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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后华盛顿共识”(PostWashingtonConsensus)。时至1997年,流行全球的“华盛顿共识”自发起之日起已达近十年之久。但是,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不得不促使人们重新审视、反思“华盛顿共识”所提供的理念和方略是否正确。企业效益萎缩、债务危机缠身、通货膨胀加剧、经济异常波动、政府财政危机、宏观调控不支,种种经济问题摆在了东南亚诸国家面前。对此,在1998年,时任世界银行资深副总裁与首席经济师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Stiglitz)首次发出了“后华盛顿共识”的呼声。他敏锐地观察到了人们对“华盛顿共识”所提供的经济发展模式渐渐失去了信任,并清晰地列举了传统经济转型模式的弊端:①从指导思想上讲,“后华盛顿共识”重视政府的作用,从而逐渐相信“管得约多的政府,就是约好的政府”。②从观察视角上讲,“华盛顿共识”过分地关注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而全然忽视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的特殊性;而“后华盛顿共识”则一改这种“一刀切”的处理方式,并将其视角更多地投入到发展中国家所特有的经济现状和危机解决。③从政策目标上讲,“华盛顿共识”简单地认为经济增长便意味着社会发展,而“后华盛顿共识”则清醒地意识到了两者之间的鸿沟,并将政策目标全面着眼于社会的全面发展。④从解决方案上讲,“后华盛顿共识”反对过度自由的经济政策,试图加强政府在宏观经济政策上的能动作用。如上所述,诚如前英国首相戈登•布朗(rdonBrown)在2009年伦敦G20金融峰会上所言:“旧有的华盛顿共识已经终结。”
第二,“北京共识”(BeijingConsensus)。2004年,时任高盛公司高级顾问的乔舒亚•库珀(JoshuaCooper)在向英国伦敦外交政策中心提交的一份调查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北京共识”的表述。其原理主要包括以下几点:①创新经济理论。即将创新视为经济发展的原动力②经济指标多元化。即国内生产总值(GDP)不再是衡量经济发展的唯一指标,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和分配公平问题亦更为重要。③经济安全理论。即国家经济秩序的维护依赖于独立的政策决定权和金融自。
既然我国采取渐进式的经济转型模式,那么我国的经济转型则呈现出阶段性发展的特点。一方面,从宏观上讲,我国经济转型大致经历了两次历史选择。第一次是由旧中国脆弱落后的市场经济向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转型,从而奠定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工业基础。第二次是由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转型,从而在国际化、现代化的浪潮下,顺应了时代的需求,并兼顾着本国的实际。同时,从经济转型的绩效上看,中国没有走苏联的老路,而是逐渐摸索并探索出了一套特有的经济转型模式。事实上,“中国模式”也好,“北京共识”也罢,问题的关键便在于中国的经济转型没有受到西方传统观念的束缚,而是扎扎实实地建立一套可行的经济转型模式。
最后,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的经济转型不仅仅彰显了本土特色,还为世界经济提供了学习和借鉴的模板。总体而言,我国经济转型所取得的成果主要包括:一是开创了经济转型的中国模式;二是摆脱了西方传统市场经济理论的观念束缚;三是为市场经济赋予了社会主义内涵;四是充分发挥政府在市场经济培育的过程中的角色定位和职能作用。
作者:李辰单位:中国工商银行
论文摘要:该文扼要地介绍台湾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应。台湾的产业结构演变经历了轻工业化、重化工业化、高加工度化和知识技术集约化四个阶段,其升级成功的原因得益于台湾当局的政策导向和正确的产业发展战略,遵循了要素比较优势,朝国际分工原则发展,不提“跨越式发展”。笔者以为这些经验大陆是可以借鉴的。
论文关键词:产业结构产业竞争力比较优势战略
一、台湾产业结构演进顺序
台湾经济从1952年开始起飞到2007年,大多数年份的经济增长率在10%左右(见图1),平均年增长率在13.5%,不包括执政时期,则平均年增长率在15.1%。
2006年,台湾经济发展已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三大产业结构比重为1.5:27.7:70.8。②台湾的农业实现了精致化、规模化、产业化;从主导产业的转换过程看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台湾经济进入以信息产业为支柱产业和主导产业的阶段。但是。台湾的产业也是经历几次转型才升级到如此结构。(见图2)
1952年,台湾人均GDP为197美元左右,第一产业净产值比重占35.9%,第二产业的比重为18.0%。第三产业比重达46.1%,第三产业比重已远远超出第一产业,是第二产业(18%)的2.6倍。③当时的台湾已不是传统的农业社会,正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随后,台湾地区三次产业结构由“二、三、一”进入“三、二、一”为序列的“高服务化”阶段。台湾产业内部结构也发生相应的变化,经历了轻工业化、重化工业化、高加工度化、知识技术集约化等四个阶段。服务业内部,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和社会服务需求不断积累,服务业从一、二次产业中游离出来,不断产生新的服务行业,并逐渐与其他产业融合。
考察台湾著名企业家王永庆的创业史可以惊人发现其产业与台湾产业结构演进高度一致,即其在台湾农业经济主导时从事大米生意,轻工业主导时从事橡胶、塑料等生意,随着台湾产业转型王永庆意识到台湾重化工业时代来了,便转型从事石化行业生意。如今.其儿子王文洋又转而从事台湾高科技产业——晶圆半导体产业。
