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演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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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生育演变过程范文第1篇

关键词：（中）关键词人口政策；人口老龄化；经济效应；数值模拟

中图分类号：（中）中图分类号C9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49（2013）05-0024-09

收稿日期：（中）收稿日期2013-03-21；修订日期：（中）修回日期2013-06-28

作者简介：（中）作者简介瞿凌云（1980-），女 湖北荆州人，经济学博士，中国人民银行合肥中心支行调查统计处主任科员。研究方向：应用统计学。

正文

一级标题一、研究背景

与我国生育率快速下降相伴而生的是人口老龄化的到来，因对人口老龄化担忧的考虑，引发了学者们对现有人口政策的争论。王桂新的研究表明，人口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动态的，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发展落后，处于“马尔萨斯均衡陷阱”，因此，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能够有效控制人口增长，有助于经济增长[1]。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对生育率的抑制作用逐渐凸显，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发展的影响作用较小，因而有效性降低[2～6]。邹至庄则认为，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总量进行控制，由此产生的经济效应是微乎其微的，即对人均GDP增长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反倒产生了许多负面效应。因为人口政策约束了人力资源总量的增长，并引起人口老龄化，不仅加重家庭的养老负担，还减弱对下一代的人力资本投资能力。与此同时，也缩短了人口红利与人口消费红利的跨期，这些都将对经济发展有负面效应[7]。很多学者认为生育率下降的必然结果就是人口老龄化，放松人口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造成人口总量扩张并加重当代人的负担，导致自然资源过度使用，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产生负面影响[8～10]。

不论是人口政策的积极评价方还是消极评价方都以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总量的转变为出发点论述人口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然而生育率下降过程中有一个不能忽视的重要因素就是人力资本的提升。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内生变量，正是因为人口政策有效控制了生育率水平，在经济发展进程下，才使得中国人力资本积累极大提高。认识这一点，对解决人口政策评价分歧有重要作用。本文基于数字模拟方法，从人口数量-质量替代效应角度出发，以研究人口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为目标，来分析在当前老龄化趋势形成并不断加剧的情况下，人口政策的有效性。

一级标题二、理论模型

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我国人口快速进入了低生育阶段，在这种受约束的低生育率背景下，微观家庭所面临的收入预算约束必然会发生转变，进而会对家庭消费、储蓄、子女教育与养老决策产生影响。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如何影响经济增长，需要充分考虑生育政策、子女教育与养老决策的相互作用，如此才能真正明确人口转变过程中人口政策的经济效应。

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和不完善社会保障体制的限制，中国家庭普遍存在家庭内部代际支持现象，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父母对幼年子女的抚养，二是子女对年老父母的赡养。因此，本文以家庭内部代际支持机制为研究背景，以戴蒙德（Diamond）的交叠世代模型为理论基础[11]，在模型中引入家庭养儿防老机制，并假定在人口生育数量受计划生育政策控制的情况下，构建一个以家庭养老为主的，研究人口转变过程中家庭储蓄、消费和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框架。

二级标题1家庭效用最优决策模型

假定微观家庭由三代人所组成，且每个人存活三期，分别是少儿期（用t+1表示）、成年期（用t期表示）及老龄期（用t-1期表示）。少儿期不从事劳动，不为家庭带来收入，只是接受教育以积累人力资本存量。处于少儿期的子女不能自主决定其受教育水平，而取决于处于成年期的父辈对其的教育投资（et）和父辈自身所具有的人力资本存量（ht）。并假定两要素的投入满足要素边际递减规律，其形式满足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式，即：

其中，A表示教育产出的技术常数，ht+1表示少儿期的人力资本存量，ht表示处于成年期的父辈的人力资本存量，et表示父辈对处于少儿期的子女的教育投资支出。

当个体人进入成年期，就产生生育、储蓄及消费的决策行为。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限制，假定家庭子女数量（nt）为受限制给定的。对于成年期的人而言，不仅需要抚养子女还需赡养老人，而这些会受到其收入水平和有限时间支配的约束。假定成年期个人拥有标准化单位时间为1，照顾每个子女需要花费ν个单位时间，所以少儿期的子女总共耗费处于成年期的父辈的时间为νnt。而照顾老年人所耗费的时间要视老年期的预期存活单位时间（存活可能性）而定，假定老年期的人预期存活单位时间为p，而每个成年期的人用于赡养老年期的人的时间为p/nt-1，其中nt-1为t-1期家庭子女数，即父辈兄弟姐妹数。由此，每个成年期的人除去抚养少儿和赡养老人的时间就是其工作时间：

假定成年期的人单位时间人力资本存量的工资水平为t，则他获得的总收入为Ithtt。除了耗费时间，成年期的人还需支付一定比例的收入赡养处于老年期的父辈，假定比例为m，则每个成年期的人支付的赡养预期支出为pmIthtt。然而在如果老年期的人死亡的情况下，其因养老动机而产生的储蓄将作为遗产被后代所继承，如果利率为rt，老年期因养老动机而产生的储蓄率为st-1，则养老储蓄总额为It-1ht-1t-1st-1（1+rt）。每个成年期的人所继承的遗产为：

假定成年期的人当期自身消费为ct，其因养老动机而产生的储蓄率为st。当期消费额为总收入扣除储蓄、子女教育支出（也包括因子女教育动机而产生的储蓄）、赡养老人费用，加上继承遗产的总额，即：

老年期后的消费为ct+1（远期消费水平），由于到老年期后，不能再劳动，其消费主要依赖在成年期时因养老动机而产生的储蓄和子女的赡养给予，即：

假定成年期的人预期效用函数为U=lnct+pA～lnct+1。其中，A～表示远期效用的贴现率。成年期的人在其兄弟姐妹数（nt-1）给定的情况下，总是追求自身当期和远期消费以及子女数量与质量效用最大化，即：

其中，Lt=nt-1Lt-1表示该期劳动人口数为上一期人生育数量总和，其他符号意义同前。

二级标题2经济增长模型

同理，本文假定经济生产函数满足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式，其中劳动力投入用有效人力资本存量来衡量，即：

其中，Yt表示总产出，D代表物质生产的技术常数，Kt表示物质资本存量，H表示物质资本产出的弹性系数，LtItht表示有效人力资本存量。人力资本投入的边际报酬贡献率即为工资率t，（7）式中对ht求偏导，就为人力资本投入的边际要素贡献率：

同理，物质资本投入的边际报酬贡献率即为资本租金率Rt，（7）式中对Kt求偏导，就为物质资本投入的边际要素贡献率：

假定在劳动力市场与产品市场出清的情况下，劳动力需求与劳动力供给相等，社会总支出等于社会总产出。以上分析表明，社会总支出等于成年人自身消费及因养老动机而产生的储蓄、子女的抚养教育投资、老年人赡养费支出之和。即：

将ct代入（10）式得：

（11）式表明，如果在上期资本完全折旧的情况下，下一期的资本存量为上一代人的因养老而产生的储蓄总额，且储蓄的回报率等于物质资本的租金率，即Rt=1+rt。

二级标题3家庭最优决策下经济增长路径模型

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成年人无法自主选择生育数量，但是能够自主根据生育数量来决定自身养老储蓄率（st）和子女教育投资水平（et）。因此，对（3）式在其约束条件下寻求规划的最优解，关于养老储蓄率st和子女教育投资et的一阶条件为：

将（12）式代入（8）式和（9）式得：

其中，kt+1=Kt+1/Lt+1，表示人均物质资本存量。

联合（11）式和（13）式，可得：

代入（12）式得到养老储蓄率st的增长路径为：

以每个少儿期人的教育投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教育投资率，记为re，则re=etIthtt。将（14）式代入得到：

将（15）式代入得到子女教育投资率re的增长路径：

假设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存量的增长速度分别为gh、gk，根据（1）式可得：

同理：gk=kt+1kt-1=st（1-H）Du（H-1）tnt-1（19）

假定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以相同的速度增长，则联立（18）式和（19）式可以得：

将（20）式代入（19）式，得到经济增长速度g，则经济增长路径为：

一级标题三、数值模拟及实证分析

本文主要应用数值模拟方法来分析在计划生育政策作用下的生育率下降，引致的中间变量（子女教育投资、养老储蓄率等）变化所产生的经济效应。根据上述理论模型采用数值模拟方法对养老储蓄率、子女教育投资率及经济增长率的路径进行模拟。通过给定各变量的初始值，进行100次模拟以反映人口结构变动对养老储蓄率、子女教育投资率及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参考王金营等人的相关结论，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中的资本产出弹性在0786左右，故H的初始值设定为0786[12]。对于远期效用贴现率A～，参考贺菊煌的索罗折现率的取值来确定，成年人的消费效用的年折现率通常在001～002之间，而代际间隔通常是25年，故经过25年的折现，未来老年期的消费偏好效用的折现率取值为078[13]。由于我国农村人口比重高，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不健全，且许多城镇地区的老人赡养仍然以家庭为主，所以笔者综合考虑农村和城市的差异情况，并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长表数据

