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城市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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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城市化发展范文第1篇
摘要:城市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速度与规模,农村劳动力转移能力影响或支配着其他制约因素。转移能力的增强能够拓展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空间,提升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动力,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供给,一定程度克服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阻力,增加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稳定性。因而,农村劳动力“转移能力”是决定城市化进程快慢的主导要素。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转移;转移能力;城市化;欠发达地区
一、问题的提出
城乡协调发展与区域协调发展是关系中国现代化前途的两大问题,而有效推进城市化进程是解决这两大问题的重要途径。关于如何推进城市化,探寻其中所存在的限制农村劳动力转移、阻碍城市化进程的主要因素,有助于揭示我国欠发达地区城市化的机制,并为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推进城市化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基于以上考虑,本文以农村劳动力转移为出发点,对欠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能力与城市化的关系予以全面剖析,并以河南省为研究区域进行实证分析,试图证明转移能力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决定性作用及程度,进而揭示欠发达地区城市化的内在约束机制。
二、农村劳动力转移能力与城市化关系
城市化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有着密切的关系。农村劳动力转移涉及到产业和空间的双重转移。在产业方面,农村劳动力表现为向非农产业转移;在空间方面,农村劳动力主要表现为向城市(镇)转移,这是由于非农产业的区位绝大部分在城市(镇)的缘故。显而已见,农村劳动力转移所引起的农村人口向城市、城镇的集聚就直接推进了城市化。因此,城市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速度与规模。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速度与规模取决于多个因素。在国外,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比较经典的模式包括刘易斯(W,A.Lewis)的二元经济模式、拉尼斯一费景汉模式(FeiRanis)、乔根森(Dalew.Jorgenson)模式,以及托达罗(M.P.Todro)人口流动模式。这些模式解释了发展中国家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动力、特点及机制。他们提出的观点对人们认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过程无疑具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意义。但同时也应该看到,这些人口流动理论都是建立在城乡具有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与城市对劳动力具有无限吸纳力的基础之上,这显然与我国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近年来,我国广大学者也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动力机制进行了广泛探讨。陈吉元、胡必亮构建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推拉模式;李勋来、李国平进一步建立了包含有制度因素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景普秋、陈甬军等把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动力概括为:来自农村的排斥力、来自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推动力以及来自转移过程的摩擦力。
显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一个多因素综合影响的过程。一般而言,农村剩余劳动力越多、劳动力的转移动力和转移能力越强、二、三产业的就业空间越大以及转移的制度越小,就越有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因此,影响农村劳动力和人口转移的因素应当包括:(1)供给数量。用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表示。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与变化快慢,反映农村劳动力由第一产业“释放”的数量大小和速度,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供给的源泉;(2)转移动力。用从事非农劳动的预期收入表示。期望获得更高的收益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原动力,预期收入越高,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动机越强;(3)转移能力。用农村人力资本存量和农民人均纯收入表示。二者能近似反映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能力,前者是文化和知识能力,后者是物质能力;(4)转移空间。用第二产业的就业比重和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表示。这两个指标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空间的大小。这是因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空间既取决于二、三产业的经济规模,又与经济结构密切相关;(5)制度因素。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制度对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一直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本文借鉴相关的研究成果,设定市场化分配资源比重、市场化指数、非国有化率和劳动力自由流动度作为测定制度因素的指标。在上述5方面的因素中,用农村人力资本存量和农民人均纯收入2个指标来度量的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能力”居于核心地位,也就是说,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能力应当是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速度和规模,从而影响城市化进程快慢的主导因素。这是因为,农村劳动力转移能力的提高具有如下几方面的作用。
第一,拓展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空间(就业空间)。这主要是人力资本存量增加所起的作用。人力资本是指存在于人体中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能和体力(健康状况)等质量因素之和,是开发和培训人力资源的结果。它具体表现为劳动者所受的文化教育水平、技能培训和有经济含义的经历特征等,农村人力资本状况是农民数量和质量状况的综合反映。农村人力资本存量越高,其在城镇中的就业空间往往也就越大。众所周知,农村劳动力能否顺利实现转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能否在城镇找到工作机会。长期以来,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主要在那些对技术水平要求不高,进入“门槛”较低的行业或部门工作,如建筑业、服装和玩具制造、电器组装、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以及部分社会服务业等。因而,不难理解,从静态的角度看,素质高的农村劳动力在城镇能获得更多的工作机会,而从动态的角度看,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和升级,低“门槛”的就业空间将会越来越狭小,而技术含量高的技能型岗位的比重却会显著增加。这样,如果农村劳动力的素质保持不变或提高缓慢,那么其向城镇转移的速度和规模必然会受到制约;反之,如果农村人力资本存量能快速提升,农村劳动力在城镇就能进入更多的行业工作,获得更大的就业空间,从而极大地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