从生产要素的密集度上看.台湾产业结构演进则体现为劳动密集、资本劳动密集、资本技术密集为主和向知识技术密集演进的顺序。从产出效率与技术分工看.台湾则经过几次产业升级,主要体现为由低附加价值向高附加价值,并向更高附加价值演进。台湾未来新的产业是创造高附加值的制造业。
二、台湾产业结构演进的政策动因
经济政策在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中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台湾社会的经济政策主要涉及经济体制、产权制度、所有制结构、宏观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等方面。
1.通过农业土地所有制改革刺激市场机制机能。“公地放领”是用台湾当时四大公营工商业股票置换地主土地(当时地主集中了台湾高达50%以上的耕地).不仅减小了推行这一农业制度形式的阻力.同时.也培育了新兴的资产阶级,而且逐渐实现农业生产的分散决策.拥有土地的农民何时生产、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在微观价格信号引导下自主安排.极大刺激了农业生产力的提高。
2.通过工业所有制与产权改革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上世纪50年代初台湾当局对经济实现严格的管制.官营党营经济占据主导地位。50年代中期后.台湾当局的宏观经济政策开始鼓励民营企业发展.除少数垄断型行业、关系国计民生行业与需要大量投资的风险型行业(如金融业、石油工业、煤炭工业、化纤工业、钢铁工业等)保持官营为主外,其余行业都对民营企业开放,并利用税收优惠等政策颁布奖励投资条例.鼓励民间投资.台湾民营经济的活力得到了有效的恢复,满足岛内的市场需要。官营企业甚至主动从一些可盈利的竞争性行业退出,使台湾迅速形成了民营与官营的“二元所有制”结构。1984年台湾经济逐渐迈向成熟期.台湾当局开始推动经济自由化、国际化和制度化,官营逐步从一些成熟行业退出.如区域性商业银行、化纤、制糖等行业退出。这使民营企业在台湾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市场经济机制与开放型经济体制得以正式确立。
3.台湾的经济实现快速发展得益于正确的产业发展战略。从产业发展战略上看.实施“农工”并重策略。在农业上.从1949~1952年经济恢复时期在农业生产制度上进行“三七五”减租和“公地放领”.并在1953年推行“耕者有其田政策”:②作为发展中地区为实施赶超策略也通过榨取农业剩余来支持工业发展。
但是随着工业部门的不断发展.台湾农业生产效率增长速度慢于工业.使得大量的农民流人工业,使得农业土地不断荒废,农业不断萎缩。不过,由于农业生产关系的改革,加之农业部门使用化肥、良种改造等因素.农业生产的增长快于政府向农业部门的盘剥,因此台湾农业部门仍然有“农业剩余”可以被榨取,这是台湾工业能够获得持续支持的关键因素。为缓解长期榨取“农业剩余”导致的农业生产效率比工业部门低,到上个世纪70年代后台湾当局颁布《新农业政策纲领》,通过扩大农场规模,推行农业生产机械化、专业化、企业化等工业化改造与产业化经营方式,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同时,从充裕农业生产资料和稳定农产品价格两方面支持保护农业发展。
工业上.1952~1960年实行轻工业进口替代与进口管制政策,一方面节省外汇.平衡国际收支,另一方面发展进口替代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解决了大量的就业.实现了第一次产业转型。但发展进口替代品工业是针对岛内市场,而岛内市场狭小,很快便已达到饱和。1961~1971年是国际自由贸易时期,针对上一时期发展问题,台湾由进口替代转为出口导向,确立外向型经济,典型的政策特征是在高雄、台中与楠梓设立出口加工区.奉行“大企业主内.中小企业主外”思路.并辅之出口低利贷款政策与出口退税政策,鼓励中小企业出口.发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如此迎来了台湾经济高成长、高稳定的黄金时代。此时生产贸易主要表现为从日本进口机器设备及原料与半制品——加台湾廉价劳动力——主要出口美国,甚至出口商亦为外国商人。第二次经济转型是1973年,面对国际石油危机与岛内各种压力.“行政院长”蒋经国宣布次年起.推动十大建设,其中6项属于交通运输,3项重化工业.1项核能发电。在台湾经济衰退阶段.这些基础设施建设发挥拉经济增长的作用。同时,此时台湾工业化处于由劳动力密集的轻工业,大幅度转向资本及技术密集工业(“第二轮经济进口替代”)升级的过程.投入的基础设施为台湾上世纪80年代以后的经济继续成长及转型铺路。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的高科技产业在新竹、台南科学工业园区的带动下蓬勃发展,方兴未艾,经过10多年的发展,台湾高科技产业在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高,技术密集型产业产值占制造业比重由1986年的24.0%提高至2006年的48.2%:技术高密集型产品占总出口比重由1986年的18.4%提升为2006年的41.1%。
不过,20世纪80年代以后,台湾经济政策忽视对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导致产业交替不均衡,制造业内部的发展呈现严重的两极分化,“高科技产业一枝独秀,传统产业日薄西山”。深层次原因仍然是产业赶超策略带来的问题,导致台湾由原来的“亚洲四小龙”之首沦为亚洲四小龙之末了。馐这个产业交替不均衡到21世纪执政之前几年,台湾经济实际已经开始快速下滑,这也是当时下台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到了执政的8年期间,由于恰逢美国新经济不景气,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受到严重限制导致岛内“新经济”破灭,前期产业交替不均衡的弊端开始凸显,而政治上又人为限制高新技术转移大陆使得台湾经济出现有史以来第一次负增长。
三、台湾产业结构演进的政策效应评价
