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明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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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明的特征范文第1篇

我虽然参与了通识教育的工作，但是对通识教育的理论没有什么研究。不过，几年的通识教育经历，使我在与学生的接触和交流中，比较多地了解到学生的学习和思想状况，了解到他们脑子里想的是什么，知道我们的通识教育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学生，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也就是说，在教学经历中产生了一些感悟。我们在此时此地讲通识教育，应该对症下药。西方通识教育、公民教育的做法和相关理论给我们很大启发，我们是在他们的引领下尝试搞通识教育的，但我们应该认识到，中国社会的情况的确很特殊，它的问题在别处是没有的。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学生在上大学前受到的是什么教育，媒体给他们的影响是什么？是什么东西塑造了他们的精神世界？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去思考，我们的通识教育应该教什么？

在这个有限的时间里，我只能简单地谈谈我的思考的一些要点，不可能展开去论证了。

我在从事通识教育工作的经历中，深深感受到通识教育不光是一个形式的问题，最关键是我们教什么？所谓“通识”仅仅是知识问题吗？通识教育的目标是什么？在通识教育中，我们的价值标准是什么？我们要创造“有灵魂”的通识教育，那么，这个“灵魂”是什么？我以为，这可能是今天讨论通识教育最需要关注的问题。

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这个概念，无论是英文的还是中文的，对其望文生义都会误导人们。通识教育中的“识”，很容易被理解为知识。在国外，确实有人把通识教育理解为通才教育，或者全才教育。也就是说，不是专识性、单科性、专业性教育，要让学生了解人类知识体系的方方面面、各个领域。国内很多人主要也是从这个角度理解通识教育的。这个理解当然是对的，但它是一种片面的理解。从根本上说，它仍然是几十年来人才教育的思路。为什么要搞通识教育？是因为我们的大学，特别像北航这样的学校，包括学院路上这一批专科性的学院所进行的专科性教育，不利于培养高层次的人才。我们只有进行通识教育才能培养出大师、诺贝尔奖的获奖者。这样的思路只讲知识不讲价值，以人才的培养取代人的培养，是一种严重的误导。通识教育是人的教育和公民教育，是高层次的文明教育和完备的人性教育，其目的是培养具有现代文明教养的人和负责任的公民，所以它承担着传播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的使命。也就是说，传播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这是通识教育的灵魂。所以，我把通识教育的课程体系视为现代文明价值传播的主要渠道。

教育的使命是使新一代完成社会化过程，成为文明的传承者。这是人类教育所承担的一般，而通识教育只是以特殊的方式实现这一使命而已。为承担起这一使命，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正在和准备建设什么样的社会？现代文明的需要是什么，我们社会的发展趋向是什么？由此来确定我们需要向学生传播什么样的价值观。

在中国传统社会，儒家主导着教育，它所传输的价值观是与那个时代的技术水平、社会结构、权力结构、生活方式以及人的精神气质相契合的，它也是成功的。但是，在现代社会，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要培养现代文明人和现代公民，需要向他们传播现代文明的价值观。

刚才秋风教授谈到了“中国文明”

的复兴，我习惯于称“中华文明”。按我的理解，中华文明的复兴不是传统的复兴，而是中华文明成功的现代化。现代化的基础是人的现代化，不但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和掌握的技能现代化，还要价值观念和人格特征的现代化。儒家教育传统说到底是一种臣民教育，教人做一个好臣民。在私德培养的领域，儒家文明仍有它的价值。也就是说，在教人做一个好人方面，它仍有其价值。好人的标准，古代与现代有相通之处，中国与外国也有相通之处。儒家有2000年社会教化的经验，在社会普遍痞子化的时代，提倡培养君子有积极意义；在官吏普遍腐败的时代，培养像海瑞这样的清官也有其价值。君子和清官毕竟是高于现实平均水平的境界。但是，在公德领域里，儒家教育的内容是不合时代精神的。儒家的君子、、海瑞，都是臣民，孔子本人就是臣民。我曾经在微博上调侃说：孔子就是教人做孙子，于是被掌权者封为老子。我们通识教育的目标是要培养具有独立人格和自由平等精神的现代公民。你去读2000年前的亚里士多德、西塞罗，都能从中受到公民教育，他们的书都可以作为现代公民教育的材料。但儒家经典不行，它只适合于培养臣民。即使在私德领域，儒家传统中大量的，或者说大部分内容，是过时的，是与现代精神文明建设背道而驰的。它的道德规范、价值标准，其大部分不符合现代文明的标准，是需要被抛弃、被批判的。

对中国社会而言，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是传播的结果，并不是内生于我们传统的文明。

由于全球化进程，人类知识体系和文化发生汇流，当代人是这种文化与知识汇流的产物，大家都是文化的混血儿。但这种汇流的结果，是西方文化和知识体系在当代社会占有明显的强势，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主要起源于西方文明，这是历史发展形成的事实。

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虽然主要起源于西方文明，但它植根于人性的要求，以现代生活为支撑。只要人们选择了现代生活，就只能接受现代文明的价值体系。在各种意识形态自由竞争的环境里，现代文明得到传播的强大的基础就是人和社会的现代化，这个进程不可逆转。其实，在我们当代的中国人中，进步和发展已经成了我们信仰的一部分，这种观念就是从西方传来的。如果有人拒绝进步和发展，就是要过两百年前我们祖先的生活，我表示对你的敬意。美国也有一种人，叫阿米希人，他们拒绝现代的技术发明，拒绝现代生活。汽车不要，电也不要，机器织的布也不穿，化纤更不用说了。他们就过着中世纪的传统生活。我们能够理解，他们在整体上拒绝现代文明，当然也拒绝现代的价值观。

但是，我们这里却不是这样的。中国在现代文明的建设中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我们已经远离了传统社会，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已经在中华文明的土壤中生根发芽，其成长不可逆转，甚至维护传统价值的人也只能用现代文明的价值去解释传统和发明传统。你不能在社会已基本现代化的情况下，且你也不拒绝这种现代化的情况下，去恢复传统的教育，向下一代传播传统观念而不是现代文明的观念。

在当代中国，通识教育最紧迫的任务是对治由现行教育造成的不健康的国民心理与人格缺陷。我认为，传播现代文明价值更多的是“除障、解蔽、矫正”的工作。“除障”是个佛教名词，要破除“所知障”。我们已知的东西，是获取真知的障碍；“解蔽”是荀子使用过的概念，我们的本性、我们的真知，被一些偏见所遮蔽；“矫正”是心理学的概念，偏见和反文明的价值观造成不健康的心理，塑成有缺陷的人格，需要予以矫正。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产生于现代生活，也植根于人的本性，但我们的教育却压抑和腐蚀了人的本性，扭曲了现代生活的要求，并制造出一些虚假的需求，蒙蔽了人的眼睛，窒息了人的思考，戕害了人的心灵。这是我们通识教育需要解决的严峻问题。

