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制度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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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制度的内涵范文第1篇

关键词：习俗变迁；乡村秩序 ；金华斗牛

中图分类号：K89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9-0000-01

金华斗牛历史久远，至今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在清朝和民国时间盛况空前。在金华本地和周边义乌、永康等地也较为普遍。在古老的农耕文明中，全国也存在多处斗牛的习俗，在晋察冀地区、蜀地等区域都有方式不同的斗牛活动，但是江浙一带的金华斗牛是至今流传下来最完整也是唯一仍作为一项当地的活动出现的仪式。在千年来的社会变迁过程中，斗牛习俗作为一种仪式被重复上演，在牛与牛之间的犄角推移中，这场简单而原始的活动更多的是被赋予了社会层面的内涵。

金华斗牛的四个阶段的发展，都是紧紧围绕社会的大环境变迁中进行的。社会整体以及其各系统的重大变化产生社会变迁。在这个过程中，最主要的是生产力的发展，在农耕文明的基础上，由于对耕牛的重视，才产生了斗牛的活动。

笔者认为，在以下四点原因的共同促进下，会造成仪式的变化；第一，社会认同在仪式发展过程中的内在作用；第二，社会变迁所带来对仪式的契机和冲击；第三，仪式所维系的社会关系的分析；第四，仪式功能与非正式社会制度的关系。

社会秩序的维持需要内外两个因素的相互结合，外在是一定社会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只有制度所支撑起的一种有序的运行，内在是产生地方性的社会认同，在这种强烈的认知活动中，能让人们在内心形成去活动的自发感受与欣赏，才能真正对秩序有构建和稳定的维持作用。

纵观整个斗牛仪式从四个发展阶段来说，无论是参与者还是观赏者，这种对活动的认同有着其自身存在的提供。首先是斗牛仪式所带来的提供资源，从古代家族形式中的地位炫耀和象征到现在复兴后，在一些行为模式的调整过程中，符合时代与社会的要求，同时也能满足自己和社区的资源整合，这事现代仪式所维系的非正式制度发展前行中一种非常重要的发展方向。其次斗牛仪式所带来的提供惩罚，符合社会群体中的地区认同和管制作用，正式非正式制度的重要体现；最后是斗牛仪式所带来的提供规制，也是非正式制度的最重要和直接体现，活动的参与是公共进行的途径和方式，社会上所有的人能够自发的参与，也是构成社会纽带维系的资本。

在社会制度重新构建的背景下，社会变迁无疑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近现代社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和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几个突出的因素深刻影响着这个制度的进程。

市场化的进程，作为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高级产物，市场经济对仪式的吸收和仪式的被动接受，经济要素在现在成为社会认同的一种重要的因素，联系感情的纽带和人际关系中，仪式所带来的经济功能不断发挥支撑和保护仪式继续存在的作用，这也是仪式在现阶段发展中新的职能和发展契机。

集体化和去集体化的过程，这两者是相互对立的发展态势，在仪式的发展过程中遇见的两种态势，在集体化时期，既有乡绅政治所表现出家族的形式，也有解放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公社生活的科层化形式，相同的集体化形式，也有着不同的影响态势。在80年代初集体经济改革后，计划经济体制逐步想市场经济转型，利益的追逐行也迫使农村稳定的集体认知太对慢慢瓦解，仪式失去了原有稳定而厚实的社会经济基础，在开展和运行的过程中存在组织难、规模小、吸引力弱等缺点，仪式的内在文化认同与共鸣和职能形式迫待改变。

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中，农业失去了主导产业的地位，从事的人员也越来越少，在人群载体的层面上，仪式也遇到了艰难期。城乡二元经济体制的存在下，农村人口存在较大的流动性，这一流动性导致了空心村现象的出现，原来的仪式失去了相应的载体的饱和度。

总言之，社会制度的重新构建中，金华斗牛仪式作为一直传承至今的非正式社会制度，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视野下，在经历市场转型、去集体化、城市化等社会变迁后，仪式在乡村秩序维持上的功能变化的确发生了定位的转变。

乡村格局的改变给传统的仪式提出了一个问题：原有的仪式功能是否能满足乡村社会的发展需要？在这个问题的存在下，仪式为了存在和发展的需要，通过现代文化的载体，在大众传播媒介的支持下，获得了更多受众的支持和共鸣，其开展的形式改变也有了新的定位方向――从传统的地域联系与娱乐到地域文化的亮点，作为非正式制度核心的民俗风俗与意识形态而存在着。仪式的功能界定为了适应当下乡村共同体建设的新需求，挖掘仪式的深入内涵和文化魅力，不仅有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样公权力制度上的重视和保护，也在市场经济导向性下成为一种极具特色的旅游资源开发的价值所在。

