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政策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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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政策的内涵范文第1篇

关键词：宏观经济政策；益贫式增长；政策模型

中图分类号：F1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11）04-0017-10

一、引 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注发展中国家问题的国外学术界和国际机构已从单纯强调“经济增长”，转而重视“益贫式增长（pro-poor growth，PPG）”。益贫式增长要求发展中国家政府不仅要确保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而且要关注穷人能否参与到经济增长过程中，并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成果。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需要重新审视以往的发展战略和增长模式，科学地制定益贫式增长的经济政策。

基于经济增长益贫性以及有利于穷人的经济政策来研究发展与减贫问题是当前国际上比较前沿的课题。国外学者就经济政策对益贫式增长的影响作了大量的经验研究，得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结论。跨国经验分析发现，宏观经济一揽子政策对于益贫式增长有显著效果，Essama -Nssah［1］通过模拟宏观经济政策对总福利和贫困的影响，发现结构调整政策和分配政策对福利影响非常显著。Klasen［2］通过跨国比较分析，指出提高农业生产率、缩小地区差距、减少性别差异、提高穷人资产储备的一揽子政策有助于实现益贫式增长。Dollar和Kraay［3］、Lundberg和Squire［4］结合财政、货币以及汇率政策，创建了一个宏观政策指数，以更宽泛的角度度量宏观经济稳定性，其应用非洲国家样本的实证分析表明，宏观政策对低收入群体福利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开放的贸易政策是否会促进益贫式增长，结论尚不明确。Dollar和Kraay［3-5］以进出口额占GDP比重来衡量贸易开放度，研究发现开放的贸易政策有利于益贫式增长；但Winters［6］采用同样的衡量标准对巴西、海地、墨西哥、秘鲁和赞比亚的研究却发现，当这些国家经历快速贸易开放时，却保持着较慢的经济增长和贫困减少水平。Ernesto［7］指出，有效利用劳动力的政策以及对教育医疗进行合理投资可以实现益贫式增长。Shenggen等［8］的研究表明目前在印度，政府农业科研、教育和道路投资是促进益贫式增长的有效政策措施。

目前，国内关于经济政策对益贫式增长影响的研究还比较少，笔者考察所及只有徐俊武［9］、罗小芳和卢现祥［10］等几项研究。他们都提出有利于穷人的秩序对于益贫式增长的重要性，此外，徐俊武还对二元结构下政府公共支出对益贫式增长的关系进行了阐释，指出政府对农村的公共支出比例与穷人向现代部门的迁移能力密切相关。此外，杜志雄、肖卫东和詹琳［11］进一步研究了益贫式增长的引申概念包容性增长的政策内涵，指出实现包容性增长同时蕴涵着培育和提升人力资本、增强制度设计与政策制定的公平性、建立公平的防护性保障体系三个层面的宏观政策，并对这一政策体系中的政策措施做了分类，但对政策措施对包容性增长的可能影响没有做进一步的分析。当穷人向现代部门的迁移能力较强时，可以通过不断减少对农村的支出比例，增加对城市的支出比例来促进益贫式增长；当穷人向现代部门的迁移能力不足时，必须增加政府对农村的公共支出比例才能实现益贫式增长。

基于上述分析可知，各种政策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同时起作用的，不论基于益贫式增长理念的改革重点关注何种政策（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政府支出、贸易自由化、金融领域的自由化等），都要求我们说明这些政策对经济增长的综合影响，及其对不同的社会群体福利的综合影响。而就笔者所及文献来看，很少有研究系统地讨论经济政策和中国益贫式增长问题，据此，本文拟开发一个小型的中国益贫式增长“宏观―微观”政策分析模型，并在此基础上以中国为样本开展经验研究。

二、理论框架与测量模型

（一）益贫式增长政策分析模型的理论基础

宏观经济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早已在学界基本达成共识，但是宏观经济政策对穷人福利的影响至今仍是充满争论的课题。Lal和Myint［12］研究了增长、不平等和贫困的关系之后发现各国的经验差异较大，差异主要来自于政策选择的不同。同时，也有证据表明分配政策较公平的国家经济增长更快，经济政策可以对初始收入分配中穷人福利的不利状况进行修补。Demery和Squire［13］指出，在执行改革政策的国家，贫困人头指数降低，而在没有实施政策调整的国家，贫困状况改善很小，甚至更为恶化。此外，有研究表明，减贫策略的各种要素还包括：建立在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基础上的，出口导向的外向型增长策略；鼓励采用新技术的早期的农业和农村发展；基础设施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能够对农民和企业家提供激励的有效的制度；促进医疗卫生、教育和社会资本以及为穷人提供社会安全网的社会政策都可以促进益贫式增长［14］；此外，还包括改善经济增长的微观环境的各种要素，例如通过更好的信贷市场作用来改善资本通道，以及更加公平的资产分配等要素。

基于以上文献提供的经验证据，本文将重点讨论宏观经济政策影响贫困人口福利的各种途径（例如，通胀、总需求、收入分配和宏观经济不稳定，这些途径可以按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加以区分），以及周期和危机的非对称效应和劳动力市场的重要作用。上述各种公共经济政策对益贫式增长的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关系可以用图1来描述。

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影响穷人的最直接途径就是公共部门冻结工资，政府转移支付和补贴支出的削减和公共部门价格的提高。宏观经济政策对穷人的间接效应可以通过许多方面起作用，包括总需求、总产出（假设起初存在超额生产的能力）以及就业的变化；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通胀的变化和对穷人的相关消费价格平减指数的变化；真实汇率的变化；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及分配效应。此外，稳定政策带来的产出和就业效应也可能是不对称的。同时，越来越多的经验数据表明，周期性衰退和经济危机对贫困会产生非对称效应：衰退或急剧的产出缩减可能会大大提高贫困水平，然而扩张却倾向于产生非常有限的影响。

（二）益贫式增长“宏观―微观”政策分析模型框架

本文所设计的益贫式增长政策分析模型分三个层级。第一层级使用的是一个静态的、加总的、具有宏观经济内在一致性的框架。这一模型的优点在于，它能够将财政账户、国际收支账户和货币账户联系起来，从而确保具有一个内在一致性的国民核算帐户。而绝大部分的宏观经济政策，诸如政府支出水平、税收水平和赤字融资的结构等等，都可以被整合到这些模块之中。而后，宏观一致性框架中的政策信息就会在各个模型之中运行，在此我们选择了两个增长模型：一个是属于长期增长模型的“真实值”模型，另一个是反映短期增长效应的三变量VAR模型。增长模型反映了在相对价格、工资以及产出构成没有改变的情况下，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第二层级是该框架的核心部分，是一个静态的、多部门的、具有一般均衡性质的模型。模型假定经济的总产出水平是固定的，因此，它主要反映的是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宏观经济震荡对相关价格和工资造成的影响。在此，首先借鉴了世界银行开发的1-2-3CGE模型。简而言之，从某特定宏观经济政策的国民核算账户开始，运用1-2-3CGE模型，可以得到一系列相互之间保持内在一致的商品的工资、特定部门的利润以及相对价格的数据。但是，1-2-3CGE模型存在一个明显的不足，即宏观经济政策与贫困的因果链条是单向的，而没有考虑到宏观政策对微观模型变量的反馈效应，另外，我们所应用的简单1-2-3CGE模型也缺乏对劳动力市场更为令人满意的描述。第三层级是微观数据（家庭数据或分组数据）。当模型对价格、工资、利润和增长进行的预期变动被整合进代表性组群的有关工资、利润以及商品需求的家庭数据时，就在微观和宏观之间建立起了沟通的桥梁。理论上，通过该框架，就可以在有限的时间里，在可以运用的数据资源的情况下，得到与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和冲击具有内在一致性的家庭福利指标以及益贫式增长水平的预测值。

三、变量选择与计量检验设计

（一）“真实值”模型

“真实值”模型的增长回归方法已被证明在解释跨国的增长率变化时非常成功，因此也很可能在解释增长的跨期变化时非常有用，大量文献使用该方法进行了综合研究。本文将在对中国主要经济政策（金融发展、通货膨胀、汇率、对外贸易、FDI、公共支出等）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应用209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增长回归分析，考察各个宏观经济变量对增长的影响，以及在控制其他经济政策和变量后，某项经济政策的变化趋势是否显著地促进了经济增长。

为确定上述经济政策对增长的影响，笔者通过对世界各国的增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合世界范围内真实值模型的增长系数，讨论中国上述经济政策对增长的影响。本部分主要的数据来源是WDI和IMF的世界各国宏观经济数据库。选取的样本包含了全世界209个国家和地区的1970―2003年的相关信息，即包括7072个有效样本点的国际面板数据。在回归分析中，对各国的基础设施情况采用每百人电话线这一国际通用变量进行度量；在已有的实证研究中，M2/GDP度量金融发展的作用已得到了有力的证实，因此采用M2/GDP来衡量一国的金融发展水平。

