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的认识和理解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数字经济的认识和理解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数字经济的认识和理解范文第1篇
据国际咨询机构研究，全球大企业用于大数据业务投资与市场开拓的投入逐年增长。大数据运用的核心是预测。用大数据技术“预测未来”，将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美国预测分析专家埃里克・西格尔在他的《大数据预测》一书中说，数据会如野火般蔓延，“爆炸式的数据增长、功能更加强大的计算机、更加广泛深入的理解以及科学的发展”，将会推动预测技术的不断发展，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机构，都要做出数以百万计的运营决策来实施服务，而预测技术则能引领这些决策。
大数据“开启重大时代转型”，随着人们对大数据改变生活、生存方式的认识理解逐渐深入，大数据产业被顺理成章提升到政府决策层面。从经济成长角度，麦肯锡公司对大数据概念的解释，是最有诱惑力、影响也是最广泛的。麦肯锡公司的报告称，“数据，已经渗透到当今每一个行业和业务职能领域，成为重要的生产因素。人们对海量数据的挖掘和运用，预示着新一波生产率增长和消费者盈余浪潮的到来。”
可以肯定，在新兴产业家族中，基于数据搜集与分析、以开发数字生产力为核心的生产方式是大势所趋。大数据的运用目前还处于探索阶段，但人类在互联网、物联网运用上的智慧，已经印证了基于信息共享机制的“地球村”预言，大数据正在推动人类的“数字化生存”。
其实数字世界早已深刻改变了现实生活，人们对生存或存在方式的选择多了起来，吃喝玩乐、油盐酱醋、工作交流都不再拘泥于传统实现途径。但显然，这只是一个开始。“我们的生活以及理解世界的方式”正在发生巨大改变，我们的知识结构和知识生产方式也在不断被创新，这是拜“大数据”所赐。这些改变与创新中，所蕴藏的经济潜能与商业价值，正在被人们挖掘、整合。
在大数据概念流行之前，曾有“数字地球”、“数字城市”的说法，不少地方也提出过“数字城市”建设构想和规划。比如贵州在10年前就有“数字贵州”建设总体规划，当时媒体称之在“西部欠发达省区中具有先行示范作用”。目前看，“数字贵州”战略大大提升了贵州信息化水平，这对贵州大数据战略规划非常重要。因为大数据战略或产业构建，需要具备相当的信息化基础。
数字经济的认识和理解范文第2篇
一、知识经济的时代意义
按照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定义：知识经济即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是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核心的，建立在知识信息的生产、存储、使用和消费之上的经济。从我们所看到的不少资料表明：人们在强调知识经济这一概念时，主要是区别于物质、资本在生产中起主导作用的物质经济和资本经济而言的。与依靠物资和资本等这样一些生产要素投入的经济增长相区别，现代经济的增长则越来越依赖于其中的知识含量的增长。知识在现代社会价值的创造中其功效已远远高于人、财、物这些传统的生产要素，成为所有创造价值要素中最基本的要素。因此知识经济的提法可以说正是针对知识在现代社会价值创造中的基础性作用而言的。但不能由此就认为知识经济仅仅是区别于所谓的物质经济或资本经济。其一，人类经济时代的划分有自然经济、工业经济，但没有物质经济或资本经济的提法。其二，一个经济时代的划分重要的不是生产什么而是用什么生产，这里包含一个重大的区别，即一定社会的主导生产工具及由此形成的产业，这显然不是物质经济或资本经济所能反映的。而知识经济不但从知识在生产中的核心作用表明自身的存在，更重要的是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主导经济增长的知识性产业已经形成。对此美国经济学家罗默提出，要求在计算经济增长时，必须把知识列入生产要素函数中。因此oecd定义知识经济即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正是揭示了知识对现代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并准确地反映了知识经济的现实。所以，我们从经济时代的角度来认识知识经济，才能切实地反映社会财富创造形式的历史性变化和人类社会已进入一种崭新的生产方式这一伟大现实。我们认为知识经济是继自然经济、工业经济在人类财富创造形式上的崭新时代。我们称之为知识经济的，就必须使这种称谓有相应的经济学理论基础。这需要一个切入点，这个切入点显然不是目前报刊上所反映出的一些旨在映证知识经济的提法，而应是论证知识经济何以可能的理论基础，这才是问题的核心。
二、知识经济对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冲击
知识经济对经济理论的冲击首先是基础理论。知识经济的出现使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必然要合理解释和反映这种社会经济生活的新本质，从而在更新的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基石上构建指导人类新的经济实践的经济学。事实证明，经济学的一些研究领域已经初步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映着这种新经济的冲击。尤其突出的是贝克尔的人力资本论、发展经济学、市场营销学及一些管理性经济学科，这不断地加大着部门经济学科和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分离。我们已经看到了知识经济的现实，但我们用以解决问题的理论并非建立在这种现实基础之上。这便是旧理论无所作为的必然。纵观人类社会全部的经济活动无外乎这样两个内容，其一是社会财富的创造问题，其二是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这里我们的研究主要是针对第一个问题，形成这一问题的核心内容是一定社会的财富是什么？如何实现这种财富的增长？对这两个问题的认识集中地形成了该社会的经济学基础理论即价值理论以及增长理论。我们从经济学角度考察一定社会所追求的新的社会财富是什么，如何创造出来，不能不看到，新的社会财富的创造总是受制于当时社会的生产方式。从古代社会的钱物积累表现出的社会财富，及与之相应的注重农牧和战争掠夺的财富增长形式，到威廉·配第实质性地揭示出农业经济条件下的社会财富创造中“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这里的劳动成果是直接地表现为社会所认可的社会财富。随着自由资本主义萌芽的到来，重商主义坚定地认为商业贸易创造价值、增进社会财富。事实上商业贸易只是转移现实的社会财富，并不能在根本上创造新的社会财富。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第一次真正深入到人类经济的核心，揭示了生产创造价值这一人类社会财富增长的实质。在资本主义进入典型机器大工业化生产条件下，马克思完善和发展了劳动价值学说（尤其是提出了揭示资本主义财富增殖的剩余价值学说）。这些理论集中说明的是在一定经济时代里新的社会财富的形成是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自然经济时代，创造新社会财富（价值）的主要是人的劳动力，劳动也主要是人的体力劳动；工业经济时期创造新社会财富（价值）的主要是先进的机械力，尤其是工业经济的成熟期，以机器为主的机械力劳动成为社会财富基本的创造形式。新增加的社会财富完全是表现为满足人们各种各样生活需要的商品，商品价值的大小及其得到社会认可的多少都直接地决定于生产它们所使用的技术的先进性。这使工业经济时代的劳动价值论典型地表现为价值的技术决定论。当人类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的知识经济时代，反映工业经济时代社会财富创造的劳动价值理论在新的生产方式中表现出明显的局限性。