同样在现代化的进程下，乡村共同体的概念及内涵在逐渐改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被提到了一个相对高的层面，政府试图打破几十年来“农村服务城市”而留下的城乡二元经济体制，新型的能适应社会潮流的新型乡村共同体的模式从此而生，对于这种古老的非正式社会制度的构建，一般定位从有利于农村经济发展出发，力图从第三产业来拉动农村活力，逐步弱化这种二元体制。

在这种仪式的研究中，这种非正式制度在保持其原有职能里，社会赋予了新的形式和条件里，在公权力的保障下，能够让地方和民众在这种仪式的展演中领会国家意志，服务于国家的意识形态需要，从而成为国家权力在地方社会的一种新的控制形式和统治过程。成为一种进而促进农村的现代化进程，推动农村和谐稳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金华市志》.金华.1992

[2] 金华县志编纂委员会.《金华县志》.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

社会制度的内涵范文第2篇

【关键词】 正义；公平；自由；平等

中图分类号：D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2)04-169-01

提起正义，就不得不提美国学者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正义论》中的正义指的就是一种社会正义论。罗尔斯认为正义首先关注的是社会制度的问题，只有实现社会制度的正义，才能实现人们心目中理想的正义状态。罗尔斯的观点认为社会基本结构是争议的主题，人们在达成其他协议之前，首先要就社会制度的原则达成协议。然而这种缔约不是一种实际的历史行为，而是在假定的原初状态中的选择的结果。对这种选择的哲学描述只能是：它是相互冷淡的个人在无知之幕背后的选择。在所选择的原则的直接检验是看按它们安排的社会制度是否符合人们的直觉判断；另一个检验是看他们是否适合人们的目的。由此，作者将全书分为：理论、制度和目的三编。

理论编主要是论述与社会制度相关的正义原则。该编先从宏观上说明了作为公平的正义是如何在一个假定的状态下依据理性推演出来的。罗尔斯将公平性作为正义的最大特质，作者在社会契约论的基础上提出更抽象的正义理论以取代依据功利主义和直觉主义得出的正义理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他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或修正；同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他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他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和废除。罗尔斯认为边沁的功利主义有违正义的公平本质，失却了正义价值。接下来罗尔斯进一步论述了构建社会正义体系的两个具体的原则。第一个原则：每个人对其他人所拥有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的一种平等的权利。第二个原则：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他们被合理地期望适合于每一个人的利益；并且依系于地位和职务向所有人开放。前一个原则解决的是权利和义务的分配问题，而后一原则决定了社会和经济利益如何分配。罗尔斯所建构的基本自由体系包括思想和信念的自由，政治方面的自由，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自由以及符合法治原则的其他自由的四个方面。在第二个原则中公平机会原则解决的是公平问题，差别原则解决的则是效率问题。而且这两个原则在效力层级上存在差别，前者具有优先于后者的效力，而且该原则中所维护的基本自由是不能用经济利益来补偿的。

而作者对正义原则的证明是在一个假定的状态下依据理性推演出来的。首先，罗尔斯参照早期政治哲学和法哲学中的社会契约论，虚构了一个原初状态，即在“无知之幕”下，怀着相互冷淡情绪的人群，他们希望能够建立社会这一联合体形式，需要选择一些原则来约束自身，实现合作。

社会制度的内涵范文第3篇

一、马克思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思想的正确内涵

1.马克思所说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只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上的跨越，并不是说完全绕过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直接过渡到另外一种社会制度中去。马克思恩格斯在其设想的跨越思想中，所跨越的其实是制度上的层面和生产关系上的层面，就是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可以先跨越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一系列客观的和主观的条件下，这些国家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2.经济落后的国家跨越了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并不是可以进入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阶段，要实现马克思所设想的经典社会主义这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实践证明经济落后国家是不能完全跨越峡谷的，马克思说的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是要跨越资本主义的消极方面，社会主义的发展仍然少不了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就必须批判性地吸收资本主义积极的文明成果，利用资本主义国家所创造出来的先进科学技术，生产方式和管理手段。由此可见，资本主义在现今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仍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3.马恩应当时俄国民粹主义学者查苏利奇等人的要求，对俄国农村公社的村社制度的土地所有制结构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以回答俄国社会发展的道路问题，从而有了“跨越论”这一想法。马克思认为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是一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现象，完全跨越“卡夫丁峡谷”不是在任何一个东方经济落后国家都可以实现的，跨越只是种可能而并不是必然的。他们认为跨越的条件就是要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需要有俄国革命和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相互支持，必须以生产关系变革为条件，其中文化，民族和国际条件都是很重要的。

