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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时间一致性 理论贡献 启示
一、时间一致性理论简介及其主要观点
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在针对动态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时发现政府在制定政策时普遍存在时间不一致性问题,两位学者通过以经济政策与经济个体之间的互动影响为主要参考因素建立了一个两期模型进行分析,并据此重新阐述了一种反对相机抉择政策的理论观点,并在两人1977年发表的论文《Rules rather than discretion: The inconsistency of optimal plans》(《规则胜于相机抉择:最优计划的不一致性》)中就时间一致性问题进行了详细的阐述。时间一致性理论的提出为动态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开创了一个新的阶段,两人也由于在新古典宏观经济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方面所取得的贡献而被授予了2004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殊荣。
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认为时间一致性问题是指由于政策在时间上的不一致性(动态不一致性)所造成的无法完全达到预定政策效果的问题,换言之,即是指政策实施的结果由于受到政策时滞性和缺乏可信性等因素的影响而造成的无法达到预定目标,资源无法达到最优配置的状况。为解决这一问题,两位经济学者提出是否能通过一种合理的制度安排(正式或非正式的)来增强政府政策的可信性,最终达到一种帕累托得以改进的状态。他们的理论认为即使在一个公认的社会目标函数的规划下,政府相继抉择政策也不能使社会达到福利最大化的状态,原因在于当一个政府是理性的,并以谋求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发现其初始制定的最优政策变得不再是最优时,若赋予她重新制定政策的机会,政府一般会重新选择和调整最优政策,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政策就出现了时间不一致问题,这也从侧面证明了政府每一期实施的政策实际上并未达到最优。在此分析基础上,基普二人提出了宏观经济政策的一致性,即在制定出使经济实现完全竞争和达到有效率的均衡状态为目标的最优经济政策后,这些最优经济政策的实施效果不会因为时间的影响而发生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仍然保持了其最优的状态;这就要求政府在一开始制定经济政策时就要充分考虑到政策的长期稳定性,防止因为政策的不断改变而导致公众对政府决策的公信力出现怀疑,避免刺激市场的波动情绪和整体经济的不稳定情况的出现。因此,基普理论认为政府制定政策时应该基于单一规则而不是基于相机抉择。
二、时间一致性理论贡献和方法论贡献
一方面,该理论的提出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经济政策提供了合理的解释,另一方面,该理论的分析过程成功运用了博弈论的分析方法,开创了新的研究模式,对整个宏观经济研究方法产生了深远影响。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在讨论宏观经济政策的时间一致性问题时,通过将政府和个人作为两个因素引入博弈分析模型中,研究了经济政策与公众预期之间的动态影响,提出了宏观经济政策一致性的观点,动态模型的分析结果表明经济个体在做出决策时不仅会对政府前期的政策及其实施效果进行比较,在此基础上,还会对政府未来可能采取的政策形成一个理性预期,并分析自己的相关决策对政府未来政策可能造成的影响;因此在上述几种因素的影响下,若政府根据相机抉择的思路制定政策,当经济个体在动态决策分析思路的引导下发现政府前后期政策不一致时,政府在以后做出类似的决策时可能会遭遇信任危机,从而极大削弱政策的实施效果。此外,政府在这个博弈分析模型中是作为普通参与人对待的,通过对政府和理性经济个体的决策行为的动态分析为宏观经济政策分析奠定了更为合理的微观基础。目前,以基于典型行为人为基本分析单位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的全新经济分析方法已经成为宏观经济学领域的主要研究范式,此模型对整个宏观经济实证研究产生的深远影响将会使其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时间一致性问题对中国宏观经济研究的启示
总体而言,我们国家正处于关键的经济转型期,在这一宏观背景下,我们不仅要努力保持良好的经济增长势头,但同时更要兼顾稳定大局等综合因素,那么在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时就需要在充分借鉴和参考时间一致性理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我国经济政策的分析、抉择以及有效运用进行指导,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实质上,在我国许多政策领域都存在着明显的时间不一致问题,政府决策非一致性势必会导致经济个体形成不稳定的预期,从而造成政策实施的效果被削弱。实践证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实质上是政府和经济个体之间的一场博弈,政策的科学性、连续性以及时效性和经济个体对政策的反应共同决定了政策能否达到预期的效果。因此,我国在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一方面要尽量减弱在宏观经济政策实施过程中因经济个体采取相应对策而造成的抵消作用,另一方面要求政府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应综合权衡各方因素,保证决策科学,尽量避免“朝令夕改”,这样可以使政府的信誉得到提高,有助于经济个体形成稳定预期,从而保证经济平稳运行。
尽管时间一致性理论在宏观经济政策决定方面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但是我们也应认识到该理论也并非完美,它强调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应基于单一规则而不是相机抉择,但如果一旦尺度把握不好,则会导致过分依赖某种规则,缺乏必要的弹性和灵活性,降低应对经济活动中突发事件的能力,无法及时解决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因此,在时间一致性理论的实践应用中我们应在遵循按照单一规则制定政策的原则上,根据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不断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努力增强把握政策实施的力度、节奏和重点的能力。
参考文献
[1] Kydland Finn and Adward Prescott. Rules rather than discretion: The inconsistency of optimal plans [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7.
[2] 徐文强.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理论贡献评述[J].世界经济研究,2004,(12).
