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政策的认识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宏观经济政策的认识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宏观经济政策的认识范文第1篇
一、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取向需从短期转向长期
2009年我国高强度的经济刺激计划和高度宽松的信贷高增长，是中国经济领先于其他经济体复苏的主要动力。目前看来，这些措施已经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果。中国经济已扭转了此前的下滑趋势，实际产出正逐渐回到潜在产出值附近，2009年全年高达9.1%的GDP增速，已经从数字上证实了这一点。毫无疑问，2008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之所以在世界各国率先复苏，主要得益于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措施。2009年广义货币量接近30%的增长，2010年接近20%的增长率，迅速将经济拉回到正常轨道上。按照政府的政策逻辑，面临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冲击下的巨大不确定性，宏观经济刺激政策可以适当矫枉过正。但中国经济度过难关之后，目前的当务之急，或许也是最大的困难，将在于如何顺利实现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转向，即从应急性的短期政策转向处理中长期发展目标的问题。
在探讨中国的事情之前，可以回顾一下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过程。应该说，起初美国的次贷危机从性质上来看，既不是政府财政收支危机，也不是国际收支的危机，而是发源于私营部门的金融交易和金融创新的危机。可以发现，这场危机很大程度上是一场由于资产负债表危机引起的金融风暴。在危机最为严重的时候，大量的金融机构、企业和家庭的资产负债表中，由于资产方迅速缩水而负债方不由市场定价而固定不变，这导致了众多金融机构与企业出现了资不抵债的情况。实际经营中账面上的巨额亏损和家庭财富的巨额缩水，引致金融机构贷款的大萎缩、企业投资的崩溃，以及家庭消费的下降，并进一步导致市场流动性枯竭和金融交易崩溃。可以说，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影响的主要传导机制就是资产负债表的冲击，这或许就是这场危机发生以来最本质的因素。本次全球金融危机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乃至日本上世纪90年代的经济低迷的机理完全一致。认识到这一点有助于理解欧美发达国家救市的基本脉络。
鉴于美国次贷危机的规模是私营部门所无法承受的，因此必须由政府力量大举介入来克服危机。事实上，在明确了这场危机的本质后，美国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如财政部增发国债购买有毒资产，政府直接注资于即将破产的金融机构，美联储印发钞票，财政部出台的公私合作计划等等，这些措施的基本逻辑就是用美国的国家信用为担保，用发行债券和印钞所获金注资于金融机构，注资于金融市场，以此增加市场的流动性。其最终目的就是把有毒资产从金融体系中剔除，帮助金融体系恢复正常交易，并借此推动经济的复苏。中国基本上遵循了与美国和欧洲国家相同的路子，在稳定的国内宏观经济环境下，全球金融危机后政府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短期来看确实促进了GDP的V型回升。但是从中长期来看，考虑到经济刺激政策总是有一定限度，经济的增长不能总是寄希望于政府的宏观刺激政策等，政策的逐步退出将是最终的必然选择。在这方面日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
上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政府连续实行了几个经济刺激计划，希望通过公共建设项目和贷款计划来迅速振兴经济。但从1996年到2002年，日本经济依然停滞不前，人均GDP只实现了0.2%的微小增长，持续的经济刺激政策最终并没有提高日本的经济增长率。分析其中原因，主要是日本政府着眼于单纯依靠经济刺激计划来推动经济增长，而对于经济增长的长期驱动力因素重视不足，经济刺激计划并没有转换成通过服务业和消费来拉动，导致刺激经济的政策实际效果意义不大。一般来说，经济复苏初始阶段最大的推动力通常是政府，但随着经济的逐步恢复，私人资本必须取代政府投资成为经济的主要推动力，才能保证经济的持续恢复和增长。探讨中国什么时候撤出经济刺激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必须要将下一步的政策取向转移到保证经济发展的中长期目标的实现上来。
