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教育现代化的定义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时代命题。它既有国际发展的普遍性特征,也有中国国情的特殊要求;既有“现代性”意义上的标准规范,也有“现代化”意义上的过程演进;既是观念的改变,也是实践的创新。
UNESCO在传统的经济视角和社会视角的基础上,提出发展职业教育的第三个视角――改革的视角,后者主要强调更加关注职业教育与终身学习、创新性、可持续发展,以及人类幸福生活之间的关系。基于这一理念,他们提出职业教育要从传统模式向现代模式转变,为我们理解什么是“现代职业教育”提供了重要参照。
作为区域一体化组织,欧盟对职业教育现代化目标的表述,以及作为成功建立起职业教育国家制度的代表,澳大利亚对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基本定位,也为我们展示了理解“现代职业教育”的新的维度。
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是政府主导型的,职业教育决策者的认识对于政策的确立和实施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关注他们的思考同样十分重要。
1.UNESCO的定义:从传统模式向现代模式的全面转型
基于全球发生的巨大变化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的新挑战,UNESCO近年来一直倡导各国对本国技能战略进行改革,以实现职业教育的深刻转型。这种转型更加强调职业教育与终身学习、创新性、可持续发展,以及人类幸福生活之间的关系。根据新的理念,有关专家提出职业教育发展模式要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的全面转型。两种模式的对比见表14。
2.欧盟的定义:更强吸引力,更具创新性,更加适切,更易获得,更高质量,更加灵活,更有利于实现终身学习
作为欧洲政治经济一体化组织,欧盟在2006年就正式提出了“实现职业教育现代化”的改革思路,2009年出版了“实现职业教育与培训现代化”系列研究报告,2010年在其《2020战略》中进一步提出了“实现职业教育与培训现代化”的目标。在上述文件中,对推进职业教育现代化的内涵和指标都作出了系统表述,见表15、表16。
3.澳大利亚和美国:新目标、新定位
澳大利亚从个人、社会和企业三个维度提出了2025年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发展目标,见图7,并确定了新的发展原则,见表17。2012年4月,美国社区学院协会21世纪社区学院发展理事会题为《重新实现美国的梦想――社区学院及国家的未来》的报告,要求对社区学院进行根本性改革,提升美国的竞争力。报告提出的改革内容见图8。
现代化表征的基本含义是在一定时期一定系统中,一定社会群体不断的将系统中最新的代表社会发展方向的科学知识、技术和思想理念体现到本社会群体中去的过程。根据第二次现代化理论,现代化一般分为两个阶段,即第一次现代化与第二次现代化。现代化过程不仅表现为物质条件的改造,同时也体现为精神条件的变化,现代化的发展包括多个纬度,其中有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人口发展、科教发展、生态与环境优化等,因此,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其内部有许多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子系统构成。教育系统作为现代化发展的一个子系统,对现代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关联作用,原有的关于教育与现代化的关系研究多采用定性的分析方法,本文采用时序变权的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对影响现代化建设的主要的教育因素进行了辨识,为提出促进现代化发展的教育措施与建议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教育与现代化的关系测度方法选择
由于现代化的实现过程是由经济、社会、人口、文化、环境、生态等许多错综复杂的子系统组成的具有不确定性的动态过程。它具有明显的灰色性质的特点,是一个典型的灰色系统。因此,本文根据现代化系统的灰色特性选择时序变权的灰色关联分析方法进行研究。
灰色系统理论中的关联度,是对于两个系统或系统中两个因素之间随时间而变化的关联性大小的量度。它定量地描述了系统发展过程中,因素之间相对变化的大小、方向与速度等的相对性。在系统发展过程中,如果两个因素变化的态势基本一致,即同步变化程度较高,则可以认为两者关联度较大,反之,两者关联度就小。变权的灰色关联分析方法一般包括下列计算和步骤。
1.原始数据变换
经济系统中各因素的物理意义和量纲不同,数量级相差悬殊,几何曲线比例也不一致,因此,对原始数据需要消除量纲(或单位),转换为可比较的数据序列。本文采用均值法进行归一化,可定义:其中,Yij表示第i个指标第j时点的数据,Zi是i指标在各个时点的均值,即:。
2.计算关联系数
若记经过数据变换的母序列为{x0(t)},子序列为{xi(t)},i=1,2,…,m, t为不同时点,则在时点t=k时,记,母序列与子序列的关联系数为L0i(k),其计算公式为
其中,为k时点两比较序列的绝对差,即
分别为所有比较序列在各个时刻的绝对差中的最小值与最大值,P为分辨系数,其意义是削弱最大绝对差数值太大引起的失真,提高关联系数之间的差异显著性,一般取P=0.1。
