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政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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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政策研究范文第1篇
一、当前中国教育政策研究中的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教育改革的历史就是教育政策周期性变更的过程，也是教育政策研究不断走向深入的过程。近年来随着教育改革的发展，教育政策研究越来越成为教育研究中的热点。但从呈现出来的研究成果和研究现状来看，其繁荣的背后，存在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
1.教育政策研究中引进了太多的西方理论和概念，导致政策理念模糊
应该说在中国刚刚开始市场经济改革，教育发展需要新的理论和模式的时候，学习发达国家成功的改革经验对于我国教育改革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但随着引进的概念和理论的繁多，而且缺少对那些貌似相同的政策模式进行组致的区分，以及对实行此种政策所需要的条件进行详尽和细致的分析，导致教育政策理念混乱。比如“教育券”政策，就存在多种形式，英国、美国、哥伦比亚、以色列等世界许多国家都在一定的范围内实行“教育券”政策，但这些国家设计这些模式的最初理念和目标并不相同，有些甚至有着本质的区别，我们究竟需要哪一种，可以在多大的范围内推行，能否解决当前中国教育中的问题，在中国基础教育领域，目前最重要的是效率问题还是公平问题，等等，“教育券”政策研究中对这些关键性的问题似乎并没有给予很好的回答。
2.教育政策在研究范围上太多地关注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况
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经济改革日益与世界接轨。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理论和模式在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中始终占据着主流地位，这种趋势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有增无减。与其相应的是，教育领域内的很多改革也走上了与发达国家接轨的路径，教育政策研究的思维总跳不出发达国家的框架，一直在欧美日的圈子中循环，而对国内以及与中国经济发展程度接近的国家的教育发展关注的远远不够。
3.教育政策在价值和目标上长期带有城市或精英倾向，忽略了对农村和广大弱势群体的应有关注
由于受西方发达国家教育政策模式的影响，诸多教育政策设计偏离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事实和目标，在价值观念上带有极为明显的城市或精英取向，农村和社会弱势群体没有广泛地进入教育政策研究的视野，造成了转型时期中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各级学校之间教育发展的巨大裂痕。
4.教育政策研究经常陷入伪问题的误区
由于偏重对发达国家教育政策实践的探索，许多问题实际上对中国教育来说根本没有意义，也就是说在中国当前的教育实践中根本不会产生这样的问题，但教育政策研究中常常把这些问题当成中国教育中的问题来研究。如美国中小学择校问题。美国的择校是在学校类型的多样化和学校地位相对平等的基础上产生的，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竞争和效率问题。而中国则不同，中小学学校形式单一，而且有重点与非重点或示范与非示范之分，学校之间的地位十分不平等，发展极不平衡，学生根本不可能在所有学校之间进行自由选择。因此，中国的择校和美国的择校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个问题，如果以美国解决择校问题的策略来解决中国择校中的问题，其政策后果是不可估量的。当前，在中国教育政策研究中有不少都是沿着西方国家的问题思路讨论中国的问题，陷入了伪问题的误区，它的直接后果是中国教育实践中的真正问题被遮蔽了。
5.许多教育政策研究成果适用性不强，成为现实中教育政策失灵的一个主要因素
随着教育政策成为教育研究的热点，有相当多数的成果对实践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比如民办教育政策，极大地刺激了中国民办教育的发展，但与研究的投入和成果的总量相比，像这样具有明显的政策成效的研究成果毕竟是不多的，很多教育政策研究成果由于其强烈的“空中楼阁”的特征而无法应用到中国具体的教育实践中去，变成可以操作的策略和模式。
二、本土化与中国教育政策研究
造成中国教育政策研究中产生如此之多的问题有着十分复杂的背景和因素，但最为根本的原因是脱离了中国的具体实践，一句话，就是本土化研究的严重不足。
那么，何谓本土化？就概念而言，本土化是与全球化相对应的。20世纪末，随着世界各国经济贸易的发展，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越来越突出，它一方面意味着国与国之间经济交往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另一方面也意味着资本主义市场超越了地理界限不断拓展。它促使许多后发性国家走上了模仿西方发展模式的道路，但这种模仿虽然在短期内取得了经济增长的成效，却并没有解决这些国家所固有的社会问题，与其相反的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面临着诸多社会问题积重难返的境地，如拉美国家的贫富差距的拉大，东南亚国家经济危机的严重后果等。在此背景下，许多国家开始了对自身发展战略的检视，纷纷强调构建符合本国实践的发展模式，从而揭开了“本土化”研究的序幕。它要求研究者必须立足于本国实践，学会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问题，最终形成自己独特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模式。
