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减排行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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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减排行动方案范文第1篇

关键词 温室气体排放清单；低碳发展路线图；低碳技术需求评估；城市

中图分类号 X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6）01-0016-07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601003

城市是应对气候变化、发展低碳经济的主要载体。许多城市都是通过制定城市低碳发展路线图（或规划和实施方案）引领本地区低碳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工作[1-4]。然而，从低碳城市建设实践看，虽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在国内城市低碳发展路线图编制中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普遍缺乏建设项目与工程减排潜力评估和技术需求评估的内容。即便路线图的编制利用了清单编制的结果，很多清单报告的结果对于部门（行业）目标的确定不能给予科学支撑，从而，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低碳发展路线图实施效果。因此，为了促进低碳发展路线图的科学编制和有效实施，需要把温室气体排放清单、低碳技术需求评估的方法与低碳发展路线图的编制内容和要求协同统一，即改进温室气体排放清单分析方法，把低碳适用技术评估纳入城市低碳发展路线图的情景分析和低碳发展潜力评估环节，以提高城市低碳发展路线图指导效能，服务于城市低碳发展目标的实现。

1 城市低碳发展路线图编制的技术要素

城市低碳发展路线图是根据城市市情，结合国家和地区发展战略，对城市发展转型所制定的低碳战略目标、发展规划、重点领域（部门）行动方案的全景式描述[1-2]。如何建立碳排放核算框架、设定一定时期内温室气体减控目标、制定本地区行动方案，以及对减排方案的实施效果进行监测评估是国内外研究的主要关注点[1-5]，然而对于如何促进城市低碳发展路线图“落地”缺乏有效的解决办法。尤其是对排放清单和低碳发展部门职能不尽对接、“技术/项目减排潜力评估缺失”等问题在低碳发展路线图的编制技术上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总体来看，城市低碳发展路线图的编制与实施一般需要从了解城市当前碳排放现状开始，通过研究城市未来中长期的碳排放情景设定减碳目标，进而编制重点领域行动方案，评估技术/项目减排潜力，提出政策建议和保障措施。

1.1 城市温室气体排放核算

对城市温室气体排放进行核算和编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一是为了清晰了解本地区温室气体排放部门（行业）状况，为应对气候行动提供基本定量数据支撑，二是有助于监测评估低碳城市建设进展。从国家层面到省级层面和城市层面，进行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主要参考的方法学中，IPCC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推荐的参考方法和部门方法在不同方法学研究中均有所包含[6]，《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方法学[7]（以下简称《省级清单》）和《ICLEI指南》方法学[5，8] 是中国城市温室气体清单编制研究参考的重要方法；然而，由于编制模式、编制定位、清单框架、清单边界和适用范围不同，以上方法学在城市层面温室气体核算应用中既有适用性，也有局限性[9]。《中国温室气体清单研究》提出了改造能源平衡表的创新工作方法[10]，以适应清单编制工作需要；《中国城市温室气体清单核算工具指南》 [11]在借鉴《省级清单》基础上，结合城市温室气体排放源和汇的特点，提出了适用于编制城市温室气体清单的方法。总体上，根据行政管理和温室气体减排行动需要，编制城市温室气体清单，为制定减排行动目标、衡量减排行动效果、开展碳排放试点交易提供数据和量化支撑。

1.2 城市温室气体排放情景分析

碳排放情景分析主要是通过情景描述、参数设定和量化模型工具进行一定时期内能源消费总量和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估算。其中，情景描述是根据与温室气体排放相关的经济增长、能源消费等宏观影响因素，设定不同排放情景，以全面反映所研究客体一定时期内温室气体可能的排放情形，通常包括为情景描述提供分析基准点的常规情景（BAU）、低碳情景和强化低碳情景；相关参数主要包括本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产业结构水平、人口水平、城镇化率和能源结构等宏观经济指标和政策参数指标，部分模型中还考虑主要工业产品产量、环境保护、清洁能源、交通和建筑等领域相关物理表征指标和技术水平指标的参数值；中国综合政策评价模型、能源和气候经济学项目技术优化模型、环境影响评价模型、环境影响评价拓展模型和随机环境影响评估模型、指数分解模型是情景分析中确定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的常用工具[4，12-16]。以综合政策评价模型（IPAC）为例，通过围绕国内生产总值及其增长率、产业结构水平、人口和城市化水平设置了基准情景、低碳情景和强化低碳情景进行情景描述，通过统筹考虑不同程度的经济规模、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环境减排和重点技术进步情况进行参数量化、拟合和校正，以描述相关宏观经济变量与温室气体排放（主要是二氧化碳）的时间序列关系，为目标地区整体上低碳发展潜力描述和低碳发展目标设定提供客观参照[12]。

3 结论与建议

可量化、可核证以及标准化是科学深入推进低碳城市建设的基本要求，需要以温室气体清单为支撑。为此，本文根据城市低碳发展路线图编制要求，改进清单工具的报表形式，并与重点领域低碳技术需求评估结合起来，建立了“三位一体”城市低碳发展路线图的研究框架。同时考虑到我国环境保护工作中“温室气体和主要污染物减控”治理的双重性阶段特征，该分析框架的建立也有助于为大气污染源国家法规排放清单编制方法学和减排技术评估方法学统一规范提供研究借鉴。在未来的实践工作中，还需做好以下工作：

（1）改进清单工具分析质量，为城市低碳发展路线图制定和低碳发展决策服务。通过清单编制，科学、系统地分析城市温室气体排放的时间分布和部门分布，是温室气体清单最核心的直接功能。因此，从方法上，如果只是根据能源平衡表改造对接清单编制工作，很多行业的信息会缺失，看不出清单报告中部门的减碳潜力。应根据活动水平数据需求导向，探索采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结合的方法，从生产侧和消费侧出发，基于分部门、分能源品种的能源消费统计数据编制能源平衡表，形成清单导向的长效工作机制，围绕碳排放效率配置加强碳排放预算管理。

（2）发挥温室气体清单为规划、考核和决策服务的衍生功能，需要提升温室气体清单编制质量与时间序列上的连续性，统筹考虑排放总量、排放增长速度和减排空间、部门（行业）经济发展等因素，识别温室气体关键排放源，与国家目标对接，细化部门目标，结合清单时序分析功能，推动形成科学的温室气体排放统计考核制度，协同考虑大气污染源国家法规排放清单和减排支撑技术。推动城市低碳发展路线图编制从“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核算”到“减排目标设定”、“低碳减排重点领域识别”和“部门（行业）适用技术支撑”基本方法程式化，结合城市主体功能分区和区域联防联控中需求管理差异性，根据城市比较优势和发展特色制定低碳发展路线图。

