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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后,随着大学生就业市场的建立,就业指导工作开始受到高校的重视,各高校相继成立了就业指导机构并配备了相应的工作人员。一段时间里,对大学生的就业工作起了很大的推进作用。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大学生所接触的现实刺激与所面临的问题不断增加,大学生就业问题也变得日益严峻,受到了社会各界广泛的关注。究其原因,当然与家庭、学校、社会都有关系,但学校在初级预防方面的咨询与辅导工作不理想应是主要原因之一。
我国在辅导师资的培训方面,除初中及高中阶段心理辅导师资的培训定位较为明确之外,高校的职业咨询与辅导人员培训尚未受到应有的重视。由于我国高校至今没有开设“职业指导和咨询专业”,因此目前从事职业咨询与辅导的人员大部分来自于管理、思想政治教育和辅导员队伍。这部分人员虽有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但专业能力的不足直接影响着职业发展教育工作开展的成效。随着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日趋严峻,高校对职业咨询与辅导专业从业人员的高素质要求与现实从业人员的低素质状况的矛盾,已成为高校开展职业发展教育工作的一大桎梏。为此必须加强就业指导工作人员的队伍建设。
以上海为例,针对这一问题,除了各师范院校相继开设了培训辅导师资的课程外,上海市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促进会和上海市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着力于高校职业发展教育,推出了职业咨询师的培训,对从事大学生就业工作人员的知识与能力进行培训。在1998年和2000年专门组织了两期由加拿大高校职业教育专家、教授主讲的培训班,并安排学员赴加拿大高校进行考察,从而提升了上海高校的就业指导工作水平。2002年教育部在上海举办了部属高校就业指导培训班,邀请美国高校的专家、教授讲课,推动了上海高校就业指导工作进一步的发展。
2003~2004年期间,通过职业发展、教育、咨询理论、测量理论、人力资源管理、法律法规、社会经济等多学科专家多次研讨之后,形成了职业咨询师的初、中级水平认证考试标准。然后,依据考试标准,完成了理论、实习和实训的培训课程设计。2004年9月,上海市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促进会与上海市职业能力考试院联合《上海市职业咨询专业技术水平认证暂行办法》(沪人考[2004]30号),正式启动了就业指导工作人员的专业化培训工作。2005年6月,上海市科教党委、上海市教委了《关于加强上海大学生职业发展教育的实施意见》(沪教委德[2005]22号),以推进上海高校就业指导工作的教师队伍职业化、专业化建设,促进就业指导向职业指导、生涯发展的转变,明确了大学生学业阶段和求职阶段的全程化、全员化的服务理念、内容与体系。随着职业咨询师培训工作的深入,2005年12月又公布了《上海市职业发展教育研究会工作条例》,正式建立高校职业咨询师和就业工作人员的行业组织,为行业发展和业务交流提供了平台。
从2004年10月开始举办中级职业咨询师培训班起,截至2006年6月底,共培训初、中级学员近400人。经过理论教学、专家带教实习、企业实习、香港实训及考试认证的操作模式,已有136人获中级证书,20人获初级证书。培训学员覆盖全市47所高校、中科院部分研究所以及部分人才咨询公司与企业。
二、高校职业咨询与辅导人员培训工作面对的困难
虽然职业咨询与辅导人员培训工作已经起步,但目前存在的种种问题,如各类教育人员在辅导观念上的差异、培训机构本身条件不够完备、职业咨询师的训练课程内涵不够明确以及训练过程中重要的实习与督导制度尚未建立等,还困扰着职业咨询与辅导人员培训工作的进一步深入。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职业咨询专业人员以外,人们并设有充分意识到高校职业发展教育工作专业化的重要性。虽然教育部主管部门了推进高校职业发展教育工作的文件,高校也在校内开展各类职业发展教育活动,大学生职业发展选修课新课程标准也将出台,但是学校从上到下,从行政管理人员到一般教师对职业发展教育工作的认识程度还有待进一步深入与提高。同样的问题在国外的研究中也有反映。