3.求关联度
如果考虑各时点的权重时序递增,即越新的信息数据越重要,则权重序列应该是等差递增数列。而权差大小反映的是分析者的重要度偏好。为便于计算,分析者的重要度偏好可以转化为
(1式)
其中,q为最后时点权重和第一时点权重的比值。则相邻时点的等额权差为
相应的权重序列为
因此各时点权重之和为
(2式)
引入式(2)的权重归一化原则有
则有
将式(2式)代入权重序列式(1式)就可以计算出等差递增权序列。
此时,关联度计算公式为
只要保证,那么就可以根据不同问题分析的需要采用相应的赋权方法。
4.排关联序
将m个子序列对同一母序列的关联度按大小顺序排列起来,便组成关联序,记为{X}。它直接反映各个子序列对于母序列的“优劣”关系。
5.列出关联矩阵
若有n个母序列,并有m个子序列,则各子序列对各母序列的关联度构成了关联度矩阵
三、教育与现代化的变权灰关联度分析
本文采用的是1980年,1990年,2000年和2001年的现代化和教育指标数据,其中,现代化指标为综合现代化指数、第一次现代化实现程度和的二次现代化指数,教育指标主要有各级各类学校数目、专任教师数目、在校学生数目和教育经费情况。本文选择时序变权的灰色关联分析方法,由于计算时涵盖四年的数据,因此在考虑权重时令q=10,求得w(1)=0.0455,w(2)=0.1820,w(3)=0.3185,w(4)=0.4540。利用DPS软件进行计算可得到以现代化指标为母指标,其他指标为子指标的关联度矩阵,如表1所示:
灰色关联矩阵中的关联度是对于现代化各指标与教育各个指标之间随时间而变化的关联性大小的量度。在现代化过程中,如果两个因素变化的态势基本一致,即同步变化程度较高,则可以认为两者关联度较大,反之,两者关联度就小。通过表1中的计算结果表明,从综合现代化指数变动的角度,利用教育对应的四项教育大类指标的均值进行重要程度排序的结果为:专任教师数目(均值=0.47618)>各级各类学校数目(均值=0.40724)>在校学生数目(均值=0.370758)>教育经费情况(均值=0.13687),其中教育指标中普通中学专任教师数和普通高等学校专任教师数的关联程度较高,对应的关联度分别为0.720026和0.631706,而对应的关联度较小的指标是教育经费情况,其对应的关联度排序位于教育指标排序中的后位,这说明在现代化进程中对于专任教师数目的增长趋势与现代化的演进趋势相一致,而教育经费的情况的一致性较差,因此,在现代化发展中要不断的增加教育经费投入,促进教育资源的有效配置。
教育与现代化的灰关联矩阵表
另外,从我国第一次现代化的实现程度指标的变动来看,教育指标大类的一致性顺序与综合现代化指标的排序一致,分别为专任教师数目(均值=0.4489072)>各级各类学校数目(均值=0.401809)>在校学生数目(均值=0.391277)>教育经费情况(均值=0.142204)。从我国第二次现代化指数的变动来看,教育指标大类的一致性顺序也与综合现代化指标的排序结果一致,分别为专任教师数目(均值=0.477804)>各级各类学校数目(均值=0.435513)>在校学生数目(均值=0.420572)>教育经费情况(均值=0.122793)。通过第一次现代化与第二次现代化指数一致性的比较可以得出,专任教师数目、各级各类学校数目和在校学生数目的关联度均比第一次现代化实现程度的对应关联度数值大,说明这些指标的一致性程度有所改善,然而对比数据显示教育经费的关联度却有一定程度的降低,因此,制定以教育促进现代化发展的措施时,应加大教育经费的投资力度,发展多种形式的教育融资方式,促进教育与现代化的协调发展。
四、结论
[关键词] 教育技术; 技术观; 实用主义; 自然技术; 社会技术; 身体技术
[中图分类号] G434 [文献标志码] A
[作者简介] 冯友梅(1983―),女,河北香河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信息技术教育、教师教育以及相关教育技术理论研究。E-mail:。
技术观,简单地说,是指人们对技术的理念和认识;具体来说,它关涉人们对技术本体、技术价值、技术方法、技术过程等方面的相对稳定、成熟、合理的认识和理解,并内在地决定着技术实践活动的价值取向和实践方式。因此,合理的技术观是保证技术实践有效性的前提和基础。然而,一定时期人们所持有的技术观往往会受到所处时代技术水平以及人们认识水平的制约,使技术观具有了一定的历史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会在技术实践过程中以不同方式体现出来,并最终影响技术实践的效果。人们对“教育技术”的认识也存在这种局限性,这一点从各种不同定义的分析中即可获得佐证。如何树立合理的技术观,使教育技术实践与时代需求合拍,保持较高的实效性,是本文尝试解决的问题。
一、身体技术、自然技术和社会技术:
技术发展史上三种类型的技术
在考察教育技术概念之前,需要先确定考察的视角。在技术发展史上,由于作用对象和作用方式的不同,逐步形成了身体技术、自然技术和社会技术等三种不同类型的技术,这三种“技术”虽然在定义上有严格区分,在作用对象、评价原则、技术改进复杂性等方面有较大差异,但深究起来,其边界依然模糊,相互之间有重叠。
“自然技术”和“社会技术”,可以从广义技术的定义中推演出这二者。所谓广义技术,一般是指人类在改造自然、改造社会和改造人本身的全部活动中,所应用的一切手段和方法的总和。简言之,一切有效的手段和方法都是技术。广义技术的定位非常宽泛,为了使用和研究的方便,人们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细化,有了狭义的技术界定。所谓狭义技术是指:人类为了满足社会需要而依靠自然规律和自然界的物质、能量和信息,来创造、控制、应用和改进人工自然系统的手段和方法。[1]这里界定的狭义技术即人们通常所说的技术,是“技术工作”中的“技术”,是生产技术、生物技术、工程技术、医疗技术,是针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技术,也就是“自然技术”,有人也称其为“物的技术”。由此可见,“自然技术”是包含在“广义技术”中的,是关涉人类“改造自然”和“改造人本身”的技术,其对象是人工自然和人本身,这里的“人本身”更多指向人的生物性躯体。