（3）发挥温室气体清单的衍生功能，需要与路线图研究（包括低碳技术/项目需求评估）整体考虑。基于技术的减排量评估是推动城市低碳发展路线图动态管理基本依据，通过对试点城市低碳适用技术减排效率测度可以看出，试点城市低碳发展效率与其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排放构成、产业发展等关系密切，因此，技术需求评估要能估算预开工重大项目和基础设施产生的碳排放、减排项目（工程）可减少碳排放量，这些信息对于既定蓝图架构下路线图的“检查”、“再优化”等决策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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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ulating Lowcarbon City Development Roadmap：

Technical Elements and Recommendation

碳减排行动方案范文第2篇

关键词： 碳减排； 全球碳减排方案； 中国节能减排； 低碳经济

中图分类号： X16； X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055X（2011）05-0001-06

收稿日期： 2011-01-13

作者简介： 卞家涛（1983－）， 男， 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能源金融、 金融机构管理。

余珊萍（1949－）， 女， 教授，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国际金融、 金融机构管理。

一、 引 言

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后， 碳减排问题再次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和广泛关注。其中， 全球碳减排方案（或碳排放权分配方案）由于关系到各国的发展权益和发展空间， 成为关注的焦点。同时，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CO2排放大国， 今后的长期排放数量及排放路径被全球广泛关注， 面临的国内外压力与日俱增， 未来的经济发展也受到严峻的挑战。

因此， 对全球碳减排方案和中国碳减排相关研究进行系统性的文献梳理， 以厘清研究脉络和进展、 明确未来研究方向， 对于公平的确立“后京都时代”的全球碳减排格局， 更好地维护我国的权益， 高效实施节能减排、 发展低碳经济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必要性。

二、 全球碳减排方案述评

鉴于全球气候变化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和危害， 减少碳排放已逐渐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 但由于涉及经济代价、 发展权益和发展空间， 一个覆盖世界各国的碳减排方案始终没有达成， 争论的核心是“如何界定或分配各国的碳排放权”， 对此有很多不同的方案。

（一）主要国际组织、 国外学者提出的碳减排方案

曾静静、 曲建升和张志强（2009）通过研究主要国际组织、 国家、 研究机构和一些学者所提出的温室气体减排情景方案后， 得出：温度升高的控制目标总体以2℃为主， 即到21世纪末， 将大气温度控制在不高于工业革命前2℃的范围内； 一般都倾向于在2050年将大气温室气体浓度控制在450×10-6～550×10-6 CO2e（二氧化碳当量）的范围内， 但各个方案中有关具体的减排责任分配、 减排措施和减排量分歧仍然较大。［1］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2007）提出《公约》中的40个附件Ⅰ国家， 2020年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排25%―40%， 到2050年则要减排80%-95%；对非附件Ⅰ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中的拉美、 中东、 东亚以及“亚洲中央计划国家”， 2020年要在“照常情景”（BAU）水平上大幅减排（可理解为大幅度放慢CO2排放的增长速率， 但排放总量还可增加）， 到2050年所有非附件Ⅰ国家都要在BAU水平上大幅减排。 ［2］UNDP（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7）提出全球CO2排放在2020年达到峰值， 2050年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50%， 发达国家应在2012―2015年达到峰值， 2020年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30%， 到2050年则减排80%；发展中国家在2020年达到峰值， 到2050年则要比1990年减排20%。［3］OECD（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2008）提出以2000年为基准年， 2030年全球应减排3%， 其中OECD国家减排18%， 金砖四国排放可增加13%， 其他国家增长7%；到2050年全球减排41%， 其中OECD国家减排55%， 金砖四国减排34%， 其他国家减排25%。［4］GCI（英国全球公共资源研究所）（2004）提出了“紧缩趋同”方案, 设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从现实出发,逐步向人均排放目标趋同， 发达国家的人均排放量逐渐下降， 而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排放量逐渐上升， 到目标年都趋同于统一的目标值， 实现全球人均排放量相等。［5］Stern（2008）提出到2050年， 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至少应该在1990年水平上减少50%， 即2050年排放量应该减少为每年不到20 Gt CO2e， 以后进一步降到每年不到10 GtCO2e。到2050年全球人均排放量应该控制在2tCO2e左右， 发达国家应该立即采取行动， 到2050年至少减排80%；多数发展中国家到2020年应该承诺具有约束力的减排目标。［6］Srensen（2008）提出在2100年比2000年升温1.5℃目标下， 对2000－2100 年期间不同排放主体的排放空间直接作了分配， 同时为各国匹配了明确的年人均排放额度。根据“人均未来趋同”（即当前排放高者逐渐减排， 低者可逐渐增高）的分配原则， 到2100年左右时， 达到不同国家人均排放相同。［7］Browne和 Butler（2007）提出创建一个国际碳基金组织（ICF）来解决减排问题。ICF的首要任务是设定减排量， 将碳浓度保持在参与国一致同意的上限水平之下， 然后通过政治磋商来分配减排目标比例， 以反映目前人均收入和排放水平的变化。［8］（二）国内学者关于上述方案的评价

丁仲礼、 段晓男、 葛全胜等（2009）认为IPCC、 UNDP和OECD等方案不但没有考虑历史上（1900－2005年）发达国家的人均累计排放量已是发展中国家7.54 倍的事实， 而且还为发达国家设计了比发展中国家大2.3倍以上的人均未来排放权， 这将大大剥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益。并指出IPCC 等方案违背了国际关系中的公平正义原则， 也违背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因此没有资格作为今后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的参考。当前发达国家倡导的从确定全球及各国减排比例出发， 构建全球控制大气CO2浓度的责任体系的做法， 实质上掩盖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历史排放和当前人均排放上的巨大差异， 并最终将剥夺发展中国家应得的发展权； 认为以人均累计排放为指标、 从分配排放权出发， 构建全球控制大气CO2浓度的责任体系， 最符合公平正义原则。［9］潘家华、 陈迎（2009）认为GCI提出的“紧缩趋同”方案， 从公平角度看, 默认了历史、 现实以及未来相当长时期内实现趋同过程中的不公平， 对仍处于工业化发展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的排放空间构成严重制约。［10］吴静、 王铮（2009）采用MICES系统对Stern方案进行模拟， 得出Stern方案虽然能明显控制全球气候变暖， 但不论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还是从人均排放的角度来看， 均牺牲了较多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在世界上制造了新的不公平。认为Srensen方案的设置较为激进， 在实施上存在技术困难。［11］黄卫平、 宋晓恒（2010）对Browne & Butler提出创建ICF的提议给予了肯定， 但认为ICF必须以全球合作为基础， 实行一国一票制（基金以消费基数形成认缴义务）， 并主张ICF初始资金的认缴必须考虑历史因素， 不能根据各国的经济规模来确定， 即初始资金发达国家承担50%， 剩下的50%再由世界各国根据各自的消费基数认缴。［12］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09）发现： 在温室气体排放权分配方案方面， 有些缺乏内在一致的理论依据， 有些则充满实用主义和主观价值判断。这些方案或多或少都有一个共同特点， 就是有意无意地忽视发展中国家的权益。［13］（三）中国学者提出的碳减排方案