除障、解蔽、矫正的基础工作，是帮助学生形成对现代文明价值观的认同。我们要做的主要有这样几方面：

第一，传播尊重个人的价值、尊严和权利的观念。

第二，弘扬和平与仁爱的价值，将暴力教育和仇恨教育转向和平与仁爱的教育，人类之爱的教育。

第三，努力消除极端民族主义的影响，适应社会的个体化与全球化两大趋势，突破狭隘的民族认同的缺陷，在社区和族群认同、国家或民族认同、超国家的区域认同和全球认同之间，确立适当的平衡，培养世界公民意识。

第四，由于“价值植根于事实”（《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7页。）所以，通识教育必须还原真实的历史，从真实的历史中才能得到真实的教训。同时，使学生了解人类文明的遗产，认同人类文明的主流传统。也要使学生了解客观的现实，在了解现实的基础上，培养他们对人类的同情心和爱心。

我们相信，现代文明基本价值的传播依靠自由的方式。它依靠其自身的优越性就能够在自由竞争中获胜，就能够传播。通识教育通过打开信息自由流通的渠道，使学生获得多元的和平衡的信息，通过培养学生的批判精神，学会合乎逻辑地思考，在自由讨论和交流中，在各种意识形态和价值的比较中，具备对价值的选择能力。学生可以研读中国古代的经典，但是，要把这些经典当做“典”来读，而不是当做“经”来读。各种信仰群体都有自己的“经”，没有人有权力将自己所信奉的“经”强加给别人。教师不是布道者，他的任务是创造批判性学习的环境，培养学生的质疑和批判精神，引导学生学会鉴别和了解事实，让学生在广泛的阅读和自由思考中做出自己的价值判断。教师不能将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给学生，要尊重学生的选择，要把学生当做成年人，而不是没有断乳的孩童。

但是，通识教育也不是放任状态，

现代文明的特征范文第2篇

关键词： 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本质特征

中图分类号：I0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4）04-0088-05

近十年来，现代文学的现代性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重点和热点之一，这一研究取得了非常大的成果，但依然有深入探索的学术空间，例如，如何认识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本质特征？为此，本文从中国现代文学的特性及其整体结构上，对这一重要学术命题发表一些见解，以求抛砖引玉。

一、“被现代”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为

“自觉现代”的文学 学界有一种共识，即现代文明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关系特别密切，中国现代社会确认的现代文明，便是所谓的西方文明，而西方文明又是现代化的成果。现代化是指对传统社会的根本变革，包括发达的市场经济和工业化，政治的民主化以及相应的文化变革，以变革确立了围绕中心的统一、秩序、规范的理性价值体系。现代化是社会学概念，作为现代化本质的现代性则是一个哲学性的概念，它指一种不同于古典时代的新的生活方式。根据哈贝马斯的看法，欧洲的现代性发生于中世纪宗教和形而上学的旧有世界观的崩溃，是一个M.韦伯所谓“理性化”的过程――以天赋而自足的理性为普遍依据和价值准则。

现代性在世界的传播形成了以西方为中心的统一世界史，这是一个由西方和非西方相对的二元对立和等级高下的世界：西方/非西方，先进/落后，文明/野蛮，科学/迷信，理性/愚昧。西方向贫穷、落后的国家和民族输入的现代性，除了能够促使这些国家进行社会变革和文明进化，也使这些国家被归入了西方世界全球称霸的统一世界史进程中，这是包括中国在内的落后国家不得不承受欺凌和屈辱的“被现代”的历史。

尽管与现代文明相关联的现代性，是20世纪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学所必需的，但中国现代社会救亡压倒一切，使得中国在引入西方现代文明或曰现代性的时候，又努力坚持本民族的独立性，在抗拒为奴的现代性诉求中，既坚持走向世界，又抗拒西方视野的话语霸权。现代性的存在是与中国现代社会本身的存在性质紧密关联的，现代性在中国现代社会的存在既是客观的，又是复杂的、矛盾的，正如现代性的本质特征一样，具有悖谬性。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与西方现代性的观念体系密切相关。作为五四延伸的五四文学革命，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对启蒙理性的张扬，对个性解放的倡导以及激进的反传统态度，都是西方现代性精神在中国文学语境中的具体实践。

中国近现代社会“被现代性”的文明进程中，中国人始终在承受着中心失落和民族日趋衰败的剧痛，救亡与复兴是中国现代社会引入和发展现代性的宗旨所在。赢得国家和民族的尊严、独立，使民族重新崛起，便成为那个时代中国社会最迫切的需要，也是有理想追求的知识分子深藏于内心的爱国爱民的情结。重造民族性，重建民族辉煌，重新编织民族美好的梦想，促使中国现代社会将西化的“被现代性”转变为自觉的本土现代性。于是，在现代文学发展历程中，有的作家高张科学理性的旗帜，以文学创作实现救亡和启蒙的社会变革宗旨，以理性的精神理想重造民族强盛的梦想，例如文学研究会作家、左翼作家等；有的作家是以纯粹的西方现代性人文理念，在自我的心灵世界，构想生命的自由、尊严、本色、超然、洒脱，在文学情境中表现美的独立、自足、理想色调，如前期创造社作家、巴金、九叶派诗人等；有的作家怀想着中国文化传统的古朴和诗意美，在中西文化和审美意境的对照中，重塑美善的中国民族性，例如，京派作家，其中沈从文小说的情境多为原始状态的自然纯朴的人生，其作品中没有现代文明对人性的异化，人们依照生命的自然本性，呈现出坦然、自在、自由、自主的生命活力，这些作品表明沈从文观照现代性的特别视角；还有的作家则在现代文明浸染下的城市风情中，体验和感受市井文化的现代韵味，例如作家老舍，他的小说通过描绘旧中国儿女对传统文化的坚守，在京味民俗文化的内蕴中体会现代性在中国世俗生活中存在的价值意义；20世纪30年代的新感觉派小说是对现代都市欲望风情的直觉呈现，将人的潜意识中的情念，迷离恍惚地体验着，作品具有明显的颓废倾向。

个人主体性和建构现代民族国家体制的社会变革，都应属于现代性的先锋姿态，叛逆性的先锋姿态，是现代性的重要表现形式，这种现象在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语境的形成和嬗变中，长期存在着，陈思和提出：“现代主流文化一旦形成，仍然会不断遭遇新的叛逆，这种叛逆性不是来自传统的保守立场，而是来自更激进，同时也是边缘化的先锋立场；不是来自某种集团势力的反对，而是更具有个人色彩的独特立行的反叛。”[1]对于中国现代文学而言，这种激进的个人主体性，其文学表现形式之一，便是个人主义文学书写。个人主体自由的倾向，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语境中，并未形成独立的语式，它时常顺应民族和国家的救亡和复兴的宏大叙事模式，个人主体性的反思、叛逆、批判性都融入到了民族的救亡和振兴中，以及探寻广大民众生命完善途径的宏大叙事中。

