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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过来工作,我们主要是坚持七个不放松。具体是:
一、抓住提高思想认识,树立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和健康第一的理念不放松
我们始终将提高领导小组成员和全社会的认识作为重中之重,加大宣传力度,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深入推进活动实施。,我区成立了以区政府办公室一名副主任为组长,教育、体育、卫生、团委、工商、药监等部门分管副局长,为副组长的宝坻区行动计划推动组。根据实际工作范畴,明确了推动组成员职责分工,制定了工作计划和实施方案。并实时对因工作调动、离岗休息等原因,离开原单位的推动组成员进行调整、充实,保证推动组领导班子健全。坚持定期会议制度,我们每季度召开一次推动组成员会议。主要是听取各单位围绕青少年健康行动计划,结合本单位职能,工作开展情况。对各单位的工作进行检查、分析、提出改进意见。我们还将每年第四季度会议,作为总结工作、布置新任务的时间,总结全年的工作成绩,安排来年任务,使各成员单位行有指南,动有方向,保证各项工作落实。五年坚持下来,提高了大家对关心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思想认识,使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和健康第一的理念深入人心。
二、抓住学校课间活动和社区健身运动开展,努力提高青少年健康不放松
学校以阳光体育和体育与艺术2+1项目为载体,社区借力全民健身运动的开展,大力提高青少年健康素质。
一方面,协调教育局主要做好四项工作:一是坚持做好体育教师培训工作。通过培训和基本功比赛,提高体育教师业务素质,增强实际教学效果,解决乡镇学校体育教师不足的现状,为开展活动奠定扎实基础;二是推动学校体育活动开展。按要求确保中小学体育课开齐、开足。收集了《学校趣味体育游戏集锦》和《民间体育游戏》供中小学选择使用,丰富中小学大课间活动,提高广播体操和体育游戏活动质量,潜移默化地在青少年心中树立了“健康第一”和“每天锻炼一小时,健康工作五十年,幸福生活一辈子”的理念;三是配合活动开展,组织中小学田径运动会、篮球和乒乓球比赛、体操汇演以及“宝坻区中小学体育游戏比赛”等,丰富学生校园生活。四是将各校开展青少年身心健康行动效果,列入教育局对基层学校的千分评估考核体系,作为重要内容参评,极大地调动了各校的积极性。
另一方面,协调体委等有关部门,借力全民健身运动开展,主要做好三项工作:一是建好社区活动场地、健身广场等,搭建好活动平台,设立乒乓球、篮球等适合青少年的体育项目,满足他们校外活动需求;二是安排好活动时间,中午、晚上放学后和节假日对青少年开放,保证他们合理安排学习和活动时间;三是发挥好老同志作用,组织好青少年校外活动,既做到老少同乐,又保障青少年活动安全。
三、抓住为青少年活动办好事、办实事、真办事不放松
我们在为青少年参加体育活动,锻炼身体,提供和创造了必要条件,协调各有关部门做了大量实事、好事,体现了为青少年健康成长真办事。据不完全统计,仅,各单位在改善青少年活动方
面资金投入达830多万元。如今年1月,通过协调,我们为全区在校青少年提供足球10000个、运动套装720套、运动单裤6730个,均已发放到各中小学校,保证每8个人一个足球。又如区体委加大健身广场建设力度,近几年建设数量均呈两位数增长,在全区766个行政村中,已经有647个行政村建立了健身广场。再如各有关乡镇村在区体委建设健身广场的基础上,加大投入力度,扩充活动场地、增加活动面积、丰富活动项目、配备活动设施、改进活动方式,为青少年开展健身活动提供了良好条件。区教育局在区委、区政府的重视支持下,近几年累计投入资金3800多万元用于学校修建操场、更新体育器材等,有效满足了在校青少年活动需求。
四、抓住发挥“五老”作用,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作贡献不放松
组织“五老”发挥好作用,对于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至关重要。因此,我区在乡镇村成立关心青少年儿童健康行动小组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老同志职责。一要大力宣传青少年健康成长知识,提高青少年参与活动的意识,使健康理念扎根青少年。如我们整理的《校园趣味体育游戏集锦》和《民间体育游戏》,老同志不仅参与收集、起草工作,而且积极宣传。二要组织好青少年校外活动,丰富青少年活动内容,改进活动方式,将青少年吸引到健康文明的活动中来,以此减少不良文化的影响。如在每年开展的8月8日全民健身活动周的活动中,老同志积极参与协调组织,起到很好的助推作用。三要结合青少年成长实际,加强涉及青少年体育、卫生方面的调研,提出改进意见建议,为有关部门改进工作提供依据。近三年来,共有30多名老同志分别以不同形式提出建议45条,被有关部门采纳,促进了工作开展。
五、抓住宣传典型,推广典型经验不放松
宣传典型,以点带面,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们始终作为推动全区工作开展的重要方法,一贯坚持。4月29日,我们在口东镇黑狼口中学召开了大课间活动展示现场会,实地观看了青少年开展活动情况,推广了该中学的经验和做法。乡镇街道关工委主任、常务副主任(老同志)、部分村关工委和总校长参加了会议。此后,大课间活动在全区所有学校得到开展,掀起了校园课外活动的,使学校阳光体育和体育与艺术2+1项目走上规范化、科学化道路。在每年的关工委工作会议上,我们都有介绍关心少年儿童健康行动计划开展情况的内容,邀请部分基层单位介绍经验和做法。如史各庄镇杨辛庄村开展青少年校外活动的做法,在区关工委成立15周年纪念大会上作了发言,反响很好,使此项活动在各乡镇村得到有效推广。
六、抓住发动社会各方面,支持青少年健身运动开展不放松
学生家长和社会各方面支持学校开展体育运动,是提高青少年健康素质的前提。我们紧紧抓住家长学校,通过加强宣传和具体实例引导等方式,切实提高学生家长和社会各方面认识,共同支持青少年体育活动开展,收到实际效果。有的学生家长为使青少年取得好的锻炼成绩,为他们购买了乒乓球拍、篮球、足球、运动鞋和服装等;有的与青少年一同健身活动,父子同台、妻女同场;有的出资支持改善条件、赞助举办运动会,如春起国美电器城总经理迟春起同志,连续四年支持学校举办运动会,具体支持了青少年体育活动开展。
七、抓住净化社会环境,保持青少年身心健康不放松
一、扎实推进“三城同创”等各项考评工作
现阶段,我市正力争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各校要继续根据《关于推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的通知》文件要求,对照学校实际情况,针对实际工作的重点与薄弱点,强化各项工作的管理与落实,及时收集、归档各项工作的软件材料。积极配合市委文明办落实好一年一度的省公共文明指数测评和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测评。各小学要按照市委文明办关于市乡村(社区)少年宫建设工作的有关要求,努力创设条件,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和管理办法,推进乡村(城市)学校少年宫在开展活动常态化,不断丰富未成年人的课余文化生活。