陈文颖、 吴宗鑫和何建坤（2005）提出了“两个趋同”的分配方法：一个趋同是 2100 年各国的人均排放趋同（或不高于2100年的人均排放趋同值）， 另一个趋同是1990 年到趋同年（2100年）的累积人均排放趋同。趋同的1990－2100年的累积人均排放以及2100年的人均排放趋同值将根据温室气体浓度控制在不同的水平这一目标来确定。并认为：在这种分配模式下， 发展中国家可以获得较多的发展空间， 其人均排放在某一时期将超过发达国家从而将经济发展到较高水平后开始承担减排义务， 这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 建立完善的基础设施体系、 提高国民生活水平、 实现可持续发展所必需的。［14］丁仲礼、 段晓男、 葛全胜等（2009b）根据人均累积排放相等原则， 通过计算各国的排放配额和剩余的排放空间， 将世界各国或地区分为四大类：已形成排放赤字国家、 排放总量需降低国家或地区、 排放增速需降低国家或地区、 可保持目前排放增速国家。［15］樊刚、 苏铭和曹静（2010）基于长期的、 动态的视角， 提出根据最终消费来衡量各国碳排放责任的理论， 并根据最终消费与碳减排责任的关系， 通过计算两个情景下1950－2005年世界各国累积消费排放量， 发现中国约有14%－33%的国内实际排放是由别国消费所致， 建议以1850年以来的（人均）累积消费排放作为国际公平分担减排责任与义务的重要指标。［16］潘家华、 陈迎（2009）设计了一个同时考虑了公平和可持续性的碳预算方案， 即以气候安全的允许排放量为全球碳预算总量， 设为刚性约束， 可以确保碳预算方案的可持续性；将有限的全球碳预算总额以人均方式初始分配到每个地球村民， 满足基本需求， 可以确保碳预算方案的公平性。碳预算方案涉及初始分配、 调整、 转移支付、 市场、 资金机制， 以及报告、 核查和遵约机制等， 建立了一个满足全球长期目标、 公平体现各国差异的人均累积排放权标准。［10］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09）假定T0代表工业革命时期， T1代表当前， T2代表未来某一时点（如2050年）。首先， 根据目前大气层中温室气体总的累计留存量以及人均相等的原则， 界定T0―T1期间各国的排放权。各国排放权与实际排放之差， 即为其排放账户余额， 从而为每个国家建立起“国家排放账户”。并将超排国家模糊不清的“历史责任”明确转化为其国家排放账户的赤字， 欠排国家的排放账户余额则表现为排放盈余。其次， 科学设定T1―T2 期间未来全球排放总额度， 并根据人均相等的原则分配各国排放权。每个国家在T1―T2期间新分配的排放额度， 加上T0―T1期间的排放账户余额， 即为该国到T2时点时的总排放额度。方案既保留了《京都议定书》的优点， 又克服了其覆盖范围小、 发展中国家缺乏激励， 以及减排效果差等缺点。是一个具有理论依据且能很好维护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的“后京都时代”公平减排方案。［13］通过对碳减排方案的回顾， 我们可以发现：我国学者提出的碳减排方案基本上都是基于考虑历史责任的人均累积排放相等的分配原则。在此原则上形成的方案， 与其他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提出的碳减排方案相比， 充分体现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可持续发展”原则， 维护了发展中国家的权益， 具有公平性、 正义性、 合理性。

在今后的国际气候问题谈判中， 我们可以将我国学者提出的方案作为谈判的重要依据和参考。同时， 要加大对外宣传力度， 使国外相关主体能够逐步了解、 认同我国学者提出的碳减排方案， 以便在“后京都时代”碳排放权分配中最大程度地维护我国的正当权益。

三、 中国碳减排相关研究进展

中国作为CO2排放大国， 面临的国内外压力与挑战与日俱增， 深入剖析影响中国碳排放的因素， 积极寻找减排途径与对策， 既是中国顺应世界发展潮流的需要， 又是高效实施节能减排、 加速发展低碳经济，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

（一）影响中国碳排放的因素与碳减排对策

王锋、 吴丽华和杨超（2010）研究发现： 1995－2007年间， 中国CO2排放量年均增长12.4%的主要正向驱动因素为人均GDP、 交通工具数量、 人口总量、 经济结构、 家庭平均年收入， 其平均贡献分别为15.82%、 4.93%、 1.28%、 1.14%和1.11%， 负向驱动因素为生产部门能源强度、 交通工具平均运输线路长度、 居民生活能源强度， 其平均贡献分别为－8.12%、 －3.29%和－1.42%， 提出通过降低生产部门的能源强度来实现碳减排。［17］

王群伟、 周鹏和周德群（2010）对我国28个省区市1996－2007年CO2的排放情况、 区域差异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 结果表明：我国CO2排放绩效主要因技术进步而不断提高， 平均改善率为3.25%， 累计改善为40.86%；在区域层面， CO2排放绩效有所差异， 东部最高， 东北和中部稍低， 西部较为落后， 但差异性有下降趋势， CO2排放绩效存在收敛性； 全国范围内， 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 能源强度和所有制结构则抑制了CO2排放绩效的进一步提高。作者建议： 既要注重科技创新， 又要大力加强管理创新、 制度创新和提高人员素质， 以更有效地控制CO2排放； 针对区域CO2排放绩效的差异性， 可加强节能减排技术、 制度安排等方面的交流和扩散； 把经济发展、 产业结构调整和降低能耗结合起来， 并考虑所有制的变动， 以这些因素的综合效果作为改善CO2排放绩效的重要举措。［18］陈劭锋、 刘扬、 邹秀萍等（2010）通过IPAT方程理论和实证分析表明， 在技术进步驱动下， CO2排放随着时间的演变依次遵循三个“倒U型”曲线规律， 即碳排放强度倒U型曲线、 人均碳排放量倒U型曲线和碳排放总量倒U型曲线。依据该规律将碳排放演化过程划分为碳排放强度高峰前阶段、 碳排放强度高峰到人均碳排放量高峰阶段、 人均碳排放量高峰到碳排放总量高峰阶段以及碳排放总量稳定下降阶段等四个阶段， 发现在不同演化阶段下， 碳排放的主导驱动力存在明显差异， 依次为： 碳密集型技术进步驱动、 经济增长驱动、 碳减排技术进步驱动、 碳减排技术进步将占绝对主导。并指出： 碳排放三个倒U型曲线演变规律意味着应对气候变化不能脱离基本发展阶段， 必须循序渐进地加以推进。由于发展阶段不同、 起点和基础不同， 发达国家应以人均和总量减排指标为重点， 而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减排行动则应以提高碳生产率或降低碳排放强度为目标导向。提出中国可通过调整经济结构； 大力发展低碳能源或可再生能源， 优化能源结构；加大技术创新力度； 加强国际合作， 积极争取发达国家的技术转让和资金支持等途径来减缓碳排放增长态势。［19］除了上述文献在研究影响中国碳排放的因素之后， 提出的针对性碳减排对策， 学者们又从以下几方面提出了一些碳减排的途径。