首先，在现代化的企业生产中，人们认识到外在于劳动过程的知识性的管理也成为创造商品价值的一个重要因素，经济学界也提出了管理是创造价值的第四个要素。而管理正是随着人们对企业自身性质认识不断深化所形成的知识和信息，管理人员正是运用这些知识和信息，服务于生产过程而现实地增加产品的价值。美国德尔福集团甚至提出企业知识管理，认为这是现代企业成功的关键。指出“虽然知识管理的首要目标不是技术，但是公司将发现，它们在知识经济中如果离开了知识管理，就不可能具有竞争力。”（《参考消息》1998年4月26日）
其次，在市场自由竞争中企业所投入非生产性领域的大量广告费、赞助费及各类社会投入，都不是用于直接生产领域，按劳动价值理论是不会创造价值的。现在恐怕没有企业界的朋友会否认这方面投入的丰厚回报，在这些非生产性领域的投入极大地提高了处于自由竞争市场中企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这些知识和信息是如此深刻地影响着消费者的选择，对商品无论在价值大小以及实现多少上都起着关键的作用。
第三，现在主要让我们来看使工业经济时代跃升到知识经济时代的先导产业———信息产业。美国人不无自豪地指出信息产业已成为美国经济最大的新的经济增长源，约占近年美国经济增长的40％。如果你对这个数字还缺乏敏感的认识，那么你对这组数字肯定会感兴趣：一个发展才十几年但已拥有资产2000亿美元的微软电脑公司和已经发展一百多年才拥有400亿美元资产的通用汽车公司，后者曾是美国工业经济时代的象征之一。微软所要做的工作，并不是给你直接可以消费的面包、汽车或实实在在的钢铁。它提供给社会的只有处理信息的计算机和载满了能满足你对知识管理需要的各种软件，这里几乎没有办法用劳动价值理论来分析，最高级的知识在这里直接转化为最大的价值，过时的知识在这里也一文不值。同样的编程人员、同样的工作强度，但可能所创造的价值相差悬殊。这里价值形成的唯一基础是以其知识含量的高低来比较的。其他如生物技术、空间技术、光电子产业等等高新产业中，知识是与他们所能创造价值的大小、所能实现价值的多少直接地联系在一起的。也许仅仅因为一个连字符的遗漏而使数十亿美元化为乌有，也许仅仅因为一个新的配方而价值倍增。在这里已完全失去了工业经济时代社会财富的生产和实现形式，知识经济时代的社会财富已直接地与人类最宝贵的知识挂钩，这不但突破着旧的社会财富观，而且直接使人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创造新的社会财富。
综上所述，知识正自在地存在于当今源源不断被创造出来的新的社会财富中，深刻地改变着经济学的基本范畴的内涵及基本理论。正如我们分析的，一定经济时代新创造的社会财富，总是最深刻地反映着一定经济时代的社会生产的实质，并通过这个实质使一定时代的社会生产方式向更高级转化。因此，我们可以说一切都是财富，一切都不是财富，对新增社会财富的考察必须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结合。如果说工业经济时代商品的价值主要指一定技术条件下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价值的大小体现出在劳动时间多少上的竞争，那么知识时代的商品价值则主要是指在无差别人类劳动中所蕴含的知识和信息，价值的大小体现在劳动中对知识和信息的竞争。我们创造的新财富是未知的，但我们通过当前的劳动却现实地改变着已经形成的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在这个循环上升的怪圈里，由于人们在现实消费需求中所消耗的社会财富总是有限的，因此大量的社会财富是以空的数字指标表明社会生产的创造能力，由于形成新的社会财富增长的途径是唯一的，因此对一定生产方式下新形成价值的那种核心要素的竞争便是社会经济增长的实质。而这种核心要素的分割、占有和积累，也就是对新增的社会财富的分割、占有和积累。从这个意义上看，oecd定义的最后一句，不无道理。因此，在知识经济时代，与工业时代相适应建立起来的经济学劳动价值理论亟待发展。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才能说明知识经济是存在的，使知识经济有合理的理论基础，把我们看到的现实和我们用于解决现实问题的理论有机地统一起来。
三、知识经济对社会财富创造形式的改变必然意味着传统经济学的增长理论、货币理论、周期理论及其他一些理论都必须重构
知识经济正以其在现实中的迅猛发展向我们展示出现代经济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和增长形式，使传统经济学理论所揭示的内涵式增长、外延式增长、规模经济增长、投入产出等增长理论都表现出严重不足。
首先，知识在现代经济中的基础性作用已彻底改变了传统人、财、物要素配置所带来的增长。
其次，知识作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它投入和参与生产的形式完全不同于传统要素，并形成新兴的主导产业。
再次，同传统工业经济的规模相比较，依赖知识创造效益的增长正表现出同一产业的分散组合和不同行业间的技术融合，很难从规模化的投入和产出上进行分析。
最后，知识在当今社会新财富创造中的独特性和基础性，使我们对形成社会财富增长的途径并不能直接地从生产领域或某一产业中去寻求，增长的因素或动力也许是直接地存在于生产领域之外。知识经济条件下，也许真正导致增长的投入在一些非生产领域而并非生产领域。只有我们把上述问题研究清楚，我们才能找到知识经济条件下促进主导产业形成、推动经济增长的有效作法。发展经济学家罗斯托曾明确指出主导产业对一个时代的经济起飞具有决定意义。曾因煤、铁为主导产业相互推动而促成战后经济奇迹的日本在这一方面更有心得，日本工业调查会总经理志村幸雄撰文指出：“信息通讯产业可以说是21世纪最典型的主导产业。如果说20世纪基本上是发动机和电动机占主导地位的‘动力的世纪’，那么21世纪将是通信、广播和电子计算机技术三位一体的‘信息的世纪’”。在这一问题上有的同志以产业升级很好地概括了在知识经济时代我们面临的机遇。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在这样产业巨变的经济时代，最能代表知识经济特征的产业是主导产业但不可能是唯一的，甚至这一产业在根本上只是为知识经济时代的其他产业提供生产手段。而各国在此基础上所可能形成的主导产业仍然是要和国际分工、本国经济现实相结合。知识经济向我们展现出不同于工业经济增长的高速度和高效益，无疑有更深刻的增长方式在现实地发挥作用，这就使我们更要深入研究知识经济增长理论，理解现代经济增长的内涵和实质，在未来的发展中制定出更合理、更完善的增长政策和计划。并由此出发考察知识经济发展过程中金融、市场、人力、管理等等相关经济因素在新的经济状态中的运动规律，从而全面自在地把握知识经济的理论。
数字经济的认识和理解范文第3篇
种好本行业“责任田”
特色就是优势。与都市类报纸做“全都有”新闻相比，本行业相关报道就是行业报的特色，在各行业报上都以不同形式体现着独特魅力，种好这块“责任田”是行业报义不容辞的责任。尽管行业报在这方面依旧延续着过去的好方法、好作风，但创新的空间依然很大，随着新形势的发展、随着读者综合素质的不断提高，相关报道和专栏也应不断推陈出新。
行业报的独特之处还在于有本系统信息传递和知识传播的任务。作为行业报，有责任传播上级的声音，即便是“”通知、“”文件，也同样能起到“新闻纸”的作用，在行业报受众范围内的各级单位可以通过阅读报纸贯彻精神、落实工作。这样的读者群是都市类报纸可望而不可即的，同样是行业报的一大优势。
行业报还可以以开设园地、板块的形式传播本行业知识，报道各地各单位的工作经验，让本系统干部尤其让新近从事本行业工作的基层干部加深认识，掌握知识。
强化经济报道
新形势下，传统经济题材报道逐渐遇冷，并在一些媒体的版面上、时段里失去了昔日的“地位”和“权重”。究其原因，既有传统经济题材新闻自身不受公众“待见”之因，更有媒体的社会责任缺失和媒体从业者的“厚此薄彼”之由。
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繁荣与富强，离不开经济的进步。媒体尤其是行业报理应扛起服务经济发展的重任，理应在舆论导向上积极引导社会公众意识，为经济发展创造有利的环境。
要注意的是，作好经济报道，应摒弃一些陋习：一是数字的堆砌，这是传统经济新闻报道常用的手法，美其名曰“让数字说话”。笔者认为，读者关心的数字要有，比如一些反映企业进步的数字、产品性能的数字等，但是对于一些技术参数一类的数字就大可不必再详细罗列，这些数字普通读者因看不懂，也就不关心。二是把文章写成企业的工作计划和工作总结，这是传统经济报道中的“重症”之一，在现实生活中，广大读者很讨厌长篇大论的工作计划和成绩总结，这样报道新闻的方法，会削弱媒体在读者中的声誉。三是把报纸办成了宣传企业成绩的“黑板报”，这也是传统经济新闻报道中的通病，少有亮点，平庸杂乱，没有新闻时效性，更不具指导意义。四是把文章做成政府部门的统计报表，让媒体充当政府部门的“秘书”或“记录员”，反映经济发展的新闻成了事无巨细的流水账单。行业报要克服和力戒这些通病，做有价值的经济新闻。