积极推进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国家级生态市创建工作,各校要充分利用宣传栏、橱窗、校刊简报、LED显示屏等宣传媒体,营造浓厚的创建氛围,要开辟“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国家级生态市”宣传专栏,宣传环保知识;并将环境教育纳入全市中小学(含中等职业学校)地方课程,保证每学年12课时以上。具体要求详见《关于加强创建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国家级生态市工作的通知》(融教[2013]80号)
各校要继续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工作,努力配合有关部门积极开展文明学校、环境友好型学校、校园文化建设先进(合格)校等评选推荐工作。
二、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
积极开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建立健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机制,形成完善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网络。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中国梦”的主题教育渗透到课堂教学、社会实践和校园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贯穿于未成年人成长的各个阶段,引导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与关工委等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大力开展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老少共筑中国梦”主题教育活动。
围绕“三个倡导”基本内容,深化“做一个有道德的人”主题活动,通过日行一善、洒扫应对、认星争优等系列活动,引导青少年学生树立正确的道德价值观。不断规范道德讲堂的建设,充分利用道德讲堂、乡村(城市)少年宫等阵地,广泛开展多种形式的主题实践活动。
以传统节日(纪念日)、书香校园、校园文化节等为切入点,深入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教育活动,加强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充分发挥“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育人的实效。结合“三城同创”工作,深化学雷锋志愿服务行动和生态文明教育,努力形成“三爱”(爱学习、爱劳动、爱祖国)教育和“三节”(节粮、节水、节电)活动有效形式和长效机制,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构建家庭、学校、社会紧密结合的“三结合”教育体系,畅通家校沟通机制,充分发挥学校的主渠道、主阵地、主课堂作用,发挥各级关工委职能,举办好家长学校,加强学校与家庭、社区的联系,共同做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规范和落实家长学校及家访制度,推进网络家长学校建设,促进学校与家庭在对学生教育管理过程中相互认同、相互补充、相互协调。
三、进一步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加快市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发展中心建设进度,尽快建成并投入使用。依托中心力量,加大心理健康教师师资培训力度,继续组织教师参加心理通识远程培训,通过开展心理健康教育讲座、研讨活动、送教下乡等多种途径提高教师心理健康教育能力和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水平。
加强对各校规范建设心理咨询室的指导工作,各校要经常性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建立健全心理健康档案,努力形成心理健康教育体系,培养学生健康心理和健全人格。
四、特别关注未成年人特殊群体的教育管理
致力于打造快乐校园,提高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单亲家庭、贫困家庭等特殊群体孩子的关注度,让这些孩子感受到集体的关怀和温暖,保证他们的身心健康。特别对留守儿童的教育要更加细致,保证他们的心理健康。进一步完善特殊学生群体建档制度,建立特殊学生帮扶专档,开展关爱活动,通过建立保障机制,关注特殊学生的成长。对贫困家庭的学生,将继续与市慈善总会、市政协密切配合,争取更多的社会关爱,广泛深入开展助学工作,促进我市教育和谐发展。
五、深入开展法制法纪教育
扎实开展中小学学生法制教育工作,落实好《品德与社会》、《思想品德》、《思想政治》中涉及到的法制教育内容,要在语文、历史、地理等课程中渗透法制教育内容。合理安排专门课时用于法制教育。要保证现有课程教授和渗透法制教育内容的时间,不得挤占、减少法制教育应当占用的课时时间。
以法治教育为切入点,全面统筹安排中小学学生的安全、环境保护、道路交通安全、消防、禁毒、国防、知识产权等专题教育,在各专题教育中融入相关的法律知识,注重培养学生的法律意识。
有计划、目的地组织以学生为主体参与的模拟法庭、绘画比赛、演讲比赛、法治征文、观看法制电影等法制教育活动。有条件的学校要组织学生参观监狱或者联系旁听法庭庭审等活动,让学生切身感受违法犯罪的不良后果,教育学生正确处理日常矛盾和纠纷。在全国法制宣传日期间,要举办学生参与的法制宣传月或者法制宣传周活动。
六、实施“幸福教育”
以“温馨班级”建设为切入点,从孩子的需求和快乐出发,优化班级自然和人文环境,使班级充满生命情怀,成为幸福的小集体。按照红十字会的有关要求,组织开展生命教育,倡导“生命化教育”过程,加强对学生“即时、即事”的发展性指导,激发学生对生命的珍惜、对梦想的追求,使教育真正成为学生体验幸福成长、奠定一生幸福的过程。
七、完善实践育人机制
组织青少年开展力所能及的生产劳动、爱心公益活动和形式多样的志愿服务,促进学生实践活动的多元化。根据不同学段学生的需求,策划多种内容、不同时长和路线的社会实践方案;完善学生实践活动安全机制,广泛组织学生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并将中小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情况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
