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导意见的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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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意见的法律效力范文第1篇
关键词: 离婚 协议 效力
离婚协议是夫妻双方就解除婚姻关系及相关事项所达成的一致的意思表示，其效力存在争议的情形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1)离婚登记前，离婚协议是否生效; (2)登记离婚后财产分割条款可否撤销或变更;(3)离婚协议对第三人是否生效。笔者拟通过案例对离婚协议效力的上述三个问题作出分析。
一、登记离婚前离婚协议的效力
离婚协议是登记离婚的前提，当事人登记离婚，必须向民政部门提交就离婚及财产分割、子女抚养等事项达成的协议。当事人达成离婚协议后，如一方反悔，拒绝办理离婚登记，另一方要离婚，只能通过诉讼途径。此类诉讼中，当事人曾经达成的离婚协议称为诉前离婚协议。诉前离婚协议的性质及效力问题，往往成为案件争议的焦点，“同案不同判”的现象时有发生，例如以下两个案例。
案例1:刘某(男)与田某(女)系夫妻，刘某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并请求依法分割财产。田某同意离婚，但请求按双方签订的离婚协议分割财产。法院认为，离婚协议虽系双方自愿签订，但当事人并未依该协议登记离婚，原约定归一方所有的财产现仍应按双方共有财产分割。
案例2:李某( 男) 与毕某( 女) 系夫妻，双方达成离婚协议，约定离婚后房屋归李某所有，李某补偿毕某26万元，但双方没有办理离婚登记。毕某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并请求按离婚协议分割财产。李某认为协议未经民政部门确认，无法律效力，且对自己显失公平。法院判决双方离婚，按协议分割财产。[1]
关于离婚协议的效力，我国《婚姻法》并未作出明文规定，但是司法解释则有所涉及，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以下简称《解释二》)第8条第1款和第2款的规定。第1款规定了两类协议:(1)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协议;(2)因离婚就财产分割达成的协议。后者达成于离婚之时，应视为与离婚登记同时完成、同时生效，因此对男女双方之“法律约束力”，只能指离婚后的效力。前者达成于离婚登记之前，究竟于登记前生效，还是登记后生效，法无明文规定。但是，如果结合第2款来看，可以推断，这一协议对男女双方之“法律约束力”也是指离婚后的效力。因为，第2款的适用范围是“履行上述财产分割协议”。而依约分割财产是离婚后的事情。
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释义也明确了这一点。释义指出:(1)适用本条司法解释的前提条件是当事人在婚姻登记机关协议离婚，并就财产分割问题达成了协议; (2)明确规定在当事人向婚姻登记机关提交的离婚协议中有关财产分割问题的条款及作为离婚协议组成部分或附件的财产分割协议，对离婚的双方当事人都具有法律约束力;(3)离婚后一年内，男女双方因履行上述协议发生纠纷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作为民事案件受理。[2]可见，现有司法解释也并未涉及诉前离婚协议的效力问题。
然而，司法实务中对诉前离婚协议效力的争议时有发生。由于缺少明确的法律依据，部分省市法院以《审判业务指导意见》的形式作出规定，主要有两种意见。(1)主张离婚登记前，离婚协议有约束力，除非协议本身欠缺生效条件。如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指导意见”规定:“当事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为离婚而达成离婚协议或财产分割协议后，一方反悔而不同意办理离婚登记，另一方起诉请求离婚并请求按照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条款或者财产分割协议处理夫妻共同财产问题的，人民法院原则上应予支持，但协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者该协议所列财产不存在而客观上不能履行的除外。财产分割条款或协议未涉及的夫妻共同财产，人民法院可另行依法判决。”[3](2)主张离婚登记前，离婚协议无约束力。如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指导意见”规定: “夫妻共同生活期间或者分居期间达成的财产分割协议，当事人无证据证明其具有无效或可撤销、可变更的法定情形，或协议已经履行完毕的，应认定协议对双方有拘束力。如果财产分割协议以离婚为前提条件，而双方未离婚的，应允许当事人反悔。”[4]审判机关的“指导意见”截然相反，“同案不同判”现象自然难以避免。