如McDowell (1995)在比较行政人员、咨询员及一般教师对咨询师的看法时发现,这些人士对辅导工作者担任个别咨询、团体咨询与学业、职业生涯辅导等辅导角色的看法都比较一致,但是教师更认为咨询与辅导工作者发挥的比较多的功能是排课以及教学。[1]Huffman (1993)以263 位学生、111位家长、43位教师以及8位行政人员(总数425位)为调查对象,填答The Role of Counselor Survey (ROCS)后发现,教师与行政人员比学生和家长对咨询与辅导工作者有更好的认同;但教师还是倾向于将职业咨询与辅导工作者视为行政人员,认为辅导人员常常把许多与行政有关的业务交给他们做。[2]另外,Schalesky (1993)的研究则比较了更多层面的人士,包括教师、学生、家长、行政人员、咨询员培训工作者、学校董事会以及企业界人士等,对辅导人员应发挥的功能进行了探讨,结果发现仅咨询员培训工作者与咨询员本身对咨询与咨询的功能比较肯定。[3]
在职业咨询与辅导师资的培训机构方面,目前师范院校的心理系中有一部分相关课程,上海市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也于2004年启动了职业咨询师初、中级的培训,然而各培训单位在师资队伍建设及设备资源方面均不够完备,急需在政府或研究单位的帮助下,以足够的师资及设备资源提升辅导人员的训练效果。
目前我们已经启动了职业咨询与辅导人员的培训,然而“如何培训”和“培训什么能力”这两大问题还有待深入探讨。虽然我们所开设的课程参考了美国的课程体系,但就课程内容作细致的分析比较,还是可以发现两者较大的差异。而与美国“咨询及相关教育课程认证委员会”(CACREP) 所规定的几个核心领域相比较,国内在社会文化方面的课程训练还不完整,也不够扎实,因而导致所学理论或技术无法解释问题、解决问题。再者,以目前的状况而言,高校职业咨询与辅导人员主要来源于大学毕业后留校的学士,仅有少数是心理或教育专业毕业的,这样的学科及学历背景对于培训一支专业的职业咨询与辅导工作者队伍是非常不够的。
除了专业科目的训练不足之外,目前职业咨询与辅导人员专业教育中最大的缺失在于缺乏有系统、有制度的实习督导,咨询实习课程所接受的督导方式与内容都有相当大的差异。另外,咨询实习课程所要求的实习活动内容与实习时数也明显不足,使得学生在完成专业教育之前无法取得必要的实务工作经验。尤其应当指出的是,我国目前尚无职业咨询员培训课程的标准,缺乏客观准则作为制定咨询实习教学目标的参考。随着国内职业咨询与辅导人员教育训练活动日益普遍,社会对于职业咨询与辅导人才的需求愈来愈迫切,建立职业咨询与辅导专业人员实习与督导制度已刻不容缓。 三、高校职业咨询与辅导人员应具备的能力
高校职业咨询与辅导人员应具备的能力包括知识与技巧两方面。在知识方面,主要是回答“一个咨询师应当知道些什么”的问题;而技巧方面,则是回答“一个咨询师应当能做些什么”的问题。职业咨询与辅导人员应具备的基本知识,主要包括Piaget、 Kohlberg、Gilligan、 Selman、Loevinger、 Hunt、 Super、Havighurst 等人的发展理论;职业选择理论中Parsons的特质因素论和Holland的职业类型论、Roe的需要论和Bordin的心理动力论;职业决策理论中Gelatt、Harren、Krumboltz、Kelly等人的理论。在技巧方面,则强调理论知识在实际工作中的应用。至于如何训练,即将发展理论应用在自己的生活经验中并接受持续的有效督导也是十分重要的。
有学者认为,就高校职业咨询与辅导人员应具备的能力综合而言,包括职业咨询理论基础、咨询与辅导实务及专业特质三方面。职业咨询理论基础涵盖咨询理论、人格发展、社会心理及个别差异研究。也有学者认为,基本的计算机使用及统计研究能力也是需要具备的。在咨询与辅导实务能力方面,应包括个别咨询、个案研究、团体辅导、班级辅导、心理测验的使用、行政协调、社会资源的了解、与教师的沟通及咨询、咨询辅导方案的设计与评估等。有些学者还针对各项能力作了进一步的具体说明,例如个别咨询能力别强调倾听的能力,心理测验的使用特别强调测验的挑选及结果的解释。除了应具备的能力之外,职业咨询与辅导人员应具有的特质、态度与个人的咨询能力也同样重要。在这方面,除了专业伦理守则之外,还涉及投入工作的意愿、能面对挑战、能照顾自己的情绪、能适当的调整自己的价值观等。而在辅导理论、实务技术与专业特质以外,一般的教育能力也相当重要,包括组织、营销、教学及熟悉法律、争取经费等方面的能力。 有学者曾提出学校辅导人员培训的课程结构,其核心领域包括心理学、人类成长与发展、咨询与辅导、生涯发展、测验与评估、专业定向;次核心领域包括社会文化基础、统计与研究法、咨询以及学校情境的相关课程等;在专业实习的部份,又分为实习前阶段、初期阶段实习、中期阶段实习、学校的实地实习,对各阶段的实习时数及实习内容也应有明确规定。训练课程中的实习与督导则是准咨询师成长为专业咨询师的重要环节,实习可以让准咨询师将课堂上所学的知识在实习场所进行验证,而督导的功能则除了确保个案的利益并协助准咨询师个人及专业上的成长之外,主要是为咨询进行专业把关,确保专业质量。