[关键词]国际政策协调 金融危机
中图分类号:F1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9)2-0015-07
引言
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是指以各国(或地区)政府或国际经济组织为主体,在承认世界经济相互依存的前提下,就宏观经济政策展开磋商和协调,或适当调整现行的经济政策,或采取联合干预市场的政策举措,以减缓各种突发事件或经济危机所形成的冲击,维持和促进各国经济稳定增长的过程。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单个国家(特别是主要发达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通常具有很强的“溢出”效应。系统性危机爆发后,单个国家的利己行为不但难以达到“利己”的目的,反而可能因损害他国利益而最终不利于危机治理。Copper(1968)指出,在“溢出”效应存在下,国际政策协调往往有助于帕累托最优的实现。一致的、共同加强的宏观经济政策通过避免负外部性而有利于整体经济运行。
2008年下半年以来,美国次贷危机扩展为系统性金融风暴,世界经济也因此遭受沉重打击。2008年美国GDP于第三季度负增长0.5%,第四季度负增长3.8%之后正式进入衰退。而在此之前,欧洲和日本在2008年第二、三季度就已连续负增长。“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也正遭遇双重打击,一方面出口下降,另一方面援助资金更难获得。那些经常项目处于严重逆差、财政状况不佳的发展中国家,甚至可能陷入经济危机。来势汹汹的系统性金融危机已使单个国家的抵抗苍白无力,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成为重振市场信心、遏制金融危机进一步扩散以及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
当前金融危机下的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此次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以七国集团(G7)为主体的发达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主要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主体都频频行动,出手救援。其中,主要发达国家在国际政策协调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IMF则主要对发展中国家及新兴经济体进行了危机救援,发展中国家在政策协调中的作用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显现。
1 发达国家间的政策协调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以及国际格局逐渐向“多极”化转变,美国及美元的霸主地位受到显著削弱。1975年G7产生,多极化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局面形成。此后G7在国际宏观经济协调中日显重要。在经济领域,其磋商的最频繁、效果最显著的领域主要涉及各国货币政策的协调、外汇市场的联合干预以及金融危机救援等。此次金融危机中,G7及其他主要发达国家通过采取同向救市措施、扩大货币互换、政府间紧急贷款等方式进行了广泛的政策协调。
(1)主要国家采取了同向的救市措施。此次金融危机中,欧美国家的金融系统遭受了最直接、最严重的打击。为拯救金融系统,欧美国家采取了多种措施。首先是解决问题资产和银行的重新资本化。以美国为例,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迅速接管了房利美、房地美和美国国际集团(MG)等濒临破产并具有系统性影响的大型金融机构,以防危机向全球迅速扩散。2008年10月初,美国出台了7 000亿美元的“金融救援法案”,基本服务于金融系统的“不良资产救助计划”(TARP)。2008年11月份,美国又通过8 000亿美元救市方案,其中6 000亿美元用来购买由联邦住房贷款银行、房利美、房地美和吉利美等机构发行的债券或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其次是提供广泛的流动性支持。为了激活货币市场流动性,美联储创造了包括TAF、TSLF、PDCF、AMLF、CPFF以及MMIFF等一系列新工具,政府还为市场提供了各种担保。与美国相对应,欧洲也对金融系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2008年10月初,英国推出5 000亿英镑救市计划。除了用500亿英镑购买主要金融机构的优先股之外;英国央行和政府还联手为市场提供流动性支持,其中央行向银行系统提供了2 000亿英镑的短期融资贷款,政府为银行间拆借提供约2 500亿英镑的担保。英国在2009年1月份的第二轮经济刺激方案中政府将增持银行股份,为银行存在的风险资产和债务提供担保,并通过资产收购计划帮助金融机构融资。欧盟各国的救市计划基本上以英国模式为蓝本。
随着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的渗透不断加深,各国的救市重点由金融市场转向实体经济。首先是协调性降息举措空前密集。在2007年6月29日至2008年5月16日期间,主要发达国家央行政策指向相去甚远:美国、加拿大和英国降息,欧洲和日本中央银行保持利率,其余国家则升息。随着全球通胀压力的显著降低以及金融危机的恶性影响逐渐显现,主要发达国家逐渐认识到,为了刺激经济,除了降息别无选择。2008年lO月份以来,C7以及瑞士、瑞典、澳大利亚等国纷纷加入全球性联合降息的行列。到2009年初,美、日两国利率接近零,而英国等主要发达国家也有向零利率迈进的趋势(见表1)。
