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金融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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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金融定义范文第1篇

【关键词】 养老金； 风险管理； 动态风险策略； 安全运行

中图分类号：F84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937（2014）20-0019-08一、引言

企业的养老金确定给付型（Defined Benefit，简称为DB）计划，在金融市场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根据美国投资公司协会2008年数据，2008年养老金确定给付型的规模是总资产超过2万亿美元。养老金固定收益计划是雇主的综合资产负债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Shivdasani和Stefanescu提供的2010年数据，若将养老金资产、负债纳入资本结构，雇主的财务杠杆比率将高出约35%。近年来，金融危机造成的财务风险不断扩大，对养老金和雇主而言都是如此。Bruno（2008）在报告中表明，在2008年10月的第一周，大型企业的养老金损失超过100亿美元。

养老金的巨大损失以及由此带来的资金短缺问题，提示人们考虑，养老金是否承担了过高的投资风险，雇主应如何确定养老金的投资风险。在考虑了雇主的各种奖励、计划限制、经营风险和养老金风险之间的相关性等因素之后，笔者通过养老金β衡量影响养老基金投资风险的主要决定因素。本文的研究结果为雇主在养老金投资上采取动态冒险策略提供了有力的依据。雇主出资比例、违约风险、实现税收利益最大化的激励机制和养老金会计选择假设，对这种投资策略产生显著影响。此研究也有重要的政策含义，表明养老金风险不匹配对监管机构而言是一个关键问题，在制定养老保险法律法规时应确保养老金制度的健全性。

为探讨养老基金决定因素，笔者基于原有研究提出了几种假设，包括风险转移假设、风险管理假设、税收优惠假设、银根宽松假设、会计效应假设。总而言之，企业养老金风险策略的决定是几个重要因素共同实施的结果，包括养老金筹资水平、企业违约风险、边际税率，以及雇主为验证养老金会计假设和恢复资金流动性而制定的激励措施。

二、养老金固定收益（DB）计划的制度背景

养老金DB型（待遇确定型）企业年金计划是：雇主承诺在工人退休日或准予日开始，若服务满一定年限，就向其给付一定替代率的养老金待遇。在DB计划下，雇员养老金待遇是按公式确定的，雇主必须按承诺向雇员支付退休待遇，因此雇员养老金待遇构成了雇主的养老金债务。看上去，在DB计划下，风险完全由雇主承担，但这不等于说DB计划下雇员完全没有风险。实际上有多种风险因素会影响DB计划财务状况以及偿付能力，包括雇主破产风险、违约风险、市场风险和人口风险，这些风险最终会影响雇员退休待遇保障。

三、文献综述和假设

本节简要地讨论各种因素和雇主的激励机制，以及养老金冒险策略的潜在影响。

（一）风险转移（道德风险）假设

雇主风险转移（道德风险）的激励主要来自养老金收益保险公司（PBGC）所提供的保险。一旦公司破产或计划终止，由《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案》（ERISA）创立的养老金收益保险公司（PBGC）保证参与者的最低养老金福利。这种保险在本质上为雇主创建了一个看跌期权，其预购价格等于养老金福利索赔总值。雇主可以把看跌期权价值最大化，将基金投资到风险最高的股权证券中，以最大化期权价值。若投资成功，则所得收益全部归养老金计划所有；即使投资失败造成养老计划损失，亏损也由PBGC承担。他们能把没有着落的养老金义务转移到养老金收益保险公司（PBGC），冻结养老金计划，或将它们转为固定缴款计划（DC）作为最终退路。

使用两种措施来测试风险转移假设：养老资金比率和雇主破产风险。期望雇主以更高（低）破产风险或更低（高）的资金比率来承担更高（低）的养老金投资风险。对破产措施的预测，其系数符号是正的；对资金比率的预测，其系数符号是负的。

（二）风险管理假设

风险转移的诱因易受下述重要因素影响：如果雇主最终避免了破产或计划终止，但因为假设投资风险高而结束了一个严重资金不足的养老金计划，它必须继续使用公司的财务资源来资助其养老金计划。ERISA需要雇主来维持其养老金计划的最低资金水平，否则的话，雇主不能私自开支、投资有利可图的项目，或派发股息等。更重要的是，如果其现金及流动资产耗尽，不足以支付养老金计划供款，担保人可能会面临增加的其他非养老金义务的违约风险。因此，Rauh在2009年提出并证实了对资金不足计划或高信贷风险的雇主要分配更多的养老基金到安全证券和采取低投资风险。笔者再次使用养老资金比率和破产风险来测试风险管理假设。预计具有较高违约概率或养老资金比率较低的雇主，采取较低风险或养老金β较低。对破产风险措施的预测，其系数符号是负的；对养老资金比率的预测，其系数符号是正的；而对风险转移假设来说，预测的系数符号正相反。

（三）赋税优惠假设

DB养老金计划享受优惠的税收待遇，可能是重大的经济效益促使雇主赞助这样的计划。企业年金计划的税收优惠包括扣减的养老金供款和养老基金产生的投资收益免税。Black和Tepper表明，如果养老基金完全投资于债券，那么存在税收套利机会。笔者建议采用“最大最小策略”，以保持最大限度的养老金和最低水平的风险资产。

用一个模拟的边际税率使得雇主测试税收利益假设，并认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边际税率越高，养老基金分配给高风险股票市场的比例越小。笔者预测边际税率的系数为负。

（四）银根宽松假设

银根宽松假设是基于观察雇主可以用其养老金计划以存储财务资源并保持流动性备用。这种银根松弛会帮助雇主做最坏的准备，如在经济困难时期提供流动资金，或满足未来需求，提供意想不到的养老金供款。以前的研究发现，雇主的盈利能力和资金有效性与养老金筹资水平相关，并直接影响雇主用过多养老金计划建立财务松弛的能力。然而，这种策略首先受到减税贡献的制约，若雇主考虑用备用资金对发生财务危机的养老金计划提供担保的话，还要受到沉重的消费税的制约。

养老基金应主要投资于低风险和流动性金融工具，如债券和存单。当雇主有较少现金流或可用金融资本时，应加强财务松弛的建立。当雇主预计在未来几年内养老金供款减少时，雇主存储流动金融资产的动机更强。因此，使用总现金流和养老金供款作为激励财务松弛的手段，希望他们都与养老金风险有直接关系。也就是说，较少的现金流和养老金供款是以更强的激励来存储财务松弛，导致更多的养老基金投资于流动资产，从而降低养老风险。