由国家统计局提供。计算中国60岁以上老人家庭赡养率为041，故本文将家庭可支配收入用于赡养老人的比列m初始值设定为041。而根据张杰等人的研究，将照顾每个子女所花费的单位时间ν的初始值设定为003，将教育投资对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B设定为0628[14]。由于模型不考虑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故令教育部门及物质生产部门的技术水平常数的初始值A=D=145[15]。

二级标题1人口老龄化的经济效应分析

本文首先研究人口老龄化对中间变量（主要包括养老储蓄率和子女教育投资率）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由于在计划生育政策控制下，生育率水平确定，那么影响人口结构变化的主要因素就是老年人口的存活率，如存活率越高，老年人口比重也越高，反之越低。本文在给定总和生育率（TFR）为1、15和2的三种情况下，进行100次数值模拟，以反映在不同老年人口存活率（p）下，成年人的养老储蓄率、子女教育投资率及经济增长率的演变路径。结果见图1、图2和图3。

图1为在不同老年人口存活率下，家庭储蓄率的演变路径。本文的理论模型中，养老储蓄率主要衡量的是因养老预防动机而产生的储蓄，而子女教育储蓄动机用家庭教育投资率来衡量，故储蓄率会随着老年人口存活率的延长而变化。由养老储蓄率s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随着老年人口比重的增加，家庭养老储蓄率呈先上升后趋于下降的趋势。由此可知，随着老年人口比重增加（预期寿命的延长），家庭会增加养老储蓄以维持将来的养老消费。但是如果养老负担进一步加重，会增

加家庭成年人的养老负担，导致其当期收入下降，从而导致养老储蓄率降低。并且由于老年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下一代所能继承的遗产将减少，从而也会降低成年人当期收入，进而使养老储蓄率降低。数值模拟显示，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的存活率达到72%的时候，养老储蓄率达到最大值。

图2为不同老年人口存活率下，家庭子女教育投资率的演变路径。主要在三种总和生育率（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15和2）情况下进行了数值模拟。由图2可以看出，总和生育率水平越低，子女教育投资率越高，即少儿抚养比与家庭的教育投资率呈反比。这一结论已被大多数文献从理论角度所证实。然而老年人口比重的变化对家庭教育投资率的影响是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这种变化趋势可以解释为：由于家庭养老目前仍占很大比重，所以子女是家庭养老的主要资源，如果子女所受教育水平越高，其收入相应越高，那么未来将有更好的养老保障，所以随着老年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家庭教育投资率会增加。但是当老年人口预期寿命延长到一定阶段后，会增加成年人的养老负担，且继承的遗产也会减少，导致当期收入降低，所以教育子女投资率会下降。数值模拟显示，当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存活率为47%时，子女教育投资率达到最大值。

图3为不同老年人口存活率下，经济增长速度的演变路径。由图可知在不同的生育率水平下，经济增长速度的演变路径有着显著的差异。当总和生育率TFR=1时，随着老年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养老负担加重，经济增长先快速增长后急剧下降。而在TFR=15和TFR=2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的演变趋势要平缓许多。由此说明在较低生育率水平下，随着老年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沉重的养老负担将阻碍经济的发展。

整体来看，经济增长速度与老年人口比重呈倒“U”型关系，图3显示，在老年人口预期存活率较低的情况下，经济增长速度随着存活率的增加而加快，但是当预期存活率超过一定水平之后，经济增长速度随着预期存活率的增加而减速。在总和生育率TFR=1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的拐点为p=43%；TFR=15时，经济增长的拐点为p=45%；在TFR=2时，经济增长的拐点为p=46%。这种演变趋势特点是由于在老年人口抚养比较低的情况下，随着老年人口预期寿命的提高，成年人将会提高养老储蓄率和子女教育投资率，同时成年人老年期的消费水平将提高，这有利于经济增长。当老龄化程度超过一定水平之后，家庭养老负担越来越重，需要花费较多时间照顾老人，同时成年人从老年人那里所继承的遗产将减少，这些都将减少养老储蓄率和子女教育投资率，从而使经济增长受阻。

基于以上数值模拟结果来分析中国目前老年人口存活率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笔者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各年龄段人口死亡率及比重结果见表1，2010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平均存活率为9680%。根据以上数值模拟的结果，显然在目前老年人口存活率水平和低生育率水平下，经济增长速度将随着老年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而降低。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计算。

二级标题2人口政策的有效性分析

人口数量与人口质量转换的原动力是微观家庭对孩子数量与质量的权衡，所以研究微观家庭生育水平与孩子质量的转换关系，可以全面认识生育率下降与人力资本提高的转变轨迹、发展趋势以及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转换路径。国外关于家庭生育数量与孩子质量偏好的研究在理论模型和实证研究方面有丰富的成果。贝克尔（Becker）建立的新家庭经济模型研究表明，在家庭收入约束下，家长将孩子视为经济产品，以实现家庭效用最大化的孩子数量与质量的最优组合[16～17]。

为研究人口数量与质量的替代效应，下面基于上述理论模型，对在不同生育率水平下的教育投资率和经济增长率进行数值模拟。图4为不同生育率水平下，家庭教育投资率的演变路径。可以看出，生育率水平与家庭单个子女的教育投资率呈负向关系，即随着生育率的提高，每个孩子分摊到的教育资源越少。这是由于当期生育数量的提高，会减少家庭当期收入，因而减少后代的教育投资。

（中）图题图4不同生育率水平下家庭教育投资率变化趋势

（中）图题图5不同生育率水平下经济增长速度的数值模拟值

图5为不同总和生育率水平下，经济增长速度的演变路径。本文模拟了三条经济增长的演变路径，分别是老年人口存活率等于092、096和098。由图可以看出：目前60岁以上老年人口存活率为096左右，如果老年人口存活率降低，经济增长速度会提高，反之则下降。而经济增长速度随着总和生育率的增加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在老年人口存活率为092时，当人口总和生育率为112时，经济增长速度达到最大值；在老年人口存活率为096时，当人口总和生育率为118时，经济增长速度达到最大值；在老年人口存活率为098时，当人口总和生育率为120时，经济增长速度达到最大值。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老年人口存活率为096，总和生育率TFR=118。根据以上数值模拟结果，目前政策生育率水平是最佳水平，因此，人口政策对经济发展仍然是有效的。

二级标题3经济持续发展的可行性分析

生育率变动机制理论表明，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意愿生育率是下降的，而老年人口的预期寿命却呈延长趋势。如果生育率下降，人口老龄化加剧，经济增长是否必然下降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人力资本的提高是经济发展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因素，图2显示，随着生育率水平的降低，家庭对子女教育的重视，人力资本投资会逐渐提高，且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会逐渐提高。下面通过数值模拟在不同的人力资本投资贡献率（1-H）及物质资本投资对人力资本积累的贡献率（1-B）下经济增长的演变路径。为结合实际，本文模拟了2010年六普数据结果总和生育率为118时和大多数文献所公认的水平（16～18）中较高的水平18时，

（中）图题图6不同人力资本贡献率下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趋势

不同B和H值下经济增长的演变路径，结果如图6所示。

图6模拟了经济增长在不同人力资本贡献率下的演变路径。由图可知，经济增速随1-H的变大而变大。由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Yt=DKHt（LtItht）（1-H），其中H∈（0，1））可知：

随着人力资本贡献率的增大，经济增长速度会加快。说明随着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增加，即使在人口老龄化加重的情况下，经济仍有可能保持增长。由图形还可以看出，经济增长速度随着B的变大而变大。由教育部门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ht+1=AeBtht（1-B），其中B∈（0，1））可知：随着物质资本投资贡献率的提高，下一代人力资本存量将更高，由此说明教育部门人力资本再生产过程中物质资本投资越来越重要，人力资本的积累将越来越依赖于家庭教育投资额。从以上B和H的取值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反向影响可以看出，经济增长与人力资本积累的相互作用存在良性循环，即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人力资本投资，而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又受物质资本投资的影响。由此说明，在相对较低的生育率水平下，尽管老年人口比重加大，但是由于人力资本积累的增长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提高，经济仍是可持续发展的。

随着老年人口存活率的提高，老年抚养负担加重，必然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那么B和H值应上升或下降多少才能弥补老年人口比重增加所带来的损失呢？下面对TFR=118和TFR=180时，老年人口存活率从96%上升到98%时进行数值模拟，结果见表2。如果老年人口存活率由96%上升到98%，则人力资本投资对总产出的贡献率（1-H）分别上升56%和37%才能维持相同的经济增长速度；同理，物质资本投资对人力资本积累的贡献率（B）分别需上升62%和87%才能维持相同的经济增长速度。