在广义技术界定中,还有一类技术是“改造社会”的,它的对象是“人类社会”,有人把这类技术称为“社会技术”。具体来说,社会技术一般是指,为了促进社会进步和可持续发展所采用的调整人际关系、组织关系、经济关系以及其他各种社会关系的手段和方法的总和。例如交通管制技术、社会保障技术、物业管理技术、教育文化技术、银行利率调控技术、军事训练技术等。
一般而言,自然技术总是与具体的“物”相关,是关于“物的技术”,技术过程涉及“物”的设计、开发、管理、使用和维护等诸多方面,而社会技术则更多关涉相关政策、制度、策略、方法以及原则的设计和实施,不以具体的“物”为主要标志,但也并非拒斥“物”的使用。在信息社会到来的当下,社会技术的一般过程就需要“物的技术”作为载体和支撑。但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物”是为社会技术的“事”服务的,是为了更好地实现社会技术的目标而存在的。
技术是伴随着人类的起源而同步发展起来的,在系统化的、成熟的自然技术(制造“物”的技术)产生之前,原始人类主要采用“身体技术”来对抗恶劣的自然环境,以满足生存需要。莫斯这样描述身体技术,“身体是一个人最初的也是最天然的工具,或者更确切一些,不用工具这个词,身体是人的最初的和最天然的技术对象,同时也是人的技术手段。”[2]如此看来,身体技术不仅属于原始人类,对现代人而言,也是重要的技术手段。身体技术的形成,跟人的成长经历、所受的教育、所处的文化环境以及个人的身体条件相关。身体技术既有群体性,也有个体性,可以通过某一群体的行为习惯、身体动作,去判断他们属于哪国人、哪种职业的人,甚至某个地区的人;也可以通过一个人的细微动作等去判断他是否是一个熟悉的朋友。这些都是身体技术所具有的特性。
从以上阐释可以看出,因作用对象的不同,可以区分“自然技术”和“社会技术”,而“身体技术”跟这二者其实不在同一层面,本文将三者放在一起讨论是为了更全面地分析“教育技术”定义中所蕴涵的技术观。
二、“教育技术”定义的技术观审视
以下将从“身体技术”、“自然技术”和“社会技术”的视角来审视“教育技术”的典型定义,并借此了解人们对教育技术的认识过程。
人类原始的教育活动是在生产劳动和日常生活中凭借身体器官进行的,没有专门的学校,也没有专职教师和特制教育工具。年长者皆为教育者,劳动和生活场所就是教育场所,人的口、耳、手是主要的教育工具,通过口述和耳闻来传递教育信息,有时教育者还伴以动作或实物展示,使受教育者易于理解和模仿。[3]可见,在人类教育活动的早期,就有教育技术的萌芽,并由此形成了一种比较传统的教育技术定位,认为所谓教育技术即是教师的教学技能或技巧。[4]教师充分利用自身这个媒体,就能够较好地完成教学过程。这种教育技术定位显然属于“身体技术”的范畴。
20世纪初是教育技术事业发展的初期,现代媒体在教育中的广泛应用是这一阶段的重要标志,人们对教育技术的认识也因此悄然发生变化。美国从视觉教育、听觉教育到视听教育的概念变迁,我国从电影教育、播音教育到电化教育的定义变换,即是这一认识变化较为直接的反映。这些概念中比较典型的是萧树滋先生早年对电化教育的界定:“所谓电化教育,简单说,就是指利用现代化的声、光、电设备进行教学、教育活动。”这种观点即是纯粹的物质工具论,也就是所谓的“媒体工具说”,持有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单纯利用媒体就可以达到优化教学效果的目的,更有甚者,把教育技术的物质工具只局限于先进的媒体。[5]这种理解方式实际上将教育技术定位为自然技术,在其指导下的教育技术实践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是教育媒体的研发和使用。
对教育技术的认识,如果仅仅局限于自然技术,将很难达到预期的实践目标。人们在反思的过程中,逐步认识到教育理念、学习理论等在现代媒体使用中的重要作用,这种反思活动促进了人们对教育技术认识的进一步深化:逐步从自然技术过渡到社会技术。当下主流的教育技术定义一般都属于社会技术的范畴。
例如美国教育传播与技术协会(AECT)的最新定义(2005定义):教育技术是通过创造、使用和管理合适的技术过程和资源以促进学习和改进绩效的研究和符合道德规范的实践。[6]
再例如,尹俊华先生在其《教育技术学导论》一书中指出:广义的教育技术就是“教育中的技术”,它分为有形(物化形态)和无形(智能形态)两大类。物化形态的技术指的是凝固和体现在有形的物体中的科学知识,它包括从黑板、粉笔等传统的教具到电子计算机、卫星通讯等一切可用于教育的器材、设施、设备及相应的软件;智能形态的技术指那些以抽象形式表现出来,以功能形式作用于教育实践的科学知识,如系统方法等。狭义的教育技术指的是在解决教育、教学问题中所运用的媒体技术和系统技术。
这两种界定,均认可物化技术对教育的价值,又同时强调在相关理论指导下使用的重要性。这种认识比自然技术范畴下的教育技术前进了一步。在自然技术的范畴下,往往形成物的先进性即教育技术先进性的观念,在实践中表现为对媒体先进性的盲目追求,而在教育实践中,这种观念屡屡受挫;在社会技术范畴下的教育技术实践则能够从教育需求出发,去寻找恰当的教育媒体,并且强调在相关理论指导下的合理使用,因而往往能够更好地实现预期目标。
以上通过对“教育技术”定义的技术观审视可以看出,人们对教育技术的认识大致经历了从身体技术到自然技术,再到社会技术的不断深化的过程。而将“教育技术”作为社会技术来理解,才能更好地把握教育技术的实质。
三、三种技术观指引下的
“教育技术”的实践取向