除了降息之外,发达国家还纷纷推出实体经济救援计划。美国在2008年11月份推出的8 000亿美元救市方案中,就试图通过2 000亿美元的定期资产支持证券借款工具(TALF)计划帮助消费信贷。2009年2月,美联储将该TALF计划的规模提升至10000亿美元。与此同时,美国参众两院又通过一项总额7 870亿美元的新方案,旨在通过增加开支与减税创造就业机会。欧盟于2008年11月份出台的2年期欧洲经济复苏方案,动用20004L欧元来提振消费和商业信心。具体内容涉及进一步降息、减税、增加财政支出以及一系列惠及中小企业的政策。2009年初,欧洲各国继续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救援力度,着重加强对能源、基础设施、汽车行业的投资与扶持,竭力阻止失业率的迅速上升。与此类似,日本早在2008年10月底就公布了价值约27万亿日元(约2 75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2009年初,日本又提出75万亿日元经济振兴方案,着眼于刺激内需。
(2)国际经济政策协调。除了在国内采取同向的救市措施外,主要发达国家政府还通过跨越国界的协调――货币互换和紧急贷款来应对全球流动性短缺和信贷紧缩问题,遏制危机的进一步扩展。
首先,提高货币互换安排额度。由于各国银行纷纷需要储备美元以防御对手之违约风险,美
元资金需求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位。为配合欧洲各国政府的救市举措,美联储通过货币互换安排允许全球各央行从美联储获得美元资金注入国内银行体系。2008年10月13日起,美联储通过与欧洲三大央行(英国、欧洲和瑞士央行)的货币互换安排向市场“无限量”提供美元资金。欧洲三大央行随即把与美联储的美元互换额度扩大到与美元融资需求所匹配的水平。此后,美联储与其他央行的临时货币互换协议也频频达成。截至2008年10月底,美国与各大中央银行的临时货币互换总额已达7 550亿美元。
其次,政府间提供紧急贷款援助。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冰岛遭受了沉重打击。2008年10月底,冰岛总理吉尔・哈尔德宣布金融危机给该国带来的损失达1.1万亿克朗(约合94亿美元),相当于其2007年GDP的85%――冰岛濒临破产边缘。对此,一些国家(地区)向其伸出了援手。2008年10月初,俄罗斯向其提供40亿美元的紧急贷款;法罗群岛于10月底承诺了3亿丹麦克朗(约5 100万美元)的贷款;芬兰、瑞典、挪威和丹麦等北欧国家向冰岛提供25亿美元贷款;欧盟也声明将提供少量资金支持。此外,巴基斯坦、白俄罗斯和匈牙利等国因遭遇了类似于冰岛的巨大不幸,均在不同程度在得到他国政府的支持。美国、英国、阿联酋等国承诺帮助巴基斯坦稳定金融市场;俄罗斯向白俄罗斯提供20亿美元的贷款;欧盟则向匈牙利提供65亿欧元的紧急财政支持。在2009年1月底的达沃斯世界经济年会上,日本承诺提供1.5万亿日元(约170亿美元)帮助亚洲地区应对金融危机,主要流向湄公河及南亚地区。
2 国际经济组织的危机救援
战后建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IT)以及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WTO)、联合国(uN)的有关职能部门,一直以来都是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和监督的主要机构。其中,IMF在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中曾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布雷顿森林体系下,1MF主要致力于维持固定汇率制度,协助成员国调节国际收支以及提供技术援助等目标。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1MF的职能重点逐渐转向对各国汇率政策的监督。同时它还继续向成员国提供短期贷款助其平衡国际收支,也致力于减债减贫、技术援助和培训。在此次金融危机中,IMF的协调作用主要体现于对发展中国家及新兴市场国家的危机救援上。此次危机受冲击最为严重的是乌克兰、白俄罗斯等东欧国家,其次是巴基斯坦、韩国等亚洲国家。拉美的形势相对乐观,但阿根廷仍处于经济减速和债务危机的双重阴影之中。IMF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使用了不同的贷款工具实施救援。
(1)备用信贷安排(sBA)。2008年中期以来,乌克兰经济在全球金融危机的笼罩之下步履维艰,汇率大幅贬值,双赤字严重,银行系统存在巨大风险,实体经济遭重创。2008年11月5日,IMF为乌克兰提供为期2年的164亿美元的SBA。按照惯例,接受IMF贷款,乌克兰必须采取从紧的货币政策抑制通胀;逐步取消外汇管制,并在2009年实现本币汇率自由浮动;大幅削减财政支出以实现预算平衡;政府资金须介入银行业重组,以避免经济减速进一步延长和加深。
除了乌克兰以外,2008年10月份以来,冰岛、匈牙利、巴基斯坦、拉托维亚、塞尔维亚、白俄罗斯等多个国家都已求助IMF这一道“最后的防线”。IMF已先后向冰岛、匈牙利和巴基斯坦、拉托维亚等国分别提供21亿美元、157亿美元(匈牙利获得251亿美元的贷款援助。其中,IMF提供157亿美元,欧盟和WB分别提供81和13亿美元)、76亿美元、23.5亿美元期限各异、附加条件不一的SBA。2008年11月14日,塞尔维亚与IMF达成了总额为5.2亿美元的应急信贷协议。12月31日IMF向白俄罗斯提供25亿美元紧急贷款以帮助其渡过全球金融危机。
(2)贷款安排创新――短期贷款安排。欧美国家的严重信贷紧缩使得部分经济基本面良好的新兴经济体也陷入了短期资金困难的尴尬境地。由于接受IMF的SBA往往需要附带各种限制性条件,并且,SBA的申请国会被认为陷入了严重的经济问题,从而对国际市场信心产生冲击。针对这一问题,1MF于2008年10月底推出名称为“短期贷款安排”(SLF)的新计划,面向那些虽陷流动性困境但基本面依然强劲的新兴经济体提供总额至多1 000亿美元(有资格获得该项贷款的国家最高贷款金额为其向IMF缴款份额的5倍)的3个月期资金。SLF并不要求受援国对国内政策作出重大调整。但是,为了获得这种基本无附加条件的救援贷款,各国必须展示其公共和外部债务处于可持续水平,并且必须在IMF拥有良好的过往记录。比如,IMF认为阿根廷不符合救援条件,因为该国已有一年多没有接受IMF的财政状况评估,并且在2001年曾出现贷款违约。根据IMF对SLF对象的限定,保加利亚、爱沙尼亚、巴西、墨西哥、希腊、葡萄牙、土耳其等国有可能符合条件。但由于该项贷款的申请是保密的,因此,最终哪些国家接受援助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
3 发展中国家在协调中的作用
