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政策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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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政策含义范文第1篇

1.1经济政策的概念和内容

经济政策指的是国家和政府为了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国际的收支平衡、市场价格的稳定和人民的充分就业等宏观经济政策和目标，保证经济福利的增长和经济问题的顺利解决而制定的市场和企业运行的指导原则和措施。经济政策包括宏观经济政策和微观经济政策两部分。宏观经济政策包括收入政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内。微观经济政策指的是政府为了市场的稳定运行而进行的立法或者环保政策等。政府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应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如果经济政策出现摇摆不定的情况会给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产生严重的破坏。同时，经济政策的运行应具有一定的弹性，为了防止市场的经济运行中具有意外情况的发生或者出现问题，必须及时的调整经济政策以适应市场的健康稳定的发展。经济政策的制定会对市场的运行产生重要的影响。正确的经济政策会在很大的程度上促进市场的发展，而错误的经济政策会在很大的程度上阻碍市场的发展，有时甚至会给市场带来严重的损失。国家和政府制定的经济政策包括：为了控制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收支平衡以及调整和规划产业的布局而制定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战略方针和产业政策；为了调整消费和累积之间比例关系，实现社会财力总供给和供需求之间的平衡，控制货币的发行和抑制通货膨胀而制定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财政与信贷综合平衡的政策；最后还有为了引导消费需求的方向，优化消费的结构，保持消费基金和积累基金之间的适当比例关系，防止通货膨胀的出现而制定收入分配策略。

1.2经济政策的分类

经济政策分为宏观经济政策和微观经济政策。其中宏观经济政策指的是，国家和政府为了实现一定的经济目标而有意识、有计划、有步骤运用的政策工具，已调整宏观经济的正常运行。宏观的经济政策是政府为了弥补市场调节的失灵并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而进行的一种经济活动。宏观经济政策是政府公共财政的一项基本职责。充分就业、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和市场的收支平衡是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其中充分就业分为广义和狭义两个概念。其中广义的充分就业指的是包括劳动资源在内的一切资源被充分利用的状态；狭义的充分就业指的是包括摩擦性失业在内的只存在自然失业的就业情况。经济的增长同样具有两层含义：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和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物价的稳定指的是包括消费价格指数（CPI）、国内生产总值缩减指数（消除价格增减指数的便于比较GDP的指数）、和批发物价指数（PPI）在内的消费价格指数。在实际中价格的稳定性常用价格指数和服务价格的加权平均值来衡量，比较的常识相对的价格。国际的收支平衡指的是在适当的官方储备资产下的国际收支平衡，也就是国际收支的盈余或者赤字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内。微观的经济政策指的是政府为了调节微观经济行为主体的关系和提高资源配套效率而进行的有关政策。微观经济政策包括价格政策、就业政策和消费政策等。福利经济学和一般均衡价格理论曾分析表明，在完全的市场竞争下，社会运用已有的资源实现帕累托最优。但是，如果完全的竞争条件遭到破坏，那么市场的调节就可能出现失灵的情况。通常在垄断、公共物品和外部经济效果及信息的不完善将会导致信息的失灵。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微观的经济政策在已经在很多方面逐渐弱化，所以本文主要考虑宏观经济政策对企业经营策略的影响。

2.经济政策对企业经营管理的影响

2.1财政政策对企业经营管理的影响

宽松的财政政策也就是扩张的财政政策，是指在市场运行处于偏冷的阶段时，政府为了刺激经济的增长、实现充分就业和增加国民收入而采用的增加政府支出和减少税收的经济政策。一般宽松的财政性政策是在市场的产出出现负缺口的时候被政府所实施的，所反映的是市场需求大于供给的情况。政府作为总需求的一部分，在其他情况都不变的情况下，政府增加购买和转移支付的活动将使社会总需求增加。同时，减少税收也会增加消费的需求、投资的需求和净出口的需求，这样也会使总需求增加，其实，这也就是对企业产品的需求。所以，企业应实时关注经济政策的变化，当经济政策为宽松的经济政策时，应审时度势，及时的做出相应的决策。通常这时的企业决策可以通过三个方面来完成：首先，应保证产品在扩大市场上的客观需求，应具有灵活的管理体系，从产品的原材料采购开始，到生产元素的到位、产品质量的监管、财务配套供给和物资管理以及薪酬的分配直到产品的最终销售，企业应具有良好的扩充能力。此外，在供求关系的限制下，市场对产品的需求总量是有限的，企业应在市场政策的背景下，慎重度量市场的总需求量，及时调整企业生产产品的总量和质量，在满足市场需求的条件下，获取最大的利益。最后，企业应具有一定的前瞻意识和战略规划，能够清楚地意识到宽松的经济政策不是永远实行的，企业应正确的把握市场的经济规律，对消费者进行正确的引导，并对自己的产品进行升级或者更新换代，使产品能够适应市场的变化的需求，例如可以使产品增加一些新的功能例如环保、节能等。紧缩的财政政策是指经济过热的情况下，国家和政府通过使用缩减政府财政支出或者增加税收的方式来抑制通货膨胀或者经济增长过快的情况。在其他的情况不变的情况下，政府的紧缩性财政政策会达到抑制市场总需求的目的。总需求减少的情况下，会导致国民收入成倍的减少，从而达到抑制经济过快增长的目的。而紧缩的财政政策对于企业的作用与扩充性财政政策完全相反。对此，企业要进行有步骤的调整，保证能够在紧缩性财政政策中得以生存和发展，首先，应有计划地减少市场上已经充斥着的类似品质的产品的产量，此外，还应做好新概念产品的引导和产品的升级，最后，应把握市场的供求关系，适时将产品投入市场。

2.2货币政策对企业经营管理的影响

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是指政府通过降低率和增加货币供给的方法达到增加总需求和私人投资的目的。通常在有效需求不足、GDP出现负缺口和失业增加的情况下政府会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对于企业来说，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意味着资本成本的降低，所以，如果生产要素只有资本和劳动力两种，那么，应提高资本的比例而降低劳动力的比例。此外，企业还可以适当的吸收资本进行储蓄。在紧缩的货币政策下，政府会减少货币的供给，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情况下，会抑制总产出。这时，企业应迅速调整产品的生产，有计划地降低资本的比重，此外适当地吸收劳动力并进行产品更新。

3总结

宏观经济政策含义范文第2篇

关键词：宏观经济政策；益贫式增长；政策模型

中图分类号：F1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11）04-0017-10

一、引 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注发展中国家问题的国外学术界和国际机构已从单纯强调“经济增长”，转而重视“益贫式增长（pro-poor growth，PPG）”。益贫式增长要求发展中国家政府不仅要确保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而且要关注穷人能否参与到经济增长过程中，并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成果。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需要重新审视以往的发展战略和增长模式，科学地制定益贫式增长的经济政策。

基于经济增长益贫性以及有利于穷人的经济政策来研究发展与减贫问题是当前国际上比较前沿的课题。国外学者就经济政策对益贫式增长的影响作了大量的经验研究，得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结论。跨国经验分析发现，宏观经济一揽子政策对于益贫式增长有显著效果，Essama -Nssah［1］通过模拟宏观经济政策对总福利和贫困的影响，发现结构调整政策和分配政策对福利影响非常显著。Klasen［2］通过跨国比较分析，指出提高农业生产率、缩小地区差距、减少性别差异、提高穷人资产储备的一揽子政策有助于实现益贫式增长。Dollar和Kraay［3］、Lundberg和Squire［4］结合财政、货币以及汇率政策，创建了一个宏观政策指数，以更宽泛的角度度量宏观经济稳定性，其应用非洲国家样本的实证分析表明，宏观政策对低收入群体福利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开放的贸易政策是否会促进益贫式增长，结论尚不明确。Dollar和Kraay［3-5］以进出口额占GDP比重来衡量贸易开放度，研究发现开放的贸易政策有利于益贫式增长；但Winters［6］采用同样的衡量标准对巴西、海地、墨西哥、秘鲁和赞比亚的研究却发现，当这些国家经历快速贸易开放时，却保持着较慢的经济增长和贫困减少水平。Ernesto［7］指出，有效利用劳动力的政策以及对教育医疗进行合理投资可以实现益贫式增长。Shenggen等［8］的研究表明目前在印度，政府农业科研、教育和道路投资是促进益贫式增长的有效政策措施。