自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政策在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的过程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与此相应，教育政策也开始了向西方发达国家寻求先进教育理念和教育制度的过程，力求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教育体制。于是，教育政策研究者以研究西方发达国家教育政策经验和模式为基本任务，以谈论西方发达国家教育发展状况为荣耀，以推行西方化的教育改革为旨归，张扬研究者的国际意识，急于表露其与世界接轨（严格说来是与欧美接轨）的心态，导致“本土化”研究严重“贫血”，其结果是研究者既不清楚中国教育实践中的政策问题，也没有找到解决中国教育问题的有效策略，而更为严重的是，在国际教育政策研究的交流中，处于失语和被边缘化的境地，没有能力创造自己的话语体系，进而失去了与西方学术界进行平等对话的可能。
教育政策研究在中国本来就是一种“舶来品”，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在全世界日益呼唤科学决策和公共政策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越来越复杂的背景下产生的，因而，从一开始就带有“学科殖民化”的特点，这种“学科殖民化”使中国教育政策研究存在着诸多先天性不足，缺乏对中国教育实践的关怀精神、不能对教育现象提供足以令人信服的解释和可行而有效的教育改革方案。尤其是在当前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各种因素错综复杂，交互作用，教育政策需要解决的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具体，在这样的情况下，教育政策迫切需要本土化的研究。比如，近年来国内改革中对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倡导，我们并不怀疑新自由主义在某些方面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它也确实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提供了不少思路，但同时应该注意到的是新自由主义产生于西方政治和文化土壤，它在西方发达国家教育改革中之所以会获得成功而倍受青睐，是因为这些国家大多都经过了发育成熟的市场经济阶段，而目前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还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因此，新自由主义对于中国的教育改革来说，并非灵丹妙药。在这方面，拉美国家为我们提供了不少前车之鉴。
强调教育政策研究的本土化也是由教育政策的自身特点所决定的。第一，与一般教育研究不同的是，教育政策研究更多的是现实取向的，从问题出发，以解决问题为旨归；第二，教育政策必须可以还原为在某一个具体的环境中可以操作的措施；第三，任何一项教育政策的实行除了受到本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以外，还受到本国文化和历史传统的制约。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教育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本土化，而不是全球化的问题。
三、如何实现中国教育政策研究的本土化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13亿人口和几百万或几千万人口是不同的量级，因此，很多事物的通行发展规则，放在13亿人口的基数上都会发生新的变化，对一个人口小国来说的辉煌成就，除上13亿人口也许算不上什么，而任何微小差误乘上13亿人口，可能就是大大的问题，所以，许多国外专家都发现在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存在着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那些被认为是很好的，在其他国家已经被证明了的理论和模式，在中国却行不通，而那些被认为根本不可能使用的理论和政策在中国却运行得很好，这就是中国的特殊性，提倡教育政策研究的本土化就是要教育政策研究者密切关注中国的这种特殊性，那么，如何实现中国教育政策研究的本土化呢？
1.消除教育政策研究中的“崇洋”心理，培养政策研究者的本土意识
当前，不仅在中国公共政策和社会政策研究领域，整个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差不多都在使用西方的研究框架、概念系统、话语方式，似乎只有用西方的理论才能发展和推进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研究者这种“崇洋”心理的养成，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对待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态度的表现，其原因在于研究者“本土意识”的缺乏。而要消除政策研究者的“崇洋心理”，培养本土意识，则应该使研究者认识到以下三个重要方面。