-j均为Xt和Yt的滞后项，εt和ηt是均值为零的白噪声序列。根据以上的定义，如果bj不都为零，那么，Xt为Yt的格兰杰原因，相应地，如果cj不都为零，那么Yt为Xt的格兰杰原因。在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时，首先，应确保Xt和Yt均为平稳序列，其次，对于bj或cj二者不都为零时，应利用Wald test对系数均为零的原假设进行检验[3]。

根据近十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和进出口总额的图表显示，2004年以来，出口总额总是高于进口总额，说明近十年中国为贸易顺差，而且距离在不断拉大，仅有2008年的金融危机后时贸易顺差才减少。出口总额、进口总额和实际利用外资这三个指标总体持平，前四年处于增长状态，而2009年有所下滑了，在2010年又重新回到上升趋势。在前两年，FDI的增长速度低于进出口总额的，而在接下来的八年间，FDI的增长速度与进出口总额的增长速度持平。

为了使实证结果更加真实可靠，本文选取了我国23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在对数据进行筛选时，首先排除了进出口总额小于50000万元的省，然后又排除了FDI小于100万元的省，经过两轮筛选，剩下的省市为研究的样本。另外，为了避免价格因素的干扰，利用价格指数调整获得实际值，依据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对FDI进行调整，依据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进出口贸易额进行调整，以此来获得价格指数的实际值，并分别用FDI、IM和EX来表示[4]。

从三个变量的统计结果来看，各个省市的进口贸易额的中位数和平均值都小于出口贸易额，进口贸易额的标准差小于出口贸易额的标准差，而FDI的标准差小于进出口贸易的标准差。样本选取了我国23个省近十年的数据，因此，共有230个观测点[5]。首先，需要对三个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对于面板数据来说，由于每个省包含十个观测点，运用一般单位根可能使检验结果出现偏差，因此，应选择Im，Pesaran and Shin单位根进行检验[6]。单位根检验的结果表明，FDI、EX和IM均具有不平稳性特点，而经过一阶差分后，FDI、EX和IM都是平稳的。由此看来，在使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时需要使用一阶差分数值，结果解释为进出口贸易额增量和FDI增量之间的关系。

由于FDI、EX和IM三个变量均为I（1），三者之间的线性回归为伪回归，但若三者之间回归出的误差项为I（0），就会出现长期稳定关系，即三种之间互为协整关系。通过Engle-Granger两步法检验得到的协整关系显示，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均不能被拒绝，FDI与进出口贸易额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即彼此间不存在长期稳定关系，这与Pfaffermayr的研究结论相似[7]。

由于FDI、EX和IM均为I（1），其一阶差分均为平稳序列，分别用D（FDI），D（EX）和D（IM）来表示，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对三个变量检验。在进行检验的过程中，会遇到首先遇到对滞后阶数进行选择的问题，不同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观点和结论有所差异，而信息准则受到了学者的广泛认可[8]。信息准则包括施瓦茨信息准则、贝叶斯信息准则和赤池信息准则等几种表达方式。解决问题不如避免出现问题，因此，可以通过展示不同滞后期结果的迂回方式来避免选择最佳滞后期。

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可知，滞后阶数的差异对结果影响不大，不同的假设被拒绝时都有显著性的差距。检验结果表明，D（FDI）是D（EX）的格兰杰原因，D（EX）是D（FDI）的格兰杰原因，FDI与出口贸易额之间具有互补关系。未被拒绝的假设表明，D（IM）不是D（FDI）的格兰杰原因，D（EX）不是D（IM）的格兰杰原因，D（IM）不是D（EX）的格兰杰原因，D（FDI）不是D（IM）的格兰杰原因，FDI与进出口贸易额之间也具有互补关系，但这种互补关系较为隐晦[9]。