魏涛远、 格罗姆斯洛德（2002）研究发现： 征收碳税将使中国经济状况恶化， 但CO2的排放量将有所下降。从长远看， 征收碳税的负面影响将会不断弱化。［20］高鹏飞、 陈文颖（2002）研究也得出： 征收碳税将会导致较大的国内生产总值损失。［21］不过， 王金南、 严刚、 姜克隽等（2009）认为征收碳税是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和促进节能减排的有效政策工具。征收低税率的国家碳税是一种可行的选择， 低税率的碳税方案对中国的经济影响极为有限， 但对减缓CO2排放增长具有明显的刺激效果。［22］周小川（2007）指出金融系统应始终高度重视节能减排的金融服务工作， 要从强化金融机构在环保和节能减排方面的社会责任意识和风险防范意识、 建立有效的信息机制、 对与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的生产能力配置给予市场和政策方面的支持、 理顺价格发挥市场基础作用等角度入手， 运用金融市场鼓励和引导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23］梁猛（2009）提出通过转变资金的使用方式， 将直接投资于节能减排项目的资金转变为项目的坏账准备；完善配套的运行机制、 建立二级市场； 发挥保理工具在节能减排融资方面的独特作用等途径来加强金融对节能减排的支持力度。［24］彭江波、 郭琪（2010）认为金融具有的资金、 市场、 信用等禀赋优势可以通过引导社会资金流向、 创造金融工具完善风险管理机制、 创造流转交易市场、 改变微观主体资信等级等途径支持节能减排市场化工具的创新与应用， 从而助推节能减排产业的发展。［25］潘家华、 郑艳（2008）认为减排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实现： 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及利用； 充分利用各种市场机制： 进一步拓展CDM的范围和规模， 发挥其在引进国外资金、 技术方面的积极作用； 通过设立一种作为个人消费性排放标准的碳预算， 对于超过标准的碳排放征收累进的碳税， 对于低于碳预算的消费者进行适当补贴， 从而约束奢侈浪费性碳排放；在积极自主研发的同时， 也可以尽可能地利用发达国家成本较低、 更具适用性的一些成熟技术推动减排。［26］陈晓进（2006）提出： 在近期， 通过节能降耗， 尤其是大幅降低建筑能耗和提高工业用能的效率， 能有效地减少CO2排放； 在中期， 发展和利用CO2捕集和封存技术， 是我国减排温室气体的最佳途径之一； 在远期， 调整能源结构， 用低碳燃料或者无碳能源替代煤炭， 是减少我国温室气体排放的最终途经。［27］（二）碳减排与中国能源结构、 产业结构和工业增长

林伯强、 蒋竺均（2009）利用传统的环境库兹涅茨模型模拟得出， 中国CO2库兹涅茨曲线的理论拐点对应的人均收入是37170元， 即2020年。但实证预测表明， 拐点到2040年还没有出现， 分析了影响中国人均CO2排放的主要因素后发现， 除了人均收入外， 能源强度， 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都对CO2排放有显著影响， 特别是工业能源强度。提出降低中国CO2排放增长的关键是， 通过提高能源效率来降低能源强度， 建立透明的价格形成机制， 引导能源的合理消费和提高效率。［28］林伯强、 姚昕和刘希颖（2010）从供给和需求双侧管理来满足能源需求的角度， 将CO2排放作为满足能源需求的一个约束。通过模型得到反映节能和碳排放约束下的最优能源结构， 并通过CGE模型对能源结构变化的宏观经济影响进行了研究， 研究表明： 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 城市化进程以及煤炭的资源和价格优势， 决定了中国目前重工化的产业结构和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所以， 现阶段通过改变能源结构减排的空间不大， 应该通过提高能源效率等途径来节能减排。［29］张友国（2010）研究得出： 1987年至2007年经济发展方式的变化使中国的GDP碳排放强度下降了66.02%。指出：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和扶持高新技术产业、 限制高耗能产业发展的产业政策、 投资政策、 贸易政策等政策措施有利于优化产业结构并降低碳排放强度。建议进一步加大投入， 通过引进、 消化和吸收国际先进技术、 国际合作开发和自主创新等方式提高整个生产部门的能源利用技术。［30］张雷、 黄园淅、 李艳梅等（2010）研究发现： 东部地区的碳排放始终在全国占据着主导地位； 中部地区碳排放在全国的比重表现出稳中有降的态势； 西部地区比重虽较小， 但基本保持着上升趋势。通过分析中国碳排放区域格局变化的原因发现： 产业结构的演进决定着一次能源消费的基本空间格局， 地区产业结构多元化程度越成熟， 其一次能源消费的增速越减缓； 缓慢的一次能源消费结构变化是导致难以降低地区碳排放增长的关键原因。提出： 积极引导第三产业的发展， 加快产业结构的演进速率； 推行现代能源矿种的资源国际化进程， 最大限度地改善地区、 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的一次能源供应结构； 加大对非常规一次能源开发利用的研发力度。［31］陈诗一（2009）把能源消耗和CO2排放作为与传统要素资本和劳动并列的投入要素引入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来估算中国工业分行业的生产率， 并进行绿色增长核算。研究发现， 改革开发以来中国工业总体上已经实现了以技术驱动为特征的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 能源和资本是技术进步以外主要驱动中国工业增长的源泉， 劳动和排放增长贡献较低， 甚至为负。指出为了最终实现中国工业的完全可持续发展， 必须进一步提高节能减排技术。［32］陈诗一（2010）设计了一个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的动态行为分析模型对中国工业从2009－2049年节能减排的损失和收益进行了模拟， 认为“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6%， 通过均匀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的年均增长率， 使得二氧化碳排放在2039年达到最高峰， 其后继续均匀减排至2049年的－1%的减排率”是通向中国未来双赢发展的最优节能减排路径。在此路径下， 节能减排尽管在初期会造成一定的损失， 但从长期来看， 不仅会实现提高环境质量的既定目标， 而且能够同时提高产出和生产率， 最终实现中国工业未来40年的双赢发展。［33］通过对中国碳减排相关研究的回顾， 我们可以发现：影响中国碳排放的因素很多， 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针对性的对策建议。这启示我们： 在制定我国碳减排目标时， 需要综合考虑产业结构、 能源结构、 能源利用效率、 技术水平、 发展阶段、 地区发展等具体因素， 从战略高度系统性地实施碳减排行动， 大力发展低碳经济， 努力实现保护气候和可持续发展的双赢。