对离婚协议效力认识的分歧，源于对离婚协议性质认识的分歧。关于离婚协议的性质，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1)认为诉前离婚协议虽然包括身份关系的解除以及财产分割、子女抚养等多方面内容，但实质上只是一个涉及人身关系的行为，该行为以登记为生效条件，未经离婚登记的诉前离婚协议不具有拘束力;[5](2) 认为诉前离婚协议的性质是一种混合合同，关于自愿离婚和子女抚养的内容属于人身关系的性质，而财产及债务处理属于财产关系的性质。离婚协议中的自愿离婚条款自取得《离婚证》之日起生效，而关于子女抚养及财产分割的条款则在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时即行生效，不以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相应手续，或者婚姻登记机关颁发《离婚证》为生效要件。[6]上述观点都认为离婚协议中解除婚姻关系的约定不具有拘束力，夫妻一方不能依据离婚协议要求对方履行离婚登记手续或诉请法院根据协议判决准予离婚，但对离婚协议中财产分割条款的效力则有不同看法。
笔者认为，离婚协议从性质上分析，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应当适用民事法律行为的基本理论。但与一般的财产协议不同，它是亲属法中的行为，对其效力的分析必须立足于身份法律行为的特殊性。对诉前离婚协议性质和效力的认定应明确以下三点。
指导意见的法律效力范文第2篇
【关键词】遗嘱 公证 财产
一、办理遗嘱公证所涉及的财产问题
根据司法部颁布的《遗嘱公证细则》第七条之规定,申办遗嘱公证应当提交遗嘱涉及的不动产、交通工具或其他有产权凭证的财产的产权证明。现实中笔者遇到的情况比较复杂,如居住权能否在遗嘱中处分,仅有购房合同的房产能否处分,夫妻共同财产有一方去世未进行遗产分割,能否只对自己的一半和应继承份额加以处分。
1、房屋居住权能否通过遗嘱处分的问题
房屋居住权是个人对单位公有房屋基于租赁关系产生的房屋使用权,该房屋的所有权人是单位,公民个人没有所有权,而法律规定公民仅对享有所有权的财产能进行遗嘱处分,因此,该房屋不能作为遗嘱处分的财产,公民的合法继承人享有优先租赁的权利。
2、没有房产两证的房产能否通过遗嘱处分
公证实务中常有当事人来咨询,自己的房产仅有购房合同能否办理遗嘱公证。有的公证员担心无两证的房产手续不完备,存在债务纠纷,提出不予办理。《遗嘱公证细则》规定的是“遗嘱涉及的不动产、交通工具或者其他有产权凭证的财产的产权证明”。而司法部《遗嘱公证细则》(征求意见稿)第十七条规定:“对于符合下列条件的遗嘱公证申请,公证机构应当出具公证书:其中第(三)条规定:遗嘱人提供了所处分的财产是其个人财产的证明;无法提供证明的,承诺所处分的财产是其个人财产……”。司法部《遗嘱公证细则》(征求意见稿)实际上采取了折衷的办法:以遗嘱人提供财产权利证明为原则,以遗嘱人个人承诺(仅限无法提供证明的前提下)为例外。
二、关于夫妻共同遗嘱
根据司法部颁布的《遗嘱公证细则》第十五条之规定“遗嘱人坚持申请办理共同遗嘱公证的,共同遗嘱中应当明确遗嘱变更、撤销及生效的条件”,可见我国法律允许共立遗嘱。但是对于共同遗嘱,在遗嘱生效时间和可否撤销或变更上不易确定,会影响到设立遗嘱的效力,达不到预防纠纷,减少诉讼的目的,原因有如下几点。
第一,遗嘱的生效问题。在遗嘱中约定双方均过世后将财产留给其合法继承人之一,遗嘱的生效时间是双方均过世,倘若一方过世,另一方还健在,其他合法继承人只要有人提出继承析产的问题,依照我国《继承法》的规定,就可以继承析产,但此时该遗嘱尚未生效,因此,无法体现遗嘱人的真实意愿。
第二,共同遗嘱还存在保密问题。一方死亡后继承开始,就要公开遗嘱内容;而此时另一方尚未死亡,遗嘱不宜公开,影响了遗嘱的执行及效力。
第三,如果双方均健在,一方希望变更时,另一方不愿意,又会造成个人的意思无法自由表达。
共同遗嘱有很多的弊端,建议需要设立共同遗嘱的夫妻分别设立遗嘱。这样,既有利于保护遗嘱人、配偶以及遗嘱继承人的利益,也有利于实现遗嘱的目的和维护家庭稳定。
三、如何确认遗嘱是否是遗嘱人的最后一份遗嘱
