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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化教育消费;影响因素;教育供给;社会保障
一、引言
文化建设是五位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内容,如何促进文化繁荣,推动文化建设是经济新常态下应该破解的重要问题,也是推动当前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抓手。当前文化建设应该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以民生至上、均衡优先为基本原则,提高文化建设水平,改善文化供给侧,拉动文化内需,改善文化民生,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同时促进并满足广大城乡人民群众文化教育需求。文化教育消费的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历史文化积淀、社会文化氛围和国民文化素养的重要标志,文化教育消费的价值指向则是观察人们精神面貌和社会发展变化的晴雨表。人们总是在满足温饱或基本生活需求之后,才会考虑较高层次的文化需求。文化教育消费在消费总支出中所占比重是衡量国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扩大文化教育消费需求是中国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提升中国居民综合素质的重要途径。[1]文化消费是指人们为了满足自己的精神文化需要而采取不同的方式来消费精神文化产品和精神文化服务的行为,[2]包括文化娱乐消费和文化教育消费。文化娱乐消费包括进行艺术审美和文体活动、实现人际交流等类型的消费活动;文化教育消费包括接受知识传播、掌握技能方法等形式的消费活动。[3]鉴于文化娱乐消费与文化教育消费在消费属性、消费本质、消费目的等方面的不同,本文重点研究文化教育消费。文化教育消费是指居民对文化教育服务的消费,包括接受学校教育、成人教育、岗前培训、技能培训、兴趣教育等各种形式的教育,也包括参与各种健康有益的文化生活、学习活动。[4]按照消费层次,消费可以分为生存消费、享受消费与发展消费三大部分。生存消费是人们最基本的消费,人们优先满足生存消费;但是在生存消费满足的情况下,发展消费成为人们最重要的消费活动,而发展消费的核心是文化消费,它是消费结构中发展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5]根据相关研究,当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恩格尔系数为44%时,城乡文化消费应占个人消费的18%;当人均GDP达到1600美元,恩格尔系数为33%时,文化消费应占个人消费20%;当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文化消费将高涨,超过6000美元,文化消费将出现井喷现象。[6]
二、文化教育消费的现状
随着中国经济水平的增长,居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各项消费支出保持全面增长,消费水平和消费质量都有很大的提高,消费结构也正在向发展型和服务型消费升级。在中国居民教育消费支出已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居民消费支出中增长最快的项目。[7]本文从1993年开始进行数据分析,是因为1993年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确立,文化教育消费增长更加遵循经济发展客观规律。[8]文化教育供给结构的变化是影响文化教育消费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国文化教育结构的统计数据显示,教育、旅游、娱乐等要素中教育的比重越来越大,旅游所占比重始终偏低。在文化教育消费上,居民对自身以及子女的教育发展需求持续升温,居民教育支出居高不下,教育支出占文化消费支出的比重见图1。从城镇居民教育消费支出占文化消费比重来看,城镇居民教育消费比重呈“波浪式”变动,但总体变化平稳,从1993年的49%提高到2003年最高的55%,此后逐年下降到2012年的40.3%,2013年与2014年又缓慢上升到42%,虽然城镇居民文化教育消费比重有所下降,但总体在40%以上,仍是城镇居民文化消费中最重要的部分。从农村居民人均教育消费占文化消费的比重数据看,呈逐年下降趋势,但一直都在50%以上,也是文化消费中最重要的部分。总体上,教育消费作为居民家庭基本消费,依然是文化消费的主体,因而考察文化教育消费的影响因素,探求其作用机制,并提出对应的政策建议不仅是促进文化教育消费的重要问题,也是促进文化消费整体发展的重要问题。
三、文化教育消费的影响因素
文化教育消费属于较高层次的消费需求,是消费者在满足了基本的生活需求之后的必然衍生需求。当前中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已基本解决了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包括文化教育消费在内的更高层次的消费需求将快速发展。根据已有研究,影响文化教育消费的因素主要有收入、消费观念、政府政策、教育供给、社会保障等,下面具体分析这些因素对文化教育消费的作用机制。
第一,居民收入水平。在所有影响文化教育消费的因素中,收入是最根本的因素。葛继红通过对江苏省农民文化消费进行调查,对364份微观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民收入水平是影响农民文化消费的重要因素。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2014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167.1元,比上年名义增长10.14%,人均文化教育娱乐支出为1535.9元,比上年名义增长9.88%。[10]从数据可以看出,居民的文化教育娱乐支出几乎与收入同比例增长。可见,中国城乡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是中国文化教育消费需求增加的经济基础。
第二,居民消费观念。尊师重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诗书传家是每个家庭的期望,每个家庭都希望为子女创造良好的学习条件,尽可能使子女受到良好的教育。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高层次人才日益受到重视,高学历高技能成为社会竞争力的主要内容。投资子女的教育成为众多家庭消费的重头戏。根据相关调查,中国居民家庭储蓄的43.5%是为子女教育支出准备的。可见,中国居民教育消费观念是支撑文化教育消费不断增强的主观基础。
第三,文化教育政策。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的过程中,文化教育产业供给部门多数仍然作为事业单位,文化教育产品的供给受到政府政策的较大影响。20世纪末,开始实行教育改革,将原来单独有国家承担的教育成本改为国家和家庭共同承担,其中学杂费是比重最大的教育支出。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3年全国教育部门学杂费收入3737亿元,比1997年名义增长104.63%,教育支出呈快速上升,远远超过同期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人均可支配收人的上升幅度。根据供求一般规律性是不同的。经济学家将价格变动时,需求量不变的情况定义为需求弹性为零,将需求量变动的百分比小于价格变动的百分比的情况(即弹性系数小于l)定义为缺乏弹性。根据美国经济学家麦克弗森的研究结果,学费的变化对入学率有一定的影响,弹性系数约为0.3,属于缺乏弹性。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自1997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长期以来经济生活中的供不应求变为供过于求,卖方市场变为买方市场,短缺经济时代基本结束。但教育市场仍处在供给不足的卖方市场状态,与经济发展的总体格局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因而学杂费支出的快速上涨并没有对入学率产生太大影响,教育产品的价格增加进而引起居民文化教育消费的增加。可见,文化教育政策是影响文化教育消费市场的重要因素,是中国居民文化教育消费发展的政策基础。