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现代社会中现代性的存在受到明显抑制，现代性的影响越来越衰弱，但是，现代性依然在中国20世纪30～40年代生存、发展、变化着。一方面，现代性更加本土化了，另一方面，现代性精神已深入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深入到人的深层意识中。

总而言之，由“被现代”发展为“自觉现代”，是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本质特征之一，这体现了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存在的客观性和普遍性。

二、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本土化特征

1895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发表，颠覆了物种不变论和神创论，明确提出了遗传与变异，生存斗争和自然选择等进化论观点，19世纪末进化论传入中国，以后，西方国家的船坚炮利和科技、经济的发达，让中国人的天朝帝国心态彻底丧失，痛苦地承受着中国落后、保守的事实，进化论观点才让中国人真正明白中国落后的根源，那就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想观念的僵化和保守，实际上，天要变，道更要变，唯有不断变革和发展，中国才能不落后，才能救亡和复兴，进化论还使中国人获得了复兴的信心和激情，达尔文进化论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宇宙观、社会观和人生观，进化论成为中国现代社会对现代性的最直观的、最单纯的认识，这也形成了中国对现代性的基本态度：由改变了对传统的迷信，进而发展为要改变传统以实现社会变革，进而要彻底反叛传统实现现代性的文明进化，因此，“发展”是中国近现代社会确立的最朴素、最基本形态的现代性价值观，“发展”也便成了中国本土现代性确立的价值依据。

引荐西方现代性是西学东渐的过程，这一过程不是依照西方现代性模式造出一个完全西化的中国现代性，即使倡导唯新是举和全面西化的五四时期，作为中国的先知先觉者的有识之士，依然是根据中国民族危机的症结所在，确立现代性启蒙的宗旨，而且是依据中国历史积淀和现实存在的客观性，确定中国文明进化（即现代性发展）的途径和方式。

卡林内斯库在《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强调了启蒙现代性是资产阶级的现代性，他强调的是工具理性和历史理性，他提出，技术等物质层面会在日渐增长的过程中给人的精神带来压迫，形成困境，于是，便产生了反资产阶级的另一种现代性，也就是：“将导致先锋派产生的现代性，自其浪漫派开端即倾向于激进的反资产阶级的态度。”[2]（P48）这另一种现代性便是“审美现代性”，启蒙现代性与反省、反思、批判现代性的审美现代性，二者共生共存，且各呈完整体系，这是西方现代性发展的特色。中国语境现代性的发生和嬗变，则表现为全面的启蒙现代性和残缺的审美现代性，启蒙现代性更广泛和深入地在中国现代社会中发挥着影响力，这是中国本土特色现代性的主要特征。中国本土现代性还有一条明显的发展脉络，是精英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体性向广大社会民众的普遍社会性的转化。

五四前后，新文化界和新文学阵营对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普遍具有偏激的意识，这是有历史必然性的，因为彻底认识到传统文化的腐朽和落后，便要极力摒弃之，为了彻底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就需要如鲁迅所言“别求新声于异邦”，异邦的新声最先进，也是最针对中国传统文化病根的，自然是西方现代性文化，于是，西方现代性文化便以其纯正的、完全的面目出现在中国现代社会，结果促使了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当然，在五四时期，这种转型只是具有了雏形。

西方现代性的理性启蒙是实现人的解放的途径，其标志是自觉为人的自由意识的充分实现，即个人主体性的完全确立。中国现代性语境确立的人的个性价值，则是指向社会人生价值的个体生命欲求的表现，中国现代社会现代性的发生和发展，是以国家和民族的救亡和国民精神的救赎为宗旨的，在当时中国的时代背景下，西方现代性强调的个人主体自由的生命欲望被压抑了。于是，推崇个人生命的独立、尊严、自由创造性的话语形式，便具有了某种先锋姿态。具有先锋姿态的作家受到的西方先锋性思潮的影响，常不是来自于先锋理论中，而是受到尼采等西方文化哲人的“超人”意识和歌德等人的“狂飙情调”以及惠特曼等人的“狂野”自由意志的感染。

在中国现代性语境中，先锋姿态的文学观和创作倾向，有特别的存在形式，例如表现出主观浪漫和唯美主义艺术风情的创造社前期的文艺理想和创作实践，这些作家将个人的生命自由视作人生追求和艺术追求的原动力，他们推崇的生命独立尊严、个人灵魂的天才创造力以及艺术审美的纯正，都呈现出现代性的先锋姿态。在中国现代社会救亡压倒一切的主流话语中，启蒙服从救亡，人的解放是以社会整体的文明化为根据的，此种社会生态环境下，审美现代性坚持的纯粹个人的主体自由，成为游离于社会主流话语的先锋姿态的话语形态，这种文学倾向在新诗创作方面表现得更明显。20世纪30年代，戴望舒、何其芳、卞之琳、梁宗岱以及一批围绕于“现代”杂志的诗人，都具有现代主义的先锋性创作倾向。到了40年代，则有“九叶诗派”的主观审美理想的创作，这些具有审美现代性的诗歌艺术，具有主观玄想、心灵象征、创作意识自由的先锋特色。

中国现代性语境中，审美现代性没有获得足够的自由生长空间，主要原因是其与中国现实社会的生存环境不协调，审美现代性只能以别样风情展现着先锋姿态。作为西方审美现代性根基的唯美主义和艺术自律观，反思和批判现代化对人的自由的制约。在中国现代社会，个人主体绝对自由的西方式的审美现代性被挤压到特殊时空环境下的特殊人群中，例如，20世纪20年代的创造社，象征主义诗人李金发，30年代的海派文学家，他们的艺术话语是残缺的和扭曲变形的，超强的社会功利性挤压了中国现代社会中作家的审美心理追求，作家普遍具有对审美现代性避而远之的心理倾向，提倡纯粹审美的追求，则使一些作家有忘却世间苦难和民族危亡的负罪感，30年代中期到40年代中期，在大敌当前、民族危亡的生死关头，中国作家对审美现代性的背离更是普遍的现象，特别是抗战初期，对“与抗战无关论”的批判尤其突出了救亡图存的社会功利理性。这时期某些偏离社会功利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先锋姿态的文学家，他们倡导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精神的审美理论，如周作人提倡“独立”的艺术美，朱光潜重视文艺的审美特性，梁实秋提倡基于普遍人性的审美观，梁宗岱提倡“纯诗”，此外，某些海派文艺如“新感觉派”一味沉湎直觉心理体验的写作实践。这些先锋作家的创作倾向多元化地表现了主观个性特色，某些创作具有人道主义人生价值确认，还有的则是对艺术女神的痴迷，以及在纯粹自我的心理感受中追寻奇异的审美情境。

总而言之，形成本土现代性，是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又一本质特征，这体现出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存在的特殊性和变异性。

