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传播的重要性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信息传播的重要性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信息传播的重要性范文第1篇
关键词：文化折扣文化接近网络传播
在第三次浪潮的影响下，全球化的步伐越来越快。过程中伴随的跨文化传播行为使得各民族各地域的文化相互碰撞并且整合，产生了文化全球化的现象。作为生产和消费文化的受众，由发达多样的媒介，我们可以在世界的不同地方注视同一个文化符号、分享同一种文化现象；它们不仅是原貌呈现，并且其更新也具有了即时性。比如现在谈到美国，人们不再只注目于其标志性符号可口可乐、麦当劳或者是万宝路，在经历了星巴克与嬉皮士的风靡时代之后，与奥巴马、金融危机并肩而行的是一股“美剧热”。
美剧从引进到风靡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从之前在国内的收视败北到如今的引领，究竟是什么让美剧能够一跃成为受众的新宠?笔者针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分析。
一、电视时代：遭遇滑铁卢
在此，我们以《绝望的主妇》为例。这道美国所推的文化“主菜”曾经在多国收视率极高，被誉为“可以跨越文化和语言障碍”。而2005年在国内的收视率仅为0.4％，完全不及同时期播出的韩剧所拥有的良好收视率。现实效果与预期理想的差异，以及之前《成长的烦恼》、《老友记》等剧的“碌碌无为”，似乎都昭示了美剧在国内市场的无可作为。
根源：文化及语言的差异性。在跨文化传播研究中，文化和语言被公认为是最能抵消外来电视节目影响的两项因素。主要由于电视传播所面对的是国家和地域中最具代表性和大众性的民众，多具有传统和保守的意识形态。
首先，“文化折扣”的现象造成难以解读美剧魅力。“文化折扣”指根植于某种文化的节目文本，可能在某种环境里具有吸引力，而在其他地方吸引力减弱，因为受众会发现很难认同文本所论及的事物的风格、价值观念、信仰、制度和行为方式。正是由于中国和美国两种文化所具有的差异性的影响，中国受众很难适应美剧中原汁原味的幽默、刺激、大胆和跳跃性；另外在价值道德、生活方式上的不同，加上脱离了美国本土的政治、经济、军事等社会条件，美剧中所包含的社会意识、文化价值观很难被大范围的理解和接受。
其次，本土文化“滤镜”的存在导致价值道德判断的差异。本土文化传统和社会文化语境使得受众在理解文本之前就具有了一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倾向性，这在受众理解、接受和处理文本的过程中起到了“滤镜”的作用，受众会像戴上了一副有色眼镜，由特定的民族文化传统而理解和对待异域文化与意识形态，对呈现的生活产生偏差性理解。比如儒家文化、家庭亲情观和个人隐私意识的影响往往可能让国内受众在对同一件事进行价值判断的时候，产生与美国观众大相径庭的效果。
再次，内容的删减以及配音技术。由于文化价值观的差异，在电视台引进美剧进行播出的时候，多会自主回避一些敏感性话题，比如删减性色彩的画面、有所保留地翻译带有政治色彩的话语；另外，很多拙劣的配音技术音调失真、节奏和画面不搭调，使得美剧原有的风貌大打折扣，受众观看时感觉到困惑和难以忍受。
相比之下，先入为主的韩剧成为劲敌。在美剧进入受众市场之前，韩剧就已经成功地打人中国市场，《大长今》、《看了又看》、《人鱼小姐》等剧在中国掀起了一波波韩流，不仅家喻户晓，也创下了央视的收视纪录。相比而言，时髦靓丽的美国主妇不折不扣地输给了婆婆妈妈韵韩国主妇们。笔者认为主要因素有两点：
首先，韩国在文化上的接近性。韩剧能成功打人中国市场，关键的一点在于它找到了两种不同文化的契合点，实现了社会文化在心理上的接近。例如，《看了又看》中提倡的大家庭成员之间的互相关爱、孝敬父母、夫妻恩爱等家庭伦理观念是十分迎合中国观众的；而他们的生活习惯、礼节礼貌、集体意识也很符合中国人的行为模式。由于韩剧文本中所蕴涵的韩国社会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思想，并以此为根基融于社会行为体系之中，因此两国在社会文化和受众心理上具有了相当的共通性，使得中国观众对韩剧文本和内涵的解读变得更容易、更深刻。