做强深度重稿
抢抓第一时间新闻、独家新闻，曾成为报人的职业追求。但在新媒体迅猛发展的今天，网络媒体、手机媒体及博客、播客等新媒体形态不断出现，报纸要抓到第一时间新闻，就相当困难了。
但是，新媒体的过分求新求快，使阅读成为一种碎片化阅读、快阅读、跳跃式阅读、视觉化阅读。一句话，当下新媒体阅读的特征是浅阅读。
相比较而言，纸质媒体的优势在于可以详尽地解读新闻事件，满足读者了解新闻背后故事的欲求。因此，对于重大新闻事件“从网上得消息，在报上得解读”已成为读者的阅读习惯。所以，报纸既没办法也没必要去与新兴媒体拼抢时效，而应在新闻的深度上做文章。
这就是说，对于传统媒体包括行业报而言，不仅要做新闻事件的报道者，还要做新闻事件乃至社会现象的阐释者，以专业素养、媒体责任，把事实厘清，把解读作深，根本就不用担心没眼球没卖点，更不用担心没市场了。
开创行业报的“读图时代”
笔者对“读图时代”的理解是，由于科技的发展和生活节奏的加快，现代人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读者希望通过欣赏精彩图片来更迅速、更一目了然地知晓世界和了解周围发生的事件。“读图时代”在推动社会提速的同时，也为我们带来了快捷化、影像化、贴近化的“红利”。
“读图时代”是展现新闻的一种形式，也为阅读新闻提供了一种新的形式。行业报敢不敢用这种形式、想不想用这种形式，怎样去用这种形式、怎么用好这种形式，过去都有很多探索，今后还需深入分析和研究。
都市类报纸在探索、创新“读图时代”之中有失败教训、有成功经验，行业报可在借鉴基础上研拟适宜于自己的“读图时代”，以便能做活新闻、做精新闻、做受众喜闻乐见的新闻。
应重新定义“标题党”
不能武断地把“标题党”定性为贬义词。大凡做过文字编辑的人，都不能与“标题党”脱离干系，新闻界都主张编精练的短稿子、起吸引公众的好标题。那么，在我们所起的文章标题中，能保证百分之百都很准确吗？能没有一点夸大或偏离主题的成分吗？如果有之，这不就有悖于我们批判“标题党”的初衷了吗？
有关“标题党”产生于信息爆炸时代的说法，笔者不敢苟同。追忆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香港媒体，都有过类似“标题党”的事实存在。当时社会动荡，变故不断，所以报纸的“号外”也频繁出现。其时每个“号外”的版面大都以特大号字体的醒目标题冲击受众的眼球，而为了吸引读者，有些标题与实际内容并不贴切，那么，这不就是“标题党”吗？
其实除了都市类报纸喜好“标题党”，网络媒体的“标题党”现象更甚，他们就是要用一个抓眼球的标题“引诱”读者，增强对他们的吸引力。
行业报不妨也在“标题党”的问题上有扬弃，有探索，有提高。
打造行业报新媒体系统
现在很多报刊都开设了电子版，有了自己的网页，有的基础好一些的建立了自己的网站，开发了官方微博、微信、客户端，发展新媒体，为报纸向数字化过渡先行了一步。报纸与新媒体的互补是明显的，报纸与新兴媒体的对接与融合，以及报网互动能使媒体的触角有效向社会各个层面延伸。但是，不能简单地把纸媒与新媒体技术嫁接，就以为融合大功告成。必须强化互联网思维，进行双向融合，用新媒体对行业报的新闻生产进行改造，反之行业报也必须对新媒体进行改造和创新，使行业报从新媒体的传播方式、话语体系等规律中汲取养分，巩固和壮大其话语权和影响力。
不论传播形式如何改变，“内容为王”不会改变，读者受众对优质内容的需求不会改变。要以内容为中心，以新媒体思维改造提升传统采编业务，加快形成“市场倒逼采编”的内容生产机制，进一步激发行业报优势采编资源中蕴含的巨大潜力，实现传统业务与新媒体内容共享、形式互通、形成合力。
数字经济的认识和理解范文第4篇
[摘要]：在近些年的社会舆论中，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往往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特别是在未来主义和自由经济舆论的鼓吹下，媒体融合不仅代表让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仿佛还预示着天赋人权和民主自由的人类理想，因而成为了象征实现社会进步、经济 发展 、人类平等的金钥匙。笔者认为北美关于媒体融合的研究把媒体融合现象作为起点，着重剖析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政经、机构、政策、发展、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本质、动因以及影响。总的来说，在全球传播体系市场化、自由化和数字化的大背景下，媒体融合不仅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通过传播信息产业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组的具体手段，同时也给发展策略、行业监管、资本积累、劳动关系、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带来了种种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响， 历史 的延续性和革新性是媒体融合的双重特点。
abstract:
media convergence is another buzz word in the futurist discourse. while celebrated as the inevitable path towards economic growth, social development, and human prosperity, media convergence is actually a market-driven restructuring of the global capitalist system on the platform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through critically reviewing the north american scholarship on media convergence from the vantage point of political economy research,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on the one hand, north american scholars, especially political economists, have demystified media convergence through social-historical approaches; on the other hand, they have critically explored the historical, political, economic, institutional, and technological forces that inform and structure the processes of media converg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arious players in the trans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recognizing the deepened integration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such as china, russia, india, and brazil, into the global capitalist economy, media convergence, as an ongoing historical process, will continue to be an useful vehicle through which scholars can further understand the expansion and evolution of global capitalism.