四、政策建议

我国近十年外商直接投资和进出口贸易额出现波动趋势的原因如下：首先，我国拥有丰富的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方便其他国家在中国投资建厂，这种投资不仅可以带动商品和设备的进口，而且外商直接投资生产的成品和半成品多数会以出口的形式回流到他国。其次，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了我国一部分行业由进口行业向出口行业的转变。由于中国具有丰富的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优势，再加上他国的投资，使中国具备了一定的竞争优势，逐渐由进口行业转化为出口行业。最后，在政府导向作用和招商引资优惠政策的引领下，大部分外商投资转化为出口行业[10]。

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有限，国际贸易的增长多表现为粗放型。因此，在未来引进外资的过程中应有选择性地招商引资，并加强对企业的监管。中国应完善投资环境、培养专业人才、提高企业配套能力，以此来吸引高技术水平的外来投资，减少污染程度较高行业的直接投资。国家还应严格限制投资产业，鼓励高新科技产业的直接投资，并且引进先进的生产设备。此外，国家不能依赖于组装和加工等低层次贸易，而应培养专业化人才，掌握先进的技术，对企业员工各层次人才进行科学配置，加强对管理经验和先进技术的学习。

综上所述，我国近十年的外商直接投资和进出口贸易额之间不存在长期稳定关系，但彼此之间存在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而且双向关系具有互补性，此外，外商直接投资和进口贸易额之间还可能存在不明显的正向关系。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参考文献：

[1]欧阳予，宫蕾.中国外贸与对外直接投资相互关系研究――基于1982―2011年数据的实证研究[J].中国市场，2014，08（02）：37-41.

[2]秦芳.国际直接投资与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关系的实证分析[J].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1（10）：50-53.

[3]赵彬.对外贸易、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影响路径的比较研究[D].山东财经大学，2013.

[4]张诗雯. FDI、城市化与出口贸易――基于金砖国家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湖南商学院学报，2014，02（09）：28-33.

[5]张昆.FDI对中美和中欧贸易顺差影响效应问题研究[D].南京农业大学，2012.

[6]李珊珊，罗良文.FDI行业结构对中国对外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影响――基于指数因素分解的实证分析[J].资源科学，2012，05（23）：855-863.

[7]李华敏.金融发展视角下FDI溢出效应对贸易增长的影响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13.

[8]邢震.高技术产业出口与FDI关系的协整分析――基于台州市1993―2008年数据的实证研究[J].上海商学院学报，2011，01（29）：56-61.

过境贸易和对外贸易的关系范文第3篇

二、五个经贸区的大宗商品远距离贸易16世纪以前的远距离贸易虽然存在，但以贸易地区的游移为特征。降至16至18世纪，大宗商品远距离贸易向有相对稳定贸易区域为依托的格局的方向转化，我认为此时期出现了五个经贸区：江南经贸区、珠江三角洲经贸区、长江上中游经贸区、华北经贸区和西北经贸区。经贸区是以经济区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但并不等于经济区。所谓经济区主要是基于经济地理条件而形成的经济区域特征。其特征的表露又主要是生产状况。因此，经济区的界定是以生产状况为主要指标。所谓经贸区则是从交换的角度而界定的商品市场圈。当然，一个地区的交换，取决于该地区的生产。就此而言，经济区与经贸区有时难以断然界别。但是，也应该注意，大宗商品的远距离贸易，一是需要便捷的交通。特别是在古代陆路交通欠发展的情况下，便捷的水路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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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个经贸区的大宗商品远距离贸易

16世纪以前的远距离贸易虽然存在，但以贸易地区的游移为特征。降至16至18世纪，大宗商品远距离贸易向有相对稳定贸易区域为依托的格局的方向转化，我认为此时期出现了五个经贸区：江南经贸区、珠江三角洲经贸区、长江上中游经贸区、华北经贸区和西北经贸区。