此外，考虑到增长回归中金融发展等变量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借鉴了已有文献中的方法。构建回归方程时，假设Y表示被解释变量，X表示解释变量，由多个解释变量组成的一个列向量，方程中的下标i和t（t=1970，…，2003）分别代表第i个国家和第t年，b表示截距项，于是一个表示X对Y的影响的总模型可以写作：

其中，β即需要确定的真实值模型中各个影响经济增长变量的增长系数，是一个行向量。

增长回归模型中，第一组解释变量包括决定增长的政策：（i）金融发展的衡量（M2/GDP）；（ii）通货膨胀；（iii）实际汇率；（iv）小学教育完成率；（v）每百人电话线（基础设施的变量）；第二组变量在前一部分的基础上，还考虑了可能受到冲击影响而发生较大变动的进出口贸易和资本流动的因素，即：（i）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比例；（ii）资本流动；最后，考虑到1998年是中国经济增长性质发生改变的重要分界点［15］，为更好地考察中国经济政策对益贫式增长的影响，尝试将1998年前后的国别数据分别进行分析，并将侧重点放在1998年以后中国的益贫式增长阶段。

通过对方程一中第一组解释变量的回归（见表1所示）可以发现，较高的M2/GDP、较低的通货膨胀水平、完善的基础设施供给都与较高的增长率相关，而真实汇率及小学完成率对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

在第二组回归中（如表2所示），加入了表示外部冲击的变量，即进出口贸易、资本流动。二个变量加入方程，得到了以下回归结果（如表2）

表1、表2均为固定效应（FE，fixed effects）估计结果，因为Hausman检验拒绝了随机效应（random effects）模型，因此没有报告随机效应的估计结果。根据解释变量的R2值，加入了外部因素的“方程二”比“方程一”更有解释力。通过对两个方程的综合考察，可以得出以下估计结果：第一，在固定效应估计中，M2/GDP显著地影响GDP的增长率变化，并且，与资本积累、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一样，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也存在着双向的因果关系。第二，不论是否考虑外部冲击，通货膨胀对增长率的负向影响都十分显著，但需要注意的是，虽然研究发现高通货膨胀往往伴随着产出的下降，然而一旦通货膨胀得到遏制，产出又会重新回复到原来的长期增长路径。第三，当引入外部冲击变量如贸易及资本流动以后，M2/GDP即以货币表示的金融政策发展对GDP增长率的作用方向有所变化。第四，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比例这一变量具有显著的正影响，说明发挥各个国家的比较优势，有利于GDP的增长。第五，资本流动（净流动/GDP）作为冲击变量，它并不显著。

至此，已经能够对影响经济增长的变量和其影响程度有比较明确的认识了，但这还并不是研究的全部。根据刘畅［15］的测算，及对中国经济增长性质的判断，1998年是中国经济增长是否益贫的一个分界点（1987―1997年间的经济增长是非益贫的；特别是1995―1997年间，农村经济增长的成果被收入分配的恶化完全抵消，贫困群体的福利水平显著降低；而在1998―2006年间，出现了9年稳定的益贫式增长）。因此，本文希望能够以1998年作为分界点，观察1987―1997年、1998―2006年间经济政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据此对样本分别进行了固定效应估计，回归结果如表3、表4所示。

其中，在1998年以前，M2/GDP、通货膨胀、实际汇率、资本流动几个变量被证明具有显著性，但资本流动的作用效果却不够明显，对增长率只有微小的影响；而1998年后，除M2/GDP、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影响外，实际汇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变得不显著了，而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比例则开始表现出对经济增长率的正向影响。这说明1994年汇率制度并轨后，人民币不再出现之前持续贬值的趋势，平稳的汇率水平为经济增长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但未能对经济增长有明显贡献；1998年后进出口贸易占GDP比例的提高对经济增长有良好的促进作用，表明国家的对外贸易政策特征发生了某些变化，使得其对1998年前后经济增长有不同影响；另外，各种政策在1998年对经济增长率的弹性也发生了很大变化，M2/GDP对经济增长的弹性有所降低，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所加强，这些变化对于接下来进一步考察这些政策对不同群体福利的影响非常重要。

需要强调的是，“真实值”模型其实仅仅是反映宏观经济政策的长期增长效应的方法之一。它是一个简约的模型，并且模型是建立在跨国回归的基础上，因此，各国家的系数都是相同的。

（二）三变量VAR模型

一般的模型仅仅只是描述因变量对自变量变化的反应，向量自回归模型则考虑了模型中各变量间的相互作用，在某些给定条件下，VAR模型能够用来确定一个基本的经济冲击给其他经济变量带来多大影响，即其他经济变量对该基本经济冲击的响应的大小，所以VAR被公认为描述变量间的动态关系的一种实用的方法。为讨论政府支出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短期影响，建立三变量自回归（VAR）模型进行评估，三个变量分别是增长率、实际汇率以及政府支出。

1.方法与模型

本文使用1980年Sims提出的向量自回归模型（vector autoregressive model，VAR模型）。模型采用多方程联立的形式，在模型的每一个方程中，内生变量对模型的全部内生变量的滞后值进行回归，从而估计全部内生变量的动态关系。最一般的VAR模型数学表达式为：

yt=μt+∑ki=1αiyt-i+βixt-i+ut（2）

其中，yt为外生变量向量，xt为内生变量向量，ut为随机扰动项，K为滞后期。

1.平稳性检验

在模型中选取中国自1987―2006年20年间的数据进行分析。在建立线性的VAR模型之前，首先检验数据的平稳性，对模型中GDPGR（真实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EX（真实汇率水平变化）以及PE（公共支出变化率）变量的数据做ADF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其均为平稳序列（检验结果见表5所示）。

2.建立VAR模型

以GDP增长率、真实汇率变化率和公共支出变化率作为变量建立VAR模型，其扩展形式如表6所示：

本文重点关注公共支出冲击影响经济增长的短期弹性。VAR模型的扩展形式表明，向量自回归估计中得到的增长对其自身的短期弹性非常显著，分别为0.6718、0.4762；而受到公共支出冲击短期影响的弹性并不显著，第一年为0.0004，到第二年则更小，为0.0001（这两个弹性数值是我们下一步在CGE框架中分析公共支出冲击对低收入群体福利影响的重要参数），这表明我国政府支出政策的变化对拉动经济增长影响很小，至少在短期如此。

3.脉冲影响分析

脉冲响应函数（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IRF）用于衡量来自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对内生变量当前和未来取值的影响，其内涵是一个变量的扰动通过模型影响所有其他变量，最终又反馈到自身的过程。可以通过脉冲响应函数理解政府支出如何影响其它两个变量，并最终作用于自身的过程。图2描绘了公共支出和汇率对经济增长影响的轨迹。

通过对脉冲响应轨迹的观察，可以得到一些初步结论：（1）经济增长率（GDPGR）对其自身的变化有较强反应，但这种影响是非常复杂的，出现了先降低而后升高，最后趋近于零的变化轨迹，这说明经济增长的速度在短期是有惯性的（前两期），但从长期来看，这种影响会迅速减弱以至消失。（2）汇率的贬值对于提高经济增长速度有一定作用，且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间更长（约为5期）。（3）公共支出的增加在短期内促进了经济增长，但此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负以至逐渐消失。这种变化趋势表明公共支出的增加很可能对财政的可持续性造成了影响，从而影响了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对于这一点，我们将在后文应用CGE一般均衡方法进行更加深入的经验分析。

（三）1-2-3CGE模型

基于“宏观―微观”思想的模型的解决方案提供了联系变量（LAVs）进行微观模拟模块的影响分析。即应用1-2-3CGE数值模型方程组（表7给出了1-2-3CGE模型的方程规范，表8为模型的变量说明），考察了1987―2006年经济政策对益贫式增长运行的影响。

通过1-2-3CGE模型，可以得到工资、利润以及三种商品（国内商品、进口商品、出口商品）价格变动的信息，即LAVs，将这些连接变量与微观数据模块连接起来，就可以得到每个代表性家庭群体平均福利变化的信息。

（四）微观数据模块

微观模块的工作是将1-2-3CGE模型转化为家庭福利。对于宏观经济框架而言，CGE模型计算了各部门相关的收入的变化，以及各种商品价格的变化。家庭模块的计算使用包络方法，其中，间接效用分别是工资率、部门利润和商品价格的函数，而这些都是中观和微观层级之间的连接变量（LAVs）。因此，宏观冲击对家庭层面的福利影响的第一顺序估计等于以下三个组成部分之和：初始劳动收入与工资率的相对变化之积；利润收入的变化；初始消费的商品与商品价格的相对变化之积。