C7作为发达国家政策协调的重要平台,由于缺乏杰出新兴市场的代表,自20世纪90年代始,其协调作用已日趋下降。为了更好地倾听发展中国家的声音,早在1999年9月,七国财长就创造了G20(二十国集团),作为G7的有益补充。这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内,主要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一个非正式对话机制。19个国家、欧盟以及列席会议的IMF和WB不仅探讨工业化国家、新兴经济体的政策议题,也关注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
在2008年11月中旬的G20峰会上,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决定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以共同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此次峰会的最重要成果《高峰会关于金融市场与世界经济的宣言》总结了当前金融危机的根源并提出改革全球金融市场的共同原则。虽然宣言达成的原则只是框架性的,但是此次峰会意义重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首次以首脑会议的方式共同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并商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方案,这象征着发展中国家在政策协调中的地位得到显著提升。
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效果及缺陷
国际政策协调各主体的不懈努力在短期内对提振市场信心,遏制金融危机扩散和蔓延以及稳定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1 主要发达国家间的政策协调提振了市场信心
危机爆发以来,美、欧加大存款保险政策实施力度,并积极发挥中央银行最后贷款功能。主要发达国家的政府和中央银行参与的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政策协调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全球市场信心。以美国为例,拥有“隐性”国家担保的政府支持企业(GSE)“两房”由政府接管之后,其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的“纽带”作用得以继续发挥,避
免了美国住房抵押贷款市场、信贷市场乃至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加剧。美国国债等美元资产在全球投资者中的相对吸引力也得到提升。发达国家之间大规模的流动性政策协调也使银行间的拆借意愿大大提高。TED息差(Treasury-EurodollarSpread)作为3个月美国国债收益率与3个月伦敦银行间拆借利率之差,是观察全球金融市场信用风险感受度的最重要指标之一。通常情况下,该值越高表明银行间的拆借意愿越低。从1986年到2007年上半年,它平均维持在0.5左右。2007年夏天次贷危机爆发后,它迅速飙升,并曾一度达到最高纪录4.63(2008年10月10日)。2008年10月份以来,各国加强了政策协调后该值逐步下降,至2009年2月13日降为0.948(图1)。
此外,各主要发达国家针对实体经济的一揽子救市计划将为今后的经济复苏奠定良好的基础,但其积极效果的充分显现还需要一定时日。
2 IMF的救援避免了部分国家的经济崩溃
2008年10月份以来,IMF为冰岛、匈牙利、乌克兰、巴基斯坦和拉托维亚等国提供了总额超过440亿美元的SBA。其中,匈牙利、乌克兰和拉托维亚所获得款项数额分别高达三国在LMF份额的1015%、802%和1 200%,大大高于从前125%的限定。IMF贷款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金融危机的快速蔓延,防止了“重灾区”小国陷入经济崩溃。同时,涉及1 000亿美元的SLF因能克服SBA的某些缺陷而有利于新兴经济体。一方面,它只会提供给经济面良好的国家,能够起到安抚市场信心的作用。另一方面,与SBA的分阶段拨付资金相比,SLF采取快速审批通过大额款项的方式能够更有效地应对信心崩溃导致的流动性危机。
国际政策协调在遏制金融危机扩散和蔓延,稳定经济方面发挥作用的同时,也暴露出一定的缺陷和不足,主要体现为:
(1)发达国家政府间政策协调的不足。首先,危机爆发初期,对金融危机认识的不一致使各国错过了集体救市的良好时机。此次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危机爆发时由于各国所受冲击程度不同,对危机的严重性以及危机救援的看法也相去甚远,因此危机初期并没有引起各经济体的足够重视。除美国以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雷曼倒闭后,仍认为本国的银行系统运行健全,能充分应对信贷紧缩。因此,各国曾在是否参与全球范围内的政策协调以及在何种层面上参与等问题上意见相左。在危机爆发之初,美国政府曾呼吁西方各国协同救市以拯救陷入流动性困境的金融机构,但是由于信息的不完全及G7机制本身的非正式性,发达国家首脑之间的会晤并没有出台有效的经济政策,错过了集体救市、共渡危机的良好时机。
其次,从危机爆发直至2008年10月初,美、欧等发达国家在危机救援方面的政策协调明显不足。2008年10月初,美国通过《2008年紧急经济稳定法案》,并呼吁各国政府及中央银行积极参与救助美国的金融机构,以共同维护全球金融稳定。而德国曾明确表示欧盟不会参与美国的金融救助计划。事实上,即便是在欧盟内部,系统性应对措施也不够迅速,不够有力。在银行担保问题上的协调不力曾致使国家间相互埋怨。爱尔兰于2008年10月2日正式立法为银行资产提供全面担保。但英、法等国随即严厉指责爱尔兰的担保计划导致原本位于伦敦的资金流入了爱尔兰,从而加剧了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性。尽管欧盟最终于2008年11月份出台了2000亿欧元经济刺激计划,但其并未真正改变“各自为政”的局面。扩大公共开支以及减税等扩张性财政政策难以在欧盟内部取得广泛一致,各国因财政赤字超标幅度以及何时纠正等问题存在较大分歧。