经贸区是以经济区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但并不等于经济区。所谓经济区主要是基于经济地理条件而形成的经济区域特征。其特征的表露又主要是生产状况。因此，经济区的界定是以生产状况为主要指标。所谓经贸区则是从交换的角度而界定的商品市场圈。当然，一个地区的交换，取决于该地区的生产。就此而言，经济区与经贸区有时难以断然界别。但是，也应该注意，大宗商品的远距离贸易，一是需要便捷的交通。特别是在古代陆路交通欠发展的情况下，便捷的水路交通是形成经贸区的重要条件。当然，有些地区由于特殊原因，也可能在水路交通不便的情况下形成一个特殊的经贸区。二是，有一个或数个对大宗商品有很强吸纳力的城市作为该经贸区的中心点。

我们再详细谈谈五个经贸区。

1、江南经贸区。所谓江南，指的是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宁国、杭州、嘉兴、湖州八府以及太仓州。这八府一州的江南地区，在16至18世纪形成了三个农业区。一是以种植棉花为主或棉稻并重区，它包括松江、太仓大部和苏州常熟、昭文等县；二是以蚕桑或桑稻并重，它包括湖州、嘉兴和杭州、苏州的若干县；三是种稻区，它包括常州无锡、宜兴和松江的华亭、青浦。江南地区有太湖水系。太湖东靠运河，南接钱塘江，北跨长江，又有纵横交错的河流，构成四通八达的水上运输网。这种经济生产条件和交通状况，决定了大宗商品远距离贸易的格局是：输出以高价值的手工业产品特别是棉、丝织品为主，输入的则是低价值的粮食和手工业生产原料。

江南是全国主要的蚕丝生产基地，特别是蚕丝生产中心湖州府，更是享誉全国。在蚕丝业发展的基础上，江南成为全国丝织业中心。明万历时张瀚说：“余尝总览市利。大都东南之利，莫利于罗、绮、绢、zhù＠①，而三吴为最。”（注：张瀚《松窗梦语》卷4“商贾记”。）这说明，至少是明万历以来，丝织业已是江南的支柱手工业。江南丝织品销往外地的数量，学者们的估计稍有差异。据范金民估算，明后期江南销往国内市场（包括江南本地区市场）的丝织品，每年约相当于绸38万匹，值银38万两；至清乾嘉年间则为1000万匹绸，价值约1500万两银（注：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大学出版1993年版第252、253页。）。

棉花的大量种植，也推动了江南棉纺织品的发展。明代江南棉布远销西北、华北、华中、华南、西南各地。明万历时松江人陈继儒说：松江布北走齐鲁，仰给京师达于九边；出长江口，经楚蜀，散于闽、粤、秦、晋、滇、黔诸郡，“此天下之大命脉也”（注：陈继儒《陈眉公先生全集》卷59《布税议》。）。降至清代，由于华北各地棉纺织业的发展，江南布在华北市场受到排挤，转而售往湖广、江西、两广、福建和东北等地。清代江南棉布作为商品进入市场的数量，方家估算数目不一。徐新吾估计为每年两千数百万匹（注：徐新吾《前中国棉纺织手工业的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页。）。

两宋时期，江南是我国最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时有“苏湖熟，天下足”之谚。降至明清，由于大面积种棉植桑以及城镇人口的激增，江南成为缺粮区。苏州、南京、杭州以及那些主要从事丝、棉纺织的专业市镇，都需要输入粮食。清前期，向江南输粮的地区，主要是长江上中游的四川、湖广、安徽及江西。乾隆时，东北成为新的江南粮食供应地。据郭松义估计，清前期各地输入江南米粮每年约达3050-3350万石（注：郭松义《清代粮食市场和商品数量的估测》，《中国史研究》1994第4期。）。

除粮食外，江南还需要手工业生产所需的多种原料，如蓝靛、木材、竹、纸、铁、煤、大豆、桐油等等。

苏州、南京、杭州是为16至18世纪江南经贸区的经贸中心。其中苏州还是全国的远距离大宗商品交易市场。这里，各地区商人云集，各商业会馆林立，商业贸易极为发达。

2、珠江三角洲经贸区。这里所谓珠江三角洲，是指广义的珠江三角洲，它包括西自西江边高要，北自北江边清远，东至东江边惠州的广袤约1100平方公里的区域。珠江三角洲水运便利。从广州沿西江至封州，入广西梧州，再往西可入云南；沿西江北上可过贺江、开江，抵湖南。经北江上流浈江，再越大庾岭商道，进江西赣江，抵鄱阳湖，与长江相会合，可通江南各地。东江溯流可抵惠州，北上经河源，达龙川县老隆埠，这里是进入闽西的咽喉之地。16世纪以来，珠江三角洲农业生产专业化的趋势大大加强。明