根据我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实践过去几十年的经验，如果货币流通量年增长率超过20％，一段时间以后就会反映到资产价格和通货膨胀上面。如在2009年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之下，M1和M2分别增长了32.35％与27.68％，2010年即便在货币政策已经明显转向的情况下，M2仍增长近20%，远超历史平均水平。另外，在经济刺激政策出台初期，M1的增长速度一直低于M2的增长速度，但随后两者在2009年9月出现了M1速度大于M2速度的剪刀差。2009年12月底二者的差距已经扩大到4.67个百分点，这意味着货币流通速度加快，居民的通货膨胀预期开始形成，国民经济面临着通货膨胀预期加强和资产价格出现泡沫化的双重危险。实际上随后价格指数的持续上升也初步证实了上面的推断。2010年后我国通货膨胀现象日趋明显，如三季度后CPI指数分别达到4.5%和5.1%的高位，居民生活消费品和农产品价格全面上涨，全社会对于通货膨胀的预期更加强化。另一方面，从资产价格角度来看，2009年二季度后我国以房地产为代表的资产价格出现暴涨局面，尽管国务院分别于2010年4月份和9月份出台措施加以抑制，但目前效果仍不明显，包括大中城市和二三线城市的房价仍在继续上涨，资产价格泡沫的蔓延似乎已经难以轻易抑制。
应该看到，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操作中之所以出现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和资产泡沫严重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模式下宏观经济政策操作失当的问题。2009和2010两年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推动力量是极度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而宽松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不可能持续太久，这是以往的经济危机给各国提供的经验教训。只专注于短期目标并通过注入流动性救市而忽视长期问题的解决，单纯依靠向国民经济注入流动性的短期政策来保证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采用增加海量投资和贷款的办法来增加总需求，是不可能长期持续使用的，最终将会影响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必须看到，鉴于中国一直采取依靠资源投入和净出口（出超）拉动的经济发展方式，短期经济刺激政策无法解决经济长期增长中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内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内部的各种深层次的不平衡，等等，这些长期问题是“十二五”期间经济实现持续发展饶不过去的坎。鉴于此，中国在“十二五”规划时期必须尽快转变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取向。具体而言，应重视经济长期增长中的一些根本问题，如重视经济体制改革，在保持经济发展的同时逐步引导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大力发展内需，通过发展服务业和民营经济缓解收入差距的扩大，重新认识市场，积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等等，以便保证中国经济未来长期持续稳定的增长。
二、将人民币汇率作为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的重要工具
对于宏观经济政策的各种组合而言，选择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双紧或者双松组合是力度最大的，也是经济金融形势最为严峻的时候实施的。例如当有效需求严重不足时往往选择双松政策组合，包括增加财政支出、减税、降低利率，以及增加货币供应量等。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全球实行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成为必然选择，相对而言，中国采取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实际上就是最大力度的宏观经济政策配合，尤其是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目前的突出问题是，宏观刺激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带来了市场的扭曲，尤其是目前我国面临资产价格膨胀与通胀预期加强之后，如何根据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寻找合适的方式退出，就成为中国面临的一个挑战。