作为身体技术的教育技术,是强调教师“教”的技术。注重教师教学经验的积累及教学技能、技巧的提高。这种技术观与前喻文化的教育理念相契合,符合农业社会及其以前的社会文化背景。这种文化背景下的教育任务是前人积累的知识和经验的传递,教师是知识的传递者,学生是知识的“容器”,所谓教育技术就是教师在传递知识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有其个体特征的“技术”,技术水平的提高更多表现为教师教学技能的提升,这就决定了这种技术观指引下的教育技术的实践取向。当下仍然盛行于一线的各种类型的教学技能大赛,正是这种实践取向的体现。
作为自然技术的教育技术,是强调作为实体的“物”的技术。电子媒体介入教育领域的初期,由于媒体本身的贵重、复杂和罕有,使得只有少数专业人士才能操作和驾驭。因此,在这种教育活动中,媒体处于相对核心的地位,媒体的管理、使用和维护成为中心工作,这或许是那个时期教育技术强调实体“物”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一定程度上也造就了作为自然技术的教育技术的观念。这种观念强调和推崇媒体使用,不去反思其合理性,而是先用了再说,并且认为技术水平越高,教学效果就会越好。经济利益的驱使,商家的介入又直接推动了这种观念的传播和发展。在实践领域,表现为从技术到技术,狂热追求技术的先进性。为了“验证”或者“证实”这种先进性所带来的高效的教学效果,往往还遵循这样的逻辑:从技术可能性出发去寻求或者开发可能的教育需求。可以说,在当下从理论上早已经超越了这种观念,且这种观念在文字材料(教材、著作)上也失去了话语权,但在实践领域,它仍然是一些行动者开展工作的常用假设,因此依然盛行。
作为社会技术的教育技术,是一种合理的技术观。这种合理性主要体现在它能够将教育活动放在人与人之间的双边活动中去考察,虽没有上升到“人与人之间灵流”这样的人文高度,但其还是摒弃了单独“教”或者单独“学”的片面,也将“物”的使用规范到了一个合理的范围内,或为工具、或为环境,但均不再将其放在核心或绝对的位置去追求,也不再从物出发去寻求合适的教育需求,而是从教育需求出发,去探寻恰当的技术,若不得,则再依据教育的需求去改造或者设计开发合适的技术。这种技术观从侧面回答了长久以来 “姓电还是姓教” 的问题,也解释了“理化技术”或“人文科学”的疑问。这种技术观的实践取向很明显:有效的教育技术实践总是教育需求在先,所有的因为技术的先进性而产生的所谓的教育需求都是虚假的,建立在虚假需求上的实践活动,不仅劳而无功,还会造成人、财、物的巨大浪费。更为重要的是,还会增加人们对高新技术的误解,对其失去应有的兴趣。
四、教育技术(电化教育)概念定义的
范式传统与其实践取向的关系
上世纪90年代之前,我国学界多使用“电化教育”这个概念,之后为与国际接轨逐步使用“教育技术”的概念。从学理上分析,这两个概念有差别,但在实践领域和学术组织、刊物以及相关各级各类的行政机构,二者一直混用至今。早期在“电化教育”的界定上有鲜明的“范式”存在,“教育技术”的概念也存在类似的痕迹,通过分析几个典型的定义可见一斑。
考察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几个典型的电化教育概念,可以看出,它们遵循着这样的范式:“……运用或者利用现代化媒体,……以优化教育或者适应时代要求”。这个范式由两部分构成,前半句是条件,后半句是目的,“利用现代化的声、光、电设备”、“运用现代教育媒体”、“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均是电化教育的前提条件;“从而使教育更好地适应时代的要求”、“以实现教育最优化”、“以实现最优化的教育活动”、“以取得最优化的教育效果”则是电化教育的最终目的。显然,这个范式背后隐藏着如下逻辑:现代化的媒体设备能够优化教学,使教育活动获得好的教育效果,简言之,即是现代技术能够促进教育的发展。[7]
美国AECT给出的定义,也有类似的范式,例如1972定义是这样描述的:“教育技术是这样一个领域,它通过对所有学习资源的系统化鉴别、开发、组织和利用,以及通过对这些过程的管理,来促进人类的学习。”[8]这个定义首先将“教育技术”定位为一个领域,然后展开其定义逻辑,“通过……以及通过……来促进学习”。“通过”是手段,“促进学习”是目的。显然认可通过某些手段是能够促进人类学习的。
有了这样的命题逻辑,再将其放到更广泛的哲学视野中去考察。例如:实用主义坚持这样的观点:
(1)强调知识是控制现实的工具,现实是可以改变的;
(2)强调实际经验是最重要的,原则和推理是次要的;
(3)信仰和观念是否真实,在于它们是否能带来实际效果;
(4)真理是思想的有成就的活动;
(5)理论只是对行为结果的假定总结,是一种工具,是否有价值取决于是否能使行动成功。
综合分析以上几点可以看出,其中(1)是实用主义的基本前提:现实是可以改变的;(2)是实现目的的途径和手段:实际经验是最重要的;(3)(4)(5)则是实用主义价值判断的原则或目的所在:是否有实效。
把前文分析的范式逻辑与实用主义的观点进行比较可以看出,“电化教育”和“教育技术”的定义逻辑显然是实用主义的。这或许与其发端、发展于实用主义盛行的美国有关系。
工业革命以来,现代科技给人类社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饥饿、贫穷、疾病带给人类的困扰被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所逐步消解,电子媒体也给贫弱的教育带来了巨大转机。在此背景下的努力尝试、大胆实践是值得钦佩和推崇的,并且也确实带来了实效。二战时期美国人利用电影短时间内训练了大批合格的士兵,这就是很好的例证。这种时代背景也是教育技术之实用主义倾向的重要原因之一:整个社会都在向科技要效益,为什么教育不可以!