一是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在历经千年的断续交往中，相互之间都曾经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在“东学西渐”过程中一度领先于西方的高度发达的东方文化曾经对西方产生了强有力的推动，许多所谓国外先进理论和模式在中国很早以前就已经充分地论述过和实践过。比如西方盛行的文官制度、科层制管理思想、现代考试制度等。二是中国的教育发展有着自己独特的传统和路径，在解决教育问题上，我们自己已经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比如在义务教育领域，我国没有采取西方的那一套发展义务教育的政策模式，但却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了有些西方国家用100多年时间才获得的成就。三是教育发展具有有别于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教育更容易表现出对本国政治和文化传统的继承和依赖，这说明即使将来我们建成了与经济发达国家相同的经济发展模式，教育发展也不可能有雷同的模式。在这方面日本为我们做了很好的示范，日本在明治初期，西化派的思想曾经占据了上风，1872年颁布的带有极强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色彩的“学制”与日本的天皇体制发生了剧烈冲突；1881年森有礼任第一代文部大臣，推行国家主义教育方针，以强化明治政权为最高原则，吸取西方的伦理之长从而形成一种与天皇制新阶段相适应的混合儒教伦理体系，推动了日本教育的大发展。
2.培养教育政策研究者的实践关怀精神和“中国问题”的意识
首先，对于教育政策研究者来说，无论你研究哪一个国家的教育，无论你研究怎样先进的政策模式，你最终都需要有将自己的研究成果还原为中国教育实践的意识和勇气。因此，作为教育政策研究者，你首先必须回到中国的教育现实中来，这就需要每一个教育政策研究者都必须有一种强烈的实践关怀精神，把教育政策研究与中国教育实践结合起来。比如，研究中国教育经费问题，你就必须到中国教育经费的真正的运行状况中去发现问题，否则，你就不可能提出有意义、可以操作的政策模式。
其次，研究者一定要有强烈的“中国问题”的意识。发展如此不平衡的中国在社会转型时期遇到了许多世界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遇到过的问题，如庞大的转移人口所带来的流动人口子女和留守子女的受教育问题、转型时期的巨大的城乡教育差距问题等。因此，我们只能依靠自己在解决这些问题中不断探索出成功的经验。
3.建立本土化的教育政策研究方法体系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任何一种研究都必须依靠科学的研究方法。教育政策研究的本土化还不能仅仅停留在文化和价值层面上，更重要的是需要建立一种本土化的研究方法体系，突破西方的研究范式对中国教育政策研究的规制，形成自己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独特方式。此外，建立本土化的研究方法体系还不能仅仅停留在技术层面上，政策研究者还应该有一种本土方法论的意识和追求，因为，忽视了方法论，就有可能造成具体方法使用上的偏差，使方法失去方向，最终达不到应有的政策效果。
4.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正确处理本土化与向外借鉴的关系
任何一项公共政策的选择都是建立在一定的价值基础上的，教育政策的价值选择是教育政策制定者在自身价值判断基础上所做出的一种集体选择。它蕴涵着政策制定者对于政策的期望或价值追求，体现了政策系统的某种价值偏好，表达着教育政策追求的目的与价值。教育政策研究本土化的缺乏与长期以来缺乏一个正确的价值引导有着极为深刻的关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就是要求教育政策研究者协调中国实践和“外国经验”之间的联系，强调教育政策研究要着眼于中国教育实践，研究中国教育中的现实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策略，但本土化并不意味着要关起对外交流的大门，在一种封闭的环境中自说自话，其目的不是要创造一系列相互毫无关联的体系，它一方面要发现中国社会的不同之处，发展出一种更适宜解释中国社会的理论，但同时又应该包含一体化的旨趣，包含促进不同理论体系与社会的对话，加强中国和西方国家的相互理解的旨趣。本土化不能走向一个极端，完全抛掉一体化的旨趣，一味地循着寻找新的完全同西方理论无关的概念的路子走，从而造成一种无法同西方的学者进行对话的局面。研究的本土化如果带来封闭化，同样会限制中国的学者对世界理论发展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古盛丽。中国教育学研究的问题转向——20世纪80年代以来教育学发展的新生长点[J].教育研究，2004，(4);“准市场”机制理论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择校改革实践[J].比较教育研究，2003，(6).
[2]李培林。科学发展观的“中国经验”基础[J].中国社会科学，2004，(6).
[3]张瑞播，王承绪。中外比较教育史纲（古代卷）[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
教育政策研究范文第2篇
【关键词】外语教育政策 语言战略 国家安全
【中图分类号】G5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682（2012）01－0007－02
美国的外语教育政策一直受到国家意志的左右，其改革历程中的主要事件都是对剧烈变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形势所做出的战略性回应。2001年发生的“9•11事件”暴露了美国国家语言能力的巨大缺口，使美国社会各界充分意识到外语人才储备不足已成为国家安全的巨大威胁。随后出台的一系列与国家安全有关的外语教育政策、法案，标志着美国国家语言战略重心的转变。