(2)国际金融体系的局限。国际金融体系的局限也从根本上限制了金融危机中国际政策协调的效率。首先,IMF对此次金融危机负有责任。其一,IMF监督不力。亚洲金融危机后,IMF进一步加强了对新兴市场国家、对汇率问题的监督,而对发达国家,特别是发行储备货币的国家监督不力。其二,IMF欠缺预警体制,对金融危机预警不及时,致使各国政府没有充分的意识到金融系统存在的问题。其三,应对措施不及时。直至2008年10月中旬,IMF基本上尴尬地置身于金融危机之外。其次,1MF的资金有限。随着此次金融危机不断向纵深发展,IMF的资金短缺问题异常突出。其可贷资金总额仅约为2 500亿美元,且其中的大部分在危机救援中已有明确的安排。尽管日本在2009年2月份与IMF正式签署注资1 000亿美元的合约,但要根本上改变IMF的窘境,需要更为广泛、更为系统的改革。此外,IMF对受援国苛刻的融资附加条件也使不愿放弃经济政策自主性的国家望而却步。
(3)发展中国家的力量仍不够强大。此次危机中,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逐渐显现,但这绝不足以说明它们已有能力主导国际政策协调。发展中国家及新兴市场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在G20以及IMF中的地位仍有待于大幅提高。G20是由七国财长会议创造的,这一历史事实决定了C7各国仍在G20中占据主导地位。在IMF中的投票权总额中,发达国家约占60%,其中美国占16.77%,美、日、德、法、英仍是投票权最多的5国。相应地,中国、俄罗斯及印度三国的发言权总占比却不足8.7%(中国的发言权占比为3,66%,俄罗斯为2.69%。印度则与孟加拉、不丹和斯里兰卡三国共同拥有一个执行董事,其发言权占比为2.35%)。目前,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宏观经济协调中所能起到的作用仍然是很有限的。
金融危机与国际政策协调机制的完善
随着次贷危机的加深和蔓延,全球金融体系陷入困境,实体经济遭遇寒冬。对此,世界各国加强了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以尽快稳定全球金融体系并确保世界经济的平稳增长。应该说,政策协调在短期内一定程度上提振了市场信心,遏制了金融危机迅速蔓延。但在协调过程中其弊端也进一步暴露无疑。从长远来看,国际社会间加强宏观政策协作,对现有的国际政策协调机制进行全面、有效的改革,建立一个公平、公正、有序的新秩序成为必然。
1 完善发达国家间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
此次危机过程中,发达国家虽然都采取了力度较大的救市措施,但却也暴露出了种种问题。一方面,危机起始阶段,各国对危机的严重性以及危机救援的看法的不一致,使各国在是否参与全球范围内的政策协调以及在何种层面上参与等问题上意见相左,错过了集体救市、共渡危机的良好时机。另一方面,危机爆发并蔓延后,美、欧等发达国家在危机救援方面的政策协调明显不足。2008年10月8日,虽然出现了六大央行联手降息的空前之举,之后各国也基本采取了同向的宏观经济政策,但是总的来说各国的政策均是根据本国经济运行的需要做出的决定,较少考虑该政策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在世界主要经济体集体陷入
衰退之际,西方大国又在酝酿着全球性贸易保护主义、金融保护主义风潮。这不仅将大大削弱各国已采取的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协同效应,也将对世界经济复苏产生严重负面影响。因此,发达国家间的宏观经济政策的进一步协调,加强各国协商与合作的“互信”基础,进一步完善G7等发达国家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就显得十分必要。
2 改革国际金融体系
作为国际金融体系中的政策协调主体,IMF在危机防御方面,当务之急是加快监督框架的现代化进程,加强对储备货币发行国的监督。同时,1MF应充分发挥国际金融组织的作用,加强对各国金融机构的监管,特别对业务覆盖全球的大型金融机构,加强交易透明度及信息披露,减小系统风险,起到及时预警的作用。此外,应该拓宽多边视角,更深入地考察国家之间的政策溢出效应,以便更迅速、准确地识别世界经济系统中的潜在风险。加强与其他机构(如国际清算银行以及跨国金融机构)的协作,也有助于IMF更出色地完成全球性监督工作。在危机治理上,IMF应大力拓展资金来源,除了出售部分黄金储备、发行债券之外,若能继续通过制度创新,吸引更多拥有大量外汇储备的成员国加入类似于日本的“注资”行列,将大大提高IMF的救援能力和可信度。
经济学中虽然充满了模型和数学,但还谈不上是一门精密的科学。即使经济学如此不精确,宏观经济政策在应对经济形势的变化时,依旧可以发挥很大作用。例如,当面对总需求不足时,使用财政货币政策进行刺激通常会取得效果;当面对石油涨价等供给冲击时,使用减税等供给面措施也能奏效。一个由总需求曲线和总供给曲线组成的简单宏观经济模型,对整个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而言,依旧能带来重要启示。
美联储和欧洲央行在零利率附近层出不穷的数量宽松手段,体现的并不是新的经济理论,而只是反映了货币政策本身能克服流动性陷阱,彰显了货币政策能在需求管理政策中大有作为。即使格林斯潘对金融市场失灵和货币政策的失误进行检讨时,也仍没有超越已有的经济学理论,只是重申了上世纪70年代提出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提醒了对不完全的金融市场进行审慎监管的必要,以及货币政策要考虑金融市场波动的必要。
目前的世界对宏观经济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中国经济正面临GDP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双降局面,这时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需求刺激是一个标准的政策处方。可是现在突然发现,财政刺激可能会进一步恶化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货币刺激可能会进一步提高企业的杠杆率,两者都只会进一步恶化中国经济,而不是改善中国经济。该怎么办?