关键词:新课改 心理问题 心理健康教育
走近新课程,感悟新课程,“为了每一位学生的发展”。新课改背景下的教育教学比过去更关注每一位学生的喜怒哀乐,更关注人的情绪生活和情感体验,更关注人的道德生活和人格养成,更关注学生的尊严。的确,我们要培养的不仅仅是知识性的人才,更重要的是培养适应新时代竞争社会的人―心理上的强者。因此在课程改革中科学、有效地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显得尤为重要。
近年来,市场经济大潮的不断冲击,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升学、就业的压力,家庭破裂,单亲子女以及独生子女教育等诸多问题,使当今的中小学生出现的心理困扰越来越突出。如,意志脆弱,经不起挫折,以自我为中心,合群性差,依赖性强,独立自主能力差,厌学,乃至少数学生逃学,网络成瘾等现象时有发生,就状况而言,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尤为重要。
一、发挥家庭教育功能
开展心理健康教育,仅仅依靠学校是不够的,学生的心理,学校只能在极有限的时间和空间进行矫正和引导,环境和家庭也尤为重要。可以说,大部分青少年的心理障碍都与其父母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取得家长的合作,帮助家长发挥他的教育功能,对于改善和预防孩子的心理障碍,帮助孩子成才极为重要。良好的心理素质需要良好的家庭的教育培养,学校要与家庭紧密配合,教师与学生家长要加强沟通,时刻关注学生存在的心理问题,对家长给予适当的指导,对学生给予及时的疏导。如学生应试心理差,教师可引导家长要以平常心态看待,家长的唠叨、在意、期望高,都会给孩子造成太大的压力。再如青春期的性教育、人际交往技巧和意志力的培养等都需要发挥家庭教育功能。有些中学生有社交恐惧心理,少与人交往,害怕不被人接纳,或嫉妒别人,或看不惯别人,或男女交往的困惑等,家长应鼓励孩子多交友,在择友上加以指导,培养社交技巧,过多指责、约束孩子反而会使自己的孩子在社交中缺乏自信。父母在孩子成长过程中,应正确引导孩子,加强交流,培养孩子健康的心理。
二、教师是实施心理教育的主体
教育部《关于加强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指出:中小学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应全面渗透在学校教育的全过程。这就是说,心理健康教育单靠几个专职教师是不够的,必须是全体教师广泛参与。教师要本着以人为本、以学生发展为主的原则,不断更新观念,不断改变教学方式,尊重学生,缩短师生之间的心理距离,促进学生的心理得到健康调整。
1.改变评价方式
学生的自卑心理大多来自教师对学生的主观评价。一些教师凭主观感情,偏爱成绩好的尖子生,对中层生漠不关心,对后进生全盘否定,出语不逊,这无疑给学生带来极大的心理压力及负面影响,可能使许多学生产生自卑心理,甚至对学生的自尊心、自信心都会产生不良影响,严重影响学生的身心健康。被誉为“德国普通教育之父”“德国教师的教师”的19世纪德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教育家第斯多惠曾说过:“严厉的面孔和训斥、咒骂学生是一种恶劣的行径”。我们应学习借鉴英国教育的优点,英国教师对学生评价时从不吝啬自己的溢美之词,对学生的赞扬体现在具体细微中,一点点的进步,都会被他们非常郑重地夸奖一番。我们对待每个学生都应一视同仁,绝对不能挖苦、讽刺学生,应以一颗宽容慈爱之心爱护关心学生。教师应掌握心理健康的技能。教书育人是教师的职责,教师除传授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外,还应培养学生健康全面。
2.不同的学生应该采取不同的方法
在班级中,教师经常会将学生分出好、中、差三等。对于这三类不同的学生,在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的时候,应当针对他们在班级位置的不同采用不同的办法,对症下药。
“好学生”在老师的眼里是各方面都好,很少对他们进行批评教育,久而久之,他们中的一些人就产生了优越感,认为自己比别人强,事事都行,这样当他们一遇到困难时就会束手无策,对眼前的困难感到茫然,从而产生了畏惧心理,停滞不前,这是很可怕的一种现象。所以,我们对这类优生应适当的给予“批评和打击”,但千万不能伤到他们的自信心。对其进行挫折教育,让他们的抵抗外部不幸的能力能够得到逐步提高,以便在将来的学习和工作中能抵挡得住更大的压力与困难。
我们还应细心观察后进生自身的特点,寻找各种原因,然后制定出培养计划及活动方案,为他们特长的培养和发展创造一定的条件,从而树立他们的自信心,以利于他们健康心理的养成。
3.开展心理咨询活动
在校中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日趋严重,许多学校都建立了心理咨询室,有的还配备专职的心理咨询师。学生通过咨询、倾吐和宣泄,释放心理压力,解决心理困惑和矛盾。据了解,咨询的学生反映出的心理问题主要有:压力重造成的自卑、抑郁、狂躁、恐惧等情绪情感问题,人际关系问题,无法自制的不良行为问题,青春期困惑的问题等。行为咨询的先驱者克罗姆布鲁兹指出“咨询的中心目标就是要帮助每一个当事人解决他之所以来寻求帮助的那些问题。”学校心理咨询师要给予咨询学生温暖,指导他们自我调控,还要详细了解咨询学生的各种情况,尊重、理解学生,保护学生的隐私,做到既是学生的倾诉者,又是学生的咨询顾问,努力消除学生的心理障碍。我们的学生很多是需要帮助的,除了求助于心理咨询师外,学校还可以开设心理健康课程,举办心理健康讲座,组织各种心理健康教育活动等。
三、创设有利于学生心理健康的环境
1、创设育人情境,促进学生心理品质的优化
目前,青少年心理和行为问题日益增多,而人的心理和行为又是密不可分的,良好的行为习惯受良好心理素质的支配,同时,良好行为习惯又可内化、积淀为一定的心理素质。因此,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不是单纯的口头说教,更应该创设各种情境,在行动中促使学生自我体验、自我认识、自我教育、自我控制,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形成一定的心理素质。
2、引导学生形成和确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奋斗目标