四、进一步做好高校职业咨询与辅导人员培训工作的对策
1.完善专业组织建设
在美国有45个州要求职业咨询师拥有开业资格证书,各州的资格证书培训项目都须经过“咨询及相关教育课程认证委员会”的认证。澳大利亚职业生涯咨询业联盟(CICA)将各个行业和地区性的咨询专业组织联合在一起,制定通行的行业规范和标准。德国职业生涯咨询协会(DVB)设立了生涯咨询师注册制度,2003年有420位成员。荷兰设有职业咨询师和咨询官注册基金,并建立了职业咨询指导师协会(AVGC)。加拿大职业咨询师协会规定硕士为最低专业要求,魁北克及许多省都有自己的协会或组织。[4]我们要在学习国外专业自律组织的经验中完善已经建立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促进会以及职业发展教育研究会的工作职责、范围等专业内容,不断推进规范化建设。
2.保证人员素质
在国外,不同的国家对于从事咨询与辅导工作的人员有不同的学历与专业要求。如澳大利亚要求本科后专业教育+在职培训;加拿大要求本科+硕士(指导咨询);丹麦要求本科+240~360小时培训;芬兰要求咨询或心理学硕士;德国要求第一级咨询学位或学位+6周培训;爱尔兰要求学士+一年本科后咨询课程;英国要求学士+本科后培训或硕士;美国要求硕士(咨询/心理学)及以上。[5]而目前国内咨询员的培养教育主要集中于培养学士层面的咨询师,其主要的就业方向是在中小学担任辅导教师。综合国际的通行做法,我们认为辅导人员的专业教育应以硕士学位为基本要求。辅导人员必须经过专业的培训,完整的训练课程计划是相当重要的。职业咨询与辅导人员的培养,在逐渐提升其专业性之后,终将走向专业证书制度的方向。目前,心理咨询的证书制度已经建立,职业咨询与辅导人员在拥有足够的专业素养之后,也完全有必要建立专业证书制度,从而使他们能为高校学生、家长及社区居民提供更专业的咨询服务。
3.完善课程建设
在职业指导与咨询人员训练课程的架构与内涵方面,美国“咨询及相关教育课程认证委员会”(1993)规定训练课程包含八个核心领域,并规定了一定的实习时数。核心领域包括人类成长与发展、社会文化基础、助人关系、团体工作技巧、生活型态与生涯发展、评估、研究以及专业取向。而在实习经验之中,又规定至少40%以上的时间是直接与个案接触的。此外,还设置了特定的研究领域,有较多的选择弹性,包括药物滥用、婚姻咨询或跨文化的咨询工作等。我们应该借鉴这些比较成熟的理论和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开设并完善有我们自己特色的课程。
4.深化专业研究
美国的职业咨询研究和学科建设实力强、参与者相当广泛。许多一流大学设有相关专业和硕士、博士课程。英国有一些大学有本领域的研究传统,设有心理学和咨询硕士、博士课程,德比大学是英国职业咨询方面的重要研究中心。同时,英国还设有全国性组织National Institute for Career Education and Councelling,专门研究职业指导理论、需求、技术、方法和政策。澳大利亚的悉尼大学、新南威尔士大学等都有研究者专业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提供这方面的课程。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大学、UBC大学等也积极开展这个领域的研究。[6]鉴于国内目前此方面的专家比较少,一方面我们可以集聚从事心理学、人类成长与发展、咨询与辅导、生涯发展、测验与评估、专业定向、社会文化基础、统计与研究法、咨询以及教育等相关专业领域的专家,组成教研室,对课程及培训模式进行多角度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在专家之间进行小型研讨活动,互相促进,互相启发,开拓对相关学科领域的认识,从而为职业咨询与辅导人员的培训提供新气象,让高校的职业咨询与辅导专业人员更具备专业能力。但从长远而言,除了继续提升教师的专业能力之外,增加对大学生的咨询与辅导经验以及与社会环境的接触也十分重要,毕竟咨询与现实的社会环境有着紧密而重要的关系。