（五）会计效应假设

养老金会计准则要求雇主作出一些养老金假设，包括养老金计划资产的预期回报率（Expected Rate of Return on pension plan assets，ERR）、估计未来总养老金的现有价值的折现率和员工工资的增长率。关于雇主自由裁量权的一个重要假设就是ERR。研究发现，雇主可以使用更高ERR来夸大收益使他们可以报告正的或高于行业水平的收益，或为平滑收益而弥补养老金摊销费用对净收入的影响。ERR与收入有关，有如下方式：它不是直接记录养老金计划开支，而是由雇主报告收益表中的净养老金成本，计算方法是从服务成本、利息成本、其他费用的总和中减去计划资产的预期收益（即养老金资产摊销）。计划资产的预期回报是ERR和计划资产的市场价值的产物（或FVPA）。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ERR越大，则预期计划的回报越高，并且养老金成本越低。较低的养老费用将导致增加的底线。风险资产本身就具有较高的预期收益。

另一个假设是养老金负债的贴现率，用来估计PBO。有证据表明，雇主可以采用更高的折现率来人为降低养老金负债，从而提高养老金状态和降低养老金负债。一般来说，雇主更愿意采取分散的组合投资方式，以防范风险并获得尽可能大的利益。因此，笔者期望的结果是更高的养老金贴现率与更高的养老金风险相关。贴现率系数为正，与会计影响假设的影响相一致。

（六）风险同步假设

风险同步假设解决雇主的经营风险与其养老金计划收益之间常见的风险暴露（或风险相关）。2010年，Broeders首次使用未定权益分析建模。高度的同步性将降低雇主承担养老金风险的能力，如果养老基金产生低的回报，同时雇主经营业绩不佳，那么雇主将意外缴纳养老金的概率也会高。然而，在这种情况下，雇主至少能够作出必要的贡献。同样，如果雇主经营业绩较好，同时养老金基金回报高，那么作出意外养老金缴款的概率也会低。因此，这一假设预测，雇主的经营风险和养老基金的投资风险之间具有较高的同步性，这使雇主使用不太积极的策略。为了避免雇主的养老基金和其自身的经营绩效之间共同风险的协同运动，养老基金的投资策略应该是使养老金资产的变化与雇主的核心业务不相关（或低度相关），但与预计养老金负债高度相关。对风险同步的措施包括：（1）在雇主运营现金流与其养老金计划资产之间有历史上的8年滚动相关性；（2）雇主运营现金流的波动性。预计这两项措施的系数符号为负，如果风险同步假设成立。

四、数据、实例和变量解释

（一）数据和实例

在Compustat数据库中从1990年到2007年赞助DB计划的公司开始，并按照Franzoni and Marín的方法来检索FVPA和PBO。如果公司在Compustat数据库中有估计FVPA和PBO的相关养老金项目，则被认定为DB计划雇主。笔者也从Compustat数据库中取得其他财务会计信息，包括养老金缴款、总现金流、公司价值和养老金假设。另一个重要的数据源是美国国税局的Form5500。Form5500包含有关计划资产类别、投资额和投资回报的最全面的信息。

（二）变量解释

在这项研究中的主要变量包括养老金β、资金比率和Shumway破产措施。还有其他变量，如模拟边际税率、养老金缴款、总现金流、ERR、养老金负债的折现率、雇主运营现金流和养老金资产之间的相关性、运营现金流量波动等。为简单起见，下文解释了养老金β、基金比率和Shumway措施，并在附录中提供了所有变量的定义汇总。

1.养老金β

养老金风险由养老金β测量。如式（1）所示，养老金资产β减去养老金负债β，由养老金资产和养老金负债的价值作为雇主的总市场价值（债务和股权的市场价值的总和）的百分比来调整。

养老金β=βPA×（■）-βPL×（■） （1）

其中，雇主的总市场价值是养老金资产β或养老基金的所有资产类别的加权平均。每一资产类别的权重根据Form5500制定。各个资产类别的β值取自Jin et al. （2006，Table 4）。对于将养老金资产投资到自己股票的雇主，根据Jin et al. （2006）估计养老金β。βPL是养老金负债β的平均，使用30年期国债利率作为养老金负债的定价基准。若使用1990―2001年的所有数据样本的回归，此变量估计等于0.13；若使用60个月的滚动回归，它估计等于0.43。FVPA和PBO是养老金计划资产和预计的养老金收益义务的平均值，E是公司总资产的市场价值，D是公司总资产的负债价值，D+E等于公司的总市场价值。

2.基金比率

继Rauh（2006），笔者定义养老基金率为FVPA减去PBO，由PBO来缩放。

3.破产风险

使用Shumway破产概率来衡量雇主违约风险。估计方法是构建一个离散风险模型，使用的市场和会计变量如下：

Z=-13.303-1.982×（■）+3.593×（■） -0.467×（公司规模）-1.809×（rit-1-rmt-1）+5.791×σ

（2a）

Shumway破产概率=■（2b）

式（2b）根据式（2a）中的Z值，估计了雇主违约概率。附录包含了详细的变量描述和估计Shumway措施的过程。相比其他基于会计的破产措施，Shumway措施使用了市场驱动的变量（即市场调整前的股票回报和特殊风险）和会计信息来预测破产概率。Shumway表明，市场驱动变量风险模型的破产预测优于其他措施。

（三）摘要统计

表1中给出了摘要统计。所有的变量都是在顶部和底部缩尾1%跨年，以控制异常值的潜在影响。养老金资产配置大致可分为四类：股票、债券、现金和房地产。养老基金投资于各资产类别的平均比例分别为56.73%、37.57%、4.12%和1.58%。雇主还投资自己的股票，平均值（中位数）为8.12%（7.28%）。养老金的平均值（中位数）β为0.1299（0.0872），标准偏差为0.1426，这表明雇主采取不同层次的养老金投资风险。在养老保险基金的比率中有一个显著的变化――平均资金比例为3.43%，标准偏差为25.03%。虽然平均违约概率是微不足道的（1.35%），但它有一个大的标准偏差（9.18%）。这种偏态分布的违约风险也出现在以前的研究报告中。

雇主的平均边际税率（预融资）为33.67%。平均养老金供款和总现金流分别为总资产的0.71%和1.28%。雇主使用的平均ERR为8.72%，估计养老金负债的平均折扣率为6.95%。此外，雇主的运营现金流量与计划资产之间的相关性变化很大，平均为0.1275，标准偏差为0.4484。运营现金流的标准偏差平均为0.0489。

五、对养老金风险策略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上节内容反映了养老金β的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继2009年Petersen提出之后，笔者对所有的回归采用双向聚类（在公司和年两维）计算标准差来控制时间序列和误差项的横向依赖。

（一）单因素分析

首先使用单变量回归来测试各种假设，养老金β为因变量，结果见表2。表2前两列显示测试的风险转移假设和风险管理假设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养老保险基金比率的正系数和Shumway破产的负系数与风险管理理论的预测相一致，而不是风险转移假设。这表明，雇主投资状态越低（高）或者违约风险越大（小），则投资风险越低（高），这符合Rauh在2009年使用权益分配来衡量养老金风险。第（3）列显示税收利益假设的检验结果。据预测，边际税率的系数显著为负，这意味着具有更高边际税率的雇主承担投资风险较小，分配更多的资金投入固定收益证券，以充分利用养老金计划的税收优惠。雇主的养老金供款和总现金流用于测试财务松弛假设，见第（4）列和第（5）列。养老金供款具有显著的正系数，为财务松弛假设提供了初步支持。但总现金流的系数（财务松弛的另一种衡量）与零没有显著差异。