刺激政策只有短期的效果，中国经济必须要回到可靠的增长基础。从货币政策的运行来看，经济刺激政策的退出与人民币汇率制度的现行框架具有很强的关联性。鉴于人民币汇率事实上盯住美元，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在短期内给中国货币政策退出的方式和节奏形成约束，这导致中国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大打折扣。人民币钉住住美元，导致中国在早年立法消除主动超发货币的制度漏洞后，人民币又将面临被动超发的新挑战。如从美国方面来看，虽然金融危机后在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和救助计划下经济触底反弹，但目前仍未有改观的10％左右的失业率和充满变数的房市表现，仍然使美国未来的经济复苏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历史经验表明，失业率对美国选择何时加息更为关键。鉴于“无就业复苏”的现实，美联储在启动第二轮6000亿美元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基础上，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在货币政策上维持0%-0.25%的联邦基金基准利率水平，且短期内至2011年下半年可能不会调整利率水平，已经成为市场共识。甚至可以判断，这一政策基调仍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继续维持。目前美联储采取“数量型放松”工具微调货币政策，例如通过诸如“定期存款工具”（term deposit facility）和逆回购协议的方式，回收市场上庞大的存量流动性。但从某种意义上说，美联储推出的“定期存款工具”只是个技术性工具，更大的问题在于它对银行资产的担保实际上难以退出。总之，经济形势的复杂性使美联储目前面临政策选择上的两难困境。如过早启动退出政策，可能会延缓经济复苏进程，甚至导致经济二次探底；而如果刺激政策退出太晚，通胀又可能失控。综合起来分析，目前美联储更倾向于使用某些非常规工具和手段，而非更具效果的利率工具。对中国而言，在美联储宽松货币政策和长期的低利率政策环境下，需要做的是考虑与美国货币政策适度脱钩，增加宏观经济政策的回旋余地。
目前，中国已经开始启动了经济刺激政策的退出政策，如2010年1月份后中国人民银行陆续提高了存款机构准备金率；目前已经二次加息共50个基点；对部分放贷银行征收差别存款准备金率；连续提高3月期和1年期央行票据发行利率引导市场预期；银监会对商业银行实现新的监管工具箱，实行针对银行的差异化监管；等等。这些举措均预示中国正在逐步退出2008年应对金融危机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对于引导市场预期，合理约束商业银行的过度信贷投放是较为有效的方法。但同时还应注意，目前中国的经济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的退出还只是局限在一个相对有限的范围，一些价格型政策工具如利率工具等使用的空间仍有限，汇率工具尚未大规模使用，这导致政策的实施效果受到一定阻碍。尤其是如果不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在货币汇率政策上进行适时调整，当下的各种宏观政策将难以真正实现紧缩效果。
目前，世界范围内面临美联储宽松货币政策导致的流动性泛滥，各国的贸易战和汇率战也处显端倪，中国需要立即引入汇率因素作为重要的政策变量使用。考虑自身因素，中国经济增长模式长期借助于出口拉动，这个模式的可持续性正在成为问题。同时资源逐步枯竭，劳动力成本也逐渐增加，随着中国经济走过刘易斯拐点，以及未来青壮年劳动力数量的下降，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逐步减弱。考虑外部因素，各国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全球范围内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这些因素将难以保证中国出口继续增长。中国在退出宏观经济刺激计划，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过程中，必须要有向内的对策给以支持，而汇率则是个重要的工具变量。中国需要有自己的货币政策工具，汇率可成为紧缩政策的一部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背景，是东亚货币在此前十多年一直采取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这一历史教训应该被充分吸取。