在教育资源日趋丰富的当下,或者换一个说法,在全社会已经基本解决了教育的“温饱问题”之后,教育的发展理应转向内涵建设和质量提升。此时,技术理性驱使下对高新技术的盲目追求显然不能满足教育深入发展的需要。教育技术实践,只有摒弃急功近利的思想,放慢脚步,从教育需求出发,按照教育规律办事,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样才是把教育问题当作人与人之间的问题,而不是当作人与技术的问题来处理。
五、结束语
人们对“教育技术”的理解和认识经历了从身体技术、自然技术再到社会技术的不断深化的过程。在理论研究领域,人们基本能够接受教育技术是一种社会技术的观念;但在实践领域,由于各种原因,将教育技术理解为一种自然技术的行动者却不在少数,这种现象在较长时间内会继续存在。盛行于教育技术领域中的实用主义传统,在其发展初期,对教育技术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推广和促进作用,但在教育事业走向内涵建设和深入发展的当下,其是否符合我国教育发展的现实需要,是否符合我国的文化传统,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陈昌曙.技术哲学引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
[2] [法]马塞尔・莫斯.社会学与人类学[M].佘碧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3] 章伟民,曹揆申.教育技术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4] [5] 刘美凤.广义教育技术定位的确立[J].中国电化教育,2003,(6):9~16.
【关键字】:思想 政治教育 社会化
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化是思想政治教育今后发展的趋势,但是它不是一个孤立的命题,它与人的社会存在以及人的社会实践活动是密切相关的。对人及其社会实践活动社会化的认识是探讨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的理论前提。思想政治教育指导思想的社会化是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的本质内涵,它决定着社会化的方向和内在运行机制,制约着社会化的效益。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的指导思想应从传统的服务于权力这个基点,转变到以提高人的思想政治素质基点上来。教育途径和方法的立体化是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的方法论内涵。通过这一方法论的媒介作用使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转化为人的素质。
一、人及其社会实践活动的社会化
对人的社会化的定义目前比较流行的是社会学中的社会化的定义,即指人不断适应社会,获得社会性的过程,这种定义的理论依据是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认识。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综合”,也就是说,人不是抽象的个人,而是在一定社会交往关系中实践着的具体的人,即具有社会性的人。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但是,人的社会性并不像人的自然属性是先天的、与生俱来的,它是通过人后天的生活历程逐步获得的,这种逐步建立社会性的过程就是社会学所定义的人的社会化过程。社会学的这种定义有其合理性,但还不十分完善。因为,在人的成长过程中,不仅从自然状态向社会状态的转变需要进行社会化,而且当社会发生变动,从原有的社会性向新的社会性转变同样也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人从自然人向社会人转变并不能全面概括人的社会化的内涵。社会人并不是一个故步自封的概念,它需要在时间和空间上随着社会发展变化做出相应的变化与反应。因此,人的社会化过程是人的社会性不断与社会的变化相调适的过程。人的社会化的内涵在于不断与现实社会相协调,而并非单纯地成为社会人。
人的社会化过程不是孤立进行的,单独的个人是无法进行社会化的,也就是说。社会化必须依靠他人(现实的他人或潜在的他人)来完成,同时,主体本身也作为他人的他人帮助其他他人完成社会化过程,因此,社会化是一个共同参与的过程,这种共同参与体现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社会实践活动也需要进行社会化,其社会化的必要性在于,社会实践活动并不与社会现实发展保持完全一致,通常在社会实践活动与现实社会之间会存在一定差距,而弥合这个差距的过程就是社会实践活动的社会化过程。这个过程不仅是社会实践活动适应社会的过程,同时也是社会实践活动及其参与主体影响社会,改变与发展社会的过程。因此,社会实践活动社会化的内涵可以界定为:社会实践活动及其共同参与主体不断协调与现实社会的差距,并与现实社会趋于一致的过程。总起来说,人极其社会实践活动的社会化可以界定为:人及其实践活动不断适应社会,同时不断改造与发展社会的过程。
二、思想政治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对权力的高度依附,本应该对人民群众负责的思想政治教育,现在异化为对上级行政部门负责,本应该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人民群众,现在被政府职能部门异化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手段,只要能动员群众完成上级布置的思想政治教育任务,就算是合格的行政职能部门了。传统的指导思想的这一悖论,导致了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重过程轻结果,重形式轻内容,陷人空谈,流于形式。作为工具的人民群众也终于意识到自己的被动位置,认识到思想政治教育只不过是为干部服务,自己的参与只不过是帮助干部去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因此,人们往往从主动参与渐渐变为被动应付,乃至一部份人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了一定的反感。转变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就必须变革传统的以权力为基点,将基点奠基在人民群众这一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之上,使内部因素的科学综合和运行服务于提高人的思想政治素质的观念。这一基点的变革是由社会主义制度决定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必须服务于人民,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政治教育也得服务于人民,当然,它的服务是以它自己的特色,是以塑造人的思想政治素质来体现它的价值。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要以提高人的社会主义政治素质为核心。