四、 展望与结语

综上所述， 在文献回顾和梳理的基础上， 结合我国碳减排面临的问题， 我们认为要注重以下几方面的研究： （1）加强定量估算以增强全球碳减排方案科学性和可操作性方面的研究； （2）以人民币为碳交易结算货币， 争取碳定价权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方面的研究； （3）碳减排的市场机制和政策效应方面的研究； （4）碳减排与碳政治的关系研究。

何建坤、 陈文颖、 滕飞等（2009）为我国当前碳减排行动指明了方向， 即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在对外要努力争取合理排放空间的同时， 对内要把应对气候变化、 减缓碳排放作为国家的一项重要战略， 统一认识， 提前部署。推进技术创新， 发展低碳能源技术， 提高能源效率， 优化能源结构，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社会消费方式， 走低碳发展的道路， 是我国协调经济发展和保护气候之间的根本途径。［3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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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and Forecast of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BIAN Jia-tao, YU Shan-pi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1189, Jiangsu, China）

碳减排行动方案范文第3篇

在全球的环保主题下，我国在节能减排方面刻不容缓，一直坚持不懈。一款能帮助个人记录自己的节能减排行为，和刺激个人节能减排的碳排量控制工具显得尤为重要。针对此，笔者团队设计了一款基于ios平台的节能减排碳排量控制工具，主要通过记录用户的节能减排行为，以积分换碳币再换奖励的制度，激励用户节能减排。该工具针对改变完善现有一些环保类手机应用的功能，主要是知识普及或者分享交流，并结合环保、金融、电商、互联网等几个方面，使学生群体或者个人群体更有动力去进行节能减排行为，并且促进环保行动，改善社会环境，呼吁社会节能减排。

一、研发背景及意义

1.1研究现状及趋势

随着金融行业的发展，从一开始的企业碳排放交易，到《京都议定书》中定义的碳金融概念的产生，到现在包括兴业银行、光大银行在内的两家银行推出低碳信用卡，碳金融理念可谓逐步深入人心。但是目前有关低碳排放的金融类产品在我国是很少的，只有少数银行推出类似低碳产品，例如兴业银行、光大银行在内的两家银行推出低碳信用卡等。可以讲，适用人群数量相对我国人口来说依然是少之又少，并且目前该两款低碳金融产品针对的目标群体依然是企业或团体，极少针对个人。尽管各个政府部门、各大金融机构、商业企业等都在利用各种方式大力推动人们的环保行为，但是效果却不尽人意，比如碳普惠平台。碳普惠平台是最具影响力的低碳经济官方门户，推动低碳产业、低碳生活、低碳城市及低碳技术、低碳融资、低碳项目，并鼓励大众在日常生活中要尽力减少能量的消耗，从而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减少大气污染，减缓生态恶化。尽管平台在多方面鼓励人们节能减排，但是，根据平台给出的数据，平台会员约为一万人。这个数量相对其他公众平台来说是比较少的。而且很明显，该平台的合作商家、活动、统计规则等其实是简单而又少数，不能起到很好的激励每个人节能减排的作用。而在我国，像碳普惠这样的低碳平台只有少数，更不用说应用软件。目前国内外开发的节能减排应用工具的数量都非常少，像国外Pollution、Green me等一些环保类软件，都是简单的以知识普及和分享交流为主的应用软件。而本工具则是结合节能减排和金融产品的助手式软件，除了帮助个人记录自己的节能减排行为，还有刺激个人节能减排的功能。

1.2研发意义

为激励个人的节能减排行为，促进社会节能减排意识的养成，通过结合节能减排和金融产品的助手式软件，帮助个人记录自己的节能减排行为，还有刺激个人节能减排的功能，“让节能减排，从我做起”。响应我国“十二五”节能减排发展规划，响应全球节能减排发展趋势，积极迎合环保应用软件发展趋势。

二、设计方案

该工具的原型使用mvc框架进行结构化设计，使用UIkit框架进行界面的搭建，后台拟使用coredata数据库进行数据的持久性储存开发流程可以简单的概括为应用规划、架构设计、界面设计、数据操作与存储、业务实现以及页面跳转。该工具具体需要包含六个功能。

排碳量和减碳量计算的智能统计功能，包括衣、食、住、行、用等多个方面。排碳量：其中衣包括购买衣服件数、洗衣用品使用量；食包括吸烟数量、喝白酒数量、喝啤酒数量、肉类消费、粮食类消费；住包括用电、煤气、天然气、燃煤、集中取暖、装修用品；行包括飞机、火车、轮船、地铁、公共汽车、低油耗小轿车、中油耗小轿车、高油耗小轿车；用包括塑料袋使用量、纸制品、一次性筷子；减碳量：步行里程、骑自行车里程、使用环保袋次数等等。资讯推送功能。进入app会请求用户是否进行定位，在app首页会有大学城公共自行车点，公交车站的地图，点开可查阅离自己最近的站点。还有当天大学城的PM2.5值和天气。并且在软件的首页，设有经过专业筛选的环保新闻推送窗口。环保知识普及。采取知识问答冲关的的形式，普及环保知识。同时，及时推送环保相关的新闻。个人成长计划。用户注册账号后，会有属于自己的一个环保成长计划。用户可以每个星期给自己安排需要参加的环保活动或者需要达到的节能减排指标，每完成一个任务，会给用户以积分形式累积，之后可换取碳币。当达到累积积分为一定数目后，会有一个荣誉称号。换物栏目中的部分商家可能会对所出售的低碳商品设置购买权限，比如要拥有哪个荣誉称号的用户才可以购买。除此之外还包括特色活动，有换物、众筹、拼车、其他活动等四个部分。其中，换物是指当用户积累一定碳币之后，可以用碳币去换取一些低碳产品，这些低碳产品由合作商家提供。又或者可以换取公共自行车的租用权等等。当然，如果碳币不够，可以换折扣券，然后用折扣券购买低碳产品。众筹是指学生团队或者社团等组织或学生个人有关于环保的创新想法或者环保活动，希望通过众筹募集资金。拼车是指统一出发点到同一目的地的两个用户拼车活动。其他活动是指其他一些由学生或组织发起的环保活动，希望征集参与者。当然，活动时会通过系统审核，也会标明时间地点等详细信息，还有是否属加碳币活动。