第（6）列中的结果与会计影响假设一致。一个虚拟变量用于表示雇主的ERR是否高于行业平均水平（行业使用两位SIC代码定义）。它的系数是显著为正（β=0.0325，t=4.07），这表明一个高于行业平均收益的假设与养老基金的积极冒险是相关的。然而，在第（7）列中当使用养老金折现率为虚拟变量时却不是这样的。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雇主在设立折现率时比ERR有更少的决定权。

接下来的两列显示风险同步假设的结果。笔者希望投资雇主的养老金资产和运营风险具有高相关性，通过提高养老金资产周转率降低运营风险。第（8）列中不显著的正系数，与风险同步假设不一致。有些奇怪的是，在第（9）列中波动的运营现金流的系数为正，有些显著（β=0.0447，t=1.84）。这表明，雇主实际上采取更多的投资风险，当他们有不稳定的运营现金流时。

总之，初步的单因素分析支持风险管理、税收利益、会计影响和财务松弛，没有发现支持风险同步和风险转移假设的证据。

（二）多元回归分析

1.养老金β的决定因素的分析

结合每个假设的变量，进行一系列的多元回归分析。多元回归可以共同而不是孤立地考虑各种因素（即检查每个因素对养老金β的影响而保持其他变量不变）。

多元回归分析的结果见表3，其中因变量是养老金β。除了在单因素分析中使用的变量，还使用基金规模（养老金总资产的对数）作为控制变量。正如Rauh（2009）报告了养老基金的规模和股权投资的百分比之间的正相关性，结果与单因素分析总体上说是一致的。特别是，如第（1）列所示，养老基金比例、边际税率、养老金供款、ERR，这些系数和预测的符号保持显著的一致结果，支持风险管理、税收利益、金融松弛、会计效应假设。雇主的运营现金流和养老金资产的变量（用来测试风险同步假设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的系数是不显著的异于零（β=0.0014，t=0.25）。第（2）列使用另一套变量，该Shumway破产措施具有预期的负系数（β=0.1086，t=2.85），与风险管理假设相一致。与预期一致，在两个回归分析中，计划资产与投资风险正相关。当使用总现金流作为财务松弛假设的，结果并不支持这一假设。此外，对运营现金流波动的系数具有相反的符号，与风险同步假设一致。毫不奇怪，在多元回归模型调整后，对这两个回归方法，R2分别是15.90%和10.46%。这表明，相对于原来的单因素回归，多变量分析的解释能力有着显著的改善。

表2报告了养老金风险的决定因素的单变量回归结果。因变量是养老金β，它是养老金资产β和养老金负债β的差值，用养老金资产和负债的价值作为雇主的总市场价值的百分比来调整。笔者使用两个变量：融资比率和Shumway破产，来测试风险管理和风险转移假设。如果保持风险管理假设，对融资比率，预测的符号是正的；对Shumway破产，预测的符号是负的。对融资比率，如果保持风险转移假设，预测的符号是负的；对Shumway破产，预测的符号是正的。样本包括所有的从1990年到2007年的养老金β和其他金融信息的DB养老金计划雇主。变量的定义见附录。采用Petersen（2009）的方法，计算标准差时使用双向聚类对公司和年两维来控制时间序列和相关数据，括号里使用t-统计。

表3报告了养老金风险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结果。样本包括1990年到2007年的养老金β和其他金融信息的DB养老金计划雇主，采用Petersen的方法。

表4报告了养老金β变化的决定因素的回归结果。因变量是养老金β比上年同期的变化。样本包括所有从1990年到2007年的养老金β和其他金融信息的DB养老金计划雇主，采用Petersen的方法。

2.养老金β变化的决定因素的分析

到目前为止，笔者的分析大多是（一直是）静态的。也就是说，分析养老金风险的水平和各种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自然引出下面的问题：一旦雇主摆脱养老金资金不足的状况，他们会改变养老金风险吗？当他们的破产风险降低，他们承担更多的风险吗？如果他们的税务状况改变，调整自己的养老金风险吗？这些问题的答案帮助我们洞察企业养老金风险策略的动态性质。

本文构建了三个虚拟变量来研究这些问题：（1）一个虚拟变量等于1，如果养老金计划从资金不足的t年出现，相对于上年t-1；（2）一个虚拟变量等于1，如果雇主的Shumway破产概率从中等以上水平降低到低于行业平均水平；（3）一个虚拟变量等于1，如果雇主的边际税率从高于行业中位数降低到低于中位数。这些变量包含在回归方程中，与养老金β变化，作为因变量。

表4给出了回归结果。第（1）列和第（2）列中的数值，比上年同期减少约30%。在第（1）列，资金状况变化和税收状态变化的虚拟系数是正的和显著的，这表明雇主转向风险投资策略，当他们的养老金计划资金过剩或他们的税率降低到低于行业平均水平的时候。此外，第（2）列中破产虚拟变量的系数是正的和显著的，这表明发起人承担更多的风险投资，当他们的破产风险降低的时候。与风险管理和税收收益的假设相一致，表4中的结果揭示了企业养老金风险策略的动态性质。

六、结论

综上所述，养老金投资风险防范策略明显受到了一些重要的相关因素影响，如企业雇主财务状况、运营结构和养老金计划特征，包括公司违约风险、现金流量、边际税率、养老资金比率和养老金假设。本文的研究结果强调养老基金风险承担行为的多样性和动态性。也就是说，在已验证的因素和机制的影响下，养老基金的发起人基于他们的财务或经营条件，随着经济的现实，可以切换他们的养老金资产配置。如表2的单因素分析显示，各因素的解释力（例如，调整后的R2）从不足1%延伸到7%的范围内，表明影响养老保险基金风险策略的因素的不同性质。与此相反，多变量回归调整后的R2提高到10%和16%（见表3）。此外，某些因素对养老金投资风险的影响可能是非线性的。特别是当风险转移激励对陷入财务危机、濒临破产的雇主（一群具有最高违约风险的雇主），风险管理激励通常会主导养老金雇主。这表明，破产风险和养老金投资风险之间的关系可能不是线性的。

此外，由于养老金雇主需要提供资金，并承担所有投资风险，他们有可能采取一些不一定对计划参加者最有利的投资策略，这就导致不同利益相关者利益之间的潜在偏差。作为进一步的说明，本文并不试图对养老保险基金投资风险的做法提供一个单一的、确凿的答案（结论性的答案），主要目的是探讨养老保险基金冒险行为的影响因素，尤其是养老基金投资风险的动态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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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变量定义

养老金β――衡量养老金风险的变量。如式（1）所示，它用养老金资产β减去养老金负债β来估计，用养老金资产（FVPA）和负债（PBO）作为雇主总市值（股票市场价值E和债务价值D的总和）的百分比来调节，见Jin et al.（2006）。