在实证分析时，各群组的收入和消费数据可以从家庭调查数据中获得。共有三种收入来源：工资、国内商品部门的利润以及出口部门的利润。消费支出被分为进口商品和国内商品，家庭之间的异质性反应在收入来源和消费模式的差异上，这有利于我们分析宏观冲击和政策对各类家庭之间的不同影响。但是，目前还很难得到中国居民进口商品消费支出和国内商品消费支出的相关数据，为得到这些必要的信息，即对各组居民消费支出分别各假设了三种消费偏好（偏好假设1中，居民进口商品消费倾向最小；偏好假设3中，居民进口商品消费倾向最大；偏好假设2中，居民进口商品消费倾向居中）下的情况，从而可以得到进口商品消费支出和国内商品消费支出的数据（表7以2006年为例，列示了农村居民收入数据及三种偏好假设下的居民消费进口商品和国内商品的数据）。本文的实证分析是根据2002―2006年偏好假设2的数据进行模拟的，必须指出的是，虽然本文的假设是依据居民的消费偏好拟定的，但不可避免的，基于这一假设的模拟结果与现实的情况会存在一定的差异。

四、结论与建议

（一）主要结论

依靠上述模型及微观数据模块，可以对2002―2006选择2002年为实证分析起始年，主要是从分组数据的统计口径一致性加以考虑的。即1998―2001年间分组数据的统计口径与2002―2006年间统计口径的不一致会导致实证结果的不可比，基于2002―2006年间农村5等份的居民分组数据对于我们考虑不同组群居民福利变化更加直观，故本文仅对2002―2006年经济政策对益贫式增长的影响进行分析。年间经济政策对益贫式增长的影响做综合分析，分别考察了金融发展、通货膨胀、汇率、对外贸易和公共支出等政策出现偏离时，对于当年经济增长和各组群家庭福利的影响。

1.金融深化对PPG的影响

将代表金融深化的指标M2/GDP在2002―2006年每年都提高5个百分点，即2002年由159%提高到164%，2003年由168%提高到173%，2004年由164%提高到169%，2005年由168%提高到173%，2006年由169%提高到174%，模拟结果如表8所示。

从模拟结果来看，货币流速的变化与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表现出基本一致的波动趋势，说明包括储蓄存款在内的货币存量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此外，从实证结果比较看，三个年度中M2/GDP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逐年减小，说明近年来GDP增长稳定性增强，货币冲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下降。从金融深度对居民福利的影响来看，其对收入较低群体的贡献比对收入较高群体的贡献更大。可见，金融发展有利于益贫式增长，但其对益贫式增长的贡献呈现逐年减小的趋势。

2.通货膨胀对PPG的影响

通货膨胀是衡量宏观经济稳定性的重要指标，通货膨胀的大起大落往往会对经济增长和居民福利水平造成很大影响。我们将2002―2006年各年通货膨胀水平（平减后）在原有基础上调低50%。即从2002年的0.58%调整到0.29%，2003年的2.61%调整到1.31%，2004年的6.91%调整到3.46%，2005年的4.17%调整到2.09%，2006年的3.28%调整到1.64%，分析结果如表9所示。

通过以上对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及各群体福利变化的实证分析，可以知道：由于近年来我国通货膨胀水平处于低位健康区间，因而继续降低通胀率并未对经济增长和各组群居民的福利水平造成明显影响。从通胀水平对各组群居民福利水平变动的影响看，当通胀水平处于较高水平时，其变化对各组群居民福利水平变动的影响较大；当通胀水平较低时，其变化对各组群居民福利水平变动的影响较小；且低收入群体的福利水平对通胀水平的变化最为敏感。因此，保持稳定且较低的通货膨胀水平可以促进有效的益贫式增长。

3.汇率政策对PPG的影响

将2002―2006年汇率水平每年调高5%，即7.8633、7.8632、7.8627、7.6721和7.4326，分析结果如表10所示。

人民币有效汇率的波动是影响中国进出口贸易和利用外资水平的主要因素之一。人民币有效汇率大幅度升值，不仅会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巨大负面冲击，而且对世界经济特别是与中国有密切贸易往来的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同样是不利的。从模拟结果可以看出，如果人民币按照5%的速度升值，将对经济增长和居民福利有负向的影响，因此，人民币的升值并不是益贫式增长理想的政策选择。当然，实证结果也表明，人民币升值虽然对经济增长和居民福利影响为负，但影响程度均不大。因此，鉴于保持汇率稳定特别是有效汇率稳定，对维护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至关重要，短期内人民币汇率应继续保持相对稳定；如果升值在经济运行中是非常必要的选择，则宜采取渐进式的小幅升值方式，升值的幅度不宜过大，否则将对经济产生较大震荡，亦会对居民福利造成很大冲击。

4.对外贸易对PPG的影响

将2002―2006年进出口贸易/GDP的比例均调高10%，即2002年由48%提高到52.8%，2003年由57%提高到62.7%，2004年由65%提高到71.5%，2005年由69%提高到75.9%，2006年由72%提高到79.2%。考察其对经济增长和居民福利的影响，结果如表11所示。

从模拟结果可以清楚地看到，对外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存在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对于低收入群体福利改善也有重要影响。但需要指出的是，2006年我国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总额已经达到72.03%，继续提高的空间不会太大；此外，过高的贸易依存度也使得经济运行易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一旦外部经济环境恶化，一方面将使经济增长遭受重创，另一方面也会令居民福利，尤其是低收入群体福利遭受巨大损失。

5.政府支出对PPG的影响

近年来政府把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作为收入分配政策的重要措施，实行了减免农业税，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提高失业救济金、提高最低收入阶层的基本生活费等社会保障支出、增加低收入阶层经济适用房等政策，努力使经济增长的成果更广泛的惠及全体人民。由此，政府支出大幅增加。本文模拟了政府支出逐年增加5%的情形，分析结果如表12所示。

从模拟结果可以看出，如果政府支出增加5%，经济增长率和居民福利水平都将有所提高。但是，也应该注意到，经济增长和居民福利水平提高的幅度比政府支出的比例低很多，如果政府支出可以不受约束、无限增加，则最终我们将实现益贫式增长；然而这种假设几乎是不可能的，考虑到财政可持续性问题，政府支出的规模是有限的，因而，进一步提高政府支出政策对益贫式增长的绩效在很大程度上将依赖于政府支出结构的合理调整。

（二）政策含义

本文通过构建中国益贫式增长政策分析模型，考察了金融发展、通货膨胀、汇率、对外贸易、公共支出等政策出现调整时，对于当年经济增长和各组群家庭福利的影响。结果表明，2002―2006年间，金融发展对益贫式增长并没有直接的贡献，高速的金融发展政策并非是很好的有利于低收入群体福利改善的政策选择；稳定且较低的通货膨胀水平对经济增长和低收入群体福利改善有益，从而可以有效地促进益贫式增长；人民币升值政策对于益贫式增长显示为不利影响，即使升值是必要的政策选择，升值的幅度也不宜过大，否则将对经济产生较大震荡，亦会对居民福利造成很大冲击；贸易条件恶化会对益贫式增长产生不利影响，而且对低收入群体福利的损害要大于高收入人口的损害；增加政府支出有利于经济的增长和居民福利水平的提高，但经济增长和居民福利水平提高的幅度比政府支出的比例低很多，在政府支出不能无约束无限增长的情况下，调整政府支出结构使之更加适应益贫式增长的发展目标是未来一项值得重点关注的课题。

参考文献：

［1］

Essama-Nssah,B.Simulating the Poverty Impact of Macroeconomic Shocks and Policies ［R］.World Bank working paper，2005，WPS3788.

［2］ Klasen,S.In Search of the Holy Grail：How to Achieve Pro-Poor Growth.in B.Tungodden，N.Stern and I.Kolstad（eds）.Toward Pro-Poor Policies：Aid，Institutions，and Globalization［R］.Proceedings from the Annual World Bank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 Economics Europe Conference 2003，Washington D.C.2003.

［3］ Dollar,D.,Kraay,A.Growth Is Good for the Poor［J］.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2002，7（3）：195-225.

［4］ Lundberg,M.,Squire,L.The Simultaneous Evolution of Growth and Inequality［J］.Economic Journal，2003，（113）：326-344.

［5］ Dollar,A.,Kraay,A.Trade，Growth，and Poverty［J］.Economic Journal Royal Economic Society，2004，114（493）:F22-F49.

［6］ Winters,L.A.Trade，Trade Policy and Poverty：What are the Links［R］.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London，2002.No.2382.

［7］ Ernesto,M.P.Pro-poor Growth：What Is It and How Is It Important［R］.Asian Development Bank,Manila,Philippines，2003.

［8］ Fan,S.,Ashok,G.,Sukhadeo,T.Investment,Subsidies,and Pro-poor Growth in Rural India［J］.Agricultural Economics,2008,39(2).

［9］ 徐俊武.制度、公共政策与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基于二元结构下的公共支出模型分析［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8，（3）.

［10］ 罗小芳，卢现祥.论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及其制度安排［J］.财贸经济，2008，（8）.

［11］ 杜志雄，肖卫东，詹琳.包容性增长理论的脉络、要义与政策内涵［J］.中国农村经济，2010，（11）.

［12］ Lal，D.,Myint,H.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overty，Equity and Growth［M］.Oxford Clarendon Press，1996.

［13］ Demery.L.，Squire.L.Macroeconomic Adjustment and Poverty in Africa：An Emerging Picture［M］.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Oxford University,1996.