三、未来效益

碳减排行动方案范文第4篇

关键词：低碳经济；两型社会；现状；设想

一、引言

近年来，能源短缺和环境污染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问题，发展以低能耗、低排放为标志的“低碳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河北在经历了过去若干年的长期经济高速增长后，面临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迫切任务。近年来，中央强调“以人为本”走科学发展之路，建设和谐社会和两型社会，其实是在中国强劲增长动力之上增加一个平衡器。对于过分依赖煤炭、工业偏重、环境容量有限、环绕京津的河北而言，要在新一轮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就必须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改变唯GDP论的驱动模式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目标和战略举措来抓。发展低碳经济，正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路径和必然选择。

二、国外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与实践

（一）英国。低碳经济的先驱英国早在2003年就率先提出了低碳经济的概念。2005年英国建立了3，500万英镑的小型示范基金。2008年英国颁布了《气候变化法案》，承诺到2050年将实现温室气体排放量降低60%的长期目标。2009年4月布朗政府宣布将“碳预算”纳入政府预算框架，使之应用于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并在与低碳经济相关的产业追加了104亿英镑的投资，英国也因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公布“碳预算”的国家。2009年7月15日，英国政府公布了发展低碳经济的国家战略。

（二）欧盟。欧盟在低碳经济发展方面整体水平较高。欧盟碳市场（EU ETS）是目前全球最先进的交易体系，该市场目前不同类别的碳价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最具价值的碳交易市场价格。欧盟通过碳交易实现两个目标：一是促进私营经济参与低碳转型；二是借由交易盈利为欧盟发展世界领先的碳技术筹措资金。欧盟还实施经济与技术援助在内的项目目标式战略，如积极支持清洁能源项目建设。2010年11月10日欧盟委员会出台一份新的能源战略——《能源2020》，拟在重点能源领域实施更加细化的行动计划。

（三）美国。美国在低碳经济发展方面也一直在暗自发力。美国政府的举措可分为节能增效、开发新能源、应对气候变化等多个方面，其中新能源是核心。2009年《美国复兴和再投资计划》、《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2009年美国绿色能源与安全保障法案》和《美国清洁能源和安全法案》的均旨在加大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美国在新能源、低碳技术等方面的大力投入，世人有目共睹。

（四）日本。日本作为亚洲低碳经济的倡导者，也在不断坚定着低碳发展的步伐。2007年6月，日本内阁会议制定《21世纪环境立国战略》，确定了综合推进低碳社会、循环型社会和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建设目标。2008年5月，日本环境省全球环境研究基金项目组了《面向低碳社会的12大行动》，其中对住宅、工业、交通、能源转换等都提出了预期减排目标，并提出了相应的技术和制度支持。同年6月，日本首相福田康夫提出了防止全球气候变暖的政策，即着名的“福田蓝图”，这是日本低碳战略形成的正式标志。2009年4月，《绿色经济与社会变革》的政策草案出台，旨在通过实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等措施，强化日本的低碳经济。

（五）韩国。韩国2008年9月制定了《低碳绿色增长的国家战略》，明确了2009～2050年的低碳绿色增长总目标。以此为主轴，立法机构负责描绘法律框架，2010年4月14日公布了《低碳绿色增长基本法》；行政部门制定了阶段计划，韩国环境部新设“温室气体综合信息中心”，推行一项旨在到2012年前达到年均能耗下降1%～6%的计划；科研部门发展绿色技术及其产业，外汇部门发展“旅游”等货币资产项目。

（六）印度。印度是CDM项目大国。印度在《京都议定书》还未生效的时候，就看好并着手CDM项目，还专门成立了一个管理CDM项目开发的部门，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支持企业和中介服务机构发展CDM项目的政策。目前，印度在利用CDM机制方面走在了发展中国家的前列。此外，印度还通过各种途径致力于国内的减排行动，包括对煤炭征收碳税为清洁能源提供资金支持。

（七）巴西。巴西政府以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热带雨林为出发点，结合农业和能源产业发展新能源替代产业。如，成立了一个跨部门委员会，该委员会由总统府牵头、14个政府部门参加，负责研究和制定有关生物柴油生产与推广的政策与措施。目前，全巴西境内27个州，有23个州建立了研发生物柴油的技术网络。金融支持政策是巴西政府出手的另一项拳头措施。国家银行推出各种信贷优惠政策，为生物柴油企业提供融资；央行设立专项信贷资金，鼓励农户种植甘蔗、大豆等作物，满足原料需求。除此之外，巴西政府还大力号召和推动国民的低碳生活方式。

三、河北低碳经济发展现状

河北发展低碳经济具有明显的优势：

（一）地理位置优越。河北省处于我国第三经济增长极“京津冀环渤海经济圈”的核心腹地，同北京、天津构成了闻名遐迩的“金三角”。借势京津辐射优势，构建河北低碳经济区，具有获得国家战略支持的良好前景。

（二）资源禀赋良好。河北省蕴藏着丰富的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清洁可再生能源资源，是改善能源结构，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资源基础。

（三）前期基础坚实。为缓解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努力构建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河北自2007年开始实施“双三十”工程以来，积极推进节能减排，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不断取得新突破。在发展新能源方面，河北已经投产的风电装机规模居内蒙古和吉林之后，排名全国第三；在光伏发电领域，河北省也走在了全国前列；保定新能源产业发展迅速，并已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集群，构成了建设低碳城市的良好基础，2010年7月国家发改委确定保定市为首批开展低碳工作的城市试点之一；以“生态科技”、“创新”为理念的曹妃甸国际生态城，目前已经进入全面开发建设阶段，作为当今世界四种类型的低碳生态城市之一，曹妃甸国际生态城的建设同样有助于低碳经济在全省范围内的崛起；河北在建筑节能方面也取得了积极进展，全省大部分城市新建建筑80%达标，唐山市新建建筑100%达到节能标准；在“节能减排”方面，河北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基本实现了“十一五”规划目标；2009年河北省经济工作会议把加快建设唐山新能源汽车、张承千万千瓦级风电、保定中国电谷、宁晋晶龙等新能源产业基地作为2010年重要经济工作之一，为河北省的经济低碳化发展确定了方向。