其次，风格的塑造适合电视剧模式。当电视作为传播媒体时，受众多是被动接受。他们观看电视剧的目的，多是工作之余的消遣和打发时间，观看也往往呈现出无意识的伴随状态，比如同时在谈话、进食、做家务或是打瞌睡，他们需要的是信息比较清晰明确，接收不需要运用更多的感官和思维活动就能理解的剧情。韩剧在传播上为受众提供了特定的模式，比如剧集长、情节发展缓慢、温馨、家庭氛围浓厚，非常适合主妇们通过电视观看。以至于其风格作为一种标志性概念逐渐被大众所认可与接受，为进一步占领中国电视市场这片蓝海打下了坚实基础。
二、信息时代：涅槃重生
20世纪末互联网的盛行无疑为跨文化传播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它所特有的自主性、即时性、多样性和互动性改变了原有的传播方式，很大程度上消解了现实中的各种边界，便捷了跨文化传播行为。从另一方面来讲，文化的差异性在这里被淡化和忽略，受众更多的是以开放和好奇的态度对待外来文化。网络技术所赋予受众的自与细分出来的受众自身所具有的特性可以说是相互影响，以2005年《越狱》的网络传播为起点，《绝望的主妇》、《英雄》、《迷失》等美剧重整旗鼓，迎来了在中国市场的涅槃。
传媒革命带来了接受行为的转变。用互联网来传播传统意义上的“影视作品”。主要依赖的是受众自主下载或是在线观看的方式，这种点对点的形式好比自助餐的模式，观看者可以“按需索取”，自己掌握播出和接受的权利。而借由网络的即时性和共享性的特性，摒弃了之前存在的时差干扰。受众不仅可以打破频道、节目播出时间表的限制，甚至能完全远离电视——受众不再娱乐致死，由被动向主动转变，在传播中具有了主导权和能动性，这使得他们乐意并且着迷于这样的传播方式。
分众之后，网络受众的特征。如今媒介形式多样化，受众从被动接受模式化、同质化的信息到可以主动获取，选择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信息。网络的繁荣、其他新媒体的出现更使得媒介竞争尤为激烈，受众有了极大的自主性，地位进一步提升。新兴的技术革新肢解了大众，出现了分众的局面。
报告显示：国内25岁以下网民占49.9％，18-24-岁的网民在网民年龄构成中占据最大比例(30.3％)，学历多为高中或高中以上。
网络受众特征符合美剧观众的特性，文本得以解读，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异文化的水土不服。通过网络调查问卷数据，我们可以勾勒出大陆美剧迷的标准形象：大中城市的18～30岁的年轻人，受过良好的教育。其中一部分是在校学生：高校校园网络拥有得天独厚的资源和
在内部文件传输迅捷的网络系统，让走出家庭生活氛围的学生迅速成为网络影视资源的重度依赖者，而从家用媒介——电视观众队伍中剥离。这是没有机会接触网络的人无法拥有的娱乐体验，也是美剧迷形成的决定性条件。另一部分已毕业的年轻人也有着稳定的工作和收入，他们在闲暇时间里追求刺激和消遣。这都使得美剧具有的原始魅力能够充分地被受众解读。而在跨文化传播中回避了由文化差异而来的“水土不服”。
网络传播群体的形成壮大，“美剧热”给予了受众身份的归宿感和忠诚度。借由传播方式而来的分众战略为美剧占领了网络这片“影视剧”不曾涉及的蓝海，越来越多的受众开始参与这项被贴上时尚、新奇标签的收看运动。而互联网上的BBS、博客等讨论组，官方网站、贴吧等聚集地为美剧观看者提供了开放的交流平台。在这里，受众不仅形成了鲜明的群体组织。而且与自己有相同爱好的人进行讨论、交流，甚至会有定期的聚会。这不仅使他们的“美剧迷”身份有了很强的识别性，在心理上也具有了强烈的归属感和对美剧的忠诚度。
信息传播的重要性范文第2篇
关键词：高校 社会思潮 模型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7）13-0195-01
高校社会思潮的传播过程，涉及国外思想者和政府、传媒、学者、一般知识分子、社会大众、大学生本身等众多因素，同时也受社会环境、学校管理制度等各种环境的影响。结合社会思潮的含义，学习和借鉴已有的申农-韦弗传播模式、马莱茨克模式和赖利夫妇的传播系统模式等传播模式[2]以及社会传播的系统结构理论[1]，根据社会思潮的传播过程中的各个环节，本文构建了高校社会思潮传播模型（如图1）。
图1高校社会思潮信息传播模型
模型中的各要素解释：
噪音：在图中用阴影表示。由于传播要素组合复杂，动态的主客体关系，思想要素传播的特殊性，大学生认知图式与信息接收的特殊性以及社会思潮的政治性特点，使得社会思潮在传播的过程中，噪音无时无处不在，这其中主要是与人有关的噪音源和噪音。传播系统内外的噪音，会对思潮相关信息的发送者和接收者有干扰，削弱信息传播的质和量。