［14］ Asian Development Bank.Fighting Poverty in Asia and the Pacific：The Poverty Reduction Strategy［R］.Asian Development Bank,Manila，Philippines,1999.

宏观经济政策的内涵范文第2篇

关键词：三元悖论；汇率制度选择；宏观政策搭配组合

中图分类号：F0196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3-06-05

作者简介：李莉（1973-），女，山东青州人，北京语言大学国际商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国际金融、国际政治经济学。

基金项目：北京语言大学青年自主科研计划项目“基于不可能三角理论的中国金融安全问题研究”，项目编号：09JBT15。

作为一个理论分析框架，三元悖论已经成为经济开放条件下许多国家研究宏观经济政策选择的基本理论依据。它反映了开放经济下宏观调控当局面临多重相互交织、相互矛盾的目标时，须针对各国当时的实际经济运行态势有所取舍。 从理论研究看，三元悖论被广泛地运用到汇率制度的选择、经济开放条件下一国宏观政策搭配组合研究以及金融危机研究之中。本文以三元悖论为主线，从下述方面梳理中外关于三元悖论理论的研究，以期对当前的相关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三元悖论”的理论渊源与原则

“三元悖论”原则的理论内涵经历了“米德”二元冲突――M-F模型――“三元悖论”这样一个发展历程。米德（1951）的二元冲突即内外均衡冲突，是指在固定汇率下，失业增加、经常项目逆差或通货膨胀、经常项目顺差这两种特定的内外经济状况的组合。米德的结论是在经济开放经济条件下，在汇率固定不变时，单独使用支出改变政策（主要包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或支出转换政策（主要包括汇率政策），无法同时实现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目标；单独强调任何一种政策，往往导致一国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之间的冲突。从政策建议看，米德认为实行固定汇率就必须实施资本管制，尤其要控制短期资本的自由流动。从理论传承看，“米德”二元冲突指出了在保证支出改变政策（例如货币政策）有效的情况下，固定汇率制度和资本自由流动是内在矛盾的。这为后来M-F理论模型的提出奠定了理论基础。

20世纪60年代，蒙代尔和弗莱明分析了开放经济条件下的IS-LM模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经典M-F模型。该模型的结论是在资本完全不流动的情况下，当汇率不变时货币政策对内部均衡（总需求和产出）的调节是有效的；在资本有限流动情况下，当汇率不变时货币政策调节内部均衡的政策效应基本有效；在资本完全流动情况下，汇率不变时货币政策对冲操作是无效的，最终只会导致固定汇率制度的崩溃，而浮动汇率制度下货币政策在内部均衡调节中更加有效。由此得出了蒙代尔“不可能三角”的内在原理。

Rose（1994）、Krugman（1998）、Obstfeld和Taylor（1998）等，在M-F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三元悖论”①，强调的是三元悖论维持了M-F模型的基本假设。三元悖论原则认为一国不可能同时实现货币政策独立性、汇率稳定以及资本自由流动三大政策目标，只能同时选择其中的两个。毋庸置疑，三元悖论的理论渊源――不可能三角是以一种否定角度来说明资本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独立性与汇率稳定三种状况的不可兼得。就理论模型看，三元悖论是建立在M-F模型基础之上的，该模型自身就有很多不足之处。例如没有考虑价格和工资的粘性，是一个典型的静态模型等。然而，正如Obstfeld和Taylor（2002）、Obstfeld等（2005）指出的，无论从经济学理论还是经济史的角度，三元悖论都不愧是分析开放条件下宏观经济政策选择的基本模型。

二、三元悖论在汇率制度选择理论中的应用及发展

作为现代汇率理论之一，三元悖论被运用于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汇率制度选择问题的研究中。由于分析的侧重点不同，相关汇率理论研究演变出了以下几个理论分支。

第一，汇率制度二极论（又称“两极汇率制度论”，或“中间汇率制度消亡论”）。汇率制度二极论强调在金融国际化的大背景下，假设资本完全自由流动，此时一国的汇率政策和货币独立性取决于政府的政策目标权重。二极论的重要前提假设是资本流动自由化程度越高，意味着短期利率越取决于抛补利率平价。在国外短期利率和远期汇率预先确定的条件下，国内货币政策调整引发的本国短期利率变动，将直接造成即期汇率的波动，也就是说货币政策目标和汇率政策目标之间存在内在的矛盾性。因此，汇率制度二极论的基本结论是随着一国汇率浮动程度的不断提高，该国的货币政策独立性会逐步增加，即汇率浮动程度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之间存在正向相关关系。

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新兴市场国家②爆发了金融危机，这些危机使得学术界在汇率选择问题的研究中更加重视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与以往的金融危机不同，发生危机的新兴市场国家几乎都选择了软盯住汇率制度。二极论将金融危机归罪于这些国家实行的汇率制度上，同时指出这些国家过度积累的未对冲的外币债务以及政治上的困难也是诱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二极论坚持认为这些国家应实行“角点解”（corner solution）――要么硬盯住，要么完全浮动。当然，浮动汇率制度是最好的选择，硬盯住应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使用。在此基础上，部分汇率制度二极论的支持者认为中间汇率制度缺乏“可核查性”，汇率的稳定是建立在政府以公开或不公开形式所做的承诺基础上，公信力不足。政府维持汇率稳定的能力最终取决于其国际储备规模以及政府外部融资的能力。一旦发生投机资本攻击，维持汇率稳定的承诺最终将被抛弃。在本质上，中间汇率制度消亡论是在给定资本完全自由流动这一前提条件下，在三元悖论原则的基本框架内探讨汇率制度的选择问题。

第二，中间汇率有效论。中间汇率有效论结合历史和现实部分修正了二极论关于资本完全自由流动的假设，认为开放条件下即使存在资本自由流动，政府也可以通过各种资本管制措施、降低资本流动程度，从而使得该国在汇率政策选择和独立货币政策方面有更多回旋的余地。中间汇率有效论认为政府选择“一半一半”的中间制度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最典型的做法是一国在汇率政策选择上可以通过软盯住汇率制度、管理浮动汇率制度等中间汇率制度安排，减少外部冲击对国内金融经济的影响，即走所谓“1/2，1/2，1”的中间路线，实现一国经济的内外均衡。Frankel（1999）就曾指出“并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为什么不能在货币政策独立性、汇率稳定性两个目标的抉择中各放弃一半，从而实行一半货币政策独立性，一半汇率稳定（和完全的资本自由流动）”。所以，没有哪一种汇率制度对所有国家以及所有时期都适用。

与汇率制度二极论相比，中间汇率有效论为发展中国家汇率制度选择问题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理论研究空间。Allegret、Mohamed和Leila（2007）从新兴市场国家的角度，对二极论的“角点解”共识提出了质疑，指出中间汇率制度并非一无是处。在国别研究中，Vijay（2003）认为印度20世纪90年代的宏观政策搭配验证了中间汇率有效论的观点，即“1/2，1/2，1” 的政策搭配下印度政府有效地协调了汇率稳定、汇率目标以及货币政策独立性之间的关系，并成功地应对了国内外冲击。而Bassem和Damyana（2005）则通过分析埃及2003年1月以来的汇率选择实践，指出发展中国家实行汇率制度二极论提倡的所谓“最好的”角点解――浮动汇率制，其结果可能导致当地货币“实际汇率的易变性增强”。他们的研究也从反面说明中间汇率有效论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可能是成立的。

第三，害怕浮动理论。Reinhart、Carmen和Calvo、Guillermo（2002）分析了汇率、国际储备和利率的表现以评价是否存在一国向角点解变动的证据。通过重点分析宣称浮动汇率的那些国家的言行，他们认为宣称允许其汇率浮动的这些国家绝大多数并没有做到，即呈现“害怕浮动”的情形。Jos Jansen（2003）利用前EMU期间荷兰盾和德国马克的案例分析，探讨了可信的目标区汇率安排下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汇率稳定之间的关系，结论表明狭窄的荷兰盾/德国马克目标区汇率安排下，德国央行仍然能获得中等程度的货币政策独立性。Jos Jansen认为中间汇率制度相比较角点解而言，可能提供了一个更具吸引力的宏观政策搭配组合，这一点与“害怕浮动”现象是一致的。

还有一部分学者试图另辟途径来解释“害怕浮动”现象，如Willett（2003）认为害怕浮动并不意味着一定选择固定汇率制度。他运用最优通货区理论阐述了三元悖论原则下中间汇率制度并不一定具有内在不稳定性的观点，指出中间汇率制度的关键在于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联合决定。Willett认为最优通货区理论不仅有助于解决如何在宏观政策搭配组合中确定上述两项政策的适当的政策权重问题，而且还有助于分析限制冲销干预的规模以维持两项政策在避免货币危机中的一致效应等问题。