二、对马克思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思想的辩证思考

1.中国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由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演变而来的，不是根据马克思所说明的由发达资本主义脱胎而来的经典社会主义，也不是根据马克思的“跨越论”建立的社会主义。首先，中国目前还没有主要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创造出来的雄厚的物质基础和精神文明，也没有完全实现商品化与工业化，存在产业结构问题突出，收入差距大，生产力水平不够高等问题。

2.中国一百多年来的历史实践证明了经济落后国家要实现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是难以完全跨越的，现实中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并未按照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所需的基本条件进行。俄国和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按列宁“一国胜利论”思想的指导下得以实现的。列宁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特殊的历史情况，提出了“一国胜利说”。俄国和中国等成功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时，“跨越论”思想实现的主要条件如西方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取得胜利、西方资本主义的援助等并不存在。

三、跨越“卡夫丁峡谷”思想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启示

（一）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马克思认为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只能跨越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而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阶段是不能跨越的。当前要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实现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同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自觉运用好价值规律，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让非公有制经济散发出活力，创造更多的社会物质财富，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现实社会主义能否最终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这是一个实践问题，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我们应该大力发展先进生产力，为最终实现跨越奠定现实基础，这样才能实现早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二）要善于吸收资本主义国家的积极文明成果

马恩在“跨越论”中说明了东方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条件之一就是要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积极成果，现在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长期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善于引进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民主法治理念和适应社会化生产要求的现代管理方法等，这些有助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把握新时期改革的方向。但我们不能拿来就用，必须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资本主义本身的社会运行制度我们绝不能吸收和引进。

社会制度的内涵范文第4篇

关键词：制度；利益；职工权益；改制企业

作者简介：高云飞，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长春理工大学法学院讲师(吉林长春130000)

一、问题的提出

社会制度变迁的动因和动力均源于人们对利益的追求。利益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正是人们为满足自己的物质需求而不断的追求利益，才导致一次又一次的社会制度变迁，从而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纵观历史，任何一种社会制度的兴起、延续和变迁，皆归于人们的逐利行为。人们对一种社会制度的认同，归根到底就是为了创造最大限度地实现和发展自己利益的良好空间。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主旨，正是承认利益关系的这种普遍性，为人们寻求一种更有效满足个人利益需求，进而推动社会发展的制度形式。但是，市场化取向的国有企业改制在增加企业经济效益的同时，改变了企业职工的社会经济地位获得机制，引发了改制过程中职工的权益变动，也导致了职工作为一个阶层在社会结构中向下流动的趋势。职工对由事实上的权益变动而引发的心理上的权益受损感普遍增强，一项调查显示“82.4％的被调查者认为贫富差距越来越大……58.2％的被调查者明确回答不是所有社会成员都能分享改革成果”，学者游正林通过实证调查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应该由领导干部负责的西厂工人的不公正感是逐渐增强的。”这些共识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社会整体利益格局呈现出严重失衡的局面，社会运动频繁显现，而“社会运动则是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集中爆发，是一个社会结构中最深层次问题的集中体现。”这种与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初衷严重相违背的现象，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本文的核心议题就是从制度与利益的关系视角分析改制企业职工权益受损的原因，并从制度层面提出相应对策。

围绕着制度与利益的关系问题，思想家和理论家们分别在对制度涵义的界定和制度理论的阐述中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从对制度的定义看，韦伯等从广义文化理论，迪尔凯姆、帕森斯、默顿等从结构功能主义，诺斯、青木昌彦等从社会交换和博弈理论，哈贝马斯等从社会交往和社会互动理论，康芒斯、霍其森等从社会组织理论，哈耶克等从预期行为理论等不同视角对制度的概念做出了解释。尽管他们对制度的定义侧重点不同，但综合这些观点可以看出制度的基本结构，“即制度是在社会或群体生活中逐渐形成的，调节、规范其中各行动主体之问互动关系和互动行为的社会规则或规范”。

从制度理论的主要观点看，康芒斯等经济学制度理论学派从制度与利益有机联系；马克思、涂尔干、韦伯、帕森斯等社会学制度理论学派从生产关系、社会分工、结构功能主义等视角；科尔奈、沃尔德等当代西方社会制度理论学派从对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再生产的机制、企业的权威关系的分析等不同领域，对制度与利益的关系进行了揭示。尽管他们研究的角度不同，但有一点是一致的，这就是制度与利益存在着内在的必然联系。这种联系表现在：一方面，利益是社会的基本内容和深层内涵，制度是利益关系发展的必然产物；一方面，制度对利益具有重要制约作用，制度的本质是协调经济利益关系的规则，制度的功能是提供协调利益关系的机制。