目前，国内关于经济政策对益贫式增长影响的研究还比较少，笔者考察所及只有徐俊武［9］、罗小芳和卢现祥［10］等几项研究。他们都提出有利于穷人的秩序对于益贫式增长的重要性，此外，徐俊武还对二元结构下政府公共支出对益贫式增长的关系进行了阐释，指出政府对农村的公共支出比例与穷人向现代部门的迁移能力密切相关。此外，杜志雄、肖卫东和詹琳［11］进一步研究了益贫式增长的引申概念包容性增长的政策内涵，指出实现包容性增长同时蕴涵着培育和提升人力资本、增强制度设计与政策制定的公平性、建立公平的防护性保障体系三个层面的宏观政策，并对这一政策体系中的政策措施做了分类，但对政策措施对包容性增长的可能影响没有做进一步的分析。当穷人向现代部门的迁移能力较强时，可以通过不断减少对农村的支出比例，增加对城市的支出比例来促进益贫式增长；当穷人向现代部门的迁移能力不足时，必须增加政府对农村的公共支出比例才能实现益贫式增长。

基于上述分析可知，各种政策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同时起作用的，不论基于益贫式增长理念的改革重点关注何种政策（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政府支出、贸易自由化、金融领域的自由化等），都要求我们说明这些政策对经济增长的综合影响，及其对不同的社会群体福利的综合影响。而就笔者所及文献来看，很少有研究系统地讨论经济政策和中国益贫式增长问题，据此，本文拟开发一个小型的中国益贫式增长“宏观―微观”政策分析模型，并在此基础上以中国为样本开展经验研究。

二、理论框架与测量模型

（一）益贫式增长政策分析模型的理论基础

宏观经济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早已在学界基本达成共识，但是宏观经济政策对穷人福利的影响至今仍是充满争论的课题。Lal和Myint［12］研究了增长、不平等和贫困的关系之后发现各国的经验差异较大，差异主要来自于政策选择的不同。同时，也有证据表明分配政策较公平的国家经济增长更快，经济政策可以对初始收入分配中穷人福利的不利状况进行修补。Demery和Squire［13］指出，在执行改革政策的国家，贫困人头指数降低，而在没有实施政策调整的国家，贫困状况改善很小，甚至更为恶化。此外，有研究表明，减贫策略的各种要素还包括：建立在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基础上的，出口导向的外向型增长策略；鼓励采用新技术的早期的农业和农村发展；基础设施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能够对农民和企业家提供激励的有效的制度；促进医疗卫生、教育和社会资本以及为穷人提供社会安全网的社会政策都可以促进益贫式增长［14］；此外，还包括改善经济增长的微观环境的各种要素，例如通过更好的信贷市场作用来改善资本通道，以及更加公平的资产分配等要素。

基于以上文献提供的经验证据，本文将重点讨论宏观经济政策影响贫困人口福利的各种途径（例如，通胀、总需求、收入分配和宏观经济不稳定，这些途径可以按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加以区分），以及周期和危机的非对称效应和劳动力市场的重要作用。上述各种公共经济政策对益贫式增长的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关系可以用图1来描述。

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影响穷人的最直接途径就是公共部门冻结工资，政府转移支付和补贴支出的削减和公共部门价格的提高。宏观经济政策对穷人的间接效应可以通过许多方面起作用，包括总需求、总产出（假设起初存在超额生产的能力）以及就业的变化；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通胀的变化和对穷人的相关消费价格平减指数的变化；真实汇率的变化；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及分配效应。此外，稳定政策带来的产出和就业效应也可能是不对称的。同时，越来越多的经验数据表明，周期性衰退和经济危机对贫困会产生非对称效应：衰退或急剧的产出缩减可能会大大提高贫困水平，然而扩张却倾向于产生非常有限的影响。

（二）益贫式增长“宏观―微观”政策分析模型框架

本文所设计的益贫式增长政策分析模型分三个层级。第一层级使用的是一个静态的、加总的、具有宏观经济内在一致性的框架。这一模型的优点在于，它能够将财政账户、国际收支账户和货币账户联系起来，从而确保具有一个内在一致性的国民核算帐户。而绝大部分的宏观经济政策，诸如政府支出水平、税收水平和赤字融资的结构等等，都可以被整合到这些模块之中。而后，宏观一致性框架中的政策信息就会在各个模型之中运行，在此我们选择了两个增长模型：一个是属于长期增长模型的“真实值”模型，另一个是反映短期增长效应的三变量VAR模型。增长模型反映了在相对价格、工资以及产出构成没有改变的情况下，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第二层级是该框架的核心部分，是一个静态的、多部门的、具有一般均衡性质的模型。模型假定经济的总产出水平是固定的，因此，它主要反映的是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宏观经济震荡对相关价格和工资造成的影响。在此，首先借鉴了世界银行开发的1-2-3CGE模型。简而言之，从某特定宏观经济政策的国民核算账户开始，运用1-2-3CGE模型，可以得到一系列相互之间保持内在一致的商品的工资、特定部门的利润以及相对价格的数据。但是，1-2-3CGE模型存在一个明显的不足，即宏观经济政策与贫困的因果链条是单向的，而没有考虑到宏观政策对微观模型变量的反馈效应，另外，我们所应用的简单1-2-3CGE模型也缺乏对劳动力市场更为令人满意的描述。第三层级是微观数据（家庭数据或分组数据）。当模型对价格、工资、利润和增长进行的预期变动被整合进代表性组群的有关工资、利润以及商品需求的家庭数据时，就在微观和宏观之间建立起了沟通的桥梁。理论上，通过该框架，就可以在有限的时间里，在可以运用的数据资源的情况下，得到与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和冲击具有内在一致性的家庭福利指标以及益贫式增长水平的预测值。

三、变量选择与计量检验设计

（一）“真实值”模型

“真实值”模型的增长回归方法已被证明在解释跨国的增长率变化时非常成功，因此也很可能在解释增长的跨期变化时非常有用，大量文献使用该方法进行了综合研究。本文将在对中国主要经济政策（金融发展、通货膨胀、汇率、对外贸易、FDI、公共支出等）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应用209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增长回归分析，考察各个宏观经济变量对增长的影响，以及在控制其他经济政策和变量后，某项经济政策的变化趋势是否显著地促进了经济增长。

为确定上述经济政策对增长的影响，笔者通过对世界各国的增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合世界范围内真实值模型的增长系数，讨论中国上述经济政策对增长的影响。本部分主要的数据来源是WDI和IMF的世界各国宏观经济数据库。选取的样本包含了全世界209个国家和地区的1970―2003年的相关信息，即包括7072个有效样本点的国际面板数据。在回归分析中，对各国的基础设施情况采用每百人电话线这一国际通用变量进行度量；在已有的实证研究中，M2/GDP度量金融发展的作用已得到了有力的证实，因此采用M2/GDP来衡量一国的金融发展水平。

此外，考虑到增长回归中金融发展等变量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借鉴了已有文献中的方法。构建回归方程时，假设Y表示被解释变量，X表示解释变量，由多个解释变量组成的一个列向量，方程中的下标i和t（t=1970，…，2003）分别代表第i个国家和第t年，b表示截距项，于是一个表示X对Y的影响的总模型可以写作：

其中，β即需要确定的真实值模型中各个影响经济增长变量的增长系数，是一个行向量。

增长回归模型中，第一组解释变量包括决定增长的政策：（i）金融发展的衡量（M2/GDP）；（ii）通货膨胀；（iii）实际汇率；（iv）小学教育完成率；（v）每百人电话线（基础设施的变量）；第二组变量在前一部分的基础上，还考虑了可能受到冲击影响而发生较大变动的进出口贸易和资本流动的因素，即：（i）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比例；（ii）资本流动；最后，考虑到1998年是中国经济增长性质发生改变的重要分界点［15］，为更好地考察中国经济政策对益贫式增长的影响，尝试将1998年前后的国别数据分别进行分析，并将侧重点放在1998年以后中国的益贫式增长阶段。