根据遗嘱公证管辖的特点,自然人可以在其住所地或行为发生地申请办理遗嘱公证;即遗嘱公证在若干个公证处均可办理。如何在遗嘱生效时确定该遗嘱是否是遗嘱人的最后一份遗嘱,成了遗嘱继承的一件重要问题,也是一个难点问题,目前我国未设立相关的法律规定这一问题,业内存在有几种不同的意见。
第一,直接采用公证遗嘱,认为遗嘱继承人只要持遗嘱公证原件及遗嘱人死亡证明材料,财产、亲属等相关证明即可办理。
第二,认为由遗嘱人的法定继承人共同对遗嘱的内容做出确认,是否同意该遗嘱的处理意见;倘若遗嘱人的法定继承人之一不是遗嘱继承人,其不同意遗嘱人的处分财产的意见,该如何处理?如果法定继承人不是受益人,其不愿到公证处表示意见,又该如何处理?是否按法定继承呢?如果按法定继承,这是否有违遗嘱人当初办理遗嘱的初衷了,是否也是对立遗嘱人生前意愿的不尊重呢?
第三,设立公告制度,公证处受理遗嘱继承公证后,在媒体(如报刊、网络)上公告,期限届满,如无人提出疑义,即可办理遗嘱继承公证。
第四,核实制度,向遗嘱人的法定继承人通过电话、信函告知遗嘱的情况,可采用保全送达公证的方式处理,如当事人有更新的遗嘱,让当事人在一个合理的期限内到公证处提交相关资料,如到期没有异议,公证处即给予办理遗嘱继承公证。
对于这种情况,建议以后全国的公证系统建立联网,搞好遗嘱的登记工作,数据统一才方便查询,不管当事人在哪里办过公证遗嘱,都可以查到,这样才能知道当事人办了几份遗嘱,哪是最后一份遗嘱,而不是无据可查,心中没底。
四、在设立遗嘱时是否应公开
在实际案例中,曾有当事人要求所有的子女都到场,将遗嘱公开让子女们心中都有数。而目前我国《遗嘱公证细则》规定“公证人员询问遗嘱人,除见证人、翻译人员外,其他人员一般不得在场”,因此,一般在办证过程中即使当事人有子女陪同前来均要求回避,今后,在遗嘱人自愿并告知其不受胁迫地表达真实意愿的前提下,能否根据其请求,在一定程度上公开,也是值得大家探讨的问题。
我国法律规定赋予公证遗嘱最高法律效力,但在实践中公证遗嘱的最高效力未能得到更好的体现,存在着立法相对滞后的问题,对遗嘱效力的确认未曾设立专门的法律程序,有时甚至给遗嘱的继承设置了障碍。因为我们无从查找被继承人是否有变更后的遗嘱,是否存在第二份、第三份等遗嘱,而要求其他非遗嘱继承人或非受遗赠人予以确认时还可能会遭到拒绝,使得公证的效力受损,影响了公证的法律效力。在设立遗嘱时允许所有继承人参加有时能更好地防止日后根据遗嘱办理继承权公证时其他非受遗赠人不合作的问题。
五、完善遗嘱公证证据的问题
近来,常常有一些遗嘱继承纠纷诉至法院,对公证遗嘱的效力产生质疑,公证处要怎样为自己辩护?怎样让遗嘱的证据效力更强?首先,应该严格依照程序规则来办,该由两名公证员承办,不是特殊情况下一定不要一个人办。立遗嘱人不会写字又没有印章的,按规定要提取十个手指的指模,千万不能只提一个手指的指摸。程序的不完备最终可能导致整个遗嘱公证被,立遗嘱人的意愿不能受到保护,公证处的公信力下降。其次,《遗嘱公证细则》仅规定对年老体弱、危重伤病人、聋、哑、盲人、间歇性精神病患者、弱智者办理遗嘱公证时进行录像,有条件的公证机构应添置专门的录音、摄像设备,对所有遗嘱公证的受理、承办过程摄像、录音,并转刻录成光盘,并将光盘由当事人、在场人员签字封存附卷。遗嘱人的声、像等情况均一览无遗,能有力的避免今后可能出现的纠纷。
六、公证处能否确认遗嘱效力的问题
之前公证业对于能否确认遗嘱的效力持不同见解,确认遗嘱的效力直接关系到遗产的归属,产生的法律后果和责任重大,出于规避执业风险,不少公证员的观点是由法院来确认遗嘱的效力。2009年10月22日中国公证员协会第五届常务理事会第九次会议通过《办理继承公证的指导意见》,其中第十四条规定公证机构办理遗嘱继承公证应当按照下列方式审查确认遗嘱的效力:第一,遗嘱为公证遗嘱的,公证机构应当对遗嘱内容是否符合法律规定进行审查,并向全体法定继承人核实,核实的内容包括询问被子继承人有无其他遗嘱或者遗赠扶养协议,法定继承人中有无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人。法定继承人对公证机构的核实没有回复的,或者无法与法定继承人取得联系的,公证机构在对遗嘱进行审查后,可以确认遗嘱的效力。第二,遗嘱为公证遗嘱以外的其他符合法定形式的遗嘱的,公证机构应当取得全体法定继承人对遗嘱内容无异议的书面确认,并经审查认为遗嘱的内容符合法律规定,可以确认遗嘱的效力。根据上述规定,明确了公证处具有确认遗嘱效力的权利,确认的关键在于向所有法定继承人核实遗嘱是否真实,对遗嘱的内容有无异议,有无其他遗嘱或扶养协议以及该遗嘱是否最后的遗嘱,法定继承人中有无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人这些问题。这一规定操作性强,能更有效地保护遗嘱人的真实意愿得以实现,是公证的一大进步。
指导意见的法律效力范文第3篇
[关键词] 农村；养老保险；社会保障