另一方面,可以充分挖掘我们已有的职业发展教育研究会成员的力量。他们绝大部分是在高校一线从事学生就业或辅导工作的人员,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在经过了一定的理论和实践培训后,基本上已经有了职业发展教育的观念和理念,这将对已有课程的完善和改进产生很好的推动作用。
美国高校学生事务管理的经验
遴选和考核程序规范、严格 美国高校公开招聘的学生事务管理人员主要是初级和中级层次的。招聘程序规范、严格,一般包括以下几个环节:公布招聘职位及要求;组成专门委员会,审查应聘人员的简历和工作背景;阅读推荐信等相关资料;面试。高校职位信息时会根据职位的初、中级之分选择不同的媒体和形式。初级学生事务管理职位可能更多地选择校内有关的媒体或者当地的报纸,而中级学生事务管理职位可能更多地选择相关职业协会的网站或者《高等教育纪事周报》的招聘广告栏。学校对初级学生事务管理职位面试入围候选人进行审查时会考虑许多因素,各影响因素的重要性从大到小排列依次为:一定的工作经验;较好的语言表达能力;具有硕士学位(最好是主修“学生事务管理”方面的学位);写作能力;愿意承担“额外工作”。对高级学生事务管理职位面试入围候选人进行审查的时候,各影响因素的重要性从大到小排列依次为:一定的工作经验;具有较好的语言表达能力;具有管理和指导专业人员、辅助人员的经验;具有硕士以上学位(最好是具有“学生事务”或“高等教育”方面的博士学位);写作能力。
根据温斯顿(winston)等人的调查,有41%的高校认为自己对于学生事务人员的管理采用的是“团队协作型”方式(collaboration);而对学生事务管理人员的绩效考核周期通常为一年。
重视培训,提高事务管理队伍的自身素质和能力 美国高校十分重视对学生事务管理队伍进行培训,以提高队伍人员的自身素质和能力。在美国,基本上每个州都至少有一个为培养高校学生工作方面的专门人才而开办的高等教育学生行政管理专业。在高等教育博士的培养计划中,也有关于学生事务的培养方向。哥伦比亚大学为高等教育博士开设的62门课程中,关于高校学生事务的就有12门。南加州大学高等教育博士的课程方案适用的职业领域首先是学生服务。
重视学生事务人员的专业发展 对于初级学生事务管理人员,学校通常会安排高级事务管理人员进行指导,指导他们阅读专业期刊和学生事务书籍,组织他们参加校内工作研讨等。高校还向初级事务管理人员提供资金(有44%的高校给予全额资助,有21%的高校给予部分资助),资助他们参加地区性或者全美有关职业协会的活动。有63%的高校鼓励初级学生事务人员接受继续教育,并且提供时间的方便。同样有63%的高校鼓励中级学生事务管理人员接受继续教育并且提供时间的方便,有60%的高校给予中级学生事务管理人员全额资助,去参加地区性或者全美有关职业协会的活动。对于高级学生事务管理人员,学校会安排他们进行校内指导和工作研讨等。美国还有许多社会组织,如全美学生人事管理者协会(NASPA)和美国大学人事协会(ACPA)等社会的职业协会与专业组织,通过举办会议、提供培训计划等方式对学生事务管理工作给予促进。
灵活多变的运作模式 杰・巴瑞(Margaret J.Barr)在对美国多所大学进行考察后,从学校整体工作和报告关系的视角出发,将学生事务管理的组织运作模式分为四种类型:
直接报告模式:高校的学生事务工作直接向校长报告。这种模式的优点在于减少了中转时间,可以使校长全面了解学生事务管理的操作情况,问题能够得到及时解决。弊端在于校长事务繁多,可能没有足够的精力处理广泛而复杂的学生事务管理工作,同时也会使校长陷入大量日常的琐碎事务中。间接报告模式:学生事务负责人间接地通过其他行政人员向校长汇报工作。北卡罗莱纳州大学采用了间接报告的模式。分管学生事务的副校长不仅承担着向校长汇报学生事务的有关工作,还被定期邀请参加教学主任和教务长会议以保持交流的渠道畅通。这种模式的优点在于解放了校长,并且便于各个部门之间的联系,能更有效地解决问题。缺点在于这种模式要求事务管理负责人跟副校长保持融洽的关系。他是基于信任和办学指导思想之上的模式。双重报告模式:分管学生事务的副校长作为校长会议的常务委员,而日常工作由另一名执行副校长负责。这种模式的优点在于减轻分管事务管理的副校长的工作量,但是这种模式对校长会议的委员之间的信任要求比较高,而且需要在交流和监督方面有明确的指导方针,如果缺失了信任,那么将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分散型的组织结构模式:让出一部分学生事务管理工作,交于学校其他的组织管理机构负责。如学生活动由学生自己组织或由专门的委员会进行管理;教学机构负责学生生活、就业指导、学术指导、对学生专业活动的支持等。这种模式的优点在于节省资源,并且能够为每个学生提供高质量的服务。缺点在于机构可能重复设置,容易出现难以协调的困难。