一、美国外语教育政策的历史回顾
长期以来，由于历史、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原因，美国人捍卫英语独尊的地位而排斥其他语种。追求“语言一致”和“文化同质”的同化主义模式，抑制了多元文化的生存空间，对语言的多样性构成了极大威胁，同时也严重阻碍了美国外语教育的发展。直到20世纪50年代以前，美国政府和社会对外语教学毫不重视，在国家层面上还没有与外语学习相关的官方政策。从1958年美国开始制定明确的国家外语政策到70年代短暂停滞，再到80、90年代开始走出低谷，美国的外语教育历经几番变化，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
1957年10月，苏联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美国政府感到其科学和政治地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反思其教育体制，美国国会于1958年出台了《国防教育法》（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该法案首次从美国国防的战略高度，将现代外语教学与科学技术教学摆放到了同等重要的地位。1965年，《高等教育法》提出外语教育在保障美国未来经济发展方面至关重要，并为外语教师培训、外语教材开发等提供资金支持。
20世纪60年代未，美国卷入越战，政府的投资重点发生转变，不再为外语教育拨发专款。人们的关心也转向社会问题，对外语的要求再次废除，外语教育出现了明显的倒退。到70年代末，由于美国外贸人员的外语不济，致使美国的外贸出口份额下降，引起了美国教育、外交、贸易界的严重不安。1978年卡特总统命令成立外语和国际研究专门委员会，重新调整了美国发展外语教育的政策，使其重新崛起，美国外语教育呈现出国际化趋势，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1984年，《经济安全教育法》（the Education for Economic Security Act）授权联邦政府可以为提高外语教学拨款。1993年，国会通过了《国家安全教育法》，目的是为美国情报机构和外交部门输送更多熟练的外语工作人员。1994年，克林顿政府的《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案》明确将“外国语”定为核心课程之一。1996年，美国外语教育委员会（ACTFL）开发了面向全国K－12年级所有学生的《21世纪外语学习标准》（Standards for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in the 21st Century）。［1］该标准成为美国面向21世纪外语教学的纲领，是跨越美国教育界、商界、政府、地区的外语教育文件。
尽管自1958年以来美国规划和出台了一系列外语教育改革的法规和政策，但在“9•11事件”以前，外语教育在美国的教育体系中仍处于边缘化的地位。据统计，从1965年到1995年，将外语列入学位必修课的大学从90%下降到67%。在2001年，只有27%的高校要求所有学生学习外语。不足8%的美国大学生注册外语课程，而其中大部分人选修的是西欧语言，只有不到5%的学生选修“关键语言（critical needed languages）”（如阿拉伯语、汉语、俄语、印地语、波斯语等）。［2］外语教育的边缘化致使美国人的外语能力并未得到真正改善，外语人才严重短缺，无法满足美国的需要。
二、“9•11”事件后美国外语教育政策演变
2001年9•11事件之后，美国政府在总结反恐行动的经验教训时就表达出一种体会：政府机构外语专业人才的严重不足使其未能及时预测和阻挡恐怖袭击。根据9•11事件独立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显示，由于联邦调查局缺乏足够精通阿拉伯语和其他关键语言的翻译人员，致使大量的接听情报长期积压，得不到处理。［3］即使在“9•11”发生三年之后，美国情报部门依然留有从嫌疑人手中截获的几千小时的情报还没有翻译出来。
美国众议院随即呼吁美国要以当初《国防教育法》对科学的投入来对待语言教育。2004年6月美国国防部与语言高级研究中心、国务院、教育部和情报机构合作，在马里兰大学共同举办了“全国语言大会”，并于8月17日了“提高国民外语能力之行动倡议”（A Call to Action for National Foreign Language Capabilities），号召美国公民学习国家需要的“关键语言”，倡导“政府、学界以及各私有部门都要为提高国名外语能力做出贡献。”［4］2005年，美国力奉欧盟的“语言年”成功模式，参众两院分别通过决议，宣布2005年为“外语学习年”。［5］该项活动向即将步入劳动力大军的青年人显示了语言能力、国际理解对美国人未来成功的重要性，标志着美国为世界语言教育计划的未来奠定基础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这一系列关于提高国家外语能力的会议、提案促使美国制定出一项以国家安全为直接目标的外语政策――“国家安全语言计划”（National Security Language Initiative）。2006年1月5日，美国国务院、教育部和国防部联合召开美国大学校长国际教育峰会，美国总统布什在此次大会上宣布正式启动这一政策。“国家安全语言计划”致力于在美国教育体系中加强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外语教学和人才培养，目的在于大幅度增加美国关键语言（如阿拉伯语、汉语、俄语、印地语、波斯语等）的学习人数，增加更多精通关键语言的高级外语人才和增加外语教师数量，丰富外语教学资源。该计划在2007年和2008年分别获得了1.14亿美元和2.66亿美元的财政拨款用于资助以国家安全为目标的“国家旗舰语言项目”，其中包括“中文旗舰项目”。这是美国9•11之后的系列外语政策与国家安全问题讨论之后的重要成果，也是美国政府首次从国家安全与繁荣的角度看待外语教育。