转贴于

但是，发展低碳经济是一项动态的、长期的系统工程，当前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仍面临许多现实挑战。一是缺乏有效激励机制，政策支持体系还不完善，尚未形成稳定的政府投入机制和金融系统支持机制；二是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的重要阶段，对能源需求呈快速增长态势，碳增长是刚性的，短期内跨越资源、能源瓶颈约束是主要难题；三是以煤炭等化石燃料为主的能源结构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将是长期制约因素；四是整体科技水平落后，低碳技术研发能力有限是最大制约；五是河北工业特别是钢铁、装备制造和石油化工等重化工业比重偏高，“高碳”产业特征明显，低能耗的第三产业和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比重偏低；六是低效企业众多，单位能耗偏高，要彻底淘汰这些落后产能，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尚需时日；七是高耗能的基础设施、机器设备以及个人大件耐用消费品在河北占有大比重，短期内改造很难，从而导致高碳排放锁定，构成潜在风险；八是人们低碳消费意识尚未普遍形成。

四、发展河北低碳经济的设想

借鉴与参照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与实践，立足河北现状，积极寻找适合自身的发展路径，对河北今后实现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第一，明确低碳发展战略。战略是行动的指南，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行动的总体安排。将低碳经济发展作为重点纳入全省总体发展规划，制定低碳经济的全面方案和行动路线，形成一个可操作性强的低碳经济发展蓝图。同时，将二氧化碳减排作为约束性指标列入“十二五”规划中，以制度形式来限制温室气体的排放，努力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模式的低碳转型。

第二，细化低碳支持政策。细化政策支持是落实战略目标的关键所在，有助于形成低碳经济发展的长效机制。因此，需要省人大专门委员会、省有关经济、环境保护和税务等部门密切协作，探索建立适应河北省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为低碳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科学合理的制度支撑。

第三，开发低碳居住空间。加强建筑节能技术和标准的推广，开发低碳住宅已势在必行。建议引入能效标准和标识制度；提高建筑节能标准，加大标准的检查、执行力度；鼓励能源服务公司对既有高耗能建筑进行节能改造；推进建筑节能材料的产业化发展。

第四，构建低碳城市公共交通系统。城镇应该大力发展公共交通系统，提高公共交通分担率，控制私人轿车无节制增长；加快发展城市轨道交通和城际高速铁路，形成立体化交通体系；不断提高强制性的汽车燃油效率标准，促进汽车改善燃油效率；同时，大力发展混合燃料汽车、电动汽车等低碳排放的交通工具。

第五，积极倡导低碳生活方式，培养居民“碳中和”理念。通过对“碳中和”这一理念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分解和对低碳生活方式的大力提倡，可以使人们深刻了解到生活中习惯和细节的改变可以起到减少碳排放、促进碳中和的作用，拥有越来越重要的环保意义。每一件生活用品，大至家电小到玩具、书籍和摆设，都有无穷的改进空间，投入智慧就意味着减少每一个环节的碳排放。个人的积极行动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就可汇聚为行为减碳的威力，对减缓全球气候变暖意义重大。

第六，先行试点示范，总结经验逐步推广。在低碳转型的方向下，为了改革过程不可逆转，同时使改革不确定性所引起的风险是可承担的，应当坚持渐进式改革的路径，采取“先试点，后推广”的路径。可以选择一个或者几个特定的地区或行业来先期试点，先在局部取得经验，再逐步扩大，最后在全省范围内推广改革经验。

五、结语

没有人会反对增长，因为这是繁荣和福祉的基石，需要调整的是增长方式。置身在一个有限的世界，告别“竭泽而渔”的野蛮增长，倡导低碳转型，发展低碳经济，不仅是对我们过往所保持的唯经济发展单一维度评价体系的深刻反思，也是为了迈向更为人道和可持续的增长轨道，必将成为影响未来若干年河北增长后劲的重要因素。

主要：

[1]如明.发达国家温室气体减排策略[J].中国科技投资，2006.7.

碳减排行动方案范文第5篇

关键词:碳排放 气候变化 减排政策 环境的库兹涅兹曲线

对气候变化从经济学角度进行系统的研究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最开始的论证气候变极少部分是由于人类的活动所产生的二氧化碳引起的,对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控制有助于减缓气候变暖。这是碳减排的实施的科学依据,在这个基础上使得探讨碳减排的方式成为可能。由于二氧化碳排放问题属于“公共物品”,具有外部性,这种外部性的影响无法通过市场的方式来解决,很多研究者从公共品角度进行了研究。碳排放产权的界定通过什么方式进行。关于减排方式方面,主要有基于市场的政策和行政政策,基于市场的政策有碳排放税,配额交易,行政政策有排放许可、各种规制。对于不同碳减排政策研究者发展了多种经济模型做了效果评价。关于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者试图寻找经济增长、人均收入、经济发展阶段等经济变量与碳排放的关系,许多研究者对环境的库兹涅兹曲线(EKC)进行验证,探讨了碳排放量与人均收入的关系,并试图从经济理论上进行解释,还有的研究者对EKC的形式进行拓展。

一、关于气候变化问题的研究

对气候变化从经济学角度进行系统的研究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 Nordhaus(1993)是这一时期被广泛引用的标志性著作。文章从气候变化的科学背景出发分析了温室气体效应,温室气体效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估计了二氧化碳加倍的假设条件下对美国各行业的收入影响,对收入的总的损失达到50.3亿美元,并且提出的有效政策是在排放量减少的边际成本和由于排放量减少而减缓的气候变暖而带来的边际收益相等处征收碳税为最优选择。

气候变化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困难在于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全获知气候的变化,特别是局部气候的变化,这些研究的粗糙性决定了对经济影响研究的不精确。尼古拉斯•斯特恩(2006)从经济学角度看气候变化的报告,评估了在气候变化背景下向低碳经济转变以及采取不同适应办法的可能性,并分析了气候变化对英国等国家经济的影响。到下世纪初,全球可能因气候变暖损失5%～20%的GDP。Cline(1992)最初提到了折现率的问题,有关折现率详细的讨论见stern review(2006)及WEITZMAN(2007)。WEITZMAN(2007)对斯特恩报告做了评述,指出报告中提出的“采取立即行动稳定温室气体是因为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强劲的、及早的行动所获得的收益超过成本”, Richard S.J.Tol(2004)运用概率密度函数的方法对100种左右的估计结果进行分析,二氧化碳排放的边际损失成本不会超过$50/Tc。