代，这里渔果综合利用的“果基鱼塘”发展迅速。明末，“果基鱼塘”又向着经济效益更高的“桑基鱼塘”转变，成为华南地区重要的蚕桑业生产基地，此外，这里的甘蔗、茶、烟叶种植也较普遍。珠江三角洲的手工业生产以佛山冶铁最著名，所谓“天下产铁之区莫良于粤，而冶铁莫良于佛山”（注：张心泰《粤游小志》见《小方壶舆丛钞》第94卷第4册。）。此外，广州、新会的造船业，石湾的陶瓷业，南海、东莞的棉纺织业，广州的丝织业，番禺、东莞、增城的制糖业，顺德的缫丝业等都很发达。在这样的水陆交通条件和农业、手工业生产格局的基础上，16世纪珠江三角洲经贸区形成，并显现出自身的经贸特点。

16世纪以来，珠江三角洲除对外贸易之外，国内长途贩运主要是两条水路，一是通过西江展开的与广西的贸易。两广虽同属岭南，但两者经济差异明显。广西多山，壮、瑶等少数民族聚居，经济较落后，大多仍停留在农耕状态。但广西生产的粮食和木材、烟草、竹、油桐、茶叶以及铜、铅、锡等又是广东所需的生活资料和生产原料。珠江三角洲的手工业产品，也是广西所需。两广大宗商品远距离贸易，就籍于西江航运大规模展开。据学者估计，广东每年要向广西购进粮食约1800万石；购进的生产资料，仅烤蚕茧所需的木炭，每年从梧州贩往珠江三角洲的就有1千数百万斤（注：黄鼎臣《明清时期两广的商业贸易》，《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4期。）。而从广东输往广西的主要是盐和布、丝绸、铁器等手工业制品。二是通过北江、东江等开展的江西、湖广、福建，特别是与江南的长途经贸活动十分频繁。珠江三角洲输往江南的商品有铁制品、陶瓷、夏布、糖和盐等，尤其以铁制品为大宗。万历时，霍与瑕说：“两广铁货所都，七省需焉。每岁浙、直、湖、湘客人，腰缠过梅岭数十万，皆置铁货而北。”（注：霍与瑕《霍勉斋集》卷1《上吴自湖翁大司马》。）特别是佛山镇，其“铁锅贩子吴越、荆楚而已，铁钱则无处不需，四方贾客各辇运而转鬻之”（注：乾隆《佛山忠义乡志》卷6“风俗”。）。珠江三角洲从江南输入商品主要是棉花、蚕丝和丝制品，褚华《木棉谱》说，闽、广商人到江南，不买布而买棉花，“楼船千百，皆装布囊累累，盖彼中自能纺织也”。广州虽有丝织品，但粤缎、粤纱“必吴丝所织”，才能色彩光华、滑泽（注：乾隆《广州府志》引明《广州府志》。）。

因此，珠江三角洲经贸区的经贸中心，首推广州，其次是佛山镇。

3.长江上中游经贸区。长江源自青海，全长6300公里。今湖北宜昌以上为上游，宜昌至江西湖口为中段，湖口以下为下游。16世纪以来，随着四川商业重心从成都东移重庆，重庆成为西南物贸主要集散地，以及长江中游汉口镇的崛起，长江上中游经贸区最终形成。

