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农村教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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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农村教育政策范文第1篇

一、当前农村教育发展研究回顾

国内关于农村教育发展的研究，代表作有以下成果:李少元的《农村教育论》、谈松华的《农村教育:现状、困难与对策》、马戎和龙山主编的《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的区域差异、24县调查》和《中国农村教育问题研究》、袁桂林的《中国农村教育发展指标研究》、翁乃群主编的《村落视野下的农村教育:以西南四村为例》等等。可以说国内对农村教育发展的研究成果还是较为丰富的。

1.关于当前农村教育发展现状研究的进展农村教育对我国的现代化进程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但从已有的研究来看，当前农村教育的现状并不乐观。任平指出在建设“新农村”的过程中，农村教育正徘徊在“有为”与“难为”之间;［2］邓琴等人的研究指出，中国城乡发展的不平衡造成了教育的城乡二元化发展格局;［3］李芳云的研究从经费投入、基础设施配置、农村师资配置方面剖析了农村教育存在的不公平现状。［4］

有的学者从功能论的角度对农村教育的现状进行研究，他们认为功能的弱化反映出农村教育现状的不容乐观。如曹晶的研究结果说明当前农村教育对社会流动的作用越来越弱化;［5］谢俊红分析了当前农村教育现状对农村经济的影响，农村落后的教育现状制约着农村经济增长。［6］有部分学者对农村地区特定研究对象的教育状况进行了研究。如董强等人对中国农村教育领域的性别不平等进行了研究;［7］马洪江等人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农村教育中存在的师生比偏高、软硬件建设滞后、三低一高现象进行了研究;［8］刘新科专门对中国西部农村教育的现状开展了相关研究。［9］

有的学者在研究农村教育问题时将理论与实践进行了结合，如刘小锋等人运用公共物品理论，以福建省40个行政村为例，通过入户调查资料及数据对农村教育的供给状况进行分析，得出农村教育供给陷入短缺困境的结论。［10］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民对农村教育的要求也在发生着一些变化。秦玉友等人指出随着农村教育的发展，农村教育的主要矛盾从扩大教育规模实现教育普及转向关注教育质量和有效提高农村人口素质的竞争力。［11］

提高农村教育质量逐渐成为当前农村教育发展的时代主题。此外，当前学术界也越来越重视农村教育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如邬志辉等人指出，农村教育在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处于关键性、战略性的地位，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农村教育发展指标体系来评价、监测和指导我国农村教育发展是非常必要的。［12］

2.关于当前农村教育发展问题研究的进展

当前农村教育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可以说是学界最关注的问题，这是研究农村教育问题的学者所共同关注的。很多学者对当前农村教育中所存在的这些问题的危害性进行了研究，如王文龙等人指出城乡教育差距的长期存在导致农村内部教育的分化，这带来了一系列恶果;［13］孙艳霞等人指出处于困境中的农村教育促进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功能是存在限度的。［14］

此外，也有学者如万运京从各个方面具体罗列了农村教育中存在的问题。［15］有部分学者对特定的区域、对象的农村教育问题开展了相关研究。如毛书林指出发展西部教育，特别是西部农村教育任重道远，仍存在历史、观念、体制和教师短缺等问题;［16］张西爱等人对海南民族地区的农村教育进行了研究，指出其农村教育仍远远落后于其他地区。［17］对农村教育发展中存在问题的研究视角是非常广泛的，有学者从教育政策、教育财政、教育管理体制、教育信息化等一些具体的问题着手进行了研究。如胡伶从公共选择理论视角出发，分析了城镇教师支援农村教育政策执行过程中所遭遇的阻力;［18］张乐天指出，综观农村教育发展支持政策的实施，在看到它的积极影响和良好成效的同时，也须认识到政策实施存在的问题;［19］刘惠林探讨了我国农村教育财政面临的主要问题;［20］杨锦兴通过对广西贵港市实施农村义务教育管理新体制的调查，从教育行政的角度对“以县为主”的农村教育管理体制面临的问题进行了研究;［21］解月光等人对农村教育信息化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研究。［22］

还有的学者如安晓敏、［23］李军对教育贫困、［24］教育消费等一些特殊的问题进行了研究。有的学者在研究农村教育面临的问题时借鉴了国外的一些研究成果。如秦玉友对美国、印度、日本农村教育发展中的主要问题进行了研究，并指出对这些问题予以关注和研究对我国农村教育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25］武锐等人根据数据统计分析，对比中日农村教育投资效率现状，梳理出了我国农村教育投资效率的主要问题，他们指出我国的农村教育投资效率总体来说仍处于较低水平。［26］