从台湾的产业结构演进观察。产业发展基本遵循要素比较优势,朝国际市场分工原则发展。作为一个发展中地区,是经过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充分发展才进而推行资本密集型,产业升级成功的背后实际上是经济政策在每一时期推动比较优势产业的发展。台湾的产业结构演进过程中,所有制改革推动民营经济发展极大程度上刺激了市场竞争机能的恢复。在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下,要素价格信号能有效地引导台湾社会资源有效配置,自然地发挥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这是政策符合产业演进规律带来的正效益。
工业化初期,台湾劳动力要素成本比较低,推行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国际上有比较竞争优势,台湾当局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随着该产业的发展,人均拥有资本达到一定积累,资本的价格开始下降,劳动力的价格开始上升,开始推行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台湾一系列所有制改革和产权改革理顺了市场主体间的利益关系,建立了充分竞争的市场机制。而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机制是准确反映生产要素价格的前提,企业按不受扭曲的价格信号做出产业与技术选择才能保证实现经济的比较优势。
另外.台湾产业演进中之所以能够避免收入分配的“库兹内茨倒U字型”曲线,实现经济高速增长,收入分配同时改善,原因是在产业发展的每个阶段充分发挥各个阶段的比较优势。台湾在劳动力相对丰富、资本相对短缺时期,根据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主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或资本密集产业中劳动力相对密集的区段,使贫困的劳动力人群能够充分就业,分享经济发展的好处。从农业、轻工业到重化工业、再到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产业结构优化和更高层次升级都伴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劳动力成本是产业升级的必然结果。实际上各部门劳动力成本普遍上升是各产业部门成熟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志,如果哪个部门劳动力成本仍然很低,那么该产业没有得到充分发展。
台湾产业结构演进是内生力量引起的,台湾当局做对的事就是遵循产业规律,没有片面地追求“产业结构升级”。纵观世界,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容易出现盲目追求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观点和举措。但是,产业结构升级并不是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它也不是可以由某些人或者政府部门任意单独决定的外生变量.而是经济发展中的内生变量。“拉美陷阱”是由于不恰当地实施赶超策略,优先发展不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产生的大量坏账积累到一定程度最终爆发金融危机,导致经济持续倒退。我国建国初期,重化工业赶超也导致产业畸形,最终不得不对经济进行调整,恢复到以农业和轻工业为基础的产业结构。因此,产业结构不是越“高”越好,它受制于经济中的要素禀赋结构。脱离要素禀赋而进行的产业结构升级。必然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
但是,政府在产业结构的转移与升级上不是无所作为,恰恰相反,政府对后发经济地区的产业升级起重要的推动作用。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注人市场竞争机制,为市场创造一个充分竞争的环境是政府迫切要做的,特别是对于国家所有制的经济体,这一点需要政府拿出改革的勇气,从一些政府主导投资领域中逐渐退出。产业政策必须适时根据要素价格的比较优势辅导产业发展,如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建立国家研发部门解决中小企业创新不是难题,等等。
四、对我国大陆产业政策选择的思考
目前我国大陆经济是二元经济结构,①二二元经济结构的演变不仅包含产业结构的变化,而且涉及市场机制的发展、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区域经济发展等重要问题。从总体看,中国大陆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后,城市经济资本相对稀缺性下降,但仍然不足,各城市对重化工业投资“饥渴”不减长期以来一些资本密集型大项目,如石化、钢铁、汽车等重化工业项目都是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企业,占用了大量的社会资本。由于这些产业往往是不具比较优势的产业,因此这些产业除了凭借垄断地位获取垄断利润,往往面临经营上的困境。
由于“二元经济”特征,如果考虑广大农村,资本仍属于相对稀缺要素,因此我国大陆比较优势产业总体上将仍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不是资本密集型产业。由于地区发展不平衡,制定促进我国工业化发展的经济政策中,各地方政府需准确把握产业结构现状特征、演变趋势和路径,稳步推进产业结构的转换与优化升级,在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少数地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而对经济不够发达地区,除部分资源导向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外,政府大力动员发展资本密集型的产业或技术密集型产业,必然造成社会资源的大量浪费。从近几年我国落后地区的“工业园”、“高新技术园区”的不尽人意的实践看便能说明问题。
新自由主义产生于20世纪20-30年代,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形成的。