“媒体融合”，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它的内涵与外延非常的丰富，人们对媒体融合的界定往往受潜在的经济逻辑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作为历史现象，媒体融合的发展也还未有终结。wWW.133229.CoM处在最活跃的经济和技术领域，媒体融合的走势受到宏观政治、意识形态、产业政策、市场、技术、核心价值和社会大众的多方影响。介于“媒体融合”是一个动态的学术热点,本文试图粗略地归纳出几种比较突出的研究途径和角度。特别是站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本文旨在审视北美学者近几年内对“媒体融合”现象的预测、分析以及常用的理论分析框架。总体来说，北美学者对媒体融合的探讨大致分三大重点：第一个重点考量媒体融合这一历史现象的性质，并试图解释趋势背后的主要推动力和阻力; 第二个重点通过实证研究方法，对媒体融合的具体状况加以分析。对于新媒体政策与新融合经济的解析是这个方向的重中之重；第三个重点涉及媒体融合所带来的，反映在大众政治、公共文化、社会关系上的种种深刻影响。可以说，一方面，通过对当今全球资本主义格局的分析，北美传播学，特别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融合”概念中另人眼花缭乱的技术未来主义成分做了“去神秘化”的剖析；另一方面，由于认识到在市场化和自由化的全球影响下，媒体融合已超越言论，成为了实实在在的、承载国际政治经济角逐、影响国内社会权力结构的重要历史趋势，北美学者也因此给于媒体融合足够的重视，对这个历史进程在当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机构和权力分配中起到的有机作用做了全方位的研究。
一、什么是媒体融合？
媒体融合最早是由mit政治学学者ithiel de sola pool 提出的。 他在1983年的专著technologies of freedom 中，把媒体融合描绘成一股未来趋势。这个概念泛指由数字技术所带来多种媒介载体相互融合的技术演变。根据这个概念，在数字技术的影响下，信电、电话、电报、大众传媒之间原有的行业隔离与技术区别正在逐步消失。未来， 某一物理媒介—无论它是无线还是有线，无论是电波还是电缆—将能承载所有的语音、图像、数据、以及视频的传递； 同理， 原本只能由传统媒体提供的信息， 例如印刷品、广播和电话，也将不再限于它们原来特定的载体 （jenkins, 2008: 10）。 3g手机、数字电视、网上广播、还有众多 网络 互动媒体的出现都是媒体融合的具体例子; 这些技术的进一步推广也对网络带宽和终端功能提出了新的技术要求。
总的来说，“媒体融合”是西方未来主义思潮的又一流行词汇， 是继“信息社会”、 “第三次浪潮”、“后 工业 社会”之后的又一热点。在未来主义的词汇中， “媒体融合”以技术演化为核心标尺，对技术带来的社会经济变化又持有实在化的观点。作为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对新技术革命的主导思潮， 未来主义反映了政治经济权力精英对人类社会发展未来前景的主观愿望。 技术未来主义一大特点是把 科学 技术偶像化、自在化、绝对化， 但同时又回避国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科学技术的深刻影响与限定。无独有偶，北美传播学主流思想为未来主义的流行贡献了一臂之力。 比如， murray （2003）就曾预测数字化的内容下载功能将进一步推动媒体融合的“第三次”浪潮。不可否认，技术演变是媒体融合现象的重要特点，“媒体融合”的口号也确是强有力的言辞。但是，作为一种学术理论框架， “媒体融合”有明显的盲点。脱掉“科学技术”客观性的伪装，“媒体融合”实质上是带有强烈价值倾向的规范性框架：一方面， 它为“革命式”的技术创新而加油欢呼；另一方面，社会舆论却领会不到融合潮流实质上是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自我再造重组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对新技术寓言式的描述，“媒体融合”潜在地为维护并重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核心优势做了铺垫 ，埋下了伏笔。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未来主义把“新科技”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放大到绝对主导的地位， 但是伴随着国际资本和西方发达国家实实在在的推动，媒体融合已从主观预测转变为有自我实现能力的潮流，因而有了超越话语范畴的现实影响力。特别是美国1996年的电信改革，不仅取消了原来的行业隔离，不再禁止电信运营商进入有限电视和网络服务行业，更是抢先全面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包括电信、广电、 计算 机网络在内的美国传播行业，因而迫使英国和欧盟国家紧随其后以期提升本国媒体资本在国际化的市场竞争中的实力。在自由化的市场机制的激励下，垄断集团通过融合强占先机，以期制定规则，主导转型（zhang, 2002: 38)。可以说通过迎合跨国垄断集团资本扩张的本性，这一历史性改革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机制的兴起，其深远的影响力波及了整个国际传播体系。
就在市场化、自由化浪潮的推动下，自九十年代以来，融合潮流变得相当明朗。尽管技术演变本身是不可缺少的必要因素，但是在那些以技术革命为理论框架的学者眼里，新技术就成了凌驾于政治经济结构之上、自成体系的历史推动力。当然，这其中也不乏有深度的研究作品。milton mueller(1999) 就描绘了由 电子 技术带来了媒体经济和技术组织结构的重大变化。根据mueller, 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已流传了近25年。自从互联网和数字技术诞生以来，关于互联网是否会最终促成媒体融合的讨论就不绝于耳（mueller: 12）。在互联网时代， 技术进步显然已将媒体融合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但是，如果这个趋势至今还没有充分实现，是什么样的非技术阻力导致的？哪些机构，哪些利益,出于什么原因，在推动或延缓这个趋势？哪些地区国家,哪些社会团体，哪些权力集团将从媒体融合的大潮中获利？由于媒体融合还是不断演化的历史进程，在世界各国的发展程度也大相径庭,这些结构性、实质性的问题将引导学术界的讨论。
当然，不同的学术流派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也不尽相同。首先是机构研究。机构研究以引导机构改革、促进融合为目的，着重分析和评估融合的具体政策和现状。这类研究默认并接受了主导媒体融合的商业逻辑，其研究的目的也是为了完善并促进资本主义技术改革，推进在“新自由主义”引导下的全球信息体系的重组与再造。比如说，dong-hee shin (2006) 就韩国的发展状况，认为目前媒体所有制结构，监管部门结构，以及媒体管理政策从不同程度上限制了媒体融合。baldwin, mcvoy 和 steinfield 在他们的专著里(1996) 也指出媒体融合的实现不仅仅包含技术问题，还涉及到产业运作、商业文化、融资方式、基础设施、产业政策等等方面。立足于各个国家的特定环境，站在经营策略的立场，这些论述着重讨论“如何做”这一实际的操作性问题，为帮助实现跨国抑或本土资本在这一重大媒体产业变革中的取得战略地位献计献策。