3.关于当前农村教育发展对策研究的综述

如何有效解决当前农村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可以说是学者们一直在探讨的问题，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是较为丰富的。有的学者对现有的对策建议进行了反思，如杨挺等人指出当前解决农村教育问题的政策和建议大部分是基于帕累托最优理论设计的，所以政策和建议的可操作性效果并不好。［27］很多学者对如何解决当前农村教育中存在的问题给出了自己的建议，这其中既有偏向理论性的建议，也有偏向实践性的建议。如胡俊生等人提出，为了解决当前农村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应该顺应城市化潮流和民众意愿，实施农村中学由乡向城的转移;［28］陈旭峰指出农村教育应该在城乡一体化的框架之下适时地开展分流教育;［29］杨志军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视野下探讨了我国农村教育的体系创新;［30］梅健等人指出政府在农村教育上的最大责任也是最大作为就是在全社会中进行一种价值引导。［31］有部分学者如毛书林、吴淑娴等人分别对中国西部、中部等相对落后地区如何解决农村教育问题进行了探讨。［32］［33］

在如何有效解决当前农村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上，很多学者借鉴了中国近代一些教育学家的的思想。如叶凤刚通过研究黄炎培的乡村教育思想得到了一定的启示;［34］刘小红等人指出，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与经验对我国当前的农村教育改革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35］刘河燕对当代教育家晏阳初提出的“四大教育”和“三大方式”的乡村教育模式进行了研究。［36］

此外，在研究解决当前农村教育问题的对策时，还有很多学者借鉴了国外的一些先进经验。如冯广兰根据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兴办农村教育的经验，提出了解决农村教育问题的对策;［37］赵丹等人通过对斯里兰卡等发展中国家关于教育资源共享模式的探索，分析了这些经验对我国中西部农村学校布局调整工作的启示意义;［38］刘贤伟通过研究马来西亚农村教育资助项目，探讨了其给中国农村教育政策带来的启示;［39］解月光等人通过研究俄罗斯农村教育信息化发展情况，提出了对我国的启示意义。［40］

二、对当前农村教育发展研究的评述

通过对已有文献的回顾笔者发现以下几点:第一，学界关于农村基础教育培养目标的讨论，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两类，即“留农论”和“离农论”，但主张农村基础教育的培养目标应该定位在“留农”的研究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主张“离农”的研究，在学界“留农论”占据着上风，这当然与国家的政策导向存在很大的联系。第二，解读国家已有的关于教育的政策，可以看出农村基础教育培养目标也是定位在“留农”上，农村教育的主要目标是要培养热爱农业，从小立志为家乡农业生产服务的学生，就是要培养为农村建设服务的人才。可见政府也表现出了极强的“留农”倾向。第三，已有的研究已经开始从教育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等多学科、开放的角度研究农村教育发展的现状、问题与对策，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关系。第四，已有的研究更多的是侧重于现象的描述，对农村教育发展问题的症结或原因作了分析与论证，但对于如何解决问题缺乏系统的理论探讨。第五，在已有的研究当中，研究方法重理论研究，少实证分析，大多数文章是解释性，实证性文章比例较低，这也是农村教育研究不能走向深入的原因之一。第六，已有的研究多数是在宏观的层面上来研究农村教育问题，也有少部分是在微观的层面上来研究农村教育问题，但没有很好地结合宏观与微观的视角，降低了研究的说服力。第七，已有的对农村教育问题的研究没有很好地结合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这两种方法的有效结合能够更好地说明与解释农村教育问题。

三、对农村教育发展研究的展望

1.今后研究的重点

对于一项理论和应用相结合的研究，农村教育发展研究要解决的问题很多。笔者认为今后研究的重点包括如下四个方面:第一，更加深入了解农村地区教育发展的现状与问题。只有在了解农村教育的现状与问题的基础上，才能对不同区域的农村教育因地制宜地提出对策，从而有效解决农村教育中面临的问题，推动农村教育发展，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第二，农村教育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教育的目的在于提高人的素质，积聚人力资本，从而促进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教育是一种投入，而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则是一种产出，研究投入与产出的关系可以验证这种投入是否合理有效，从而可以为农村教育的改革提供方向。第三，比较不同农村地区教育发展中的现状、问题与对策。通过横向研究达到纵向研究的效果，总结发达地区农村教育的经验，为落后地区农村教育的发展提供参考。按照“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梯度推进”的原则推进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第四，国外农村教育经验对中国的借鉴意义。通过文献资料更加深入全面地了解国外农村教育的政策、投资体制、管理体制、教育结构、资源配置等情况，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为当前农村的教育发展提供借鉴经验。

2.今后研究的难点

对于今后农村教育发展的研究，如果要在宏观与微观、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阐明问题，又要考虑社会变迁因素，难度是很大的。笔者认为最大的难点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农村教育地区差异较大。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农村教育差异较大，即使在各个地区内部的农村教育也存在很大的差异，这一情况决定了对于农村教育很难有统一的模式，要根据地方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提出发展农村教育的对策，这无疑是今后研究的一大难点。第二，农村教育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复杂。农村教育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存在很多潜功能，农村教育的作用很多时候是间接的，很难为我们所发现。教育投入的回报周期是很长的，在有些农村地区教育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还没开始显现，这些情况决定了要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难度很大。第三，不同地区之间农村教育的横向比较很难达到纵向研究的效果。地区之间社会经济状况的差异性决定了要在不同地区之间对农村教育进行横向比较的效果较差，很难达到纵向研究的效果，对落后地区农村教育发展的借鉴意义有限。而今后的研究如果想要通过横向比较达到纵向研究的效果，这无疑也是一个难点。第四，借鉴国外农村教育经验要结合中国农村各地的实际情况。国外农村教育的成功经验不能照搬到中国，而是要结合各地农村的实际情况。国外的成功经验也许在中国有些农村地区适用，而在另外一些农村地区则不适用。因此在借鉴国外经验时，一定要充分考虑农村各地的实际情况，有选择地借鉴。这也是今后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面临的一个难点。