重庆古称江洲，“有舟航转运之利。蜀南西北，旁及康藏，以至滇黔之一隅，商贸出入输会，必于重庆。故重庆者，蜀物所萃，亦四方商贾辐辏也”（注：民国《巴县志》卷3。）。自重庆输出的商品有木材、茶叶、药材等，而以粮食为大宗，这批粮食主要来自川东各地。据学者估计，每年从重庆顺江东运的粮食在100至150万石左右。（注：郭松义《清代粮食市场和商品数量的估测》，《中国史研究》1994第4期。）汉口是长江中游经贸区最大的经贸中心，有“九省通衢”之称，它与河南朱仙镇、江西景德镇、广东佛山镇并称“天下四大名镇”，清前期又与京师、佛山、苏州并称“天下之四聚”。乾隆十年，湖广巡抚晏斯盛说汉口镇“盐、当、米、木、花布、药材六行最大”（注：晏斯盛《请设商社疏》，《清经世文编》卷40“户政”15。）。晏斯盛所说这六行，至少有盐、米、木材、药材四物属于过境贸易。入清以来，汉口就是淮盐重要集散地。这载淮盐的船，自仪征出口，抵汉口停泊，绵亘数十里，“首尾联络，势若蛇蟠”（注：王葆心《续汉口丛谈》卷1。），可见汉口食盐过境之盛。清前期，汉口是全国最大米市之一，每年运销量在千万石以上，这些米并非都是湖北所产，其中至少有几百万石来自湖南（注：郭松义《清代粮食市场和商品数量的估测》，《中国史研究》1994第4期。）。可见这也是中转贸易。湖北虽盛产木材，但汉口市场上优质木材如杉木等，多来自云南、贵州和四川。至于汉口市场上的药材和布，大多也不是本地所产。

除重庆、汉口以外，沙市、芜湖、九江也是长江上中游经贸区的大宗商品远距离贸易的重要集散地。

4.华北经贸区。这是一个以水陆交通联结而成的经贸区，它包括京师、北直隶、山东、河南、山西在内，是以生活资料贸易为主的经贸区。

明清时期，北京作为京师，水陆交通便捷，各地商品均可运达北京。北京是华北以至全国经贸中心之一。但北京是消费城市，手工业欠发达，因此，北京与其他地区的远距离贸易，形成了生活资料的单向输入为主的格局，其中尤其是粮食的输入。

除北京之外，明后期至清前期，华北最繁华的都会是位于会通河与卫河交汇处的临清。因地理位置，临清成为华北地区大宗商品远距离贸易的枢纽，也呈现出过境贸易的特征。临清市场最大宗商品是粮食，其来源有四：一是从运河北上的江淮粮；二是由卫河泛舟而来的河南粮；三是沈阳、辽阳等地海运至天津入运河南下的东北粮；四是临清附近的山东粮，这些粮食或售于京师，或售于江南，每年交易数量，多达五六百万石至千万石（注：许檀《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6页。）。此外，过境贸易商品还有铁锅、铁器、瓷器、纸张、茶叶等。

此外，华北地区大宗商品远距离贸易的中心点还有天津和河南朱仙镇。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五.西北经贸区。指东起直隶西北部的宣镇，沿长城迤西，过张家口，经山西大同、越杀虎口，往西至陕西榆林，再延伸向甘肃、宁夏、青海、直至新疆巴里坤、哈密、阿克苏、吐鲁番以及疏勒、和阗。北伸则进入蒙古草原，抵多伦诺尔、归化、包头、呼林格尔、托克托，直至清俄边贸城恰克图。这里没有像其他经贸区那样便捷的交通条件，但在“一收十利”丰厚利润驱使下，不少商人长途跋涉进入西北经营，形成了一个经贸区。明代进入西北经贸区的商人，以山西晋商最多，其次是陕西商人，还有徽州、山东、江西以及龙游商人。其贸易对象，主要是明朝军队。形成于明中叶的西北贸易区，与明朝的军事布局有密切关系。为防御蒙古族统治集团对西北的军事袭扰，明朝沿着长城陆续设置了九大军事防区，通称“九边”，其在西北有蓟州、宣府、大同、太原、延绥、宁夏、固原、甘肃8镇。明后期，8镇驻军多者76万余人，少者36万余人（注：梁淼泰《明代“九边”的军数》，《中国史研究》1997年1期。），如此庞大的常年驻军，需大量的粮食、布匹、军械和草料。明中叶以后，随着军屯的败坏以及征兵制改作募兵制，明朝每年拨给边镇大量的“年例银”和饷银。嘉靖三十七年（1551）户部尚书孙应奎说：“今岁入二百万（两），而诸边费六百万（两）。”（注：《明史》卷202《孙应奎传》。）当时有人惊呼：“竭九州之力而不足以供（九边之费）。”（注：王德完《国计日诎边饷岁增乞筹划以裕经费疏》，《明经世文编》卷444。）边镇巨额军费对明王朝来说是沉重的财政负担，而对西北贸易区而言，则是货币投放量的增加，从而促进其贸易的发展。其商品主要是粮食、布匹和其他生活资料。