二、有关碳减排政策措施工具的文献

经济主体以碳排放的方式对社会施加外在成本,由于碳排放使得气候变暖,解决这种负的外部性的一个办法是对碳排放行为施加一个价格,使得碳排放的成本内在化。理想的价格是对碳排放征收带来的损失的边际成本的排放税--庇古税。但是实际经济中政策制定者一般采用“命令加控制”的政策工具,比如排放许可和强制使用特定的污染削减技术,而不是简单的使用排放税这种价格工具。关于控制碳排放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通过碳排放数量控制,比如国际协议确立减排指标(斯特恩)、《京都议定书》是从减排数量方面控制;另一种是从价格方面Nordhaus(2006、2007)实施碳排放税;还有a补贴、自愿协议、政府的直接管制等。从范围上进行分类主要包括国际层次和国家层次,国际层次的政策工具主要是《京都协议书》规范的国际排放税(碳税)、排放权贸易、联合履约、清洁发展机制等。现有的碳减排机制方面,大体上分为两类:一类是基于市场的方式,另一类是基于行政政策的方式。基于市场的方式是根据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原则,以最小的成本实现减排目标,碳排放政策实施:1、经济和准经济政策(税收、补贴、价格支持);2、规制和准规制政策(如政府规则、许可标准、自愿项目等)。很多研究者倾向于排放税优于管制,有关的研究主要分为:碳排放税对微观经济的影响,比如对消费者、生产者的影响;通过对不同碳税征收水平的模拟,分析碳税对减排效果的影响,对经济增长、投资、能源消费水平、进出口以及相应的国际竞争力等宏观变量的影响。

克莱因Cline(1992)论述了减排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自愿的减排,经过对温室气体危害的科学论证后,第二阶段的强制减排,包括贸易制裁,又考虑到对自由贸易的影响;注意到温室气体减排存在“搭便车”的问题,污染减排是一种典型的“囚徒困境”,提出互惠策略或者“互相惩罚”策略的解决办法。在碳税的分配影响方面,已有的实证研究的路径主要有:财政负担怎么分配,财政收入使用的分配效果是什么,谁从积极的环境效应中受益。最后一项是比较复杂的研究:环境收益的分配(避免的成本),气候的变化是全球的问题,充满了不确定性,受益人是下一代或者其他地方的居民。

19世纪60年代研究者们大多致力于排污费的研究,加拿大政治学者约翰•戴尔斯(John Dales 1968)提出,作为排污费收费系统的替代物,可以引入可转让的产权体系来管理环境质量。关于排放权分配的方式: Hahn(1984)认为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中,排污权的初始分配会影响排污权交易的效率,因此选择合适的排污权初始分配方式至关重要。初始排污权分配模式主要有政府免费分配、公开拍卖以及两者结合的三种分配方式。在国际气候谈判中关于排放权的分配,谈判各方的观点并不一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 2009)主张通过对历史排放权和未来排放权的界定,建立了一个全球碳减排行动的框架,提出以国家作为排放主体,按人均相等的原则来界定各国历史累计排放权和未来初始排放权;张建等(2009)对碳税和碳排放交易对各行业的影响进行研究,考虑到碳税和碳排放交易机制对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会产生影响,运用CGE模型和lee提出的计算模型分析对我国各行业的综合影响。结果表明,合理的碳交易机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间接碳税对中国能源行业的影响,并且溯往原则作为碳排放权配额分配方式更符合中国的经济现状。

三、碳排放与经济发展关系

已有的研究试图发现碳排放与经济发展的关系,Grossman和Krueger提出经济增长通过规模效应、技术效应与结构效应三种途径影响环境质量:规模效应,经济增长要增加投入,进而增加资源的使用,更多产出也带来污染排放的增加;技术效应,高收入水平与更好的环保技术、高效率技术紧密相连;结构效应,收入水平提高,产出结构和投入结构发生变化。关于环境库兹涅兹曲线,很多实证进行了研究。最早的关于环境质量和人均收入关系的实证研究是格鲁斯曼和克鲁格(Grossman and Krueger 1991)关于城市空气质量的研究。他们发现当一国的人均收入达到4,000-5,000美元的时候经济增长倾向于减轻环境污染问题,这说明经济增长和环境并不是完全的冲突。

国内的有关研究有:蔡等(2008)通过拟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预测排放水平从提高到下降的转折点,考察了中国经济内在的节能减排要求,对于温室气体的减排来说,被动等待库兹涅茨转折点的到来,已无法应对日益增加的环境压力。在这种情况下,需要依靠中央政府的决心、地方政府和企业转变增长方式的动机,加大激励力度,以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佘群芝(2008)提出倒U型EKC仅是一般化环境―收入关系的一种,不能说明环境质量与收入水平间的全部关系,EKC更多地反映地区性和短期性的环境影响,而非全球性的长期影响。国内有关实证模型的研究:高鹏飞等(2002)建立了一个中国MARKAL-MACRO模型,研究了征收碳税对中国碳排放和宏观经济的影响,得出了以下结论:征收碳税将会导致较大的国内生产总值损失;存在减排效果最佳的税率。但是这一模型没有考虑到碳减排对能源消费的影响,产生的环境收益以及碳税收的返还性。魏涛远等(2002)利用一个中国可计算一般均衡(CNAGE)模型定量分析了征收碳税对中国经济和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研究表明,征收碳税将使中国经济状况恶化,但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将有所下降。从长远看,征收碳税的负面影响将会不断弱化。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通过征收碳税实施温室气体减排,经济代价十分高昂。张明文(2009)突破了以前的基于理论的情景的研究,运用面板数据来分析碳税对我国各省市经济增长、能源消费与收入分配影响,利用资源税代替碳税,运用1995-2005年各省市能源消费数据,将能源要素引入到生产函数模型,运用广义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发现资源税的增加对大部分地区经济增长起拉动作用,并从私人投资和政府整体投资角度进行解释。刘小川等(2009)对减排政策工具特点进行分类、从减排作用的范围、借助市场力量的方式、减排成本的确定性大小等方面做了对比分析,提出我国碳减排的优化选择,近期以排放权交易为主,逐步过渡到远期的以碳税为主。

参考文献:

[1]MARTIN L.WEITZMAN. “A Review of The Stern Review on 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2007

[2]Metcalf,G.E. "Market-based Policy Options to Control US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09

[3]Nordhaus,W.2008,The Challenge of Global Warming: Economic Models and Environmental Policy, Yale University, New Haven Connecticut

[4]Stern, N.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 The Stern Revie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2007

[5]鲍莫尔,奥茨.环境经济理论与政策设计,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6

[6]蔡,都阳,王美艳.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节能减排内在动力.经济研究,200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