三、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多元化语式

中国语境的现代性存在着多元化的话语形态，也体现着发展中不断完善的属性。五四时期，从事现代和文学革命的知识分子，真诚地从事现代性思想启蒙，却成效甚少，黑暗和专制的社会生态环境以及愚昧、麻木、奴性的国民病态心理素质，使从事现代性启蒙的知识分子的主体理性承受了沉重的打击，他们个人主体性的精神追求――对民主和自由的推崇，促使他们以现代性人文理念启发和唤醒民众，让他们摆脱“为奴”的心理状态，知识分子想象着凭文化及文学之力拯救国家，救赎国民精神，然而这却被证明是乌托邦式的精神幻想。20世纪30年代，作为文化精英特别是新文学家的知识分子，面对社会矛盾冲突更加尖锐、社会贫富差距更巨大的社会现实，强烈感受着社会底层广大民众的艰难生活处境和非人道的惨状，形成了将个人主体理性融入社会道德中的心理愿望，此外，五四时期产生的主体精神迷失，也促使他们寻求别样的救赎国民精神和拯救国家衰落的动力源，特别是经历了大革命的失败，使得一些原先痴迷文学艺术精神救赎力量的知识分子，认识到自己理想的崇高而实际力量的微弱，例如创造社的作家，郁达夫在1924年初写给郭沫若、成仿吾的信中声称：“我觉得艺术并没有十分可以推崇的地方”。[3]（P12）郭沫若则干脆表示与艺术的决裂：“什么叫艺术，什么叫文学，什么叫名誉，什么叫事业哟！这些镀金的套狗圈，我是什么都不要了，我不要丢了我的人性做个什么艺术家。”[4]（P312）当知识分子认识到了社会革命对于改变中国黑暗、贫穷、混乱社会状况的实际作用时，他们便又身处精神的迷惘中，宣扬大众文艺创作时，他们发现了中国社会进步的真正动力在于社会中最广泛的底层民众，此时民众的觉醒在于自身，民众的优良品质也在于自身，五四时期高居于民众之上的启蒙者，如今成了需要迎合大众的“大众化者”，他们的个人主体性迷失于社会最广大群体的阶级意识中。

“五四”时期的“救亡”/“启蒙”的双重思想正是现代性的“个人主体”/“民族国家”观念的表征。五四时期知识分子个人主体的生命是自由的，但却不是个人意识的完全独立和放纵。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的本土特征及其多元化语式，既体现为对中国传统文学及对现代性的双重反思和批判，还体现为现代性的地域性书写。五四时期，中西方社会鲜明的强烈的对比，形成了中国与西方之间巨大的落差，这不仅体现在社会存在方面，还体现为国民的心理倾向，于是，全盘西化和全面反传统，便成为中国开始全面现代性变革的激越姿态，这种偏激意识的变体是唯新是举，这是在进化论社会生态背景下的现代性领悟，由维新是举进一步发展为全盘西化。但是，中国现代社会以及现代文学领域，却没有真正认同和实践西方式的现代性人文理念，当时社会采取单一的直线式思维方式，将传统的腐败看成一无是处，必须彻底摒弃，对西方现代文明又完全推崇，结果造成“传统”与“现代”、“旧”与“新”的对立，所谓“新旧主义不能相容，更甚于水火，冰炭至不能相入也。”“旧者不根本打破，则新者绝对不能发生；新者不能排除登净，则旧者亦终不能保存。”[5]这也正是现代性本身的特征。后期，现代文化和新文学的提倡者，淡化了原先的激情，也逐渐认识到观念的偏激，更何况他们以理想主义的偏激态度倡导的现代新文化和新文学，在当时中国社会现实中的存在，却如浮萍和轻烟一样浮泛，社会的黑暗、腐败，传统文化的根深蒂固和势力强大，也促使新文化界人士和新文学家反思现代性在中国生存的途径和方式，同时反思现代性之于中国的实际意义，于是，便有了针对中国历史传统和现实特征的本土现代性的探寻。至于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地域性书写，其存在的原因正如学者妥建清所言：“不同于西方现代性注重时间的进步意义，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主要表现出空间性特点。此种空间性特征突出表现在中国现代文学书写的地域性方面。”[6]

中国现代社会的现代性存在于诸多结构性矛盾关系中，最核心的矛盾是“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模式。中国现代社会一直处于对“现代”的“文明进化”的理性价值追求中。“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状况，长期存在于中国现代社会的进程中。西方现代文明对中国现代社会的改造，始终面对着中国传统秩序和观念的强大阻碍，中国现代文学家的启蒙和救赎的功效便陷入这种困境中。例如20世纪30年代的海派文化和海派文学的存在境况即是如此，对此，陈思和分析道：“当时大部分中国还处于古老秩序下的超稳定结构中，新型的经济城市所形成的海派文化与处于缓慢变革中的古老中国的整体文化环境之间，构成了特定意义下的一种紧张关系，我把这种关系称之为叛逆性。”[1]在中国现代性语境中，海派文化及其影响下的海派文学，表露出全然的西方现代性面孔，在艺术形态上呈现令人难以亲近的变态和奇异的特征。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传统――现代”二元对立的构成因素存在着复杂多样性，在五四时期，中国社会对强盛的西方及其现代性充满了奇异幻想，在“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态势中，价值取向决然地倾向于现代，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都市上海、北平、天津、武汉等地，发达的商业和冷酷的机器工业，以其疯狂力量扭曲了人性，现代社会的畸形、病态发展，使中国知识分子感到痛心和迷惑，于是，传统的温情又逐渐复活。京派作家大都有深厚的传统文化素养，他们的性情也多为温文尔雅的传统士绅情调，然而，他们之中又大都有留洋经历，对西方现代文化颇为熟识，于是便有了在文化品性方面熔铸古今、学贯中西的包容并蓄。显然，在中国现代性文学语境中，“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不是绝对的，而是对立中有交织，侧重一方面兼顾他者，周作人和沈从文就更偏重中国民族性的审美情境，京派作家是在中西文化的对比中，重诂和重建中国的民族文化品性。

此外，“被现代性”不仅是近代中国社会也是五四时期中国社会的必然抉择，这形成了中国现代社会的现代性语境的显和隐两种形态的二元对立，很明显，为了彻底告别腐朽、保守僵死的封建传统，中国现代社会选择了西方的现代性，而且在五四时期采取了唯新是举和全盘西化的极端立场，便形成了现代性与中国传统性的二元对立，这也正是现代性本身的特征。在潜隐层面，中国被迫接受的现代性，其异质文化特征，在中国本土的环境中，不断被改造，这就造成了西式现代性与中国本土性的持久对立，最终形成中国本土化的现代性及其多元化语式。

总而言之，存在多元化语式是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另一本质特征，这体现了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存在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参考文献][1]陈思和.复杂的叛逆性――现代海派文学的特点[J].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

[2]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3]郁达夫.北国的微音――寄给郭沫若与仿吾[J].创造周报，1924.

[4]郭沫若.十字架[J].创造周报，1924.

[5]汪淑.新旧问题[J].青年杂志，1915.

[6]妥建清.中国文学自身现代性的追寻[J].文艺理论与批评，2012，（3）.