入清以后，西北常驻军大量减少，迫使商人作贸易战略转移，一部分商人转向内地，另一部商人依然留在西北，从事边蒙贸易或在恰克图与俄国作贸易。三、全国性大市场格局的最终形成

上述五大经贸区，可以分为下列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建立在比较发达的手工业和农业生产的经济基础上的经贸区，如江南经贸区和珠江三角洲经贸区。它们向其他地区输出的是高价值的手工业产品，如棉布、丝绸和铁制品等，输入的则是低价值的粮食、手工业原料和其他农产品。显然，这样的经贸区，是以其他地区作为自己的产品市场和原料基地。这样的大宗商品远距离贸易，可以推动其他地区的农、林等产品的商品化，使更多的地区卷入商品市场之中；同时，它在推动本地区经济的发展上，则更为明显。16至18世纪，江南丝、棉纺织业的发展，丝、棉纺织业专业市镇的发展，不能不归功于丝、棉纺织品的大宗远距离贸易。第二种是大宗商品过境贸易区，如沿江、沿河和沿海的长江上中游经贸区，华北经贸区中的临清、天津、朱仙镇等经贸中心点。这种经贸区，对推动各地区间经济交流，使各种资源得到更有效的配置，促进全国性大市场的形成，功不可没。第三种是以生活资料交换为主的经贸区，如华北经贸区中的北京以及西北经贸区。这样的经贸区，或以消费性城市为经贸中心点，或以经济相对落后的农业区、畜牧区为基础。前者消费性的城市，是以货币和其他地区的手工业、农业产品作交换；后者是以低价的农产品或畜牧产品换取其他地区高价值的手工业制品。在这两种情况下，它们都只能成为其他手工业生产发达地区的产品销售市场。大宗商品的远距离贸易，对当地经济虽有一定促进作用，但对当地手工业生产的发展，推动作用不大。但是，它对稳定社会政治秩序，巩固边疆，都起了很大作用。

上述五个经贸区，并没有覆盖中国所有地区。但是，五个经贸区之外的许多地区，其产品都可进入各个经贸区，商人更是踏进经贸区的市场大显身手。如福建在江南经贸区之外，但福建手工业原料如蓝靛、竹、木、纸、糖等，却源源不断输往江南。明人王世懋《闽部疏》云：

凡福（州）之绸丝、漳之绢、泉之蓝、福延（平）之铁、福漳之橘、福兴（化）之荔枝、泉漳之糖、顺昌之纸，无日不走分水岭及浦城小关，下吴越如流水……

福建土特产不仅输往江南，也输往北方。在输出土特产的同时，福建也输入各种商品。首先是粮食。福建作为缺粮的地区，每年都要从广东

、浙江以及台湾输入大量粮食，明后期周之夔：

夫闽三面距海，山多田少，虽丰年尚资邻粟。故漳、泉贩之惠、潮；兴、宁贩之温、台；省会贩之上四郡，四郡不足，则贩之江、广。（注：周之夔《弃草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