三、三元悖论在宏观经济政策搭配组合中的应用及发展

三元悖论为开放条件下宏观政策选择提供了一个模糊的分析框架，它被运用于开放条件的一国宏观政策搭配研究中。根据三元悖论，如果小国选择自由浮动汇率制度，理论上该国应该能够实现货币政策的独立性。Helmut和Roestel（2010）分析了这类国家货币政策独立的重要性，并利用20个小的发达国家的截面数据来分析，发现这些国家受外国利率变化而承担的风险暴露，取决于其在汇率稳定和资本流动程度的特定宏观政策搭配状况。

在经验上，发展中国家似乎更容易遭受三元悖论所描述的宏观政策搭配中存在的内在矛盾。少数学者选用大样本，分析了发展中国家的宏观政策搭配中存在的“困境”，其中Helen、Alex和Graham（2011）研究了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在三元悖论的分析框架下，他们发现那些实施资本管制和有限汇率浮动的发展中国家，其宏观经济政策更加稳定；那些实施浮动汇率政策和金融市场自由化的发展中国家，政策的稳定性最差。此外，外汇储备的规模与政策稳定性之间弱相关，而在金融市场开放的发展中国家这种相关性明显被弱化。Ila和Ajay（2010）则以11个亚洲国家为样本，调查并检验了这些国家资本账户开放的特点。被调查的11个亚洲国家名义上资本账户开放缓慢，但事实上这些国家资本开放的进展很快；与此同时，这些国家汇率弹性增长缓慢，汇率很大部分维持稳定态势，他们的结论认为这种宏观政策组合导致这些国家货币政策受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呈现出顺周期的特点。

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三元悖论被广泛运用于发展中国家的国别经验研究，其中部分研究开始注重危机前后一国宏观政策搭配的变化。例如Hadiwibowo和Komatsu（2011）的研究认为东南亚金融危机前印尼采取“固定汇率+国际资本流动+有限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危机后调整为“浮动汇率+国际资本流动+货币政策独立性增强”。但是，他们的研究结论中有两点特别值得发展中国家关注：其一，危机发生后，国际资本流动并没有随着印尼国内利率的变化而出现人们所预期的变动（这一点与1992年EMS危机中英格兰银行的遭遇是吻合的）；其二，危机前后，印尼盾的波动更多地受利率之外的其他因素的影响③。

通过上述文献的梳理，笔者认为三元悖论在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搭配中的指导作用是值得肯定的，其实际效果尚有待于进一步验证。需要说明的是近几年中外关于三元悖论在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搭配中的理论分析日渐丰富，代表性文献主要有Goldstein 和Lardy（2003），Eichengreen（2003），余永定（2004，2010），易纲（2001），孙华妤（2004，2006，2007），李小娟（2009），贺力平（2004，2011），谢平、张晓朴（2002，2007），Wang（2010）等。多数学者认为中国目前正面临实际资本管制逐渐放松，人民币汇率政策调整压力加大和货币政策独立性减弱的“政策”困境。

也有部分学者对此持有异议，如Graham、Mandilaras和Popper（2011）就认为中国实行的是高度的汇率稳定，高度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和低水平的金融开放。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还持有巨额的外汇储备。而胡再勇（2010）的实证研究却认为2005年7月汇改后人民币汇率制度弹性增强，资本流动性减弱，同时利率政策自主性增强，但货币数量政策则由汇改前的具有自主性变为缺乏自主性。就政策建议而言，多数学者支持在资本流动性不断增强的大背景下，中国应在提高人民币汇率弹性的同时，增强货币政策独立性。

毋庸置疑，三元悖论已经成为很多国家开放条件下，研究宏观经济政策选择的基本理论依据。然而，在具体目标选择问题的分析中，由于“三元悖论”对资本完全自由流动、固定汇率制度和货币政策独立性的界定高度理论化，忽视了现实政策选择中的各种情况，因此也遭到了很多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批评。

四、三元悖论在金融危机研究中的应用及发展

在三元悖论的分析框架下，金融危机的爆发原因不外乎于错误的货币政策导致国内宏观基本状况的恶化、资本流动的异常扰动以及不恰当的汇率政策选择等。事实上，第一代、第二代货币危机理论模型都集中分析了在三元悖论某一特定区域中（即选择固定汇率制度和资本完全自由流动）爆发货币危机的机理，其中第一代危机模型侧重于分析错误的货币政策导致宏观经济基本面状况的恶化与固定汇率制度之间的矛盾；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则强调了固定汇率制度下，投机性资本攻击的自我实现。

部分学者试图以危机事件的发生概率为标准，在三元悖论的框架内识别最优宏观政策搭配的区域。例如Esaka（2010）认为硬盯住汇率安排和资本账户自由化的宏观政策搭配诱发货币危机的概率，远远低于实施资本管制和中间汇率制度的政策搭配，以及实施资本管制和自由浮动汇率制度的政策搭配④。相反，Reuven和Michael（2002）则认为资本管制程度较低和汇率制度更加自由的国家不容易发生投机性攻击⑤。显然，学术界关于哪一种宏观政策搭配更有利于维持金融稳定的问题还存在争议。

传统的观点认为发展中国家推行资本自由化是导致其货币不稳定、诱发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Berly和Salotti（2006）运用行为经济学和博弈论的分析方法，研究了经济危机期间资本管制的有效性，指出具有公信力的政府威胁实施资本管制的举措能降低市场的羊群效应，从而避免出现最糟糕的金融危机态势。周晴（2006）从维护金融安全角度考虑遵循三元悖论的主要意义，试图说明在资本管制逐步放松和普遍趋向浮动汇率制度的大环境下，长期坚持固定汇率制度和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坚守并蓄，会对金融安全造成威胁。她指出一旦金融监管不利、投机势头强烈，金融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就会上升。所以，放弃固定汇率制度，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应该是坚持货币政策独立性国家的长期趋势。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三元悖论和金融危机之间的实证研究得到了进一步发展。Aizenman J. M. Chinn和H. Ito（2008）运用1970年至2007年来自170个国家的数据，从货币政策独立性（MI）、汇率稳定性（ERS）和资本开放度（KAOPEN）角度，计算并衡量了这些国家过去近40年的“悖论指数”。在这一阶段，Aizenman等的研究主要是通过引入“悖论指数”，比较不同国家在宏观政策搭配中的差异，同时考虑国际储备在宏观管理中的作用。他们集中研究了三元悖论下一国宏观政策搭配如何对其宏观经济运行，例如产出波动性、宏观经济稳定性⑥（通货膨胀波动性以及平均通货膨胀率）等产生影响，认为发展中国家通常有相对较高的汇率稳定性，但这些国家的产出波动性往往高于工业化国家；如果发展中国家持有的国际储备高于其GDP的19%-22%，这种产出负效应会得到一定程度的缓释。通过观察悖论指数，他们认为货币政策独立性较高的国家往往更容易出现高通货膨胀率，而汇率稳定性较高的国家通货膨胀率水平较低。此外，金融自由化能帮助一个国家降低通货膨胀率，因为全球化可能对发展中国家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的货币政策独立性施加更多的纪律性约束。

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演变成了国际金融危机，Aizenman Joshua、Menzie D. Chinn和Hiro Ito（2010）将其悖论指数的研究成果扩展到了全球金融危机的研究领域。结合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发生的多次重大的金融危机事件，他们观察了“悖论指数”的变化情况，认为金融危机往往会引起悖论指数的形态发生结构性变化。此外，他们还检验了三个指数之间的线性相关性，认为某一指数的变化会引致其他两个指数的加权平均值发生相反的变化。

五、研究展望

诚然，三元悖论反映了开放经济下经济体系内部蕴含的矛盾，三元悖论以一种否定角度来说明资本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独立性与汇率稳定三种状况的不可兼得性。但问题是，如果三元悖论是一个可信的原则，违背该原则是否一定会对国家的宏观金融安全造成威胁呢？如果上述命题成立，汇率政策、货币政策独立性以及金融自由化影响一国宏观金融稳定的作用机制又是什么呢？ 在现阶段，中国资本项目的逐步开放已是大势所趋，伴随人民币国际化和热钱的冲击日益显著，有理由相信中国积累的金融风险将不断加大；与此同时，原有的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宏观政策搭配的难度越来越大。所以，如何化解内外失衡的矛盾，有效管理宏观金融风险，维护国家经济和金融的稳定是中国现阶段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之一。

注释：

① 周晴认为蒙代尔并没有把资本流动、汇率制度以及货币政策独立性三者之间的关系命名为蒙代尔不可能三角理论。以Krugman为代表的学者归纳总结了三者之间的矛盾关系，并将其命名为三元悖论。

② 根据Obstfeld（2004）的解释，新兴市场国家的特点是具有较高的人均收入，较高的长期增长率，较低的产出和消费易变性。

③ Hadiwibowo和Komatsu认为，这主要归因于印尼实施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功效。