表2显示，虽然目前中国处于低生育率状态且人口老龄化加剧，但是如果能够提高人力资本在总产出中的贡献率，那么经济增长随人口老龄化而下降的趋势可以缓解，经济仍可能保持持续增长。

一级标题四、结论与建议

在当前的生育率水平下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已逐渐显现，中国家庭结构所呈现的倒挂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社会整体人口结构的走向。未来人口总量增速将逐渐下降，老龄抚养比会继续攀升，人口老龄化将日益严重。目前，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和总量规模超过了大多数国家。本文通过数值模拟方式分析了人口老龄化的经济效应，借助理论模型讨论了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下（包含家庭养儿防老的保障机制和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自然增长的控制），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表明：如果放松计划生育政策将导致人口规模扩张的加速，并缓解人口老龄化趋势，但会降低人均教育投资和人力资本积累，因此，经济发展方向最终由两个作用方向相反力量的强弱对比而决定。主要研究结论有以下几点。

第一，随着老年人口比重提高，出于养老储蓄动机，家庭养老储蓄率将提高，但是如果养老负担进一步加剧，养老储蓄率将趋于下降。且子女教育投资率及经济增长率也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过低的生育率水平（在TFR=1的情况下）虽然在短期内能促进家庭教育投资的上升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长期来看经济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在低生育率水平下（TFR

第二，我国目前的人口政策仍然是有效的。根据本研究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总和生育率水平（118）基本处于最佳水平，能够适应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的低生育水平并不稳定，在全国绝大多数地区，一旦放弃计划生育政策，目前的低生育水平会有大幅反弹。人口政策是社会政策的一种，从它形成的时候开始，一直就处在与时俱进的不断调整和完善中。我国现行的政策并不是独生子女政策，而是包含了一孩、一孩半、二孩、三孩多样政策的一个政策体系。因此，调整体系的结构比重，可以使生育率达到最适合经济增长的水平，计划生育政策仍然是有效的。

第三，劳动力资源的“二次开发”对于经济稳定持续增长将至关重要，“二次人力资源开发”的核心，就是提高劳动力素质。不可否认“人口红利”是促进当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然而“人口红利”最终将转为“人口负债”，劳动力将结束“无限供给”状态，经济增长则转而依靠人力资本积累的提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得益于成功地开发了沉淀于传统农业部门和国有部门的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资源。然而在老龄化趋势日益凸显的今天，提高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削弱人口老龄化负面影响的方法之一。值得欣慰的是，在中国，知识和技能已得到了社会和家庭的一致认同。

最后，由于本文主要分析的是人口政策的经济效应，因而是从经济发展速度最优角度而非社会发展最优角度来分析，缺乏全面性。后续研究将从更加全面的社会发展最优角度来分析人口政策的有效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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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Zhang， J and J Zhang Long Run Effects of Unfunded Social Security with Earnings Dependent Benefits[J] 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 2003， （3）

计划生育演变过程范文第2篇

论文关键词：专业结构；市场需求；对策

安康卫生学校位于经济、文化欠发达的陕西南部，经过4O多年的艰苦创业，现已发展成为一所具有一定规模和竞争实力的国家级重点中专学校。回顾学校的发展历程，我们体会到教学质量、教学改革、专业结构是学校生存和发展的3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在这3个因素中，教学质量是学校生存的根本，教学改革是学校发展的动力，专业结构是学校发展的关键。鉴于对专业结构重要性的认识，近年来我们在这方面进行了不断的探索与实践。

1专业设置与学校发展的历史回顾

从建校初期到1984年，学校主要开办医士和护士2个长线专业，间断开办过中医、放射、药剂、妇幼等专业，每年的招生专业数一般为3个左右，招生规模维持在600人以内。从1985年起，随着国家教育体制改革步伐的加快，学校为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加大了专业调整和创办新专业的力度，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学校现已形成两部一院(大专部、中专部和附属医院)的基本办学格局，学校大专部设有临床医学、社区定向医学、中西医结合、麻醉医学、护理、助产、医学检验技术、医学影像技术8个专业；中专部设有护理、助产、卫生保健、医学检验技术、医学影像技术、计划生育技术、眼视光技术、IZ：l腔工艺技术、康复技术、医学生物技术、中医康复保健、药剂、中药制药、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卫生信息管理15个专业。专业结构的拓展扩大了学校的办学规模，促进了学校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以学校2006年与1984年同期规模相比，在校学生由600余人发展到2600余人，增加了3．3倍；校舍建筑面积由3000m扩大到58246m，固定资产由138万元增加到6000余万元，实验室资产由40余万元增长到近1600万元。1993年我校被评为省部级重点中专，2000年被评为国家级重点中专，学校面貌焕然一新。

2调整专业设置的基本做法

2．1保持优势专业，创建自身品牌

对于就业市场需求量相对较大、自身优势明显的长线专业，如护理专业、临床医学专业，我们在课程设置、教学方法上加大了教学改革力度，在教学手段现代化和学生能力培养上下工夫，努力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充分发挥学校的办学优势，以良好的教学质量赢得了社会信誉，树立了自身形象。

2．2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积极开拓新专业

根据人才市场的需求，特别是对医学相关学科人才的需求，我们在进行必要的可行性论证的基础上，适时开办新专业。如针对本地区医学影像技术、麻醉医学、眼视光技术、口腔工艺技术方面人才缺乏的情况，及时开办了医学影像技术、麻醉医学、眼视光技术、口腔工艺技术等专业；针对基层计划生育管理工作的需要，开办了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和计划生育技术专业；根据一些制药企业、医疗单位和药品市场的需要，开办了医学生物技术、药学、中药制药等专业，并从师资、设备、管理等诸方面予以倾斜，以促使其健康发展。

2．3增强趋前意识，避免盲目开馥

人才的培养有一定的周期性，卫生人才市场的需求在不同的领域也有其周期性变化，因此开办新专业不能盲目追求“热门”，要注意其专业特点与未来人才市场需求的衔接，尽可能缩短培养周期，快出人才，争取“短平快”效应。我校挑选部分医学相关学科开设了高中起点的两年制高中专(包括医学文秘、卫生信息管理等专业)，对有一定市场需求的短线专业，如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眼视光技术、口腔工艺技术、医学生物技术、药学等专业则采取隔年招生和轮流开办的方式，对一些已不适应医疗卫生事业发展需要、市场需求渐趋疲软的专业，则逐步压缩招生规模，适时淘汰或停招，这样既满足了社会需求，又没有造成培养过剩，避免了资源浪费。

3加强协作．纵向联合．拓宽办学渠道．提高办学层次

目前，中等医学教育的专业结构已趋于完善，要更好地适应人才市场需求，还应在拓宽办学渠道、提高办学层次上下工夫。我校从1986年开始，先后与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四军医大学、延安大学联合开办医学高职高专教育，专业由原来单一的临床医学发展到现在的社区定向医学、临床医学、中西医结合、麻醉医学、药学、护理、助产、医学检验技术、医学影像技术9个专业，并开办了初中起点五年制医学高职高专教育，目前高职高专在校生人数已占在校生总数的75％以上。这种依托高校联合办学的方式有力地促进了学校的发展，全方位地提高了学校的办学实力，为学校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此外，我们还与上述学校以及省内外其他高等院校协作，开展了专升本的成人教育、自考、函授、远程教育等，与相关行业和部门联合开展了所需专业人才的继续教育等，拓宽了办学渠道。扩大了学校的生存空间。

4专业结构调整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与对策

4．1开办新专业．6论证与决策问题

新专业的开办要以就业市场为导向，在可行性分析论证的基础上适时决策，不失时机，抢抓机遇。

4．2锞程馥置与散学计划制订

围绕培养目标和专业特色，搞好课程的优化组合，制订切实可行的教学计划是开办新专业的一个重要环节，直接关系到所培养人才的知识结构和质量。对于国家尚无指导性计划的专业，先组织人力进行专题调研，及时制订出能体现本专业特色的教学计划，并在教学实践中不断予以完善。

4．3妥善解决师费问题

随着新专业的开办和办学层次的提高，学校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就是师资问题。我们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引导和鼓励有能力的教师从事第二专业的教学工作；鼓励中青年教师在职或脱产进修学习，提高学历，拓宽知识面，加强教学能力和水平的培养；积极引进人才，充实师资队伍；同时充分发挥当地其他大中专学校、科研、医疗单位和工厂的优势，实行校院联合、校企联合，进行联合办学，聘请兼职教师，满足教学需要。

4．4实验、实习问题

随着新专业开办和办学规模的扩大，出现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实验、实习问题。这既有实验设备和实习场所不足的问题，也有带教师资匮乏的问题。除学校自身应加大资金投入，努力改善实验、实习条件，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的建设和培养，以满足教学需要外，还应走校院联合、校企联合的协作办学道路，实行联合办学，挖掘教育资源，实行资源共享、效益分享的办学模式，扩充和完善实训基地建设。如我校开办的部分短线专业(包括医学影像技术、眼视光技术、口腔工艺技术、医学生物技术、药学等专业)，除学校先期进行基础投资外，都是采取走出校门、寻求协作单位联合办学的方式。这样既充分利用了现有的教育资源，又避免了学校大量财力的重复投入。