我国改制企业职工的权益，是我国社会利益范畴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反映在工人阶级特殊阶层群体中的，包含着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复杂因素的，在改革开放的社会制度变迁的关键历史时期表现出来的“利益”，其与制度的关系更为直接、更为密切、更为重要。因此，从制度的视角开展对改制企业职工权益问题的研究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及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制度资源短缺：改制企业职工权益存在问题的重要原因

制度资源，即指社会中某一利益个体或利益集团对制度的占有程度。国有企业改制以来，就企业职工的权益问题，国家及地方各级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等制度，可以说企业职工拥有一定的制度资源。但是，只要认真分析企业职工利益受损的成因，便会明显地看到企业职工所拥有的制度资源，远没有构成其权益保护的屏障，何况这些制度在形成和运行过程中，在利益的界定和表达上还存在与职工利益相冲突的问题，这从总体上造成了改制企业职工制度资源的短缺。改制企业职工制度资源短缺的特点十分突出，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1.制度资源短缺的原发性

制度形成的逻辑起点决定了企业职工很少占有甚至根本不占有制度资源，即“工人在国企变革中失去的是所依赖的原有资源以及这种依赖关系，这些资源都是既有的制度赋予的，而制度变革剥夺了他们所拥有的资源。”国有企业改制的一系列重大制度变迁，是在工人这一主要当事人缺席的情况下进行的。国企改革中，职工面对的是“破三铁、减员增效、下岗分流”等法律法规。很显然在这些制度的后面，不会有工人作为“主要当事人”的利益集团参与的互动式反复协商、磨合的均衡博弈；同时，“在市场转型期，国有企业内部生成的新认同是一种以强制为先导的认同。”对于企业职工来说，这种以强制为先导的制度认同，说明即使职工作为“当事人”没有缺席，但一开始就处于制度资源缺失的不平等的境地；此外，在制度设计之初，就没有充分考虑职工的权益。1986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并未充分考虑企业改制、破产过程中的职工安置及其权益保障等问题。“这就决定了我国国有破产企业职工安置走上了政策安置的道路，法律保障退到幕后，导致职工安置这一重大问题不能在法律层面上得到解决。”

社会制度的内涵范文第5篇

［关键词］西方 消费异化 生态危机

［中图分类号］A8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1）04－0134－02

引言

西方认为，消费本来只是满足人需要的手段，但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消费的功能被异化了，消费有了其他的意义。一方面，它成为了人们为劳动失去自由的“补偿”，成为人们逃避现实痛苦的“避难所”，成为人们为了满足虚荣区别于他人的“炫耀品”。另一方面，统治者对消费进行操作和控制，使消费成为一种实施社会控制，维护其统治的工具。

一、资本主义社会产生消费异化的原因

（一）异化消费的产生与资本主义社会普通劳动者的劳动状况有关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劳动者的劳动强度得到了改善，但是伴随而来的机器生产的普遍化和社会分工变得越来越细，劳动者每天与机器打交道，工作变得越来越无聊、乏味，缺乏创造性。因此，在劳动的过程中，人们并不能随心所欲，获得该有的自由与幸福。人们开始在生产相对应的消费领域寻找自由，而消费领域的最大特性就在于它的自由性。在消费领域只要有钱，人们想做什么都可以。于是劳动者认为自己获得了满足，而忽略了自己在这种消费过程中是否真正满足了自我的真实需要，使得消费走上了异化。

（二）异化消费的产生与资本主义社会人们整体异化的生存状况有关

异化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变为普遍存在的现象，不仅仅在劳动领域，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等领域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异化现象，而且也不仅仅表现在工人阶级，也包括资本家，所以异化已经变为资本主义社会总体具有的普遍现象。人们在劳动和日常生活中无法体会自由和幸福的感觉，于是开始在带有“虚假性”的消费领域中寻找幸福。幸福与消费划了等号，衡量幸福的标准变成了消费，在这种异化的幸福观的支配下，消费成为一种病态的、无度的索取与占有的异化行为。

（三）异化消费的产生与资本主义社会贫富差距有关

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一方面为了缓和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给予工人阶级同样的购买权利，使富人和穷人可以去一样的商场购物，一样的消费场所消费。另一方面，富人们为了有所区别，开始追逐一些奢侈品，开始追逐区别于他人的优越感。于是，消费成为了一种满足虚荣，区别于他人的异化行为。