[基金项目] 本文为2013年度河北省城乡统筹及一体化研究基地项目《养老保障城乡统筹发展研究》的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 F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4）07-235-1
农村问题一直是我国社会发展中关注的热点问题，农村养老保险问题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下，如何使占我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老有所依，老有所养，是我们亟需解决的问题。解决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问题，不仅是广大农民享受幸福晚年生活的需要，也是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一体化，维护社会稳定，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面临着很多问题，这需要我们不仅要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也要结合我国的发展实际，探索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一、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涵义
养老保险，全称社会基本养老保险，是国家和社会根据一定的法律和法规，为解决劳动者在达到国家规定的解除劳动义务的劳动年龄界限，或因年老丧失劳动能力退出劳动岗位后的基本生活而建立的一种社会保险制度。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指为了保障农村劳动者年老时的基本生活，由政府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和管理，农村经济组织、集体事业单位和各行业劳动者共同承担养老保险费缴纳义务，劳动者在年老时按照养老保险费缴纳状况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近年来，我国出现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这一概念。这是相对于原有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模式而言的，老农保是由农民个人缴纳养老保险费用，即由农民个人承担养老资金。新农保是由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和政府补贴三方相结合的筹资模式，由个人和社会共同承担养老责任，这是我国政府推出的一项重要的惠农政策。
二、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第一，关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立法滞后，层次较低，还未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法律体系，无法满足现实需要。1992年，在总结农保试点经验的基础上，民政部制订下发了《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2009年，《国务院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出台，用于指导新农保试点工作。《基本方案》和《指导意见》对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具有积极作用，但是，从法律层次上看，《基本方案》属于部门规章，《指导意见》属于政策性文件，法律效力等级较低。我国于2010年10月出台了《社会保险法》，并于2011年7月1日正式实施。在该部法律中，关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仅有两个法律条文作了原则性规定。显然从法律这一效力等级上，缺乏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具体法律规范，无法适应现实发展的需要。