第二,提升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动力。促使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基本决定力量是比较转移成本和利益的理性经济考虑。因为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必须支付各种必要的流动成本、机会成本、心理成本和风险成本;只有转移后所获得的各种收益能弥补转移成本,且实际收入水平超过农业生产纯收入,才会使作为“经济人”、以脱贫致富为目标的农村劳动力具有做出转移决策的愿望和动力。从这个方面讲,伴随农村人力资本的提升,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动力必然会增强。因为,文化素质高,具有较高技能的农村劳动力在城市能够找到更合适的岗位,对自己有较高的迁移预期收入,其迁移的动机和意愿就会更强烈。此外,农村劳动力是否迁移也与其获取信息和做出决策的能力有关。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农村劳动力能更为有效地对劳动力市场信息进行收集、加工和判断,他们有更为广泛的现代信息获取渠道,其获取的信息质量高、数量多,决策的正确程度较高,正面强化了其向城镇转移的动机和意愿。
第三,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供给。我国欠发达地区,近年来第一产业生产率增长滞缓的重要原因,一是劳动力素质偏低,二是联产承包责任制所形成的以农户为单位的购买力较低。而农村劳动力文化知识水平的提高和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提升,即转移能力的提高,可以从两方面提升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从而扩大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供给。一方面,农村人力资本的积累,使得更多的劳动力懂得科学种田,并有利用现代工具进行农业生产的强烈意愿;另一方面,农民人均收入的提高也使得更多的农户有能力购买农业机械设备投入生产以降低体力消耗。这样,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升,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会从第一产业中“释放”出来。
第四,克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阻力。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阻力一直存在。尽管近年来,各地都在大力推行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城乡之间的篱笆已有所降低,但其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阻力仍然不可小视。不过,从改革的具体内容上看,对转移能力强的农村劳动力而言,其向城镇转移的阻力确实是大幅度降低了。如,多数地区都逐步降低了外来从业人员进城落户的限制条件,许多欠发达地区的城镇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为基本落户条件。显然,素质高的农村劳动力在城镇更容易找到合适的工作,从而获得稳定职业与收入;而农民人均纯收入则反映了农民转移至城镇就业的“支付能力”。农民人均纯收入越高,他们就越有条件和能力在城镇购买或租借房屋,从而获得合法固定住所,进而在城镇落户,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居民。所以说,农村劳动力转移能力的提高,能一定程度克服转移过程中的制度阻力。
第五,增加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稳定性。农村劳动力及其供养人口只有稳定地转移到城镇并安家落户,才能真正提升城市化水平。我国许多欠发达地区尽管在形式上进入城镇务工的农村劳动力数量规模很大,但真正转化为城镇居民的却比较少,因此城市化进程也就比较慢。这种状况仍然是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能力有关。一方面,许多农村劳动力文化水平低,在城镇找到工作的难度较大,即使找到工作,也都为临时性、季节性工作,很不稳定,容易“回流”。另一方面,我国劳务市场目前尚处于发育的初级阶段,农民工的合法权益经常受到侵害,与文化素质高的劳动者相比,素质低的劳动者的权益更易受到雇主的侵害,素质低的劳动者也更易重返农村。
综上所述,农村劳动力转移受制于5方面因素的影响,即供给数量(源泉)、转移动力、转移能力、转移空间与制度阻力。这其中,“转移能力”又处于核心地位,因为它影响或支配着其他4方面的因素,即转移能力的增强能够拓展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空间(就业空间)、提升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动力、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供给、一定程度克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阻力、增加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稳定性。因而,农村劳动力“转移能力”成为决定城市化进
程快慢的主导要素。
三、结论与建议
在欠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所引起的农村人口向城市、城镇的集聚直接推进了城市化。因此,城市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速度与规模。农村劳动力转移受制于5方面因素的影响,即供给数量(源泉)、转移动力、转移能力、转移空间与制度阻力。这其中,“转移能力”又处于核心地位,因为它影响或支配着其他4方面的因素,即转移能力的增强能够拓展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空间(就业空间)、提升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动力、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供给、一定程度克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阻力、增加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稳定性。因而,农村劳动力“转移能力”成为决定城市化进程快慢的主导要素。通过构建数学模型,对河南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要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体现农村劳动力转移能力的2个指标,即农村人力资本存量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弹性系数最大,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贡献也最大。这就说明,影响河南农村劳动力转移并决定城市化进程的最主要因素是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能力”,从而支持了上述结论。这为加快河南乃至我国落后地区的城市化进程提供了政策启示。
第一,增加农村人力资本存量。在体现农村劳动力转移能力的2个指标中,农村人力资本存量反映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素质能力”。随着现代化产业的加快发展,知识、技术更新速度不断加快,这对劳动者素质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因此,农村劳动力要想顺利实现转移,必须达到现代化产业发展所必需的素质要求,否则就会出现低素质的农村劳动力供给与城镇高素质的劳动力需求之间的矛盾,形成城市就业的“素质门槛”与城乡人力资本鸿沟,对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产生不利影响,进而阻碍城市化进程。换言之,增强农村劳动力素质,提高农村人力资本水平,是加快欠发达地区城市化进程的基本保证。