机构研究的“改良主义”的前提有意无意地提示我们：媒体融合决不是简单的、必然的技术潮流，因为政府政策、经济行为、意识形态、乃至资本主义的国际生产关系对媒体融合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这个理论架构下，“媒体融合”成为一个缩写，泛指在电信、广电和信息产业，由一系列技术演化、产业重整、市场改革和相关政策组成的现象(blackman, 1998)。因此，相对于未来主义科学技术绝对化和自在化的逻辑，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更加赞同这种社会化、机构化的理解。但是，不同于机构研究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默认或回避的态度，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融合的理解有意识地跳出“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思维模式，并直截了当地解析全球资本主义系统与传播信息体系之间日益复杂交错的关系。在他的专著 how to think about information 中, schiller就主张把媒体融合的本质看作是国际资本扩张和重组的又一个历史表现，并指出“媒体融合”这个概念使公众错误的认为融合是不可逆转的技术进步的必然 (schiller 2007: 103)。在 现代 资本主义经济下，“信息”作为一种资源已被深深地卷入市场经济活动中去了，成为创造剩余价值的商品，同时也是资本积累的平台；在信息经济的旗号下，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关心的是资本通过传播信息平台在全球范围的积累，只要能增加利润，这个体系中的主导者有意摧毁任何国家或地方干扰利润实现的现有技术体系、制度、传统和机构。从这个意义上，媒体融合说明资本逻辑渗透全球传播体系的规模和深度的不断扩张。有别于机构视角，批判政治经济学往往突出国际资本活动所起到的隐形的,但实质上相当核心的主体导向作用，并且描述这个复杂历史过程中所上演的种种矛盾、斗争、控制，进而说明社会变革的根本性质和方向。
此外，由商业逻辑为主导的媒体融合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被推进的。那么发达国家与发展 中国 家对媒体融合的看法与做法一致吗？新媒体的普及给于发展中国家“跨越”的机会吗？当发展中国家加速融入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国家政府与本土资本是否有能力有选择地介入媒体融合，并从中获得实质性的实力增长？当地的人民大众能否从中赢得更多的权益？当日本韩国成为媒体融合的先导国家，跨国资本在这些亚洲国家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新媒体的出现会促进本土文化的发展？抑或是遏制它？随着媒体信息产业变得越加重要，它与国际政治和区域经济之间又有什么样的紧密关联？在数字化和网络化的新媒体环境下，这一系列关于国际关系和跨文化传播的“永恒”问题仍然非常重要。比如说，jussawalla (1999) 就曾探讨过信息技术融合对亚洲区域经济的影响；msimang (2001) 则认为如果发展中国家想改变相对落后的被动状况，面向媒体融合的管理方式不能照搬西方发达国家自由经济的模式； boyd-barrett (2006)更进一步指出数字媒体在国际上的扩张帮助重整国际资本所操纵的媒体霸权。总的来说，从比较与跨国视角出发，如果媒体融合是信息技术革命的又一次浪潮，那么媒体产业在国际上的演变能帮助我们理解重大的国际权力的动态结构吗？
二、新媒体政策与融合经济
毋庸置疑，媒体融合给行业监管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电信、广电和信息产业原本是在相对独立的监管制度下发展的。具体的说，在欧美地区，电信监管政策强调对基础设施硬件的管理，但视内容为超出监管范畴的私人问题；出于保护文化多样性和维护弱势群体的话语权，广电的监管则侧重内容管理；同时，信息与网络产业则是在相对无监管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blackman, 1998).但是面对媒体融合，原来各自分立的行业监管不得不重新调整，不同利益和理念之间的争论与冲突不可避免。对于这些争论的记载和分析有助于说明媒体融合的多重主体性与复杂的内在矛盾。
同时，从宏观政治经济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全球体系自八十年代以来的发展更是把关于融合政策的争论设定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主导下，为了迎合国际垄断集团抢占国际市场的战略，欧美电信、广电、信息行业监管政策都纷纷鼓励自由化的机制，推动最大限度地开放市场（schiller,2007)。同时，随着发展中各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欧盟这样的“超国家组织”，规范化的条约更加速了国家传播产业本身以及以传播产业为渠道而进行的与全球市场体系的融合。在这样的背景下，融合政策还能在“社会公正，公平竞争，和消费者利益”之间作出比较公允的平衡吗（simpson, 1999)？就全球媒体经济而言，剧烈的市场改革和产业重组将改变以往经济实体之间的动态平衡吗？
首先，在基础设施这一层面，就存在许多关于发展趋势的争论。比如说，当电信与广播电视产业日趋重叠，“融合式”的监管架构是否会削减原来受推崇的媒体多元文化的保护制度。(simpson,1999)？当电信运营商也开始提供媒体服务，怎样才能保证其他服务供应商不受掌控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商的恶意排挤(blackman, 1998)？由于两种以上的技术都可以实现宽带传播，采用哪种技术来建设信息基础设施也将对经济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benkler, 1998; mcknight，2003).总而言之，在媒体变革的过程中，种种有关技术标准、市场准入条件、以及行业准则的监管政策都将影响未来媒体格局，因而至关重要。
其次，媒体融合还促使了许多新型终端和新型服务的出现；虽然传统媒体并不会彻底消亡，但却经历巨变。重要的是，这些剧烈的变革鼓励社会各界重新审视貌似永恒不变的媒体结构和媒体权力分配， 因此孕育了大量的争论和动荡。以数字电视为例，承担着公共服务功能的非盈利性媒体应当怎样应对和适应数字化的挑战？在以数字技术为载体，网络为纽带的，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下的多媒体环境里，什么样的媒体监管政策可以有效的保护“公共利益”这一核心价值取向？在北美自由经济的大环境里，数字电视的推动是由目前的垄断 企业 领导？还是通过政策介入把市场准入条件降低 (castañeda, 2007)？可见，即便在欧美资本主义经济的大环境下，传播信息体系不仅是资本利润最大化的载体，还承担着重要的社会公益责任。因此，有关媒体融合的政策制定是在商业逻辑、权力结构和社会公益等一系列彼此矛盾的多方诉求下被左右着前行的。到目前为止，在新自由主义体系下，商业逻辑凌驾于媒体社会公益的责任之上，因此大大削弱了主流媒体在社会效益中的贡献。当然，由于媒体融合还是一段尚未完结的历史进程，最终的收益者将由历史裁定。
就媒体经济而言，由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的全球传播体系正在经历剧烈的扩张，同时，其内部的市场格局也是动态的。在新自由主义和媒体融合的双重导向下，传播体系作为全球资本主义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经历了结构性的调整。这一结构性的调整不局限于技术层面，而是涉及到资本主义媒体经济内部的实力较量和重整。一方面，处于优势地位的跨国垄断集团试图巩固并进一步壮大其市场实力；另一方面，传播信息体系在全世界范围的调整也给新兴的市场经济主体带来了机会。