计划生育演变过程范文第3篇

人们最初关心中国人口问题主要是关心它的数量问题，因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快速增长的人口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影响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妨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人口政策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偏重人口数量的控制。这种偏重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即使在今天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更替水平的情况下，由于人口基数庞大，加之人口发展的惯性，使中国仍面临着巨大的人口数量压力。然而，正当人们讨论如何控制中国的人口数量，为每年新增加的1000多万人口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而担忧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也正在悄然地老化。它使中国又面临另一个挑战：人口老化问题。

中国不仅是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也是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1998年底，中国的总人口已经达到12.48亿，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占总人口的9.7％左右。与其他已经成为老年型国家的人口老化历程相比，中国的人口老化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人口老化速度和老年人口的绝对数增长快；二是人口老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而提前出现。以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为基础按中位方案所进行的中国人口预测的结果表明，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正在迅速地老化，年龄结构正在由成年型转变为老年型，但各个时期的老化速度有很大的差异。中国的人口老化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0～2000年，中国人口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转变；第二阶段为2000～2020年，这时中国将变成典型的老年型人口的国家；第三阶段为2020～2050年，这一阶段将是中国人口老化的严重阶段。令人担忧的是，在中国人口总体老化的同时，老年人口内部也在不断老化。据人口学家预测，下世纪上半叶高龄老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是51‰，而65岁以上老年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9‰，总人口在达到峰值前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可能只有7‰。毫无疑问，高龄老人是增长速度最快的人群，而老龄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在高龄老人，因为大多数60～70岁的老年人尚有生活自理能力，而80岁以上的老年人最需要照料，带病生存甚至卧床不起的概率最高。庞大的“中老年”和“老老年”人口无疑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

如果分地区考察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这一问题则更为迫切。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总的格局是农村地区快于城市地区，汉族地区快于少数民族地区，东部地区快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到1998年底，已经有近一半的省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本地区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超过或基本接近10%，率先成为中国首批老年型省区。从中国人口老化的地区差异上看，中国人口目前已经自东向西开始老化，而且速度将越来越快，在不久的将来，这一“灰色浪潮”就将席卷全国。从这一点上看，中国的人口并非到2000年前后才突然地成为老年型人口，老年人口问题也并非到下个世纪的某一天才突然严重起来。人口老化本身是个动态的过程，它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也是动态的。就中国的整体情况而言，目前人口老化的社会经济影响还没有显性化，但就局部地区的情况而言，形势已经相当严峻。如1993年上海人口开始负增长，目前上海最主要的人口问题并非生育水平问题，人们更关心的是人口结构问题，尤其是人口的老化问题。

正如人们关心人口数量一样，人们之所以关心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出自对人口与发展之间关系的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人们考虑的主要是人口总量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而对人口结构特别是年龄结构的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没有予以充分的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人口老化的出现，人们逐渐认识到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比人口总量变动对发展的影响更大，因为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同人口数量的增长一样，会给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影响，而且这种变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远比人口数量的增长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影响要复杂得多。如果我们只考察人口总量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将所有不同年龄的人都视为具有相同特征的“同质”的人，这样的考察方法会抹煞不同年龄的人不同的社会经济含义。事实上，不同年龄的人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是“异质”的人。中国目前约有1.2亿老年人口和3.2亿未成年人口，从数量上看，同作为消费人口的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二者的负担孰轻孰重，一目了然。但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两个不同年龄组的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我们就会发现，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并不是简单的1:3的关系，中国赡养其目前的1亿老年人口也并不一定比抚养其3亿未成年人口简单。因此，考察年龄结构的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更深层次的研究，它会使我们能更准确地把握人口变动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世界及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正在老化的事实，要求人口学界、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对人口老化的原因、过程、特征、社会经济后果进行分析研究，并在扎实的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寻求解决人口老化所带来的后果问题的对策。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有关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 同国外关于人口老化的研究相比，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更晚，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口学研究的复兴是从70年代末期才开始，当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才刚刚进入成年型，人们关注的重点不在人口老化上，即人口老化问题不是人口学领域优先考虑的课题。只是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的客观事实才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

近几年来，中国很多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然而，当我们仔细回顾这些数据和文献后，我们会发现，对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目前多偏重于考察人口老化的人口学效应和社会学效应，也就是说对中国人口老化的现状、特征、原因、过程，以及人口老化的人口学和社会学的后果的论述较多。但弱点是，对现实情况的描述多，而理论上的创新少。

随着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这一不可避免的客观现实的到来，对人口老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已经迫在眉睫，搞清这种关系对于制定中国下一世纪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阶段的中国来说，正确认识中国人口老化发生的原因、运动的过程、发展的趋势以及将会产生的社会经济后果至关重要。中国在制定下一世纪的产业政策、分配政策、交换政策、消费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时，必须考虑到未来中国人口老化的客观事实。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全面、稳定、协调、健康地发展。

二、几个基本概念的界定

（一）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龄界线

“老年人”是指达到或超过老年年龄界线的人，这里的关键在于老年年龄界线，因为确定这一界线是统计老年人口的前提条件。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老年年龄界线的定义是不同的。1900年桑巴德在其《人口年龄分类和死亡率研究》一书中将人口按年龄划分成不同的类型，实际上，他是将50岁作为老年年龄的下线；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中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的下线；而1982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老龄问题大会”又将老年年龄界线定义为60岁。国际上之所以将老年年龄界线从1956年的65岁增改为60岁，这是因为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报告主要是针对发达国家出现的人口老化问题，而当时发展中国家还谈不上人口老化问题，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界线是根据当时发达国家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而设定的。而到了80年代初，人口老化已经不仅是发达国家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同样面临人口老化问题，而发展中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比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低得多。因此，考虑到全世界的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将老年年龄的界线定义为60岁。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老年年龄的标准应是不断变化的。一般说来，发达国家老年年龄的起点应高于发展中国家老年年龄的起点。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尽管人均预期寿命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还是比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水平低很多，因此，将60岁作为中国老年年龄的界线是合理的选择。

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也是不同的，界线范围在15～20岁不等。一般说来，发达国家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高于发展中国家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国际上一般将15岁定义为未成年人界线，即0～14岁的人口均为未成年人口。

在给出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后，我们就很容易确定成年人的年龄界线了，即成年人的年龄界线是15～59岁。 （二）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划分

同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龄界线的定义一样，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划分也是因时期和地区而有所不同的。1956年，在联合国发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中，将人口年龄结构的类型划分如下：

年轻型 成年型 老年型 65岁及以上

老年人口的比例 4％以下 4%～7％ 7％以上

而后，随着世界人口特别是发达国家人口的进一步老化，国外又提出一些新的划分方法。例如，1975年美国人口咨询局的划分方法如下：

年龄结构类型 年轻型 成年型 老年型0～14岁人口 40％以上 30%～40％ 30％以下

65岁及以上人口 5％ 以下 5%～10％ 10％以上

老少比 15％以下 15%～30％ 30％以上

年龄中位数 20岁以下 20～30岁 30岁以上

而1982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老龄问题大会”将老年年龄界线定义为60岁后，各国又采用了如下的划分方法：转贴于

年轻型 成年型 老年型

60岁及60岁以

上老年人口的比例 5％以下 5-10％ 10％以上

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划分是主观的，而不是客观的。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特别是随着老年年龄标准的不断变化，对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划分也是要相应改变的。一般说来，对老年型人口的定义通常以60及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10%以上，或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7%以上的人口称为老年型人口。 （三）人口老化和人口老化问题

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来说，由于人口的出生、死亡和迁移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人口的年龄结构是在不断变化的，即未成年人口、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构成是不断变化的。在总人口中，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我们就称这一动态过程为人口老化；反之，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我们就称这一动态过程为人口年轻化。对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人口可能出现老化，也可能出现年轻化，人口的老化与年轻化是可逆的；而对个人来说，从他或她一出生就开始进入了老化的过程，这是不可逆的。 人口老化问题是指在总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的动态过程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由于在人口老化的过程中，各个年龄组的人口都在发生变动，所以人口老化问题不仅有老年人口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而且有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而老年人口问题是指老年人口这一特殊的群体给社会经济带来的问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不论是老龄化还是年轻化，都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即存在老年人口问题不一定存在人口老化问题，而存在人口老化问题则一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 三、关于人口老化研究的主要观点综述

国外早期对于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多数是对老年人口特征的探讨，主要是回答老年人口面临的实际问题。然而，对实际问题的研究离不开一些基本的理论假设。不同的学者在特定的条件下提出不同的理论假设，而这些理论假设又为后人所演变发展，进而形成了一些人口老化理论。 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1969年，在二十四届联大上，马耳他率先提出了老龄问题，呼吁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关注老年人口迅速增长的趋势及随之出现的一些问题。