上述四种模式在高校中的运用不是单一的、固定的,而是综合运用的。
多样化的培训方式 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学生事务管理人员的培训有夏季集中培训和日常分散培训两种。夏季培训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新上岗专职人员培训;第二个阶段是对新老专职人员共同进行培训;第三个阶段是专职管理员和学生管理员一起培训。新上岗的学生事务管理人员在第一年还要每周接受一次培训。新上岗的学生管理员则要学习与本身工作有关的心理学课。
柔性的组织结构 柔性的组织结构最大的特征便是组织管理的层次减少,管理的幅度扩大,形成一种扁平式的组织结构,并且具有有机性、灵活性和适应性。它能够加强学校各部门之间的合作和配合,使各部门能够及时沟通情况、共同决策,有利于事务管理者之间相互启发。能充分激发他们的创造性,从而提高学校的办学质量和效益。
美国高校学生事务管理的启示
多样化的选聘方式 首先需要将招聘信息在尽可能多的媒体上,尽可能地扩大招聘的范围。面试过程中需注意应聘者的反应能力、自身表达能力等多样性的积极的态度。对面试的各影响因素分配不同的、合理的权重。然后根据应聘人员的综合表现,由学生事务管理部门集体决定是否录用。
加强多样化培训 加强培训,并使培训的方式多样化,提升学生事务管理队伍自身的素质和能力。创造力程度=知识量×能力素质。只有通过知识的不断更新,强化事务管理队伍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才能达到对学生事务管理队伍柔性管理的目标。
关键词:“丝绸之路经济带”:教育合作:建议
一、“丝绸之路路经济带”教育合作建设的现状
在九十年代末我国与中亚之间的教育合作开始逐步发展,尤其于2001年上合组织成立之后,经贸往来和教育合作变得更加频繁。“丝绸之路经济带”这一伟大战略构想提出之后,教育领域合作迎来一个新的发展契机,合作的深度和广度迈进一个新阶段。
(一)建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教育联盟”
亚洲教育论坛与韩国首尔科学综合研究生院共同组建“新丝绸之路教育联盟”,来自22个国家和地区的近百名大学成立“新丝路大学联盟”,都促进了丝路沿线区域的教育合作。
“丝绸之路经济带大学联盟”是由海内外大学组织的非政府、非盈利、开放的国际教育合作平台。该合作组织有利于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和地区大学之间的合作,并服务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及欧亚地区的发展和建设。
(二)建立孔子学院,传播中国文化,推广汉语
孔子学院是由汉办在世界各地设立的推广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与国学教育的文化交流机构。截至2015年12月,亚洲已有33个国家和地区成立了79所孔子学院,其中,中亚五国共开办孔子学院22所,仅吉尔吉斯斯坦就有孔子课堂12个。在我国新疆地区,凭借其地缘优势已主持开办孔子学院7所,并于2014年开始筹建第二批孔子学院4到6所。不仅有利于我国发展格局的向西延伸,更提升了西部地区的文化“软实力”。
(三)中亚与中国留学生教育合作发展,促进人才交流
中亚是中国的西部近邻,早在中亚各国独立之后,中国就与中亚各国高校之间已经开始进行留学生教育合作。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的提出,我国与中亚之间的高校留学生教育合作越来越密切,来中国的中亚留学生也越来越多,也有更多的地区和省份参与到了与中亚高校间的留学生教育合作。目前在华的中亚留学生中,仅哈萨克斯坦一个国家就有6千多人,且呈逐年递增的趋势。
二、教育合作领域“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问题
从2013年首次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发展战略,到现在历时两年时间,在教育合作领域只是提出了一些概念,单对于具体的实施和构建方案都处在摸索之中。因此,在教育合作中存在着问题。
(一)缺乏明确的中亚战略