一方面是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变对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挑战;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实践压抑和刺激了资产阶级古典自由经济理论。而20世纪30年代爆发的经济危机,使凯恩斯主义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新自由主义受到了冷落的同时变得更加系统化。70年代的石油危机,使资本主义陷入了“滞涨”的局面,新自由主义将其归结为国家干预过度。此时,在否定凯恩斯主义的声浪中,新自由主义开始占据美英等国家的主流经济学地位。到了70-80年代,随着科技革命的兴起,资本主义国家由西方垄断向国际垄断发展。至此,新自由主义已成为美英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推行全球一体化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标志性事件即为1990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召开的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财政部及拉美国家部分学术机构代表参加的会议,最终达成的“华盛顿共识”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新自由主义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了当代资本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中国社会科学院“新自由主义研究”课题组认为新自由主义是在继承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以反对和抵制凯恩斯主义为主要特征,适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转变要求的理论思潮、思想体系和政策主张。
二、新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
从新自由主义的主流学派可以看出其基本主张。自由主义经济学有三个重要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即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有如下主要特点:1.认为市场万能,抛弃“公共产品”的理论。要让市场机制充分地发挥作用,将一切的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商品化,利用价格机制配置资源主张,解放私企,开放国际间自由流动。推行生产资料所有制领域的全面“私有化运动”。
2.完全否定国家计划经济,反对新老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认为充分的经济自由是提高经济效率的前提,反对任何形式的计划,反对政府国家干预,倡导政府功能最小化。
3.主张私有化,放松管制。认为应该把公有资产给私人,给私人经济活动以充分的自由。新自由主义认为只有私有制才具有内在稳定性和最大优越性。放松国家对经济的管制。主张减少一切形式的、可能会危及企业利润率的政府行为。
4.主张削减政府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支出。弱化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作用和“福利国家”功能。
在削减政府作用的名义下,放弃对铁路、桥梁、供水系统的维护。
三、新自由主义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实践
新自由主义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但它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以及由此造成的经济危机。从实践上看,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在西方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强制推行,产生了经济增长迟缓,贫富分化加剧,社会矛盾激化等消极后果。
(一)美国的新自由主义
以美国为例,在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里根政府的上台,美国将新自由主义作为国家经济纲领,进行新经济改革,成为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重要践行者。反映在经济政策上,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市场化,认为市场是万能的,全部经济运行依靠市场机制自发调节;自由化,反对一切政府干预和宏观调控,让市场放任自由发展,认为自由是效率的前提;私有化,主张全面的私有制。
这段时间新自由主义虽然给美国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繁荣,但也产生了许多消极后果。比如减少公共开支使得社会购买力降低,导致总需求不足。通货紧缩的危机—27—货膨胀的危机,美国经济学家大卫.M.科茨也从GDP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两方面证明,新自由主义政策阻碍了经济增长;其导致的泡沫经济使资本主义经济面临了新的危机;加剧了西方社会结构的两极化。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认为美国当前这次危机是整个近30年来世界经济危机的一个延续。近30年来,无论是拉美各国的金融危机、东南亚各国的金融危机,还是当前美国的金融危机都不过是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所产生的结果。