通过对方程一中第一组解释变量的回归（见表1所示）可以发现，较高的M2/GDP、较低的通货膨胀水平、完善的基础设施供给都与较高的增长率相关，而真实汇率及小学完成率对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

在第二组回归中（如表2所示），加入了表示外部冲击的变量，即进出口贸易、资本流动。二个变量加入方程，得到了以下回归结果（如表2）

表1、表2均为固定效应（FE，fixed effects）估计结果，因为Hausman检验拒绝了随机效应（random effects）模型，因此没有报告随机效应的估计结果。根据解释变量的R2值，加入了外部因素的“方程二”比“方程一”更有解释力。通过对两个方程的综合考察，可以得出以下估计结果：第一，在固定效应估计中，M2/GDP显著地影响GDP的增长率变化，并且，与资本积累、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一样，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也存在着双向的因果关系。第二，不论是否考虑外部冲击，通货膨胀对增长率的负向影响都十分显著，但需要注意的是，虽然研究发现高通货膨胀往往伴随着产出的下降，然而一旦通货膨胀得到遏制，产出又会重新回复到原来的长期增长路径。第三，当引入外部冲击变量如贸易及资本流动以后，M2/GDP即以货币表示的金融政策发展对GDP增长率的作用方向有所变化。第四，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比例这一变量具有显著的正影响，说明发挥各个国家的比较优势，有利于GDP的增长。第五，资本流动（净流动/GDP）作为冲击变量，它并不显著。

至此，已经能够对影响经济增长的变量和其影响程度有比较明确的认识了，但这还并不是研究的全部。根据刘畅［15］的测算，及对中国经济增长性质的判断，1998年是中国经济增长是否益贫的一个分界点（1987―1997年间的经济增长是非益贫的；特别是1995―1997年间，农村经济增长的成果被收入分配的恶化完全抵消，贫困群体的福利水平显著降低；而在1998―2006年间，出现了9年稳定的益贫式增长）。因此，本文希望能够以1998年作为分界点，观察1987―1997年、1998―2006年间经济政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据此对样本分别进行了固定效应估计，回归结果如表3、表4所示。

其中，在1998年以前，M2/GDP、通货膨胀、实际汇率、资本流动几个变量被证明具有显著性，但资本流动的作用效果却不够明显，对增长率只有微小的影响；而1998年后，除M2/GDP、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影响外，实际汇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变得不显著了，而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比例则开始表现出对经济增长率的正向影响。这说明1994年汇率制度并轨后，人民币不再出现之前持续贬值的趋势，平稳的汇率水平为经济增长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但未能对经济增长有明显贡献；1998年后进出口贸易占GDP比例的提高对经济增长有良好的促进作用，表明国家的对外贸易政策特征发生了某些变化，使得其对1998年前后经济增长有不同影响；另外，各种政策在1998年对经济增长率的弹性也发生了很大变化，M2/GDP对经济增长的弹性有所降低，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所加强，这些变化对于接下来进一步考察这些政策对不同群体福利的影响非常重要。

需要强调的是，“真实值”模型其实仅仅是反映宏观经济政策的长期增长效应的方法之一。它是一个简约的模型，并且模型是建立在跨国回归的基础上，因此，各国家的系数都是相同的。

（二）三变量VAR模型

一般的模型仅仅只是描述因变量对自变量变化的反应，向量自回归模型则考虑了模型中各变量间的相互作用，在某些给定条件下，VAR模型能够用来确定一个基本的经济冲击给其他经济变量带来多大影响，即其他经济变量对该基本经济冲击的响应的大小，所以VAR被公认为描述变量间的动态关系的一种实用的方法。为讨论政府支出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短期影响，建立三变量自回归（VAR）模型进行评估，三个变量分别是增长率、实际汇率以及政府支出。

1.方法与模型

本文使用1980年Sims提出的向量自回归模型（vector autoregressive model，VAR模型）。模型采用多方程联立的形式，在模型的每一个方程中，内生变量对模型的全部内生变量的滞后值进行回归，从而估计全部内生变量的动态关系。最一般的VAR模型数学表达式为：

yt=μt+∑ki=1αiyt-i+βixt-i+ut（2）

其中，yt为外生变量向量，xt为内生变量向量，ut为随机扰动项，K为滞后期。

1.平稳性检验

在模型中选取中国自1987―2006年20年间的数据进行分析。在建立线性的VAR模型之前，首先检验数据的平稳性，对模型中GDPGR（真实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EX（真实汇率水平变化）以及PE（公共支出变化率）变量的数据做ADF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其均为平稳序列（检验结果见表5所示）。

2.建立VAR模型

以GDP增长率、真实汇率变化率和公共支出变化率作为变量建立VAR模型，其扩展形式如表6所示：

本文重点关注公共支出冲击影响经济增长的短期弹性。VAR模型的扩展形式表明，向量自回归估计中得到的增长对其自身的短期弹性非常显著，分别为0.6718、0.4762；而受到公共支出冲击短期影响的弹性并不显著，第一年为0.0004，到第二年则更小，为0.0001（这两个弹性数值是我们下一步在CGE框架中分析公共支出冲击对低收入群体福利影响的重要参数），这表明我国政府支出政策的变化对拉动经济增长影响很小，至少在短期如此。

3.脉冲影响分析

脉冲响应函数（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IRF）用于衡量来自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对内生变量当前和未来取值的影响，其内涵是一个变量的扰动通过模型影响所有其他变量，最终又反馈到自身的过程。可以通过脉冲响应函数理解政府支出如何影响其它两个变量，并最终作用于自身的过程。图2描绘了公共支出和汇率对经济增长影响的轨迹。

通过对脉冲响应轨迹的观察，可以得到一些初步结论：（1）经济增长率（GDPGR）对其自身的变化有较强反应，但这种影响是非常复杂的，出现了先降低而后升高，最后趋近于零的变化轨迹，这说明经济增长的速度在短期是有惯性的（前两期），但从长期来看，这种影响会迅速减弱以至消失。（2）汇率的贬值对于提高经济增长速度有一定作用，且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间更长（约为5期）。（3）公共支出的增加在短期内促进了经济增长，但此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负以至逐渐消失。这种变化趋势表明公共支出的增加很可能对财政的可持续性造成了影响，从而影响了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对于这一点，我们将在后文应用CGE一般均衡方法进行更加深入的经验分析。

（三）1-2-3CGE模型

基于“宏观―微观”思想的模型的解决方案提供了联系变量（LAVs）进行微观模拟模块的影响分析。即应用1-2-3CGE数值模型方程组（表7给出了1-2-3CGE模型的方程规范，表8为模型的变量说明），考察了1987―2006年经济政策对益贫式增长运行的影响。

通过1-2-3CGE模型，可以得到工资、利润以及三种商品（国内商品、进口商品、出口商品）价格变动的信息，即LAVs，将这些连接变量与微观数据模块连接起来，就可以得到每个代表性家庭群体平均福利变化的信息。

（四）微观数据模块

微观模块的工作是将1-2-3CGE模型转化为家庭福利。对于宏观经济框架而言，CGE模型计算了各部门相关的收入的变化，以及各种商品价格的变化。家庭模块的计算使用包络方法，其中，间接效用分别是工资率、部门利润和商品价格的函数，而这些都是中观和微观层级之间的连接变量（LAVs）。因此，宏观冲击对家庭层面的福利影响的第一顺序估计等于以下三个组成部分之和：初始劳动收入与工资率的相对变化之积；利润收入的变化；初始消费的商品与商品价格的相对变化之积。