关于农村教育政策范文第2篇

关键词：教育政策；农村家庭；教育消费；影响

教育政策是实现整个国家教育发展目标的重要手段，反映了政府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对教育发展不同途径和方向的选择，其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政府对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意志与愿望。从1985年开始的教育体制改革到2006年这22年间，年均出台88.8件教育政策，这些政策的出台促进了教育的快速发展，同时也改变了家庭教育消费，特别对收入增长缓慢的农村来说，教育政策变化影响着他们的家庭生活消费。

一、教育政策的变化发展

（一）不同类型划分的教育政策变化分析

1、教育管理政策的内容及主要变化。一是各种宏观指导性的政策，主要包括法制建设、政治思想教育等方面的内容，该政策的变化主要强调了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和弘扬社会主义精神风貌。二是教育经费的政策，主要包括拨款、学费、国家助学贷款等方面的政策，其变化始于1985年。在这之前，中国教育财政体制主要是单一的国家供给制，无论义务教育还是非义务教育，由私人分担的比重都不大。1985年后，基础教育实施财政分权改革，基础教育投资责任层层下放，农村地区教育筹资负担加重，特别是非义务教育收费制度改革提高了教育收费标准，使家庭分担教育成本的比例不断上升，其变化对家庭教育消费影响较大。三是教育管理的政策，包括教育举办权、后勤社会化等问题，该政策的变化强调了教育决策的自、不同层次办学主体的资格以及高校后勤管理社会化的问题。四是教育环境的政策，该政策主要强调包括校园周边环境、学生外出活动安全、校园文化建设等内容。

2、教育教学政策的主要内容及主要变化。教育教学政策主要包括以下5种政策：一是教学的各种具体政策，包括课程、教材、教学计划等方面的政策；二是关于教师的政策，包括教师的培养、培训、聘任等问题；三是关于学生的政策，包括学生的学习、思想、品德等问题；四是关于质量的政策，主要反映在优秀人员奖励、教学评估等方面；五是有关学术的政策，包括学术组织建设、学科建设等方面的政策。这些政策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对教育教学单位自主办学条件下的教学活动规范化管理，其变化对农村教育消费的影响很小。

（二）不同层次划分的教育政策变化分析

1、基础教育教育政策变化。基础教育是提高整个人民群众和民族的文化素质，关系到整个民族文化和素质的根本。因此，国家不断地集中精力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政府及教育主管部门不断制定和出台政策指导来支持基础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基础教育投资责任的变化：基础教育投资责任层层下放，农村地区教育筹资负担加重，为了扭转了农村教育政策不力的状况，2006年起开始实行了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的重要政策。

2、高等教育教育政策变化。高等教育是培养高层次专门人才的教育，它是一种非义务教育，且其常具有十分突出的专业性。中国的高等教育由过去的精英教育逐步向大众化教育转化，高等教育收费由国家主要供给逐步向个人负担转变，大众化教育使得高等教育不断扩展，特别是1999年后的扩招，高等学校的数量急剧上升，为了适应时代对高等教育超常规发展的要求，出台了一系列教育政策来规范和引导高等教育。这些高等教育政策的变化主要体现在教育经费、教育教学管理、教育管理等方面，而且这些政策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教育的产业化

和市场化。

二、教育政策变化与农村教育消费的影响

（一）农村教育消费变化状况

本文以中部地区的江西省1995～2007年农村居民的教育文化人均现金支出为例来说明农村家庭教育消费的变化状况。

1、农民家庭教育消费支出成为家庭消费的主要部分。从表1可以看出，文教支出占家庭消费支出的比重一直维持10%以上，最高达16.23%。对于广大农村家庭特别是中西部农村家庭来说，教育消费支出在农村家庭总支出中居于首位，这多是以农村家庭一部分成员取消享受资料、发展资料，仅维持低层次的生存需要为代价的。

2、农民家庭教育消费结构比较单一，学费支出成为教育消费的主要部分。农村教育消费比较单一，消费支出主要为学费支出，学费支出占教育支出的比例基本上都在75%以上，特别在高校扩招和还没有实行农村义务教育免费的那几年，学费支出基本上占教育支出的80%以上，最高达84.94%。这一点说明农村除了缴纳学费以外，用于提高综合素质的其他教育却很少。

3、国家义务教育免费政策使农民受益。2006年开始在西部地区和部分中部地区实施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的重要政策，从表1的数据可以看出，农村教育消费占收入和占消费支出的比例从2006年开始有所下降，到2007年均下降近2个百分点。