The Essence of Modernity in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HUANG Jian

（School of Humanities，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221116， Jiangsu， China）

现代文明的特征范文第3篇

就现今中国而言，以传统文化弱化、现代文化泛滥、后现代文化初现端倪为内容的文化流变构成了当前社会的文化样态。文化的流变性使得文化价值观出现多样性。在多样性的价值观指引下，人们对道德的认知出现了异质性，这使得道德教育面临着价值支撑缺乏的困境。具体而言：尽管中国传统文化是儒道释互补、交融、共生的文化，但儒家文化积极入世和关注现实的特征，克服了道、释二家因注重个体内心世界、强调因果轮回而产生的消极避世的不足，成为现实社会的主流文化。儒家文化是规范人的行为、塑造人的品质的道德型文化，以“仁”“礼”为其核心。“礼”是儒家文化的直接诉求，包含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种族的各种道德规范和要求。荀子在《礼论》中讲到：“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其中“天地、先祖、君师”涵盖了个体在社会活动中的各种关系。在儒家文化样态中，人的行为活动都要遵循“礼”的要求，“礼”是人的一切行为活动的行为依据。而为何要按照“礼”的要求指引人的行为，则引出了儒家文化的另一核心范畴———“仁”。“仁”是“礼”的价值基础，人的活动之所以要尊“礼”是因为“仁”的要求。《论语•颜渊》中有：“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儒家文化以“仁”“礼”为内容的道德价值取向能为青少年的道德教育提供良好的价值支撑。而儒家文化的政治化过程则为道德教育的顺利开展提供了制度保障。自西汉时期汉武帝采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策略时起，儒家文化便与政治权威紧密相联。从两汉时期的《白虎通德论》的修葺———隋唐时期以儒家文化为内容的科举制的确立———吸纳佛家、道家和魏晋玄学的“性理”的思想并从形而上的高度进一步完善和阐释儒家文化的宋明理学———这一路进程是儒家文化不断系统化、学理化和制度化的过程。政治权威最终让以“仁”“礼”为核心的儒家文化成为传统社会中治国安邦和个体安身立命的价值依据和文化基础。在这样的文化价值视阈中，道德修为和道德教育理所当然地成为个人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中国近代社会以来，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传统文化开始了衰落的历程。近代中国是落后挨打的中国，保守派的固步自封和西方列强的侵略让国人开始了探寻强国富民的道路。在探寻强国富民的过程中，中国社会普遍将落后挨打的局面归结于传统文化的落后性和腐朽性，积极推进以民主（德先生）和科学（塞先生）为中心的文化启蒙运动，认为“只有这两位（德、赛）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的一切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传统文化从原有的维持封建统治的主流意识形态变成了受人唾弃的时代负累。如果说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政治状态使得国人从感情层面抛弃传统儒家文化，那么改革开放后，以市场化、世俗化、都市化和工业化为表征的现代化过程，则从现实层面弱化和模糊了道德型特质的儒家文化。学者王正在《论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冲突》中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包括世俗化、都市化，特别是工业化）过程中会进一步地削弱……一个客观的事实是，社会价值的衡量标准已逐步由身份、声威转向财富……儒家特性的家的组织解体，家庭与家族结构日渐松弛甚至瓦解。中国文化的具体的传统的“图形”已经消失或模糊……工业化、都市化和现代化是传统文化消失的主要原因”。在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传统文化流变弱化的同时，是现代文化占据国人的主要思想形态。现代文化是伴随着中国社会工业化、市场化、都市化的文化形态，是现代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文化价值依据和基础。现代文化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文化，理性是人认识并改造世界的重要手段和依据。在理性的视阈内，与人有关的包括自然界、日常生活世界和各种社会关系在内都要受到理性的审视和检阅。

哈贝马斯对理性在现代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有较为深刻的论述：“既然人和社会已不再被看作上帝的造物，而是人的理性的设计，自然这种合理性的根源也就出自人本身，出自人的理性。因此理性成了真理之源、价值之源，从而也就成了现代性的安身立命之地。”。然而，在现代文明的发展过程中，人们注重理性在工具性层面推动科技发展、促进管理规范、提高社会效益的同时，却忽略了包含道德、宗教、文学、艺术等理性的价值层面。这使得现代化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异化为工具理性化的过程。在工具理性的维度内，个人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由功效最大化的动机所支配而无视道德、情感、价值等意义世界，通过理性的谋划和分析以达到自己需要的预期目的。工具理性的高扬使得现代文化呈现出机械性、表象性和功利性的特征，产生出利益至上的价值取向。在利益至上的现代文化价值维度内，人与他人、社会和国家的关系异化为了工具理性统筹下的利益关系。原本包含了道德、文化和艺术等价值在内的丰富性的人在很大程度上异化成功利、机械、麻木的碎片化的单向度的人，道德教育也因此丧失了文化依据和价值支撑。在工具理性指引下的现代文化和现代文明在让世人享受高度繁荣的物质生活的同时，却让人陷入到无我的困境。工厂流水线上的机械操作，祛除个性差异的科学管理，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导致的道德冷漠、地区冲突、环境污染和结构性的经济失衡已经让人赖以生存的精神家园消失了。后现代文化正是在现代文明给人带来的不安和焦虑中产生。后现代文化作为对现代文化指正和纠偏的重要文化形态，从其出现时起就将矛头指向了现代文明的“理性”基础以及在理性指引下的整体性（齐一性）、机械性、表象性和功利性。注重个体差异和文化价值的多元性，反对理性主宰下的对自然界及人类社会预设的整体性。后现代主义大师利奥塔对此如是论述：“让我们向同一整体开战，让我们成为那不可表现之物的见证人，让我们持续开发各种差异并为维护‘差异性’的声誉而努力。”。然而，后现代文化这种只解构而不建构的游牧式的思想并没有真正解决包含中国在内的现代文明给人带来的精神缺失和情感价值真空。过分强调个体的差异性和价值的多元性给社会带来了价值模糊。在后现代文化的价值视阈内，出现了反理性、反权威、反公德和的现象。道德教育丧失了主流文化价值的指引，甚至出现追求极端的个性和自由，推脱个体的社会道德责任，藐视社会规则行为。综上可见，传统文化弱化、现代文化泛滥、后现代文化初现端倪构成文化流变的基本内容。文化流变使得道德存在和包含道德教育在内的一切活动丧失了价值意义上的文化支撑。就道德教育而言，以“仁”“礼”为核心的儒家文化的内在精神和价值就是要追求崇高的道德理想。这种道德价值追求通过“血缘家庭”和“政治权威”路径较好地作用于个体，最终使其形成良好的道德修养和高尚的道德情操。然而自近代社会以来直至现今的中国社会，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就开始了流变衰落之路，取而代之的是以理性（很大程度上异化为工具理性）为基础的现代文化。现代文化在理性的指引下追求效益最大化，功利性是现代文化的主要价值特点。在这样的现代文化视阈内，人与他人、社会和国家的关系异化为了工具理性统筹下的利益关系，包含道德、艺术等精神层面的价值追求从现代生活中逐步隐去。这使得道德教育在现代文化指引下的中国社会步履维艰，出现了道德教育形式化、功利化和机械化的道德教育异化现象。这种道德教育异化现象在追逐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而产生的结构性的经济失衡的现今尤为明显。结构性的经济失衡导致失业产生和生存压力增大，使得受教育者更加关注的是提升技能、谋取就业岗位以解决生存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弱视道德和道德教育。与此同时，后现代文化从其产生时起就承担起对现代文化的纠偏功能，反对理性的绝对化而导致人的精神缺失和情感价值真空，主张恢复包含道德、情感在内的人的丰富性。为了实现自身的价值追求，后现代文化不断地对现代文化的根基“理性”及由理性衍生出的整体性、机械性、功利性和霸权性进行解构，主张尊重每个个体的差异性和文化价值的多元性。然而，这种只解构而不建构的游牧式的思想并没有真正恢复人的丰富性，反而出现了反理性、反权威、反公德和的价值模糊行为。后现代文化的这种价值模糊性让青少年的道德教育成为了空中楼阁，没有主流价值的文化指引，道德教育便失去了方向。