在实证分析时，各群组的收入和消费数据可以从家庭调查数据中获得。共有三种收入来源：工资、国内商品部门的利润以及出口部门的利润。消费支出被分为进口商品和国内商品，家庭之间的异质性反应在收入来源和消费模式的差异上，这有利于我们分析宏观冲击和政策对各类家庭之间的不同影响。但是，目前还很难得到中国居民进口商品消费支出和国内商品消费支出的相关数据，为得到这些必要的信息，即对各组居民消费支出分别各假设了三种消费偏好（偏好假设1中，居民进口商品消费倾向最小；偏好假设3中，居民进口商品消费倾向最大；偏好假设2中，居民进口商品消费倾向居中）下的情况，从而可以得到进口商品消费支出和国内商品消费支出的数据（表7以2006年为例，列示了农村居民收入数据及三种偏好假设下的居民消费进口商品和国内商品的数据）。本文的实证分析是根据2002―2006年偏好假设2的数据进行模拟的，必须指出的是，虽然本文的假设是依据居民的消费偏好拟定的，但不可避免的，基于这一假设的模拟结果与现实的情况会存在一定的差异。

四、结论与建议

（一）主要结论

依靠上述模型及微观数据模块，可以对2002―2006选择2002年为实证分析起始年，主要是从分组数据的统计口径一致性加以考虑的。即1998―2001年间分组数据的统计口径与2002―2006年间统计口径的不一致会导致实证结果的不可比，基于2002―2006年间农村5等份的居民分组数据对于我们考虑不同组群居民福利变化更加直观，故本文仅对2002―2006年经济政策对益贫式增长的影响进行分析。年间经济政策对益贫式增长的影响做综合分析，分别考察了金融发展、通货膨胀、汇率、对外贸易和公共支出等政策出现偏离时，对于当年经济增长和各组群家庭福利的影响。

1.金融深化对PPG的影响

将代表金融深化的指标M2/GDP在2002―2006年每年都提高5个百分点，即2002年由159%提高到164%，2003年由168%提高到173%，2004年由164%提高到169%，2005年由168%提高到173%，2006年由169%提高到174%，模拟结果如表8所示。

从模拟结果来看，货币流速的变化与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表现出基本一致的波动趋势，说明包括储蓄存款在内的货币存量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此外，从实证结果比较看，三个年度中M2/GDP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逐年减小，说明近年来GDP增长稳定性增强，货币冲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下降。从金融深度对居民福利的影响来看，其对收入较低群体的贡献比对收入较高群体的贡献更大。可见，金融发展有利于益贫式增长，但其对益贫式增长的贡献呈现逐年减小的趋势。

2.通货膨胀对PPG的影响

通货膨胀是衡量宏观经济稳定性的重要指标，通货膨胀的大起大落往往会对经济增长和居民福利水平造成很大影响。我们将2002―2006年各年通货膨胀水平（平减后）在原有基础上调低50%。即从2002年的0.58%调整到0.29%，2003年的2.61%调整到1.31%，2004年的6.91%调整到3.46%，2005年的4.17%调整到2.09%，2006年的3.28%调整到1.64%，分析结果如表9所示。

通过以上对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及各群体福利变化的实证分析，可以知道：由于近年来我国通货膨胀水平处于低位健康区间，因而继续降低通胀率并未对经济增长和各组群居民的福利水平造成明显影响。从通胀水平对各组群居民福利水平变动的影响看，当通胀水平处于较高水平时，其变化对各组群居民福利水平变动的影响较大；当通胀水平较低时，其变化对各组群居民福利水平变动的影响较小；且低收入群体的福利水平对通胀水平的变化最为敏感。因此，保持稳定且较低的通货膨胀水平可以促进有效的益贫式增长。

3.汇率政策对PPG的影响

将2002―2006年汇率水平每年调高5%，即7.8633、7.8632、7.8627、7.6721和7.4326，分析结果如表10所示。

人民币有效汇率的波动是影响中国进出口贸易和利用外资水平的主要因素之一。人民币有效汇率大幅度升值，不仅会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巨大负面冲击，而且对世界经济特别是与中国有密切贸易往来的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同样是不利的。从模拟结果可以看出，如果人民币按照5%的速度升值，将对经济增长和居民福利有负向的影响，因此，人民币的升值并不是益贫式增长理想的政策选择。当然，实证结果也表明，人民币升值虽然对经济增长和居民福利影响为负，但影响程度均不大。因此，鉴于保持汇率稳定特别是有效汇率稳定，对维护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至关重要，短期内人民币汇率应继续保持相对稳定；如果升值在经济运行中是非常必要的选择，则宜采取渐进式的小幅升值方式，升值的幅度不宜过大，否则将对经济产生较大震荡，亦会对居民福利造成很大冲击。

4.对外贸易对PPG的影响

将2002―2006年进出口贸易/GDP的比例均调高10%，即2002年由48%提高到52.8%，2003年由57%提高到62.7%，2004年由65%提高到71.5%，2005年由69%提高到75.9%，2006年由72%提高到79.2%。考察其对经济增长和居民福利的影响，结果如表11所示。

从模拟结果可以清楚地看到，对外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存在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对于低收入群体福利改善也有重要影响。但需要指出的是，2006年我国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总额已经达到72.03%，继续提高的空间不会太大；此外，过高的贸易依存度也使得经济运行易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一旦外部经济环境恶化，一方面将使经济增长遭受重创，另一方面也会令居民福利，尤其是低收入群体福利遭受巨大损失。

5.政府支出对PPG的影响

近年来政府把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作为收入分配政策的重要措施，实行了减免农业税，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提高失业救济金、提高最低收入阶层的基本生活费等社会保障支出、增加低收入阶层经济适用房等政策，努力使经济增长的成果更广泛的惠及全体人民。由此，政府支出大幅增加。本文模拟了政府支出逐年增加5%的情形，分析结果如表12所示。

从模拟结果可以看出，如果政府支出增加5%，经济增长率和居民福利水平都将有所提高。但是，也应该注意到，经济增长和居民福利水平提高的幅度比政府支出的比例低很多，如果政府支出可以不受约束、无限增加，则最终我们将实现益贫式增长；然而这种假设几乎是不可能的，考虑到财政可持续性问题，政府支出的规模是有限的，因而，进一步提高政府支出政策对益贫式增长的绩效在很大程度上将依赖于政府支出结构的合理调整。

（二）政策含义

本文通过构建中国益贫式增长政策分析模型，考察了金融发展、通货膨胀、汇率、对外贸易、公共支出等政策出现调整时，对于当年经济增长和各组群家庭福利的影响。结果表明，2002―2006年间，金融发展对益贫式增长并没有直接的贡献，高速的金融发展政策并非是很好的有利于低收入群体福利改善的政策选择；稳定且较低的通货膨胀水平对经济增长和低收入群体福利改善有益，从而可以有效地促进益贫式增长；人民币升值政策对于益贫式增长显示为不利影响，即使升值是必要的政策选择，升值的幅度也不宜过大，否则将对经济产生较大震荡，亦会对居民福利造成很大冲击；贸易条件恶化会对益贫式增长产生不利影响，而且对低收入群体福利的损害要大于高收入人口的损害；增加政府支出有利于经济的增长和居民福利水平的提高，但经济增长和居民福利水平提高的幅度比政府支出的比例低很多，在政府支出不能无约束无限增长的情况下，调整政府支出结构使之更加适应益贫式增长的发展目标是未来一项值得重点关注的课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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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sama-Nssah,B.Simulating the Poverty Impact of Macroeconomic Shocks and Policies ［R］.World Bank working paper，2005，WPS3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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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Asian Development Bank.Fighting Poverty in Asia and the Pacific：The Poverty Reduction Strategy［R］.Asian Development Bank,Manila，Philippines,1999.