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是个人心理健康教育的真正保证,只有具备了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与奋斗目标,一个人才能对社会、对人生、对世界的各种事物有正确的认识和了解,才能采取适当的态度与行为反应,保持一种开阔的心胸和乐观主义精神,提高对心理冲突和挫折的耐受能力,从而防心理障碍,维护心理健康,对学生进行有的放失的教育,这是对学生心理教育的基础。我们可以在教室里悬挂国旗、国歌,名人名言、名人画像,贴警句、古训;在班会上对学生进行传统美德教育,学习雷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品质。让教室成为活教材,让墙壁说话,让提示伴随学生,让学生天天耳濡目染,日日身临其境,在不知不觉中形成和确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奋斗目标。
除此之外,我们还必须与学校、家长、科任教师紧密配合,调动和借助各方面的力量,并持之以恒地去对待,才有可能做好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关键词〕冥想训练;正念;青少年
〔中图分类号〕G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684(2014)09-0007-03
一、美国儿童青少年冥想训练的盛行
当前,使用正念冥想治疗儿童多动症、焦虑、学习困难、社交困难、问题行为的实证研究日渐增多,研究不仅训练青少年冥想,还教授亲子冥想和教室冥想的操作方法。而加入冥想和接纳技巧的教养方式被认为是继行为干预训练和认知教育之后的“第三次浪潮”,是教育教养方式的重要转换[1]。研究发现,冥想训练不仅可以有效缓解儿童的焦虑、多动,具有良好的心理治疗效果,还能有效改善小学生的认知、情感功能,减少注意损伤和负性情绪,使大脑专注力更强、记忆力更好、处理多重任务的能力更高,并能增加主观幸福感。对多动症儿童的父母进行单独训练可以增加积极的亲子互动;如果亲子都参加冥想训练,孩子服从行为会更多,教养会变得充满乐趣[2]。对多动症并发学习障碍儿童进行冥想训练,儿童自我报告的内在问题如焦虑显著减少,父母报告的儿童自我管理行为显著增加、问题行为显著减少[3]。一项针对八名15~20岁有自杀倾向的青少年进行的冥想干预发现,冥想使自我调节能力增强、自杀倾向减弱[4]。
在美国,青少年冥想训练的兴起有着深刻的时代和理论背景。首先,情感障碍发病率增加,人们越来越重视社会情感能力的提高,重视情绪劳动。然而针对情感调节和控制能力的认知教育和行为训练效果不理想。而重视情意训练的人本主义理论处于发展停滞状态,在情绪体验加工方面没有再进一步发展出有价值的指导理论。此时后人本心理学强调人与“大精神”“存在巨链”的联系,认为冥想训练可在一个崭新格局中产生影响。
其次,被美国《时代周刊》视为20世纪最伟大圣者的克里希那穆提非常重视冥想,把冥想视为自由、创造的必经之路。克氏指出:要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必须先改变个人意识。只有每个人的内心净化、安静了,整个社会的互爱、和谐、伦理才有可能。他一直强调自我觉察(觉知)以及了解自我局限、宗教与民族制约的必要,认为个体需要觉知,觉知自我的局限性,觉知思虑的危害性,觉知习惯的盲目性,才可能清醒、轻松走出思虑的困境。他认为冥想能消解过去的负面能量也能产生新的能量[5]。克氏的倡导引发了风靡美国乃至波及世界的冥想热潮。
再者,青少年冥想训练是在成人冥想卓有成效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许多研究证明了正念对疼痛管理、免疫力等各种问题的有利影响。对冥想减压项目的元分析表明,冥想干预对于缓解各种生理和心理健康问题以及健康人群的精神压力卓有成效。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补充替代医学中心网站信息显示,2010年财政拨款1003万美元援助34项与正念冥想有关的科研项目,包括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等在内的20所大学和研究机构参与研究。冥想的研究方向正逐步从缓解心理病人的症状转向探究其积极效应,如增强幸福感、怜悯和同情,促进个体身心健康和社会互动,以及青少年心理治疗、教育教养、团体拓展训练等。
二、青少年冥想训练的方法及作用机制
无论是心理治疗领域的冥想训练,还是课堂教学练习冥想,无论增强心理能力的冥想拓展训练,还是亲子冥想,都有共同的训练原则,这些原则用于日常生活的每时每刻、随行感悟。
(一)冥想的基础态度
1.不加批判:不对自己的情绪、想法、病痛等身心现象不作价值判断,只是纯粹觉察。2.耐心:对自己当下的各种身心状况保持耐心,放下功利和浮躁心态,对自己的身心保持好奇。3.初心:常保“初学者之心”,愿以赤子之心的热情和好奇面对每个身心事件。4.信任:信任自己,相信自己的智慧和能力,不向外攀援,不依赖权威知识,唯求问心无愧。5.无为:不努力强求想要的治疗目的,只是无为觉察当下发生的一切现象,以达到觉悟。6.接受:接受现状,愿意如实观照当下的身心。7.放下好恶评判:仅分分秒秒觉察当下发生的身心事件。
(二)冥想动作与觉知内容
冥想通常包括如下活动:1.身体扫描;2.瑜伽伸展运动;3.静坐禅修;4.静观饮食;5.静观步行。无论是坐还是走,冥想训练都重视觉知自己的身体、知道自己的动作。如在静坐时,强调身体是锚,心是船,要不断把心识拉回身体;觉知自己的呼吸,使心不跑到过去和未来。同时,还要觉知自己当下感受是苦是乐或不苦不乐,时时清楚明白,而不生贪心或嗔恨等。更重要的是,练习者需要觉知自己当下的心及善恶念头的产生与消失,看清自己内心的真实语言,如果我们从自己心猿意马的心识变化中了知万事万物的无常变化,“思想是思想、痛是痛,不是我,不是事实,会来会去,一切迁变没有实体”,我们就能达到心理痛苦的灭除。
(三)随行感悟
这需要坚持把冥想技巧转化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感悟随行大小事件,走冥想、静观饮食、静心睡眠、仁爱待人、慈心接物。比如我们平常吃得太快、抓握(牙刷等)太紧、说话太急、走路慌张、睡姿不对、不会休闲、习惯性焦虑、习惯性不信任等,把冥想融入生活改变内心,提高自己的觉悟水平,才能自然轻松。
(四)冥想减缓负面情绪的机制
西方的冥想训练包括每周共修、定期家庭练习、非正式冥想(走冥想、睡冥想、坐冥想、身体扫描等)、冥想触碰、慈爱沉思等,核心机制是发展对情绪的觉察、元认知、不评判、超然的态度,从而发展注意能力、去除压力、对问题情境进行创造性回应、扩大选择范围,发展自我同情和应对困境的能力。研究发现:根据成人冥想方案MBCT研发的儿童认知冥想训练(MBCT-C)效果很好,能减少儿童焦虑,改善注意力和问题行为。焦虑导致儿童认知扭曲、情感不稳、生理过度唤醒,影响学业;学业不良导致自信下降、焦虑增加,进一步破坏注意力。冥想打破了这个恶性循环――通过发展觉醒的注意,促进警觉、定向注意冲突的监控能力,使个体不再借助情绪逃避或过分卷入策略,不再沉浸于分心、扭曲、解离、罪疚、后悔、羞愧中,从而使注意力改善、问题行为减少。冥想训练“去自我中心”,客观和不加扭曲地观察自己的内外体验、思维、情感、身体,把内在心理过程和外在创伤事件分离,让个体更轻易地从以前的焦虑中脱离。
(五)冥想训练的原理解析