第四,文化教育供给。文化教育供给从数量和结构两个方面影响居民的文化教育消费。1999年以来中国实行高校扩招,根据中经网统计数据,1999年普通本专科招生数为159.7万人,比上年增长47.32%,截止2014年,普通本专科招生数达到737.8万人。随着高等院校扩招,中小学机构数以及各类民办机构也逐年增长,居民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成为居民教育消费水平大幅上升的重要因素。随着文化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文化教育供给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生产的最终动力只能来自于人民群众的文化教育消费需求,文化生产发展必须依靠文化教育消费来拉动。长期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文化体制其实是一种“配给制”文化供给,与人民群众内生性的文化教育消费需求没有或缺乏直接联系。目前主要的文化教育消费供给集中在以升学为主线的学历教育,成人教育、技能教育、兴趣教育相对较少。研究表明,居民接受教育的最主要动因是升学和就业。教育产品供给种类的不均衡,限制了文化教育消费的进一步发展。教育供需的错位直接影响文化教育消费水平。所以,文化教育消费供给的提高和发展是中国文化教育消费发展的前提条件。
第五,社会保障。根据生命周期理论,人们会用自己一生的整体收入来平滑自己一生的消费水平,通过储蓄工作时多余的收入为退休以后提供保障。而社会保障制度为人们退休后的生活提供了资金支持,人们会倾向于将当前用于保障未来的储蓄适当减少而转化为当前消费的增加。[11]目前随着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和体系的不断完善,为城乡居民基本生活提供了制度保障,使得居民能够将工作阶段的收入更多的投入到当期进行消费,客观上能够增加当期的文化教育消费。所以,社会保障是居民增加文化教育消费的保障基础。
四、文化教育消费发展的政策引导
促进文化教育消费发展,必须建立在对居民文化教育消费现状了解的基础之上,并认清其主要影响因素和机理,从增加居民收入、引导消费观念、优化产业政策、改善教育供给、完善社会保障等方面对文化教育消费加以引导,具体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增加居民收入增加居民收入,关键是要加大劳动报酬保护力度,提高普通劳动者收入水平。要健全工资决定机制和正常增长机制,努力形成反映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和企业经济效益的工资决定机制和正常增长机制。此外,还要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比如拓展金融产品投资渠道,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丰富债券基金、货币基金等基金产品等。只要居民收入提高了,再配合其他政策的引导,文化教育消费水平一定能“水涨船高”。
(二)改善消费观念随着高校扩招和经济进入新常态,部分大学生就业困难,“新读书无用论”在社会上尤其是在广大农村已呈蔓延之势,大学学费太高、毕业后工作难找是主因。文化教育投入即时消费又是投资,就业困难只是短期现象,长期居民素养的提高更有利于家庭的发展和社会的和谐。要重视对文化教育消费观念的引导,使人们能够摆脱文化教育消费的误区,树立健康的教育消费理念,正确看待文化教育消费投资和回报在时间上和表现上的不同。(三)优化产业政策通过制定适当的倾斜政策,不断增加对教育的投入,引导社会资本发展文化教育产业。变传统的 抑制型、自我积累型、自我服务型政策为现代的鼓励型、信贷支持型、社会服务型的政策。比如除了保持和发展高校内部原有的教育消费贷款外,要重点发展商业银行的助学贷款,并着力完善担保、贷款额度、还款期限、贷款利息等相关实施办法。
(四)改善教育供给怎样启动消费,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采取各种手段发挥供应方面的潜力,提供经得起消费者挑剔眼光的有效商品,刺激需求,并由此形成供给扩张与需求扩大的良性循环。刺激教育消费也是如此,必须首先改善教育的供给。改善教育的供给必须从教育供给的数量和结构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扩大教育规模,保持高等院校招生合理增长,以满足人们越来越高的读书、学习的消费需求。同时还要鼓励民间办各种各样的义务教育学校,包括贵族学校、营利性学校,以减轻各方面负担,缓解对义务教育的制约。另外一方面努力改善教育供给的结构,教育的供给要多样化,除了传统的学历教育和成人教育,应该鼓励大力发展技能教育和兴趣教育,积极发展职业教育、成人教育、远程教育和二次教育、终身教育,网络教育等其他多种教育方式,要加快发展城乡职业教育和网络培训,教育内容和手段要高科技化等。使受教育者能够在文化素质、职业技能和职业道德水平得方面得到普遍提高,提供有质量、有差异的教育供给。尤为重要的是要面向广大农村,培养大批有针对性、实用型的中学后人才。中国农村中学后教育极端缺乏,若能针对农村学生特点,开展形式多样、收费合理、高质量的中学后职业教育,市场将会很大。
(五)完善社会保障随着中国逐步完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最低生活保障、最低工资制度等的全国覆盖,为居民文化教育消费提供了保障基础。但是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均衡不完善,依然制约着老少边穷地区和城乡贫困家庭的文化教育消费。应该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机制,为老少边穷地区和城乡贫困家庭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减少其生存压力,保障其发展动力,促进这些地区和家庭能够负担基本的文化教育投资成本。这不但能够增加居民文化教育消费,而且对于社会和谐和共同富裕也有着重要的意义。注释①本图中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消费、人均文化消费等数据直接来源于《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消费占文化消费的比重变化系作者计算得出。农村居民文化教育消费数据借鉴徐雪高、张振的做法,选自农业部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由于农村固定观察点从2003年开始统计“旅游消费”,为了与城镇居民文化消费相比较,故农村居民教育消费从2003年开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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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特尔教授系英国皇家艺术学会(Royal Society of Arts, RSA)会士,牛津大学教育系技能、知识与组织绩效研究中心(Centre on Skills, Knowledge and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高级研究员,牛津大学教育系高等教育学研究生项目主任,全面负责牛津大学高等教育学学科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教师队伍建设工作;兼任牛津大学校级督导,李纳克尔学院(Linacre College)校务委员会委员,参与制定学院管理政策。
关键词:牛津大学;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教学督导;大学排名;导师制;创新创业教育
一、时代改变高校,实力应对挑战
《世界教育信息》:非常荣幸您能接受我们的专访。在当今时代,高等教育机构相较过去产生了怎样的变化,又面临哪些挑战?牛津大学是如何应对的?