微观上,推动企业去杠杆化当然是一个重要的措施,但由于企业去杠杆化的时滞效应大,所以短期内的效果不明显。那么宏观上减税会有效吗?当总需求下降时,用减税的办法,确实可以稳定产出增长,但是会加速价格下降,甚至造成通货紧缩,而通货紧缩同样是宏观政策的敌人。于是宏观政策捉襟见肘,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地。一方面是宏观政策的时滞效应无法消除,也就是说政策不能立竿见影;另一方面宏观政策的微观基础薄弱,容易使同一宏观政策产生的效力相互抵消,反而降低宏观政策的效力。
[关键词]后金融危机时代;宏观经济;战略转型
2009年上半年中国GDP同比增长7.1%,投资同比增长33.5%,消费同比增长15%,进出口同比下降23.5%。从统计数字看,中国经济确实回升,但基础尚不稳定。针对2009年前8个月经济回暖的宏观经济形势,现在有人开始讨论经济到底呈“V”型、“W”型还是其他型探底回升。研究经济回暖轨迹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在正确研判当前经济形势的基础上,研讨下一阶段经济政策。按照经济发展周期波动规律,宏观经济总会见底反弹,因此我们更要前瞻今后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考虑经济企稳后的经济政策,甚至“十二五”规划的中长期政策制定。笔者认为未来的政策重点应是:(1)实现战略转型,培育新竞争力;(2)推行产权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3)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增收节支,科学、精细理财;(4)培育资本市场,加强国际金融合作;(5)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和工具更好相互协调。
一、国际宏观经济基本走势
(一)全球经济失衡,全球化进程放缓
全球经济失衡主要体现在一些国家出现大量贸易赤字,与之相对应的是一些国家大量贸易盈余。之后,全球经济失衡的范围扩大到整个经济领域。当今世界,全球经济失衡的表现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持续出现贸易逆差和资本逆差,而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主要产油国家经济增长却保持较快速度,持有巨额外汇储备。随着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演变,主要发达国家需求还在下降,尤其是消费需求低迷,经济失衡仍将持续,全球化进程减缓。
(二)全球增长模式转型,凸显新增长点
人类文明起源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开始吃熟食,前提是人类掌握了取火技术。人类取火始于钻木取火,实际上取的是碳基能源。从木材到煤炭、石油和天然气,都是碳基燃料。在既定的技术约束下,碳基燃料对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碳基燃料增加了空气中的二氧化碳,使全球气候变暖。为了应对气候变暖,一些专家建议未来能源开发的重点应该转向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以美国、英国为代表的一些大国正在新能源领域开展大量研究,力图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发展绿色经济和低碳经济。这些国家在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将占领新能源标准的制高点。客观上,这些探索促进了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一些专家认为这也是未来世界经济的新增长点。
(三)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重现金融新秩序
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未能发挥应有作用,尽到应有的责任。国际社会开始通过对话建立一个新型的国际金融体系。无论是超货币体系,还是其他金融秩序,都将对美元主导格局形成挑战。在此背景下,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正逐步得到增强。中国本着负责任的立场,在国际金融危机中起到了稳定器作用。
(四)金融与实业并重,构建新的宏观监管体系
此次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失衡。金融创新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在启动国内消费需求替代、弥补国外消费需求不足的同时,根据本国比较优势发展一些制造业,带动国内就业,把金融发展落到实业上。也有专家认为,错误的宏观政策是本次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在危机来临时,美国过度扩大消费信用以及过度相信市场都是金融危机的重要根源。因此,世界各国将会重新审视过去的宏观政策决策程序和机制,构建新的决策程序和机制,通过建立新的监管机制加强宏观政策管理和微观领域监督。
二、中国经济宏观形势基本判断
据世界银行《中国经济季报》(2009年6月)报告,工业化国家金融市场开始出现趋稳迹象,全球经济初步呈现回升趋稳态势,但是仍然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复苏速度不可能太快。该报告还指出,目前断言中国经济快速稳健复苏尚早。另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经济出现回暖迹象,有望率先实现经济复苏。但是,中国经济仍然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结构不平衡问题。
(一)GDP小幅增加,财政收入回升
2009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13.99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1%,比第一季度加快了1.0个百分点。第一季度全国GDP总量6.5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6.1%,第二季度7.41万亿元,同比增长7.9%。6、7、8月份,全国财政收入分别为6867.47亿元、6695.91亿元、5237.4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9.6%、10.2%、36.1%。国内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增长显现出经济回暖迹象,但是中国经济复苏的根基仍然不牢。
(二)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长,消费增长潜力凸显