研究者强调,冥想虽然源自佛教但无涉宗教,只是汲取了瑜伽和禅修理念,适用于任何个体参与。冥想训练只从身心功能层面调节情绪。首先,冥想是一种新的情绪放松方法,通过呼吸、静坐、内观获得身心平稳。其次,冥想训练能增加认知复杂性,冥想带来的新认知能有效转化负面情绪。一是克服自我中心,冥想让我们放下自我、走出自我、扩大自我认同,换位思考,在冥想中体察他人感受,接纳、同情。因为痛苦(负面情绪)与自我感形影不离,冥想能让人放下自我与身体、自我与思想、自我与环境等的二元对立,由此使人不会被负面情绪包围。二是冥想发展了新的人生态度,那就是“循其天性”,不刻意改变,这有助于化解人际冲突,利于儿童自主成长。三是冥想的最高级认知是超越思维的局限――强调对身心的客观观察、感受身心的整体性、感受身心的单一能量场。人的心智会经常把注意力带出身体,让人迷失在思绪中胡思乱想,冥想的目标就是拉回注意力,比如瑜伽的姿势就是让身体达到极限,从而使心智泯灭,让你明白人类绝大多数苦难都是思维、心智创造出来的,是不必要的。冥想让我们开放、接纳、取用当下的身体力量。再次,冥想带来宽恕、安忍、同情等积极情绪。一旦转回内在,觉察自己的心念及其来源,我们很容易发现自己恼怒的杀伤力同那些伤害者一样强大,这种洞察能使人超越一己之痛,而上升到对群体的仁慈。
(六)儿童青少年冥想训练独具特色
无论是儿童版认知冥想训练MBCT-C,还是正念减压疗法MBSR、接纳承诺疗法ACT、辩证行为疗法DBT等,除了与成人一样进行练习外,还独具特色。
1.更体贴的设计、更多的活动时间和更艺术化的处理方法
例如,认知冥想训练中,成人用八周时间每周冥想两个小时,儿童可用十二周每周冥想九十分钟,每12个成人指定一名指导师,每8名儿童可有一个指导师。为了照顾儿童注意力短暂、好玩好动的天性以及语言能力局限的特点,儿童冥想训练有更多活动、游戏、间隔休息和配发营养餐的设计。许多富于特色的儿童青少年冥想训练被开发,如整合冥想、认知教育、行为训练和武术练习(MMA)[3],以达到身心互动、整体提高的效果。此外,还有艺术化的处理如美术、音乐的渗入,帮助孩子们表达潜藏的愿望、减少压力和紧张、激发创造力。趣味性让孩子们情感上易于接受,那些强烈的积极信息就能溜进他们的防御机制(James 1989)。如“思想瓶”游戏让儿童在装水的玻璃瓶中加入石子珠子等代表自己的“思想”;当每人轮流晃动时“思想”不稳定,很难发现自己的“思想”;一旦静止它就安静下来,人们更容易识别出每个“思想”,从而让儿童明白安静对观察和发现自己的重要性。
2.对指导者的要求更高
冥想训练要求指导者具有家庭心理治疗师和冥想训练师的双重资格。指导者自己必须亲历禅修和冥想,有一种从冥想得来的灵敏、慈爱、沉稳品格,能用自身经验指导动作、教诲孩子。指导者需具备真诚、友善、权威、精神成熟等心理特征,能唤醒孩子们的善良和主动,帮助他们化解负性情绪,认清事物本质。
三、 以亲子冥想为例说明冥想改良关系的优势
冥想的接纳、不加评判、觉知自身和他人情绪等原则使其具有发展与调节人际关系的优势。研究发现:冥想训练与夫妻满意度高度相关。冥想认为愤怒和其他负面情绪不仅破坏了我们自身的幸福,也构成人际关系的障碍,所以我们要发展慈悲(同情),放下私欲(我执)。
研究者还专门为父母们设计了冥想训练计划。Duncan 等人(2009)认为父母冥想的目标是:1.积极聆听;2.接纳孩子和自我接纳;3.觉察孩子的情绪和自我情绪;4.调节亲子关系;5.同情自我和同情孩子。关键要素是敏感觉察、积极关爱、顺其自然。该研究对父母的冥想训练效果显著。例如,一名父亲谈到:以前总因为孩子说的话做的事情愤怒不已,冥想训练后发现孩子的出发点也是好的,只是方式不对。现在他能够换位思考、更清楚地看到问题实质。
研究者认为,父母冥想通过两条途径影响孩子,一是冥想降低了抑郁、增加了父母的幸福感,对孩子的温情增加,从而使孩子积极行为增多;二是父母教育效能感增加,带来对孩子的管理和监控能力的增强,从而减少了孩子的问题行为。
第一条路径中,父母抑郁直接或间接导致孩子的外化问题行为,冥想使抑郁症状以及和抑郁相关的反刍思维减低,持续冥想能增加认知复杂性、提高情感觉知。当反刍思维减弱、脱离了抑郁等负面情绪的习惯反应,父母更容易享受积极情感状态,并感染孩子的情绪,孩子随之会变得积极主动和亲社会。
第二条路径中,练习冥想使父母觉察和接纳、自我同情,探索和理解亲子的需要和欲望,发现自己的功利心或自己的情结导致不能设身处地替孩子着想,从而不再以自己的标准评判或一味指责,忽视孩子的认同需要和情感渴求。父母发现强加于孩子身上的不公平,能成功改变亲子之间那些抱怨指责―逆反冷漠的情绪互动模式,增加理解、支持和关爱,更好地和孩子互动,积极引导并顺其自然。最终,孩子顺从行为增多,父母效能感增加,能有效管理和监控孩子的行为,孩子的问题逐渐减少。
冥想改变思维、反应、行动、创造模式,改变受无意识支配的习性反应,使注意力范围扩大,扩大到父母能够发现自己目前态度的形成历史,觉察自己的行为会不会带来预期后果。例如,一位失落的母亲总想插手儿子的工作婚姻安排,来达到掌控生活、挽回面子的潜意识目标,在冥想中她定心悟真,发现了自己行为的荒诞结局。
超然的领悟和接纳让家庭积极情绪增加,慈爱练习能进一步扩充这种积极情绪,让孩子把爱心扩展到所有人身上。从亲友开始逐渐扩展爱心,最后达到爱护“所有众生”。Gregory Kramer发现每晚的冥想练习能让孩子们更快乐、健康,富于创造性:通过观察思维和感觉,就可以改变思维习惯,为意识拓展奠定基础,有助于发展同情、催化质变学习,促进更多的视角转换(Mezirow,1997)。此过程中,个人情感识别力、移情能力、情感调控能力甚至情感意志力都会有显著提高。
基金项目:河南省教育厅2013人文社科研究项目“克里希那穆提生命治疗内涵与应用研究”课题资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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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克里希那穆提.静谧之心[M].邵金荣,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
关键词 收养儿童;心理适应;收养滞差
分类号 B844
1 引言
儿童收养问题的研究多集中在社会服务领域,包括收养原因、收养儿童的安置方式、安置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等(Johnson,Huang,&Wang,1998;Sullivan&Van Zyl,2008)。心理学涉入此领域后,着重关注收养儿童的依恋形成、心理适应、人格与认知发展状况等。国外心理学研究者通过对比收养儿童与普通儿童心理发展的各项指标,以关注收养儿童的心理发展态势,对偏离常态的儿童给予及时的帮助和治疗;通过对有着不同收养前经历、不同收养年龄、不同收养背景以及不同性别收养儿童的内部比较,描述收养儿童的问题特征,分析、解释其成因,进而发展有效的干预机制。国外对收养儿童心理发展的干预机制研究在不断成熟,特别是对不良依恋关系的改善有着显著效果,井将针对不同收养年龄、不同经历的儿童制定相应的干预方案,使干预机制更加完善。在心理学研究的指导下,美国许多福利机构除了通过学历、家庭收入、工作状况以及经验判定来筛选养父母外,还编制相应的量表用于评估准养父母的心理社会功能,确保收养儿童能在健康的环境下成长,根据我国国情,心理学研究者应当更加重视儿童收养领域,借鉴国外研究的相关经验,帮助收养家庭建立良好的收养关系,促进收养儿童的心理发展。