国外关于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和老年事业的经验为研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提供了借鉴的成果。但中国的人口有其自己的特殊性，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背景既有别于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更与发达国家的情况不同。因此，国外的经验虽然可以借鉴，但终究难以适应中国的国情。我们的问题要靠我们自己去解决，中国人口老化的科学研究要靠我们自己去探索。

1982年，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的老龄问题世界大会揭开了中国的老年事业的序幕。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起快的客观事实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近些年来，中国相关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北京大学人口所张纯元主编的《中国老年人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田雪原等主编的《中国老年人口》、《中国老年人口经济》、《中国老年人口社会》、吉林大学人口研究所曲海波的《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武汉大学人口所徐云鹏等主编的《人口老化和老年人口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熊必俊主编的《老年学与老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杜鹏的《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于学军的《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复旦大学王爱珠的《老年经济学》，天津学者的《1988年中国九大城市老年人状况抽样调查》和上海学者的《上海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等。这些著作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此外，大量的有关调查数据为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准确的依据，如中国社会科学人口所组织的“中国1987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抽样调查资料”、1992年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组织的“中国老年人供养体系调查数据”等。所有这些文献和数据都为进一步研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一）关于下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口老化趋势的预测

人口老化的理论和实际证明，人口老化的速度和程度主要取决于人口的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但在人口老化的不同阶段，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对人口老化的作用是不同的。在人口老化的前期，生育水平占主导作用；而在人口老化的后期，死亡水平占主导作用。无论如何，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是人口预测的两个最重要的参数。基于中国70年代和80年代生育水平下降的趋势，当初人们在进行人口预测时，普遍倾向于中国人口生育水平会急速下降的乐观估计，估计到200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会下降到1.8，甚至于1.5的低水平。很普遍的一种预测方案的参数假定是：总和生育率从1981年的2.63到2000年的1.8，随后不变直到2050年；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从1981年的67.88岁上升到2050年的80.20岁。事实上，近年来， 中国的生育率并未沿70年代末的趋势继续大幅度地下降，而是在80年代出现了波动徘徊的局面。198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曾下降到2.24的较低水平，而后回升到1982年的2.86的较高水平；1985年再度下降到2.20，1987年又回升到2.59；1987年以后至今，总和生育率的下降的速度较快。对国家计生委规统司1992年10月进行的“38万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国内外争议较大，大多数人认为此结果偏低，极少数人则认为实际的结果可能会更低。人们对目前总和生育率的水平众说纷纭，低的低到1.3左右，高的高到2.3左右。因此，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际工作部门对此莫衷一是，无所适从，给人口规划和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也造成了学术界的混乱。

表1 各种中国人口预测方案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参数比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预测单位或个人 平均出生预期寿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联合国(中方案) 1990～1995=70.0

2010～2015=73.5

2020～2025=75.0

(2)世界银行 1980～2005=69.4

2005～2030=74.1

2030～2055=78.3

(3)宋健等 1980～1985=68.9

2030～2035=76.3

(4)七一0所 1982=68.0

2100=81.0

男70.5 (5)曾毅(中方案死亡率) 2000=│

女74.0

男77.4

2050=│

女80.3

(6)王慧炯等 2000=80.0

男69.0 (7)杜鹏(高方案死亡率) 2000=│

女72.4

男73.2

2030=│

女77.0

男69.4 (8)于学军（中方案死亡率) 2000=│

女72.5

男76.7

2050=│

女80.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资料来源: (1) United Nations，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1950～2025"， version 1990.

(2) 世界银行，《1984年世界人口预测》。

(3) 宋健等，《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人民出版社，1982年。

(4)《人民日报》，1986年7月30日。

(5) 曾毅，1994年。

(6) 王慧炯，杨光辉，1984年，《迈向2000年的中国经济》，气象出版社，北京。

(7)杜鹏，1994年，《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

(8)于学军，1995年， 《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中国人口出版社，北京。

综合考察国家计生委规统司1992年10月作的“38万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和1993年国家计生委对河北、湖北等地的抽查结果（见“当前计划生育工作中的喜与忧：由几则信息引发的思考”，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厅，《计划生育情况》增刊（9）期）以及国家统计局1990～1998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的结果，我们认为，目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1.9左右是合理的估计。就中国的全国平均水平而言，中国的生育率水平不大可能降低并长期保持在西班牙、西德，甚至日本现在这样低的生育率水平。因为即使像美国这样发达的国家，其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仍然为2.1，而且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和生育率长期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同样会带来许多问题。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中得到一定的启示。比如，人口老化程度过高，劳动力短缺，社会保障负担过重等问题。因此，2020年倘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果真能低到1.5的低水平，政府则应采取干预政策，抑制总和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

1973～1975年“全国人口三年肿瘤死亡回顾调查”资料表明：当时中国的男性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3.6岁，女性为66.3岁（中国计划生育年鉴 1993）。1982年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时，中国男性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6.4岁，女性为69.4岁，男女合计为67.9岁（姚新武，尹华 1994）。1985年，国家统计局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则表明，当时中国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为68.9岁，其中男性为67.0岁，女性为71．0岁（中国计划生育年鉴 1993）。1998年，中国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上升到71岁，其中男性为69岁，女性为73岁。目前，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已经远远超过了世界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尚有一定的差距。1998年，世界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6岁，其中男性为64岁，女性为68岁。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1岁，其中男性为59岁，女性为62岁；而发达国家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75岁，其中男性为71岁，女性为79岁（PRB 1994）。

从1973～1975年到1982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近3岁，平均每年提高近0.5岁。从1982年到1985年的3年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1岁，平均每年提高0.33岁左右。而从1985年到1998年的13年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2岁多，平均每年提高近0.16岁。毫无疑问，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卫生和营养保健状况的不断改善，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还会有所提高。但是，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提高的速度是“边际递减”的，即当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较低时，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善会使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而当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较高时，相似的社会经济条件只能使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有相对较小幅度的提高，在达到一定阶段后，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甚至可能出现停滞不前的状态。中国人口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提高的历程证明了这一点：从每年提高0.5岁下降到每年提高0.33岁，进而又下降到每年提高0.16岁。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中国人口的人均出生预期寿命会逐渐提高，但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人口粗死亡率会逐渐提高，每年老年人口死亡的绝对数会逐渐增多。目前，中国每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死亡人数为550万左右，而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上升为1130万左右（世界银行 1993）。

表2是中外单位或个人对中国下一世纪前半期老年人口规模的预测结果。

表2 中外单位或个人对中国下一世纪前半期老年人口规模的预测 单位：亿

预测单位或个人 2000年 2025年 2050年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60+ 65+ 60+ 65+ 60+ 65+

(1)联合国(中方案) 1.27 0.85 2.70 1.85 -- --

(2)世界银行 1.37 0.95 3.20 2.10 3.61 2.91

(3)中国老龄委员会 1.32 0.92 2.73 1.88 3.3～4.2 2.84

(4)宋健等 -- 0.94 -- 2.21 -- 4.05

(5)杜鹏(方案一) 1.28 0.87 2.80 1.83 4.12 3.07

(6)于学军 1.29 0.88 2.73 1.88 3.84 2.90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资料来源:(1)United Nations，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1950-2025"， version 1990.

(2)世界银行，《1984年世界人口预测》。

(3)中国老龄委，《中国老年人口发展预测》，1986年全国老年学术讨论会参考材料之二。

(4)宋健等，《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人民出版社，1982年.

(5)杜鹏，1994年，《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

(6)于学军，1995年， 《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中国人口出版社，北京。

从表2我们可以看到：中外单位或学者对中国未来老年人口数量的规模的发展预测是非常接近的。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下世纪前半期老年人口数量的规模的发展取决于现存人口的死亡率和预期寿命，而与今后出生的人口数量没有关系。在上述的各种预测中，联合国的预测略低一些，而在宋健等人的《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中，对下世纪老年人的预测又相对较高，但无论如何，从以上的各种预测结果中，我们可以作这样的判断，即到2000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1.3亿左右，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0.9亿左右。转贴于

需要说明的是，预测毕竟是预测，任何自认为是以合情合理的假设条件为依据的预测都难以断言其所预测的内容会成为现实。对发展中的中国来说尤其如此，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变动受政府政策的影响较大，我们不能肯定中国政府在某个时刻不会改变其经济政策和人口政策。倘若如此，结果会迥然不同。更重要的是，中国目前尚缺乏权威、精确的人口和经济方面的统计数据，这为我们的预测在一开始就造成了障碍。因此，我们的预测大致只能说明一般的趋势，而不能将其视为对未来的客观描述。 （二）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主要观点