(二)拉美的新自由主义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很多拉美国家在“华盛顿共识”精神的指导下,已经开始进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推行华盛顿共识的结果是拉美国家发生一连串的经济和金融危机,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增长率平均比80年代下降了一半。
新自由主义模式虽然为拉美地区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但也给拉美地区带来了不少经济问题,新自由主义模式通过把拉美地区更大程度地融入全球经济,使拉美各国更加依赖于全球经济的发展变化,经济地位变得很脆弱。此外,拉美各国经济相对国际金融繁多的变化也显得更为脆弱。拉美各国推行新自由主义虽然获得了经济增长,但收入不平等现象加剧。民众受到的排斥日益增多,而社会保障也在不断削减,社会贫困现象大量增加。新自由主义并不能解决拉美国家面临的经济问题,虽然缓和了危机,但不能消除危机,甚至积累了矛盾,酿成了更大的危机。总体看来,社会福利机会的不平等性成为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一大特征。拉美无疑是新自由主义的重灾区。
四、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影响
新自由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流入中国并传播开来,在学术界对新自由主义的争论和分歧很大,有大力宣扬也有全面否定,也有学者认为应当客观地学习外来的理论与文化,批判地吸收和借鉴新自由主义。
在全球新自由主义一度严重泛滥的大形势下,世界各国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我国也不例外。新自由主义在政治经济以及思想文化上都对我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仅从经济角度加以论述。
新自由主义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不可忽视。新自由主义强调市场机制减少政府干预,对我国加速对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的建设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同时转变了政府职能并且提高了政府的效率,但总的来说,新自由主义在我国的传播给我国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后果。
首先,其私有化的主张使得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短时间内近90%的中小国有企业实现了事实上的私有化,公有制经济比重大幅下降。
其次,“看不见的手”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最基础的理论依据,新自由主义主张市场自由化,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反对新老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造成了我国严重的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市场可以推动消费和创造财富,但不能公平地分配财富。
再次,新自由主义排斥政府干预和计划,主张自由化否定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甚至有外国学者认为我国的宏观调控干预过多,认为应该仅实行财政和金融手段,放弃政府对经济直接干预。这对于我国现在的发展状况是不利的。虽然在中国经济的发展进程中,市场的作用越来越大,但政府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
最后,在依赖外资的程度上有所加深。我国为了适应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浪潮,实施了一系列政策鼓励外商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已经成为我国经济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不利于民族企业与外资企业的竞争。
五、其他国家实践对我国的启示
从2006年春开始,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逐渐席卷全球,占主流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的思想毫无疑问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学思潮和理论已经逐渐在我国传播开来,我国应从其他国家的实践来吸收经验教训,防止新自由主义的悲剧在我国上演。
第一,要正确认识新自由主义的本质,警惕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泛滥。新自由主义是西方发达国家用以推动全球自由化进程的工具,它是为西方发达国家服务的。它强调市场化和自由化,主张私有化,既不适应我国的社会经济体制,也不适合我国当前的国情。
第二,警惕新自由主义带来的贫富分配不均匀。从实践新自由主义的国家及新自由主义在我国的发展情况来看,它加剧了两极分化的现象。我国要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制度,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这样才能达到缩小贫富差距,消除两极分化的经济目标。
[关键词] 企业财务 体制改革 特点 措施
财务体制的改革,一直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之一,也一直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难点。经过多年的探索,人们已经感到,如果总是像过去那样,仅将企业财务体制的改革局限于分配环节,试图通过调整分配关系搞活企业,解决不了企业深层次的问题,仍然存在企业对国家的行政依附关系,而且容易产生诸如企业行为短期化等负面影响。因此,企业财务体制改革需要有新思路,必须紧密结合经济体制的改革,结合国有企业体制的改革方向进行。