计划资产和计划负债（FVPA and PBO）――分别为雇主的养老资产公允价值和预计退休金给付义务现值（在考虑参与者未来工资增长率之后）。按照Following Franzoni and Marín（2006）and Picconi （2006），当1990―1997的财政年结束，FVPA值设置为等于超额养老金计划资产（#287）和资金不足的养老金计划资产（#296）的总和，PBO设定为等于超额养老金义务（#286）和资金不足的养老金义务（#294）的总和。在1997财政年后，FVPA值设置为等于#287，PBO等于#286。Ln（计划资产）是FVPA的对数。

E和D――分别指的是雇主的股权价值和债务价值。股权价值（E）是股票价格（#124）乘以流通股股数（#25）；债务价值（D）是长期债务（#9）和当前债务（#34）的总和。

融资比率――雇主的养老金计划的资金比率，计算方法为（FVPA-PBO）/PBO。

Shumway破产―― 一个离散风险模型估计，使用方程（2a）和（2b）中的市场和会计变量，见Shumway（2001）。NI、TA和TL分别表示净收入（#172）、总资产（#6）和总负债（#181）。公司的规模或相对规模是一个企业的股票市场价值（#199#25）对所有Compustat公司总股票市场价值的比率的自然对数。?酌it-1-?酌mt-1是一年前市场调整的累计回报，即累积在发行日之前的255个交易日的每日市场调节回报。σ或特殊风险，是市场模型残差的标准偏差，用发行日期前46天以前的255个交易日来估计。

边际税率――雇主的模拟边际税率，由Blouin，Core，and Guay（2010）通过Wharton研究数据服务（WRDS）提供。我们使用预融资边际税率。

养老金供款――雇主的养老金供款总额（Compustat#PBEC），按总资产（#6）计算。

总现金流――雇主的总现金流，由净收入加上折旧来估计（#18+#14），按总资产（#6）计算。

ERR――ERR是计划资产（＃336）预期回报率。

ERR虚拟变量――ERR虚拟变量等于1，如果ERR高于所在行业平均水平，其中行业使用两位SIC代码定义。

折现率――养老金负债折现率（#246），用来估计PBO。

折现率虚拟变量――折现率虚拟变量等于1，如果这个比率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相关（运营CF和养老金资产）――在雇主运营现金流（＃308，按总资产计算）和它的养老金资产（FVPA，也按总资产计算）之间滚动8年相关性。注意，这里使用的用来估计滚动相关性的数据取自1982―2007年期间。

运营CF波动率――雇主的运营现金流（#308，按总资产计算）滚动8年的标准偏差。注意，这里使用的用来估计标准偏差的数据取自1982―2007年期间。

%劳动工会员工――一个有劳动工会的行业的雇员总数的百分率。

%员工W/集体谈判――一个集体谈判协议覆盖的行业的雇员总数的百分率。

养老金融定义范文第2篇

摘要：养老保险在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养老保险制度运行的核心问题是基金的筹集和供求平衡问题，而现实情况是养老金缺口问题愈发严重，针对养老金缺口的研究尤显重要。本文试图在梳理针对此问题的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指出现有研究的不足，并提出了广义养老金缺口的概念，以及指出未来可供研究的方向。

关键词 ：养老保险 养老金缺口 广义养老金缺口

一、引言

养老保险涉及人口较多、保险给付金额较大并且解决的是老年人基本生活问题，是各国最重要的社会保险项目。我国从1999年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最严重的后果之一就是各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性危机，即养老金缺口问题。缺口严重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导致养老金支付危机，可能威胁到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稳定，也会危害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甚至影响一国的经济安全。因此，在我国人口老龄化和养老金缺口问题日益严重、财政承受能力又相对有限的背景下，对养老金缺口问题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试图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分类综述，并指出现有研究的不足，提出广义养老金缺口的概念以及指明未来可供研究的方向。

二、文献综述

在养老金缺口界定方面，我国国内学者何平（1998）、曾毅（2005）、段家喜（2007）以及徐晓华（2012）的研究中对其进行了界定。目前学术界对养老金缺口的概念界定不一。内涵界定的不同是导致测算对象和测算结果存在较大差异的根本原因。本文认为，不论已有研究中是否给出缺口的概念，学术界对于缺口的理解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两种：一为泛指养老保险制度中资金短缺的部分，如有的研究中将个人账户的空账称为缺口，有的将隐性债务称为缺口，有的单纯是指精算缺口，还有的是指个人账户缺口、社会统筹账户缺口；二为当期缺口的概念，即某一个时期内，养老保险制度运行中，基金收入与支出之间的差额。

在养老金缺口测算方面，何平（19 9 8）、路和平（2 0 0 0）、宋晓梧（2001）、王燕（2001）、王积全（2005）、袁志刚（2005）、贾康等（2007）、刘玮玮（2010）以及徐晓华（2012）均从不同的角度、采用不同的方法进行了测算，可见，对养老金缺口的研究大多是针对隐性债务或转轨成本上，而对于现行养老金本身收支平衡状况的研究相对较少。

针对我国养老金缺口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国内外众多专家学者纷纷献计献策，主要包括如下几类建议：其一，朱青（2000）、贾康（2000）和王利军（2008）等认为应该加大国家财政对养老保险补助支持的力度；其二，Martin Feldstein（2004）、项怀诚（2004）、胡继晔（2004）以及吴敬琏（2005）等认为应该变现国有资产以充实养老保险基金；其三，段家喜（2005）、王利军（2008）、丛春霞（2010）以及徐晓华（2012）等认为可采取多种途径来解决缺口问题。

当前的研究主要存在以下问题：第一，对养老金缺口内涵的界定差异较大。同时，针对养老金缺口的测算受到内涵界定、假设条件、采用的预测方法、模型的设定以及取得数据的准确程度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必然导致测算结果差别较大。第二，当前针对养老金缺口测算以及解决养老金缺口对策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多，而涉及养老金缺口财政承受能力的研究较少，多为定性研究，定量研究更少，并且多为针对当下情况的测算，很少有针对养老金缺口财政承受力的长期预测研究。第三，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目标是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然而现有关于养老金缺口的研究中，基本没有涉及到全体农民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后，养老金缺口问题的预测研究，针对事业单位改革后的养老保障问题的研究也相对较少，而农民全体参保后的养老金缺口情况、事业单位改革后养老保险制度的情况以及新型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全国推广后的情况，对于未来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变革和持续性问题至关重要。

综上，当前学术界针对养老金缺口的研究，尽管概念界定有所不同，导致测算对象和结果产生巨大的差异，但大都是单纯针对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只是针对我国养老金缺口某一个方面的研究，没有涉及我国整个养老保障制度的缺口全貌，有些人研究中，在对缺口测算的基础上，同时考虑了财政对其承受能力问题，这只是考察财政对于整个养老保障体系承受力问题的一个方面，不利于展开我国财政对于整个养老保障制度的承受力的分析研究。