虽然从经济发达程度方面,中亚地区无疑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凹地,与东端的亚太经济圈和西端的欧洲经济圈相比整体落后,但是中亚是一块非常有发展潜力的地区。在中国还没有注意到这一块地方的时候,欧美和日韩却早已涌入。目前,日韩,尤其是欧美地区,对中亚地区的文化艺术的影响远超中国。中国没有制定明确的中亚战略,对中亚地区的战略目标不明晰,尤其是教育合作方面更是模糊。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教育合作投入不足。由于对中亚地区缺乏明确的战略定位,因此对该地区的重视不够,投资不足。第二,教育合作方面的宣传并不到位。中亚地区的宗教派别十分复杂,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意识形态都竞相渗透,而中国在中亚地区的教育合作仅仅依靠政府和高校的宣传策略已经很难适应当前的现状,急需开拓新的更加适应中亚地区情况的传播途径。
(二)孔子学院定位不清,制度不完善
孔子学院在与中亚教育合作、文化交流中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定位不明确导致作用不明显美、英、德等国早在中亚地区独立以来,二十多年间都积极的在中亚创建语言和文化交流中心,而直到2002年中国才在哈萨克斯坦建立了第一个汉语中心。由于中国对中亚地区文化教育的关注较晚,并且没有明确的战略定位,导致作为对外文化交流的主要机构孔子学院也无法确定对中亚的策略。
2.孔子学院在中亚的制度不健全
孔子学院在中亚的交流合作制度不健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由于合作双方在认识和实力上存在偏差,权责不明晰,并没有相应的政策和法律保护:第二,孔子学院只是一个语言培训机构,学生学习汉语并不能得到双方国家承认的证书和学历,挫伤了学生学习汉语的积极性:第三,没有长期教学目标,没有学大纲,师资资源奇缺。这些方面的问题都阻碍了孔子学院在中亚地区进一步的发展和发挥影响力。
(三)区位制约因素,阻碍高校留学生教育合作
新疆在发展高校留学生教育合作方面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制约作用。一方面,新疆地区高等教育发展与内地相比相对缓慢,留学生教育也起步较晚。这就导致了新疆地区的留学生教育并不能代表国内的先进技术水平,对留学生的吸引力也会下降。
高校教学、科研和服务社会的水平不高、能力不强,硬件、软件建设不平衡都制约了新疆地区留学生教育合作的发展。另一方面,文化交流人才匮乏,新疆高校并不不具备留学生教育合作所需要各种专业的老师。这是的。与此同时,新疆地区高校行政人员培训机会少,知识技能老化,大多数工作人员并不能接触跨文化交流的相关工作,得不到专业训练,导致能够进行跨文化交流工作的专业人才极其匮乏。
三、“丝绸之路经济带”教育合作领域建设的对策建议
从我国目前对外教育合作的状况出发,针对存在的问题,对于教育合作领域“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对策建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开展多层次的文化教育交流活动要以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为契机,增强教育领域开放,努力在新的广度和深度上提升国家教育合作开放水平,展开多层次的文化教育交流活动。第一,充分利用现有先进技术和网络媒体的发展,搭建丝绸之路网络文化教育立体平台。通过互联网技术进行远程和灵活的学习,加强中国与中亚地区之间的合作。第二,以文化为基础加强教育合作。充分利用各种教育论坛以及社团等现代新媒体的作用,加大对中国文化的传播,从而激发中亚地区民众对于中国文化的热情,从文化角度更好的促进教育合作的发展。
2.建立以政府为主导与自由相结合的教育合作模式
以政府为主导的教育合作模式,即以政府为主导力量,体现政府意志的合作模式:而自由的教育合作模式,即教育合作主体之间可以自由的展开合作而并不受政府之间的限制,可以更好的实现共赢。对于教育合作的宏观层面及发展缓慢或者起步阶段,适用政府主导的教育合作模式。而对于具体项目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比较高的跨区域教育合作,更加适合自由结合的教育合作模式。这两种形式的教育合作模式并不冲突,可以根据具体的进程和形式进行选择,两者相互结合共同促进了中国与中亚地区教育合作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