一、我国企业财务管理的现状及特点
我国企业的理财环境从外部来看,有以下几方面决定了企业的财务状况无法得到稳定的改善和提高:一是非明细化的经济政策和经济体制。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企业的各种政策和措施大多放在放权和减税让利上,结果是因没有从根本上考虑企业的改革方向而造成了行政干预多而经济调控少的现状。在体制上更没有形成国家与企业的规范关系,特点是分配关系上尤其如此。二是频繁的经济被动造成了企业的外部环境忽紧忽松,很难保证企业按既定的方针从一而终地经营。三是不断调整不合适的价格。首先是在不同企业、不同行为之间进行调整,造成了经营业绩不能准确反映的局面,引起各个企业相互攀比;其次是调整引起了常规的物价上涨或通货紧缩,引起资金周转困难。
从企业理财工作的各项内容及其变迁来看,我国企业财务管理有两个重要特点:①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逐步发展,企业财务管理内容变得更加丰富。如资金筹集方式的多样化改变,尤其是近几年金融市场风险管理、保险管理和税金管理等内容有所增加。②我国企业财务管理在投资、筹资以及收益分配等主要工作上比较薄弱,日常财务管理一直是资金管理的“主旋律”。从总体上看,流动资金管理和结算比例很高。应收账款、存货和采购付款管理等占相当大的比例。造成这一现象的因素除了与企业所处的客观经济环境有关外,可能与认为投资、筹资以及收益分配等是涉及企业经营发展的大事,单单依靠财务部门很难完成的因素有关,因而只注重零散管理,不注重系统管理。另外,也可能与有些人把财务工作与会计工作混淆起来的因素有关。
从横向上来看,比较一下中西方企业的理财环境。西方国家由于有比较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发达的金融市场环境,财务不仅很少受到政府的干预,而且由于追求的是一种实效性的财务管理方式,因而财务管理中能够用足够的力量去处理筹资、投资和股份分配等问题,在财务管理实践中也将财务作为财政体系的组成部分,因而有关企业筹资、投资、股利分配等重大财务活动都由国家财政去统一规范,无需企业思考。
即使在目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由于国有经济仍然是中国社会经济的主体,因而国家股仍然在绝大多数股份制企业中占控股地位,因而,企业财务管理的首要环节仍然是处理企业与国家等之间的财务关系。而且,由于中国二元制结构的存在,企业自主理财虽然由于政府的努力与企业的争取扩大了许多,但这种权力是相对的,或是非主体性的。
综观中国几十年的企业财务体制,一直只在被动地处理国家对国有企业的资金供给形式,国家与国有企业的分配关系,大部分在集中财务与扩大企业财权上下工夫。事实上偏离了财务的本质,使财务被动适应国家需要,被动执行国家政策。企业财务活动中不时以政治目标和社会目标去牺牲经济目标,造成了我国财务与财政在一定程度上合二为一的局面。这样,在企业财务中探讨自主理财、优化资源配置等无疑在很长时间内是纸上谈兵。在西方,国家政府一般不直接干预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的分离、会计准则与公司税法的脱钩等,使会计核算与财务管理在实践上存在分离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因此,我国企业财务管理的改革与发展完全有必要借鉴西方之经验,取其所长,克已之短。
二、企业财务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的企业财务管理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了。财务管理体制是企业整个管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必须率先改革现行的财务管理体制,改革现行管理体制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在改革过程中,革除现行财务管理体制中存在的缺陷。这是我国财务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这一基本目标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有效提高企业经济效益
企业经济效益是一个综合经济指标,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即提高投入产出比。我国实行现代企业制度最主要的目标,就是促使企业提高经济效益,在有效节约人、才、物资源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财务管理体制的改革目标与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具有一致性、趋同性。因此,建立以提高经济效益为目标的财务管理体制,必须建立民主的、科学的财务决策程序。
2.正确处理企业各方面关系人之间的关系
财务管理的一个基本职能就是正确处理企业与各方面的经济利益关系。但是长期以来,我国企业财务管理片面强调维护国家利益,而忽视其他关系人的利益,结果企业财务部门维护的是一些政府部门的利益,以维护政府部门自身利益取代维护国家利益,正确处理各方面利益关系的目标被遍面维护某些政府部门利益的目标所取代。受企业管理体制制约,一些企业财务部门无法参与企业投资决策,企业财务部门成了为企业偷税纳税的工具,这些都表现出现行财务管理体制下,财务管理背离其目标的问题。在财务体制改革中,必须真正使企业财务部门在处理各方面的分配关系时,做到依法办事。
3.确保企业资本的增值保值
现代企业制度下,企业的资本主要来源于多元化的投资主体。多数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造以后,虽然在产权关系上得到了进一步明确,但所有者虚置问题却是普遍现象,在这种前提下,企业财务管理部门应对企业的资本保值增值负有更重要的责任,在财务管理体制改革中,必须赋予企业财务管理部门这方面的责任。
4.维护财务信息的真实、可靠