1~6月,城乡居民收入继续增长,转移性收入增幅较大。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9667元,人均可支配收入8856元,同比增长9.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1.2%。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2733元,增长8.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1%。居民消费价格继续下降,生产价格同比降幅较大。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下降1.1%(6月份同比下降1.7%,环比下降0.5%)。8月,工业品出厂价格环比上涨0.8%,已连续5个月上涨。前8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88万亿元,同比增长15.1%,比前7个月加快0.1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消费需求提升,消费能力提高,凸显消费潜力。
(三)发电量和用电量双回升,人民币存贷双增长
6月,全社会发电量同比增长4.7%,用电量增长4.3%。发电量和用电量上升既有经济回升的因素,也有气温上升的因素。2009年8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57.67万亿元,同比增长了28.53%。2009年8月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38.52万亿元,同比增长34.11%,环比增长了0.16%;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为57.37万亿元,同比增长27.43%,环比下降1.13%。货币供应量增长28.53%。
(四)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房地产价格小幅上涨
2009年1~8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11.3万亿元,同比增长33.O%。固定资产投资资金主要来源于银行贷款,2009年前8个月累计新增信贷规模8.15万亿元,同比多增5.04万亿元,比中国所有银行过去两年的贷款总额多,其中7、8月份分别为1650亿元、4104亿元,受央行政策影响,增速减缓。2009年5月、6月、7月、8月,七十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环比分别上涨0.6%、0.8%、O.9%、0.9%。从200个主产县8月20~31日主要农产品价格变动情况看,包括肥猪在内的5种肉产品均上涨。房地产价格上升和主要农产品小幅上涨表明,过度的、甚至投机性的恶性货币投放,可能对未来形成温和的通胀压力。
(五)经济结构不平衡仍然存在,潜在隐患不容忽视
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不平衡,消费、投资与储蓄不平衡仍然存在,“短板”要素制约经济平衡增长。以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例,1978年城乡收入之比为2.57:1,2007年提高到3.33:1,不平衡进一步扩大。经济结构不平衡是一个比较突出的矛盾。这种不平衡不断积累,将会降低经济社会发展系统的整体协调性,一旦超过临界点就会形成失衡状态,激化潜在矛盾,甚至可能造成系统性风险和危机。
三、科学研判经济形势,及早规划前瞻政策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医治好重病后,调养很关键。近期,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从“两防”到“一保一控”,再到“保增长”,与之相对应,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由稳健的和从紧的转向积极的和适度宽松的。经济危机总会过去,那么,下一步中国应该思考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将“十二五”规划与“十一五”规划稳步对接。
(一)实现战略转型,培育新竞争力
一是产业政策方面,以新能源、环保汽车、生物工程等为突破口,占领新兴产业制高点,发展低碳经济。重点开发可再生生物质能源和风力、水力、太阳能等新型能源。二是区域发展战略方面,加快制定城市群发展战略,提升城市竞争力。随着经济全球化加深,中国的城市群参与国际分工越来越广泛。研究表明,国外资本对中国投资将主要依据现代城市群的经济结构和竞争力进行战略布局。今后,应提高中国城市群发展速度和质量,配套制定相关的法律制度、空间规划和管理制度,在城市群内,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企业和产品。三是决策机制方面,构建科学、民主决策机制,降低决策风险,提高政府行政管理竞争力。现代社会的公共风险需要政府及时、有效、低成本地化解,对政府科学决策机制提出了挑战。政府应科学论证、合理规划,提高决策效率、降低决策成本,并致力于提高行政管理效率。
(二)推行产权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中国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多种所有制市场结构。但是,仍然有部分垄断行业和公共服务部门产权结构单一,进入门槛高,民间资本进入空间窄。除行业外,无论是自然垄断行业,还是行政垄断行业,提高市场化程度,推行产权多元化改革,是实现产权结构调整的必然趋势,比如铁路、电信、电力等;另一方面,今后,政府应打破行业垄断,推行公共事业单位改革。政府应主要通过制定市场规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一些社会事业部门,比如体育、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也应允许更多民间资本进入。
作为工业化中期的国家,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在第二、三产业。在美国,到工业化晚期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超过80%。2008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40.1%,低于第二产业比重。2009年上半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41.3%,低于第二产业比重。中国离工业化国家的产业结构尚有距离。
(三)培育资本市场,加强国际金融合作
继续加大推进资本市场培育力度,开展多种形式的资本市场创新。推进创业板市场建设力度,扩大三板市场试点范围,解决创业投资和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一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关键是健康的金融体系。在生产全球化、贸易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背景下,任何国家的金融市场都很难独善其身。加强金融监管、促进金融合作以及增强金融抗风险能力是一国金融立足国际金融市场的关键。一是完善金融监管机构和体系,建立有效的金融创新监管体系,防止过度套利行为发生。二是加强国际金融合作。进一步建立双边货币互换、多边外汇储备库建设等多种形式的区域金融合作,并适度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三是增强金融机构和体系风险防范能力。一方面,充分利用危机后的恢复时机增强中国金融机构和体系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实现外汇资产保值增值。
(四)转变政府职能,增收节支,科学、精细理财