宏观经济政策的内涵范文第3篇

关键词宏观调控政府安排制度基础政策效应政策边界

与20年来的市场化改革进程相伴随，中国的宏观调控也先后经历了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总需求小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扩大需求型两个阶段。如果说1997年以前，面对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情形还能通过强制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压制总需求来实现宏观经济总量均衡的话，那么，1997年以后，面对在市场机制作用不断扩大基础上形成的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宏观总量非均衡情形，尽管政府实施了更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但三年来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与预期结果仍相距甚远。对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实证分析和政策的规范研究业已引发出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目前学术界大多数关于宏观调控的研究往往因暗含宏观调控政策能完全解决经济衰退的假定前提以及由此演绎的逻辑推论而陷入了宏观调控认识的误区。本文基于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制度安排的观点，依据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在对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础与边界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试图构建一个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理论框架。

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内生与外生的绩效

当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摒弃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设从而将经济运行分析由“无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转向“新制度”的框架下进行时，市场被描绘成一种为降低交易成本而选择的制度安排(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在将制度分析引入新古典的生产和交换理论并更深入地分析现实世界的制度问题中，新制度经济学家同样给出了各种非市场形式的制度安排理由，这就是，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客观存在使对市场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为把有限理性的约束作用降到最小，同时保护交易免于机会主义风险的影响，经济主体必然会寻求诸如政府安排的制度(Williamson，1975)。任何特定制度的安排与创新无非是特定条件下人们选择的结果，而有效的制度安排无疑是经济增长(绩效)的必要条件。正是通过对产权、交易成本、路径依赖等问题的强调，使新制度经济学得以将经济增长问题纳入制度变迁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释。由于制度安排的范围相当宽泛，这里，笔者并不打算涉及所有正规和非正规的制度问题，而只是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某些术语(这些术语可能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内涵)，在阐述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基础上，就它相对市场基础而言是内生还是外生的角度来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问题。

市场经济中，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是市场机制，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理论已由标准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给定。尽管市场实现帕累托效率的前提条件过于苛刻而被认为在现实市场中不可能具备，但市场经济的发展史表明，对市场制度作用的认识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出于完善市场配置功能的需要，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在市场基础上日益衍生出了其他一些非市场形式的政府制度安排。其中最主要的有：(1)针对市场失灵而由政府进行的微观规制(管制)；(2)针对市场经济总量非均衡而由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的宏观调控。作为典型的政府安排，宏观调控是政府在宏观经济领域的经济职能，是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干预经济的特定方式，它的内在必然性实际上可由市场经济运行的本质是均衡约束下的非均衡过程推论出来(吴超林，2001)；而它的作用机理已在标准的凯恩斯主义模型中得到了经典的揭示，并被战后西方国家长期的实践所验证。

众所周知，宏观总量是由微观个量组成，宏观经济不可能离开微观基础而存在，宏观调控也必然要依赖于现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我们可以简单地从宏观调控是否具有坚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出发，将宏观调控区分为内生的制度安排和外生的制度安排两类。市场经济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意指宏观经济政策具有与市场制度逻辑一致的传导条件和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市场化主体。相对而言，如果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在没有或不完善的市场基础和传导条件下进行的，那么宏观调控显然就是一种外生于市场制度的安排。一般地，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生安排的效应显著，而外生安排的效应则会受到极大的限制。有基于此，我们可以给出一个分析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为何不理想的理论框架。

中国1993—1996年的主导政策被普遍认为是经济转型时期的一次比较接近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调控，并成功地使1992年以来总需求严重大于总供给的宏观非均衡经济实现了“软着陆”。但宏观经济只经历了短暂的均衡之后，旋又在外部冲击和内部制约的条件下，陷入了持续至今且严峻的另一种类型的宏观总量非均衡即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状态。面对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出于“速度经济”的要求及基于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常识，中国首先选择的是以货币政策为主的宏观调控政策安排，目的在于阻止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的势头。然而，到1998年7月为止，尽管包括下调利率、取消贷款限额、调整法定准备金率、恢复中央银行债券回购业务等市场经济通用的主要货币政策工具几乎悉数释出，经济减速和物价下跌的势头却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鉴于直观的宏观经济现实，当时人们普遍的共识是货币政策失效。关于失效的原因，大多数的分析是借助IS-LM模型进行的，其中主要的观点是“投资陷阱”论、“流动性陷阱”论、“消费陷阱”论等。应该说，这些观点基本上是在给定货币政策的制度基础和传导条件的前提下，主要从货币政策本身的作用机理方面实证分析了制约货币政策效应发挥的各种因素，这些政策层面的分析无疑是必要而且也是有针对性的。可是，如果给定的前提在现实中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备，那么，这种仅在政策层面的分析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提出有效的对策。

宏观经济政策的内涵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文章首先界定行政合同概念，并将行政合同与民事合同、其他具体行政行为加以比较，然后以行政合同理论为基础，并结合经济行政合同产生背景对经济行政合同界定，认为经济行政合同存在宏观调控法中，是政府为了履行宏观调控职能，实现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与行政相对人经过协商一致达成的协议。

一、对行政合同的界定

行政合同是行政主体为了履行行政管理职能，实现特定的行政管理目标，与行政相对人经过协商一致达成的协议。行政合同的一方当事人是行政主体，当事人之间法律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平等的；民事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和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协议，当事人之间法律地位平等。民事合同是实现私权利主体的个体利益，通过民事合同的订立和履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是市场经济主体的自发行为。行政合同目的对于行政主体而言是履行行政管理职能，实现行政管理的特定目标；对于行政相对人而言，一方面是配合行政主体履行职责，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实现个体利益。行政合同出现是政府职能转变的必然结果，是从“夜警”国家到行政国家的产物。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征求行政相对人意见体现管理的人性化和管理即服务的现代公共管理理念。行政合同在性质上属于具体行政行为，属于行政执法行政行为，与其他具体行政行为如：行政处罚、行政确认、行政许可、行政强制、行政征收、行政征用、行政补偿的不同之处在于与行政相对人协商一致方可成立，是双方合意的结果，不具有单方意志性；其他具体行政行为在合法合理前提下行政主体可以直接实施，不必征求行政相对人的意见，具有单方意志性。行政合同从内容上分类，主要包括经济行政合同、人事聘用合同、计划生育合同、国家科研合同等。下面将运用行政法和经济法理论分析经济行政合同内涵。

二、经济行政合同的内涵

（一）经济行政合同产生基础

经济行政合同是现代市场经济产物。现代市场经济是以市场调节为基础、以政府调节为必要条件的市场经济。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不可能出现经济行政合同。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市场经济不是现代市场经济，只有市场的自发调节，缺少政府的干预和调控。1776年斯密的传世之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出版，他的经济自由理念对各国影响深远：市场自发调节，政府不干预经济只充当“守夜人”角色。这种理念和思潮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是主流价值观，不可动摇。在纯粹的计划经济条件下，也不可能出现经济行政合同。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市场调节之手被大大削弱甚至被砍掉，政府干预之手无休止地延伸，无论是微观经济领域还是宏观经济领域只有指令性计划和服从，没有双方的合意，是纯粹的行政管理。19世纪末20世纪初，私有制和自由资本主义引起社会矛盾激化，发达国家走向了垄断和社会化发展阶段。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被政府有限干预的市场经济取代。政府干预、国家管理等理念占据主流。经济行政合同只有在现代市场经济即混合经济中才可能出现，“无形之手”和“有形之手”协同并用时才能出现。

（二）经济行政合同内涵

经济行政合同属于行政合同，行政合同与民事合同的不同点，与其他具体行政行为的不同点同样适用于经济行政合同。只是具有“经济”内容的行政合同。经济法是政府对经济参与、干预（规制）和调节之法，既包括政府对宏观经济的介入，又包括政府对微观经济的介入。在微观经济领域，对应的是经济法中的市场规制法。通过市场规制法，如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等规范企业行为，控制市场结构和状态，创造充分、公平、适度的市场竞争环境和维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在这个领域里是纯粹的经济行政管理，运用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社会控制手段对市场活动主体检查监督，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不可能出现双方的合意。所以在市场规制法中不可能出现经济行政合同。现代市场经济是政府宏观调控为必要条件的市场经济，而不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政府管理方式由直接管理转为间接管理，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平衡经济总量，优化经济结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对经济的参与将由直接的行政命令和行政指挥转向公开市场操作和间接干预，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化趋势。宏观调控法的主要调整方法是引导，即经济利益诱导和计划指导。政府根据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变化经济参数如税率、利率等，诱导微观主体，履行宏观调控职责，实现宏观调控目标。这种方法是导向性的，不是强制性的，是以政府意志为主导的，但要求微观市场主体配合，要求微观市场主体的同意。经济行政合同只存在宏观调控法中。通过以上分析，对经济行政合同界定如下：政府为了履行宏观调控职能，实现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与行政相对人经过协商一致达成的协议。该合同体现了政府意志主导性和宏观经济效益性。