财务部门既是财务活动的实施部门,也是财务信息的输出部门。可靠的财务信息,是现代科学管理的需要,特别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在企业实行现代企业制度以后,真实、可靠的财务信息不仅为企业投资者、债权人提供投资决策的依据,也为企业管理者提供高质量的服务。改革财务管理体制,就要有效控制财务造假现象。要建立起财务造假行为受控制、虚假信息报不出、危害有人查的机制,以保证企业财务信息的真实可靠。
三、企业财务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
现代企业制度下,必须建立起人有民主性、科学化的财务管理体制,才能保证其目标的实现;必须对现行的财务管理体制进一步改革,实现财务管理体制由专断型向民主型科学化方向的历史性转变。我国企业财务管理体制改革,应沿着现代企业制度下企业财务管理体制改革目标给定的方向进行。
1.健全财务管理体制改革的理论指导
我国的企业财务改革,陆续采取了很多具体措施,但给人的感觉却是方法多,理论说明少。企业财务改革是整个国有企业改革的一部分,而国有企业改革本身就缺乏系统的理论指导。
改革以来,国有企业改革目标模式几经变换,但不论是放权让利还是承包制,都没有做出过“为什么要这样办”的认真论证,更多是靠试点经验,因而难免带有非理性的特征。由于缺乏理论指导,企业财务改革也就表现出缺乏总体思路和整体规划,而是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实用主义的办法。进行放权让利的改革,是基于政府对国有企业管束太多,企业缺乏经营自的判断;后来转向推行承包制,则是为了克服前一阶段改革产生的弊端和防止经济滑坡。虽然说改革中出现了问题,必然要采取措施加以解决,但从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以改革目标及其转换的就事论事的做法。一场改革,如果无法从前一步预想下一步的走向,就不能不说这场改革缺乏战略安排。
2.加强企业财务管理制度改革的领导
我国的企业财务管理部门,传统上分属国家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建设银行、各行为主管部门,国家经贸委也经常参与干涉。
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化和企业财务关系的复杂化,中国证监也较多地参与了对企业财务活动的管理和调控。管理部门的多元化,造成了财务改革的多头领导。多头领导的一个弊端,就是凡事谁都管,但谁都不负全责。企业财务改革与会计改革相比,这一问题就很明显。改革总体思路和整体规划不清的问题,也部分地由于缺乏统一领导所造成。当然,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权能进行了充分的转变后,国有企业的财务是否还需要有人主管,由谁代表国家或受托管理国有企业,需要继续探索。
3.改良企业财务管理制度改革的思维方式
以简单的思维方式看待企业财务改革和处理改革事物,不善于从根本上上认识国内与国外、本地区与其他地区、本行业与其他行业的区别和差异,习惯于用僵死的眼光、教条主义或简单“拿来主义”的方式看待国内外已有的某种思想、理论或经验,热衷于推广“典型”,缺乏保持平衡的批判思维。
对试点地区、试点企业的经验推广,也往往不太顾及经验的适用条件,而寄予着过高的期望。简单思维方式极易产生偏执,造成始料不及的矛盾,给改革带来损失。这是需要从思想上加以纠正的。
参考文献:
[1]吴叔平虞俊健:《股份激励―企业长期激励制度研究与实践》,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年
[2]师萍:《现代企业财务管理》,中国致公出版社,2004年1月
1.1有利于促进生产要素的聚集,节约土地资源和保护环境以往在乡镇集体工业的发展上搞“村办村有,乡办乡有”、“村村冒烟,处处点火”,致使云南农村工业企业遍地开花,生产要素低效配置,并造成土地资源的大量浪费和生态环境的恶化。将个私企业向园区集中,不仅可以提高基础设施的共享程度,而且为企业之间开展横向联系提供了便利。有利于发展社会分工和协作,形成各种紧密结合或松散结合的企业群体,产生聚集效益与规模效益,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交易成本和行政成本。同时,还能节约宝贵的土地资源,提高土地使用率,控制污染源的产生,加强对工业污染的监管和整治。
1.2有利于营造良好的个私企业发展环境云南农村地区过去长期是乡镇集体企业的一统天下,个私经济遭受种种歧视性待遇,处于极不公平发展的环境中,个私企业数量少、规模小、竞争能力弱。近年来,虽然个私经济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得到了云南各级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社会大气候也对发展个私经济越来越有利,但不少地区个私经济发展的环境仍不如人意,歧视性的土政策依然存在,个私企业的负担过重,其合法权益得不到妥善保护。兴建个私经济园区,不仅可以改善入园个私企业的投资环境,更重要的是可以冲破传统观念和传统体制的束缚,进行体制和机制创新,营造最适宜个私经济成长的市场经济环境。
1.3有利于带动小城镇建设,推进农村城市化进程目前云南的城市化水平尚不到50%(约为34.65%)。农村城市化的滞后不利于为城乡居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不利于进一步提高第三产业在GDP中的比重,不利于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和扩大农村的市场需求,最终将延缓农村的工业化进程和农业现代化进程。大力发展小城镇是加速农村城市化进程的重要途径。在小城镇兴办个私经济园区,可以改善小城镇的基础设施,促进人口向小城镇聚居、就业,搞活城乡流通,启动农村消费市场,拉动第三产业的发展,丰富和完善小城镇的功能,使小城镇在云南农村城市化进程中更好地发挥牵引作用。
1.4有利于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乡镇集体企业在实行大规模转制后,政府职能的转变已成为经济改革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个私经济园区建设的实践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在个私经济园区的管理上,政府一般只负责制定规划,营造发展环境,提供各种社会服务,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招商活动,并不直接经营企业或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这一新型管理模式的成功运行,无疑会对政府职能的全面转变产生积极影响。