2009年国会通过《高等教育机会法》（Higher Education Opportunity Act），这项法案增加了“关键外语”和地区研究领域的奖学金和助学金，为高校学生提供更多出国学习语言和文化的经费；同时增设管理国际和外语教育的副助理部长，协调联邦政府各种国际和外语教育项目，推动外语教育的发展。［6］
同年5月，参议员Daniel Akaka向国会提交了国家外语协调法案（National Foreign Language Coordination Act of 2009）。该法案提议总统办公厅下设国家外语协调委员会，由总统直接任命国家语言顾问，负责监督、协调并落实全美国家安全和语言教育行动计划，提出并落实美国外语战略等。
此外，为解决因反恐战争带来军事外语人才紧缺的问题，美国国防部分别于2005年和2011年颁布了《国防语言变革路线图》（简称《路线图》）和《国防部语言技能、区域知识、文化能力战略规划：2011－2016》（简称《战略规划》）。这是迄今为止21世纪美国军方两个最重要的外语战略文件，它们对美军外语教育的内容进行了明确界定，并对军队外语能力的测量提出了新的要求。［7］
三、对近十年美国外语教育政策的几点分析
第一，自9•11事件以来，美国政府在国会、国防部、商业界等重要机构的大力倡导和鼎力支持下连续了一系列关于提高国家外语能力的政策和法案，这标志着美国上下达成了重视外语教育的共识，即对美国社会而言，鼓励国民学习并掌握外语，有利于促进国内不同种族之间的相互谅解与和睦相处，有利于加强美国经济在海外的竞争力，有利于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国防安全。
第二，这一系列有关外语教育的政策与法案，集中地反映了美国“以国家安全”为本质特征的国家语言战略。这些政策从全球化时代国家安全和全球竞争力与领导力的战略高度来审视外语教育，将外语能力和对外国文化的理解力视作捍卫国家安全、提升公共外交的有效性以及推进美国意识形态传播的必要手段，标志着美国国家语言战略重心的转变。
第三，9•11事件后美国政府出台的外语教育政策是以国家安全为战略导向，明确体现在国家安全与危机意识中全面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国家意志。差别之处在于，9•11事件后，美国高校以欧洲语言为主的“传统外语”教学发展速度变得滞缓，而以亚洲（尤其是中东）“敏感地区”为主的“非传统外语”却取得了重大进展。
第四，美国出台国家语言战略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企图是显而易见的。美国的国家语言战略不仅仅着眼于目前的国家安全，而且着眼于未来的全球化竞争，从全球化的高度，为美国下一代未雨绸缪，可谓“为之计远矣”。
参考文献
1 Standards for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Preparing for the 21st Century［M］. Yonkers, NY: National Standards in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oject, 1996: 1～20
2 Brustein,W.I. The Global Campu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Higher Education in North America［J］. Journal of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Vol.11, No.3/4, 2007, 11（3/4）: 383
3 National Commission on Terrorist Attacks upon the United States. The 9/11 Commission Report［R］. New York: Norton, 2004: 77
4 A Call to Action for National Foreign Language Capabilities ［EB/OL］.［2011－09－05］.省略/i4a/pages/index.cfm? page id=3509
5 2005 The Year of Languages［EB/OL］.［2011－10－12］.省略/i4a/pages/index.cfm? pageid =3422
教育政策研究范文第3篇
1.历史视角
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由来已久，从师范院校教育伊始，师范生的培养就被定位为免费。学者魏峰等在其《师范教育免费政策的历史考察：1897～1949》一文中回顾了清末至建国前这段历史进程中，我国师范教育免费政策的变迁历程。胡娇的《我国师范生免费制度考略（1902～1949）》更是对清末、民国期间的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详加铺述。
秦克铸在其文《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回归：新时期教师教育政策的重大调整》同样简述了师范生免费教育史，尤其是建国后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的取消。同时，分析了免费政策的取消给我国教育事业造成的冲击。
2.现实视角
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的回归已为众望所归，更多的研究是基于这种政策回归的事实。肯定了师范生免费政策回归的意义，有利于国家和谐社会的构建，体现了国家对教育的重视和尊重，同时又振兴师范教育，促进师范院校发展，也体现了教育公平，更是促进了我国教师的专业化成长。王璐、王根顺也认为师范生免费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教师生源，能提高欠发达地区的教师素质，同时也保障了这部分师范生的就业。但同时也衍生了不少问题，如有志于成为教师的学生可能就此而丧失机会。政策本身也缺乏灵活性，在学生的个体差异上缺乏考虑，不利于学生的职业生涯发展。