胡伯特・埃特尔:我认为,现今高等教育机构出现了4个方面的变化:一是高校扩招;二是教育国际化;三是高校市场化;四是评估活动的增多。
高校需要为更多的人提供教育,这是颇具挑战性的。传统的教学模式原本是为接受精英教育的少数学生设计的,随着学生人数增多,教师和学生都需要重新适应新的教学方法。如何使每位学生在扩招浪潮中真正参与学习,以及如何使教师真正有效地与学生交流,这都是扩招带来的挑战。
随着外国学生与教师的流入,高等院校的国际化程度日趋深入。日益增长的外国学生数量对高校来说也是一种挑战,高校需要提供在多样化、国际化情况下仍然适用的教育。对学生群体来说,适应外国教师、融合国际文化同样具有挑战性,这也是他们需要承担的重要任务。
如今,从公共资源流向大学的资金变得越来越不直接、不可持续,引发了高等教育机构的市场化。高等院校需要拓宽资金来源渠道,而其中最主要的渠道就是学生支付的学费。由于学费的增加,学生对所接受的教育产生了更多的期望。学生比过去拥有更多权利,因为他们深知自己为学校带来了收入。这其中的隐患在于,学生会期望自己像顾客一样被对待,但这种市场化的教学模式在高校中并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如何才能构建一种融洽的师生关系,既能保证学生深入学习,又能使其学到他们想要学习的东西?我认为,寻找这个平衡点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当今高校正面临越来越多的评估活动。传统评估方法旨在衡量高校学术成果的数量和质量,而针对教学情况的评估对大多数高校来说则是新发展起来的。来自学生的不同形式的反馈是新评估机制关注的重点。这些评估活动也给高校带来了挑战,因为学生的参与回归本质是师生关系的变化,而这本身就是不断变化的。我前面提到,现在的学生比过去拥有更多的权利,也体现于他们的反馈能直接影响教学评估的结果。
牛津大学主要通过以下途径应对上述4个方面的挑战。
首先,在高校扩招问题上,牛津大学采取限制扩招的方法。数十年来,牛津大学的学生数量并没有显著增加,仅仅是缓慢而谨慎的增长。我想这也是其他高校可以考虑采取的措施,他们应该尝试抵抗扩招需求的压力。
其次,对于高校国际化问题,我觉得这对牛津大学来说并不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牛津大学自古以来就有欢迎国际学生的传统。根据现有记载,牛津大学早在800多年前就迎来了第一名国际学生,我们至今仍保留着他的资料。总而言之,牛津大学对国际学生敞开大门的历史久远。不过在大约15~20年前,亚洲学生数量的增加(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中国学生)确实给牛津大学带来了新的挑战,主要是文化适应方面,因为亚洲学生的学习方式和知识背景普遍来说都与西方相差甚远。牛津大学的教育系统一直在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且已经认识到亚洲学生与英国学生相比略为不同的需求,帮助亚洲学生适应的机制已经总体上就位了。此外,教师的国际化程度往往为人所忽略,特别是当大量外籍教师都来自欧洲时。在英国,欧洲教师是外籍教师的主要组成部分,少量教师来自亚洲和美洲。当欧洲教师数量的增速快于欧洲学生时,其国际化特点就会显现出来,许多欧洲教师的教学预期在牛津大学都难以实现。
再次,在学费增加的问题上,牛津大学的对策很简单,即为学生提供有价值、有帮助的教育,这样学生的学费就物有所值了。
最后,牛津大学有自己特有的评估办法。我们比较推崇导师教学,这是一种非常个性化的方式,在这种工作环境中,教师给学生的评价通常是较为积极的。这种评估方式与其他高校的评估办法同样存在等级划分问题。我们将在提供教育的同时进行定期评估,这是全新的策略。当然,我不认为牛津大学会为此担忧,因为我相信牛津大学一直在为学生提供非常优质的教育。我们没有什么好恐惧的,这就是牛津大学面对评估的态度。
二、创设独有机制,追求卓越教学
《世界教育信息》:正如您提到的,牛津大学的“导师制”(tutorial system)非常有名,在教学评估方面,它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胡伯特・埃特尔:在教学评估方面,导师制是一种非常简便的获取学生反馈的非正式途径。这种教学模式的内容包括导师不断地向学生阐述他们最新的观点,同时学生与教师交流他们如何学习、学到了什么,教学相长。教与学的过程是导师关注的重点,其目的在于促使学生自主学习。在我看来,牛津大学的导师制可以避免教学质量评估的模式化,许多更加正式的教学评估方法都在尝试达到导师制的评估效果。牛津大学导师制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教育内容和帮助,然而这也导致其教学评估的过程和结论都较为含蓄隐晦。若要明确直白地记录,以昭示于人,牛津大学仍需依赖模式化的评估手段。
《世界教育信息》:那么,牛津大学是否有标准的方法或途径检验学生的学习成果?