2云南省个私经济园区扫描
云南在个私经济园区建设过程中,与时俱进,开拓创新,采取市场运作的方式,积极吸纳民间资本、引进外资、参与园区基础设施建设。近3年来,全省个私经济园区建设共完成近20亿元的基础设施投入,其中,民间资本和外资占80%以上,有力地推进了全省个私经济园区的发展。
民间资本和外资的参与,使云南个私经济园区发展势头强劲。2003年1月,省政府又批准设立丽江七星、楚雄、玉溪汇溪3个省级个私经济园区。现在,云南共设立了包括腾冲、保山隆阳、开远、华坪的7个省级个私经济园区。六年来,这7个园区共完成国内生产总值123亿元,完成项目244个,已有505户骨干企业和1.4万多户个体工商户入住园区,上缴税金12.73亿元,从业人员达10.04万人。粗步形成了楚雄医药、华坪水电、腾冲旅游、玉溪大营街小康示范村镇等各具特色的个私经济园区。目前,云南各州县在建和拟建的个私经济园区已达30个。
3制约个私经济园区发展的因素
我个人认为,个私企业向经济园区的聚集将受到下列因素的制约:
3.1企业搬迁和进驻成本老的个私企业和近两年由乡镇集体企业转制而成的个私企业向个私经济园区聚集的难度较大。因为企业的厂房及其配套设施等固定资产在迁移时难以通过转让收回成本,损失较大,并且还需要在新址上进行再投资。这种资金代价,在得不到补偿的情况下,是一般个私企业难以承受的。至于外地民间资本,由于个私经济园区一般座落在乡镇,区位条件、基础设施、社会服务体系、人员素质、政策的连续性等均远不如开发区,因而往往只把落户个私经济园区作为次优选择。在这种情况下,个私经济园区的发展主要依靠本地的新办个私企业,缺乏足够的资本来源。
3.2外部经济收益预期个私企业向经济园区聚集,可获得降低基础设施建设成本和行政成本等外部经济收益。但是,由社会分工和协作高度发展所引起的聚集效益与规模效益却难以在短时间内产生。因为,现阶段优秀人才稀缺,信息量少,企业的管理方式和生产技术落后,第三产业发展水平低,基础设施不够完善,深入发展社会分工和协作存在着诸多困难。这种状况必然会降低个私企业主的外部经济收益期望值,影响其入园的积极性。
此外,个私企业主浓郁的乡土情结以及政府与个私企业在利益上的联系也会阻碍个私企业向经济园区聚集,对个私经济园区的发展构成制约。个私企业主大都土生土长,文化及管理素质偏低,发展意识不够强烈,他们习惯于在熟识的环境中生活和办事。另一方面个私企业又与本地成员在经济利益上息息相关,若迁移到工业园就会减少当地的就业机会和收入,因此,本地政府从其利益出发必然会对个私企业外迁设置各种壁垒。
4对策和建议
个私经济园区的建设为实现云南地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条有效的途径。为加快个私经济园区的发展,我认为应该采取如下对策。
4.1实行行政管理与开发相分离,使个私经济园区的经营实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开发主体。
如果个私经济园区的经营管理由政府一手操持,政府既是所有者又是经营者,这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园区发展上的急功近利、资金来源渠道单一以及效率低下等弊端。应参照国内外开发区的成功经验,政府作为出资者享有所有者的权益,除以本地区社会事务管理者的身份负责行政管理,加强对园区的协调服务外,不能再直接干预园区的经营活动。项目运行实行市场化运作,园区内的经营实体作为经济上的占有者,具有独立的法人财产权,能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开发,在自筹资金、自清债务的基础上谋求发展,并对出资者投入的资本承担保值增值的责任。
4.2杜绝乱收费,建立财政支持、技术指导和信息提供等服务体系。
为了增强个私经济园区的吸引力,政府在加快职能转变、提高工作效率的同时,应坚决杜绝乱收费,废止不合理的行政性收费项目,以降低个私企业入园的费用成本。此外,为了解决个私企业贷款难问题,应建立贷款担保基金,对园内个私企业给予必要的财政支持;为克服个私企业存在的信息不灵、技术水平低等缺陷,应利用网络设施建立信息中心,及时传递最新经济信息,帮助个私企业及时了解市场动态和国家的经济政策;建立科技中心,邀请专家定期讲课,给予个私企业研究开发上的支持和技术指导。
4.3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土地的合理利用和环境保护联系起来,实行基础设施建设适度超前与滚动发展相结合。
个私经济园区的建设应吸取过去乱铺摊子、浪费资源的深刻教训,走内涵式集约化开发的道路,按照基础设施建设适度超前、小片起步、开发一片、建成一片与持之以恒、滚动发展的办法实行稳步开发。这既可避免一时招不进项目而闲置和浪费大量土地,又可在不大的面积中获得较高的效益。同时,个私经济园区的建设还应把环保作为软环境融入建设规划,严禁有严重污染且无有效治理措施的项目进区,高起点地建设环保基础设施,尽可能地做到环保与园区建设三同步,即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
4.4加大招商力度,以产业优势定位园区。
园区建设,关键是要有项目,要采取以商招商、以地招商、上网招商、会议招商等多种办法招商引资,引进项目,如果园区建设没有项目,园区就是“空壳”。特别要注重引进有市场、有前途、有效益、有一定科技含量、上规模、上档次的项目。应抓住当前内外资寻求安全投资场所的新契机,建立招商网络,努力培养高素质的与国际经济接轨的招商引资队伍,积极采用灵活多样的招商手段,提高招商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并逐步向专业化、商业化招商的过渡。在园区定位上,个私经济园区应依托本地现有的产业基础,本着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的原则,大胆吸引其他性质的投资主体入园,逐步向“小而专”、“小而特”、“小而精”等具有产业优势的经济园区发展,形成规模经济和聚集效应,推动区域特色产业群的发育,提高产品科技含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