（二）教育政策变化对农村教育消费的影响

教育政策对农村消费影响最大的政策就是教育经费的政策，其变化特点若拿“90后”的话来说就是“以前读小学要钱，读大学不要钱，轮到我们现在是读小学不要钱，读大学出大钱”，这说明了基础义务教育与非义务教育在收费方面的差异。由于目前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免除了学杂费、书本费，初中生每学年的收费仅400元至800元，对于农村来说负担也不算不大。随着中考和高考升学率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农村学生进入高中或中职学习，非义务教育的高中（高职）及高等教育的教育消费支出大增。以江西省调查为例，高中生每学年的收费为2000~3800元，另外由于乡镇级的高中制学校较少，基本都集中到县城及以上，所以农村学生多数都是住校，因此住宿费、伙食费等费用的支出对于农村家庭来说偏高。

另外，高等教育消费年年递增，已成为一些农村家庭的最大负担。从1995年至今，大学学费从每年几百元一路飙升至4000-8000元不等，学费猛涨约15倍。40%的农村家庭认为教育消费支出负担重，50%认为较重，只有10%认为轻。这道出了教育体制的改革使我国高等教育经费由国家财政单一供给向多渠道筹集转变，多种渠道的学校自筹经费在高校经费投入结构中的比例呈上升趋势，这使得高校向受教育者收取较高的学费，这对大部分农村家庭的教育消费形成了一定的压力。

（三）教育消费支出对农村家庭生活水平的影响

教育政策使农村的文化水平大幅上升，科技文化给农民增收带来了收益，农村生活水平日益得到改善，农村教育消费支出增加。但在农村出现的教育消费型贫困与当前教育收费居高不下密切相关，使得农民不堪重负。从表1数据可知2007年江西省人均可用于储蓄的金额最大为1102元（用收入减去生活消费支出），而1位大中专生1年的学费最低在4000元以上，也就是说，农民家庭中4人才能送1个大中专生上学。而因“家庭收入低-没钱投资教育-子女就业机会少-子女收入低-新一代家庭收入低”，这成为一个贫困代际传递的“怪圈”，“教育消费型贫困”带给许多农民担忧的前景。

三、提升农村教育消费的对策

（一）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致富能力，提升教育消费能力

虽然全面免除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政策，使农村文化水平得以提高，但农民的教育消费质量和水平依然不容乐观，现行的高教收费政策对广大农民来说压力依然巨大。因此，积极关注地方特色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出台具体的支农措施，支持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致富能力，拓宽农民增收的渠道，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农村居民教育消费的承受能力。

（二）提高大学毕业生就业率和教育投资回报率，增强农民教育消费的信心

对于农村家庭而言，接受教育要付出很高的成本，其接受教育是为了改善生存条件，但其收益却并不明显，这显然会抑制农村教育消费的增加。各级主管部门、高等学校和用人单位要积极推动大学生就业工作，组织指导和管理毕业生就业供需见面、双向选择活动，搭建各种双选平台，提供公平竞争的就业机会，提高大学毕业生就业率。另外一方面可以对农村大学生回乡创业提供补助或提供创业基金，一定程度上实现教育消费的投资回报，提高农民教育消费的积极性。

（三）加强金融部门对农村教育国家助学贷款的支持力度，积极推进国家助学贷款工作

金融部门要在教育消费方面有所作为，积极配合政府有关部门认真落实已经出台的各项助学贷款政策，及时了解掌握贫困学生助学贷款的实际需求，加强助学贷款品种和服务方式创新，探索将保险引入助学贷款业务的新途径，对符合条件要求助学贷款的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提供贷款支持。

（四）设立国家奖学金、助学金支持农村学生，减轻农村家庭教育消费负担

政府可以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投放更多的资金用于国家奖学金、助学金项目，鼓励学校通过各种途径设立更多的奖学金项目，这样既可以鼓励农村贫困的品学兼优学生勤奋学习，有可以为农村家庭教育消费减轻负担。

参考文献：

1、谢维和.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政策走向分析――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教育政策数量变化研究[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6(3).

2、苏黄兵,李金花.对农村教育消费状况的调查分析――以广西上林县为例[J].广西金融研究,2008(5).

3、程林顺.提升农民教育消费力的思考[J].河南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职业教育版),2005(4).