胡伯特・埃特尔:学习成果的检验主要是通过考试系统,这是高度模式化的手段。尽管授课与学习往往是以非模式化的形式展开,但学生终归需要参加并通过高度模式化的大学考试。
另有一种检验学习成果的机制是通过“诺林顿排名”(Norrington Table)。这份排名以某种计分规则统计牛津大学各学院学生的考试成绩,然后形成排名,每年定期更新。举例来说,在2015年夏季考试中,莫德林学院(Magdalen College)位居榜首,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就。若名次下滑,则将引起学院的深深担忧,人们会追问是不是教学中产生了纰漏、为何我们的学生不曾好好准备等,因此,诺林顿排名对学院有着重大影响。牛津大学同样会采用由国家政策推动的其他学习成果评估办法,但诺林顿排名是牛津大学独有的评估机制。这种机制促使人们重视教学评价。学院的口碑也会因师生的共同努力而得以提升。
《世界教育信息》:作为牛津大学的教学督导,您需要承担哪些工作?
胡伯特・埃特尔:首先,我简单介绍一下教学督导的工作任务。牛津大学早在1215年就设置了督导这一职位――设立时间比副校长还要久远,所以大家应该可以意识到这个职位的重要性。督导的职责有很多,他们负责监督教师工作、管理学生纪律;他们是学校的高级官员,负责参与重大决策;他们负有礼仪职责,如颁发证书等;他们是高校学术的代表,代表了学校一般学术观点与意见;他们是教职员工的代表。
具体来说,督导有义务监督考试系统,以避免其出现错误。我曾发现考试试题出错,比如试卷中出现重复问题等。有些时候,教师并没有对学生的评价给予足够重视,这时就需要督导来指出问题,保证错误不再出现。换言之,督导负责监督教师工作,一旦发现问题,必须马上指出错误,使教师了解他们做了什么、还需要做些什么。其实,试题出错的事件并不常见。教师在出试题等方面的严谨态度令我印象深刻。牛津大学教师在治学工作中有太多正能量的例子,当然,在诸多方面仍然存在提升空间。
以上是督导对教师的职责与影响。在管理学生方面,督导通过教师间接管控学生纪律,最受关注的领域是作弊。在牛津大学,如果监考教师怀疑学生有作弊行为,他们会立即上报教学督导,督导随即进行调查并采取惩罚措施。这种由督导对学生进行惩处的形式非常重要,因为教师的职责主要是给学生提供学习支持,而督导的存在使得教师不必参与纪律管理,转移了他们的压力,大部分教师都因这种设定而感到如释重负。
在大多数高校,如果学生学业行为不端,将由专职管理人员而非专任教师负责处理。但在牛津大学,负责处理问题的人是兼任督导的教师。因此,对于学术相关问题,督导比管理人员要专业得多。我认为,这是设置督导一职的显著的有利之处。
此外,督导作为教职员工代表,有责任协助推动养老体制的改革。在英国高校中,养老问题得到了广泛关注。确实曾有教师通过不同途径联系我,表达他们对养老体制的关注和意见,同时希望我把他们的想法传达给高校决策部门。我认为,这也是督导的重要职责之一。
三、理性看待高校排名,注重背景调研
《世界教育信息》:国际大学排名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您如何看待人文艺术类的学科排名?作为英国皇家艺术学会会士,请您对希望去英国学习艺术的中国学生提几点建议。
胡伯特・埃特尔:我曾多次被问及有关国际大学排名的问题,我对某些排名持批判态度。因为那些排名主要关注研究成果和易于取得的数据,但对于研究质量和教学质量不甚留意。故而当那些排名被用以参考时,往往不能给学生提供正确引导。
许多排名方法最初是为研究自然科学学科而研制的,所以我认为这些方法并不适用于为人文艺术类院校排名。公平地说,有些国际高校排名机制近年来已略有改善,提供面向不同专业的院校排名,针对人文艺术类学科的评比已经较为充分全面。高校的人文艺术水平不再与其自然科学成就相混淆,我认为这是一个进步。若不得不让我为学生提供一条较好的择校建议的话,我认为不应最先考虑排名,而应该考察不同教师在人文艺术领域的成就与教学风格,这是更好的办法。
至于对人文艺术类学科感兴趣的中国学生,我建议其认真考察高校中将要师从的学者的学术资料,观察他们的兴趣,以及谈论这个学科的方式等。经常性地与学生接触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我会根据学生的背景和兴趣为他们提供建议,并告诉他们什么样的学生适合来我们院系。比如,我有时会说:“你的想法很有趣,但也许牛津大学的教育专业并不是最适合你的,你可以尝试去其他某个院系。”我认为,希望来英国就学的中国学生,应该明确自己的目标,并尝试与那里的学术人员建立联系,然后再决定申请哪所院校。
四、加快一流大学建设步伐,重视创新创业教育
《世界教育信息》:请为中国高校争创一流大学提供一些建议。
胡伯特・埃特尔:我的建议是避免发展过快。发展过快表现在很多方面,特别是在学生数量方面,高校一定要保持谨慎。另外,高校需要发展优势领域,以吸引更多更优秀的学生。高校不需要在所有学科都力争上游。此外,高校在推动战略性的发展过程中,需要做好自身优势与弱势分析工作。这些都是已在其他高校中验证可行的发展策略。
我认为,中国高校已经开始重视吸引有天赋的外国学生来中国学习,也已经成功地吸引了许多有海外留学背景的中国学生回国继续深造。这些努力必将收获优异成果。此外,我认为从战略上考虑,中国高校应该尝试引进国际顶级教师,这种措施在海外高校中已经显现出了很好的效果。中国高校应该为此付出更大努力,且应让西方教师来中国从事为期数年的稳定工作,而不仅仅是半年的短期工作――那不会起到任何作用。对于一位西方教师来说,前往中国任教的难度远大于前往其他欧洲国家或美国。文化的鸿沟是如此巨大,中国高校更需加倍努力。
最后,我认为中国高校应该巩固其在某些自然科学领域的优势,这是非常重要的。在我看来,中国在特定自然科学领域与西方相比颇具竞争力。然而,在我较为了解的社会科学领域,中国高校普遍需要追赶西方的脚步。我认为,这需要国际专家的协助。
《世界教育信息》:为增强学生就业和创业能力,中国正在大力推进创新创业教育,并调整课程结构以适应改革需求。请您简要介绍牛津大学或英国其他知名高校在这方面有哪些好的做法?
胡伯特・埃特尔: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我并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创业教育在欧洲已有20年的发展历史,这个领域的专家学者一直在致力于提高大众对创业课程必要性的认识。我们需要足够开放、负责地对待新需求。因经济原因而产生的新需求是一大驱动力,这种新需求如何影响授课内容与授课方式?我想这正是教育工作者需要关注的。