三、经济行政合同的种类

经济行政合同具体包括哪些，现在还没有定论，现将比较典型的经济行政合同加以分析，进一步证明经济行政合同的内涵。

（一）政府采购合同

依据我国政府采购法的规定，政府采购是指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依法制定的集中采购目录以内的或者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工程和服务行为。政府采购当事人包括采购人、机构和供应商。政府采购合同是采购人与供应商签订的或者采购人委托机构与供应商签订的就政府采购事项达成的协议。政府采购合同不同于一般买卖合同。采购资金是财政资金，是预算收入，是纳税人的钱，一般买卖合同资金是私部门资金，是买受人支配的资金，政府采购要符合《预算法》的规定。政府采购目的一方面是满足政府需求，另一方面目的是通过政府采购规模和结构调控宏观经济。一般买卖合同是实现私人物品所有权的转移，满足生产生活需求。政府采购合同不同于其他具体行政行为，如行政征收、行政征用，从财政学角度考察，政府采购支出属于购买性支出，要求遵循价值规律和市场规则，要求双方合意。政府根据宏观经济运行状况，通过变化政府采购规模和结构调控经济总量和经济结构，实现总供给和总需求在总量和结构上的平衡。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实现是通过各级采购部门与一个个供应商的采购行为完成的。各级采购部门与一个个供应商的采购行为似乎是微观活动，但实质是为了执行宏观调控政策。政府采购合同是政府调控宏观经济，履行调控职能运用的合同，属于经济行政合同。

（二）再贴现合同

再贴现是指商业银行将通过贴现业务持有的尚未到期的商业票据向中央银行申请转让，借此获得中央银行的资金融通。实质上是中央银行通过再贴现业务向商业银行提供资金融通。对中央银行而言，再贴现是买进商业银行持有票据，是一种信用业务；对商业银行而言，再贴现是出让贴现票据，解决一时资金短缺困难。整个再贴现过程，实际上就是商业银行与中央银行之间的票据买卖和资金融通过程。再贴现合同是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就再贴现事项达成的协议，包括再贴现对象、再贴现率、再贴现金额等内容。再贴现合同不同于一般的贴现合同。贴现合同的主体是商业银行和工商企业、自然人，主体之间法律地位平等；再贴现合同的主体是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中央银行是行政机关，和商业银行不是平等的法律主体。在我国，中国人民银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贴现合同目的，对于商业银行是提供金融服务，实现利润最大化；对于工商企业，是筹集资金，实际上是民间的资源配置。再贴现合同目的，对于商业银行而言，是筹集放款资金；对于中央银行而言，是通过再贴现业务控制货币供应量和资金流向，实现货币政策目标。再贴现合同不是中央银行的单方意愿，中央银行是被动的，要有商业银行的申请才可以，是双方的合意，不具备其他具体行政行为的单方意志性。再贴现率是三大货币政策工具之一，政府通过再贴现率间接调控货币供应量和利率，实现币值稳定、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目标。货币政策目标实现通过一系列再贴现合同完成，再贴现合同是中央银行执行货币政策、实现货币政策目标的形式，属于经济行政合同。

（三）公开市场业务合同

公开市场业务指中央银行通过在金融市场买进或者卖出有价证券，借以改变商业银行准备金而实现货币政策目标的一种措施。中国人民银行从1998年开始建立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制度，选择了一批能够承担大额债券交易、有效传导货币政策商业银行作为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中央银行公开市场业务债券交易主要包括回购交易、现货交易和发行中央银行票据。公开市场业务合同是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就在金融市场上公开买进或卖出国债、政策性金融债券和中央银行票据达成的协议。公开市场业务合同不同于一般的证券买卖合同。公开市场业务合同一方必须是中央银行，一国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行政机关，与相对方在法律地位上是不平等的；一般的证券买卖合同是资本市场上普通的投资者和筹资者，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公开市场业务合同目的，对于中央银行而言，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调控货币供应量和利率，实现货币政策目标，对于相对方是实现投资收益或者投机利益；一般的证券买卖合同是投资者实现投资收益，筹资者筹集所需资金。既然是市场业务，就要遵循市场规律，不可能向其他具体行政行为具有单方意志性。公开市场业务是三大货币政策工具之一，政府通过公开市场业务间接调控货币供应量和利率，实现币值稳定、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目标。货币政策目标通过一系列公开市场业务合同实现，公开市场业务合同是中央银行执行货币政策、实现货币政策目标的形式，属于经济行政合同。

【参考文献】

[1]柯梅森.行政法学[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

宏观经济政策的内涵范文第5篇

关键词 影子银行 ;利率市场化 ;金融脱媒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5）02-0083-04

次贷危机以后，影子银行成为了全球关注的焦点。我国经济目前处于“三期叠加”阶段，步入新常态，发展放缓。近年来，个别领域出现了小范围的金融风险事件，如2013年6月份的银行同业“钱荒”，2014年以来的一些信托产品违约问题。这些金融风险的出现，使我国的影子银行问题也备受关注。

关于我国的影子银行，各种观点对于其内涵、构成、影响以及监管等的看法有着比较大的差异。国务院（2013）发文认为我国影子银行是指一些传统银行体系之外的信用中介机构和业务，主要包括三类：①不持有金融牌照、完全无监督的信用中介机构，包括新型网络金融公司、第三方理财机构等;②不持有金融牌照，存在监管不足的信用中介机构，包括融资性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等;③机构持有金融牌照，但存在监管不足或规避监管的业务，包括货币市场基金、资产证券化、部分理财业务等。

理解我国的影子银行，既要纵向上立足国情，从历史视角来分析我国的影子银行发展规律。同时，横向上要从国际视角（特别是影子银行最发达的美国）来观察影子银行的演进及应对政策，从而预判我国影子银行的发展趋势并采取相应的措施。

一、 从历史比较看当前我国影子银行形成的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除了当前阶段的影子银行外，我国曾出现过两次较为类似的影子银行，分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末的农村基金合作会和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金融三乱”（纪敏，2013）。我国目前的影子银行与农村基金合作会与“金融三乱”，在形成背景上有着很大的相似性。

（一） 经济体制转型

我国影子银行的发展与经济体制改革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是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推行，带动了“三农”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催生了农村基金合作会（温铁军，2009）。十二届三中全会后，国家经济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大量金融资源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促进了农村基金合作会的发展。二是1992年“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受自由市场经济影响，我国出现了乱集资、乱批设金融机构和乱办金融业务的问题。三是我国当前的影子银行发展与国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淘汰落后产能，实现产业升级有着密切的联系。

（二） 宏观经济政策转向

我国影子银行发展与宏观经济政策转向也有着密切的关系（见图1）。面对1989～1990年的经济低迷，国家采取了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在1992经济开发热潮的刺激下，国内通货膨胀严重。从1993年开始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全面转向，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和紧缩型财政政策。在这期间，农村合作基金会高速扩张，“金融三乱”问题集中显现。与此相类似，2008年我国经济受美国次贷危机冲击迅速下滑，国家开始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推出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短期内防止了经济的下行，但引起了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从2011年开始，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开始转向，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近年来更是进一步严控落后产能和过剩产能行业的信贷政策。在此期间，我国影子银行快速发展。

（三） 金融政策的制定

我国在宏观经济政策转向期间实行的一些金融政策，催生并促进了影子银行的发展。首先，前期阶段的经济刺激政策，快速推高了物价指数，加上存款利率的限制，造成了低实际利率甚至是负实际利率，如1992～1996年和2010～2013年（见图2）。低实际利率导致了金融脱媒，资金寻求保值增值的渠道，进入影子银行体系。其次，经济政策引发了各类经济主体的发展，一旦经济体制或宏观经济政策转向，信贷大量收缩（如图1中1994年与2009年后的M2增长率、各类贷款增长率快速下滑），将使各类经济主体面临资金缺口。在严格的信贷规模控制下，各类经济主体的资金缺口加剧，从而寻求通过影子银行获得融资。再次，金融自由化的影响和金融监管相对宽松，使影子银行载体有了发展的政策空间，长期处于金融压抑下的金融体系内在创新动力得以释放。

二、 从国际视角看目前我国影子银行的发展

如上所述，从历史的视角来分析我国当前的影子银行与曾经出现过的农村基金合作会、“金融三乱”，我们可以发现其形成发展的一些共同背景。另外，从国际视角出发，与影子银行体系最为发达的美国进行比较分析，有助于了解我国当前影子银行的发展阶段。

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美国的影子银行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陆晓明，2014）：第一阶段是20世纪30年代初～70年代末，金融严监管和金融压抑，影子银行开始形成;第二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2008年，放松监管和金融创新深化，影子银行高速增长和成熟;第三阶段是2008年以来，监管再次趋严，影子银行及其业务在经历过短暂低潮后继续发展。总体而言，我国目前的影子银行与20世纪60～70年代美国利率市场化前较为接近，主要体现在：