为此,应继续改革农村教育投资体制,将农村义务教育投资由“以县为主”转变为“以省为主”,由省级财政统筹解决。同时,应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农民技能培训的财政投入,加大对中西部落后地区农村教育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确保农村教育经费的按时投入和农村教师工资的按时足额发放。此外,要制定农村劳动力就业培训的总体规划和劳动力培训与转移的协调机构,按市场化、社会化的要求,组建职业培训基地,完善农村劳动力职业培训体系,结合各地实际展开特色培训,结合市场需求展开对口培训,从而切实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增强转移能力。
第二,提高农民收入。提高农民收入是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储备“支付能力”。如果仅从农村劳动力“转移动机”角度看,似乎城乡收入差距越大,对农村劳动力的吸引力也越大,越有利于农村劳动力转移。事实上真正促使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不是“动机”,而是劳动力的“能力”,仅有转移动机不足以形成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客观事实。如果城乡收入差距过大,相对低收入的农村劳动力就难以支付高昂的转移成本,反而不利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因此,必须采取措施提高农民收入,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储备“支付能力”。具体来说,应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的财政投入,加快农村科技发展和成果转化,以资金投入、技术创新助推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的快速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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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城市化发展范文第2篇
【关 键 词】农村基础教育；撤点并校；教师保障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43（2015）03-0082-05
农村教育作为我国教育事业的奠基性工程，关系着经济及国民素质的长远发展。当下中国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社会的经济结构与人口结构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革，农村教育亦不可避免地受到波及。甘肃省定西市作为我国一个较为典型的西北贫困地区，当地的城市化发展水平代表性地反映了我国经济发展落后地区城市化发展的水平和特征，同时，该地区农村教育在城市化进程下的发展变迁也是我国落后地区农村教育发展的一个缩影。本文通过对定西市某农村学区的调研，从动态的视角探讨了城市化进程下该地区农村教育的变动情况，并就存在的问题提供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
（一）问题提出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当下中国正经历着快速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阶段，该进程下城乡二元结构逐渐被削弱，农村大量劳动力流入城市，农村社会走向衰落，农村教育发展举步维艰，城市化进程下农村教育的发展问题受到政府、社会及学界的广泛关注。2015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全面改善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提高农村学校教学质量”、“因地制宜保留并办好村小学和教学点”等措施，以促进农村教育的发展，推进新农村的建设。我国西北贫困地区经济发展落后，城市化发展水平低，城市化进程对该地区农村教育的影响具有其地域特殊性，对西北农村教育的研究可为全国农村基础教育发展研究地域补充。基于此背景，我们拟提出以下问题：一是城市化进程下当地农村基础教育发生了哪些变动？存在哪些问题？二是新形势下西北贫困地区的农村基础教育应怎样求发展？
（二）文献回顾
随着城市化进程对我国各地农村基础教育的影响加深，农村教育显现的问题成为当下学界关怀的主题。崔民初、范先佐指出，城市化进程使得农村教育问题更为严重，表现在学生人数的骤减，使得农村教育资源的浪费加剧、农村优秀教师流失加剧；①郑金州认为城市化使得城乡之间的教育不均衡进一步拉大，同时也认为城市化加剧了农村教师短缺；②胡俊升提出城市化进程使得乡村学校遭遇学生外流、教师不稳、阵地失守三大阵痛；③刘利民则指出城市化进程不仅对农村教育存在负面的影响，也存在正面的影响，如改善了农村学校的办学条件，提升了教师素质，催生了农村义务教育的现代化。④
在针对农村基础教育发展策略的研究上，早期研究倾向于立足农村、振兴农村教育，集中体现在对“增加农村基础教育的经费投入”的呼吁上，如崔民初、范先佐提出政府应加大对农村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投资、提高教师待遇；①鲍传友提出要创新农村教育投资体制，拓宽经费来源。⑤随着城市化进程对农村教育的影响加深，农村教育暴露出来的问题愈来愈多，政策研究开始趋于多样化、实际化：杨东平对当前的农村教育观念进行了反思，认为城市化背景下要着重提升农村教育的质量，重新启动农村教育综合改革，提供适合农村需要的教育，回归平民教育；⑥胡俊升针对城市化进程导致的“空心村、空壳校、城市化潮”等问题，认为农村教育的主要矛盾已由农村转移至城市，不应一味地强调对农村学校的投资，而应适时推进农村教育城镇化、做大城区教育资源蛋糕。③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总结，我们发现，虽然已有文献对上述问题的研究逐渐增多，但对西北贫困地区农村基础教育发展的研究尚处于空白阶段，同时在研究方法上主要以理论性探讨为主，实证类研究较为缺乏。鉴于以上研究局限，本文将通过偏实证性的研究方法，对该问题作以解答，以使学界对城市化进程下西北贫困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有一初步了解。
（三）本项研究所使用数据及研究方法
本研究所使用的主要数据来源于甘肃省定西市某农村学区所提供的2000～2014年普九年报数据，同时借鉴了定西市历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的相关数据；在调研方法上，以对当地学区校长及部分教师的访谈为主，数据分析上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法。
二、城市化进程下西北贫困地区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困境
（一）定西地区城市化水平概述
在分析该地区的农村基础教育之前，我们先对城市化这一社会背景作以简要介绍。城市化是指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化并在城市集中的过程，在该过程中，农业人口比重下降，工业、服务业人口比重上升，人口和产业向城市聚集。基于该概念，我们主要从城市化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数量变动两个方面来考量该区城市化发展水平。
1. 定西地区城市化率分析。定西市位于甘肃省中部，地形以黄土沟壑为主，气候干旱、降水量少，恶劣的自然条件导致其经济发展落后，是我国贫困程度较深的地区之一。尽管近年来伴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该地区的经济与城市化发展水平较之前均有大幅提升，但相比于我国整体的城市化发展水平，仍显滞后。从城市化率来看，如图1所示，2013年我国的城市化率已达53.7%，预示着我国城市化水平大幅提升，进入了城市人口多于农业人口的时代，而该地区该年的城市化率仅有27.16%，比我国1992年的城市化水平（该年城市化率为27.63%）还低0.47%，农业人口比重远大于城市人口，城市化发展水平尚处于初期阶段，农村劳动力逐渐释放，农业人口开始缓慢向城市转移。
图1 定西地区城市化率与我国城市化率的比较
2. 定西地区农村人口的变动分析。从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数量变动趋势来看，如表1所示，在2009年到2013期间，城市人口增长约三十多万人，而农村人口则减少约五十多万人，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数量的此消彼长，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地的城市化发展，其中值得注意的是，2012年农村人口减少近三十多万人，预示着该地区在近几年城市化进程开始加快。由于当地自然条件恶劣，交通不便，相比较我国经济发达地区，该地区的乡镇经济发展缓慢，城市化主要表现在农村人口向该地县城或我国经济较为发达地区的转移。城市化进程所带来的农村人口大量转移相伴的是农村学生的大量外流，农村教育在这种背景下面临着走向衰落的困境。