中国人民大学邬沧萍认为，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看，中国人口老龄化是在经济不发达的背景下发生的，中国未来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并非名列世界前茅。中国老年人口有40年的高速增长期，人口老龄化速度将超过一些发达国家。中国人口转变快，但人口增长尚未得到完全控制，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受人口政策的影响甚大。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邬沧萍提出的最新观点是：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主要是老年人口的数量问题，而非老年人口在总人口的比例高低，因为无论比例多高或多低都是相对的，而数量是绝对的。据此，他指出，人们要从新的视角审视计划生育在老龄化过程中的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田雪原认为老年人口学研究的重点在于老年人口变动，而老年人口变动同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紧紧连在一起。在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原因和过程进行分析之后，他认为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表现在：一是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比较快，达到的水平比较高；二是老龄化发展在时间上具有阶段和累进的性质；三是老龄化在空间分布上不平衡。 北京大学袁方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人口老龄化将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解决中国老龄问题要依靠国家、社会、集体和家庭相结合的方式。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徐勤认为人口转变速度将决定人口老龄化强度。人口转变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任何人口随着社会的发展或迟或早总要发生，只是由于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化速度不同，导致人口转变的速度不同，从而人口老龄化的强度也不同。一些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人口转变速度快得多，因而在人口转变的后期将出现老年人口比重急剧增长的时期。 中国人民大学乔晓春通过对人口老化模型研究认为，在分析人口老化影响因素时不能只看到出生率、死亡率，而看不到现实人口年龄结构对人口老化的巨大作用。从现实看，年龄结构对人口老化的作用可能比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作用还要大（虽然历史上年龄结构最终也是由出生率和死亡率决定的）。过去往往只重视出生率、死亡率对人口老化的影响，而忽视了现实存在着的年龄结构的作用。

史菁的研究认为，运用稳定人口模型研究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是不恰当的，因为中国人口处于急剧转变之中。以往根据稳定人口理论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死亡率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对老年人口比例的增长的作用是不重要的，可以忽略，在人口老化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生育率的下降。然而通过对9个方案人口动态模似的结果分析，史菁却得到了这样的结论：死亡率下降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它的作用与生育率下降的作用同样重要。由于生育率的下降并不是促使人口老化的唯一因素，中国的人口老化不能简单地归因于计划生育政策。

曲海波以中国1964年人口年龄结构为基础，运用人口预测方法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论是生育率的下降是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根本原因，死亡率下降并没有使中国人口老龄化，反而使其年轻化。他还认为人口年龄结构发展的惯性也是年龄结构变化的一个原因。

杜鹏在《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一书中认为，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表现在：（1）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过程重新加以认识，这对认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和特点以及制定今后的人口政策、社会福利制度等都有着重要的意义。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资料为这方面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可能性，它除了能使我们分析过去40年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之外，以1990年人口数据为基础所作的人口预测也使我们得以对未来的人口老龄化趋势重新进行估计。（2）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和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影响因素是生育率、死亡率和年龄结构，但是这些因素在过去40年的人口发展中各起了多大作用还没有从数量上加以全面分析；这些因素在不同时期的作用是否一样？差异有多大？这些问题都有待进行量化分析才能回答。我们可以利用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用比较预测方法对过去40年和未来40年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影响因素进行比较分析来回答上述问题。（3）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口本身也在不断地更替，新进入老年人口的队伍逐渐取代了原有的老年人口。因此，即使在两个不同时期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并未改变，甚至老年人口数也一样的情况下，都不能避免老年人口自身的更替。由于这种更替的存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口的特点及由此产生的对社会经济的影响都会有所变化，这是人口老龄化过程中以往未被广泛认识的另一个重要方面。这里将运用第三、四次人口普查数据对中国老年人口的更替规模和更替率进行分析。（4）人口老龄化过程并不只是总人口的老龄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老年人口自身也在不断老龄化。对这一特点的了解是随着老年人口的迅速增加和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而出现的，但还未被广泛认识（杜鹏 1994）。

于学军认为，无论采取那种方案对中国未来的人口发展趋势进行预测，都会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中国在下个世纪将面临人口老化的巨大挑战。面对下一世纪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挑战，我们既不能采取不承认的态度，视而不见或有意回避，也不能一提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就“谈虎色变”，盲目悲观，凡是不尊重客观规律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我们应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人口年龄结构老化问题，以积极的态度迎接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挑战，积极采取对策，充分利用人口老化前期总抚养比较低的有利形势，大力发展社会经济，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同时，我们又要认真研究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消极后果，尽量避免或减缓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对中国社会经济的消极影响。因此，从战略的高度认识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老化问题，从宏观上看清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趋势，及早地制定人口发展和经济发展相协调的总体战略规划，统筹兼顾，综合治理十分必要。特别要注意的是，各个年龄组的人口群体是抚养和被抚养的关系，所以，在考察人口老化的过程和解决老年人口问题时，要全面系统地考察整个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老年人口是整个人口的一部分，老年人口的比例变化必然引起其他年龄组人口的变化。因此，老年人口不是孤立的群体，必须与未成年人口和劳动力人口联系起来进行综合考察。在制定政策时，要考虑到不同年龄组人口群体的不同需求和作用（于学军，1995年）。

以上列举了部分对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进行研究分析的代表性文献，这些研究对认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和在分析中所要注意的问题都有重要的发现和建议，为以后的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中国人口老龄化还处于起步阶段，对其过程及影响的认识需要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此外，人口发展往往并不能按已有的人口预测的方式变化，随着新的人口数据的取得和人口老龄化分析技术的发展，使我们有可能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过程和特点重新进行认识，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进行量化分析，从而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究。 （三）人口老化对社会经济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 始于6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人口老化过程，是人口转变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如上所述，人们之所以关心中国人口老化的过程，是因为会产生所谓的人口老化问题，而人口老化是会否构成人口老化问题，以及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可能是人们最为关心的。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人口老化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产生了一些学术上的争鸣，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的马赢通和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的乔晓春之间的交流。

马赢通（1987）指出，多年来，人口老化被作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消极因素来论述，研究的重点是探求人口老化的对策。这无论对认识未来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景，还是对深入开展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都是不利的。他认为，从各方面的相关分析看，人口老化是好事而决不是坏事。人口老化是人口发展的必经阶段，主观上抗拒是无济于事的，人们在其面前的选择，不存在任何形式的超脱。只有按规律办事，促进其发展，才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马赢通指出，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必然形成少儿人口远大于现时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同时上升的“两头沉”的现象，而人口老化过程起到了减轻一头负担的作用。因此，只有通过计划生育降低生育水平，加速人口老化，才能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将有利于中国四化建设的全局。

乔晓春（1988）不同意马赢通的上述观点。他指出，人口老化并不是指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与近年来的计划生育没有关系，但人口老化系数的变化与计划生育确实有关系。这一点是任何人也回避不了的。他认为，人口老化、计划生育、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出生人口数量减少及老年人口数量增加会导致人口老化；由于作为人口老化系数分子的老年人口数量是相对确定值，而出生人口为未定值，控制人口增长只能使出生人口减少，从而加速人口老化；计划生育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虽然人口老化也是由于计划生育引起的，但从逻辑关系上看，不能直接推出加速人口老化会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乔晓春进一步指出，出生人口的减少直接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同时也导致了人口老化，但由此并不能引出人口老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直接关系，人口老化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之间没有直接的和必然的联系。

马赢通和乔晓春之间的学术交流是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下的讨论，既交流了学术思想，也深化了学术研究。笔者认为，马赢通和乔晓春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问题：老年人口问题和人口老化问题。他们之间的辩论没有使用同一个概念和标准，讨论的结果自然不会达成共识。

在随后的十多年间，中国的学者没有间断对这一问题的探讨。田雪原（1987）认为，中国人口从属年龄比的大幅度降低，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了人口方面的有利条件，未来二、三十年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黄金时代”，总的来说利大于弊。曲海波（1988）指出，人口老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反过来，人口老化又对社会经济的运行产生相应的影响。人口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人口作为生产者是有条件的，而作为消费者是无条件的。人口老化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必然涉及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从而使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于学军在《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1995）一书中认为，伴随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中出现的人口老化是必然的，但是人口老化是否构成人口老化问题，以至于整个国家的人口问题要看它的发展程度和速度是否对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影响而定。因此，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要区分不同的阶段来看。从长期的趋势上看，中国的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多于积极的影响。但如果分阶段看这一问题的话，我们会发现，中国的人口老化问题大致以下世纪20年代为过渡期，在此之前，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会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许多有利的条件，这一阶段是利大于弊；而在此之后，由于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程度加深，许多“利”将逐渐转化为“弊”，这一阶段是弊大于利。需要说明的是，利与弊不是绝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利与弊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只要我们能利用这二、三十年的有利时机，在大力发展国民经济的同时，注意人口老化的动向，采取相应的对策，及时调整社会经济结构，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我们就可能将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