二、文化生态的重塑：道德教育的价值诉求

现今社会，以传统文化的弱化、现代文化的泛滥、后现代文化初现端倪为内容的文化流变让文化所倡导的道德价值出现了真空，文化所蕴含的道德价值的缺失成为现今中国社会道德教育面临困惑的重要原因。为此，重塑文化生态成为现今解决道德教育困惑的关键所在。具体而言：

1.重新认清传统文化的价值，充分挖掘传统文化中的重“仁”重“礼”的精髓部分。

近现代社会的落后挨打状态让国人从心理和感情上排斥传统文化并决心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以改变落后状态。在这样的极端历史时期，国人将传统文化的一切都否定了，其中包含着儒家文化对培养道德人格和维护社会秩序的合理和积极的一面。儒家文化的道德性价值取向在人类社会的任何时期都具有积极意义。尤其在现今中国社会，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出现的道德情感的冷漠和精神家园的缺失使得人安生立命之本消失了。为此，充分挖掘传统文化中的道德价值精髓成为解决社会的道德冷漠和道德教育困境的重要环节。在挖掘传统文化道德性价值的同时，需要梳理好文化价值传播的有效路径，让文化所倡导的道德价值能有效地内化为每个个体。国家要发挥价值引导作用，将个体的道德状况成为衡量人全面发展的重要的指标，加大道德在个人成才和发展中的比重，将道德教育提高到关系社会稳定、民族发展的高度，摆脱道德教育的功利化、形式化和机械化。同时，恢复家庭对道德教育的作用。“中国传统的家庭是延展的、多面的、巨型的家，承担着不少社会功能”。这其中的重要功能就是道德教化功能。家庭道德教育涵盖了从个体出生到成人的整个阶段，有利于个体形成良好的道德人格和道德素养。

2.要自觉审视现代文化，抵制和筛除不利于道德教育开展的价值形态。

现代文化作为现代文明的文化基础有着合理性价值成分。在理性的作用下，科学的发展、技术的提高、管理的秩序化和有效化、物质生活的高度繁荣等等为道德教育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然而，在享受现代文明成果的同时，要辨别和抵制现代文化的负面影响。理性的绝对化很容易将人引向功利化的道路。在功利主义思想的指引下，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无视道德的现象层出不穷。高科技犯罪、食品安全问题、环境污染、学术造假等等事件已经让社会的整体道德出现滑坡，这不利于道德教育的开展。当一定时期内的文化价值导向只由追求功利的动机所驱使，行动者纯粹从效用最大化的角度考虑时，人的道德情感和精神价值很容易被漠视。在这样的情况下，道德教育往往会流于表面和形式。为此，要加大道德、文化等价值层面的宣扬和教育。政府要将包含道德情感、精神价值在内的文化发展提高到与经济、科技发展的同等高度，增强国人的文化自觉和自省性。学校在注重培养学生的科技能力的同时，加大对学生的道德人格和情感价值的培养引导。让道德情感和价值精神回归现代文化中，营造有利于道德教育的文化环境。

3.要抵制后现代文化因过分追求差异性和价值多样性而产生的价值虚无。

现代文明的特征范文第4篇

关键词：农村；青年女性；生育观

一、问题提出

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时期，在现代城市文明的冲击下，农村传统的文化体系、价值观念也在不断的发生变化。尤其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外出就业，外出务工青年在城市中感受到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他们的生活再也不愿意接受传统乡土礼仪的制约，他们也在开始追求个体价值的实现。农村青年女性作为农村青年的重要部分，在这场变革中，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也在发生变化。尤其在生育观念方面，农村已婚青年的自主性在增强，她们的生育观也在发生着一些悄悄的改变。

自从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实行计划生育以来，生育率持续下降，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发生很大变化。但是在部分农村地区，出生性别比在持续上升。这给变迁的中国社会带来很大挑战。农村已婚青年女性作为生育的主体，探讨她们的生育观无疑具有重大意义。在社会发展的今天，农村青年由于受城市文化的影响，现代性在增强，但是作为农村青年她们在生育观方面不可避免受到传统观念与现代城市文明的双重影响。那么作为中国转型期的已婚农村青年女性她们的生育观有哪些传统性特征？又有哪些现代性的影响？这正是本文关注的重点问题。

生育观指人们对生育问题的基本看法和态度，是支配人的生育行为的内在动力，是变革生育行为的直接因素。主要包括生育目的、生育数量、性别偏好、生育质量及生育间隔等问题[1]。

目前关于生育观研究较多，总结起来，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从文化的角度进行研究。一些学者认为，农耕文化和宗法文化是影响我国生育观的主要因素[2]。二、从经济的角度进行的研究，认为生育观是受经济条件、经济方式影响。三、个体微观因素进行研究。四、关于生育观的转变趋向，一些学者认为，目前人们的生育目的、生育意愿、最子女的质量期望都发生了变化。一些学者认为，目前我国青年的生育观已经由落后的传统生育观转变为现代的生育观[3]。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学者对生育观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城市青年的生育观。青年群体分为城市青年与农村青年，农村青年与城市青年生育观存在差异，而农村女性的生育观与男性又有所不同。因此很多研究忽视了对特定群体的研究，对农村已婚女性的生育观的研究更少。因此关注农村已婚青年女性的生育观有一定的创新意义。

二、农村已婚青年女性生育观的传统性特征

（一）生育目的

农村社会正处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乡土文化与城市文化之间的引退与侵入的社会历史阶段，农村青年的生育观也突出地表现了这一特点。一方面他们的生育观仍受传统乡土文化影响，另一方面，他们越来越多地受到现代城市文化的影响[4]。农村已婚青年女性的生育观在生育目的方面具有传统性特征。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缺乏正式的社会保障，主要依靠血缘、地缘形成的社会网络对传统农民起一定的社会保障作用。而在目前大多数的农村地区，虽然生产力水平、经济收入等都有大规模的提升。但是我国的农村的社会保障水平仍然很低，尤其是在养老方面，主要以家庭养老为主。宗族观念仍然存在。在这种背景下，农村已婚青年女性大多数生育的目的是为了“养老”。一般结婚以后都会顺理成章的生育子女。甚至一些已婚农村女性认为，结婚也是为了要孩子。有孩子才能被称为一个“完整的家庭”。在生育目的方面，仍具有传统性的特征。