三、广义养老金缺口概念的提出

本文认为，在考察我国财政是否对整个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具有足够的承受力时，单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这一项缺口来考虑是不够的，也是目前研究中所欠缺的，我国的养老保障制度分为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养老制度、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农民养老保障制度以及灵活就业者的养老保险制度，要想考察财政对于制度的承受力，首先就要全面考察国家财政对整个养老保障制度的负担情况，然后才是承受力的问题。因此，本文提出了广义养老金缺口的概念。

广义是针对狭义而言的，事物定义适用的范围有大有小，大者为广义，小者为狭义。由本义而推广原意，趋向于一般化，此为广义。针对养老保障而言，缺口分为累积缺口和当期缺口、广义缺口和狭义缺口，还可以具体区分为针对不同群体的养老保障项目的缺口。广义养老金缺口泛指养老保障体系中没有资金来源或者需要国家财政承担的部分。在当前我国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中，当养老支付资金不足时，国家是以最后兜底人的身份出现的，在这种意义上理解，广义养老金缺口也就是某一年国家财政需要为国民养老保障负担多少钱。

从当前我国社会养老保障不同的项目来看，广义养老金缺口应该包括某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收支缺口、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中财政负担的部分、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中财政负担的部分、机关事业单位离退休费支出、城乡社会救济中财政用于养老部分的支出以及灵活就业人员等的社会养老保障中财政负担的部分。而某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收支缺口，为狭义缺口。不论是广义养老金缺口还是狭义养老金缺口均取其当期缺口的概念，包括当期已经显性化了的那部分隐性债务，并没有考虑总的制度转轨形成的隐性债务。

四、结论

广义养老金缺口概念的提出，可以更广义、更全面的看待中国养老金缺口问题。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在养老保障广义缺口概念提出的基础上，从某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收支缺口、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中财政负担的部分、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中财政负担的部分、机关事业单位离退休费支出、城乡社会救济中财政用于养老部分的支出以及灵活就业人员等的社会养老保障中财政负担的部分等方面出发，分别进行当期缺口的测算，再加总得到广义养老金缺口值，并以此为基础，对我国财政承受能力进行分析。

参考文献

[1]Martin Feldstein, Social security pension reform in China [J].China Economic Review ,1999(10):99-107

[ 2 ] 何平. 养老保险基金平衡及对策研究[ J ] . 经济研究参考,1998(9):20-44

[3]曾毅.中国人口老化、退休金缺口与农村养老保障[J ] .经济学(季刊),2005,7(4):1043-1066

[4]贾康.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是减少养老保险隐性债务的重要途径[J].财政研究,2000

养老金融定义范文第3篇

关键词： 累积式分红保险；传统分红保险；投资连结保险；产品设计开发

累积式分红保险(Unitised With-Profits)是一种融保障、分红和投资于一体，代表当今英国保险业最新潮流的非传统型寿险产品。

一、英国累积式分红保险介绍

(一)产生背景

在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累积式分红保险产品的雏形已经在英国产生了。那时，英国很多保险公司已经成功地开始销售账户管理型和周期性发生的趸交保费分红保险，这些产品与累积式分红保险有很多共同点。还有一些新公司开始在投资连结产品中引入利润分享机制，同时也提供账户管理型保单。

累积式分红保险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1983年最早开发和推广这一产品的保险公司是英国标准入寿保险公司，随后在1984年Sunlife迅速跟进。在过去20多年间，大多数英国的寿险公司都推出了该类产品，其中很多英国的保险公司已经完全停止了传统分红保险的销售。尽管传统分红保险已有200多年历史，而累积式分红保险只有20多年历史，但目前在英国寿险市场上有一种从传统分红保险转型到累积式分红保险产品的趋势。

(二)产品定义

累积式分红保险从字面上理解是单位化的分红保险，英国保险监管方将其归为“累积式分红保险”，累积式分红保险是营销上的一种产品名称包装。

英国保险监督条例给出的“累积式分红保险”定义为“一种具有随时可以确认的保险利益的分红保单合同。其所确认的保险利益并不一定可以立即变现。该保险利益根据保费的支付而调整，并定期增加附加利益。附加利益来自于该保单对保险利润的参与。”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十分明确、普遍接受的累积式分红保险的定义。或许可以这样定义累积式分红保险产品：体现保险利益的单位数是根据交付的保费和来自于可分配盈余中增加的、由保险公司决定的红利来分配的一种保单。

(三)产品特征

从保户的角度看，累积式分红保险产品看起来有点象一个银行账户，其收益应该比银行存款更高，但这点并不能保证。从另一个角度看，累积式分红保险也有点象风险较小的投资连结产品。我们可以将累积式分红保险看成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投资连结产品。投资连结产品的大部分特征在累积式分红保险上均适用：透明的收费结构、灵活的保险利益给付、可变动的保费、定期的投资单位报告书、不同基金单位之间的转换。

累积式分红保险基本上是在投资连结的基础上运作的：保费扣除风险保障费用和其他保险合同费用后的余额用来购买分红基金的基金单位。单位价格通常保证按一个较低的固定利率增长，红利跟传统分红保单确定方式一样。但是，累积式分红保险与对应资产的连接是间接的，得到的保险利益不直接与基金单位所对应的资产挂钩。一般来说，保险公司将会保证基金单位价值按一个较低的保证利率增长，额外的增长由公司通过分红来决定。保单终止时，公司还可能会支付终了红利。

事实上，累积式分红保险可以看作是投资连结和分红产品的结合体。也可以将累积式分红保险基本上看作是分红保险，但包装得如同投资连结产品，支付的保费和保险利益的增加之间有个明显的对应关系。当然，在累积式分红保险保单的保费进入单位基金之前也可能有别的费用扣除，如固定的保单费用。累积式分红保险一般规定有一个最低保证累积利率。

(四)累积式分红保险在英国的开发背景和原因

1.市场背景。在上世纪80年代，英国资本市场经历了快速成长的时期，这对投资连结产品十分有利。投资连结产品销售势头很好，分红产品市场份额不断下降，尤其是养老金业务。分红保险的表现有个投资收益上的时间滞后性，因此分红保险在产品设计上有市场发展滞后的缺陷。这种缺陷再加上分红保单需要更多的资本金支持，以及公司关注资本获益的时间性，促使保险公司考虑开发新的创新产品。

2.保费变动。1988年英国新的养老金立法规定给个人养老金业务带来更大的增长机遇，在这段时期英国的养老金业务持续增长。养老金业务的大量增长给以分红保险为主的保险公司增加了很多困难，也带来了许多新的管理方式。养老金业务的保费收入一般倾向于不是定期和平准的，它们很可能与工资收入、公司利润、社会养老保险缴费返还等因素有关，而传统分红保险一般都假定在整个保险期间保费是平准的，业务管理系统也是根据这一特点开发的。变动保费以及不断增长的业务量，给业务管理系统带来了相当大的压力，增大了产品设计的压力。