关于农村教育政策范文第3篇

这项政策引起了当地教师的强烈不满，但其目的很明确，部分原因是为了加强农村师资力量，促进农村教育发展。然而这项饱受争议的措施能否达到上述效果，果真能够让农村教育从中受益吗？笔者希望通过更为具体和深层次的发问，来探求这一问题的答案。

促进教育均衡还是延续教育歧视？

正如公开信中所引，《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快缩小城乡差距。建立城乡一体化义务教育发展机制，在财政拨款、学校建设、教师配置等方面向农村倾斜。率先在县（区）域内实现城乡均衡发展”，与此同时“教育均衡”的理念也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广大中小学教育工作者的一致认可，可以说当下无论是从观念上还是实际行动上，关注农村教育、缩小城乡差距从而更好地促进我国基础教育事业的进步都已经成为了共识。可是部分教育管理者与决策者并没有认真研究“教育均衡”背后蕴含的教育思想，没有把握到其本质内涵，也就不可能正确地用其来指导实践，开展教育工作。

例如，教育均衡发展的核心是追求教育公平，总理说：“教育不公，是最大的不公”。政府提供给每个孩子的学习条件、权利、机会应该是平等的。保证受教育者接受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所必需的校舍、设备、师资等基本条件，均衡配置教育资源，是让全体适龄儿童少年享受平等教育的基本体现，也是教育事业发展义不容辞的责任。教育均衡发展离不开这样的公平观，但是教育公平首先要做到地位上的平等，对城市教育和农村教育相应的地位应该是一视同仁的。那么在水城县的做法中我们能看到什么？考核排名末位、教学能力差的教师被下派到农村并降低工资待遇，以作为对教师工作不力的一种惩罚性措施，让人联想到古代的“流放”之刑，这岂非是把农村教育领域作为“边远荒凉之地”的裸歧视？

相关专家早已指出，相比与对农村财政、设施等实质性的资源倾斜与加大投入力度，改变长期以来的那种认为城市教育始终优先于农村教育、农村教育跟着城市教育走的固定僵化思维更为重要，这是一种歧视农村的教育思维，导致的后果就是歧视性政策的不断出台，对农村教育歧视的默许和延续。

师资分配上的雪中送炭还是帮倒忙？

制约农村教育水平的两个核心条件是基础设施和师资，后者往往更为重要。基础设施可以通过加大财政投入来建设，师资力量却是农村教育中始终难以解决的头等问题。仅就小学而言，2011年，各地区农村小学高级教师比例普遍低于城市，城乡差距过大，差值达9个百分点，这将严重影响农村中小学教学质量的提高。2011年，城乡差距较大、农村小学高级教师比例较低的省，东部地区有北京和福建；中部地区有海南、河北和安徽，其城乡差值均在10个百分点以上；西部地区有贵州、新疆和青海，其城乡差值均在15个百分点以上。2009年至2011年，12个省小学高级教师比例的城乡差距在扩大，重庆、上海和河南均扩大幅度较明显，均在2个百分点以上。受制于交通、住房、生活条件等复杂的社会因素，加上农村学校的低福利和落后的基础设施建设，农村教育难以吸引优秀师资，甚而大量外流，农村教师加入了人才流动的大潮，这使本来就虚弱不堪的农村教育雪上加霜。

初看之下，水城县的做法似乎是为农村教师队伍“雪中送炭”来了，充实了农村教师资源，提高了农村教师的整体教学水平。然而，教育政策的好坏需要我们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因素并根据实效来加以评断，不能只看它的目的如何与纸面上的设计。水城县下派教师到农村的举措能够收到上述成效的前提在于，下派的教师在业务水平与职业素养上确实高于农村学校中的教师，为农家子弟带去更丰富扎实的知识与科学有效的学习方法，帮助他们更好的成长并完成求学的梦想。

那么这个前提能否成立呢？首先看教师的教学能力。水城县下派到农村学校的教师是在考评排名中的末位人员，也就是在现行的教育考核体系下教学业绩最差的教师才会被下放到农村学校。何以见得城市学校中教学能力最差的教师的教学水平就要高于农村教师队伍的平均水平呢？笔者从网上了解到，在河南焦作某些地方一般都是让“老弱病残”老师或者快退休的老师去支教，这些老师在教学过程中出现各种错误与纰漏，结果反而得不到农村师生的欢迎。

其次，水城县这种简单粗暴的做法也会严重挫伤到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引发他们的不满情绪。正如信中所说，“按这个规定，岂不是即使你这个学校所有的老师都认真工作，都很优秀，每年也总得有2位排名末位的，也得下放到乡镇去锻炼学习？”，“这让我们很悲哀、很伤心、很担忧”。可想而知，如果被下放的教师带着这样的情绪和体验去参加农村教育工作，哪里能够对农村的教育事业倾注自己的热情和心血？而在工作积极性和职业态度上都大打折扣的下派教师显然不能有利于农村教育的进步。

如果水城县这项做法得以实施的话，我们更有可能看到的是一些教师队伍中的不合格者在农村教育中误人子弟，或是被下派到农村的教师情绪低落，消极对待工作。更坏的情况甚至是影响到农村原有教师队伍的稳定，导致本就薄弱的农村师资力量进一步瓦解，出现“帮倒忙”、“开倒车”的局面。

公平与效益，不可兼得还是相得益彰？

不难看出，水城县的做法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想要主观地贯彻教育公平的原则，一是在此基础上能够提高城市和农村双方的教育效益。然而经过以上分析，在笔者看来这项试图兼顾公平与效益的举措并不能收到让农村教育受益的预期效果，反而让教育公平和农村教育的效益都遭到了破坏。