2 收养儿童的心理发展态势
2.1 不同取样下的收养儿童心理适应状况
收养儿童心理适应问题的研究取样主要来自临床样本和非,临床样本,此取样差异也导致了收养儿童是否存在严重心理适应不良的争论,Brodzinsky(1993)总结以往收养儿童,临床取样研究结果得出:占18岁以下儿童总数2%的非亲收养儿童,约占接受心理门诊治疗儿童人数的5%占住院护理和精神病住院治疗儿童人数的10%~15%。这一数据表明,存在心理适应问题的收养儿童约是普通儿童的2―5倍。Hiern,Lindblad和Vinnerljung(2002)对瑞典各大医院临床记录的分析发现,生活在瑞典的跨国收养儿童患严重心理疾病(如自杀,自杀意念,精神疾病)的几率是生活在相同环境下的瑞典儿童的3-4倍,药物滥用和酒精滥用几率是后者的2-5倍,以上数据反映出收养儿童较普通儿童存在更严重的心理适应问题。但是,Warren(1992)分析了3,698名青少年的健康调查数据,发现部分收养儿童因轻微的行为或情绪问题而接受心理治疗;同时,有研究发现养父母更倾向于认为养子女一定存在行为与情绪问题,并希望通过治疗纠正这些潜在问题(Leathers,2006;Tan&Marfo,2006;Wrobel,Hendrichson,&Grotevant,2006),这就增加了收养儿童心理适应不良的临床代表性。
Sharma,McGue和Benson(1996a,1996b)对4,682名收养儿童与相同人数的普通儿童进行对比研究,得出同以往临床样本研究一致的结论,即收养儿童心理适应水平偏低。不同的是,此研究得出的差异较小,并认为差异可能来源于部分极端数据的影响,研究同时发现,收养儿童的亲社会行为显著高于普通儿童;收养年龄小于l岁的儿童心理适应状况最佳,与普通儿童水平相当随着收养年龄的增长,儿童的行为与情绪适应水平逐渐降低:收养年龄为2―10岁的儿童心理适应状况大致处于同一水平。Sharma,McGue和Benson(1998)使用非临床样本再次印证收养儿童与普通儿童的适应问题差异并不显著。Grotevant等(2006)对收养儿童与普通儿童行为的非,临床取样研究表明,二者的行为差异极小,且呈现出较大的相似性。
Van IJzendoom和Juffer(2006)对101项收养儿童心理适应问题研究的元分析反映了收养儿童心理适应水平的大致面貌。这101项研究中包含了25,000多名收养儿童和80,000多名普通儿童,包含了临床样本与非临床样本,也包含了本土收养儿童与跨国收养儿童。分析结果表明,收养儿童存在更多的内部与外部行为问题,但与普通儿童的差异显著性较小,唯一具有显著差异的是收养儿童接受心理治疗的人数远超过普通儿童。值得一提的是,Juffer和Van IJzendoom(2005)通过元分析比较了上世纪90年代以后的儿童收养研究中跨国收养儿童与本土收养儿童的心理适应状况,发现前者的发展超出预期:跨国收养儿童无论是总的行为问题,还是内部与外部行为问题,以及接受心理健康服务的比例都显著低于本土收养儿童。
2.2 收养儿童的认知发展
2.2.1 收养儿童的IQ、学业及“收养滞差”
一项包含了62项收养儿童认知发展研究的元分析(n=17,767)比较了收养儿童与普通儿童两个群体,发现两者间IQ得分无显著差异;在收养儿童群体的内部比较中发现,收养年龄并不影响儿童的智力发展,收养年龄小于1岁与大于1岁的儿童ⅡQ得分无显著差异;收养男童与女童的智力发展也无显著差异(Van IJzendoorn,Juffer,&Klein-Poelhuis,2005)。在学业方面,收养儿童的学习成绩落后于普通儿童,收养年龄是影响学业的重要因素:收养年龄大于1岁的儿童表现出明显的学业不良,而Ⅱ岁以前进入收养家庭的儿童与普通儿童在学习成绩方面无明显差异。
收养儿童学业的明显落后与IQ正常发展之间的差异使得Van IJzendoom和Juffer(2005)对这一现象进行探讨并称其为“收养滞差”(adoptiondecalage)现象。“收养滞差”是指收养儿童的潜能同实际表现之间存在差异。表现在这类儿童,特别是童年早期在极度剥夺环境中度过的收养儿童,IQ与普通同龄儿童无差异甚至有所超越,但学业却远远落后,甚至落后于未经历极度剥夺环境的收养儿童,并且还因学习障碍而接受特殊教育和心理治疗。Van IJzendoom和Juffer认为“收养滞差”产生的原因在于:不少收养儿童在童年中期开始因亲生父母的丧失而困扰,这种丧失感往往伴随闯入性思维和沉思,使儿童不能集中精力在学业上,以及因自身的问题行为导致与同伴不和等类似的社会情绪问题均会阻碍收养儿童的
学业进步,并且学业上的差距会随着学校、家庭对学业的高要求而被加强。但Dalen等(2008)在对有过收养经历的成年男性认知发展的相关研究中发现,有过收养经历的成年男性受教育水平偏低,与他们低水平的认知能力发展紧密相关,此结论并不支持“收养滞差”现象。于是认为,“收养滞差”仅用于反映收养儿童在特定时期的学业成绩同认知能力之间的关系。
2.2.2 收养儿童的言语发展状况
Van IJzendoom等(2005)的元分析比较了14项(n>15,000)关于收养儿童言语发展的研究,发现收养儿童语言能力水平明显落后于普通同龄儿童。Tan和Yang(2005)对比了来自中国的跨国收养儿童与当地普通同龄儿童的言语发展状况,呈现出与元分析相反的研究结果。该研究选取了186名收养年龄为3-25个月的跨国收养女童,评估她们在美国家庭中生活3-27个月之后的言语发展水平。结果发现,儿童在收养家庭中生活到16个月左右时就能在言语能力方面表现出明显的“追赶”趋势;30-35个月大的收养儿童甚至能在言语水平上超越美国同龄儿童的平均水平,此项研究显示,收养儿童的言语能力水平与其当前的实际年龄密切相关,而收养年龄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儿童的词汇量。Croft等(2007)在对收养儿童言语智商和非言语智商发展的研究中发现,没有经历机构寄养或极度剥夺、收养年龄小于6个月的本土收养儿童,分别在6岁和11岁时,无论是言语智商还是非言语智商的得分都能达到普通同龄儿童的平均水平,以上两项研究反映出收养年龄较小、未经历极度剥夺环境的儿童在言语能力方面能得以正常发展。
2.3 收养儿童的人格发展
2.3.1 收养儿童的自尊水平
Juffer和Van IJzendoorn(2007)对88项被收养者的自尊水平研究进行元分析,发现收养者(n:10,977)与未被收养者(n=33,862)的自尊水平并无差异,其中有三项研究(n=300)还显示被收养者的自尊水平高于未被收养者。在收养儿童这一群体的内部比较中,收养年龄并不是自尊水平的影响因素:收养年龄小于l岁与大于1岁的被收养者之间的自尊水平无差异;有过被收养经历的儿童、青少年及成人与同龄的未被收养者之间的自尊水平无差异;跨国收养儿童与本土收养儿童的自尊水平亦无差异,收养儿童自尊水平发展的良好态势可以解释为收养为养子女提供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生存环境一一充满刺激的生活环境,养父母及社会的关心与支持,良好的学校教育和家庭氛围等,可以缓减儿童早期经历的风险刺激,帮助他们发展良好的心理复原力。