具体的说，由于媒体融合的前提是网络基础设施和服务产品的重建和升级，这促使目前仍处于优势地位的电信公司、传统媒体、和硬件制造产业通过种种方式改变生产结构，切入新兴市场，以适应变化，因而引发了产业结构、市场结构、部门结构的变化。目前，国际垄断媒体公司已利用他们在资金、技术、人才和政治影响力上的种种优势，通过扩张，兼并、重组等途径，抢先把媒体融合纳入公司发展策略中；换句话说，跨国媒体公司很大程度上主导媒体融合的走向，媒体融合也改变了它们的商业运作方式(arsenault & castells，2008；chon et al., 2003)。与此同时，随着市场需求的增长，国际生产链也经历了重大的重组配制。电信、广电与信息产业的广泛融合甚至改变了这些细分产业内部的产业链结构，因此影响力波及世界各地（witz, 2001)。除了国际资本的带动和跨国产业的结构调整之外，国内的政治经济原因，特别是不同部门、不同经济实体乃至阶层利益之间的博弈，都可能影响以媒体融合为其点的产业格局的发展方向（zhao,2005; wu,2009)。可以说，在这场以媒体融合为形态的市场角逐中，鹿死谁手、谁是赢家是有关全球信息体系和全球市场经济的前瞻性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由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的全球传播体系并不是坚不可摧的；恰恰相反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矛盾在新旧技术交替时期被放大，因此维护和巩固资本逻辑对传播体系的控制至关重要。首先，从纯技术角度来说，现代技术给人类的交流传播活动带来更多的可能性：数字技术不仅使“信息”从一种稀缺资源转变一种过剩资源，融合媒体更是具备了互动的特点，因而让普通使用者对信息流通过程有了更多的掌控权。但是，往往正是这些极有益的技术特点使得资本通过全球传播体系实现利润积累的过程受到冲击。
以知识产权为例：由于数字技术改变了媒体制作、内容存储、信息传递和信息流通种种阶段的操作方式，知识产权原有的生效范畴和执行方式都受到了负面影响。一方面，网络强大的共享与复制功能不仅激发了数以万计的免费内容下载和内容转载，甚至鼓励了非盈利性的创作共享运动的风起云涌(murdock，2009)。作为反击，大公司不仅严格化了知识产权规则，他们还推出了一系列控制信息供应的技术手段以期顺利实现信息“商品化”的转化，其中包括加密，直接授权，收费网络信息，使用者密码输入系统等等（spinello, 2002:170-172)。除此之外，当多媒体和互动媒体成为主流传播方式时，现代技术已给予消费者避开商业广告狂轰滥炸的能力，数以万计的频道更使传统的广告失去原有的效应。 新媒体与广告、新媒体与知识产权之间的关系将如何发展直接涉及到商业媒体的生存方式（spurgeon, 2008)。
总之，如何创造新的盈利方式，如何控制乃至扼杀不符合资本积累的技术应用，如何打开并开发利用新兴市场，如何创造新的需求不仅对于资本逻辑下的媒体行业本身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剖析现代资本经济组织演化也有关键性意义.
三、媒体融合的社会影响
由媒体融合引发的全球传播体系的重整对资本主义市场体系本身有深刻的影响。除此之外，北美学者不约而同地关注新媒体与新闻事业、新媒体与大众 政治 、新媒体与社会民主之间的互动关系。换句话说，这类讨论往往跳出了产业机构视角，关注非 经济 问题。如果传统媒体的特点之一是由精英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垄断式的信息制造和传播，媒体融合是否可以减少了消费者对垄断媒体的依赖，鼓励更为民主的、更具参与性的信息传播方式？这一议题是关注媒体政治的学者们关心的核心问题。一方面，互联网、数字手机、 网络 播客不仅让大众接触到数以万计的信息来源，更赋予普通人曝光突发事件、引发大众讨论、制造新闻效果的主体性能力（murley,2009; wilkinson,2009)；另一方面，垄断媒体集团为了迎合大众需求也相继推出网络讨论空间以期制造互动新闻的气氛（thurman, 2008)。
早期学者对新媒体的民主化效果抱以浪漫主义的期望，ithiel sola pool（1983）就认为在媒体产权日益集中的国际环境中，媒体融合能鼓励民众的媒体参与，进而推进言论自由、民主政治乃至社会公正。不可否认，pool的观点有 科学 技术绝对性的倾向；潜在地，他把技术进步与民主化相提并论，把个人消费自由等同于社会群体之间的民主平等。但是这一极富价值取向的期望已成为了主流媒体研究的理论框架，同时也为西方科技未来主义思潮提供了很好的合理化宣传。相对来说，近期的新媒体研究则运用了内涵更为严格的“民主”概念，通过实证研究方法以期丈量互动媒体、草根新闻的实在效果。从纯技术的角度，新媒体跨越了传统媒体中被动消费与主体性内容制造的鸿沟，但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社会各界、各个阶层、各个民族享有新媒体的程度极度不平衡，保守的媒体权力结构也并没有土崩瓦解(zeitlyn et al., 1998)。可以说，相对于技术绝对化和个体化的研究框架，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权力在资本逻辑下实现的分配关系提出了结构性的、批判性、本质性的认识，因而为了解媒体融合的社会影响提供了现实版的背景认知。
新媒体与大众文化的互动也是一个重要领域。随着垄断媒体集团对大众娱乐市场的不断开发利用，消费者通过互动媒体为资本主义娱乐产业提供了大量新鲜的内容。henry jenkins 在他2006年的经典之作 convergence culture 中强调了消费者在新形成的媒体文化中起到的“不可忽略”的推动作用 (p. 8)。通过文化视角，关注互动式的多媒体，jenkins提出媒体融合不仅是被资本宏观推动，而且带动了自下而上的消费者的媒体参与。简而言之，新型的媒体文化和消费者群落是这类研究的重点。比如，lankshear 和 knobel（2003）研究过社会交际网站；tarantino（2003）写过消费者对数字电影的反哺；mizuko (2005)写过手机短讯在日本青少年文化中有机作用。可以说，全世界的媒体管理者、软件设计者、系统工程师和 计算 机网络公司都迫切地想要了解新媒体文化的传播和影响，更想了解大众流行对新技术的接受方式和导向趋势。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评价，这类研究有效的突出了媒体消费者主体性的地位，并且强调了“文化”独立于政治经济的自在性和影响力，因而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有益补充。但同时，不可否认，优先消费者视角，突出市场经济范畴内个体或群体的“消费自由”的逻辑回避了资本最大化的商业逻辑以及阶级这最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这些盲点削弱了对市场经济框架下的大众文化的认识，也代表着向资本主义商业逻辑的某种妥协。