（二）城市化进程下定西地区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困境
1. 学生人数大量减少，学校教育问题重重。学生人数的减少，一方面是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出生的限制，造成学龄儿童的“过疏化”；另一方面则是城市化进程加速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从而带动了农村学生的大量外流。以该学区为例，如图2所示，2000年至2005年间该学区在校生最多，其中2002年达到最高峰的2858人，该时期学生多教师少，多为大班化教学；自2005年后入学人数逐年递减，每年的减少率保持在15%左右，教师与学生比率趋于协调；而随着该地区近几年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该学区的入学人数从2010年开始呈锐减趋势：2010年入学人数1444人，到2014年仅剩558人，五年间减少了2300人，减少学生量相当于该学区2006年一整年的学生人数，同时，该时期入学人数减少率由之前的15%增加到了25%左右，其中2013年入学人数比上一年减少了28.1%，为历年入学人数减少率之最。就学生的流向而言，其中大部分学生随父母迁移至县城就学，少数部分流向省城或我国其他经济较为发达地区。
通常认为，农村学生的大量外流致使城市学校教育压力倍增，农村教育压力则有所减轻，但根据我们的调研，现阶段农村在校学生的学校教育仍面临着多重严峻问题：其一，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城市化造成农村学生群体的分化，留守儿童规模扩大，而该地区由于经济发展落后，外流人口多，相应的农村留守儿童数量也较多。由于留守儿童的成长环境受到家庭拆分、亲情缺失的影响，农村学校单一化、应试化的教育方式显然不能弥补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的缺位，如何为留守儿童提供科学的教育方式是农村学校教育面临的主要困难之一；其二，农村儿童缺乏学前教育。学前教育是我国教育体系中最为薄弱的环节，“2013年我国城市户籍学龄前儿童入园率达77.6%，而农村留守儿童的入园率仅65.5”，⑦城乡儿童的学前教育发展极不均衡。而西北贫困地区由于经济发展落后，农村学前教育尤为欠缺，如该学区仅有一所近两年才开办的镇级幼儿园，其师资与教育方式与城市学校的学前教育差距较大；其三，学生得不到全面发展。自国务院在1999年作出《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以来，“素质教育”至今已有15年的发展历史，在学术界对“素质教育”的内涵各执一词的背后，西北贫困地区的学生则面临着缺乏专任教师的困窘。根据当地校长的反映，农村小学缺少音乐、美术、体育等方面的专任教师，音乐课、美术课等通常由学校的其他学科教师（如语文教师、数学教师等）来兼任，专业教师缺乏，农村学生难以全面发展。
2. 教师流动稳定，工作条件较差。教师是保障农村学校教育质量的关键。现有研究中，大部分研究者认为城市化进程造成了农村教师大量流失、优秀教师短缺的现象，但根据我们对该学区2001～2014年教师数量的统计发现，相比于当地学生人数大幅的减少，教师数量变动幅度不太大，西北贫困地区教师流失问题并不明显。如图3所示，十余年间教师数量大致持平在130人左右，自2012年起开始逐渐减少，至2014年教师数量降至113人。当地教师减少的原因主要有：第一代课教师的清退。根据该学区2005年数据显示，该年137名教师中代课教师有11人，占教师总数的0.8%，随着教育部2006年“逐步清退农村代课教师”政策的提出，代课教师逐渐减少，至2014年，该学区教师均为公派教师；第二教师的调任。该区教师的流动趋向一般是本乡镇区域内的平行流动，较少数调往其他乡镇或城市地区；第三教师应聘至城市就业。少部分年轻教师通过职业资格考试等方式考入城市就业，离开农村学校；第四，老教师的退休。
现阶段该地教师面临的主要问题有：第一，师生比趋于失调，工作效率下降。如图3所示，2001年至2005年间，该地师生比较高，其中最高为2001年的24.26：1，2005年至2010年师生比趋于均衡，自2010年起师生比骤减，至2014年减少到4.49：1，师生比严重失调。学生外流，空壳学校增多，村级小学的教师无学生可教，因此被“富余”的教师只能在学区内重新调整调派，学生逐年减少而教师结构较为稳定，致使师生比失调。师生比失调致使一些教师无书可教，如当地校长所言，“教师太多，人浮于事的现象比较严重，导致教师工作效率下降”。第二，教师职称评选难，收入水平低。教师职称的高低关系着教师的收入水平与教学积极性，从而影响着教育质量的高低。根据当地教师的反映，教师职称的评选困难重重：人多指标少，很多教师评不上，“尤其是进中级，由于名额太少，最近几年几乎停止”；职称的评选论资排辈，“指标满额的情况下，只有教师退休或调离学区才有空岗，下一个人才能进行评聘”；在评职称机会上，农村教师比城市教师更难。第三，生活条件困难。城市化进程促使该区大多数教师从农村搬迁至城市生活，很多教师要在城乡两地辗转，上班路途变远，同时，教师大多数时间集中在农村学校工作，与家人的相处时间少，生活条件较为困难。
3. 学校数量缩减，学校发展之路迷茫。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学生外流对农村学校的发展造成冲击，由于入学人数差距的拉大，当下农村学校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学生人数较少的小规模村级小学，一类为人数相对集中的乡镇中心小学或普通完全（中）小学。对于小规模学校来说，村民迁移、学生外流造成了空壳学校的增多，如表2所示，2000年至2010年间，该区村级小学大致在10所左右，而从2010年开始，该类学校急剧萎缩，从2011年的9所，到2013年的6所，再到2014年的3所，每年平均减少的学校数量达三所，其中尤为注意的是，2014年仅存的3所村级小学中，有2所学校各只剩4名、7名学生，仍面临着空壳的可能。村级小学的萎缩使农村基础教育的重心转移至乡镇中心学校，但乡镇学校的发展前景仍不容乐观：该区中心初中2014年的入学人数为192人，而2013年为262人，人数下降率达26%，中心小学2014年入学人数为159人，仅有人数最多的时期（2001年364人）的一半。
农村学校的发展之路面临着两大问题：第一，学生过少的村级小学是否需要撤并？一方面，村级小学大多分布在经济落后、人口密度小、交通不便的偏远山区，学校布点过于分散，使得教育资源难以集中配置，容易造成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该地区自然条件恶劣，村级小学位置偏远，对该类学校的撤并可能造成儿童上学的不便。参照我国2001年起正式开始的“撤点并校”政策的实施情况，一些地区过于盲目地撤并导致了农村儿童上学不便、上学路上交通安全隐患增加、农民经济负担加重等负面结果，因此，村级小学的发展之路是当下该地区面临的一个两难难题。第二，中心学校在学龄人口逐年减少的背景下应怎样求发展？由于该地区城市化水平尚处于初期阶段，城市化发展仍将持续推进，农村人口将持续减少，乡镇学校是应坚持立足本土发展，振兴农村特色教育？还是为“城市中心论”所左右，迁移至城市发展，促进城乡教育一体化的推动？这亦是新时期城市化背景下农村教育改革的关键所在。
三、城市化进程下西北贫困地区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之路
1. 农村学校教育质量的保障。当前农村教育正在经历从“普及教育”到“提供优质教育”的转变，让孩子享受优质的学校教育是广大农民群众的迫切要求。首先，鉴于城市化进程所带来的农村学生群体的分化，农村留守儿童的身心关爱与教育权益应得到更多的关注。一方面，应积极转变教育观念，摒弃单一化、标准化、应试化的升学教育方式，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根据当地学生群体特征进行办学，保障留守儿童心理的全面健康发展；另一方面，政府需加强对农村学校硬件设施的完善，改善学生受教育的条件。乡镇中心学校由于学生集中，学生的住宿问题与饮食问题关乎着学生的健康发展，政府应投资完善农村寄宿制学校与农村学校食堂的建设，配备相应的设施、设备、资源（包括人力资源），以保障学生的住宿安全、营养全面。其次，建立西部贫困地区农村学前教育财政补贴计划，保障学前教育的持续发展；提高幼儿园师资水平，吸纳小学“富余”教师至幼儿园进行教育活动；创建农村学校学前教育办学新机制，形成具有西北地方特色的学前教育。第三，鉴于当地农村学校缺乏专任教师、学生得不到全面发展的困难，政府应政策上加大支持“西部贫困地区教育支援计划”，大力引进稀缺性教师；把提高待遇作为提升职业吸引力的突破口，吸引优秀人才到农村学校任教；建立县、镇、村三级学校教师的对口支援机制，推动城乡教师间的交流，促进教育资源的流通。