但另一项对收养儿童自尊水平研究的结果呈现了收养儿童中某一子群体不同的自尊水平面貌,Passmore,Fogarty,Bourke和Bake~Evans(2005`选取100名有过被收养经历的成人和100名未有过收养经历的成人,比较二者自尊水平是否具有差异,结果表明有过被收养经历的成人自尊水平低于未有过被收养经历的成人。但在这项研究中,被收养者并不是一个同质的群体,还可分为与亲生母亲重聚和没有重聚的两个子群体,于是研究者分别比较两者同普通成人的自尊水平后发现:与亲生母亲重聚的成人,自尊水平低于没有重聚的成人和普通成人,前者报告低水平的母性关怀和高水平的过度保护;与亲生母亲没有重聚的被收养者,自尊水平略低于普通成人,但差异并不显著。这一研究结果不仅提示不同的收养背景会导致不同的自尊水平,同时也为对比保密型收养和开放型收养对儿童发展的影响提供了参考。
2.3.2 收养儿童的收养角色认同
与普通青少年相比,收养儿童在青春期会面临更艰巨的自我认同发展任务――收养角色认同。影响青少年收养角色认同的因素分为三个层次:核心部分是内心世界,它包括个体在建构收养认同时的情感和认知过程;其次是家庭关系,包括收养家庭与亲生家庭及与它们有血缘关系的延伸家庭(extended family)。当核心部分同家庭成分交错时,就会引起个体的探索和评估,如当养子女发现自己同收养家庭成员在外貌、能力或性格等方面存在差异时,便会对自己的身份进行探究并寻找收养的意义。最后是社会环境:在社会交往中,被收养者可能因收养角色而被归为“另类”,他人对收养的定义会使被收养者对自己的身份产生不确定感,从而影响认同发展。每当核心部分同其他成分交错引起个人的探索和评估时,收养角色认同便发生并发展(Grotevant,Dunbar,Kohler,&Esau。2000),
收养角色认同的发展重点在于个体如何构建自身被收养的意义,寻找意义常通过建构故事来完成,不同背景的儿童需要寻求不同的答案:在婴儿期被收养的青少年希望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为什么自己会被收养?收养年龄较大的青少年会思考自己有几个兄弟姐妹,能否再次见到亲生父母(Wrobel ct a1,,2006)?Dunbar和Grotevant(2004)通过对建构故事的聚类分析,将收养儿童的角色认同分为4种类型:(1)未审视的认同(unexamined identity)。这类青少年极少思考有关收养的问题,认为收养不重要,对收养所持的态度既不乐观也不消极;(2)有限的认同(1imited identity),这类青少年有探索收养问题的想法,但并不常常思考。认为收养不是特别重要;{])不稳定的认同(unsettled identity),这类青少年开始探索收养的意义。认为收养对他们而言尤为重要。但对收养所持的态度比较消极,有时伴随着对亲生父母和养父母的愤怒和怨恨,(4)整合的认同(integrated identity)。这类青少年思考了大量有关收养的问题,并清楚认识到收养的重要意义对收养持积极乐观的态度,由于青少年对收养角色的好奇和探索程度不同,不同个体有不同的发展时间表,所以不能断言某种认同类型优于其他类型,特别是在青少年阶段。
收养儿童常出现沉思与寻找行为,它可以帮助青少年获得更多的信息建构故事,整合双重身份(Grotevant et al,2000),Wrobel,Grotevant和McRoy(2004)的研究表明,收养儿童中,对寻找持坚定信念的青少年陷入沉思的频率较高,程度较深;女性的沉思水平比男性高;收养儿童是否将寻找付诸行动主要取决于个体的年龄和收养的开放程度:年龄大于]8岁或开放式收养中的个体更易付诸行动,值得注意的是,养子女对寻找亲生父母的期望和行动是青少年在特定时期的特定反应,并不代表他们想要摆脱现有家庭回归亲生家庭(Grotevant,Perry,&McRo~2005;Wrobel et al,2004)。
2.3.3 收养儿童与养父母的依恋关系
一项关于收养家庭依恋关系的元分析显示,
收养年龄小于1岁的儿童与抚养者建立安全依恋的比例和同龄儿童相当,而1岁后被收养的儿童相对普通儿童则表现出较少的安全依恋,出现更多的紊乱型依恋(Van den Dries,Juffer,VanIJzendoorn,&Bakermans-Kranenburg,2009),这是否表明收养年龄对依恋关系起着决定性作用?Stovall-MeClogh和Dozier(2004)研究了38对养父母与养子女在建立全新抚养关系的两个月内依恋关系的发展状况,发现收养年龄是影响依恋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收养年龄较小的婴儿(6-12个月)相对年龄较大的婴儿表现出更多安全依恋行为,前者的依恋类型更为单一,并且大多能在全新抚养关系建立的前两周内趋于稳定,而大龄婴儿则需要两个月或以上的时间。Dozier,Stovall,Albus和Bates(2001)选取了50对养父母与收养年龄为0~20个月的养子女,在婴儿成长到12-24个月时评估亲子依恋状况。发现收养年龄并不影响亲子间建立安全依恋:在20个月以前得到新抚养者照料的婴儿大多能同抚养者建立良好的依恋关系,尽管一些得到稳定照顾相对较迟的婴儿会表现出对新抚养者的排斥。但只要抚养者能准确、及时地满足其需要,大多数婴儿最终还是能同抚养者建立安全依恋。以上两项研究的结果并不矛盾:收养年龄可以预测前两个月内养子女的依恋行为及其稳定性,但并不是亲子依恋质量的最终决定因素。换言之,收养年龄可以影响依恋行为,但不影响最终的依恋质量。Dozier等(2001)发现,养父母自身的依恋心理状态才是预测依恋质量的重要因素。在此项研究中,母性心理状态与婴儿依恋质量的相关为72%;具有自主心理状态的养父母抚养下的婴儿出现了更多的安全依恋行为,而非自主心理状态的养父母导致婴儿出现了更多的紊乱型依恋。
3 收养前不良经历的影响
3.1 机构寄养对收养儿童心理发展的影响
Rutter等(2007)的研究显示了机构寄养对收养儿童依恋行为的影响:无机构寄养经历的收养儿童、经历机构寄养时间为0-6个月及6-42个月的收养儿童,显著脱抑制性依恋行为的发生率分别为2%、4%、23%,儿童收养前不良经历与依恋行为有着显著相关。Croft等(2007)的研究通过对比收养前经历这一变量,反映了机构寄养对收养儿童认知发展的影响。研究选取了132名经历机构寄养、收养年龄为0,--42个月的跨国收养儿童以及49名没有经历机构寄养或极度剥夺、收养年龄小于6个月的本土收养儿童,以比较收养儿童内部的IQ发展状况。结果显示,儿童成长到6岁时,收养年龄小于6个月的跨国收养儿童的ⅡQ得分同本土收养儿童没有差别;到11岁时。前者在阅读理解及言语IQ上的得分明显低于后者;而收养年龄大于6个月的跨国收养儿童从6岁时起,言语及非言语IQ的得分均明显落后于本土收养儿童。可见,随着年龄的增长,收养前不良经历对IQ的影响逐渐显现。一项与认知发展密切相关的认知损伤研究结果显示:没有经历机构寄养、机构寄养时间为0-6个月、6-24个月、24-42个月的收养儿童出现认知损伤的比例分别为2%、2,3%、12,0%、32,6%(Ruae~O'Connoh&the English and Romanian Adoptees Study不eam,2004),此结果可能同收养儿童本身的低认知能力有关,但机构寄养对收养儿童认知发展的影响不可小视。Van Londen,Juffer和Van IJzendoorn(2007)及Wilson,Weave~Cradoek和Kuebli(2008)的研究也强调,将等待收养的儿童安置于寄养家庭或提高机构寄养质量才有利于收养儿童的发展。