当新媒体社会学和新媒体文化学的研究从大众“消费者”的视角出发，媒体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则又回归到媒体与资本主义体系的另一个重要交点，那就是媒体融合对劳动者、劳动关系和劳动状况的影响。一方面，数字技术在各种机构中的渗透加深了资本主义体系对劳动者的监视、控制和操纵，在后福特主义生产模式下，当全球数字化与经济全球化相融合， 媒体融合更促使国际产业链的扩张和调整，因而对世界各国的就业结构和劳动状况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另一方面，新技术也带来了鼓励劳动者主体性和承载集体维权活动的空间。这一对相互制衡的矛盾趋势将怎样影响数字劳动、创造性劳动和知识型劳动？面对媒体融合所带来的媒体产业结构和管理方式的变化，广义的媒体工人是怎样应对的？在信息产业全球化，媒体行业的工会做出什么样的战略性的组织调整？可以说，关于广义的“知识劳动”与“创造性劳动者”的研究是一个的新兴领域。这个视角再次把媒体融合的现象设置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全球扩张和自我更新的时代背景之下。
四、 总结 与未来趋势
在近些年的社会舆论中，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往往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特别是在未来主义和自由经济舆论的鼓吹下，媒体融合不仅代表让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仿佛还预示着天赋人权和民主自由的人类理想，因而成为了象征实现社会进步、经济 发展 、人类平等的金钥匙。 但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概念，媒体融合不仅存在明显的盲点，而且是带有强烈规范倾向的框架。可以说，对媒体融合的分析，只有结合对当今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的深刻理解时，才能有效摆脱“媒体融合”自我神秘化、自我放大化的倾向。从传媒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媒体融合的潮流，从本质上说，是资本主义全球体系通过传媒信息技术手段进行自我更新、自我扩张的有机表现。就影响而言，媒体融合对全球格局、社会经济和政治民生带来的并非是理所当然的、线性的、纯粹的、正面的影响。实质上，媒体融合技术虽然蕴涵了促进积极的 历史 进步的可能性，但是在资本主义商业逻辑强大的主导下，这一历史进程更多的是优先了那些目前在全球市场体系中的占有领导地位的政治经济实体的利益，因而重塑和更新了现行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媒体权力等层层的保守格局。
通过本文的叙述和梳理，笔者认为北美关于媒体融合的研究以媒体融合现象作为起点，着重剖析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政经、机构、政策、发展、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本质、动因以及影响。其中，以下一系列的假设引导了北美学术研究对媒体融合的审视和反思：在资本主义商业逻辑的主导下，媒体融合将削弱跨国资本对传播体系的霸权控制？给于发展 中国 家“跨越”的时机和空间？延续甚至加强传统“公众利益”的监管核心取向？推动公共服务媒体的发展？摧毁社会歧视，实现全社会化的平等信息服务？推动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繁荣吗？总的来说，在全球传播体系市场化、自由化和数字化的大背景下，媒体融合不仅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通过传播信息产业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组的具体手段，同时也给发展策略、行业监管、资本积累、劳动关系、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带来了种种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响，历史的延续性和革新性是媒体融合的双重特点。
显而易见，目前媒体融合的研究主要是以北美、欧洲以及日本韩国这些发达国家和地区为对象的。这个研究范畴一方面直接反映了媒体融合不平衡的发展轨迹，另一方面，随着印度、巴西、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不断融入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他们在媒体融合潮流中的发展进程将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可能的未来趋势。中国政府就已将三网融合作为实现内需带动，促进应用，重点突破，在未来的技术发展中占一席之地的经济战略。笔者认为，对于未来的研究，媒体融合将继续成为一个载体，帮助学者认识资本逻辑在全世界范围的扩张和变形。具体的说，在发展中国家里，媒体融合在国际资本与本地政治和国家发展需求的多重影响下会产生怎样的特有的可能性？作为市场国际化的重要载体，媒体融合的趋势会为本地资本的壮大创造什么样的环境？会给国家信息化格局带来什么样影响？是否有助于形成电信运营商与上下游产业互动共赢的产业链？政府与市场主体在媒体融合中将分别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陷入困境的境况下，作为最为活跃的经济区域，这些国家会在媒体融合上会有什么具体的举动和作为？媒体融合又会在当地的政治改革和社会转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一系列的问题对于关心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新型 工业 化和市场化国家的走势、转型中的媒体以及广义的发展问题的学者都是很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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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的认识和理解范文第5篇
一、培养统计思维,提高学习兴趣
由于统计学与数学的密切联系,往往在没学统计之前,学生已经用自己的思维定式认为统计学是一门与数字打交道的课程,既枯燥又抽象。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对于经济、管理专业这样文理兼收的学生来说,首先是“怕”字当头,从而提不起学习的兴趣,学起来自然吃力。因此,培养统计思维,提高学习兴趣是学好、用好统计学的首要条件。
1、消除怕字,拉近与统计学的距离。要打破学生所认为的统计学即是一门数学课的思维定式,在绪论中把数学与统计学的联系与区别讲清楚是非常有必要的。尤其是两者的区别:数学研究的是抽象的数量规律,而统计学研究的是实际现象的数量规律;数学家可以坐在屋里研究数字规律。而统计工作者则必须深入实际收集数据,并与具体的问题相结合,通过大量的归纳才能得出结论。比如,经济、管理专业都关心的市场,要想了解市场,必须进行市场调查,对市场调查取得的数据进行整理、分析,认识市场,从而做出正确的判断与决策。教师还可以在讲完绪论后,让学生自由发言:找找生活中或你理解的统计,既可以活跃课堂气氛,又可以拉近学生与统计学的距离,消除学生怕学统计学的心理。