第二，制度设计上欠缺科学合理性。我国幅员辽阔，农村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单一的农村养老保险模式显然无法满足现实需要。贫困落后地区筹集养老保险资金相对困难，经济较为发达地区有的不愿意就养老保险给予集体补助。另外，农民是否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由农民自愿选择，经济困难的农民往往不愿缴纳保险费用，参加养老保险的往往是富裕农民，而富裕农民即使不参加养老保险也可以有足够的资金使其老有所养。近年来，农村的年轻劳力大多进城务工，依靠家庭养老的模式已经不太现实。另外，在城市化进程中，许多农民失去了土地，有的农民由于土地种植收益低不愿意耕地劳作，依靠土地养老的功能进一步弱化。从制度层面上，尚未实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全覆盖。
第三，对于农村社会保险基金的管理存在缺陷。农村社会保险基金的管理机构尚未统一，目前，主要由县级行政管理部门管理，从管理层次上看并不高。从农村社保基金的管理方式上看，主要以存入银行获取利息的方式进行收益，或者是购买低风险的国债，这严重影响了该基金的保值增值。
三、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完善的几点思考
第一，建立并健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相关法律。在任何一个国家，社会保障的实施，都需要法律作为基础。首先，应在法律中明确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法律地位。虽然我国出台了《社会保险法》，但是对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规定缺乏可操作性。我国的立法机关影丹适时出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法》，全面、系统地就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有关问题予以规定。另外，根据我国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实际情况，各地可以出台相应的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增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法》的操作性，以确保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有效实施。
第二，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增强制度设计的科学性、合理性。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上，应采取多种方式，扩大其覆盖面，由国家、集体和农民个人分担。鉴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各异的情况，筹资应实行多档次，从而将贫困地区逐步纳入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范围。在基金的管理上，应在加强对其监管的基础上，增加保值增值的渠道。把管理和投资进行合理的区分，由相应的政府部门进行管理，投资可以由专门的投资机构负责，以实现基金的收益最大化。
第三，农民的参保意识需要进一步加强。由于新农保由农民自愿选择是否参保，参保人数的多少取决于农民的积极性。这就需要政府部门通过多种媒体渠道，加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宣传，使农民深刻领会新农保的政策精神，通过树立典范，以实例说明问题，增强说服力，以带动其他农民参保。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不可能一蹴而就，这是一个复杂、系统的工程。作为农民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解决好农村社保问题，将会促进农村经济的稳步、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贺卫东.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法律问题探析[J].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2，（2）.
[2]唐自政.对当前我国农村养老保险法律制度完善的思考[J].法学杂志，2010，（3）.