如果我们把视野扩大来看，公平与效益问题也是教育均衡发展所要面对的难点问题。如果完全只从公平角度出发去制定和实行有关政策，就必然会丧失教育效益，也是有许多弊端的。近年来，韩国、日本等国家就发现，他们在推行“平准化”政策后，义务教育逐步丧失了效率。那么手否教育公平和教育效益就不能共存了呢？

我们先对教育公平与教育效益的定义来做一个大致的了解。关于教育公平的解释有很多，罗尔斯《正义论》中关于公平的定义是“一、每个人都能获得最广泛的、与其他人相同的自由；二、一个人获得的不均等待遇，如地位、职位、利益等应该向所有人开放；三、如果起始状况（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同，处于不同地位者的利益就应该用‘补偿利益’的办法来保证。”公平、正义原则在社会科学领域具有很强的普适性，教育公平作为确保个体发展的基本权利有效途径之一，也完全可以以上述原则和标准来执行和衡量。而教育效益是一种结果性的概念，主要是指教育所培养出来的人才的质量规格，是教育投入与教育产出之间的比率，是教育发展不可或缺的动力之一。

从教育自身良性发展的需要来看，教育公平与效益缺一不可，在义务教育和中等教育阶段，应该首先强调教育公平。我们强调教育公平，不会回到传统体制固有的平均主义，而是说需要进一步重视教育公平，在效益与公平关系上加大公平的分量。具体实践中合理和可行的策略应该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近似的区域内，努力追求义务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而不是像水城县的做法一样仅凭主观推断。

总之，水城县的做法不仅仅只是一个简单的决策上的失误，它映射出了我国在推进教育均衡发展，完善教育体系过程中所面临的众多问题和困难。我们究竟需要采取什么措施才能真正加快农村教育发展，缩小城乡之间的教育差距，值得深入地思考。我国70%是农村人口，农村教育的发展直接关系着国家的未来，一些类似的政策对农村教育的歧视，将会直接导致农村教育质量的滑坡，使农村教育深受其害，而非从中获益。

关于农村教育政策范文第4篇

桂馨教育基金会和阳光文化传播公司拍摄的纪录片《教师》，深情地展示了作为文明传统的师道，至今仍在深山郊野熠熠闪烁，接续着民族文化的香火。乡村教师所承载的沉甸甸的社会责任，是在灾难时刻感天动地的献身，也是在贫困煎熬之中的坚守，不忍放弃孩子成为一个最强大和最终的支点，构筑着师德的脊梁，点燃了师道的灵魂。这种责任，首先是一种热爱，对学生、对孩子、对家乡的爱；其中也包含着喜爱，一种对教师职业的爱好。有没有这种喜爱，是一个重要的分野，区别了谋生混事还是忠于事业。为此，他们甘受清贫，义无反顾地在大山深处传薪播火。

事情还有另外一面。叫一声教师太沉重，不仅是对师道师德的崇仰和敬重，也是对世道不公的愤懑和倾诉。日渐荒芜的故乡田园，乡村教师难以为继的困境和农村教育的危机，凸显了师道的陨落和坚守这样紧迫而重大的主题。这是千百年来从未出现过的现实：教师正沦为农村社会中地位最为低下的一群，缺乏生存的尊严和保障，成为家人邻里最无奈、最悲催的榜样。片中展示的农村教师，许多是在山区偏远的办学点从教的代课教师。与外来的“公家人”不同，他们是生长在农村社区的村里人，看守养育的是自己的娃。今天，我们特别需要认识这种“乡土教师”的价值，在这些最偏远、贫困的乡村，只有这样的教师才可能扎根生存，成为“用得上、留得住”的农村教师。然而，这些无可替代的乡村文明播火者，或许正在成为无可传承的最后一代。

中国教育的重点和难点是在农村，而农村教育的根本问题是教师。这是一个需要不断拨乱反正加以恢复的常识。学校简陋一些，场地、实验室不达标都不要紧，有教师就有学校，有好教师就是好学校。近些年来，随着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校舍、办学条件等逐渐改善，农村教师已经成为当前最突出的瓶颈。由于师资短缺和地方财力不足，不少贫困边远地区仍大量聘用非正式、廉价的“代课教师”。2006年教育部曾提出“清退”代课教师的政策，然而，在西部农村地区要完全“清退”代课教师不仅是不符合实际的，也是不人道的。对这些在最艰苦条件下默默担当义务教育重责的乡村教师，必须予以善待，予以职业尊严和妥善的安置。

一些地方已经采取有效措施解决这一问题。2007年，重庆市通过统一考试使8000名代课教师转为公办教师，部分不合格的教师被解聘时，按照国家政策和《劳动法》有关规定给予一次性补偿，一举解决了遗留已久的万名代课教师问题。最近的好消息，2012年新疆将全面启动农村代课教师定向招聘工作，出台了《自治区为边远农村中小学定向招聘教师的实施意见》、《自治区关于解决已离岗农村代课教师问题的实施意见》两个重要文件，下决心突破现有政策，提供财政支持，统筹协调，整体谋划，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关于农村教育政策范文第5篇