（二）性别偏好

在农村地区，近年来女性的地位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已婚女性在家庭事务决策权、财产分配权方面，显示的女性的主体性地位。但是从性别秩序的角度看，目前农村地区仍主要延续了“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很多调查显示，农村大部分家庭都是由女性承担家务。受传统婚姻习俗的影响，在农村家庭一般延续着以男性为主的家庭性别秩序。青年男女婚后的居住模式一般也是“从夫居”，在这种性别模式从，农村居民认为，女孩早晚是“人家的人”。而男孩不管以后是否孝顺，都是自己家的人，延续的是自己家的香火。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农村已婚青年女性在生育中大部分都有男孩性别偏好。希望生育的子女中要有男孩。否则被别人称为“绝后”，没有面子。

三、农村已婚青年女性生育观的现代性特征

（一）子女数量上减少

传统农业社会生产力不发达，主要靠人力进行生产，在这种条件下，“多子多福”成为传统社会的生育观念。女性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和生育子女、抚育后代中度过的。随着现代化的观念的影响，目前农村已婚青年女性自主性意识开始觉醒，开始重视个体的独立性与自我价值的实现。很多女性均认为生育过多子女对于女性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在目前农村家庭的性别分工中，抚育、照顾子女一般也是由女性来承担的。已婚青年女性开始重视生活质量的提高，不愿意一生多次遭受生育孩子的痛苦，承担过多照顾子女的劳累。同时随着农村生活水平的提高，抚育子女的经济成本也越来越高。在目前农村，男孩娶媳妇的成本节节攀升，彩礼少则三、四万，多则六、七万，加之婚前给男孩盖房子的成本，在很多农村地区，男孩盖房子、娶媳妇的费用大多在十几万元之上。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已婚青年女性基于生育成本的理性算计，都意识到孩子越多，家长压力越大，尤其是第一胎是男孩的已婚青年女性都对生育存在一定的紧张心理。加之计划生育政策的宣传，很多已婚青年女性对子女数量的理想状态是一男一女。

随着社会的发展，生产力和技术水平极大提高，人口质量而不是数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女性的主体意识觉醒，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与之相适应的后代的养育成本也提高。加上生活节奏紧凑，生活方式更加丰富多彩，人们越来越不愿意在养育孩子身上花费过量的财力和精力，理性的生育观念逐步形成[5]。

（二）对于子女的教育日益重视

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使得高素质的人给家庭带来的经济社会效益越来越明显。相对而言，子女数量给家庭带来的效益却在不断下降。农民对子女教育培养的投资已成为家庭投资的主要项目[6]。青年女性在生育上对子女的质量越来越重视，已经意识到优生优育的重要性。已婚农村青年女性很多有过城市务工的经历，城市的现代文明对她们的思想、行为有着一定的冲击。目睹了城市人现代化的生产、生活方式，她们对自身及子女未来的生活充满了美好的期望。希望子女能够很优秀。受城市优生、优育的观念的影响，很多农村青年女性开始重新审视传统的育儿观念。尝试用一种科学、先进的态度对待子女的抚育及教育，对子女教育的投资十分重视。据调查，在一些农村地区，很多已婚青年女性开始重视孕检，对怀孕期的饮食、起居都非常在意。很多已婚青年女性在子女年龄达到3周岁以后，想办法让孩子享受较好的学前教育。尽量让孩子接受较好的小学、中学教育，希望孩子成为有文化、有素质的人。

四、产生的原因分析

（一）宏观社会结构的形塑

农村已婚青年女性的生育观念与当前中国社会结构有着必然的联系。当前中国社会正在从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在这场史无前例的社会变迁中，传统的思想观念、行为习惯同现代文明的价值观念、行为习惯处于激烈碰撞中。体现在农村已婚青年女性的生育观上，我们可以看出传统与现代的双重影响。

在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封建社会中，多子多福、传宗接代、养儿防老、重男轻女等传统生育观念，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深入到人们的灵魂深处，构成了普遍的生育文化基因[7]。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已婚农村青年女性的生育观显示出农村青年对生育的重要地位的认可，同时生育观明显带有传统的烙印。目前在中国家庭男性在社会地位、家庭地位方面优于女性，以男性为主的性别文化最终造成了农村已婚青年女性的“男孩偏好”。

农村现代化的进程中，代表现代化的城市文明也在不断冲击着农村青年的价值观念。追求个体价值的实现、个体利益与权利成为现代农村青年的价值诉求。受现代文明的影响，已婚农村青年女性不愿意成为生育的机器，少生优生成为她们的价值选择。

（二）个体的理性选择

社会个体在强大的社会结构面前也是积极的行动者。农村已婚青年女性的生育观也体现了个体的理性选择。在目前转型中的农村社会中，居民的社会保障水平比较低，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还不能完全满足农村居民养老、医疗等的需求。农村家庭养老的模式必定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已婚农村青年女性的生育目的体现了个体对子女提供保障的需求。基于男孩与女孩在提供给老人方面的不同侧重，以及生育成本的提高，已婚农村青年已不再盲目的追求生育的数量，“一男一女”，成为她们生育子女最佳的理想组合。

基于对生育的理性考虑，更多的农村已婚青年女性对生育及抚育投入更多的关注。她们既考虑到作为女性主体的价值诉求，不愿意为生育承担更多的痛苦。同时也注重生活质量的提高。基于对子女未来的理性规划，为子女的教育投入更多。

五、结论与思考

转型期的中国农村社会正在发生着巨大变化，在这场变迁中，传统的乡土性文化与现代性的观念并存。已婚青年女性作为生育主体，她们的生育观体现出传统生育文化中的“养儿防老”、“男孩偏好”的特征。在城市现代文明的影响下，农村已婚青年女性的生育观也存在现代性的特征，她们否认了“多子多福”的观念，从理性的角度考虑，对子女的数量要求减少，重视孩子培养的质量。不可否认，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传统生育观念与现代生育观念必将长期存在，目前情况下，如何用现代生育文明引导农村青年生育观念，促进农村人口发展的和谐，必将是我国政府的一项长期而重要的任务。

[参考文献]

[1]马培津，潘振飞.皖北农村青年生育观念转变的社会学分析[J].青年研究，2005（7）：22.

[2]王晓燕.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独特的生育观[J].医学伦理学，1994（5）：44、45.

[3]杨巧.中国育龄青年生育观研究：解释范式与现代性变迁[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0（2）：131、132.

[4]颜其松.社会交换视角下的农村青年生育观[J].当代青年研究，2006（7）：54.

[5]杨 菁，章 娟. 未婚女研究生的理想生育观研究[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5）：122.