3.经济视角
于江认为，师范生免费政策的取消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教师的市场不平衡，城市教师局部超编，而农村特别是边远贫困地区缺编，师范生追求私利的机会主义会导致教师供给市场的萎缩，教师供给的交易成本大大增加。从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理论角度来看，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的实施，可以有效降低这种交易成本，并通过订立契约式合同来保障免费师范生就业。从交易理论视角分析，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为教师资源的交易提供了一种新的用以降低交易费用的治理机制。
4.价值视角
叶飞认为，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的价值在于：促进教育均衡和教师教育发展，保障社会弱势群体以及引导社会尊师重教的风气。认为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解决了基础教育师资力量悬殊的均衡问题，吸引众多学子加入师范教育行列来促使教师教育发展，对于中西部地区的贫困学子由于家庭困难而无法接受教育予以保障，并以此政策来向社会昭示教师应受到社会尊重，从而在社会形成尊师重教的良好社会风尚。
5.博弈视角
吴浩在博弈论视角下构建了基于政府与师范生的完全静态博弈模型，将两者作为博弈双方，从政府与师范生的利益角度博弈，分析了这种博弈的选择：如果师范生履约的受益大于违约的受益，则他会选择践行契约；否则，反之。基于这种博弈的分析，提出要完善师范生免费政策：加强免费师范生的诚信度管理；提高违约成本；提高免费师范生从教后的社会地位；提高免费师范生从教后的经济报酬。
6.公平视角
刘海燕认为，我国基础教育师资发展不平衡，东西部地区师资差异较大，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的实施有利于促进教育公平，促使区域师资均衡；加之高等教育费用颇高，贫困家庭无力支付学子费用，免费政策有效缓解了贫困家庭困难，促进了教育机会均等。凡事都是具有两面性的，免费教育政策促进教育公平的同时，也引发了新的教育不公平。认为其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教育不公平，限制了免费师范生的职业生涯发展。同样，由于免费政策仅试点于6所部属师范大学，这对非部属师范大学不公平，会造成更大的校际差距。
二、研究特征过渡明显
1.政策公布阶段：政策的理性分析及历史追溯
这一阶段是免费教育政策的公布阶段，且尚未实施，研究学者的焦点自然放在了对政策的分析上以及对政策的历史追溯。学者秦克铸撰文回顾了我国师范生免费教育的历史变迁，指出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的回归是国家教育的重大举措，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有利于我国落实科教兴国战略、促进教育公平、构建和谐社会，希望国家在6所部属师范大学试点免费政策成功后，能够向普通师范院校推广。对这一时期的研究不乏理性。彭寿清同样认为免费政策的实施对我国教育具有莫大的示范意义，然而同样存有忧，这种忧主要来自地方师范院校及其学生，无论是地方院校的生源、地位问题，还是地方师范院校毕业生的就业问题，都存有让社会忧的方面。
2.免费师范生入学及适应阶段：开始关注免费师范生的现状
这一阶段，1万余名免费师范生进入6所试点高校，针对免费师范生的实证研究拉开帷幕。于是，鉴于免费师范生的入学情况、报考动机、对政策的意向、学习动机及态度、生活状况等的实证研究纷纷展开。由于免费师范生刚入学，且处于适应阶段，实证研究的焦点更多的集中在了有关其现状调查。
3.免费师范生实习及即将就业阶段：转向关注免费师范生的未来
经过两年的大学生活，免费师范生即将面临实习及走向工作岗位。实证研究的焦点转而关注了学生的未来：他们的职业观、任教意愿等。这一阶段的实证研究中，有超过4成的实证研究关注到了免费师范生的未来发展，包括对职业的认同以及从教意愿，甚至职业发展等。
教育政策研究范文第4篇
关键词：乡镇卫生院 临床医生 教育培训
【中图分类号】R-1【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8-1879(2012)02-0225-01
前言 我国是一个 “农业大国”,按全国人口十三亿计算,我国农民人口数量就占十亿左右［2］。这么庞大一个群体，国家采取积极的保障政策,让县级以上大医院的医疗资源不间断的下乡巡诊和指导乡镇卫生院临床医生提高诊疗技术,对保障广大农村居民的身体健康起到了极大的作用。随着我国新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患者在乡、村级医疗机构就诊的人数有所增加。现阶段国家虽然投入大量资金改善了乡、村级医疗机构的门诊、病房条件等硬件设施,但同时还存在设备不足，卫生院发展不稳定,缺乏明确的政策依据和具体要求,乡镇卫生院临床医生素质偏低、乡镇医生队伍素质差,管理操作不规范,缺乏保障与激励措施，医疗行为规范、药品的使用以及购进随意性大等［3］。笔者认为,建立健全乡镇卫生院临床医生教育培训政策可促进乡镇医生素质的改善,有利于提高乡镇医生的服务水平,对充分发挥乡镇卫生院的功能,推动乡镇卫生院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要搞好乡镇卫生院卫生工作必须重视和加强乡镇卫生院临床医生的培养,必须做好如下工作［4］。
1 国家要加大对乡镇医生的培训
鼓励地、市级卫生学校和有条件的县级卫校多为农村培养一些留得住,能在农村扎根的初级乡镇医生,逐步提高农村医生的专业水平,力争在十二五期间达到所有在农村从医人员都有相应的学历。
2 建立临床医生培训基地