关键词：社会分层；农村教育；发展；离农；为农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4289（2012）04-0008-03

随着国家明确农村教育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重要地位，把农村教育作为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1]，特别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为《纲要》）提出将“加快缩小城乡教育差距、促进教育公平作为教育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以来，社会各界对农村教育的发展越来越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农村教育迎来了一个大好的发展时机，但是农村教育的实践却没有很好地跟进。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学术界在农村教育的发展目标和功能定位上存在着“离农”和“为农”的悖论。农村教育的目标定位直接影响农村教育的发展方向以及发展前景，社会分层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一、社会分层理论与农村教育

社会分层是根据获得有价值物的方式来决定人们在社会位置中的群体等级或类属的一种持久模式[2]。也就是说，不同的阶层占有的资源是不同的。社会分层理论的代表人物有马克思、韦伯和布尔迪厄等。马克思从经济这个角度，以占有生产资料的多少将阶层划分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韦伯从权力、财富和声望三个方面对社会阶层进行分类；布尔迪厄则认为社会分层主要是由于资本的不平等分配所致，他将资本分为四种类型：文化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当代中国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经过广泛调查，将我国阶层分为十类，分别为：(1)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2)经理人员阶层；(3)私营企业主阶层；(4)专业技术人员阶层；(5)办事人员阶层；(6)个体工商户阶层；(7)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8)产业工人阶层；(9)农业劳动者阶层；(10)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3]。

在社会学家看来，教育、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三者是相互关联的，教育对社会阶层的合理分布和社会结构变迁具有促进作用，这主要是通过促进社会流动进行的；社会分层受教育者接受何种教育影响，同时教育能够促进社会结构合理分层的实现。既然教育对社会分层具有促进作用，那么农村教育也不例外。社会分层理论认为，研究者所持的价值立场不同，对于农村教育发展的目标定位也会不同，这就造成我国农村教育在目标定位上存在着“离农”和“为农”的悖论。国内学术界在表述这对矛盾时所使用的概念略有差别。一种表述是“离农”和“为农”。提出反对意见的人认为，“为农”中包括了“离农”的含义，也就是说伴随着城镇化的推进，“为农民着想”教育的重要内涵就是帮助农民离开农村。另一种表述是“离农”和“务农”，对这种表述也有反对者，他们认为“离农”是从教育目的的角度提出的一对概念，而“务农”表现的多是工作选择，在逻辑内含上不对称[4]。在本文中，使用的是“离农”和“为农”这种表述。

二、社会分层视角下的农村教育发展悖论

（一）“离农”教育与农村社会发展的背离

所谓“离农”教育，就是以城市为中心，为城市培养高级技术人才，培养离开农村、农业和进入城市主流文化而不是回归乡土文化的人才[5]。这种教育满足了农民对自己的子女通过学习考上大学,通过教育改变社会身份，获得社会升迁，成为城里人，过上城里人的都市生活的愿望。而农村孩子读书最大的动力就是“跳出农门”，摆脱父辈们世代务农的命运。

“离农”教育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这与我国社会发展和特殊的国情有着紧密的关系。1954年刘易斯（William Arthur Lewis）在《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指出，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二元经济结构，即国家经济中含有两种性质不同的结构：一个是以传统的农业为代表的农业社会，一个是以现代化方式进行生产的城市社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制定了先发展城市、后发展农村的发展战略，人为地造成了城乡发展不一致，形成了两个不能整体、均衡发展的二元社会[5]。由于建国初期的特殊国情和赶超英美的迫切愿望，国家采取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政策，为了获得工业发展所需的原料，国家制定了一系列的强制性制度，使农村服从于城市的优先发展，人为地加剧了城乡二元结构的分化，造成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处于缓慢发展甚至停滞状态，远远落后于城市社会经济发展。

对于农村教育发展的这种“离农性”取向，早在20世纪初期，陶行知先生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他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做房子不造林；他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他教人分利不生利；他教人农夫子弟变成书呆子；他教富的变穷，穷的变得格外穷；他教强的变弱，弱的变得格外弱”[6]。而到了改革开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后，农村教育中的“离农性”倾向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愈演愈烈，成为困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瓶颈”。“步入新世纪，今人对农村教育的指责与1920年中国乡村教育运动者的批评，何其相似，历史的车轮已经碾过80多年的岁月，何以中国农村教育几乎依然如故，这不能不令人深思。”[7]

（二）“为农”教育与学生个体发展的缺位

所谓“为农”教育，就是强调农村教育发展更应该使农村教育“农村化”、“自然化”，为满足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而培养“为了农村,面向农村，改造农村”的人才[8]。这种取向符合国家发展“为农村的农村教育”的政策诉求，因此成为政府制定农村教育政策的依据。