C（A）：代表国外产生和传播思潮信息源的任何人与事物，也包括有意图的国外传播机构，如国外思想家、普通知识分子、社会大众、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的组织等，他们是信息的提供者，他们内部有其信息形成的机制，这些人、事物和组织通过各种媒介把信息编码后发送至媒介中。
C（D）：国内思潮信息的有意图传播者，C（D）1指国内理论界学者，C（D）2指普通知识分子，C（D）3指社会大众，G代表相关的组织管理部门等，他们是信息的创造者、提供者，并都可从C（A）获得信息，在一定的场合通过某种具有合理性的方式通过媒介向大学生提供思潮信息。
R：指作为社会思潮的受众的在校大学生，包括本科生和专科生。他们根据各自所处的环境、自我形象等选择性接受媒介传递的社会思潮信息，并且向同学等群体进行传播和反馈。
M：代表媒介，M1是传递国外信息给大学生的媒介，M2是给国内信息传播者的传播媒介，M3是国内信息传播者给大学生传播信息的媒介，M（…）是大W生彼此之间进行信息传播的媒介。借鉴麦克卢汉媒介观，这里的媒介可以认为是一切使思潮信息得以传递的人和事物。具体来说包含网络媒体、书籍、报刊、学术会议、交流访问、思想政治理论课等课程、聊天等。他们是信息的传输者，传输各种社会思潮的信息。
fRC：受众对国外信息传播者的反馈。
fC（DA）：是指国内信息编码者和接受者对国外信息传播者的反馈。
fCR：是指受众对国内信息传播者的反馈。
从图1可以看出，社会思潮信息的传播是一个相互影响的单项循环和整体循环的过程，传播者之间、传播者与受众之间，受到立场、理解力、个人愿景等众多噪音的影响，部分信息在传输中会丢失，有的会进入信息黑洞，有的会进入信息池，因此，在此传播模式中，用X来指代传输中丢失或者是进入信息池后不经过相关管理部门直接传输给大学生的信息。
这个社会思潮的传播模式综合了以控制论为基础的传播模式、传播系统模式和大众传播模式的可取之处，也考虑了德弗勒提出的噪音泛化存在的问题，从现实上考虑了政府部门、高校管理部门等对社会思潮传播的控制和失控时社会思潮信息向大学生的传递。这个模式表现了社会思潮信息从产生到传输至大学生受众的过程，体现了人在信息传播中的重要性，直观地说明了社会思潮的传播是一个传播者之间、传播者和受众之间的相互影响的循环反复过程。
参考文献：
信息传播的重要性范文第3篇
关键词：少数民族地区；大众传媒；发展
现今我国很多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在经济上和文化上尚处于相对落后的地位，促进本地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环境，提高经济、文化发展速度，将少数民族群众物质生活水平和精神生活水平都提升到我国各地区平均水平线上，还需要我们在改进体制和更新理念上进行大量的工作和努力，其中发展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大众传媒事业就是一个非常有效且实用的具体实施手段和途径。
一、少数民族地区大众传媒的重要性
一个国家的综合发展能力会被其全部地区的实际发展情况所影响，而相对落后的地区必然会对整个国家的综合能力造成不利影响。所以我们应当致力于发展先进落后地区的经济文化，缩减各地区贫富差距，提高我国国民的综合实力。
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经济文化多数低于我国平均水平，信息的传播是我国当今多民族国家各个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必备基础条件，对于各个民族特色文化、生活习惯、等方面的相互理解尊重以及和谐共处提供基本保证。在这个过程当中，大众传媒是最为重要的信息传播媒介和载体，对于我国社会的平稳和谐发展发挥着整合、协调、监控、引导等重要作用，在推动民主法治、维护公平正义、营造安定氛围、传播和谐观念等方面有着巨大的积极贡献。大众传媒不应仅仅作为改进和架设优质经济环境的手段和方式，还应当是改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贫困落后的重要途径。信息贫困会使某个特定地区和群众被排除在现代化发展之外，处于相对闭塞的生活现状当中，无法获取最新最好的各类生产、生活信息和技能，如此的恶性循环，必将导致贫困地区更为贫困，因此应该大力提高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信息传播能力，重视少数民族群众的信息权利，改进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信息贫困现象，增加少数民族群众收入水平，提高少数民族群众生活质量，改进当今大众传媒的发展不均衡状态。