英国高校采取多种途径开展创业教育。有些高校选择引进外来人员参与学校重大决策,这些外来人员通常是公司高管及利益相关者。高校之所以引进这些人员,是希望他们的思想能对高校的发展产生影响。另一种途径是让不同产业的公司在一定程度上参与课程设计。高校会弱化学校领导者的决策权,而更多地听取当地公司或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反馈,以思考高校应该提供怎样的教育来改善现状。此外,高校所采取的另一重要办法是让毕业生或员工创建他们自己的产业园,通常是建立一个小型企业。学生或员工可以通过此种方式让他们的知识和研究成果走向市场。这是一种使理论设想成为现实产品,进而推向市场的良好方式。牛津大学也有许多这样的产业园,这种办法不仅取得了成功,并且为学校带来了非常可观的经济收益。
五、关注英国优质学生流失,理性看待高昂学费
《世界教育信息》:英国高校的学费一直居高不下,一些英国学生选择出国接受高等教育。从国际比较的视角看, 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这会对英国高等教育产生怎样的影响?
胡伯特・埃特尔:事实上,尽管有些英国学生因学费高昂而选择了国外的高校,但从总数上看,其规模是很小的。当2012年英国高校学费上涨至9000英镑时,确实有人担心大量学生会离开,因为与此同时,诸多其他国家的高校都在定向招收英国的学生。特别是荷兰高校特地设立了英文授课项目,以吸引英国学生。这些外国高校的确取得了一定的收获,但总体来说其吸引到的英国学生数量仍然较少,并不会给英国高等教育领域带来显著影响。
然而,另有一种担忧实实在在地存在着,它或许比关心流失学生的总数更为重要――尽管流失学生的总体数量很少,但其中有些非常杰出的英国学生选择了去美国攻读学位,而不是留在本国最好的院校。这些非常杰出的学生群体是我们所真正关注的,他们去美国大多是选择攻读信息技术类专业,同时受到那些院校所提供的优厚奖学金的吸引。其实,顶尖美国大学的学费远高于英国大学所收取的费用,但杰出的学生无需担心这点,因为他们将会得到那些大学所给予的足以支付学费的资金支持。
英国最优秀的学生流失到了美国,我想这才是最让人担忧的――我们并不介意个别学生为了节省费用而到其他欧洲国家求学,而是忧心最优质的学生流失到竞争对手手中,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
《世界教育信息》:您最近新出了一本书,题目为《学生、市场与社会公正――西欧及其他国家的高等教育费用与学生支持政策》(Students, Markets and Social Justice――Higher Education Fee and Student Support Policies in Western Europe and Beyond),请简单介绍新书的内容和意义。
胡伯特・埃特尔:感谢给我机会谈论我的新书。首先我想强调,这本书的题目说明了本书并不仅是探讨学费,还涉及学生支持系统。如今,高校学费问题已得到了广泛关注,社会中充斥着关于高校学费为何如此昂贵的讨论。然而,学生支持系统的变化鲜为人所关注。高校学费或许看上去非常高昂,但学生每年都会得到助学金。
这本书试图使读者更好地理解学费与学生支持系统,每一个章节都对这两点进行讨论,这本书的编著者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阐述。我认为,这本书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是以一种综合的态度来看待高校的学费问题。这是本书的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是,当下许多讨论英国学费问题的书籍所引用的数据十分过时,而本书致力于为读者提供最新的数据信息,以便使读者了解多个国家的教育现状。尽管数据会不断变化,但本书所提供的综合理论仍是目前市场中最接近现状的。
论文摘要:教育、人力资源优先发展是美国持续强盛的不竭动力。政府职能化运作、人才全球化引进、大学理性创业构成美圆人力资源政策的基本特色,其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影响是深远的,对我国高等教育也有重要启示。
一、美国的人力资源政策
美国人力资源政策在当代美国社会,尤其在高等教育领域的重要性显得越来越突出。从美国前总统克林顿(BillChinton)到现任总统布什(George W.Bmh)都在极力倡导人力资源是国家发展的动力和源泉,不断地在政策上进行引导,颁布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法规,如《移民法》(Admission ofNonimmigrants)、“21世纪社区学习中心计划”(21 CenturyCommunity Learning Centers)以及“人力资源的战略管理”(Swategic Management of Human Capital)等。美国的人力资源政策从政府的运作、人才引进和大学创业等三个方面凸显了在高等教育领域的优势。
1、政府的职能化运作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上任后非常关注教育,在他的第二个任期内表现得尤为明显。克林顿在1997年的国情咨文报告中称,要确保所有的美国人都能受到世界上最好的教育。他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谈论美国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此后,克林顿在1998、1999、2000年的国情咨文报告中反复强调了教育的重要性。克林顿政府提出要继续普及大学教育,要求全美普及13-14年的教育,其中包括不少于两年的大学教育。同时,为了促进普及效果,还提出了新的减税方案。即每人每年1500美元的税收减免计划,为社区大学或四年制大学的学生提供第一年的费用。在迎接21世纪新纪元的时候,克林顿又强调在新世纪开始及以后的年代,让全部美国人都能获得世界一流的教育。大力推行教育改革政策“21世纪社区学习中心计划”。该计划明确地指出。学习是终身的过程,并把建立全民教育和终身教育体系作为美国教育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
其后的小布什政府也极力关注教育。布什总统始终强调对教育进行改革,注重立法,并制订了关于全国教育标准的详细说明。布什政府为了确保来自不同社会背景的学生都能顺利地进入大学学习,联邦政府还投入了大量资金以解决贫困学生的经济问题。2005年政府共投入600亿美元,分别以贷款、半工半读和税收信贷等形式资助贫困学生。资助范围已经扩大到全日制学生、获得本科学位的半日制学生和为获得学位和证书的成年人等,同时更倾向于那些长期处于不利环境的学生。联邦政府还明确规定了未来美国教育发展的目标是使每位18岁的青年都能进大学,并且使每位成年人都有机会接受终身教育。
2、人才的全球化引进