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采摘,必须充分考虑到市场经济对人的教育影响,这就需要通过内容的多样化、策略化来充分利用市场经济的有利因素,扬弃不利因素,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所谓多样化是指在坚持政治教育为核心的同时,要研究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新问题,针对新问题进行相关的思想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多样化,首先是采摘的观念形态多样化,它不仅包括世界观、政治观、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教育,而且还应该进行和现代化政治观念、市场经济观念和文化观念相关的教育,如民主政治观、公平观、竞争观、效益观教育、以及全球意识、环境意识、创新意识、发展意识、改革意识等教育。其次,是采摘范围的多样化,采摘的范围既要包括社会宏观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总体观念教育,又要包括微观的社区文化观念教育;既要包括人的总体素质的提高,又要考虑解决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阶层的实际思想政治问题。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社会化的第二个内涵是它的策略化,策略化是一个立体概念,它是要求在考虑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时,必须以提高社会效益为基点,即选择的课题和内容能使教育主体在与环境相互作用时,简化决策过程,降低运行费用,节约决策和运行的成本;它要求在考虑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时,能否使教育主体与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和社会的前进步伐一致,避免因超前和滞后,带来的改革成本的增加;它要求在考虑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时,能否使教育主体在处理个人与社会、个人与集体、个人与他人之间利益问题时,能作出正确的选择,以降低执行法律条文和规章制度的成本,有效地防止搭错车现象;它要求在考虑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时,能否使教育主体在处理自身的经验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相悖时,能及时更新,以有助于降低更新意识形态的成本。
三、结束语
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正是对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根本性变革,只有明确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的内涵,才能完成这一革命性的变革,使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无论从目标、内容、途径和方式方法的选择上,更适合现代化环境和人们行为方式需要。正确理解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的内涵有助于树立科学的指导思想,这是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成败的关键: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保证,在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革和调整过程中,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碰撞,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碰撞,改革中的风险因素和既得利益的碰撞,这些碰撞都需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的功能作正确引导,用以凝聚人心、化解矛盾、稳定社会,而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的功能能否正确发挥,取决它的指导思想是否科学,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正确理解内涵是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的生命线。正确理解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的内涵有助于运用现代化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解决我国当前政治信仰危机、价值危机。
【参考文献】:
1.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M]人民出版社,1995.60
作者简介:范晨虹,女,西安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新闻媒介与社会研究;谢方芳,女,新华社陕西分社新媒体编辑部副主任,主要从事新媒体业务研究。
摘 要:现代化理论行为学派的开拓者英克尔斯认为,人的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先决条件和价值目标。科学素养是衡量人的现代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调查显示目前我国民众科学素养较低,同时大众媒介又是我国民众获取科学知识的主要途径。作为公众“现代人格”的“放大器”,媒介在培育公众的科学素养、促进公众的现代化人格养成中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和历史担当,因此媒介应努力提升自身科学素养水平,并开拓提升公众科学素养的路径。
关键词:现代化理论;科学素养;大众媒介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4)05-0016-03
一、现代化理论概说
建设现代化的国家,需要现代化的国民。现代化理论行为学派认为现代化必然涉及个人心理和行为的改变,强调人的现代化。美国社会学家英克尔斯认为,一个国家,只有当其民众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人格,只有当其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机构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才可能真正称为现代化国家。只有其民众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和心理素质实现了由“传统人”向“现代人”的转变,才可以说其国民的现代化水平得到了培育,这个国家的现代化才能够实现。