目前，我国需要改变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需要改变人民币以美元为锚的取向，加大市场力量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过程中的作用，当然这不意味着中央银行对汇率完全不干预。我国可以学习加拿大等国的做法，允许汇率在长期内大幅度变化，允许长期内升值，但在具体操作上，可以对每日的超常浮动进行干预。如果短期内变化太大，可以通过调整利率以影响汇率，稳定市场。当前需要作的就是选准适当时机，开始启动人民币有序、渐进的升值进程，推动人民币恢复缓慢升值。人民币升值的启动也就意味着短期性反危机政策的全面退出，并向长期结构性调整政策的成功转型。
三、“十二五”开局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
过去几十年全球金融的实践表明，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实施时间太长，便容易引发资产泡沫，这已在许多国家得到验证。以往的经验还表明，即便通胀相对稳定，产出实现增长，也不能防范资产泡沫破灭给经济带来的重大冲击。目前，我国价格指数也在节节走高，资产价格泡沫问题日趋严重，这对于下一步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和选择提出了迫切的要求。
目前在“十二五”开局之年，中央已经确定了宏观经济政策的主基调，即实行稳健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的配合。这意味着此前应对金融危机的经济刺激政策中，拉动总需求的短期性货币和财政政策，在实行了一年多后，在GDP增速已逐步改善前提下，将逐渐有序退出。在宏观经济政策实施步骤上，鉴于目前我国人民币钉住美元，中美利差的变化将影响中国的资本流动，货币政策的调整必须关注美国货币政策的变化，以及美国经济刺激政策退出的溢出效应。目前来看，美国经济刺激计划的退出具有几个特点。首先是临时性经济刺激措施正在逐步停止使用，但政策的退出时间仍不确定。目前，美国在危机时的临时性刺激经济政策不再扩大规模，但量化宽松政策呈扩大态势。继第二轮6000亿美元量化宽松政策已经实施的基础上，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仍有可能启动。其次，货币政策仍然主要依赖于数量型工具，价格型工具尚未完全启动。第三，美国正在削减财政赤字的规模，并逐步使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恢复正常，以便减轻此前的膨胀局面，还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一个正常的局面。鉴于中美经济的互补性和关联性，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选择必须考虑到这些特点和变化，有的放矢，循序推进。
具体来说，在“十二五”开局之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需要考虑四个因素，即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情况、国内私人投资的启动情况、通货膨胀与资产价格上涨的情况，以及世界各国经济政策退出的情况。从目前观察到的世界经济复苏迹象和中国国内的实际情况来看，应当对2008年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进行评估后考虑退出，并在此过程中实现对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和选择。
首先，采取措施使宏观经济政策向正常化阶段转变。在这个阶段，财政政策暂且可以按兵不动，但应考虑调整政府支出结构，进行适度的结构性减税等。而对于货币政策，这个阶段应将“管理通胀预期，控制资产泡沫”作为核心内容。强调管理通胀预期和控制资产泡沫，有助于确定清晰的政策目标，形成市场稳定的政策预期，避免导致预期紊乱及对市场的冲击。我国在政策实施中需要避免一个问题，即由于政策目标不清晰，导致金融机构为了防止可能的信贷紧缩而大规模提前发放贷款，引起信贷在不同季度和月份之间的分布更为不均衡。具体而言，在操作层面，当前货币政策应当设定一个清晰的信贷增长目标和货币供应量目标，并切实遵守，以便推动货币政策真正向稳健回归。目前看来，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重点在于货币政策的选择，而其中关键的指标在于信贷规模增长。鉴于2010年M2增长超过年初设定的计划，综合各方考虑，2011年我国必须严格要求，将M2增长控制在15％左右，以便促使货币政策的正常化回归，减轻宏观经济层面的压力。