美国已经发展成为经济实力和科学技术一流的大国,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以全球化的方式引进世界其他国家的优秀人力资源,尤其是高等教育,更是以各种优惠条件,吸引和引进优秀人才,“美国高等教育的最大特色之一在于发现才能”。移民尤其是技术移民,在保证美国劳动力的适度增长特别是优秀人才的积聚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虽然美国是一个移民众多的国家,但美国接收移民有着严格的标准。相对而言,对高科技人员政策较宽,而对文化素质较低的移民却把关很严。1965年,美国政府对《移民法》进行了修改,把移民重点从对民族成分的考虑,转到了照顾家庭团聚、政治难民和获得所需技术及专业人才上来。在整个20世纪,美国接受了来自世界各国的大批移民,其中不乏各个领域的尖端人才。美国政府1991年开始实施的新《移民法》,十分注重吸纳优秀人力资源移民美国,每年留出29万个移民的名额专门用于从国外引进高科技人才。
新《移民法》规定,凡是著名学者、高级人才和具有某种专业技术的人才。不考虑其所在的国籍、资历和年龄,一律优先允许入境。因此,美国在21世纪初期所处的第三次移民中,大批引进的是高知识层次的人力资源。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政策实施就是针对高级人才的H-IB签证,大量的吸纳国外人力资源为美国社会服务。
H-IB签证是美国给具有特殊专长的外国人签发的入境证件。1990年,国会创立H-IB签证计划。每年签发65万,允许具有学士学位或更高学位的外国人到美国工作。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电子、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美国对高科技人才的需求与日俱增,各高科技公司不断向国会施加压力,要求国会修改移民政策,扩大H-1B签证的数额。1998年5月,国会决定将1999年和2000年这类签证的名额增至115万。
3、大学中的理性创业
美国联邦政府不但在相关政策上对大学有所倾斜,还大量地承担了大学开支。除此之外,大学还获得企业的大量资助,他们在基础研究上投入了雄厚的财力,而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美国的硅谷(Silicca Valley)。硅谷的起步和发展,得益于当地的大学特别是斯坦福大学(StanfordUnivemM)、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等重点大学。而美国联邦政府和大企业把教育投资作为人力资本的核心,积极倡导在大学中创业,不但能够利用大学的雄厚的知识和人才资源为社会服务,而且对于高等教育自身的多元化发展也有着很强的推动力。
美国联邦政府和企业对高等教育的大量投资,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教育投资是一种生产性投资。“技能和知识是一种资本形态,这种资本形态在很大程度上是慎重投资的结果,在西方社会这种资本的增长远比传统资本(物质资本)要快得多”。教育投资是使隐藏在人体内部的能力得以增长的一种生产性投资。第二,教育投资比物力投资更加有利,会带来更多的利润,“人力资本的增长速度无疑要比再生产性(物质)资本要高得多”。
二、美国人力资源政策对高等教育的影响
从20世纪以来,美国始终相信“教育是一种人力资本”,并且一直保持全世界人力资本聚积的强国和教育最发达国家的地位。人力资本发展水平领先于经济发展水平,这不仅有力地支撑了美国经济的起飞,成为世界第一的经济和军事强国,而且为其高等教育的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20世纪以来,美国始终把高等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定位在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人力资源是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第一资源。“高等教育的收益率高于其他人力资本的收益率”,因而优先发展高等教育和开发利用人力资源,使潜在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现实的人力资本优势,继而转化为人力资本的国际竞争优势,从而促进了美国经济长期稳定和持续地增长。 转贴于
从20世纪中期开始,美国平均每年的教育经费投入都 达到了3500亿美元,是世界上教育经费支出最多的国家。从1975年以来到21世纪初期,美国教育机构经费总投入占GDP的比例保持在7%以上,美国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也长期保持在5%-6%左右的高比例,同时社会和私人部门的投入也不断增加,教育投入注重扩大短期的高等教育和培训。高强度的教育投入水平是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和人力资源发展的持续动力。在20世纪,斯坦福大学就确立了募捐6亿英镑的运动。许多大学包括“土地赠予”大学(Land-grantUnivemities)都与工业和职业主体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大学正日益成为知识产权的创造者。
现在,美国已建立起联邦政府通过立法和拨款进行宏观控制、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分级负责、地方管理和大学根据市场需求自主办学的独特的高等教育管理制度。由于多种教育形式并存,美国不但培养出世界知名的科技人才和诺贝尔奖获得者,同时也大面积提高了普通劳动者的素质。加之不惜重金吸引外来人才,使美国成为当今世界人力资源质量水平最高的国家。
美国的现代研究性大学除了教学之外同时承担研究职能,这样就起到了提供人力资源的核心作用。大学同时是职业学校、研究机构和专业教育的文科预备院校和继续教育中心,从对应不同需求的人力资源供给到保持人力资源的质量等各个方面均表现优异。
三、美国人力资源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在我国,开发人力资源是国家发展的战略选择。只有规范化的人力资源政策,才能正确引导高等教育的良性发展。
1、使高等教育适应变革时代的要求
进入21世纪以来,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人们也不再固守陈规,高等教育的外在环境开始发生不连续而且难以捉摸的变动。面对这种异常而且复杂的巨变,高等教育的发展就要面对极大的挑战。人力资源政策的制定与制度安排为高等教育提供了一种系统的、同时也更加完善有效的方式来协助高等教育适应变革时代的新要求。就人力资源政策和管理来说,这种系统方式主要有:(1)通过策略性的规划,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战略目标实现配置可靠的人力资源。(2)以系统管理的方式,使高等教育的运作以及选才和用才等方面的工作更加规范可控。(3)通过策略性制度管理,使高等教育能够采用即时的政策性措施,以消除不良影响的发生。