县级医疗除承担为乡镇卫生院解决重大医疗卫生问题、进行技术指导、协调检查外,培养乡镇卫生院临床医生是一项十分重要而不可忽视的工作。县级医疗卫生单位要主动承担起此项任务,要根据各自的工作性质,积极创造办学条件,搞好乡镇卫生院临床医生培训基地建设,建造好符合标准的办学场地,配备一定的办学设备,开展综合知识、专科专病防治知识培训;举办各种学术会,开展专题讲座、典型病例讨论等,认真落实好人员教育培训的各项工作任务。
3 抓好在职培训工作
我们首先要做好引导医学生向一名合格医务人员的过渡工作,重点培养他们的适应能力、操作能力、分析判断能力、决策处理能力,这是在岗教育的一个首要且重要的环节。工作5年以上的在职人员,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掌握了一定的实际操作技能,进行扎实地岗位练兵,适时进行专题讲座、专科专病研讨、病例讲解等,使临床医生不断接受新知识,拓宽知识面,提高实际操作技能、工作水平和工作质量。
4 做好技术骨干和学科带头人的选拔培养
要及时将年轻有为,工作责任心强,有发展前途的中青年临床医生选送到地市级以上医疗卫生单位进行2年以上进修深造。在此基础上还要有计划地做好高、中、初级临床医生的选送进修工作。
5 加强乡镇卫生院全面型人才的培养
乡镇卫生院医疗卫生工作有其独有的特点。这些特点要求临床医生掌握综合的医学知识,要培养具有医、防、治、管理一职多能,能医、能防、能治的综合人才。
6 要做好管理干部的选拔培养
管理干部的选拔任用要从严,要将德、才兼备,有管理能力,安心从事管理工作的干部选拔到管理干部队伍中来,管理干部队伍应保持相对稳定。
7 在对乡镇卫生院临床医生的培养上，医科院校还应该与农村卫生单位联手合作
既帮助农村卫生室有效解决了专业人才匮乏，用人难，留人难等问题，又有利于专科学校强化办学优势，打造办学特色，提升社会影响力；同时，医科院校也可以在农村卫生单位设立临床实习与研究基地，教学中多安排学生到农村卫生室实践，增加他们将理论学习融入临床实践的机会，并通过接触更多的临床病例，为开展理论研究和成果转化奠定基础。此外，通过对定向培养生开展系统的全科医学与相关理论、临床和农村卫生室实践技能教育，既培养了学生热爱、忠诚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事业的思想意识，又使他们掌握了全科医疗的作方式，具备了对农村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断、鉴别诊断、转诊、预防保健、健康教育等方面技能，以及具有的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组织管理能力，成为农村医疗卫生服务队伍中的骨干人才［5］。
加强乡镇卫生院临床医生的培养教育是乡镇卫生院卫生工作的需要,社会发展的需要,必须引起各级领导的重视,要探索合理的人才培养模式,以培养出一大批适应乡镇卫生院医疗卫生工作需要,同群众健康需求相适应的跨世纪乡镇卫生院医疗卫生人才。
参考文献
［1］ 王芝芳,郑全庆.中国乡村医生现况［J］.中国公共卫生,2003,(2)
［2］ 贾树平.中国乡镇卫生院临床医生管理与发展之我见［J］.中外医疗,2011,(24)
［3］ 闫佩峰,李学斌.加强乡镇卫生院医疗临床医生的培养教育［J］.中华医院管理杂志,1998,(5)
教育政策研究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教育政策是党和政府在一定历史时期为教育工作制定的基本要求和行动准则。公正的教育政策要保障受教育者的发展权利与发展机会、发展条件和发展水平与资格的认定的公正。为了保证教育政策的公正，教育政策参与主体必须具有公正意识，教育政策内容必须遵循平等原则和补偿原则。
教育政策是党和政府在一定历史时期为教育工作制定的基本要求和行动准则。随着政策科学的兴起，教育政策研究成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展最快的学科领域之一。[1]教育政策问题日益受到公众的关注，人们除了从政策学角度分析教育政策外，广大的学者还运用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知识来分析教育政策，伦理学视角是近几年来人们分析教育政策问题采用的视角之一。
一、教育政策公正的内涵
公正是伦理学的重大问题之—，这个概念涉及的范围很广，它既是法学概念、政治学概念又是伦理学概念。在伦理学中，公正是指人们根据一定的道德原则和规范，办事公平正直、坚持真理、合乎情理、不存私心。它反映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体现人们的一种崇高的道德境界。[2]所谓教育政策公正，就是指教育政策要保证在现实社会条件下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可能的教育平等，保证受教育者教育起点的公平、教育过程的公平和教育结果的公平。也就是说，教育政策要在以下三个方面保证公正：受教育者的发展权利与发展机会的分配、受教育者的发展条件的分配和受教育者的发展水平和资格的认定。
（一）受教育者的发展权利与发展机会
教育是促进人发展的一项社会活动，并且国家规定适龄儿童都享有受教育的权利。教育政策作为国家为教育事业制定的行为规则，应该保障受教育者的入学权利。受教育者的发展权利和发展机会的公正也就是教育起点公平问题。具体来讲，教育政策要保证受教育者具有同等的入学机会和发展权利。
（二）受教育者的发展条件
教育是促进社会公平的一种手段，是保证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受教育者作为平等的发展个体，理应享有相同的发展条件。受教育者的发展条件的公正也就是教育过程公平问题。具体来讲，教育政策要保证教育资源配置的合理性和公正性，让每个受教育者在受教过程中都享有公正的发展条件。
（三）受教育者的发展水平和资格的认定
教育是一种培养人的活动，其最终的培养质量要通过一定的方式加以评定。在评定中，每个个体都应该接受相同的评定标准。受教育者的发展水平和资格认定的公正也就是教育结果的公平。具体来讲，教育政策要保证受教育者获得相应的发展水平，在同一标准下获得资格的认定。
教育政策的公正涉及教育起点、教育过程和教育结果三个方面。公正的教育政策要保证受教育者在以上三个方面的利益，让受教育者获得同等的发展机会、发展条件和发展水平，满足受教育者对教育的需要和实现受教育者的最大限度的发展。