2. 教师质量的保障。教师是西北贫困地区农村学校教育发展的核心要素，是保证教育质量的关键所在，政府应着力推动提高教师待遇、优化教师队伍结构、改善教师办公条件等政策的实行。在教师待遇的提高上，首先应制定科学合理的教师职称评选标准，适当增加中高级职称的评选名额，改革评选机制；其次，教师待遇的提高应与教学质量的提高相协调，建立合理的教师绩效工资制等激励机制，激发教师的教学积极性，提高农村教育质量；同时对教师的保障应分层分类，由于小规模学校位置偏远，条件落后，加上学生数量过少，容易造成教师的职业倦怠，因此应特别增加对小规模学校教师的工作补贴。在优化教师队伍结构上，一方面要优化教师的年龄结构，当下农村教师年龄偏大，知识结构老化，不利于教育质量的提升，应尽量补充年轻教师，给农村教育注入新的血液，另一方面要优化教师学历结构，加大政策扶持，多吸引学历层次较高的人才到农村任教。在教师生活质量保障上，应落实连片特困地区的教师生活补助的发放，增加教师的工作津贴，保障好教师的工作环境，促进教师的工作积极性。总之，对农村教师的保障根本之路在于政府及社会加强对农村教育的重视程度。正如当地校长所言：主要问题在于全社会对农村教育的重视不够，一年分不来几个人，一转眼又考进城去了，年轻人有走心，没有守心，更谈不上守土有责、安心教育。
3. 农村学校的发展之路。由于当下农村的小规模村级小学与学生较为集中的乡镇学校面临不同的问题，因此在政策的制定上应根据学校所面临问题的差异制定相应的政策，不能单一地将农村学校视为一个整体，采取“一刀切”的方式。
对于要不要保留小规模村级小学，我们认为应当在尊重民意的基础上，适当保留。范铭、郝文武曾指出，对小规模学校的撤并并未能实现集中优化配置教育资源、提升教育质量、均衡教育发展的政策初衷，反而造成了教育资源的闲置浪费，加剧了农村教育的不公平。⑧由此可见，小规模学校的撤并应遵循当地学校的特点，不能因为学生人数的减少而盲目、过急地撤并。同时，根据《关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对条件尚不成熟的农村地区暂缓实施布局调整，对自然环境不利的地区小学原则上暂不撤并”，我国西北贫困农村地区自然环境恶劣，对农村小规模学校的强制撤并易引发负面效应。因此，我们认为在对小规模学校发展之路的选择上，前提是要尊重民意、慎重选择。基层政府应对当地村民的迁移意向作一调研，若该地区大部分村民长期内无迁移计划，应保留学校，坚持让儿童就近入学，从而保障农村学生的受教育机会。
对于乡镇中心学校的发展问题，根据胡俊生先生的总结，现阶段我国各地已探索出的解决模式主要有三种：（1）本土化：农村学校立足本土、城区学校提供教学帮助、政府加大投资推进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城乡教育发展均衡；（2）半城镇化：“一个法人代表，两个办学场所”、“管理权限上移至城市学校，资源拉通分享”；（3）完全城镇化：学校撤并，学生转移至城市。③结合我国西北贫困地区当地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当前比较适宜的模式为本土化和半城镇化。由于现阶段仍有一大部分人扎根在农村，乡镇学校成为农村教育的重心所在，因此“本土化模式”是当前最具有可行性及有效性的方式之一，政府应保障好对农村教育经费的增援，完善农村学校办学条件，保障教（下转100页）（上接85页）育质量，并积极推进城乡学校的交流，以城带乡，向农村输入先进的教育方式。同时，在农村社会走向衰落的背景下，一味地加大对农村学校的投资，若干年后又会造成教育资源的闲置浪费，因此我们认为“半城镇化模式”亦可借鉴。通过将农村学校与城市学校捆绑发展，在当前不仅能提升教学质量、疏通资源流动，在未来亦可实现农村学校资源向城市的转移，提高教育资源的使用效率。总之，乡镇学校的发展应与当地农村社会的发展相适应，遵循循序渐进、先易后难的原则。
注释：
①崔民初，范先佐.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教育问题及对策研究[J].教育科学，2003，（1）.
②郑金洲.城市化进程中的教育病理现象[J].教育发展研究，2006.
③胡俊生.农村教育城镇化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116-212.
④刘利民.城镇化背景下的农村义务教育[J].求是，2012，（23）.
⑤鲍传友.城市化进程与我国农村义务教育的政策选择[J].中国教育政策评论，2005.
⑥杨东平，王帅.从网点下伸、多种形式办学到撤点并校[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3，（5）.
农村城市化发展范文第3篇
关键词：市民化 城乡一体化 城镇化
农民市民化的研究视角
农民市民化是现代社会结构转型的必然，然而在我国学术界，对于农民市民化概念还没有明确的、公认的界定。但从市民化的主体来看主要包括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农民向城市转移并逐渐成为市民的过程，其重要的标志就是农民在身份上获得作为城市居民的合法身份和相应的社会权利（包括居留权、选举权、受教育权、劳动与社会保障权、社会事务管理的参与权等等）。这是从城市的视角来构建农民市民化，市民化的对象主要是指已经迁移到城市中农村流动人口。第二种观点是指我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借助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动，使现有的传统农民在身份、地位、价值观、社会权利及生产生活方式等各方面全面向城市市民的转化，以实现城市文明的社会变迁过程。因此，市民化过程的实质是农民争取“市民权”的过程。
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并没有推动相应的农民市民化过程，其重要原因是政府政策导向和学术研究的重点被局限在基于城市视角的市民化过程，主要关注的是那些从农村迁移到城市的那部分人和城郊失地农民，把城市化看成是农民市民化发展的重要舞台和载体，这不符合中国的实际国情。因此农民市民化不仅仅是农民社会身份和职业的一种转变，也不仅仅是农民居住空间的地域转移，而是社会权利、角色意识、思想观念、行为模式等一系列变迁过程。农民市民化的最终目的和意义，不是让所有的农村人口都迁移到城市，而是要让所有的人口，无论是居住在城市还是在农村，都能够享受到现代城市文明，在城乡一体化的基础上逐渐消除城市差别。
农村城镇化是我国农民市民化的必然选择
（一）农民市民化要与我国的城市化发展战略相适应
在城市化的发展道路上，大多把城镇化作为我国城市化发展的重点。因此，我国的城市化不是单向的城市化，即单纯地促使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而是双向城市化，即一方面促使部分农村人口通过多种方式向城市转移，成为城市居民；另一方面积极发展农业和农村，加强农村建设，使农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建设达到城市水平，实现城乡的融合，让更多的农民享受城市文明，分享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
（二）农村城镇化是农民市民化的重要载体
在过去的多年中，城市化对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起了积极作用，今后随着城市化的推进，还会有大量的农民向城市转移，最终成为市民。问题的关键是，一方面，目前我国仍实行高强度的二元经济结构，户籍制度、就业、保障等种种制度性障碍仍阻碍着农民向城市流动。另一方面，抛开制度性因素，就中国国情看，占全国人口70%多的农民，通过大量的人口迁移来实现农民市民化，这是不现实的。在实践中，由于大量农民迁移到城市，给流入地带来了人口过多、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等弊端，已越来越让现有的城市无法接受。一些现象都表明：城市化不能作为中国农民市民化的重要舞台，因此，我国农民市民化必须通过实施城乡一体化，逐步消除城乡居民在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公共服务设施投入和使用等方面的差距。
推进农民市民化的途径
（一）改变原有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体制
1.推进户籍改革，消除农民市民化的体制障碍。首先要打破挂在户籍名义下的种种权利壁垒，取消隐藏于其背后的权利资源分配体系，让农民和市民享有平等的就业、教育、住房、社会保障及民主政治权利和待遇。其次是要逐步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居民户口管理模式，实施以居住地划分城乡人口，以职业确定身份，最终实现城乡人口一体化管理。
2.创新土地制度，推进农业规模经营。通过立法的形式确立农民对土地承包权的长期化和固定化，增强农民对土地投入的积极性，促进已经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出售长期经营权，使土地规模经营得以实现，推进经营效益。为了防止农民将卖地的收入在短期内用光，各方都应为失地农民的未来生活和发展留有足够的空间，地方政府和土地开发商应共同解决好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把一部分土地收入拿出来建立失地农民保障基础账户，并纳入地方统一的社会保障基金进行统一管理，为失地农民建立应有的社会保障服务体系。
3.按国民待遇原则，逐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当前我国城市已经基本建立社会保障体系，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还比较薄弱，农民实际上是游离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边缘群体，这是缺乏社会公平的。依据现有条件，我们有选择有重点地展开，分步走，先解决眼前的困难，逐渐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二）建立平等的公共物品供给制度