2、培养统计思维,强调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统计学是一门通过现象的数量方面认识现象本质的学科,要与数字、计算打交道,学生觉得枯燥和乏味是难免的。在教学的全过程中传输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统计理念,不但有利于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也为学生在以后的学习和工作中正确使用统计工具打下了很好的基础。统计对事物的认识,不是凭主观臆断,不是想当然,而是建立在对事物所表现出来的数量进行观察和分析,重视数量的研究,运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可以增强认识事物的客观性和科学性,使决策的正确性大大提高。反之,统计数据来自于实践,因此在定量分析的同时不能脱离定性分析,只有两者相结合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渗透这些理念,学生学到的不仅仅是如何去做对某一道题,而是学会了如何思考、如何正确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
3、激发学习兴趣,考虑统计学的应用背景。对于经济管理类专业来说,开设统计学课程的目的,是为了让学生掌握一种正确地认识社会经济现象的数量规律的理论、方法,解决的是经济、管理方面的问题。因此,要求教师明确培养目标,结合学生的专业及应用背景组织教学,要时刻关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实际问题、热点问题,善于使用统计方法分析这些问题。对于概念公式的掌握,强调理解和应用,有的放矢,学以致用,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专业的适应性和应用性。
二、改进教学方法,合理采用先进教学手段
在传统的教与学中,基本形成了教师讲,学生听的“填鸭式”的模式,导致了学生的被动学习习惯:习惯于死记概念,硬套公式,学生掌握的知识只局限于应付考试,并没有真正理解消化,加之所学的课程之间缺乏衔接,往往在实际问题面前茫然不知所措。因此,统计教学的改革应立足于培养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高校经济、管理类专业的统计学教学应考虑其专业特点,把握社会经济动态及实际应用组织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合理采用先进的教学手段,与时俱进,紧跟时代脉搏,培养具备一定统计理论知识、技能,能在社会发展变化中活学活用、不断创新的高素质人才。
1、注重教与学的交流,拓展学生的知识面和思维空间。在教学过程中,要注重教与学的交流,将严肃的“讲授式”与生动活泼的“启发式”、“讨论式”、“参与式”教学方法结合使用。教师讲授基本知识时,要强调在学生充分理解的基础上,启发学生积极思考,多问几个为什么,引导学生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结合自己的专业去思考,发表独特的见解,展开讨论,教师进行指导并解疑。教学相长,教师要及时了解、把握学生的学习状态,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主动性。促进教学中的信息交流与沟通,开阔学生的思维空间。此外,统计学作为经济管理类的专业基础课,教学中还要考虑到整个学科知识链的衔接,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注意与基础课、专业课的渗透与过渡,对于有重复内容的课程,各科教师之间要一起讨论,对重复的内容整体协调,强调知识的整体优化,使整个知识链节奏明快,节省时间,学生了解了学科之间的交叉与过渡,才能将所学到的知识融会贯通,增强专业综合能力。
2、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提高学生实践应用能力。统计学是一门应用学科,培养学生的统计技能、实践能力是统计教育的目的,统计工作是一项群体活动,组织工作复杂,学生的组织能力将在日后工作中接受考验。但因在高校教学计划调整中整体课时缩减,统计学课时也一减再减,课时少,学生多,组织难成为在教学中锻炼学生组织能力、实践能力的障碍。教师面对客观现实,灵活改进教学方式、方法,就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统计教学中通过采用案例教学及加强实践教学培养学生的能力,已经得到了普遍的认可,并在教学工作中逐步落实。实施案例教学,是对实践活动的真实模拟,可以营造实践的条件和环境。案例的搜集最好选择统计在经济管理中的应用实例,每个统计应用实例都应简要地描述公司背景及该统计方法应用的情况,真实的案例可以帮助学生直观地将所学知识与经济现象联系起来。针对课时少、学生多的问题,可以充分利用课余时间及认识实习环节,发动学生,积极参与:教师可以将案例及有关资料事先发给学生,学生自组团队,利用课余时间针对案例提出的问题进行思考、讨论,分析,教师上课时,安排每一个团队派一个代表在固定时间内讲述自己团队的分析过程及结果,团队成员可以做补充发言,教师做最后总结分析,同时针对各团队的发言情况,结合团队成员的参与程度,给每一位同学打出平时成绩。在教学中适当地采用这种方法,不但可以使学生对案例有一个熟悉消化的过程,节省了课堂上的时间,大大丰富了学生的信息量,还锻炼了学生的组织能力,增强了团队精神,使其创造力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发挥,使素质教育不再成为空谈。此外,教师还可以利用各专业知识实习的环节,进行一次统计实践活动,让学生体会用统计方法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为学习专业知识做铺垫,也为在以后的工作实践中正确使用统计方法打下扎实的基础。
3、注重现代先进技术的合理使用,提高学生的数据处理能力。科技的发展为统计学的教学和应用带来了快捷和方便,主要体现在采用多媒体教学手段和统计软件的应用,在统计教学中引入多媒体教学,可以使抽象的概念、公式、枯燥的数字变得直观生动,可以在课堂上使用统计软件处理数据资料,可以展示复杂的图表,将图表的制作过程演示给学生,加深了学生的感官认识,也节省了板书时间;采用多媒体教学手段,通过使用文字、图表、色彩、声音、动画等形式传输教学内容,不但可以创造轻松活泼的课堂气氛,还提高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但是,在教学实践中,多媒体的使用要考虑到其合理性:若课件制作得太花哨,可能会误导学生的注意力,过于关注图像的丰富多彩;而课件制作得文字太多,过于呆板,则又成了变相的“填鸭式”,学生只顾记笔记,缺乏思考理解。因此,教师制作多媒体课件时要注意把握尺度,根据教学内容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充分利用每一节课的时间,合理编排讲课内容,做到严肃活泼、有主有次,形成交流互动,才能取得好的教学效果。
统计软件有许多,如Excel、SAS、SPSS等,并已经在实践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因此在统计学教学中要注重学生对数据处理能力的培养,掌握统计软件,使数据处理变得快速简单,提高了工作质量和效率。对于非统计专业的学生来说,掌握Excel统计软件是最基本的要求,结合案例教学学会用Excel创建表格,制作图表,可以学习到解决现实问题的有效方法。同时,通过学生上机环节的练习,提高学生处理数据的能力。
三、追求教学的艺术性,提高教师的素质和修养
统计学课程要取得好的教学效果,教师起着主导作用。统计学是经济管理类的专业基础课,面对经济管理专业的专业特点,需要统计学教师不断拓展和丰富自己的知识结构,既要精通统计学的原理和方法,又要具备经济管理学知识,注重理论水平提高的同时,也要关注实践,投身实践;关注国内外统计学学术动态,将新的知识及时地融入到教学当中,与时俱进,在教学内容和方法上不断创新。“学博者为师”,教师高深的学术造诣、敏捷的思维方式、广博的知识面、勤于学习、敢于创新的精神直接影响着学生思考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对学生的创造能力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