二、教育政策公正的实现途径
教育政策是在一定时期内为实现一定的教育目标而制定的关于教育事务的行为准则。为了实现教育政策的公正，我们首先要保证政策制定参与者的参与公正，其次要保证政策内容的公正。
（一）参与主体的参与公正
政策的制定是一项繁复的工作，目前，中国的政策制定比较关注民主性，强调多元主体参与政策的制定。教育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公益事业，其发展状况将直接决定国家的未来。教育政策的制定需要政策利益相关人员的参与，只有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参加政策制定过程，政策的出台才能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同。
人都是会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来考虑问题，为了保证教育政策的公正，教育政策制定的参与者必须保持一颗公正之心，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和使命，从多方面考虑问题，争取为教育政策的制定提供合理的参照意见。
（二）政策内容的公正
教育政策是人们进行教育活动的行动指南，公正的教育政策有利于教育活动的公正。为了保证教育政策内容的公正，政策制定者必须遵循平等原则和补偿原则。
1、平等原则
平等一直以来是人们追求的一种理想的社会状态。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追求同质的平等，认为人人生而平等。这种同质的平等观是与封建社会的等级观念相对的。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入，平等的观念也日益有了更为广泛的内涵。现在，差异的平等观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差异的平等观承认人与人之间是存在差异的，只要个体能获得适合自己的发展就是真正的平等。这种差异的平等观让人们对平等的认识向前迈了一大步。
教育政策的制定要遵循平等原则，以便实现政策目标，发挥政策作用。在义务教育阶段，教育政策的制定要按照同质平等观的要求，保证受教育者获得同样的教育机会；在非义务教育阶段，教育政策的制定要按照差异平等观的要求，保证受教育者获得适合自己发展需要的条件和结果。
2、补偿原则
教育是一项公益事业，它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教育政策为了实现公正，必须考虑弱势群体的利益。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助推器，是社会和谐的安全阀。教育政策应该以公平作为自己的目标，保证教育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和阶层之间的相对公平。[3]
我国是一个地域广阔、发展不平衡的发展中国家。教育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我国的教育事业也存在发展不平衡的现象。教育政策应该考虑这些不平衡的现实，遵循补偿原则。补偿政策是政府对处境不利人群(弱势群体)实施的特殊政策，其目的是使其在原则上享受与别人同样的教育权。[4]
（1）城乡之间
城市教育事业的发展明显快于乡村的教育事业，有的城市正向教育现代化大力迈进，而一些乡村地区连基本的入学率都不能保证，更不用说教育的大力发展了。我国的教育政策长期以来以城市作为政策制定的依据，没有考虑广大农村的现状，让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雪上加霜。
为了保证教育政策的公正，教育政策在内容上必须体现对农村的关注，补偿农村弱势群体的切身利益，让农村的孩子们获得同样的教育发展机会。补偿原则的遵循可以用政策来弥补自然存在的差异，这也是政策的作用之一。
（2）区域之间
我国的经济发展东部沿海地区快于西部内陆地区，这种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也就相应地造成了教育发展的不平衡。东部地区的教育事业经费充足，可以吸引优质的师资力量，其教育质量明显优于西部地区。教育政策在制定中总是“一刀切”，有些政策对东部地区有利，对西部地区就是揠苗助长。
为了保证教育政策的公正，教育政策在内容上必须考虑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体现政策的灵活性和适应性，适当地补偿西部地区、欠发达地区和老少边穷地区。这种补偿是为了教育的公平发展和社会的和谐，是国家宏观调控的一种方式，应当得到全社会的认可。
（3）阶层之间
阶层是社会人群的一种人为划分的结构，它反映社会人群的社会地位、资本状况等。城市居民、农村居民内部因为收入、财富、权力差异等原因而导致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均等，这种不均等会加大教育的不公平阶层之间的教育。有些人竟然利用权或者钱在教育领域进行交易，谋求教育资源的最大化。
为了教育的公平，教育政策在内容上必须考虑阶层之间的差异，补偿社会弱势群体。高校中关于贫困生的一些政策可以说是补偿原则的表现，这些政策让贫困生获得了更多的发展机会，保障了他们的学习权利。
公正是教育政策的伦理诉求，只有公正的教育政策才可以真正地发挥政策应该具有的作用，才可以促进教育的公平和社会的和谐发展。为了实现教育政策的公正，教育政策的参与主体应该保持公正的意识，力求制定公正的教育政策。
参考文献：
[1]袁振国．教育政策分析与当前教育政策热点问题[J]．复旦教育论坛，2003，1(1):29-32．
[2]施修华．学校教育伦理学[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1：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