长期以来，我国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存在着重城市，轻农村的结构性失衡问题，导致当前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严重不足，如农村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和基础设施建设长期滞后。提高农村公共服务体制，要明确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职责范围，建立问责机制，公共财政支出应做到城乡均衡发展，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确保增加对农村教育、卫生、文化和基础设施等的投入，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服务体系。
（三）按现代城市要素建设小城镇
农村城镇主要是指县辖镇和农村重要中心城镇，在城镇的发展布局和规划上要按现代城市功能和城市观念来建设，使小城镇具有现代城市的功能。城市在现阶段最为突出的是为生产服务的功能，其中包括市场功能、信息功能、金融保险功能、通信功能等。这意味着建设城市不仅仅是建设居住环境，其首要内容是功能建设、市场建设。在城镇建设中，要把农民纳入到规划中，公共基础设施应作为公共品或准公共品加大投入，适度扩大城区规模，提升规模效应，并及时推动户籍、土地、社会保障等一系列制度创新，带动农村产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变革，促进现代文明生产和生活方式在农村的传播和确立，吸引更多的农民进入小城镇生活。
（四）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
农民就业能力和文化素质提高都必须通过教育的途径来实现，因此，政府、社会等应担负起这个责任，加大农村基础教育投入，提供更多的面向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机会，从组织上、制度上和机制上进一步确保教育培训等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农民也要以正确的态度对待自身的不足和缺陷，要善于抓住机遇，不断超越自我，积极参加各种职业培训，提高自己的职业能力和劳动技能，适应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对劳动力的要求。另外，还要不断加强自我学习意识，充分利用业余时间，不断学习文化知识，培养各种兴趣和爱好，增强市民意识，提高社会参与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等。
（五）优化产业布局
优化产业布局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在工业化的推动下，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不断加深，资源配置和产业分工体系不断优化。随着产业布局的优化和产业的聚集，农村小城镇的城市化步伐加快，劳动力就业结构的改变，城市文化对乡村的影响加大，农村地区的城市性会显著提高。在城乡协调发展的基础上，逐步缩小城乡居民在劳动收入、劳动环境、居住条件、文化生活等诸多方面的差距，让农村居民能够享受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成果，从而达到城乡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的目标。
总之， 农民市民化是我国现代化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之一，其目标就是让更多的农村居民享受到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享受城市文明生活、公平享受公共物品的权力等。因此，我们必须有效增加促进农民市民化进程的制度供给，突破农民自身素质束缚，在推进农村城镇化过程中，实现城乡融合，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也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参考文献
农村城市化发展范文第4篇
【关键词】城镇化农村金融海南
一、城镇化进程中发展农村金融市场的重要性
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农村经济不断发展及资源重新配置的过程，即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转移，第二、三产业不断向城镇聚集，进而使城镇数量增加、规模扩大的一种历史过程。城镇化是推动农村经济健康发展的基本保证，而农村金融作为农业现代化的核心，在城镇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城镇化促进农村金融市场发展
城镇化极大地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从而促进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首先，随着城镇化水平不断的提高，将促进农村工业快速发展，从而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就业场所，进一步提高农民的非农收入水平和总收入水平。随着农民收入的提高，农村的金融资源会相应扩大，对农村金融服务的需求必然会增加。其次，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会相应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规模和速度，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所产生的规模效益和金融需求的扩大，有利于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最后，城镇化将推进农业规模化、现代化，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有利于改善农村的金融生态环境，从而使农村金融市场发展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得以加强。
（二）农村金融市场为城镇化供给资金
城镇化建设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资金，而农村金融市场是城镇化发展的主要资金来源。首先，农村金融市场为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其次，农村金融市场为乡镇企业发展提供贷款，乡镇企业是推动城镇经济增长的支柱力量，也是城镇化进程推进的主要动力;再者，农村金融市场为农业产业化提供资金支持。随着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农民能够较容易地获得贷款，有利于农民解决农业生产及相关副业所需的资金难题，有助于提高农民农业收入水平和非农收入水平，农民总体收入水平的提高，会加快相关产业的发展步伐，进而更好地推进城镇化进程。
二、当前城镇化进程中海南农村金融市场的现状及制约因素
随着中国城镇化发展加速，海南城镇化发展也进入了加速时期。据统计，截至2012年底，海南城镇人口达457.4万，城镇化水平由1988年建省之初的17%上升到2012年的51.6%，年均增长超过1个百分点，甚至个别年份增长达到5个百分点，这23年来海南的城镇化进程是较快的。在城镇化快速推进的同时，海南农村金融市场也得到了较快发展，已初步形成以合作性金融为基础、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分工协作的农村金融框架。但是，目前上述三种金融的发展建设仍不容乐观，在支持城镇化建设方面仍处于零星、散乱和无序的状况，支农力度有限，截至2014年一季度末，海南涉农贷款余额1140.86亿元，仅占全部贷款余额22.37%，农村金融市场发展远远滞后于城镇化进程。
（一）农村金融市场发展滞后，资金供给总量不足
海南农村金融市场发展滞后，难以满足城镇化的资金需求，延缓了城镇化的进程。金融体制方面，由于海南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滞后，使得农村地区正规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供给渠道狭窄，资金大量外流。货币市场方面，缺乏统一健全的结算机构及清算网络，农村金融机构未能进入同业拆借市场，造成资金来源渠道狭窄。农产品期货市场方面，期货品种结构不全，大部分大宗农产品未能上市交易，缺乏合适的投资者，未能发挥融资作用。资本市场方面，各项审批手续复杂，上市门槛高，乡镇企业进行直接融资的成本高，融资需求未能得到满足，加上债券市场不发达，乡镇企业债券、城镇化进程中基础设施建设债券的发行不足，影响了城镇化进程中的资金供给。民间金融市场方面，由于缺少规范和引导，尚未取得合法身份以及监管缺位等原因，受到国家法律和金融法规的限制，面临着经营混乱，金融风险大等问题，难以充分发挥其应有的积极作用。