宏观经济政策含义范文第3篇

关键词：IS-LM模型；货币政策；财政政策

一、IS—LM模型

IS—LM模型又称为希克斯—汉森模型。由于凯恩斯有关利率的理论有两个缺陷：一是利率的不确定性，二是货币市场均衡无法保证商品市场也达到均衡，因此希克斯于1937年第一次提出了IS—LL分析。20年后，汉森提出这一分析工具，并将LL曲线改称为LM曲线，于是希克斯、汉森的IS—LM模型修补了凯恩斯理论的缺陷，把凯恩斯的收入决定论和货币理论结合起来，建立起一般均衡模型。IS—LM一般均衡模型是指在商品市场中，投资I是利率r的函数，I随着r递减而减少，储蓄S是收入Y的函数，S是Y的递增函数。希克斯认为，将I=I(r)和S=S(Y)合在一起，就得到收入与利息率的另一种关系，形成IS曲线。同样由于下式决定了均衡收入：I(r)=S(Y)，在货币市场上，名义货币供给量为M，货币需求为L=L(r,Y)。货币供给有政府决定，是个既定的量，货币的需求量是利息率和收入函数，当下式成立时，货币市场达到均衡：M=L(r,Y)货币供求相等点的轨迹形成LM曲线。它表示在货币供给既定时，货币市场处于各种均衡态对应的收入和利息率的各种组合。将方程I(r)=S(Y)与M=L(r,Y)联立，可求得未知数(r,Y)的解，这个解就是IS曲线和LM曲线的交点E。这就得到一个关于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共同均衡的一般均衡模型。交点E代表一般均衡态（如下图）。这一利息率和收入的组合是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都达到供求相等的点。在经济体系达到一般均衡状态时，收入水平达到稳定均衡。

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一般比较分析

1、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应对经济波动的两种行之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但是，两种政策的效应又会因为不同的宏观经济形势而有所差异。

所谓财政政策，是指一国政府为实现一定的宏观经济目标而调整财政收支规模和收支平衡的指导原则及其相应的措施。它是由税收政策、支出政策、预算平衡政策、国债政策等构成的一个完整的政策体系。所谓货币政策，是指一国政府为实现一定的宏观经济目标所制定的关于调整货币供应基本方针及其相应的措施。它是由信贷政策、利率政策、汇率政策等具体政策构成的一个有机的政策体系。

2、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效应的IS-LM模型比较

根据经济学的一般理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应的大小取决于宏观经济学IS-LM模型中IS曲线和LM曲线的斜率。这里有引入IS-LM模型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分析

IS-LM模型中的LM曲线是表示货币市场达到均衡时，收入与利息率(简称利率)关系的曲线:IS曲线则是表示产品市场达到均衡时，收入与利率关系的曲线。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都是通过影响利率、消费、投资进而影响总需求，使就业和国民收入得到调节。这些影响可以在IS-LM图形中看出。

如果LM曲线不变，政府实行膨胀性财政政策，会使IS曲线向右上方移动，它和LM相交所形成的均衡利率和收入都高于原来的利率和收入:而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则会使IS曲线向左下方移动，使利率和收入下降。相反，如果IS曲线不变，政府实行膨胀性的货币政策，会使LM曲线向右下方移动，它和IS相交所形成的均衡利率低于原来的利率，收入则高于原来的收入。而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则会使LM曲线向左上方移动，使利率上升，收入减少。

（1）财政政策效应

从IS-LM模型看，财政政策效应的大小是指政府收支变化(包括变动税收、政府购买和转移支付等)使IS变动对国民收入变动的影响。显然，从IS和LM图形看，这种影响的大小，随IS曲线和LM曲线的斜率不同而有所区别。

在LM曲线不变时，IS曲线斜率的绝对值越大，即财政政策效应越大。反之，IS曲线越平坦，则IS曲线移动时收入变化就越小，即财政政策效应越小。如图1所示。

IS斜率大小主要由投资的利率系数所决定，IS越平坦，表示投资的利率系数越大，即利率变动一定幅度所引起的投资变动的幅度越大。若投资对利率变动的反应较敏感，一项扩张性财政政策使利率上升时，就会使私人投资下降很多，就是“挤出效应”较大.因此，IS越平坦，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时被挤出的私人投资就越多，从而使国民收入增加得就越，即政策效应越小。图1(a)中Y1y3即由于利率上升而被挤出私人投资所减少的国民收入，YOY1是这项财政政策带来的收入。图1(b)中IS曲线较陡，说明政府支出的“挤出效应”较小，因而政策效应较大。

在IS曲线的斜率不变时，财政政策效应又随LM曲线斜率不同而不同。LM斜率越大，即LM曲线越陡，则移动IS曲线时收入变动就越小，即财政政策效应就越小。反之，LM越平坦，则财政政策效应就越大。如图2所示。

从图2(a)和(b)中可见，政府增加同样大的一笔支出，在LM曲线斜率较大即曲线较陡时，引起的国民收入增量较小，即政策效应较小；相反，在LM曲线较平坦时，引起的国民收入增量较大，即政策效应较大。这是因为。LM曲线斜率较大即曲线较陡，表示货币需求增加将使利率上升较多，从而对私人部门投资产生较大的挤出效应。结果，使财政政策效应较小。相反，当货币需求利率系数较大(从而LM曲线较平坦)时，政府由于增加支出，即使向私人部门借了很多钱(通过出售公债券)，也不会使利率上升很多，也就不会对私人投资产生很大的影响。这样，政府增加支出就会使国民收入增加较多，即财政政策效应较大。

（2）货币政策效应

变动货币供给量的政策对总需求的影响，即货币政策的效应，同样取决于IS和LM曲线的斜率。

在LM曲线斜率不变时，IS曲线越平坦，LM曲线移动（由于实行变动货币供给量的货币政）对国民收入变动的影响就越大，反之，IS曲线越陡峭，LM曲线移动对国民收入变动的影响就越小。如图3所示

LM曲线右移，货币供给增加，从而能够增加国民收入。但实际上收入并不会增加那么多。因为利率会因货币供给增加而下降，因而增加的货币供给量中一部分要用来满足增加了的投机需求。IS的斜率主要决定于投资的利率系数。IS陡峭时，投资的利率系数较小。LM右移时会使利率产生较大幅度的下降，从而导致增加的货币供给中很大一部分用于满足投机需求。国民收入水平不会有较大增加，政策效应不大。相反，IS平坦时，投资利率系数较大。LM右移时，利率下降不大，投机需求较小，政策效应较大。

在IS曲线不变时，LM曲线越平坦，LM曲线由于货币供给量变动时，国民收入的变动就越小，即货币政策效应就越小；反之，则货币政策效应就越大。如图4所示。

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因为LM曲线较平坦，表示货币需求受利率的影响较大，即利率稍有变动就会使货币需求变动很多。因而，货币供给量变动对利率变动的作用较小，从而增加货币供给量的货币政策就不会对投资和国民收入有较大影响。反之，若LM曲线较陡峭，表示货币需求受利率的影响较小，即货币供给量稍有增加就会使利率下降较多，因而使投资和国民收入有较多增加，即货币政策的效应较强。

因此，IS-LM曲线的形状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效应关系如下:

IS或LM曲线移动时,均衡收入与均衡利率会发生变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通过推动IS或LM曲线向右移动,从而实现带动经济增长,增加国民收入的目的。扩张的财政政策增加自发性支出,通过乘数效应引起总需求和均衡收入增加,从而推动IS曲线右移。LM曲线越平坦,财政政策越有效;受"挤出效应"的影响,IS曲线的形状与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关系不确定。积极的货币政策通过法定准备金、再贴现、公开市场业务等方式增加货币供给,推动LM曲线向右移动。IS曲线越平坦,货币政策越有效；LM曲线越平坦,财政政策越有效。

三、从IS-LM模型分析我国的“双稳健”政策

近几年,尤其是2002年之前,我国在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上,倾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即加大基础设施投资,扩大政府支出,刺激经济的增长。这与我国当时的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形势是相适应的。不过,从2003年开始,经济形势开始发生变化,2003年我国GDP增长速度达到9.3%,2004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3.7万亿元,增长9.5%。在这种变化下,我国实施了7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在2005年开始转变。从抑制潜在通货膨胀,防止经济过热,保证经济稳定的目的出发,中国在2005年实行了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即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双稳健"。笔者拟运用IS-LM曲线来讨论这一“双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