（四）异化消费的产生与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有关

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建立了自由竞争、自由迁徙、商品所有者平等的王国。资本家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由劳动者制造出大量的商品，而除去满足基本需求外，资本家利用各种方式大肆宣传，诱使劳动者购买超出其能力的商品，使得资本家获得利润，从而制造更多的商品。在这种制度下，商品与需求处于一个恶性循环之中，消费成为了一种恶性循环的异化行为。

（五）异化消费的产生与资产阶级的政治需要有关

资产阶级为了实现他们的统治，运用高消费来延缓社会矛盾，麻痹人们的斗志，通过社会意识形态和媒体、广告的作用对消费进行操作和控制，使人们沉溺于消费的漩涡中，忽略了对于社会政治问题和社会制度缺陷的不满，从而逐渐淡忘了革命，推动了异化消费的产生。

二、资本主义消费异化的后果

（一）消费异化腐蚀了人们的灵魂

人们在消费中忘记了自己本来的生活意义，只是盲目地专注于购买，喜新厌旧，用无休止地购买各种商品来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代替了作为人本身更有意义的精神需求，产生了一种错误的幸福观，扭曲了对幸福的含义。在这种扭曲的幸福观下，人们不能正视自身真正的需要，异化的消费阻碍了人们对于自己全面发展、真正幸福的期望，从而阻碍了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二）消费异化增强了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依赖性

人们对于商品的迷恋，对于变态消费以及畸形幸福观的盲目追求，使得人们像患上强迫症一样不断地喜新厌旧地购买、消费商品。这种对于消费需求的不断增长，正是资本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不仅为资本主义再生产，维持较高的利润率，转移经济危机创造了条件，从而起到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作用，还促使人们更加依赖于那些提供满足人们需求的资本家和资本主义社会，从而有利于统治阶级对社会的控制。

（三）消费异化遮蔽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在异化的消费中，人们所关心的只是消费欲望是否能够得到满足，而忽略了这种满足是通过何种制度来提供的。而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只需要提供源源不断的商品即可，消费异化转移了人们对社会政治问题的注意力和对于社会制度缺陷的不满情绪，增强了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合法性的认同感，同时延长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寿命。

（四）消费异化最严重的后果：瓦解了工人阶段的斗志，腐蚀了工人阶级的革命锐气

当代资本主义通过对需求和满足的操纵，使得工人阶级的欲望在消费中被满足，同化了工人阶级，他们反抗制度的要求被慢慢消灭，他们被资本家所制造的表面的公平所蒙蔽，认为没有进行革命的必要，他们已经不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而只是普通的消费者了。

三、资本主义消费异化导致变革

（一）西方认为未来革命的动因不再产生于生产劳动、生产力、生产关系之间的阶级矛盾，而是产生于人性的压抑和异化

阶级之间的矛盾已逐渐被缓解，但是人们在异化的消费中却变得更加压抑与孤独，人的价值得不到体现。随着商品因为资源有限而变得稀缺时，人们无限膨胀的欲望会在现实中受创，被压抑的人性会被唤醒，人们会逐渐产生革命的想法。

（二）西方认为资本主义变革依靠的力量，不再是传统认为的工人阶级，而是社会精英等具有批判意识的人们

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需求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缓和，工人阶级的贫困化也已消失，工人和资本家一道分享着工业繁荣的好处，已经失去了战斗的热情。革命的力量不会是那些在消费社会中最大受惠者，同时又是最大受害者的工人阶级，而那些具有批判意识的人们，他们会注意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些问题，并站起来进行变革。

（三）西方认为经济危机已经过时，资本主义社会危机会变为生态危机

西方错误地将人与自然这一人类的普遍矛盾当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忽略了资本主义社会无法克服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他们认为资本家通过对消费的操纵和控制，有效地阻止了经济危机的发生，同时人们对于商品的盲目追求，终会因为商品资源有限出现资源稀缺的情况，资本主义的社会危机会由经济危机演变为生态危机。但是从此次由美国引发的经济危机可以看出，消费领域的变化并没有阻止经济危机的发生，诱发生态危机，反而是以另一种方式爆发了经济危机。因此，西方没有认识到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只是一种从属的、派生的危机，它与经济危机性质迥然不同，不能相提并论，更不能用生态危机来取代经济危机。

【参考文献】

[1]姜华.西方-消费异化论的理论内涵和现实意义[J].中国科技信息,2005年第14期.

[2]骆沙舟.西方-消费异化论评析[J].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