（二）农村金融机构组织不完善
海南农村金融机构设置单一，经营网点少，机制较灵活的小型金融机构更少，仅有国有商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和邮政储蓄四家正规金融机构。据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一季度末，海南县域金融机构网点854家，占比62.24%。这些机构网点的布设未能满足农村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随着城镇化的深入，对城镇化的约束日益凸显。近年来，国有商业银行在商业化改制后，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业务重点均向城市转移，陆续撤并县及县以下的营业网点，农村获取金融服务的途径减少，导致农村金融服务覆盖面大幅下降。农业发展银行是政策性银行，但其在支持农业产业化、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政策性效能受到制约，政策性职能无法全面发挥。农村信用合作社和邮政储蓄是目前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近几年，农村信用合作社虽然在不断的改革，不断加大支农投入，但农村资金需求的满足率不高，造成农村信用合作社长期超负荷经营，风险过高，发展失衡而被强制清理整顿，使得海南农村金融市场大大的萎缩，难以有效地满足当前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经济的发展。
（三）农村金融服务缺失，难以满足城镇化的多种需求
农村金融服务仍是海南金融市场中最薄弱的环节，农村的金融服务网络的缺失与滞后，制约了农村金融服务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农村金融产品创新不活跃，农村金融基础建设、公共服务体系不健全等。农村金融服务基本局限于传统的存贷汇业务，证券投资、理财咨询、代收代缴等业务在农村根本没法普及，教育储蓄、助学贷款等服务品种在农村也难以开展。金融服务创新力度不强，农民难以享受现代金融所带来的便利，更难以使农民的经济观念跟上城镇化发展的步伐。金融部门对城镇化建设的信贷服务，主要集中在一些经济实力较强的农户和经济效益较好的农产品加工企业，而对农产品开发、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等方面的支持不够，制约了农业向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发展，制约了城镇化建设。
（四）农村金融市场发展的政策缺失，对城镇化建设的支持趋于弱化
海南农村金融市场对城镇化建设的支持趋于弱化。农业生产相对于其他产业不确定性更大，风险更大，融资更难，而农业保险未能有效发挥保障作用，这就需要政府从政策上扶持农业。由于政府政策缺失，政策性金融支农趋于弱化，农业开发、农业技术进步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得不到有力的政策性金融支持。各金融机构为了追求低风险高收益，资金不断外流，政府却没有限制资金流出农业或帮助资金回流农业的行动，金融机构存在非农化服务倾向。此外，金融机构在体制、机制、方式上不能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农村金融法制体系等金融市场发展外在环境的优化也没有得到政府的重视。
三、城镇化进程中促进海南农村金融市场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农村金融市场发展能很好地推进城镇化进程，随着海南农业生产规模化、组织化程度不断提高，新型农村经营主体不断壮大，农民增收压力不断加大，迫切需要推进农村金融市场发展来加强金融对农业的支持，发挥金融的杠杆作用。以下从协调农村金融市场发展和城镇化推进的角度，提出海南农村金融市场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一）抓住城镇化建设的切入点发展农村金融市场
城镇化涉及到产业资本、金融资本、政府部门、农民等主体之间的合作与协调，可以促进农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提高农民素质、拉动农村富余劳动力非农化、实现农业经营的规模化，从而提高农民的农业收入水平，农民收入水平提高了，必然会要求农村金融市场的相应发展。金融机构要积极探索并找准支持城镇化建设的切入点，寻求自身发展的机会，重点支持农业规模化、农产品加工、运输等，重点在发展城镇经济、促进社区服务水平提高上开展金融服务，积极发展面向城镇社区服务的各类服务机构。
（二）加强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建设
目前，海南农村金融服务较单一，农村金融服务基本集中于传统的存贷汇业务，难以有效地满足城镇化的推进。应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尝试通过吸引社会资本进入农村金融体系、完善农村产权抵质押管理办法、完善农村支付结算体系，扩大农村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创新农村金融产品，开发适合农村的金融产品，改进金融服务流程，促进农村金融服务方式多样化、多元化。农村金融机构要大胆开放中长期贷款，用以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农村经济发展环境。积极培育和发展农村资本市场，面向农村市场开发农产品期货、社区基金、债券等多种投资方式，为农村资金供给提供补充。鼓励发展商业性农业保险，扩充服务功能。此外，还必须大规模地培育农村金融人才，使农村金融服务更加专业化。
（三）创新贷款担保方式
探索农地金融，加快农村资产要素无抵押权向有抵押权发展，如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林权、中小企业固定资产等要素的抵押赋权。政府应该加快地区资产要素抵押贷款的试点，扩大抵押贷款范围，设专项基金，为农业产业和中小企业经营提供多渠道的融资途径。乡镇企业可以以自身无形资产、集体土地使用权等作为贷款担保，由政府出面组建城镇经济发展担保基金，解决城镇化进程中承贷单位选择难、担保难等问题，发挥金融对农村经济的拉动作用。
（四）引导民间金融合理发展
当前在海南农村金融市场上存在着较大量的民间资金，民间借贷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金融服务的缺失，但同时也聚集了较大的金融风险。如何建立有效的途径，引导民间金融合理发展，使其在城镇化建设中发挥作用是当前面临的问题。应在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的前提下，加快民间金融立法，使民间金融有法可依，强化监管，规范发展，把民间借贷行为置于可控风险之内。应积极引导合理的民间金融组织，支持岛内外民间资本和银行类金融机构投资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新兴农村金融机构或组织;积极引进农业机械类的融资租赁公司，将其纳入到农村金融组织体系中加以监督，使其公开化、规范化，以其投向自由、借贷期限灵活和手续简单等优点来满足城镇化建设中多元化和多层次的融资需求。
（五）加大政府政策扶持
政府政策支持对农村金融市场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政府应该制定相关扶助政策，鼓励各类闲置资本进入农村与农业，提高农业信贷的效益;出台金融支农政策，制定切合实际的金融发展战略，不断加大涉农贷款;设立专门的风险管理机构，加强对农村金融机构信贷监管，控制经营风险;建立健全的农业保险制度，农业保险可以使农民在农业结构调整中的不确定性大大降低，随着不确定性的降低，一方面可以为农村金融提供基本的还贷保证，进一步降低农业贷款风险，另一方面可使农民敢于贷款，提高贷款热情;改善金融行业生态环境，支持农村征信体系和支付体系建设，开展信用乡镇和信用村建设，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诚实、守信、规范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这将有助于提高农村金融市场效率，促进农村金融市场科学、有序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肖艳.美丽城镇产业金融论[M].经济管理出版社，2013.
[2]刘民权.中国农村金融市场研究[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3]杨小玲.城市化进程与农村金融的协调发展研究[J].金融教学与研究，2011（2）：18-22.
[4]陈罗俊.城镇化与农村金融市场发展研究[J].经济与管理，2012（10）：35-38.
[5]范立夫.金融支持农村城镇化问题的思考[J].城市发展研究，2010（7）：63-66.
[6]宋爱军.发展民间金融支持农村城镇化建设[J].发展，2008（7）：119-120.