1.“双稳健”的政策含义。

“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实质上都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中性宏观经济政策。所谓"中性"的宏观经济政策,是相对于扩张性政策和紧缩性政策而言的,是一种有保有压,有紧有缩,上下微调,松紧适度的政策(刘国光,200A)。笔者个人认为,“稳健”是相对于“积极”而言,我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应该说是稳中趋于紧缩的,尤其从理性预期的角度,反应在公众的心理预期上,这种政策调整反应了我国经济形势的变化和应运而生的整个宏观政策态度。虽然,稳健政策并不等同于紧缩,但在经济主体的预期中,“稳健”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近似于紧缩。

2.我国“双稳健”政策的着力点。

“双稳健”政策的着力点是经济稳定而非经济增长。IS-LM模型探讨的是国民收入与利率水平的水平关系,没有讨论经济稳定的问题。而“双稳健”政策,作为宏观的经济政策,更多考虑的是预防经济过热,推动社会公平和减少失业,调整行业结构,应付经济垄断等各个方面。这一政策通过对经济的发展速度和各项经济指标的分析,落脚于经济平稳,致力于在经济过热和增长缓慢中间寻找平衡点。

3.“双稳健”政策应加大市场调控的力度。

我国的IS-LM模型没有确定的形状,用定量分析的方法无法精确拟合。因为利率没有市场化等原因,一些变量实际上是政策性的,而定性分析存在许多无法克服的障碍,不能精确描述IS-LM曲线的形状。所以,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我国的IS-LM模型(笔者把它看作是在经典理论中加入一些条件的定性模型)是不精确的。尽管长期趋势十分明确,但在短期内,或者在一定的时期内,模型的形状和趋势并没有准确的界定。在不精确的IS-LM模型下,稳健的政策,即中性政策,应该说很好地配合了这种不精确性。因为稳健政策意味着政府干预的谨慎,意味着留给市场更充分的发展空间,意味着由市场机制的完善和市场力量的出清来实现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双均衡,从而通过市场的培育,使我国的IS、LM曲线由理论上的陡峭趋向正常,由实践上的不精确趋向可计量的稳定。“双稳健”政策是比较谨慎的政策选择。这一政策应在确保经济稳步增长的同时,更多地致力于经济发展各方面的协调性,以提供公共物品、解决外部性等市场失灵问题为主,并在此基础上,谨慎地实行其它配套的政府干预,加大培育市场的力度,引导市场的完善,使市场的调控更加灵敏有力,从而促进市场经济的更加有效。

参考文献：

1．[美]多恩布、什费希尔：宏观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2．邓子基、张馨、王开国：公债经济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

宏观经济政策含义范文第4篇

关键词：货币政策利率目标区社会福利最大化

从凯恩斯主义到新古典综合理论，人们认为利率是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工具，并在实践中进行了广泛的运用，而货币学派又从新货币数量说的角度提出了以控制货币数量为目标的政策操作规则。但从目前世界主要经济发达国家的应用来看，利率仍是主要的操作工具，这与金融市场自由化与金融创新的发展是分不开的。本文试图从理论上对以利率目标区为货币政策目标的优劣加以分析，并得出相关结论。

关于货币政策的几个问题

一般而言，货币政策的执行可以分为如下几个层次：

依赖于通过

政策规则执行目标执行工具效果及反馈

由于货币传导机制不同，就会对央行期望达到的目标与执行工具间的相关性，以及央行对执行工具在多大程度上具有控制能力提出疑问。这也是讨论货币政策是否有效问题的关键。因此，本文在分析上依据如下的基本假定：如果总支出的各个部分与长期利率变动的联系十分密切，在此假定下，影响短期利率的货币政策措施与总量经济之间的联系就取决于利率的期限结构。决定货币政策是否有效，是实际利率与资本边际收益率的比较；稳态实际利率由资本边际产出决定，从长期考查货币政策对实际回报率不会有影响（货币超中性）；控制名义利率将会显著影响总体价格水平。

也就是说，从货币数量，价格水平，实际利率与产出的关系上考查，在长期中（在足够长的观察期内），货币、利率均呈现出中性的特征。因此问题就在于短期的利率水平是否影响产出、短期利率与长期利率的关系如何和以控制利率水平为目标的货币政策规则是否会引发价格的过度波动。

从理论上看，由于宏观经济政策的时滞性及信息不对称等问题的存在，货币政策的操作目标与实际效果间总是存在一定的偏差。同时在政策操作上，也存在着利率与总量目标不相容的问题（见图1,2）。这就对货币政策规则的制定设定了选择范围，即利率或是货币量。

图中I代表利率，M代表货币量。图1表示了以货币总量为目标的状态，当央行货币供给水平确定在MS水平的时候，由于货币需求的不确定性，Md会在央行预期的Md与实际的Md1Md2之间波动，由不同货币需求水平决定的市场利率会在I0I1I2间波动。也就表明以货币供给量为目标的货币政策将面对不确定的利率水平。图2表示了以利率为目标的状态，当央行确定I0目标利率的时候，央行预期的货币需求位于Md的位置，而当实际货币需求在Md1Md2间波动时，央行为确保利率目标的实现，必会调整货币供给水平，使实际货币供给量在Ms1Ms2间波动。

视利率为目标的货币政策，正是由于要调整货币供给量而可能在维护政策规则时付出其他代价。在其中价格的过渡波动会是直接的结果，如果在利率政策规则下，由货币供给引发的价格波动是可以接受的，则利率规则就是可取的，否则就是不可取的。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考察，货币政策都能影响名义利率，依靠费雪方程式就可以将实际利率、预期通胀及名义利率联系在一起。由于利率与总量目标的不相容性，名义利率目标与通货膨胀目标彼此无法单独选定，故而控制名义利率就会对总体价格水平产生显著影响。

标准化的研究模型

yt=yc+α(pt-Et-1pt)+et

yt=α0-α1rt+ut

mt-pt=-cit+yt+vt

it=rt+(Etpt+1-pt)

式中y代表产出m代表通货数量p代表价格水平的对数；r代表实际利率i代表名义利率；yt,yc分别代表当期产出和预期的产出。既当期产出是预期值与通胀率的函数，实际货币供给是产出与名义利率的函数，名义利率是通胀率与实际利率的函数。其中通货数量（名义的货币供给）确定产出y，价格水平p；名义利率i由系统内生决定。

当央行实行以固定名义利率水平的目标政策时，固定it=IT，以上总供求方程式变为：

yt=yc+α(pt-Et-1pt)+et

yt=α0-α1rt+ut

It=rt+(Etpt+1-pt)

上式的明显变化是货币供给方程式不再是计算内容。因为已知实际产出、价格水平和名义利率，名义货币水平就可以由货币需求公式内生的决定。问题在于央行要严格的控制名义利率i,由此影响消费及决策，但影响总需求的却是预期实际利率r。这也就对利率目标区设定规则的灵活性产生了影响。

观查上式pt-Et-1pt；Etpt+1-pt；式中的价格水平仅是一种预期误差，或说是一种预期变动率的形式（类似费雪方程式Etpt+1-pt）。假定序列｛p*t+i｝i=0∞是一种均衡，pt-Et-1pt或Pt*就是不确定的。得出此结论意味着，P对yt及r无影响，故而仅要求预期通胀率满足：

iT=([α0-yt+ut]/α1)+Etpt+1*-pt*

价格水平的不确定性，被认为是纯粹钉住利率过程的潜在问题。即如果经济主体不关心绝对价格水平，同时央行也不关心这一问题，那价格的上扬就是不可避免的，这与美国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情况是相符的。而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价格水平的无限上扬是不可接受的。

以上分析的意义在于，钉住名义利率不变规则下，央行若令货币数量随价格变化进行调整而令实际货币余额保持不变，也即通胀水平保持在一定的范围内，利率规则就是可取的。那么余下的问题是这种状态是否存在。