（一） 影子银行形成背景及原因

第一，都处于金融压抑向金融自由化转变的阶段。我国金融自由化逐步推进：2013年7月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2014年3月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人民币兑美元交易价浮动幅度由1%扩大到2%，允许设立民营银行，上海自贸区进行金融自由化改革等。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正值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美国金融自由化思潮兴起。第二，都处于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转变。我国金融控股集团纷纷发展，已经具备了混业经营的特征。美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允许证券公司创设货币市场账户以付利息、开支票、发行信用卡和借记卡，证券公司侵入商业银行领地，《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对分业经营的限制逐渐放松。第三，金融业都处于多头监管模式，属于机构型监管。第四，银行的负债端都存在管制。我国目前仍然对存款利率进行管制。20世纪70年代美国存款利率也受到Q条例的限制。第五，高通货膨胀都导致了二者的低实际利率。

（二） 影子银行特征

二者都集中表现为金融管制下的金融脱媒，总体杠杆率不高、规模比较小、不受监管或少受监管，具有投资型的业务属性，是传统银行的补充。

我国目前阶段的影子银行与美国次贷危机中的影子银行在信用转换、流动性转换以及期限转换等方面相似，但也有着比较大的差异，美国次贷危机中的影子银行主要是以抵押贷款为基础资产，以资产证券化为主要业务，以货币市场基金为主要融资工具，以高杠杆率为主要特点。我国目前阶段的影子银行主要是在银行资产端和负债端受到管制下进行的投融资活动。

三、 美国影子银行发展与监管

美国影子银行三个阶段的发展规律，给预判我国当前的影子银行发展趋提供了一个参照。本文将继续就美国利率市场过程中有关影子银行的主要应对政策及影响进行简要介绍并分析。

（一） 调整货币政策中介目标

随着宏观经济的变化以及金融的发展，美联储不断调整货币政策中介目标。1971年美联储将货币供应量划分为M1、M2和M3三个层次，并将M1作为跟踪监控的重点。1975年M4和M5统计量。197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哈姆弗里霍金斯法》（《充分就业与平衡增长法》），以法律形式确定货币供给量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此外，美联储修订狭义货币供应量统计指标，以反映影子银行的影响，如1981年将可转让支付命令等付息存款加入了M1指标（朱琰，2013），1984年M2增加了证券回购协议、欧洲美元。为适应新的金融形势，1993年美联储宣布放弃实行以调控货币供应量来调控经济运行的货币政策规则，改以调整真实利率作为对经济实施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美联储通过调整联邦资金利率，使美国经济成功实现了软着陆，并持续保持适度稳定增长。

（二） 取消利率管制

美国Q条例对存款利率的管制以及高企的通货膨胀，促进了影子银行的发展，金融脱媒加剧，银行经营困难。美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逐步取消对存款利率的限制。1982年出台了《加恩―圣杰曼吸收存款机构法》，详细制定了解除 Q条例的步骤。1986年取消大额可转让存单账户利率上限以及存折账户利率下限规定，废除Q条例，利率全面市场化。

一方面，美国利率市场化放开了银行负债端的限制，使银行处于公平竞争的地位。利率市场化后，美国金融市场持续发展，实体经济维持较长时间的稳定增长，市场对利率的自我调节能力和美联储利率调控能力都大大增强。实际利率呈上升趋势，信用总量的增速迅速降低。另一方面，利率市场化后，货币市场基金和垃圾债券迅速发展，给传统商业银行在“活期存款”和借贷市场上的业务带来很大冲击。竞争压力使得商业银行不得不改变吸收存款、发放贷款、赚取利差的传统盈利模式，转向“发行―分销”经营模式以扩大收入。此外，20世纪80年代利率管制的放松，高利率使得美国储贷协会利率存贷差倒挂，加上宏观经济的变化，房价下跌，引发了美国储贷协会危机。

（三）允许金融业混业经营

低实际利率导致银行资金通过影子银行流向金融市场，银行利润大幅下降，并寻求开展证券业务。美联储根据《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第20条（S20）有关银行控股公司在业务收入占比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可以从事一些证券承销等业务的授权，从1987年开始逐渐放松限制，允许商业银行的投行收入提高至不超过总收入的5%，1989年再次提高至10%，1996年又提高至25%。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美联储顺应金融市场大发展的趋势，允许商业银行承销抵押支付债券和资产支持证券，后来又扩展至承销商业票据、公司债、股票等。1999年美国通过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标志着美国金融业进入混业经营的新时代。

一方面，金融机构采取金融控股公司形式进行银行与非银行机构间的业务合作，集团内部各子公司之间采取风险隔离措施，防止了风险的传递和相互感染。另一方面，随着混业经营的发展，特别是次贷危机爆发前的一段时期，大型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纷纷成立了特殊目的载体（SPVs）以及交易商等影子银行机构，深入参与到引爆次贷危机的影子银行体系中。

（四）推广资产证券化，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 首先，影子银行发展，金融脱媒加剧。为解决银行负债端受到管制而造成的资产和负债流动性失衡，美国政府积极引导资产证券化，组建了政府国民抵押贷款协会、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和联邦住宅抵押贷款公司等机构。20世纪80年代之后美国的资产证券化快速发展，基础资产从早期的房地产抵押贷款，迅速扩展到汽车贷款、各类设备租赁等所有能够产生预期现金流的中长期贷款上，并形成了普遍流行的“发起―分销”模式。其次，积极发展债券、股票、货币等资本市场。1971年建立了二板市场NASDAQ，1990年建立了场外电子柜台交易市场（三板市场）。

资产证券化减少了银行资产和负债的不平衡，避免了银行受到金融脱媒可能产生的风险。多层次资本市场成为重要的融资来源，缓解了银行信贷需求压力，也减少了银行高息竞争存款和从事高风险信贷的冒险行为。但是，资产证券化，特别是信贷资产证券化，后期发展成为以抵押贷款为基础资产，涵盖一系列如ABS、CDO、SPV、SIV等金融工具的极其复杂的影子银行体系，它存在的高杠杆率、信息不透明、期限错配以及游离于监管体系等问题，引发了美国次贷危机的发生。

（五） 金融法制建设

美国重视立法和规章先行，先后完成了对证券化、非银行金融市场及工具、金融控股公司的一系列立法，使影子银行有法可依、功能定位明确、相对规范化和透明、银行业的外部竞争也相对有序（陆晓明，2014）。此外，为应对利率市场化及混业经营，美国出台了一系列配套的相关法律，如1987年《银行公平竞争法》、1989年《金融机构改革、复兴和强化法案》、1991年《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改进法案》等。美国的金融立法，促进了美国金融业总体平稳发展。

四、对当前阶段我国影子银行政策应对的启示

通过横向上对比我国曾经出现过的影子银行，纵向上比较分析美国的影子银行，对如何应对我国当前的影子银行，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一）做好政策协调，渐近进行政策转型，结构性放松信贷政策

一方面，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科学评估经济政策的短期和中长期影响，做好宏观经济之间的过渡与协调，尽量避免经济政策出现激烈的变化甚至是转向。另一方面，实现经济政策与金融政策的协调。经济政策要有助于金融资源的均衡配置，促进金融跨区域、跨业态的协调发展。此外，要使金融制度与经济政策目标一致。在现阶段，可考虑在控制总体货币供应量的前提下，适当放宽有助于国家经济转型的相关产业的信贷政策，既缓解在多层次资本市场尚不健全的情况下出现的无序金融脱媒，又能促进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

（二）有序推进利率市场化

利率管制是我国当前影子银行发展的重要原因，利率市场化是应对影子银行风险的重要措施，但利率市场化不能一蹴而就。利率市场化将使银行利差收小，在当前经济处于“三期叠加”时期，房价下行压力加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问题突出，同时银行息差收入占比大，过于激进的利率市场化可能面临着巨大的金融风险。我们应该吸取美国储蓄贷款协会危机的教训，建立能够防范风险而又减少引发道德风险的存款保险制度，扩大银行业非息差收入，提高银行的风险应对能力，有序推进利率市场化。

（三）限制杠杆倍数、提高透明度，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

我国目前的影子银行主要是银行信贷的补充，是在银行资产端和负债端受到管制情况下发展起来的。美国20世纪70年展信贷资产证券化的经验值得借鉴。信贷资产证券化可以减轻银行的信贷需求压力，提高银行的资产流动性。但是，我们也要吸引美国次贷危机的教训，限制以抵押品为基础资产进行融资及交易的杠杆倍数，加强资产证券化产品的信息披露，提高透明度。

（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

丰富债券市场品种，完善创业板，加快推进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新三板）相关业务，积极发展各类风险投资基金，从而丰富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设，有助于减少银行的信贷压力，有助于中小企业通过规范、合法的途径进行融资，促进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

（五）疏浚结合、分类监管，加强影子银行的立法建设

影子银行的发展有其必然性，在一定时间和范围内具有积极的作用。美国利率市场化前后以及次贷危机后的影子银行监管，主要是通过立法的形式给予规范和引导，而非简单地禁止。我国的影子银行，也应分类监管，建立和完善不同形态影子银行的法律法规，使其规范发展。

（六）动态调整货币政策中介目标

应对影子银行，我国应根据金融的发展，适时调整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短期内，在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框架下，调整货币供应量的统计口径，将影子银行纳入统计范畴，继续完善社会融资总量指标。中长期内，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要逐步过渡到以真实利率作为主要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