英克尔斯认为,人的现代化并非现代化过程结束后的副产品,而是现代化(制度与经济)赖以长期发展并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中山大学郑永廷教授在《人的现代化理论与实践》中指出:人的现代化就是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人的全面、协调发展的状况与过程。人,既是现代化建设的主体,又是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人的现代化”既指一个过程,也是指一种应具备的素质。当今世界,每个国家实现现代化的目的都是使其全体国民获得幸福康乐的生活。这一点从本质上来讲,即一切社会发展的起点和终极目标就是为了实现人的现代化。在我国,尤其是向信息社会转型的客观现实情况下,13亿民众的现代化无疑成为国家现代化的逻辑起点和价值应该。
二、科学素养是人的现代化素质的重要内容
关于人的现代化的衡量指标,不同学科、不同流派有着不尽相同的阐释。从笔者的文献梳理过程来看,学者们对人的现代化的特征都是从多维视角进行理解和把握的。在英克尔斯提出的12项构成了人的现代化指标体系的现代化素质中就有“尊重科学技术”的一项指标,学者金奇指出的人的现代化具有的12个方面的内容中也提到了“科学素质和人文素质共存”的内容,可以看出,尽管学者们对人的现代化的特征阐释所倚靠的学科背景和社会环境有所不同,但是“科学素养”是大家共同认可的人的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如今,科学技术正在以空前的速度、深度与广度,参与并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工作及思维方式。科学虽然不是每个人的职业,但它却实实在在地与每个人息息相关。在一定程度上,民众的科学素养水平既会影响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又会影响其自身的生活质量。
纵观30年来世界范围的科学素养研究,科学素养的概念经历了不断精确化与可操作化历程,从成人层面向基础教育领域的推进过程。郭传杰、汤书昆在《公民科学素质测评的理论与实践》中做了如下阐述:强调基础教育的科学素养概念来自于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其对科学素养的定义包括:拥有科学知识及运用科学知识识别科学问题、获取新知识、解释科学现象、进行科学推理的能力;对科学作为一种人类知识和探究形式的典型特征的理解程度;了解科学技术形成物质的、智力的、和文化的环境的过程;参与科学和进行科学思维的意愿。
另一个层面的定义强调可操作性。一般来讲,美国学者米勒(Miller)的观点接受度较为广泛,他认为公众科学素养应该包括三个相关维度:(1)个人知识的词汇量足以阅读报纸或在杂志上竞争(competing)的基础科学概念;(2)能够理解科学探索的过程或本质;(3)某种程度上理解科学技术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
然而时至今日,学术界对于“什么是科学素养”仍然没有一个定论,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们仍在不断探索,寻求科学素养概念的新突破、新发展。2006年3月,我国国务院颁布实施的《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2020)》(下文简称《纲要》)中提出了适合我国现阶段国情的“公民科学素养”的概念。《纲要》明确指出,科学素质是公民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判断公民是否具备基本的科学素质,一般有以下指标:是否了解必要的科学技术知识,是否掌握基本的科学方法,是否树立了科学思想、崇尚科学精神,并具有一定的应用它们处理实际问题、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因此,科学素养不仅成为公民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衡量民众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
三、人的现代化理论视角下的大众媒介与公众科学素养的关系探析
回顾米勒对公众科学素养的概括,他将定义的三重维度中“个人知识的词汇量足以阅读报纸或在杂志上竞争的那些基本科学概念”作为衡量公众是否具备科学素养的第一指标,可见大众媒介之于公众科学素养非常重要。大众媒介可以成为测试公众科学素养水平的一个工具。
根据目前最新的中国科协的《第八次中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下文简称《调查》),2010年我国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民比例达到了3.27%,比2005年的1.60%提高了1.67个百分点,比2007年的2.25%提高了1.02个百分点。2010年我国公民科学素养水平相当于日本(1991年3%)、加拿大(1989年4%)和欧盟(1992年5%)等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水平。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公民的科学素养与发达国家公民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
相关学者研究发现,科学素养水平基本上与一个人的受教育程度有明显关系,因此,形成的普遍共识是在学校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阶段加强科学教育。然而就现实情况来看,在每个社会发展时期,处于基础教育阶段的公众数量必然是少数,在基础教育阶段之外的公众数量是占主体的,这部分民众的科学素养水平也需要不断提升,这个责任就需要大众媒介来承担。这一点正好契合了上述《调查》的另一项结果:电视和报纸等传统媒体仍然是我国公民获取科技信息的主要渠道。
英克尔斯认为,人的现代化过程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学校、家庭、工厂和教育等因素对人的现代性的塑造具有显著的作用。除此之外,个人的现代性与大众传播媒介的使用密切相关,学者依锡尔・普尔和卡尔・杜茨都特别强调大众传媒是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学者丹尼尔・勒纳(Daniel Lerner)认为,大众传媒的接触和使用不仅能够激发公众产生现代人格,还能将这种人格传播至全社会,即大众传媒可以在公众中普及此种人格,故而他将大众传媒称为现代人格的“奇妙的放大器”。由此可见,在人的现代化发展和实现的过程中,大众传媒的作用是巨大的。因此,大众媒介作为现代人格的“放大器”,其在培育公众的科学素养、促进其现代化人格的塑造中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和历史担当。