对如上问题的讨论实际上提出了央行实行怎样的货币供给方式，能够在实现利率目标的前提下不出现通胀的失控。麦卡伦(1986)曾强调指出，不确定性问题与多重均衡问题有所不同，后者涉及到的情形是多个均衡的价格路径同时与给定名义货币供给路径相匹配。央行对名义、实际货币供给量控制的方式或说途径就成为了问题的关键。

货币供给方式的视角

以名义货币供给为实际操作工具

假定央行以名义货币供给为控制利率的操作工具，并钉住名义目标利率进行调整。

引入模型：

mt=μ0+mt-1+μ(it-iT)

其中m代表名义货币供给，上式的含义在于，名义货币供给增长率取决于名义利率偏离目标利率的程度。如果it围绕着目标利率iT随机的波动，则名义货币供给增长率为μ0。随μ趋向于无穷，名义利率对目标利率的偏差如果会收敛，那么价格水平的确定性就可以保持。通过对上式的求解，可以得出结论mt是非稳态的，同时m的这一属性也就导致价格水平的非稳态性质。也就是说价格水平误差会随着预测期的延长而加大。这就表明了，在钉住目标利率的政策规则下，以名义货币供给为实际操作工具的作法是不可行的。

以实际货币供给为实际操作工具（或说以趋势稳定的方式进行货币供给）

假定央行以趋势稳定的方式进行货币供给，上述模型变形为：

mt=μ＊+μ0t＋mt-1+μ(it-it)

式中隐含了平均货币供给增长率稳定为μ0的假定，同样进行如上式相同的验证过程，可以得出结果，名义利率与价格水平随机表现为一种均衡。也就是在特定确定货币供给规则下，均衡的价格水平是趋势稳定的，同时预期误差方差并不随预测期的延长而无上限的提高。

通过如上的分析，可以得出下述结论：在理论上货币政策的实施可以减少名义利率波动，同时并不引起价格水平的不确定性，既在理论上可以认为在特定货币供给规则条件下，目标利率货币政策规则是可行的；名义货币供给的基本表现，并不单一的取决于钉往目标利率的约束，这一目标可以通过不同的货币供给过程实现。

利率政策的最优性

如果盯住目标利率的政策规则是可行的，那么适当的目标利率水平又应当如何确定呢？

笔者认为这是个较为复杂的问题，以上是以央行为行为主体，依靠央行执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得以实现目标利率政策规则。但如果将央行的政策执行置于同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相一致，或者说是两种政策的搭配角度上来看这个问题的话，可能就会出现其他结果。

政府的目标函数决定了他的政策取向，也就决定了其宏观经济政策的取向。这样一种自然福利标准的设定是相当困难的。脱离现实的宏观经济状况，单纯的用理论模型来解释是不可取的。政府面对的宏观经济现况可能会比任何现有的经济模型所解释的情况都复杂。故而以目标利率为货币政策规则的设定必定与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取向是大体一致的。从理论方面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有的使用了一般均衡、代表人模型（卡尔斯托姆19951997）。其借用了预付现金模型，假定消费者资金必须从名义货币余额中筹措，此时正的名义利率表明对消费开征了一项隐性税收，这就影响到家庭在现金商品与信用间的选择。在模型中引入一期价格粘性可得出结论，固定名义利率会消除资本积累的扭曲，利率钉住帕累托优于固定的货币规则，而且对于任何都存在某种货币增长过程，类似于可变价格模型中的实际均衡状况。即可以在外生名义货币供给过程下决定价格水平与名义利率。这实际上与上文中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都论证了利率目标区货币政策规则的最优性与可行性。

当然，尚未解决的问题还是存在的。设定何种利率及利率水平依然是个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同时关于短期利率与产出，长期利率与产出，短期利率与长期利率间的关系；价格水平与利率的相关程度或说通胀水平与利率的相关程度有多大等在理论上也未达到统一。放弃在本文第二部份中标准化的研究模型，分别在封闭及开放环境中及受到外部冲击条件下进行讨论，利率目标区货币政策规则是否是最优政策选择的结论可能是不一致的。

以上讨论还尚未将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问题考虑在内，以及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中(发达金融市场与二元金融市场)利率政策是否都会是最优选择也需要进行论证的。尽管经验的研究表明，利率目标区货币政策规则有相当的优越性，也即此种货币政策可以通过控制名义利率，并通过名义利率对实际利率的影响对产出产生真实影响，同时并不引发过度的价格波动。但正如在本部分表述的那样，破除了经验的假定，利率政策的最优性还是值得论证的，尤其是其可操作性方面。

综上所述，利率目标区货币政策操作规则在理论及经验的验证中都得到了支持，但仍然是一个有待于进一步深入讨论的理论。在这种讨论的背后，我们实际上看到的是不同学派间相互融合、发展的态势。货币究竟是否呈现中性，利率对实际产出是否有真实影响依然是此类研究的出发点。在最终的结论上，分歧依然存在。

参考文献：

1.卡尔.E.瓦什.货币理论与政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2.米什金.货币金融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宏观经济政策含义范文第5篇

摘要：本文对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实施情况及实施条件进行分析，得出我国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条件还不成熟。但是在制定货币政策时，我国可以借鉴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单一货币政策目标，减少货币政策对经济周期的扰动，进而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

关键词：通货膨胀目标制；货币政策

中图分类号：F8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6）07－0021－03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金融工具创新和金融业的发展，中央银行原有的货币政策目标框架日趋失效。1990年，新西兰政府率先采用了通货膨胀目标制的货币政策。随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如英国、加拿大、瑞典、芬兰、澳大利亚、西班牙、瑞士、冰岛、挪威等国家，甚至一些新兴市场国家或转型国家，如智利、以色列、秘鲁、韩国、波兰、墨西哥、巴西、泰国、捷克等都相继将通货膨胀目标制作为货币政策的制度框架，并且取得了成功，这使得通货膨胀目标制成为经济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1]本文试图在对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实施情况及实施条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寻求通货膨胀目标制对我国实施宏观经济政策的启示。

一、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际实践

通货膨胀目标制是中央银行直接以通货膨胀为目标并对外公布该目标的货币政策制度。在通货膨胀目标制下，传统的货币政策体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政策工具与最终目标之间不再设立中间目标，货币政策的决策依据主要依靠定期对通货膨胀的预测。[2]政府或中央银行根据预测提前确定本国未来一段时期内的中长期通货膨胀目标，中央银行在公众的监督下运用相应的货币政策工具使通货膨胀的实际值和预测目标相吻合。

从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国家的实践可以看出，通货膨胀目标制在实施过程中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在通货膨胀目标制下，货币政策承诺维持一个具体的长期通货膨胀水平，长期价格稳定将是压倒一切的首要的政策目标。重要的是，通货膨胀的目标值既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预防通货紧缩与预防高通货膨胀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新西兰、智利、澳大利亚和巴西等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国家仍使用通常意义上的消费价格指数（CPI）作为通货膨胀水平计量指标，[3]这主要是因为消费价格指数是进行经济预测的核心指数，具有更新快，数据的滞后期较短、可信度高、易为公众所接受和理解、不易被中央银行所控制及有利于提高通货膨胀水平的信誉度等特点。[4]

第二，在长期通货膨胀目标值的约束下，为达到产出稳定等其它目标，中央银行短期内拥有采取灵活政策的权力――这就是“弹性通货膨胀目标”这一术语的真正含义。英国、瑞典和澳大利亚等国采用有弹性的区间通货膨胀目标，他们遵循一条基本原则：政策的灵活性不能以损害中央银行的信誉为代价。[5]

第三，通货膨胀目标制要求货币政策决策者保持实质性的开放和透明，例如，应定期公布通胀形势报告，并让公众参加政策讨论。从国际实践来看，波兰、西班牙、瑞典等国家由中央银行公布；巴西、以色列和英国由政府公布，不过中央银行也有权发表自己的意见；新西兰、澳大利亚以及南非等国家是由中央银行和政府共同公布。公布的内容主要有：货币政策的目标和局限，包括确定通货膨胀目标的理由；公布通货膨胀目标，不仅包括通货膨胀的目标值及其决定它的依据，而且还包括价格指数、目标期限和目标区的类型；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如何实现通货膨胀目标；偏离通货膨胀目标的原因。[6]