目前房地产资产价格泡沫的控制已经成为宏观经济中的最大问题。这要求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操作上不仅要紧盯住CPI指标，还应将资产价格变化情况考虑在内。即货币政策不仅仅应该关注通货膨胀，还需要对股市和房市的资产泡沫作出足够反应。尤其在抵押贷款市场较为发达，“金融加速机制”效应较为明显的经济体中，货币决策应更为重视房价变量。因为资产价格对经济运行和公众预期变化更为敏感，资产价格持续上涨可以作为一种判断流动性过剩的早期和直观预警。需要提及的是，目前货币当局对于资产价格是否纳入货币政策目标有不同看法，似乎倾向于暂时不予考虑的态度。这种格林斯潘式的“事后救助”思维，意味着资产价格上涨时中央银行对其放任自流，泡沫破裂后再进行救援。对于资产价格泡沫，可从全球金融危机中的美国、英国、冰岛、迪拜等国得到一些启示。那就是：资产价格泡沫引起的冲击巨大，格林斯潘式的“事后救助”策略可能带来严重后果。鉴于此，在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框架内，应该重新定位中国人民银行实施货币政策的对象，考虑将资产价格因素纳入政策范围之内，使货币政策更加关注资产价格和初级产品价格变动的影响。
宏观经济政策的认识范文第2篇
1.1房地产宏观调控的概念
房地产宏观调控是指国家运用经济、法律和行政等手段,从宏观上对房地产业进行指导、监督、调节和控制,促进房地产市场供需总量、供需结构平衡,实现房地产业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管理活动。从调控体系上可将宏观调控分为政策调控和战略调控。房地产宏观政策调控,是从经济角度,运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税收政策与土地政策等措施对市场行为进行经济性约束。房地产宏观战略调控,是从法律和行政角度,对房地产市场环境与房地产市场系统全局进行引导和规划。
1.2房地产战略调控与政策调控的主要区别
调控手段差异。政策调控是对房地产市场行为等进行经济性约束和惩罚,对市场失误进行纠正,对市场失灵进行补充,对市场失效进行调整。战略调控是对房地产市场行为进行引导、惩罚和制度安排,具有强制性和法律性。
调控目标差异。政策调控旨在对房地产市场价格波动进行调节,维持市场短期局部的稳定,协调发展房地产投资市场和消费市场。战略调控旨在制订房地产发展规划、房地产市场战略调整,维持房地产市场总供需总量平衡,促进其平稳健康发展；同时优化供需结构,保证中低收入人群住房需求。
1.3房地产战略调控的必要性
战略调控有利于调整房地产经济与国民经济的关系。当前我国发展房地产业主要从总量上加大房地产业投资,由于房地产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国民经济过分依赖于房地产业。而战略调控是从结构上对房地产业进行调整,提高房地产业的增加值,促进房地产经济的发展,实现房地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
战略调控有利于推进城市化进程。我国城市化进程缓慢,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明显,城市化与房地产业发展不协调,而政策调控仅调控区域性和短期性市场波动。战略调控则是从整个房地产市场出发,制订房地产长期发展规划,实现房地产业与城市化的协调发展。
战略调控有利于协调城市规划和城市经济的发展。当前我国城市经济的发展,只是盲目地追求房地产开发,而忽视城市规划,造成城市规划与城市经济发展不协调。政策调控只是用经济手段实现资源合理配置,而战略调控则是用法律和行政手段加强城市建设和城市规划的约束性,从而更好地协调城市规划和城市经济的发展。
2我国房地产宏观调控主要问题及反思
(1)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本身的问题。一是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失灵问题。其一,宏观调控政策滞后性。宏观调控政策从制定到实施需要一段过程,包括问题的发现、调控政策的制定、实施。而市场的易变性、波动性会使得政策无法执行,形成滞后性。其二,宏观调控政策灵活性较差。宏观经济政策是面向整体市场,解决短期经济问题。而房地产市场是区域性较强的市场,易造成部分区域适应性差。即使各地方政府依据中央政策制定地方调控细则,也只是一纸空文。另外,还可能由于政策制定者对市场问题把握不准。其三,宏观调控政策执行不力。“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政策执行过程中,部门利益与地方利益冲突、调控细则歪曲调控政策、政策执行者不作为、政策执行不到位等。二是房地产宏观调控失效问题。其一,宏观调控政策经济约束性失效。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因为利用土地、货币、财政、税收政策等对违反市场行为者进行经济性惩罚。在实施惩罚过程中,会因“寻租”、“招商引资”政策、经济惩罚力度不够使得执行大打折扣,造成投资回报远大于经济性惩罚,致使政策经济性约束性失效。其二,宏观调控政策片面性。综观我国已出台的宏观经济政策,皆是针对某个具体问题或现象。其三,宏观调控政策作用时间短。我国宏观调控实施后,会在短期内产生一定效果,之后问题会更严重,主要是因为宏观经济政策仅在短期内影响部分房地产市场主体行为。