二、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大众传媒发展当中的问题
（一）高层次民族传播人才紧缺
我国当今少数民族媒体从业人员当中，本科以上学历者比例明显偏低，而且年龄偏大。在实际的大众传媒具体工作操作当中，采、播、录等一线工作从业人员当中，能够熟练使用一种或多种民族语言的人屈指可数。在当今社会环境当中，大众传媒的发展速度极快，信息传播高度发达，传媒工作日益国际化，以上所说的低学历、高年龄、单一语言结构的少数民族人员从业现状当然无法满足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群众对于信息传播的需要，也不符合当今信息化社会的要求，对于大众传媒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发展以及在少数民族群众生活工作当中的地位提高都有着相当大程度的限制。
（二）对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信息传播环境特别是语言环境认识不足
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大众传媒发展和提高，离不开对于各地各族民族语言的运用。多数的少数民族群众普通话水平不高或者虽然能用普通话交流但是日常生活仍以本民族语言为主，甚至在很多相对边远闭塞的地区少数民族群众听不懂普通话，因此，需要在当地的信息传播当中使用少数民族群众普遍能够理解和使用的语言。从实际效果上来讲，少数民族语言也更被少数民族群众所认可和接受，传播效果也更好。加强对于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信息传播环境的认识，提高对民族语言环境的重视程度是提高大众传媒快速发展的必要条件。但是我国当前由于各地少数民族语言种类繁多，在实际的信息传播当中，运用少数民族语言的数量和质量仍十分不足。
（三）基于民族语言特色、情感、内涵等方面的缺乏
语言的功能不仅表现在其记录性，还有其文化性，各种少数民族的语言也都具有其独特的民族特质。现在我国有很多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大众传媒当中民族语言类型节目数量是比较多的，但是其中存在着不同民族语言传播信息内容和节目类型相互重复，许多的少数民族语言节目就是直接将普通话节目进行翻译配音。而少数民族自身相关的各种类信息资源在其传播过程中，缺少应有的少数民族语言特色，没有生动真实的民族文化特点，缺少民族语言的独特风格，因此业无法承载信息传播当中应有的各类型情感和内涵，也是阻碍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大众传媒发展的另一个因素。
（四）大众传媒功能单一，信息传播媒介和能力不均衡
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信息传播的受众在接受媒体信息时，其使用电视机的数量要远远高于各类报刊报纸，很多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出现了电视为主的传播现状，过度膨胀的电视娱乐性导致其他媒体逐渐在群众的眼前消失，造成多数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大众传媒趋向单一化和娱乐化。而且新闻媒介机构也多数集中的大中城市当中，很多偏远山区和相对落后的乡村则十分稀少。也导致了大中传媒的信息传播媒介和传播能力分布不均衡。
三、推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大众传媒发展的途径
（一）加强各民族专业信息传播人才的培养，提高从业人员综合能力
提高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大众传媒发展水平，需要为大众传媒工作培养出大量高素质从业人员。因此，应建设长期有效的人才招聘体系，设置人才培养计划，制定相关资助规划。提高人才的招聘和培养力度，选用高学历、高资质、高能力的三高型专业大众传媒从业人才。可使用合同制、聘用制等多种方式进行高端专业人才的发掘和引进。加大对于采、录、播等一线传播工作岗位的人才招收和培养力度，提高人才的各种待遇，加大财政投入资金，增加大众传媒工作岗位对于高素质高能力人才的吸引力度。