其实,大众媒介本身就具备提供教育的社会功能, 对国民进行科普教育, 正是履行这一职能、提高民众科学素养的具体体现。目前,大众传媒主要通过参与科技传播来提高民众科学素养,这已成为一种国际趋势。进入现代社会,大众传媒也因为其快速和高效的特点而在科技传播方面越来越受到重视。英、美、德、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大众传媒, 都已经把传播科学新闻和科学信息列为自己的重要职责。
综上,一方面我们指出,大众媒介既是检测公众科学素养的工具,同时它又承担着提升公众科学素养的功能,或者进一步讲,它也是提升公众科学素养的工具。另一方面,公众科学素养水平的提升也促进大众传媒的健康发展。随着科学素养水平的提高,公众对于具备现代化意识和科学精神的媒介产品的需求将越来越多,这在客观上为大众媒介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四、大众媒介提升公众科学素养的路径分析
郭传杰、汤书昆指出,公众的科学素养关系到国家的现代化,会直接影响到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进步。从人的现代化理论的视角来看,公众具备科学素养的目标是掌握足够的科学知识和技能,拥有一定的学习能力保证科学知识和技能的持续增长,最终改善生活质量,提高生活水平。
在我国,大众媒介与公众科学素养的关联一般是通过科学传播来实现的,这对于提升公众科学素养虽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在我国,由于多年的政治宣传和科学主义的科普策略,人们对科学家、科学普遍怀有崇敬态度,还远未到达社会性地质疑科学技术的程度。另外,大众媒介目前存在的传播观念落后、传播方式单一的问题却都制约着民众科学素养的真正提高。而因此,本文拟从大众媒介的科学精神、新闻生产的过程和媒介人的科学素养等层面提供大众媒介提升公众科学素养的路径。
(一)大众媒介要从根本上树立科学精神
提供高质量的媒介产品要求媒体首先要从根本上树立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是人们在长期的科学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共同信念、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的总称。
著名科学家默顿指出了科学精神包含的四项基本原则:普遍性,它强调科学的标准是普遍的一致的,科学原理和定律不会随国家、种族、阶级、宗教,性别、年龄而改变;公有性,认为科学的重大发现都是社会合作的产物,一切称得起知识的东西都应是公共所有的;祛私利性,指从事科学活动、创造科学知识的人不应以科学谋取私利;有组织的怀疑,指科学研究不承认有绝对神圣的、不能批判的东西,科学强调永恒的批判精神。
坚持以科学的态度看待问题、评价问题而不借用非科学或者伪科学的手段。人类对科学精神的追求体现在诸多方面,非严格意义来讲,它可以包含以下内容:理性精神、实证精神、可重复和可检验性、求真精神以及探索精神、质疑精神等,并自觉将这些精神应用于学习、工作和生活中。
要提高和促进公众的科学素养,媒体首先要从根本上理解新闻的内涵、科学精神的内涵。从一系列的新闻失实、虚假报道事件中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运用科学的方法去发现新闻事实、检验新闻事实,在意识层面和技术层面杜绝一切虚假报道,在日常报道中重视公民科学素养的培养。
(二)采用更加符合科学规律的新闻生产手段
要提升公众的科学素养,媒介在业务层面上要采用更加符合科学规律的新闻生产手段,来增强媒介产品的传播效果。比如,采用事件科普来强化传播效果。
目前在国内非常活跃的非官方的科普组织非“科学松鼠会”莫属。纵观科学松鼠会的传播路径会发现,其绝大多数文章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迎着热点上”,不断地为读者制造兴趣点。在突发公共事件或时事热点中,总是有他们的科普专辑,如汶川地震、“毒牛奶”、“甲型H1N1”、“奥运”等。这就要求媒体的新闻生产不能仅仅停留在对事件本身的关注上,而应进一步报道与社会热点事件或公共事件相关的内容。事实上,公众也将越来越多地从公共事件中获取科学知识和科学精神。
值得媒体借鉴的是,虽然事件本身并没有体现出科普概念,但科学传播和公共事件相结合便可以产生出极强的传播效果。出于信息不对称、满足求知欲以及与他人交流等原因,受众有多层次的信息需求,媒体就可推动公众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参与到公共事件中,这样,在信息饥渴的状态下科学传播对于公众科学素养的提升自然会收到良好的效果。
(三)提高媒体人的科学素养,实现传播主体的专业化
在大众媒介促进公众科学素养的过程中,媒体人无疑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根据美国对其科学传播和互联网的一项调查,如果能够雇佣到有新闻工作背景和技巧的记者来采访和编辑科学信息,则向公众传播科学的能力将会加强。目前,科技记者的科技素养尚未达到一定的高度,究其原因在于:知识的结构性不足导致的科学素养不高。从事科技传播的编辑记者普遍缺乏对于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的学习。对一些基础的科学定理定律和基本的原理掌握相对匮乏。再者,是缺乏科学态度和学习的意愿。目前新闻业态是媒体间的竞争激烈,一方面,媒体提供给编辑记者的周期性培训和再教育越来越难以保证;另一方面,许多媒体对编辑记者进行量化考核,奔波和疲劳成为生活常态,一线采编人员根本没有时间静下心来学习。
所以,作为合格的媒体人应该具备的一是和普通公众一样应该具备的科学素养,二是具备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来自于人类在追求和探索真理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理性思维和实证传统。三是媒体人应具备思想和视野前瞻的素养。
参考文献:
1 (美)阿历克斯英克尔斯著.殷陆君译.人的现代化――心理思想态度行为[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2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增订版)[M].上海:商务印书馆,2004.
3 郭传杰,汤书昆.公民科学素质测评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4 郑永廷等.人的现代化理论与实践[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5 王苏华.提高国民科学素养是新闻媒体的职责[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6(5).
6 徐立永,徐若菲.大众传媒对公众科学素质的导向作用探究[J].科技传播,200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