指导意见的法律效力范文第4篇
两家法院针对同一房产均有司法文书裁判，如何划分执行特定物权与执行普通债权之间的效力等级问题，案外人对法院的查封措施提出异议，理由合法，执行申请人的许可执行之诉如何裁判？
一、案情概要：
2009年4月19日，出卖人通过北京某房地产经纪公司居间，与买受人订立了《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约定将其位于新发地房屋（建筑面积48平米）以40万元的价格卖给买受人，双方约定自合同签订之日起60日内（2009年6月份）共同向房屋权属登记部门办理转移登记手续。买受人于2009年5月3日实际入住，首期给付购房款140000元，出让的房屋有30万贷款尚未偿还，双方约定以贷款方式支付余款。约定的期限届满后，买受人通知出让人过户并办理贷款手续，房主却躲起来不见面。买受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过户之诉，人民法院以（2009）F民字第19233号判决书判令出卖人将新发地的房屋产权过户到买受人名下，此判决于2010年4月7日生效。人民法院依申请人的申请执行，向房地产登记机关送达了协助过户的裁定，房产登记机关告知此房在2010年4月8日被异地人民法院（2010）P执字第1471号裁定查封，申请执行的是原房主借款发生的债务，经法院判决生效后进入执行程序。2010年4月15日买受人向P法院提起解除查封异议。由于涉案房屋在农村商业银行抵押贷款，房主未按期偿还贷款，银行多次到住房所在地催款，买受人虽与银行协议，变更借款用户，一次性提前清偿了房主的全部贷款及滞纳金305937.28元。
2010年9月15日，法院审查后以（2010）执异字第021号裁定书裁定中止对查封房屋的执行。
2010年9月27日，案外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许可执行被查封房产”诉讼，买受人答辩的同时提起反诉，要求确认对被查封房产享有物权，案外人持有的法律文书确认的执行标的并非房产，应予驳回其主张。
二、法院裁判：
2010年11月30日人民法院以（2010）平民初字第06375号民事判决，驳回案外人的诉讼请求，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诉讼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债务人从原告处借款，虽然时间早于房主向被告出卖楼房，但并未约定以该房屋作抵押，因此，该楼房并非原告与房主之间借贷纠纷案件的特定标的物，本院执行过程中虽对楼房进行了查封，但此前另一法院对房屋买卖合同案件的判决已经生效，被告依此对本院执行提出异议，理由成立，现原告因查封时楼房所有要仍为陆某未过户到被告名下且被告提异议时支付的房款不及交易价格的二分之一，而认为被告无权提出异议，理由不能成立，因此，对于原告要求被告允许本院对该楼房继续查封、拍卖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不服一审判决，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11年2月14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庭审后，原告当庭撤回上诉，人民法院以（2011）民终字第83号民事裁定，准许撤诉，原审判决产生法律效力。
三、律师评案：
1、执行异议之诉属于新类型诉讼案件，执行程序中的异议可细分为：对执行主体的异议、对查封措施的异议、对执行标的的异议、对执行管辖的异议、对执行时效的异议、对执行措施的异议等，相关法律规定模糊。从民事诉讼法规定看，只有第二百零四条规定了异议之诉，但此条并未规定对如何提出请求。执行配套规定如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民事诉讼若干问题的意见等都未明确异议之诉。针对异议之诉，首先要区分案外人、第三人、被执行人、执行申请人各方主体地位，有时还会发生互为案外人或第三人的情况，也有不同法院之间管辖争议问题，给相关诉讼带来困境。
本案出现的问题，应当属于案外人对查封措施的异议之诉，原告提起的是许可执行之诉，被告抗辩的是查封措施异议，两者属于不同的法规规范。依据请求权基础规范要件分析，许可执行之诉的前提必须是执行申请人持有的生效法律文指定的执行标的必须是异议指向的动产（给付现金）或不动产，不能是执行行为，其次，法律文书指定的特定物在执行中没有任何异议，具备可执行条件，如果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异议，法院应先行审查异议是否成立，异议成立的，裁定中止执行，异议不成立的，裁定驳回异议，并继续执行。本案中原告要求许可执行查封的房屋，但原告持有的生效法律文书判定的是金钱标的，并非房屋特定物，而涉案房屋已由人民法院判决原房主向被告履行过户义务。说明原告许可执行之诉的条件不具备，被告提出的查封措施异议理由成立，法院裁定中止执行，原告的诉讼经二审程序后又撤回上诉，这样的情况下，原有中止查封的裁定应予解除或撤销。
2、原告提出的两项理由缺乏依据：