3.2 安置点中断与心理适应不良
经历多次安置点中断的收养儿童易出现行为和情绪问题:Robin,O'Reilly,Luan和Loealio(2007)的研究显示,经历过安置失败的儿童相比一次性安置成功的儿童,前者出现问题行为的机率将会增加63%;Lewis,Dozier,Ackerman和Sepulveda-Kozakowski(2007)的研究对比了经历多次安置点中断的收养儿童、没有经历安置点中断的收养儿童以及普通儿童,发现经历多次安置点中断儿童的抑制控制能力(与行为控制有关)较弱,反抗行为多于其他两组儿童,而没有经历安置点中断的儿童在抑制控制和反抗行为方面均与普通儿童无差异。Fishe~Gunnar,Dozier,Bruce和Pears(2006)发现安置点的不稳定与儿童不规则的皮质醇分泌有关:经历4次或以上安置点中断的儿童相比一般儿童,前者早晨的皮质醇分泌明显偏低,而低水平的皮质醇分泌同行为紊乱、药物滥用等问题行为相关;当抚养者给予这类儿童及时反馈和足够的支持长达8-9个月后,大多数儿童的皮质醇分泌水平明显提高,安置中断率显著下降。可见,减少安置点中断是提高儿童心理适应水平的重要因素,而养父母给予儿童及时、足够的支持是提高安置点稳定性的重要方面。
3.3 其他不良经历对收养儿童心理发展的影响
部分收养儿童曾经历过身体或待、严重忽视、妊娠期母体滥用酒精或药物、暴力或药物滥用等,这些不良经历使这部分儿童被定义为特殊需要收养儿童。特殊需要收养儿童还包括收养年龄相对较大、来自有别于收养家庭的文化与种族、与兄弟姐妹安置在同一收养家庭中的儿童(Tan,Marfo,&Dedrick,2007)。Smith,Howard和Monroe(2000)对292名特殊需要收养儿童的调查结果显示,有较普遍的撒谎、挑衅、言语攻击、身体攻击、破坏财物、扰乱家庭规范等行为问题,以及分离与依恋冲突、对认同的不良感受、哀伤、抑郁等情绪问题,虽然研究取样来自需要专业帮助的收养家庭,结论不能推广到其他特殊需要收养儿童,但此研究反应了这一子群体可能出现的适应问题。同时,Juffer和Van Hzendoom(2005)的元分析表明,曾经历极度恶劣生活环境的跨国收养儿童和本地收养儿童出现行为和情绪问题的风险增大,临床治疗者应特别关注这类儿童。
4 对干预机制的探索
Juffer, Bakermans-Kranenburg 和 VanIJzendoom(2005)将收养儿童年龄为6个月的130个收养家庭分为实验组l、实验组2与对照组进行对比研究:实验组l中的家庭拥有一本个性化的教养手册,介绍如何提高养父母的教养敏感性以及如何与儿童愉快互动;实验组2中的家庭拥有相同的教养手册以及专家指导下的视频反馈,在视频反馈过程中专家将针对亲子间的互动,帮助养父母提高对儿童行为的识别力和反应敏感性;对照组不接受干预。结果发现,随着养
父母反应敏感性的提高,儿童12个月大时,实验组2中出现紊乱型依恋的婴儿数量显著减少,实验组Ⅱ中紊乱型依恋婴儿数量的减少并不显著,而对照组几乎没有变化。此项技术对紊乱型依恋婴儿的干预具有显著作用,但对婴儿的阻抗型和回避型依恋却没有明显效果,Fisher和Kim(2007)的多维治疗技术主要针对学龄前儿童,以满足其能力发展和社会情绪的需要。研究小组为养父母提供24小时的电话咨询,确保能对儿童的积极行为给予及时肯定,对问题行为加以及时制止;儿童将接受专业的行为训练以及为入学做准备的、促进儿童行为和能力发展为目的的治疗课程。随着临床心理治疗技术的介入和养父母敏感性反应的提高,儿童的安全行为显著增加,阻抗和回避行为明显减少。此项干预使大龄儿童的安全行为极大的增加,但阻抗和回避行为的减少却不能与之匹配,且没有显示出同安全行为一样的年龄组别差异。以上两项研究的结果表明,干预方案应针对不同收养年龄的儿童和不同类型的依恋行为才能发挥最大的功效,同时,Fisher,Kim和Pears(2008)发现多维治疗技术还可以提高安置点的稳定性,使大多数儿童在一年内被成功收养。
5 总结与展望
5.1 国外儿童收养心理学研究的长处与不足
总体而言,国外对儿童收养的心理学研究已呈现出不断进步的趋势,主要体现在:(1)研究对象由临床样本逐步扩展到非临床样本中的特殊收养儿童及一般收养儿童。(2)研究类型的多样化。由以往笼统针对本土收养儿童的研究分化出亲属收养与非亲收养、保密型收养同开放型收养的对比研究等,随着跨国儿童收养工作的不断成熟,国外心理学研究者开始关注跨国儿童的身心发展状况,对比本土收养儿童、跨国收养儿童以及普通儿童在心理适应、人格及认知等方面的发展差异。(3)研究理念的转变。以往研究多针对收养儿童本身,描述行为或情绪问题,关注收养前经历对儿童发展的影响等,随后,研究逐渐重视收养家庭这一整体,关注养父母特征、教养方式等对收养儿童发展的影响,对干预机制的探讨也主要从提高母性敏感度、改变养父母教养方式等方面展开。
值得一提的是国外对同性恋收养家庭的研究,随着同性恋逐渐受到公众和法律的认同,国外越来越多的收养机构将同性恋家庭作为儿童收养的安置选择,对此类家庭的研究也逐渐成为一种趋势。Erich等(2009)的研究发现,青少年依恋关系的建立同养父母的性取向无关;Leung,Erich和Kanenberg(2005)的研究发现,同性恋家庭对收养儿童的发展无消极影响。并且对大龄收养儿童的发展更为有利。虽然同性恋收养家庭对儿童各方面发展的影响是否均呈乐观态势还有待进一步论证,但此类研究拓宽了儿童收养可供安置的范围,让更多滞留在福利院的寄养儿童进入家庭,过上普通儿童的正常生活,值得各国收养机构借鉴。
但这一领域的研究仍存在不足,如调查类研究使用的量表及作答对象易造成结论的客观性和真实性降低,如部分对收养儿童心理适应问题的调查选用养父母、社会工作者对问卷作答或在认知发展状况研究中依靠养父母的回忆来确定儿童进入收养家庭时认知水平的方法等;大多数研究对结果的呈现比较详尽,但对原因的探析相对薄弱,这同研究取样有关:因为部分研究是选取特定群体的小样本,或是没有区分收养年龄、收养前经历、收养家庭的社会经济状况的大样本,同时采用问卷的信效度较低,导致对原因的探讨相对困难,所以,明确对样本的区分、提高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以及加强原因探析都是未来研究中需要改进的部分。
5.2 国内开展儿童收养心理学研究的方向
国外关于儿童收养的心理学研究涉及了收养问题的各个层面,对促进儿童收养工作的开展起到重要作用。而我国的此类研究多集中在孤残儿童寄养领域,如研究发现寄养家庭有利于养子女的社会性发展,能提高儿童的生活满意度等(崔丽娟,吴明证,2002;崔丽娟,杨志勇,2002;曾凡林,咎飞,2001)。寄养研究的结果值得借鉴。但加强儿童收养的本土化研究依然势在必行。基于我国国情,儿童收养研究在取样方面存在一定难度,因为很多家庭不愿让儿童知道收养事实,担心收养儿童会回到亲生父母身边。因此,如何获取样本将是本土化研究能否顺利开展的关键。根据国外研究经验,结合我国国情,我国的儿童收养研究应着重在以下几方面展开:
首先,国外研究多针对4岁以下的收养儿童,特别是对依恋的研究,那么在幸福、安全的环境中长大,但由于丧亲等偶然变故需要收养的大龄儿童,他们是否也很难同养父母建立安全依恋?突然的灾难事件是否也同剥夺环境一样会对儿童的心理、人格等方面的发展造成影响等,需要加以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