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经济学解释

理性预期学派认为人是有理性的，在人们的理性预期的前提下，货币政策在短期内可能是有效的，但是人们对政策的预期偏差，在长期看是无效的，货币政策不但是无效的，而且扰动正常的经济周期，使得经济偏离常态。但许多国家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且能够获得预期的效果，主要原因有几下几点：

1．通货膨胀目标制中体现了信息充分的思想。物价稳定是宏观经济调控的终极目标之一，通货膨胀目标制正是物价水平的综合体现，因此，通货膨胀目标制是终极宏观经济管理目标，因为它没有中间目标，在它的作用结果中不确定性因素减少。以中国的货币供应量目标为例，作为中间目标的货币供应量要实现的目标是多元的且不确定的，如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但也可能向其反方面作用，造成经济周期的紊乱，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结果是明确的。在确定通货膨胀目标之后，货币当局在公众的监督下运用相应的货币政策工具使通货膨胀的实际值和预测目标相吻合，而且中央银行或政府会定期公布货币政策的实施结果。在信息对称的前提下，减少了居民的搜寻经济信息和做出相应判断的成本，从这点来看，它又是有效率的。因此，通货膨胀目标制更有利于货币政策的贯彻实施，也能够充分发挥货币政策的效果。

2．通货膨胀目标制中体现了货币中性经济思想。按照货币数量主义的观点，货币中性就是使得货币增长都表现为名义价格的提高上，对真实经济变量不产生影响。即货币供应使得：真实经济增长率＝货币供应增长率－通货膨胀率。换言之，中性的货币政策，就是那种保证货币因素不对经济运行产生任何影响，从而保证市场机制可以不受干扰地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的货币政策。由于真实经济增长率＝货币供应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在通货膨胀率既定的前提下，相当于货币供应增长率与真实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固定关系，在实际经济中利率和汇率水平等一系列因素要不断的调整，调整的目标是通货膨胀不超过设定值，实际上也就是货币增长量与实际经济增长相一致，这是货币中性的一种体现。货币中性是货币政策追求的一种境界，它可以消除人们的恐惧心理，这一点也是通货膨胀目标制有效性的根本原因之一。

三、通货膨胀目标制实施的条件

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家都是市场经济比较完善的国家，这些国家具有许多相同的市场经济特征，如中央银行具有制定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利率市场化和汇率自由浮动等。因此，通货膨胀目标制实施的条件主要有：

1．中央银行的独立性。由于政府与中央银行的政策目标并非完全一致，因此在两者的目标发生冲突时，缺乏独立性的中央银行可能会屈从于政府，从而无法完成既定的通货膨胀目标。[7]因此，通货膨胀目标制对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要求相当高。首先，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工具操作上要具有独立性，即中央银行可以根据对通货膨胀的预测，独立的运用公开市场操作、存款准备金、再贴现、道义劝告等货币政策工具进行市场干预和调节，引导社会公众预期，使通货膨胀率保持在公开设定的区间。其次，中央银行应摆脱“财政控制”，即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不受财政政策的支配或者制约，否则，大量的、持续的财政赤字将加大通胀压力，这将削弱货币政策在实现通货膨胀目标方面的有效性，并迫使中央银行采用高通胀率的货币政策。当然，基于银行体系是货币政策传导的重要途径，发达的金融市场可以防止政府实施金融压制，对于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家来说，还要具有发达的金融市场和健全的银行体系。

2．货币政策的高度透明度。由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家，其货币政策无一例外的具有很高的透明度。透明度是公众判断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是否达到既定目标的信息基础，目的在于使公众了解并相信央行的政策意图。[8]货币政策具有良好的透明度，能够使公众获得更多的货币和金融政策信息，提高市场潜在的效率。同时，透明度也使得中央银行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使其在做出决策并执行时更有责任感，尤其在中央银行被赋予很高的独立性的时候。

3．利率的市场化。利率在调控经济的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利率变动是货币政策变动的信号。从理论上说，利率具有及时性、可测性和可控性的特点，在调控经济的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市场化的利率传导机制下，企业和个人的储蓄和投资决策受利率波动而发生变化，从而改变总需求水平，最终导致物价和通货膨胀的变化。[9]作为资金的价格，利率能够通过资金供求双方不断变化的交易及时反映出来，其变化从根本上说能反映经济的运动状态。从以上各国实践历程中可以看到，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传递的主要工具，真正成为了市场需求和投资、消费决策的主要参考指标，市场化的利率在调控经济活动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4．浮动汇率制。各国的实践告诉我们，通货膨胀目标制与固定汇率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冲突。在固定汇率制下，中央银行为了确保汇率目标的实现，必然要通过基础货币的扩张或收缩进行外汇干预，从而影响货币供应量的变化，进而对价格稳定产生不利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银行很难通过可信而又透明的方式向公众表达自己优先考虑价格稳定而不是其他货币政策目标的信息。因此，中央银行实现一定的通货膨胀目标必须在浮动汇率制下。

四、通货膨胀目标制对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目标管理的启示

我国把调控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这种目标下，货币不是中性的，正是这种不是中性在带来了经济增长的同时也累积通货膨胀。中央银行把M1、M2的增长率定位公开目标，并希望它能够成为抵御通货紧缩、刺激经济增长以及提高就业率的重要手段。在市场经济环境还不完善以及GDP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衡量指标的前提下，提高货币供应量是一种有利于政府和企业的选择，因为货币供应量提高会累积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会造成社会财富再分配，这种分配有利于政府和企业。按照货币数量理论，货币供应的增长表现为真实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和，可是在我国，由于货币传导机制的缘故，后两者加起来小于前者，即一部分货币供应迷失了，货币数量公式变化为：真实经济增长率＋迷失的货币＝货币供应增长率－通货膨胀率。这个公式反映了我国的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与此同时，并不是因为有利于政府和企业的货币非中性的货币政策就可以长期使用，已有实证分析得出我国的货币政策与实际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减弱，而且从现有经济形势来看，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已经到左右为难的阶段――扩张性宏观政策害怕膨胀，紧缩宏观政策害怕通货紧缩。基于我国现行的货币政策目标的困惑，当前我国能不能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呢？笔者认为，通货膨胀目标制暂时还不符合我国国情。在我国中央银行还不具备独立性、利率的决定还没有市场化、汇率还是属于有管理浮动汇率制、金融抑制现象普遍存在、金融业市场化改革还未完成、利率和汇率的形成机制扭曲、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不灵等情况下，通过对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实施情况及其应用条件分析可知，我国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条件还很不成熟。如果盲目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会造成通货紧缩和失业率上升。

但是从目前许多国家实施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并取得成功的实践来看，这种单一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做法还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有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四大目标。而实际上，这四个目标很难同时实现。因此，我国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应该根据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时期实施侧重点不同的宏观政策目标。如，目前我国失业人口和隐性失业人口的比例较高，就业压力很大，已经影响到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因此，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时候可以把降低失业率作为首选目标，其余目标可做为兼顾目标。

参考文献：

[1] Alina Carare Andrea Schaechter， Mark Stone， and Mark Zelmer： Establishing Initial Conditions in Support ofInflation Targeting， Monetary and Exchange Rate Affaires Department， IMF Working Paper，June2002．

[2] 唐旭．金融理论前沿课题（第二辑）[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

[3] 安德烈・沙赫特，马克・斯通，马克・策尔默．新兴市场国家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所面临的实际问题[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

[4] Klaus Schmidt－Hebbel Matias Tapia：Monetary Policy Implementaion and Results In Twenty Inflation－Targeting Countries，Central Bank of Chile，Working Papers，NO166，July 2002．

[5] 钱小安．货币政策规则[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6] Paul R Masson， Miguel A Savastano， Sunil Sharma．通货膨胀目标法可以成为发展中国家货币政策的框架吗[J]．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季刊，1998，（3）．

[7] 刘斌．货币政策冲击的识别及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实证分析[J]．金融研究，20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