(2)房地产宏观调控引发的问题。一是房地产市场环境问题。其一,宏观调控使房地产市场经济环境更加恶劣。一方面宏观调控使得房地产投机回报率增加,投资炒房和囤房盛行,房地产市场俨然是住房投机市场而非消费市场。特别是大量制造业资本或者其他重要实体经济资本投资楼市,加剧了市场投机行为。另一方面宏观调控使得开发商大建高档住房,而高档住房成交拉动房价,使得中端房价也跟随上升,中端住房出现泡沫。因此,调控使得房价越调越高,住房越来越困难,房地产市场环境变得更加恶劣。其二,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法律环境受到质疑。我国房地产宏观政策效用大减,2006年的国八条和国六条实施后,房价出现短暂回调后又升到较高水平。使得人们质疑政府宏观调控政策。多次调控表明,房地产宏观调控并不能引领房地产市场走向、改变房价走势及保障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权利。二是房地产市场系统问题。其一,房地产市场投机预期高涨。宏观政策调控使得房价不跌反涨,投机者信心高涨。根据消费者行为理论,消费者(投机者)“买涨不买跌”,于是投机者看涨预期形成,大量投机资本进入楼市,房价越炒越高。其二,我国房地产市场住房投资功能强于消费功能。目前楼市投机盛行,政府宏观调控不力,使得购买住房主要是为投资而非消费。宏观调控使得购房者购房越来越困难,消费市场逐渐萎缩,投资市场成为主流。其三,投资者与消费者矛盾更加激烈。一方面是开发商与消费者的矛盾,征税增加开发成本,而开发商会将税收纳入房价,将赋税转嫁给了购房者,房价越高,购房越困难,开发商与购房者矛盾僵化。另一方面是投机者与购房者的矛盾,如为抑制投资,提高税率,但同时增加了自住、投机购房者的购买成本,可投机者掌握大量资本,并不受其影响,他们只需投资回报率大于银行或其他投资回报率,就不愿退出房地产投机市场,反而使自住需求减少。结果造成一方面投机者拥有大量空置房,另一方面购房者又买不起房,于是二者矛盾愈演愈烈。
3完善我国房地产宏观调控新思维
3.1继续改进和完善我国房地产宏观政策调控
(1)弥补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的不足。第一,重视对宏观调控效果评价,制定更加准确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准确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可以解决政策失灵问题,宏观经济政策要适时、针对性地执行,严格执行制定的宏观经济政策。第二,加大宏观调控政策配套措施,提升宏观调控执行力。执行力关系到效果与目标的差异。要力求避免执行力大打折扣、宏观调控政策执行不作为的现象,做到公开、公平、公正执行,努力构建宏观调控政策监督体系。第三,着重分析抑制住房需求的弊端,积极引导住房需求。
(2)完善房地产宏观政策调控机制。第一,完善税收政策调控机制。税收的重要功能是使收入、生产要素再分配。对房地产征税,主要应增加住房投资成本,而不是增加住房消费成本。目前我国住房税收调控既抑制投机,也增加住房消费成本,由此引发住房难问题。因此,很有必要对住房持有和住房流转交易分别设计征税。只有增大持有投资住房的税收成本,才能抑制投资投机行为,即让投资房地产的收益小于成本,才会抑制投机。第二,完善土地出让机制,最大限度地为保障性住房建设提供资金支持。我国土地现行的“招拍挂”出让机制,造成了房价的不断提高,建议在操作上可以采取商品房等用地沿用现行的价高者得的招拍挂方式,保障性住房的土地出让而采取应价低者得。商品房等用地最高价招拍挂,可以实现土地效率最大化,并且可将这部分资金再投入保障房建设,以解决中低收入人群住房难问题。
3.2逐步启动和发展我国房地产宏观战略调控
宏观经济政策的认识范文第3篇
关键词：宏观经济政策；益贫式增长；政策模型
中图分类号：F1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11）04-0017-10
一、引 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注发展中国家问题的国外学术界和国际机构已从单纯强调“经济增长”，转而重视“益贫式增长（pro-poor growth，PPG）”。益贫式增长要求发展中国家政府不仅要确保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而且要关注穷人能否参与到经济增长过程中，并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成果。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需要重新审视以往的发展战略和增长模式，科学地制定益贫式增长的经济政策。