农村城市化发展范文第5篇
[关键词]城市文化；农村文化；互动发展动力机制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6.24.125
[中图分类号]G8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94（2016）24-0-02
1 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互动发展的内在动力机制
1.1 城乡居民是促使文化互动发展根本动力
城乡居民不仅是先进文化生产力的代表，作家、艺术家是文化生产力最活跃的部分，他们共同构成了文化发展的主要力量；而且城乡居民还是各种新文化形态的发明者、创制者。推进文化发展，基础在继承，关键在创新；同时城乡居民还是各种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者、享受者。文化消费不仅消费着文化产品，而且推动文化需求，这新的需求又期待巨大的生产来满足，如此循环反复，螺旋上升，推动文化生产不断向前发展。
提高城乡居民的自我发展能力，就要增强其意识，进而促进其生存状态得到有效改善。对于自我发展能力而言，主要指的是利用本民族所具有的文化资源，通过获取自然资源，对社会资源予以合理利用，最终提升民族自身利益的能力，其更是对资源及社会结构、规则的认识能力，是从边缘到融入主流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方式和途径的能力。
1.2 文化创意人才与文化互动发展息息相关
在明确产业发展过程中，劳动力的质量与数量是其发展相关的主要因素，企业与中介在经营发展期间，为了优化产业链，将成本较低的劳动力区域作为产业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化产业在发展期间，文化产品能否成功与文化创意有着必然联系，所以文化产业在发展时，过多的依赖于文化创意人才，由此表明，创意人才对推动文化产业集群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主要原因是人才是创造文化产品的主体，而文化产业又是知识密集型的产业，文化创意者的技能、创造性与才智等关系到文化产品质量。
同时，在创造文化产品时，其是比较柔性的生产活动，无论是制作广告、开发游戏，这些文化产品的质量由创意人才所决定。
1.3 文化需求是消费者选择文化服务、产品的主要依据
当前，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文化需求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具体变化为：①文化需求总量呈现逐步增长趋势；②社会对文化服务与产品有了更高层次的要求；③文化消费向市场化与多样化方向发展；④人们要求文化产品的传播与制作应当向现代化与科技化方向发展。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总量增加、质量要求提高直接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大发展大繁荣。不同社会群体精神文化需求的类差日益明显直接导致文化生产方式、供给方式、流通方式、消费方式的进步。个体精神文化需求愈加复杂直接对现有文化产品的内容和形式、风格以及文化服务水平、服务质量提出挑战。
近年来，城市与农村文化消费呈现增长趋势，但受到社会生产力水平发展的限制，并且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居民文化素养、居民文化消费习惯及文化消费偏好及休闲时间。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高，相应地文化消费能力会较强。文化消费的主体是人类，并且个人的兴趣爱好、审美能力以及文化素养等和艺术消费水平与结构等有着必然联系，尤其是城市与农村居民的文化消费与消费习惯等作为主观因素，对文化消费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文化消费的数量直接影响到文化产品的选择。
2 城市文化和农村文化互动发展环境机制分析
在文化发展过程中，由于阶段不同，因而发展动力有所不同，在现代化先行国家和后发国家，文化发展动力也有差别。这里讨论文化发展的一般外在环境。
当前，有关人类学家与社会学家在对城市文化和农村文化互动发展环境机制进行研究，认为导致社会变迁的因素有七种，包含了非物质文化、人口和经济发展等。①据研究文化现代化的专家的观点，文化现代化的动力来源于八个方面：经济发展、社会变革、政治制度完善、科技进步、教育发达、文化互动、环境变化和全球化。②据此，影响文化发展的外在动力来自经济发展、社会变革、政治制度完善、科技进步、教育发展、文化互动、环境变化和全球化等八个方面，如图1所示。
经济发展是文化发展的物质基础，没有这一基础，文化发展就成了空中楼阁。社会变革是文化发展的促进因素。社会变革时期，各种思想相互激荡，各种经济利益的冲突，各种社会派别力量及各阶级、阶层的斗争，形成了文化不断演进的思想、经济及政治基础，构成文化发展的社会基础。改革开放30年，从闭关锁国到国门洞开，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促进文化现代化转型。
政治制度完善是文化发展的政治保证。相对于物态文化、精神文化，制度也是一种文化。作为精神的文化，是一种价值观念，一个终极关怀；而制度则是一种秩序，一种规则。制度与文化既相对对立，又在互动中发展。在制度变迁的研究中要注意文化的因素。在对古今中外制度的演变史进行分析，可以了解到在制度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文化无形的支配将对其产生一定影响，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在文化发展研究中要注意制度的动因。所有文化进化或传播过程都首先以制度变迁的形式发生。
科技进步是文化发展的技术条件。教育发达是文化发展的前提条件。教育的主要目的是教化育人，通过实施教育使得人们能够学习有价值的知识，对知识予以吸收和消化，再将所学习的知识运用在社会上。总而言之，教育也是社会文化的一种传授、传播。一个社会，其民众所受教育程度高，那么他们欣赏文化的能力和水平也很高，进而推动文化向更高层次和更多形式发展。世界各国的经验都表明，教育发达，不仅会为社会发展培养高素质人才，添加后劲，还会为文化自身的发展培育人才和后劲。
全球化是文化发展的引导因子，文化资源、文化资本、文化人才、文化新创意、文化新技术在全球范围内配置，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在全球分配、流通和消费，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实现最大化。鲍曼认为，在全球范围内，文化在贸易、商务和金融等领域出现，甚至是固定与本土化的空间也将文化加以融合。一般来讲，有的人认为是全球化的东西，在另外一部分人心目中并一定是全球化，也许是本土化。因此，通过对城市文化和农村文化互动发展环境机制进行分析，本土化与全球化可以是同时进行。为分得国际文化市场一杯羹，各国加大了竞争的马力，赚取外汇，贩卖本国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促进国内文化产业繁荣和文化企业强大。文化互动是文化发展的激励因素，与文化发展互为因果。文化是在传播中实现其价值，在交流中不停发展。在传播者和接受者之间不是单向的流动，而是一种交互式的多向流动，并产生文化增殖，激励文化的发展变化。
环境变化影响文化发展的基本趋向。文化与环境的关系是文化理理学研究范畴，各式各样的文化都依其环境的变化而发生、发展、成熟、衰亡。半封闭的大河大陆生存环境，大致确立了中华文化发展方向；农耕文化的稳定持重，与江河灌溉造成居民生活的稳定性有关，海洋文化的外向开拓，则与大海为海洋民族的流动生活提供了劈波斩浪、扬岘异域的环境相关。影响文化发展的这些外在因素虽然不是文化变化的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但孕育并滋养着文化的特色性、民族性，使文化发展呈现鲜明的时代风格和历史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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