定点、定向的培养少数民族本地本民族的传播人才。定点是指与各地的高等院校特别是民族院校的传媒专业人才进行对接，明确落实培养少数民族传播人才的方式；定向是指根据实际岗位需求，从语言、新闻、编辑、摄制、市场等专业当中，挑选并确定少数民族传播人才的培养方向。
（二）提高对于传播环境的了解和认识，增加各类民族语言传播数量
提高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大众传媒发展水平，还需要做好前期的市场调查工作，熟悉当地的语言环境，为大众传媒的发展和普及做好基础准备工作。首先对于当地大众传媒从业人员民族语言水平进行调查和统计，其次要对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传播受众展开民族语言类型和水平环境的社会调查和分析工作。全面的了解和掌握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当地的民族语言环境和生态，制定合理可行的民族语言语用计划和规范，在大众传播当中重视传播民族特色，将民族语言的使用性向文化性转化，重视民族语言风格和民族风俗文化的传播。才能针对性的改善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大众传媒当中民族语言运用不足的现状，提高我国少数民族语言信息传播的效率和效果。
（三）根据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实际情况重视民族特色传播
提高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大众传媒发展水平，还应当改变当今我国媒体功能的单一化和娱乐化现状，合理分配各种类传播资源，科学管理传播媒体的总体布局情况，针对性增加地区传播受众需求性媒体的设立和支持力度。在我国多数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因为传播生态和语言环境的种种限制和局限，信息传播的受众需求也不尽相同，对于当地大众传媒的工作内容和形式以及工作结构组织也有着不同的要求。因为我们应当根据其当地实际特性提高大众传媒的实际效果和功能。做到设身处地为群众传播信息，而非对群众进行传播；根据实际发展优势媒体；优化总体传媒布局，完善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信息传播网络，加大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各类型接受设施的建设力度，为大众传媒在当地的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四、结论
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大众传媒事业在这种大形势下也成为我国当今发展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重要工作之一，它的工作重心和目标是消除我国当今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与其他发达地区的信息鸿沟，缩短两者之间的包括新闻传播技术和新闻传播能力等方面实际发展差距，将少数民族民众与我国整体距离拉近，使之更好的融合在我国社会主义大家庭当中。
参考文献：
[1]杨光宗、邵旭飞.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的媒介生态问题探究――以武陵民族试验区为例[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01（8）：150-155.
[2]林晓华.从“有声有影有字”到“入耳入脑入心”还有多远？――新媒体时代民族地区大众传播的短板与对策[J].中国民族，2012，12（6）：60-62.
[3]高卫华、杨兰.大众传媒传播少数民族文化的符号化结构功能――以《恩施日报》报道“恩施女儿会”为例[J].当代传播，2012，05（6）：63-65.
[4]杨惠林.大众传媒与壮族的民族认同[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13.
[5]张斌.大众传媒与少数民族乡村政治生活[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12.