原告认为虽然案外人与房主之间有买卖合同，但此房产仍未过户，权利人依然是债务人，所以有权查封并执行，原告的此项认识不能成立。依据物权法《物权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已生效的司法判决与产权登记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判决从实体上确认了物权所有人，登记只是从形式上履行的宣示程序，未办理产权过户登记的，不影响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取得所有权和宣示登记是内容和形式的关系。
3、当事人可以申请法院对中止执行裁定予以解除或撤销：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73条执行标的物不属生效法律文书指定交付的特定物，经审查认为案外人的异议成立的，报经院长批准，停止对该标的物的执行。已经采取的执行措施应当裁定立即解除或撤销，并将该标的物交还案外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法释〔2004〕15号）第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三十一条规定。《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试行）》第九条二款规定，出卖人转让房屋后，有权国家机关对房屋采取了查封等强制措施的，不影响已成立的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时针对出卖人的强制措施仍未解除，致使买受人不能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的，可以参照本意见第八条第二款规定的内容处理。第十条房屋权利人依据《物权法》第二十八条至第三十条规定取得房屋所有权，尚未办理宣示登记即转让房屋的，不影响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买受人要求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经审查诉讼请求应予支持的，应当判决房屋权利人将房屋登记到自己名下后，再为买受人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申请人通过人民法院生效的司法文书确定的执行内容为房屋，购房款全部付清，已实际占有房屋，与陆红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终结，确已取得被查封房屋的所有权，享有物权请求权；汪俊持有的判决中确定的执行标的为债权，被查封房屋并非法律文书指定交付的特定物，且汪俊已撤回上诉，业经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司法裁定，平谷区人民法院判决驳回汪俊“许可执行被查封房屋”的诉讼请求，根据物权优先债权的司法原则，恳请人民法院审查，并依据法律规定解除或撤销查封裁定。
附相关法律规范依据检索：
《物权法》
第二十八条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自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生效时发生效力。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
72．案外人提出异议的执行标的物是法律文书指定交付的特定物，经审查认为案外人的异议成立的，报经院长批准，裁定对生效法律文书中该项内容中止执行。
73．执行标的物不属生效法律文书指定交付的特定物，经审查认为案外人的异议成立的，报经院长批准，停止对该标的物的执行。已经采取的执行措施应当裁定立即解除或撤销，并将该标的物交还案外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
第三十一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作出解除查封、扣押、冻结裁定，并送达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或者案外人：（一）查封、扣押、冻结案外人财产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七条案外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规定提讼，对执行标的主张实体权利，并请求对执行标的停止执行的，应当以申请执行人为被告；被执行人反对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所主张的实体权利的，应当以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为共同被告。
第十九条案外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规定提讼的，执行法院应当依照诉讼程序审理。经审理，理由不成立的，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理由成立的，根据案外人的诉讼请求作出相应的裁判。
第二十三条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规定裁定对异议标的中止执行后，申请执行人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未提讼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解除已经采取的执行措施。