3.股市灾难。1987年的股市下跌和1990年的股市低迷，给保险公司的经营尤其是投资连结产品的销售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投资连结产品的个人业务，特别是趸交保费业务，更是雪上加霜，保户开始转到分红保险或别的有本金保证的基金等有保证收益的产品上。

4.资本需求。除了影响销售外，股市变动还影响寿险公司的融资，对非投资连结业务的不利影响更大。寿险公司还将面临其他金融机构，如银行、证券机构的直接竞争。尽管寿险市场是一个受到高度监管的市场，但市场壁垒正在逐步减少，其它的金融机构已被允许在一个更广泛的产品领域之间竞争。竞争直接导致业务成本增加，导致在产品设计上更多地考虑资本需求较低的产品。

5.红利成本。竞争增加、投资收益下降，保户对分红越来越高的预期给未来的红利水平带来的压力越大。许多公司一直以来都维持分红水平不变。累积式分红保险提供一个使分红保险红利宣布的即期成本得以降低的机会。

6.分红变化。保险公司如果给传统分红保险较高的红利水平，会发现业务量受分红水平下降从而产品竞争力下降的影响很大。通过引入新式累积式分红保险，保险公司可以区别对待以往和以后的不同年代的保户。

二、产品设计和开发

不同的保险公司推出不同的累积式分红保险产品，如趸交保费投资产品、个人养老金产品和期交保费储蓄产品。累积式分红保险作为一种创新产品，其产品设计范围很宽泛。

(一)分红的模式

累积式分红保险有两种单位运作的基本方式。一些公司用“增加单位价格”的方式运作累积式分红保险保单，其他的公司选择另外一种方式，即用“增加单位数”的形式来给付保证收益和分红收益。增加单位数的模式下单位价格一直是不变的，通常保险公司每天分配额外单位给每一累积式分红保险保单，这些是由保证增加部分和分红增加部分组成的。

养老金融定义范文第4篇

什么是以房养老？

以房养老是个概念，更多是指工作30年养2套房，退休后出售一套房产以改善老年生活的理财规划，如同欧洲老年农户出售土地、日本老人出售黄金用以改善养老生活一样，不属于社会保障范畴，属于商业行为。

老有所养的概念由养老金、老年医疗服务、老年居住与护理三个基本要素构成。养老金是保障养老日常开支的，具有保值性、生存性的现金流，不能解决养老的一切问题。老年人的医疗服务需要大于青年人，亟待国家开发老年医学、老年门诊和保健型老年公寓，给老年人一个合理的医疗服务。70岁以前的健康老人，拥有一套房产可以解决住有所居的问题；对于70岁以后陆续失去健康和生活自理能力的老人来说，住有所居还应当包括家政服务和健康护理。

纳入社会保障范畴考虑的以房养老，是指仅有一套住房的养老安排，属于准公共品，需要在房产权限、房产价格、长寿风险等方面得到法律和政策的支持，才能实现房产保值和增值的目标，并非完全的商业行为。在不同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上，其发起的主要原因均有所不同。以美国为例，在其人均寿命73岁以前，因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较好，以房养老主要出自低收入雇员、军人、移民等养老金不足的家庭；在人均寿命超过78岁以后，以房养老的安排更多的用于置换老年服务。在美国大城市处处可见高大的老年公寓，是由政府、商家和老年人共同建设的。在中国的今天，需要准确界定以房养老的定义和定位，区分纯商业行为和准商业行为，否则将可能陷入“商家做不起，老百姓不敢做”的尴尬境地。目前中国最需要以房养老的是“有房产、缺资金”的高龄失能老年人群，他们的子女年龄偏大，如果依赖养老金生活，则无力扶住失能老人渡过难关。这个人群无须政府全面赡养，仅需要给予政策和一定的资金支持。

养老金撑不住护理费

青岛某高龄退休女教师已80多岁，有三个子女均在本市，老人患脑溢血后处于卧床状态，需要全日护理。老人退休金3000元左右，每月医保之外用药需要1500多元。几年前，老伴离世前将他们的三室一厅房产过户给了儿子，儿子和儿媳向父亲和两个姐姐承诺，一定会很好的照顾老母亲。届时老人的几个子女均已60多岁，月养老金不足2000元，照顾全瘫老人力不从心，请人护理需要吃住在家中，并付最低3500元工资，一家人为此犯了难。在法官调解时，三姐弟为老人住在谁家没有争议，但为如何支付日趋渐长的护理费未达成协议，只能靠法官来判决。

案例分析：（1）该老人和其子女均有养老金，衣食住行有保障。但是，养老金仅是养老日常开支的现金流，不能解决老年护理费用。基于生活成本计算，家庭雇用1个护理者的费用约等于1.5人的基本工资（对于2人工作养1个孩子的家庭而言）。（2）该家庭显然是付不起这笔护理费的，已经过户给儿子的房产本是该老人可以置换老年服务的资产，在传统观念和现实困境之间，这个家庭必须做出新的选择。例如，将三室房产置换为城郊的两室，剩余房款作为老人购买服务的专款。

本案例很具有代表性，近年来各地民事法庭积累了很多类似案件。它反映出一个社会问题：第一，伴随高龄老人日益增多，护理需求日益加大；第二，老年护理服务供给严重不足，缺乏体系建设和产业支持，仍然依赖家庭生产，家庭从能力、财力和人力等方面均显不足；第三，伴随劳动人口的减少和老年服务现代化的趋势，服务老年的人工成本将越来越高，大多数老年人用货币购买老年服务的能力明显不足；反之，老人拥有自住房的比例很高，有调查显示人均达到70.3平方米。

以房养老的切入点

解决日常开支的养老金是国家义务，需要界定政府责任、个人责任，并依法培育养老金公共服务体系和养老基金市场投资保值机制。中国亟待发展公平的、统一的、方便的、可持续的二元结构的养老金计划，制定“全覆盖、保基本”的国民基础养老金计划，无论国家老龄化程度如何，均需要确保老年人吃饭穿衣和看病无忧虑；同时，以减免和延期征税建立雇主和个人的养老储蓄计划，强化受托人制度建设和培育养老基金投资保值机制，用以改善老年生活。但是，养老金不可能覆盖失能老人的护理费用。

目前，城市居民日常开支占到基本养老金的76.02%，农村居民占到96.44%（见表1）。基于4：2：1三代家庭，甚至1：4：2：1四代家庭的发展，伴随独生子女一代人进入中年以后（2030年前后），由家庭护理失能老人的功能逐渐弱化，失能老人家庭用什么置换青年一代的服务，是个严峻的社会问题。

中国老年服务需求大于发达国家。如果以60岁作为老人，2013年底中国老年人口总量将达到2.02亿，超过总人口的14%，说明中国已经进入深度老龄社会。其中，80岁以上高龄老年人口将达到2300万，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口将达到3750万，高龄老年人口、失能老年人口迅速增加。2010年中国人均寿命达到74.83岁，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结果显示，中国人均健康寿命为66岁，60岁以上老人身体健康的约占43%（发达国家为70岁，健康老人比例在60%以上），目前有1.15亿老人在不同程度上需要护理。老年人口健康水平不高是未富先老的表现之一，客观上增加了老年护理的需求。