信息传播的重要性范文第4篇
【关键词】传统媒体公信力 新媒体 困境
新闻传媒的公信力是指新闻传媒能够获得受众信赖的能力，①公信力概念的逻辑起点是信任，是受众的一种主观行为。②笔者认为媒介公信力主要围绕三个关键词，即媒介、公众、信息传播，媒介是信息传播的渠道，传播的终端在公众，信息传播是媒体获得受众信任的依托，所以媒介的公信力主要是公众对信息传播渠道或者传播者的依赖感和信任度。
一、传统媒体公信力的发展现状
传统媒体公信力面临着来自新媒体以及自身发展弊端的双重压力，2003年社科院对12城市的调查发现，大众最信任的媒体是传统媒体。③2011年经网络调查，获悉的《媒体公信力调查分析》报告中显示44.3%的受调查居民认为互联网是他们最相信的媒介，电视的信赖度占26%，报纸为16%，④由此看出传统媒体的公信力呈下降趋势。
1、新媒体的冲击和压力
（1）新媒体降低大众对传统媒体的依赖
新媒体的兴起，打破了传统媒体在信息传播中的垄断地位，人们不仅可以通过网络、手机、车载媒体等渠道来获得信息，还实现了“人人都有麦克风”的自我传播，据《第27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0年12月，网络新闻使用率为77.2%，用户规模达3.53亿人，用户人数年增长4535万人，年增长率14.省略/13665226-1574859.html
④《社科院12城市调查发现:传统媒体网站公信力最高》，
⑤李玫瑾，《媒体应冷处理“江苏泰兴案”》，《中国青年报》，2010-4-30
⑥胡正强，《客观、公正、全面、平衡――论新闻真实性原则的具体化》，《新闻爱好者》，2003（7）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234
信息传播的重要性范文第5篇
关键词:“色散与滤光”模型 突发公共事件 甲型H1N1流感 伦理选择
甲型H1N1流感事件概述
2009年4月,一场肇始于墨西哥和美国的甲型H1N1流感开始在全球流行。据卫生部通告全国甲流防控工作情况指出,截至2010年1月31日,全国31个省份累计报告甲流确诊病例12.6万例,死亡病例775例;截至2010年2月中旬,全球已达1.5万余人因感染甲流而死亡。
纵观甲流从初期暴发到最严重阶段的整个过程可以发现,相比2003年的非典,甲型H1N1流感在我国、在全世界都没有引起太大的恐慌,这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及时和全面的信息公开制度以及国家政府和国际社会充分、完善和快速的应急预警和处理机制。但是,面对此突发的公共事件的信息传播,各方从自身利益角度出发进行伦理选择,还是存在着诸如健康大众知情权与患者隐私权、媒体坚持新闻新奇与政府欲求社会稳定等公民、媒体、政府之间的多方冲突。
伦理选择机制“色散与滤光”模型
为解决上述冲突,需要对该伦理问题中的各方主体的价值选择进行判明,兹提出伦理选择机制“色散与滤光”模型,以便更为清晰地分析。
从以上论述可以发现,当所有主体面临同一具体新闻事实时,各方主体自身的动因和需求不同,驱使其作出不同的利益选择,这就如物理学上的“光的色散”①一样,当白光通过三棱镜后,在光屏上会形成七色光带,如图1所示,自上而下分别为红、橙、黄、绿、青、蓝、紫。这是因为白光是由多种单色光组成的复合光,不同色光对同一种介质的折射率不同,白光经三棱镜的二次折射后各种单色光的折射角不同,从而产生色散现象。
而信息传播中的伦理选择也可用色散与滤光模型表示,即用白光代表了社会的新闻事实;用三棱镜表示各方主体在面对事实时的价值取向和原则,即所有的伦理选择;而复合光通过三棱镜色散出不同的光线,代表了不同利益主体根据自身的动因和需求进行价值选择,作出不同的相应利害关系的伦理选择。根据信息传播过程,这些主体包括信息提供者、信息传播者、信息接收者。
“色散”出不同的伦理选择后,还有一个“滤光”的过程。物理学中“滤光”的目的在于突出某一种色光。在信息传播中,不同主体有不同的伦理选择,在这其中,有的选择只从维护自身利益角度出发,有些选择和行为是对社会整体福利有利的,有些选择体现和尊重了人文主义精神和人权,有些则稳固了国家政权、维护了国家安全。所谓“滤光”,即指整个社会选择和确立一系列标准,以对这些价值选择加以判别,找出适合当前社会发展的应有、应然的价值选择。伦理选择的“色散”与“滤光”过程如图2所示。