第二十四条申请执行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规定提讼的，执行法院应当依照诉讼程序审理。经审理，理由不成立的，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理由成立的，根据申请执行人的诉讼请求作出相应的裁判。
第十五条案外人对执行标的主张所有权或者有其他足以阻止执行标的转让、交付的实体权利的，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的规定，向执行法院提出异议。
指导意见的法律效力范文第5篇
12月初，建设部下发了《城市房屋拆迁估价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尽管这个《意见》只不过是一个法律效力次于行政法规的部门规章，但却受到了国内各界尤其是城市住房拆迁涉及的主要利益群体的广泛关注。作为主管部门，建设部的行动十分低调，记者一再联系采访，其有关部门均表示“问题敏感，一律不接受采访”。
以往的拆迁，补偿额度总是由拆迁人单方面确定，评估标准极不透明公开，由此直接间接引起的拆迁纠纷和群体上访甚至血案不胜枚举。此番《意见》的一个重要精神，就是要规范房屋拆迁估价行为，提高拆迁估价的公正性，保护被拆迁人的利益。《意见》规定估价机构由拆迁人和被拆迁人共同确定，部分赔偿项目拆迁双方可以协商决定，这便为当事双方提供了平等谈判的契机。
此外，《意见》规定，房屋拆迁评估价格为被拆迁房屋的房地产市场价格，不包含搬迁补助费、临时安置补助费和拆迁非住宅房屋造成停产、停业的补偿费，以及被拆迁房屋室内自行装修装饰的补偿金额。这实际上就是将调整房地产财产关系而应给予的补偿单独考虑，也就是说承认拆迁是一种财产关系调整，这是一个较大的进步。
长期拆迁案件的北京市英岛律师事务所邓泽敏律师评论说：“从部分内容看，至少在某些形式上，拆迁人与被拆迁人站在了平等协商的地位上。”
较为一致的评价是，《意见》的精神如能真正落实，应能大大提高拆迁评估的公正性，对被拆迁人的利益有较为合理的补偿。
仍有大量“法律空子”
记者在对有关学者和拆迁当事人的采访中也了解到另一种看法。他们认为，《意见》作为一个部门规章，其实是对《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有关法律的具体化和细化。尽管它在规范拆迁行为和保护被拆迁人方面作出一定努力，但是由于相关条款表述较为模糊，有诸多不够明晰之处，仍然留下大量侵害被拆迁人利益的“法律空子”。
房屋拆迁估价的技术标准十分重要，它直接影响到评估价格。《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33条的规定明确而严谨，它指出，房地产价格评估，应当遵循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按照国家规定的技术标准和评估标准，以基准地价、标定地价和各类房屋的重置价格为基础，参照当地市场价格进行评估。但是《意见》中仅仅规定“拆迁估价应当参照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交易价格和市、县人民政府或者其授权部门定期公布的房地产市场价格，结合被拆迁房屋的房地产状况进行”，相对便显得含糊和简单。
对于开发商而言，当然是拆迁成本越低，利润就越高；而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土地出让金也是一项重要的财源，且拆迁的成果往往和城市的发展建设紧密联系。事实证明，正因为拆迁总是涉及诸多方面的利益，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一旦稍有模糊之处，“公正、公平、公开”六字原则在地方政府的执行过程中便有可能打上折扣。因此有拆迁户大胆表示，希望能够在拆迁当中聘请外地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因为“当地的都是和地方政府站在一起”。
不应忽视补偿被拆迁人的土地使用权
更加不容忽视的是，有专家分析，《意见》一个突出而微妙的特点，就是土地和房屋的评估没有分别考虑。
在《意见》中，对于估价的主要定义是“房屋拆迁估价”，通篇几乎对“土地”二字避而不谈。尽管《意见》的第二条强调了这种估价行为是针对国有土地上房屋的拆迁，但是通篇没有明确提到估价的目的之一，是对于被拆迁人因拆迁而导致其所拥有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的丧失进行补偿。
这个问题非常关键。以北京市多年沿袭的“危改”制度为例，据北京市建委开发办拆迁处一位工作人员介绍，以危改立项土地均可先期以划拨形式取得使用权。其中的经营性项目，直到项目后期再由开发商向政府部门补缴土地出让金，对于回迁部分，则根据拆迁人调查统计的回迁数据免收土地出让金。划拨用地，国土部门需向用地人签发建设用地批准书，凭建设用地批准书、规划用地许可证、金融机构出具的拆迁安置补偿资金证明文件、拆迁计划、拆迁方案、拆迁资质证明文件等向区、县国土部门申请拆迁许可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