“为农”教育的提出也是有渊源的。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教育运动中，晏阳初、梁漱溟和陶行知等一批爱国知识分子和教育家，出于提高全民族素质以振兴国家的良好愿望，对我国的农村教育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晏阳初认识到，中国的大多数人民是农民，中国是以农立国。要想普及中国的平民教育，应当到农村去。根据农村的“愚”、“穷”、“弱”、“私”四大基本问题，他提出了“四大教育”与“三大方式”和“化农民”与“农民化”的教育理论来进行乡村教育实验。梁漱溟在认识到中国社会是一个“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社会的基础上，实施农村教育，重新整理和建设中国传统文化，以进行乡村建设。陶行知先生主张从乡村实际生活中创办活的中心学校，以乡土物事为教材，以乡村建设为本位，培养出具有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的人才[9]。

随着国家对“三农”问题的日益重视，农村教育必须立足于农村，培养农村所需要的人才，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发展立足于为农村服务的农村教育，并试图消除当前农村教育严重背离农村实际，农村教育已经成为一种单纯教育消费等弊端。但是，如果农村教育只是追求农村社会经济发展，而不去考虑农村学生期望通过教育而得到社会升迁的机会，获得进入城市和在城市立足的文化资本的话，那么这种“为农”取向的农村教育虽然会促进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但会造成促进学生个体发展的教育功能的一种缺位，这将更不利于社会阶层的公平流动。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认为教育是文化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工具，具有维护不平等社会关系的功能。如果农村教育只面向农村劣势文化圈，那么只能导致农村孩子的低地位的社会再生产，农民永远摆脱不了悲惨的命运[10]。

三、在“离农”与“为农”之间：农村教育发展的第三条道路

在社会分层理论看来，“离农”教育虽然可以增加农村孩子向城市流动的可能性，但是这种简单的移植城市模式“对于乡村来说暗含着一种意义，那就是乡村的城市化与现代化将通过对已有的城市与工业的移植与照搬而实现”[11]161。也就是说，这种“离农”教育取向“从一开始就没有将乡村改造与乡村发展问题考虑在内，它的眼光集中在国家的建构与城市工商业的发展上，它只是将乡村作为人才选拔的一种来源而已”[11]161。这造成农村教育脱离农村实际和与农村社会断裂，不利于农村社会的发展。同样，“为农”教育虽然立足于农村实际生活与实际需要，有针对性地对农村孩子进行教育，培养他们成为农村社会发展的“建设者”和“改造者”。但这种“催生”农村现代化模式剥夺了农村孩子参与城市生活的权利，不利于农村孩子公平地向城市流动。总之，“这种想从认识农村既有的物事、掌握农村既有的技能开始‘催生’农村现代化的教育方式，事实证明是比较荒悖的”[11]169。

在“离农”与“为农”之间，在社会需求与个体发展之间，农村教育似乎陷入了发展的两难境地，农村教育究竟何去何从？其实，根据农村社会阶层不同的教育需求，可以将农村教育的功能分为三类：一是“为升学的教育功能”，满足一部分学生的城市升迁需求；二是“为务农的教育功能”，满足一部分扎根新农村建设者的教育需求；三是“为进城务工的教育功能”，满足一部分劳动力进入城市工作的技能培训需求。即要求农村教育要立足于城乡共同发展，在教育目标、学校类型、学校层次和教学科目设置上实现多样化，其中学校类型的多样化主要体现在高中发展的多样化上，既有普通高中又有职业高中；学校层次上既要在现有条件下发展基础教育，还有必要发展农村高等教育，尤其是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在科目设置上既要开设符合社会发展的知识课程，还要传授必要的就业和发展的技能。这样不但会满足各个农村社会阶层的不同教育需求，而且会促进农村教育的自我发展。

因此，在《纲要》实施的背景下，我们应该从“离农”与“为农”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困境当中摆脱出来，着眼于促进城乡共同发展。农村教育不但要满足城市社会发展的需求，而且要满足个体发展的需求，同时还要满足农村社会发展的需求。这样，我们在制定各种政策，思考各种农村教育发展问题的时候就要从城乡这个大的系统出发，协调城乡各种利益群体关系，特别是要多考虑和照顾农村各个社会阶层的利益诉求，促进城乡的共同发展。只有这样，城乡教育差距才会不断缩小，城乡二元对立的格局才会慢慢改变，农村教育发展中“离农”与“为农”的悖论才会彻底消除。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EB/OL].（2006

-09-27）[2012-1-20]省略/ReadNews.asp?NewsID=4511.

[2][美]波普诺.社会学（第十一版）[M].李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264.

[3]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9.

[4]邬志辉.关于农村教育三个理论问题的探讨[J].理论月刊.2009，(6):5.

[5]张济洲.“离农”?“为农”――农村教育改革的困境与出路[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6,(3):36.

[6]陶行知.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A]//陶行知全集(1).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659.

[7]葛新斌.农村教育:现代化的弃儿及其前景[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3,(12):39.

[8]史成明.对新农村背景下农村教育的审视和对策[J].学术交流.2009,(12):244.

[9]孙培青.中国教育史(修订版)[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449-455,472-475.

[10]余秀兰.中国城乡教育差异[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3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