这里要注意的是,所谓的应有、应然的价值选择并非是找出一个解决方案来满足各方的最大化的利益需求,既不是在这几条“光线”中找出一个“焦点”来统一各方的利益需求,也不是要采取绝对平等的“三者不可偏废”的措施,而是找出一条符合当前社会整体需求的、经过引导和有效控制的、“应有”或“恰当”的价值选择。该价值选择在某一领域中可能会在微观层面上对上述“社会福利”、“人权”和“国家安全”等价值有所侧重,但从宏观层面来说,随着历史的发展,会达成各方利益并重的态势。
甲型H1N1流感信息传播中“色散”出的伦理选择
通过对甲型H1N1流感已传播的相关信息的搜集,并按不同传播主体进行整理,笔者发现,主要涉及的三个主体的伦理选择,具体体现为公民的言论自由权、知情权、健康权和隐私权,新闻媒介的传播选择及政府机关的社会期望三个方面。下面分别加以分析。
公民的伦理选择。公民信息传播的伦理选择又分为回国患者和健康大众两大不同群体,两者的信息传播也存在不同的选择。一方面,健康大众有权发表言论谴责携带病毒四处乱跑的回国人员,获知他们的相关信息,维护自己的健康权和知情权;但另一方面,患者的隐私应受到保护。
公民拥有言论自由的权利,尤其在网络上,匿名发表言论,受追惩的几率小,人们更敢于发表言论。于是,出于对自身健康的考虑,有网友在网上发表言论,谴责从流感暴发国回国的人员是“逃回来”,而且大发言论对回国还到处跑的何某进行人身攻击,给其取名“何逛逛”,称传染了某摄影楼两位工作人员的李某为“李染染”,各网络小区里的言论也是以人身攻击为主,同时还患者的相关信息,对他们进行人肉搜索。网友公布患者信息,进行人肉搜索,甚至使其家人牵连受罪,这在一定程度上侵犯了患者的隐私权。一方面,患者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对社会公共安全造成了影响,已属公共人物,健康大众有权知道与自己相关的公共信息;但另一方面,患者作为公民,其隐私受到保护也毋庸置疑。由不同群体传播信息的伦理选择可见,面对公共突发事件,公民的伦理选择与价值取向倾向于保护自己的利益,公民发表言论也是出于自身利益保护的需要。
媒体的伦理选择。追求消息的重要性、时效性、新奇性、接近性和趣味性是媒体吸引读者的根本之道。甲型H1N1流感与大众生活、健康息息相关,因此媒体面对甲流的信息传播,显得格外活跃。
中国《宪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国家发展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学社会艺术事业、新闻广播电视、出版发行、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和其他文化事业”。对中国新闻事业的性质及任务作出了明确规定。根据上述宪法的精神,有学者认为: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具有满足公众知情权、为公民参加社会协商与讨论,为公民参与国家重大问题和其他公共事务的决策提供条件的社会功能。②确实,在甲型H1N1流感事件的传播过程中,新闻媒介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它们是动员信息的扩散者和信息传播管道。
媒体对甲型H1N1流感进行大肆报道,从一定意义上说,为公众提供了最新流感疫情,尤其是国内、身边的流感传播最新动态,及时传达了政府对病毒预防、治疗采取的措施和政策,同时网友的评论和反响又为政府了解民情民意、作出时效性、针对性强的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但同时也应看到,很多媒体往往过于看重经济利益,重视那些“吸引眼球”的“热点新闻”,这种高调的宣传报导很可能会适得其反,造成普通老百姓的不必要恐慌。
总之,面对甲型H1N1流感这一公共突发事件,媒介积极报道了有关信息,这相对于2003年媒体面对SARS,戴上“口罩”、保持沉默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也可以看到,众多媒体传播信息更多是从提升收视率、收听率或者点击率等自身利益角度出发,而未充分考虑信息传播带来的社会影响。这就是多数媒体的伦理选择。
政府的伦理选择。现代社会的流动性和复杂性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处理和协调提出了新的挑战。在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的选择举足轻重。