四、未来中国人口老化的研究

我们对中国人口老化原因和过程的研究已经比较充分了。过去，我们的研究主要以宏观为主，视野主要局限于人口学和社会学领域；今后，我们应进行一些微观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并将我们的视野放远于更多的交叉学科之中。我们应将人口老化问题提高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从多角度审视人口老化问题。我们都预感到人口老化会对中国的社会关系、经济发展、文化传统、价值观念、道德规范等各方面产生影响，人们想知道这些影响是什么？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影响？在这些影响中，哪些是积极的，哪些是消极的？如何引导积极的影响而减缓消极的影响？只有把这些问题说清楚，让人们意识到人口老化问题不仅是老年人口问题，而是与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的问题时，人们才会关注和重视人口老化问题。

在进行人口老化问题研究时，我们应该借鉴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研究成果，因为他们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为解决老龄化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索，有严格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理解和掌握这些理论和经验会使我们少走弯路，节省很多时间。但遗憾的是，对他们成熟的理论和经验，我们知道的还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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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生育演变过程范文第4篇

【关键词】生殖道感染;癌前病变;宫颈癌;相关性

【Abstract】 Objective Of reproductive tract infections and cervical precancerous lesions, cervical cancer and risk factors associated.Methods Pairs of 294 cases of cervical cancer and precancerous lesions in patients with human papillomavirus (HPV), chlamydia (CT), BV, trichomoniasis and other pathogens, Observing and analyzing the reproductive tract pathogens and cervical precancerous lesions and cervical cancer correlation.Results Human papillomavirus (HPV) infection detection rat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compared with control group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

【Key words】 Reproductive tract infection; Precancerous lesions; Cervical cancer; Correlation

作者单位:276000山东省临沂市妇幼保健院宫颈科

生殖道感染(reproductive tract infection,RTI)是威胁女性身心健康的重要疾病,尤其是生殖道人瘤病毒(HPV)感染,近年已成为影响女性生殖健康的妇科常见疾病之一。宫颈癌的病因学研究已经确认,高危型人瘤病毒(HPV)的生殖道感染为宫颈癌和癌前病变的重要相关因素[1,2],其次为衣原体(CT),细菌性阴道病(BV)、滴虫等。因生殖道感染人群的上升,育龄妇女的宫颈癌及癌前病变的发生率也在上升[3]。为进一步探讨生殖道感染与宫颈癌前病变(CIN)、宫颈癌的相关性,本文对294例CIN及宫颈癌患者的生殖道感染情况进行回顾性研究和分析,现总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06年1月至2008年1月来我院妇科门诊及宫颈门诊就诊者,经TCT筛查、阴道镜检查、宫颈活组织检查“三阶梯”方法诊断为CIN及宫颈癌294例,年龄21~55岁,正常对照组336例,所有病例均进行生殖道高危型HPV、衣原体、BV、滴虫检测。

1.2 方法 所有标本取样前均24~48 h避免、阴道灌洗或局部用药,取分泌物前不做双合诊,窥阴器不涂剂。

1.2.1 高危型HPV-DNA检测 由美国Digene公司提供的试剂盒,采用杂交捕获二代试验(HC-II),应用特制宫颈塑料毛刷伸入颈管内,旋转数圈刷取宫颈管及宫颈外口的脱落细胞,将毛刷洗入盛有专用保存液的小瓶中送检。

1.2.2 衣原体 应用深圳匹基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生产的试剂盒。采集方法:无菌棉签伸入宫颈管内约1~2 cm,旋转数周后停置10 s,置标本管中送检。

1.2.3 BV 应用浙江东瓯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生产的唾液酶测定试剂盒。窥阴器窥开阴道,用无菌棉签收集阴道分泌物,置标本管中送检。

1.2.4 滴虫 取样方法同BV,分泌物取出后应及时送检,并注意保暖,应用悬滴法检查。

2 结果

CIN、宫颈癌与正常人群HPV、CT、BV、滴虫感染情况对比见表1。HPV在CIN及宫颈癌组患者的感染率与正常对照组相比明显升高,差异有显著性(P

3 讨论

下生殖道感染具有患病率高,无症状比例高,不就诊比例高和得不到合理治疗高的特点[4]。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每年生殖道感染的新发病例数高达3.33亿,大大增加了宫颈癌的患病风险,已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生殖道感染已成为全球性的重大社会及公共卫生问题。

近年来,随着HPV检测水平的不断提高,高危型HPV感染与CIN、宫颈癌的密切相关性的证据越来越充分。而在性活跃的成人中,HPV感染的发生率高达60%~80%,但多数能被机体免疫力所清除,大约5%~10%成高危持续感染状态,高危型HPV持续感染是癌变发生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5]。

CIN及宫颈癌与HPV感染关系密切,但与其他生殖道病原体感染的相关报道极少。CT感染作为世界范围内最常见的性传播疾病之一,近年来感染率呈不断上升趋势。本组研究结果显示,与正常对照组相比,病变组CT感染率明显升高,差异显著(P

细菌性阴道病(BV)与HPV感染及CIN有相同的流行病学特征。BV的厌氧菌代谢可产生胺及有致癌作用的亚硝酸胺。BV患者阴道分泌物中存在高浓度的C和A2,后者可增加人瘤病毒感染的易感性,这些在宫颈上皮细胞转变方面都起到一定的作用。

滴虫性阴道炎常与宫颈癌前病变和宫颈癌并存。本组研究显示,与正常对照组相比较,各级别CIN滴虫的感染率均明显升高,提示滴虫性阴道炎与宫颈病变亦存在一定的相关性。我国上海及江西对此进行的流行病学调查后明确提出,阴道滴虫是引起宫颈癌的独立的危险因素。在全国第三届妇科学术会议上专家们也提出,防治滴虫病对我国农村预防宫颈癌有现实意义。CIN合并滴虫阴道炎者,其转化为宫颈癌的机会会大大增加。

CIN作为宫颈癌演变过程中的前期病变,它反映着宫颈癌发生发展的连续过程,控制CIN 的转归与发展是控制宫颈癌发病率的关键,因此对CIN 高危因素的监测与控制非常重要和必要。而从某种意义上讲,宫颈癌是一种感染性疾病,是完全可以通过预防及早期的干预彻底治愈的癌症。积极筛查生殖道HPV感染是预防宫颈癌及癌前病变的一种可靠方法,积极治疗衣原体、细菌性阴道病及滴虫等生殖道病原体感染对于预防宫颈癌前病变和宫颈癌亦具有重要意义。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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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戎寿德,陈汶,吴会英.山西省襄垣县宫颈癌危险因素分析.中华预防医学杂志,2002,3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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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生育演变过程范文第5篇

【关键词】养老机构;管理模式;社区养老

我国是世界老年人口最多、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长期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了空巢家庭增加，目前老年人口呈现出基数大、增长快、高龄化、空巢化等特征。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观念变革和生活方式的改变等，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正在逐渐弱化。特别是人口老龄化、高龄化的加剧，失能、半失能老年人的数量持续增长，照料和护理问题日益突出，曾经的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以居家养老为主，没有家庭供养的城镇老人进入养老院养老的格局，已不能满足当今日益增长的多元化的养老需求;而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促使社会发生巨大的变革，单位制的消亡，家庭规模不断缩小，年轻人的工作压力越来越大，加上计划生育对家庭结构的影响，这些社会的变化必然改变着传统的养老观念与方式。城市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随着不断的实践，三种养老形式的定位也在悄然发生变化，近几年确定了“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养老体系。

一、养老机构

是指为老年人提供食宿、生活护理等综合的机构，如养老院、托老所、老年人服务中心、敬老院等机构。

我国的养老机构按性质划分，分为营利性、非营利性和福利性三大类。营利性养老机构是指要税务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一记手续的养老服务机构;而非营利性养老机构是指，在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部门，办理其登记手续的养老服务机构;福利性养老机构（一般指公办），是指在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部门办理其登记手续的养老服务机构。养老机构按照所有制类型，分为国办养老机构（一般以老年社会福利院的形式）、集体办养老机构（一般以福利院、敬老院等形式）及民办养老机构三类，前二者可以都称为公办养老机构。民办养老机构一般是民间资本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一种养老机构，民办养老机构既能弥补政府社会福利的不足，又满足了老人个性化的养老服务需求，是社会老年服务在中国社会福利社会化的背景下的新的增长点。

二、城市养老机构的经营模式

（一）社区养老院。对于在生活上能自理的老人或者部分不能自理和完全不能自理的老年人员，同时又希望在自己熟悉的环境中安度晚年生活，采取了社区养老服务的模式。该模式的经营者在社区内或街区开办各种设施来为老年人服务，其中包括“托老机构”、“服务中心”和“护理中心”等。社区养老服务采用社区内的资源，提供居住区内老人和其他居民包括设施、物质、衣食住行方面的日常生活照料和服务，还包括临时托老、心理保健、医疗护理、文化教育、法律咨询、体育娱乐、临终关怀等各个方面的收费服务。此种养老方式的优点是老年人生活在自己所熟悉的环境中，同时得到家的感觉、降低子女的生活负担，又能获得与机构养老院相近的生活照料。社区养老服务的经营者可以是个体或企业，也可以是资金充足、规范管理的服务公司等。