2、建立高等教育持久性竞争优势
除了顺应社会环境的剧变,高等教育还必须取得较佳的相对竞争地位,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取得成功。而要取得较佳的竞争地位,则有赖于持久性竞争优势的建立。所谓持久性竞争优势,就是不仅能确保高等教育在人力资源的竞争中顺利发展,并且能使高等教育产生显著不同的竞争优势,进而取得在人力资源中的有利条件。基本上,高等教育的竞争优势源于以高质量的教育来提供特殊的利益给社会,这种特殊的利益将来源于人力资源的发展和对人才的需求。而人力资源政策在构筑上述竞争优势基础方面的地位和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比如,科学合理的人力资源政策有助于开掘高等教育现时和潜在的资源,最大限度地发展高等教育的内在潜力。再如,良好的人力规划和人力资源研究,有助于挖掘高等教育与众不同的特质,并形成高等教育领域独特的价值观,由此为社会提供优质化的人才。
关键词:大众传媒;思想政治教育;机遇挑战对策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723(2012)08-0028-02
大众传媒尤其是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它以其先进的科技手段,改变了人们的思想政治教育观念,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多样化的教育形式。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大众传媒尤其是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既给我国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巨大机遇,但同时也使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一、大众传媒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机遇
(一)提高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时效性
大众传媒与社会生活联系密切,能迅速及时地反映社会生活,同步化并且不受时空的限制这有利于思想政治工作者根据具体情况及时把握和调整教育内容和方式,传播健康、科学的思想政治信息,取得更好的思想政治教育效果。
(二)实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多样化
大众传媒的发展使思想政治教育告别了过去相对单一化、简单化的方法。大众传媒具有声色俱全、声情融会等特点,实现了多种感觉形式并用,可以增加信息的获取量,为人们提供真实的表现效果,感染力极强。使大学生在形象、生动、直观的教育教学中,思想得到升华,达到“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效果。
二、大众传媒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一)信息量的飞涨使思想政治教育带受到干扰
海量信息,难免泥沙俱下,甚至颠倒乾坤,容易引起一些问题。如海量的信息可能会把思想政治教育所需要的信息淹没,容易干扰受教育者的思想;信息的筛选和过滤技术相对滞后,使与主流的价值观相对立的政治信息以及一些封建、腐朽、庸俗的信息大量涌现,会严重阻滞和影响健康信息发挥良好的教育效果。
(二)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容易引起人们政治观念和民族意识的淡漠,对思想政治教育形成了巨大冲击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用其信息技术的垄断优势,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渗透,竭力推行他们的政治文化、政治理念、政治意识形态等,大肆向社会主义国家宣扬,兜售其价值观,夸大我国的缺点和阴暗面,利用广播、卫星电视、互联网进行腐蚀和“和平演变”。使群众迷失正确的方向,最终达到他们“西化”与“分化”的目的。当前,我国由于网络等传媒技术的相对落后,对信息的控制力与屏蔽能力都十分有限。这使得我国在对西方敌对势力意识形态的主动攻击面前,明显处于弱势地位。因此,西方文化通过大众传媒正在和将对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形成强烈冲击。
(三)大众传媒过度市场化发展削弱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弱化了教育对象的法律观念、道德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许多大众传媒在走向市场的同时,一味追求商业化效益,趋利性过于突出。这些现象,扭曲了社会现实,对人们的行为规范、人格形成以及思想观念等方面都产生消极影响,直接或间接冲击着当代广大民众的政治观念,消解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
三、大众传媒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影响的对策研究
(一)国家、政府应采取的对策
1.加强监督管理。针对有些大众传媒营业场所管理混乱的情况,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定期进行整顿治理,规范市场秩序。加强对大众传媒的执法,对毒害青少年健康成长的违法犯罪行为,要穷追猛打。
2.制定政策法规。世界各国都已经开始了大众传媒立法的工作,加强了对大众传媒犯罪的打击力度。我国法制不十分健全,有关规定针对性不强,缺乏操作性,政策落实不到位。进一步健全法制,做到有法可依。