经济复苏后,过渡时期应逐步转向实施适度积极的财政政策,进而转向稳健的财政政策。未来财政工作的重点不仅仅是切好蛋糕,更应该注重做大、做强蛋糕,在财政收入方面做好文章。树立大财政思想,既要有财,更要有政。既要保证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又要不与民争利。正确处理政府收入与居民收入关系,做到国民收入分配比例合理化。从税收收入看,今后工作的重点是扩大税源,保证税收增量渐进发展。一是扩大资源税征收范围。为了改变长期以来实行的资源低价政策,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保护资源,资源税改革应在经济复苏后扩大征收范围。二是试行个人所得税转型,探索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有中国特色的个人所得税制。当前的个人所得税征收主要是以分类征收为主,没有达到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需要。个人所得税改革应着力减轻中低收入阶层的税负。三是试点物业税。在继续物业税试点评估“空转”的基础上,进行分层价值评估,适时推出物业税。四是继续做好增值税转型工作。增值税转型有利于改变重复征税,减轻企业税负,提升企业竞争力。
在开源的同时仍需节流。从财政支出看,明确财政支出重点,增收节支,防范财政风险。一是转变政府职能,缩减行政开支。在经济复苏后,政府应该“瘦身”,调整政府机构,建设高效廉洁的政府,提高政府供给公共服务效率。二是继续提高财政预算透明度,保证精细化、科学化。信息透明是现代文明的一个基本准则,财政预算信息透明是实现人的基本人权,也是保证正确履行公民委托责任的需要。在美国,一次预算编制就相当于一部法律的制定过程,预算制定、执行、监督三权独立,相互监督,并实行全过程公开。尽快实现财政预算透明法制化,加快政府预算信息公开改革步伐,达到精细化、科学化管理的需要。三是继续加大基础设施、医疗、社保、就业等领域的投入力度,促发展,保民生。明确财政支出重点是提高财政支出效率的前提。同时,这些领域也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点领域。四是构建财政风险识别、评估和防范的全方位调控体系。财政风险防范要与金融结构风险防范紧密结合,不可单线作战。
关键词:化工企业;财务风险;预警机制
一、化工企业财务风险产生的原因
(一)外部经济环境的影响。伴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注重市场发展和企业规划,准确地把握行业内的市场环境,才能根据外部的市场环境,合理的避免财务风险。基于我国特色的市场发展经济形势,化工企业要进行市场分析,通过国家宏观经济规划政策,调整企业内部生产经济活动,再根据内部管理角度分析,结合一些重要的产业资源,不断地进行宏观经济环境分析,针对政府相关行业的要求,达到节能节约的目的。但是,现阶段的化工企业大部分没有面向市场,没有从实际出发,没有充分的利用好宏观经济政策,没有从企业宏观政治经济环境出发,进行政策的有效利用,并通过政府的政策优惠,避免财务风险的影响。(二)化工企业内部制度及资金结构不够合理。同行业竞争下,化工企业本身具有明显的内部资金管理不够完善的问题,主要体现在负债规模、企业资本结构,以及负债期限等相关内容。大部分化工企业都是负债经营,运营过程中的资金没有有效的利用,运营收益风险较大,特别是一些过高的负债比重,导致大部分的企业面临着破产的边缘。另外从资本结构来看,大部分化工企业借入资金较高,导致存在的债务较多,如果经营状况一旦不够理想,就会面临着严峻的财务风险,直接影响到企业内部的资本运转,最终导致财务风险的发生,这一问题对企业来说会产生严重的威胁。另外,从企业的内部管理来看,其内控制度仍需进一步的完善。(三)内部财务关系及管理意识淡薄。化工企业很多内部财务管理方面的内容较为混乱,企业的财务部门和生产部门所产生的内部核算关系较为混乱,导致很多化工企业难以进行资产管理,利润分成管理,无法规范各个部门的相关经济活动,缺少有效的管理,导致化工企业会存在资本管理漏洞,不能正确的协调会产生经济效率低下的状况,最终会导致财务风险的发生。另外,很多化工企业财务管理意识淡薄,管理层忽视财务风险的规避,特别是一些化工企业财务部门的管理人员,如果不重视财务风险的规避,将影响整个企业的内部管理,严重会影响企业运营机制,造成一定财务风险的发生,进而产生经济损失,所以化工企业必须给予高度的重视。
二、化工企业财务风险的防范策略
(一)提高财务管理人员的防范意识。财务人员是企业管理的核心,能够增强企业内部核心竞争力,需要财务管理人员提高思想意识,要从时代背景出发,不断的完善内部知识结构,提高专业水平。建立严格规范的人才选拔机制,从财务会计制度和相关法律出发,全面武装财务管理人员的思想认识,特别是培养财务人员专业的职业素养,在技术方面提高层次。企业还需要加大培训力度,让财务人员真正掌握财务分析方法,才能提高管理效率。(二)注重宏观经济政策的支持。国家针对化工企业方面的优惠政策也较多,化工企业需要根据自身的优势和劣势,综合利用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合理的规避纳税风险。应该时刻关注相关税费政策,保持与政府部门的高效沟通,充分利用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促进企业的长远发展。通过政府的指引作用,成功地规避财务风险,实现财务的高效,财务方面注重市场调研,注重财务成本的核算和分析,正确地进行内部监控,结合外部经济环境进行合理的统筹规划,还能降低财务风险,准确把握市场经济环境,真正实现降本增效才是目的。(三)统筹各方资源,加强内部管理。首先注重财务管理,才能建立适合企业自身发展的内部管理制度,实施内控制度,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加强财务监督作用,构建起一套适合企业内部管理的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才能最终实现降本增效的目标。企业财务管理中,要注重财务管理体系的建立,注重相关精细化管理内容,将企业资源和降本增效相结合,采取创新相关管理手段,建立适合企业发展的财务管理模式,才能实现高效的内部管理。建立具有科学谨慎的管理制度,引进先进的管理体系和产业技术,充分高效地利用相关资源,促进企业长远快速的发展。建立高效的风险预警机制,例如可以建立财务预警咨询系统、决策系统、执行系统、监督系统,这样再结合企业自身的财务状况,充分利用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进行税收筹划,纳税筹划的同时,要充分的结合企业内部环境,以及内部的财务内容,建立有效的风险预警机制,才能及时的规避财务风险,并将风险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才能保证企业长期稳定健康发展。
三、结语
总之,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世界经济全球化,我国在当前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必须重视企业管理,注重内部的财务风险规避,因此企业必须建立一定的预警机制,加大对财务风险的防范措施研究,实现财务风险的最小化,最终达到企业利润的最大化,这样才能让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断的长远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国仁.论防范化工企业财务风险的机制与方法[J].财经纵横,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