[6]谭克俭. 我国农村居民生育意愿转变分析[J]. 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4）：4.

现代文明的特征范文第5篇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建筑设计；应用

中图分类号：TU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引言

中国建筑设计要兼具传统文化元素和现代性双重特征，这是建筑设计人员在设计建筑时必须重点考虑的问题之一。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风水学说在一些人心中有重要的位置，其影响十分深远。因此，如何实现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性的完美融合，是当前建筑设计领域的一个重要内容。建筑学理论，在建筑设计中，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是依靠符号的表达来实现的。西方建筑学界普遍信奉“人是符号的动物”这一圭臬，认为文化的传承需要符号，需要人的主观能动性。同时，人的作用也受到所在环境传统文化的影响。符号语言的运用，已经成为人们之间沟通的重要方式。因此，在建筑设计过程中贯彻符号语言，结合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体现这种新型的“符号文化”。基于此背景，分析建筑设计中中国传统文化符号的应用，对加强传统文化在建筑设计中的作用，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

1、建筑符号学对建筑设计的影响

建筑符号学是建筑学界近年来研究和关注的重要课题之一，并对建筑设计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建筑符号学的理论和应用的角度进行综合分析，将建筑视为一个整体的符号体系，能够更好地在设计过程中贯彻建筑理念。简而言之，建筑符号可以被视为是文化的载体。符号集中表达了建筑的理念，意象，感知和核心观念，通过符号进而表达出建筑设计的意境，是建筑设计人员一直以来致力于达到的目标。符号在建筑中的作用和意义是十分重要的，因此必须探究出一套完整的理论方法，以指导建筑设计实践，从而彰显符号的意义，这也是建筑设计人员目前正在考虑和研究的内容。对建筑设计人员而言，他们没有必要掌握完整的符号学理论和高深的逻辑学知识，但是了解其基本的内容是必须的，只有这样，才能让建筑设计体现出设计人员的设计理念和设计哲学观念。

2、中国传统文化符号

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对建筑设计有重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建筑设计理念的“源”和“流”进行分角度认识和剖析，追本溯流。而与中国这种观念不同，西方则更关注“建筑方式”和“建筑实用性”的角度进行分析。传统文化对当地的建筑设计有重要影响。四大文明古国的建筑，从文明产生之处，就有极为明显的差异。以中国为例，中国传统文化从仰韶文化算起，至今至少有五千年的历史，而有史料可查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七千年前。从符号学角度来看，中国传统文化可以分为显性符号和隐性符号。所谓显性符号，就是指文字，图画形式，数字系统，色彩布局等；隐性文化则包括了自然环境，儒家文化等。在建筑学界中，近年来出现一种发展趋势，即要将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进行完美的契合，又而设计出兼具古韵与现代文明的建筑。同时也保护了传统文化，彰显了地域特色，避免了城市发展中的“趋同现象”。这一观念已经广泛地被建筑设计人员所接受。当然，设计人员也面临着一个现实难题，即如何实现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良好互动，在建筑中能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传统文化是一种相对成熟的记忆方式，运用符号进行文化表达也成为人们之间，沟通交流和批判性继承传统文化的重要方式。

3、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在建筑设计中的应用

将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相结合，进一步体现在建筑设计理念中的方法有很多，其关联性也相当的广泛。

3.1 与地区的建筑或者民居建筑的关联

对现代建筑设计理念而言，现代文明和传统文化相融合，主要表现在建筑设计的空间和具体形式上，并且总是和同一地域的建筑设计理念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一般而言，同一地域的民居，家族大院和园林等的设计理念和设计实践，都有很大的相似性。我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并且是多民族聚居的大家庭。因此传统文化多种多样，色彩斑斓，并且各具特色。在这种大的环境下，中国建筑设计理念也体现出较为明显的地域性。

3.2 与官式建筑或者与非当地地方建筑的关联

上世纪初，中国建筑设计人员对建筑设计进行了大胆的创新，即将西方理念下的建筑理念和中国传统建筑设计元素相结合。例如天津、广州等地的洋楼的屋檐上，会有类似中国殿宇的飞檐、拱形设计等。人民大会堂在建设时，设计者就融入了传统建筑文化中大屋顶式的建筑理念。这些创新曾经获得较为良好的收效，并且实现了成本降低、与周围环境友好的发展。但是，由于当时政治动乱，经济凋敝，无法承受建设成本和达到施工的技术要求，因此很多设计也没有达到原有预期的效果。

3.3 复原性、重建性建筑与传统建筑文化之间的关联

为恢复城市历史原貌，更好继承传统文化，很多城市采用了在城市接到两侧重建或移建原有建筑，或者是在原有建筑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维护和整修，这样至少在外表上能够实现对历史原貌的复原。而部分城市探索出的新的方法，现在被广为重并，受到建筑业界的好评。即结合原有建筑理念和建筑特色，在原有建筑遗址上进行部分修复，并融入现代元素，使其呈现历史与现代，古典与当代的完美结合。这一措施在保留了历史遗迹的基础上，又融入了现代文明元素，因此收到良好的效果，并被很多城市所借鉴。

（1）群体性建筑重建。复原古建筑，古书和文献记载是一手资料，也是最有信服力的资料。一般建筑的修复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进行。但有时文献记载不完全或信息失真，因此往往需要结合传统建筑理念，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和规划复原。天津鼓楼的复原，是在建筑复原中结合了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一个例子。天津鼓楼复原，不仅将其进行较为完整的复原，并在其周边设计修建了商业中心。商业中心吸引人流的能力很强，而且可以带来很大的经济效益，因此天津市的做法，不仅使历史古迹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保护，而且吸引人流。从另一个侧面，也促进了历史传统文化的进一步传承和发扬，获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2） 单体性建筑重建。 除了群体性建筑的复原重建之外，单体性建筑的设计重建，也是十分重要的内容。武汉黄鹤楼的复原，就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传统文化理念，最大限度地回复历史原貌的例子。其完全保持了原汁原味的“九省通衢”历史文化特色。而时代总是在进步，建筑理念也是在不断发展的。因此，建筑学界普遍认为，恢复历史原貌，离不开对其进行创新。

3.4 模仿性建筑 -- 新型的、新兴“历史文化名城”

为提高自身知名度，增强历史厚重感，很多城市在挖掘历史文化遗产的同时，大力宣传历史名人，并兴建故居、纪念馆等，纪念这些当地名人。这样一来，既可以发扬历史文化，又增强了市民的自豪感，再有就是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复建方法。

结语

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对建筑事业的需求会越来越多，同时随着国际文化之间的交流，建筑的审美也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这就令建筑其精神上的意义得到改变，同时也重新得到重要性的考虑。对建筑审美的有效分析，并将传统文化符号运用于建筑设计中去，传承历史文化的精华，在当今建筑发展中显然是很有意义的。

参考文献：

[1] 田维飞，王建英.传统文化符号在现代建筑设计中的应用探析[J].山西建筑,2011（1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