(二)大众传媒自身应采取的对策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我国的大众传媒虽做了许多努力和尝试,也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就整体而言,在对人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效果不太理想,还存在诸多的问题,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必须从大众传媒自身出发,加强大众传媒自身的建设,以更好适应思想政治教育的要求。
(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采取的对策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保持对大众传媒的开放性,但是对大众群体的各种价值观念和思想要进行积极的价值判断和选择,坚定科学的价值取向而不致在各种浪潮冲击中感到迷茫。同时,吸收大众传媒精华,优化高校思想政治环境。除此之外,要建立学校、家庭、社会、传媒“四结合”的教育模式,坚持合力原则。
综上所述,由于大众传媒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二者自身的原因,使得大众传媒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既产生了有益的作用,又带来消极影响,面对这样的情况,只有掌握大众传媒的规律,积极探索大众传媒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改革和发展的对策,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不断地推向现代化的发展轨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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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张世爱.大众传媒对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影响及应对策略[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3):99-101.
网络时代是开放条件下的知识和技术的更新信息,应该及时掌握和更新基本的思想政治教育。大学生是新事物的易感人群,新事物的领导者,支持者和实践者,是各大论坛,社区,聊天室的主力,思想政治教育传授者,为了及时准确地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和内心世界,在互联网文化的背景下,传授者要准确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特点和规律,利用网络一定的可预测性,灵敏性和网络的心理学知识,到网络中,并制定学生之间的共同语言,得到他们的信任。
2、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网络文化背景下的机遇
2.1内容更加丰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可以借鉴国内外最新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方法,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极大地丰富了教学内容。同时,飞速发展的互联网文化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这也可以激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新思维。
2.2方式进一步创新。虚拟网络的独特的模式操作,如开放性,互动式,彻底改变了思想政治教育过去的单向、垂直性向大学生的灌输,通过生动形象的创新使用,一个现实的多媒体互动形式和各种现代化的教育手段,从抽象到具体,枯燥变得有趣,时事紧密结合,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创造一个宽松的氛围。
2.3针对性进一步增强。由于网络支持一对一、一对多、多对多等多种交流模式,甚至是腾讯最近推出了一个十几人同时都视频聊天QQ,平等和隐蔽性的特点,这些已成为当今学生进行思想交流的主要场所。学生享受网上表达意见的自由,敞开心扉说实话,道真理,直言不讳和激烈的讨论,在互联网上的交流。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可以利用的网络窗口,更广泛,更准确地了解教育对象的思想动态,价值观和要求,了解自己,做更侧重于学生的思想教育和行为指导,提高教育效果。
3、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对策
3.1充分利用网络“因材施教”。积极主动并综合网络道德教育的教学资源,利用现有的网络平台,在线教育学生。全面了解学生的真实生活和在线生活,在线教育传统教育两手都要抓。引导他们正确对待网络舆论,指导他们和虚拟世界的人际关系,合理及正确的思想和态度的网络活动。让学生充分利用网络来提高个人的关系,树立正确的网恋,促进自身的健康成长和发展。对于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当今社会,网络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西方资本主义有针对性的软入侵已经慢慢渗透到当代青年的心,妄图改变他们的生活观,价值观,世界观。作为教育工作者要特别注意培养学生的自律和自我判断。
3.2从自身出发,紧跟时代步伐。科学和技术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在当今瞬息万变的网络文明,还需要职工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共同进步,与他们的科学和技术知识,利用这种“时髦”的思想政治教育平台。随着高层次的政治理论开展,建设一个高水平的思想教育能力教育平台,培养有高层次的网络能力传授者,使用新的“三高”的教育工作者队伍迫在眉睫。当然,关于人才队伍的建设,除了要符合网络思想教育的总体要求以外,也应探索网络思想教育的新观念,在新的质量和文化背景下,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该培养相应的创新意识,要做到从自身实际出发,从学生出发,在紧跟时代步伐的同时与时俱进。传授者要很熟练的利用的网络对话,充分吸引学生的思维对话模式,勇于尝试,建立更具创新性的在线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