中国政府面对甲型H1N1流感,信息公开。新华网上开设有“中国应对”和“各国情况”专栏,传达政府采取的各项措施,对甲型H1N1流感最新进展实时更新,这是中国政府正面积极传播流感相关信息的表现。
在危机状态之下,政治动员是各国政府普遍采取的做法,中国拥有政治动员的传统,适当的政治动员有利于及时制止公共卫生事件的扩大和蔓延。主席的两次指示,总理的三次国务院常务会议,都是实现政治动员的体现。各级政府、各部门快速的反应和应对措施,表示政治动员对各级政府和部门起到了作用。③
中国政府应对甲型H1N1流感这一公共突发事件的措施从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的角度出发,体现了政府以人民安全、健康为重的伦理选择。政府关于甲型H1N1流感的信息较之以前也以更积极的姿态公开,可见中国政府面对突发公共事件信息传播以稳定社会、民心为价值导向。
甲型H1N1流感信息传播中“滤光”出的伦理选择
通过分析以上各主体“色散”出的不同伦理选择,笔者认为,公共突发事件传播中各相关利益主体在信息传播中存在着诸多冲突和矛盾:一方面公众信息传播与患者隐私权的保护存在冲突,另一方面媒体对新闻真实性、全面性、时新性的追求要求对突发事件多加报道,而过多的报道又可能引发社会恐慌,这与政府要求的保持社会安定、国家安全存在冲突,除此之外,政府对信息有选择性地公开对公民的知情权有所损害……总之,公共突发事件的信息传播面临众多伦理选择与冲突。面对这些选择与冲突,究竟怎样的伦理选择才是在甲型H1N1流感信息传播中最应该遵循的呢?这就是“滤光”出应有、应然伦理选择的过程。
从以上各方“色散”出的伦理选择不难看出,“滤光”出的价值选择不能以单一的任意一方的价值导向作为应有的传播伦理,因为任意一方都只以自身利益或自身坚持的伦理选择为出发点,这不可避免地会引起此前提到的各种冲突。“滤光”出的伦理选择应该以最大限度地缓和这些矛盾为基本目标。因此,笔者认为,“应有”和“应然”的伦理选择,是在一定历史范畴内,体现社会最广泛利益的意志,面对如甲型H1N1流感这类突发公共事件的信息传播,最重要的还是需要政府对信息公开传播进行控制和引导。该控制并非消极地隐藏信息,而是主动地传达信息,并依靠网络的高交互性与网民相配合,一方面利用网民提供的信息,补充自己的不足,尊重网民的言论自由;另一方面要接受网民的监督,对自身未披露的信息进行核查,如果其公布能够提高社会整体福利,满足群众需要,有利于社会稳定,应该及时公布。同时,还应引导公民树立尊重他人隐私权的意识,引导媒体增强社会责任感。
总之,面对突发公共事件的信息传播,“滤光”出的伦理选择应以最广泛的公民意志为主导,在当前社会结构下,政府是最广泛公民意志的直接代表,政府应承担起及时信息、引导媒体传播信息的责任,以主动的姿态公开疫情信息,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健康权,同时维护回国人员主动就诊和主动隔离的患者隐私,指导媒体客观报道,以此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如图3所示。
结语
面对错综复杂的伦理选择,笔者所提出的“色散与滤光”模型旨在为解决这种因不同主体价值选择造成的冲突提供一种更为合理、清晰的分析思路,当然并不只是突发公共事件中存在伦理冲突,而是针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公共性和突发性对信息传播的伦理选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模型只是一种分析问题的思路,至于传播中面临的各种矛盾,具体的解决方法,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注 释:
①“光的色散”教学设计,[2010.2.26]
②陈绚:《新闻道德与法规》,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版。
③从非典到甲型流感中国走了多远,省略/news/comment/2009-05/17/content_17787066.htm [2010.2.26]
参考文献:
1.高钢:《新闻写作精要》,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新华网省略/world/yfzlg/ [2010.2.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