养老金融定义范文第5篇

关键词：养老保险 隐性债务 对策

解决制度转型过程中的隐性债务问题是世界性难题。在我国从现收现付制到部分积累制的转制过程中同样面临这一问题。当前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一些重大问题，如养老资金缺口过大、个人账户空账运行和养老金替代率过高等基本上都与隐性养老金债务问题有关。因此，能否消除和补偿这些债务直接影响到养老保险制度能否正常运转，关系到每个城镇职工退休后的基本生活是否有切实的保障。在研究问题的同时必须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和制度，才能为养老保险隐性债务寻找到有效的解决途径，从而实现养老保险制度从现收现付制向部分积累制的顺利转变，以及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积极回应。

一、我国养老保险隐性债务规模及形成原因

第一，养老保险隐性债务概念。养老保险隐性债务是指在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下对职工和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承诺，如果现收现付体制能够持续下去时一般不需要进行专门的处理，但是，当现收现付体制转为部分或完全的积累制时，养老保险隐性债务就会部分或全部的显性化。国际上对于养老金隐性债务的定义主要有三类：一是到目前为止已经产生的债务和将来支付的养老金现值；二是当前职工和养老金领取人的债务，假定现存养老金制度一直延续到最后一个人死亡（不含新缴费人的加入），现存成员的贡献和其新权利在现行规定下都可以得到承认；三是开放系统的债务，即缴费的当前价值和当前制度下新职工的养老金及可能扩展范围的债务。在讨论养老保险隐性债务时，要注意区分隐性债务与转制成本的区别。转制成本只考虑“老人”和“中人”的负债，隐性债务不仅如此，还要考虑“新人”的负债。隐性债务之所以部分显性化是因为只是部分做实个人账户，如果全部做实，则全部显性化。政府必须额外找资源去清偿隐性债务的那一部分价值。转制成本的内涵下只是转制前的缴费率与隐性债务相关。转制成本不等于个人账户空账规模，因为个人账户与“新人”和部分“中人”的账户资产挂钩，转制成本与“老人”和“中人”隐性债务挂钩。转制成本源于隐性债务，但并不等于隐性债务。

第二，我国养老保险隐性债务的规模。我国大部分省、自治区出现养老保险基金收不抵支，有的地方企业缴费率已高达25%，总缴费率到了30%，但养老保险基金仍收不抵支，这就把隐性债务造成的养老金缺口问题加快暴露出来了。历史债务的存在使我国新养老保险制度的正常运行面临着很大的压力。根据世界银行估计，1997年我国养老保险的隐性债务规模为当年GDP的46%-69%，国务院体改办研究所课题组的估计则高达GDP的145%。我国养老金方面的历史债务到2004年已达到3.4万亿元以上。

第三，我国养老保险隐性债务形成的原因。一是养老保险制度从现收现付制向部分积累转变是必然原因。由于1997年前实行现收现付制，已经退休和临近退休的老年职工在过去的传统制度下没有养老金的缴费积累，所以他们也就无法凭借现在的个人账户领取养老金。实践中就不得不依靠当前在职职工的缴费积累支付离退休人员的养老金，用统筹基金向个人账户透支就成为必然，为此，养老金隐性债务就产生了。二是部分积累制下社会统筹、个人账户混账管理，掩盖了个人账户空账运行。隐性债务产生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是我国现行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模式。该模式规定我国基本养老保险由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两部分构成，社会统筹实行现收现付，个人账户实行完全基金制。由于在从传统的现收现付制转为部分积累制过程中，转制成本没有解决，因此，在实践中用“统账”收入支付了转制成本，致使个人账户“空账”运行，没有资金积累，个人账户变为实实在在的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的“空账”，且“空账”规模呈逐年增长态势。三是养老保险基金收缴率下降，养老保险覆盖低，个人账户隐性债务加剧。1997年全国统一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采用“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方式，其中社会统筹的目的是为了在这个基金制度的框架下进行养老保险收入的再分配。为此一些企业采取了隐报或拖欠等措施逃避应缴纳的社会统筹基金；非国有企业不愿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直接导致养老金收不抵支，为弥补这些差额必须向个人账户透支，个人账户隐性债务便加剧了。四是养老金的需求增长大大超过缴费人数的增长。近几年来，退休人员每年以6%的速度递增，每年新增退休人员300多万人，领取养老金的离退休人员一直处于绝对增长的状态。缴费人数的增长远远低于退休人员的增长。事实表明，养老保险的基金将面临着巨大的资金支付压力，替代率越大，隐性债务就越高。与此同时，提前退休的现象又进一步加剧了隐性债务危机的严重性。

二、养老保险隐性债务引发的问题

第一，从养老保险基金来源方面来看。一是人们对政府信任度降低，参保缴费积极性下降。从长期来看，如果个人账户空账问题得不到解决，参保单位和职工会对“统账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及政府诚信产生怀疑，降低人们的缴费积极性。从而使养老保险制度难以正常运行，更谈不上改革，严重时甚至造成社会混乱，对社会稳定将产生严重影响，使我们无法应付即将到来的老龄化高峰。二是扩大覆盖面和提高征缴率的工作难度大。企业过高的缴费率严重影响了扩大覆盖面和提高征缴率。截至2002年年底，全国拖欠职工养老保险费企业的总数超过了30万户，累计拖欠职工养老保险费439亿9千万元，其中欠费千万元的企业就有211户。从近几年来的实践看，企业缴费率过高明显不利于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同时社保机构的征缴工作难度也逐年加大。

第二，从养老保险基金支付方面来看。一是空账规模迅速扩大，个人账户实际积累部分减少。在新旧养老保险制度的转型中，由于没有相应的筹资机制，形成的巨大资金缺口没有得到适时补偿。在实践中，各地为了减轻企业的双重负担，采用社会统筹基金向个人账户基金透支的管理办法，不断透支个人账户，造成了养老保险的实账积累的资金逐步变小，空账规模迅速扩大。截至2004年底，全国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空账规模累计已达7400亿元，而且每年还会以1000多亿元的速度增加。目前还看不到有根本扭转这种趋势的可能。二是财政被动支付各地养老金欠账，补偿行为不规范。1999年下半年，中央财政拿出76亿元用于补发拖欠养老金，另外又拿出63亿元用于提高退休金标准。地方财政也以各种形式补充养老保险基金，其中相当一部分资金来自财政等渠道。但是目前财政补助比较被动，不够规范。一方面，财政和社会保障等部门难以有步骤地安排资金；另一方面，在未分清隐性债务与其他原因造成的基金损失的情况下，中央与地方的责任难以明确。