1.社区养老机构的优势。（1）老年人在心理上获得了所需求的踏实和安全感。老人得到的服务是由社区提供的，这种环境下老人感到熟悉、放心和亲切，同时由于借助于居委会的力量，面对熟悉的环境和人，会有安全感，不会在心理上产生抵触。（2）多样化的养老形式。为了适应不同条件的老人在养老方面的需求，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例如：日托养老、小时养老、上门服务、旅游养老和健康养老等。（3）具有成本优势。社区养老服务可以利用老人目前拥有的住房进行家庭养老院，从而在充分发挥社区资源优势的基础上，还能充分利用社区内的闲置设施，置换为养老服务设施，这样不仅可以减少投资、缓解政府的财政负担，还能大大降低家庭养老服务的费用，同时解决了城市低收入者养老难的问题。（4）方便灵活。老年人在心理上不愿意离开日常熟悉的生活环境，社区服务为了满足老年人的这种需求，利用其服务及时、方便、灵活的特点，可以各取所需，按需提供不同的服务方式。（5）适应性强、覆盖面广。社区养老服务采用家庭养老院的形式，一方面适应低收入老人的要求，同时使“三无老人”、“空巢老人”和中高收入老人的要求得到了满足。从而解决“无儿也能养老”、“儿女不在身边也能养老”和低收入老人养老的社会问题。

2.社区养老机构的不足之处。（1）难以规范化管理。由于多数城市社区养老机构，都具有规模小的特点，甚至直接就是由原来的家庭养老院演变过来，尚未形成规范化的公司制度和管理体系，因此可以预见此类社区养老院的将来发展将会遇到阻碍。（2）服务态度和护理水平标准不一。社区养老服务形式以养老院为主，但是其雇佣的工作人员，没有经过标准的选拔和专业培训，人员的态度、素质和水平参差不齐，专业人员和高水平护理在小型的社区养老院中占的比例很小。因而，社区养老服务模式的养老院的态度和水平有待提高。（3）养老院的基础设施不够完善。该种模式由于资金不够充足，规模较小，相应的基础设施还不能跟上老人的需求。

（二）老年公寓。最近，许多城市根据老年人的需求和特点设计并建造了老年公寓，是一种专供老年人居住的住宅。老年公寓既体现老年人在养老居住方面的特点，又能提供给老年人各方面社会化的服务。老年公寓使家庭养老功能得到延伸，它的主要服务对象是健康而富有活力的老年人，是提供优质的住宅服务的社会养老给有较好经济负担能力老年人。现在新型的老年公寓内无论是生活设施，还是公用设施配套都很齐全，富有家庭氛围，让老人感觉到有“家”可归的同时，还能享受在住宅内无法享受到的养老配套服务，从而减轻了子女的养老压力，同时也大大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老年公寓更是城市老年人的一种聚居形式;能够满足老人在学习、情感、交流等精神方面的需要。

1.老年公寓的优势。（1）老年公寓的建筑、基础设施符合老年人的特点。老年公寓依据老年人的特点和需求而设计、建造的住宅，专供老年人居住，因此特别重视利于老年人的医疗设施的配备，无障碍设计等方面。（2）老年公寓的选址周边具有环境优美、交通便利的优势。一般老年公寓建在较适宜养老的郊区，具有便利的交通，适宜老年人的出行。（3）管理规范化。在老年公寓一般采用专业的物业管理公司来管理住宅小区，同时提供照护服务的工作人员也都具有良好的态度和较高服务的水平。

2.老年公寓的劣势。（1）养老成本的增加。租赁和购房是老年公寓的入住的两种形式，这种形式会增加老年人的养老成本，因此老年公寓的主要定位于较高收入的老年人。（2）老年公寓社区缺乏活力。除了工作人员，在老年公寓聚居的大多都是老年人，社区内的活力与生机就成为重要的问题，而且老年公寓内经常发生的死亡现象也是不可避免给老年人造成心理负担。（3）老年人没有归属感。在老年公寓，一些本来就个性孤僻的老年人离开熟悉的环境，搬到陌生的老年公寓会加重孤独感。

（三）敬老院。敬老院的服务对象主要是高龄体衰并且缺乏或者是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敬老院可以提供完精心完善的健康监护和个人生活照料，有敬老院和特色敬老院两种。其中后者是针对某一生活背景、文化层次或者具有特殊情况的老人开办的，例如专为精神上或身体上有显著缺陷，或者长期需要技术医疗护理的特殊老人群开办的护理院;还有一种是为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和艺术工作者等某一专业文化素质高人群提供的高质量专业水平的服务，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敬老院内的配套设施、环境以及活动安排都应该符合特定人群的特点。敬老院具有针对性的人群和福利性质，并且服务周到，价格较低，护理水平相对较高的优势。虽然具有这些优势，但是该模式养老院存在着准入门槛的问题。

（四）大型疗养中心。针对一些冬季到南方、夏季到北方的候鸟型老年人，或者是经济条件较好、能半自理或完全自理的老年人，所提供的较高档的休养场所，即大型的疗养中心。

这种模式的养老院，提供给老人可短期修养或者是长年居住，一般有租赁制或会员制，同时也会有部分房产交易。大型的疗养中心选址一般都在环境优美的风景区，疗养中心建筑设施完善，还提供了先进的医疗保健和休闲娱乐等设备，包括吃住、娱乐、医疗等服务。疗养中心设有小套房、单人间等多种形式，允许老人自带家电、家具、布置房间。大型疗养中心设备完善，环境优美，护理水平专业等，对社会上较高等级人群或者是经济条件很好的老年人群体具有吸引力。较高的收费条件同时也是该种养老院的软助，大型疗养中心的目标定位过高，许多老人无法承受其高额的收费，另外这种养老院的选择地址都在远离市区的风景区，环境较好，但不适合亲人的探望和老年人的出行，会增加老人孤独感。

（五）连锁经营的养老院。以上介绍的各种经营形式的养老院都可以连锁的模式经营，这样可以形成规模经济以降低成本。连锁经营的养老院通过统一的建筑设计与装修，统一的标准化管理和后台支持，以及细致考虑的照护设置，能够使其充分发挥出连锁型商业机构的特质。更加重要的是，连锁的经营方式还搭建起了一个整合社会资源的平台，这样就能使连锁经营的养老院之间进行有效的资本运作，进而降低了运营成本，却提高了服务质量，给投资者增加了一定的利润空间，并还能为选择该模式的老年人提供旅游或者异地养老等选择。

三、发展措施

综合上述理由，以及从经济水平、养老保障及养老观念等来看，社区养老更符合我国国情。因此政府应该发挥主导作用，积极鼓励社区养老院的发展，扩大养老服务范围，提高养老服务质量，以降低养老成本。具体措施可以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一）应大力发展社区养老院。综合考虑我国的经济水平与国民收入，特别是老年人的收入，以及现有养老院经营模式，定位较高端的大型疗养中心及老年公寓，在我国的发展始终会有市场需求，但对于大多数老年人来说，不会选择入住。而对于较方便的社区养老院，只要价格、护理服务水平等能够满足老人需求，大多数老年人会选择离家较近的社区养老院。因而我国应大力发展社区养老院。

（二）完善我国法律体系的建设。伴随着养老服务的发展，为了将养老服务转入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伴随着养老服务事业的整个发展过程，只有通过不断的修订和完善相应的法律体系，才能形成对养老服务事业的服务机构、服务内容、服务标准及服务人员等方面都有明确规定。相应的法律体系，使养老事业有法可依，同时赋予了养老事业制度化的规范，为养老服务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三）养老服务人员的专业化。专业素质是发达国家非常注重的，尤其在养老服务事业上。通过对工作人员的资格、条件及专业技能等方面作出严格要求，以保证老年人能够得到优质的服务。服务要求分别有不同的层次，因而对服务人员进行不同的考核制度;服务人员必须经过一定时间的培训，且通过考核后才能上岗，甚至有的要取得相应的资格证书才能参加工作。高素质的工作人员能保证服务的质量，这对养老服务事业的良性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四）建设多层次的养老服务体系。国家应建立多层次的养老服务体系，老年人能通过选择适合自己的实际需求的养老服务，扩大自身的养老自。并且建立了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之后，不但能够满足老年人多样化的养老需求，使老年人得到规范化和人性化服务，而且能够减轻社会的养老负担，有效避免资源的浪费。并且，多层次的养老服务体系能让更多的老人实现自我养老，而不是依靠政府和家人的资助，即使需要提供资助的老人，也能得到养老机构提供的收费较低的养老服务。

综上所述，良好的养老机构经营管理模式将会有助于城市养老机构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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