三、现行养老保险隐性债务清偿方案的局限性

第一，隐性债务的承担主体不明确。一是财政责任划分不清。首先是政府与企业、个人、社会各自承担的财政责任划分还不十分清楚；其次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着相互转嫁责任的问题。二是我国养老保险统筹层次极不统一。真正意义上的省级统筹为数不多，多数地方还停留在县级统筹省级基金调剂上。养老保障金支付责任集中在当地政府的同时，各级政府之间的责任边界不清晰，造成大量的社会问题，制度运行成本极高。

第二，个人账户空账运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是我国现行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模式。由于在从传统的现收现付制转为部分积累制过程中，转制成本没有解决，在实践中，用“统账”收入支付了转制成本，致使个人账户空账运行，没有资金积累，个人账户变为实实在在的空账，且空账规模呈逐年增长态势。据统计，2000年底，空账规模达到了1900亿元，2004年末个人账户规模累计已达7400亿元，而且每年还会以1000多亿元的速度增加。

第三，变现国有资产策略运作不佳。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由于社会保障支出对财政的压力持续增加，促使中央政府于2000年建立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国有股减持收入的10%划入全国社保基金，作为其最主要的资产来源。2001年6月，国务院颁布《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正式启动了国有股减持工作。但在股票投资者的强烈反对下，中国证监会不得不在10月23日宣布暂停国有股减持。国有股减持停止以后，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遂失去了最主要的资产来源。2003年，国务院将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定位为全国社会保障战略准备金，但是迄今还没有明确规定这一基金应当在什么情况下支出。

四、解决我国养老保险隐性债务问题的对策建议

第一，政府在养老保险隐性债务中的责任。一是减少政府在养老保险中的作用空间。分析政府责任空间必涉及到两个问题：政府动员经济资源的能力；政府责任空间与个人责任空间的划分。因此减少政府在养老保险中的作用空间，一方面尽可能将其可动员的经济资源让渡一部分出去，采取措施，大力推进金融市场的发展，培养大量合格的金融中介机构，完善金融市场结构，推进资本市场建设；另一方面政府作用侧重于对养老金市场的监管，制定有关养老保险的法规、政策，制定养老金经营者的资格标准和行为准则，监控养老金的投资营运等。二是培养多元化的责任主体。在政府将一部分责任空间让渡出来后，就需要有新的主体来承接，继续在政府让出的这部分空间中发挥作用，成为新的责任主体。目前，以非营利组织为代表的一些社会力量在维护社会公平、调节社会矛盾、协调各方关系及危机管理等方面都发挥了很大的补充作用。实现政府责任的顺利承接，首先要通过政府授权，推动各种社会组织自行调配各种资源，形成由政府、企业和非营利组织等社会团体共同参与的合作机制。其次要让非营利等各种社会组织在政府让渡出来的作用空间自主发展，并且具有相应的资源掌控能力。

第二，养老社会保险系统内开源节流。一是扩大社会统筹基金积累。在转制成本一定的前提下，统筹基金的扩大能提高养老金付能力。在当前条件下，扩大社会统筹基金积累主要是进一步扩大统筹覆盖面。在当前特定的转制成本下扩大社会统筹覆盖面，无疑会大大减轻公有制企业的负担。对于确实缺乏承受能力的国企，养老保险费的支付可考虑在国有资产处理中享有优先权；而对于职工年龄结构相对年轻的非国有制企业，应在充分考虑其利益和保证其发展的基础上，单独确定一个合适的缴费率作为过渡。二是降低支付水平。首先，降低养老金工资替代率。这样不仅可以节约社会统筹基金支出，而且还能抑制提前退休，给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养老留下足够的空间。其次，提高法定退休年龄。在平均预期寿命和社会保障水平一定的情况下，退休年龄提高，平均享受养老金年限就缩短，养老金总负担就能降低，从而提高统筹基金的隐性养老债务支付能力。最后，对养老基金进行指数化管理。我国养老金管理仍是将养老金按工资进行指数化，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工工资以平均5.7%的速度增长，这就大大增加了与其挂钩的养老金负担。养老金管理的首要目标是使其保值，保证退休人员生活水平不下降，即应与消费者物价指数挂钩。

第三，系统外加强投入。一是增加财政支出，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我国社会保障的支出在整个财政支出的比重不到10%，还大多用于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等事业。为此，采取的措施有以下方面：按照建立公共财政基本框架的要求，逐步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的财政投资，这样财政可以腾出一部分资源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包括建立社会养老补助制度；通过精简政府机构，压缩人员编制，降低行政管理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从土地有偿使用权等收入中提留一部分用于社会保障支出。此外，可以在每年新增年财政收入中永久性地纳入一部分作为养老保险金。另外，还可以发行国债和福利彩票为养老保险筹资。二是变现部分国有资产。从养老保险隐性债务产生的根源来看，变现部分国有资产这种做法，被认为是解决隐性债务最合理的办法。鉴于2001年国有股减持的不成功，可以转换思路，如改“国有股减持”，为“国有股转持”，就是在所有的国有资产中切出一块，划入负责老职工的各种社保基金的账户，实现保值增值，在条件具备时再进入市场变现。三是通过发行特种债券进行融资。通过发行特种债券，扩大国债规模来吸收和消化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过重的社会养老保险隐性债务。因此，特种认可债券的偿还应以国有资产的变现收入和投资收益为财力后盾，政府以国有资产所有者的身份对认可债券的兑付承担最终责任，保证认可债券的实际收益至少不低于同期国债券利率，以确保该实施方案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第四，余量资金投资增值。一是投资风险的防范。养老金基金的投资应当遵循安全性原则，要以保值为基本前提，以获取平均水准的资金利润率为目标，在保值的基础上争取增值；投资策略应当分散化、多样化；基金的管理部门应定期向持股机构的董事会报告投资计划和财务报表，审计部门也应对此进行审计监督。另外，选择合适的入市时间、创造入市的基本条件、把握入市资金的规模非常重要。在养老金基金和资本市场发育初期，防范风险的能力较小时，对其投资范围做出一定的限制是必要的。二是投资渠道的选择。养老基金的投资资产组合取决于资本市场的发育程度。随着资本市场的发育，成熟的金融工具越来越多，于是养老基金的资产组合也就可以越来越多样化。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根据“资产负债”相匹配的原理，确定了基金资产时间上的组合后，选择合理的投资工具组合。

五、结论

综上所述，养老金隐性负债问题如果不能得以有效解决，作实个人账户会面临巨大的阻力，基金投资增值将遇到较大的困难，整个养老保险体系的健康运行将受到严重威胁。为此，既需要国家财政长期给予稳定补偿，同时又需要采取多种途径和方法筹资，才能有效抵御人口老龄化高峰期的支付危机。我国解决隐性债务问题需要系统内增收节支，系统外增加投入，完善基金运营体制，养老保险隐性债务问题的解决，将有利于我国新型养老保险的确立，抵御人口老龄化高峰期支付危机，为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长期稳定提供重要支撑条件。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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