基于经济增长益贫性以及有利于穷人的经济政策来研究发展与减贫问题是当前国际上比较前沿的课题。国外学者就经济政策对益贫式增长的影响作了大量的经验研究，得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结论。跨国经验分析发现，宏观经济一揽子政策对于益贫式增长有显著效果，Essama -Nssah［1］通过模拟宏观经济政策对总福利和贫困的影响，发现结构调整政策和分配政策对福利影响非常显著。Klasen［2］通过跨国比较分析，指出提高农业生产率、缩小地区差距、减少性别差异、提高穷人资产储备的一揽子政策有助于实现益贫式增长。Dollar和Kraay［3］、Lundberg和Squire［4］结合财政、货币以及汇率政策，创建了一个宏观政策指数，以更宽泛的角度度量宏观经济稳定性，其应用非洲国家样本的实证分析表明，宏观政策对低收入群体福利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开放的贸易政策是否会促进益贫式增长，结论尚不明确。Dollar和Kraay［3-5］以进出口额占GDP比重来衡量贸易开放度，研究发现开放的贸易政策有利于益贫式增长；但Winters［6］采用同样的衡量标准对巴西、海地、墨西哥、秘鲁和赞比亚的研究却发现，当这些国家经历快速贸易开放时，却保持着较慢的经济增长和贫困减少水平。Ernesto［7］指出，有效利用劳动力的政策以及对教育医疗进行合理投资可以实现益贫式增长。Shenggen等［8］的研究表明目前在印度，政府农业科研、教育和道路投资是促进益贫式增长的有效政策措施。
目前，国内关于经济政策对益贫式增长影响的研究还比较少，笔者考察所及只有徐俊武［9］、罗小芳和卢现祥［10］等几项研究。他们都提出有利于穷人的秩序对于益贫式增长的重要性，此外，徐俊武还对二元结构下政府公共支出对益贫式增长的关系进行了阐释，指出政府对农村的公共支出比例与穷人向现代部门的迁移能力密切相关。此外，杜志雄、肖卫东和詹琳［11］进一步研究了益贫式增长的引申概念包容性增长的政策内涵，指出实现包容性增长同时蕴涵着培育和提升人力资本、增强制度设计与政策制定的公平性、建立公平的防护性保障体系三个层面的宏观政策，并对这一政策体系中的政策措施做了分类，但对政策措施对包容性增长的可能影响没有做进一步的分析。当穷人向现代部门的迁移能力较强时，可以通过不断减少对农村的支出比例，增加对城市的支出比例来促进益贫式增长；当穷人向现代部门的迁移能力不足时，必须增加政府对农村的公共支出比例才能实现益贫式增长。
基于上述分析可知，各种政策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同时起作用的，不论基于益贫式增长理念的改革重点关注何种政策（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政府支出、贸易自由化、金融领域的自由化等），都要求我们说明这些政策对经济增长的综合影响，及其对不同的社会群体福利的综合影响。而就笔者所及文献来看，很少有研究系统地讨论经济政策和中国益贫式增长问题，据此，本文拟开发一个小型的中国益贫式增长“宏观―微观”政策分析模型，并在此基础上以中国为样本开展经验研究。
二、理论框架与测量模型
（一）益贫式增长政策分析模型的理论基础
宏观经济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早已在学界基本达成共识，但是宏观经济政策对穷人福利的影响至今仍是充满争论的课题。Lal和Myint［12］研究了增长、不平等和贫困的关系之后发现各国的经验差异较大，差异主要来自于政策选择的不同。同时，也有证据表明分配政策较公平的国家经济增长更快，经济政策可以对初始收入分配中穷人福利的不利状况进行修补。Demery和Squire［13］指出，在执行改革政策的国家，贫困人头指数降低，而在没有实施政策调整的国家，贫困状况改善很小，甚至更为恶化。此外，有研究表明，减贫策略的各种要素还包括：建立在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基础上的，出口导向的外向型增长策略；鼓励采用新技术的早期的农业和农村发展；基础设施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能够对农民和企业家提供激励的有效的制度；促进医疗卫生、教育和社会资本以及为穷人提供社会安全网的社会政策都可以促进益贫式增长［14］；此外，还包括改善经济增长的微观环境的各种要素，例如通过更好的信贷市场作用来改善资本通道，以及更加公平的资产分配等要素。
基于以上文献提供的经验证据，本文将重点讨论宏观经济政策影响贫困人口福利的各种途径（例如，通胀、总需求、收入分配和宏观经济不稳定，这些途径可以按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加以区分），以及周期和危机的非对称效应和劳动力市场的重要作用。上述各种公共经济政策对益贫式增长的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关系可以用图1来描述。
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影响穷人的最直接途径就是公共部门冻结工资，政府转移支付和补贴支出的削减和公共部门价格的提高。宏观经济政策对穷人的间接效应可以通过许多方面起作用，包括总需求、总产出（假设起初存在超额生产的能力）以及就业的变化；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通胀的变化和对穷人的相关消费价格平减指数的变化；真实汇率的变化；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及分配效应。此外，稳定政策带来的产出和就业效应也可能是不对称的。同时，越来越多的经验数据表明，周期性衰退和经济危机对贫困会产生非对称效应：衰退或急剧的产出缩减可能会大大提高贫困水平，然而扩张却倾向于产生非常有限的影响。
（二）益贫式增长“宏观―微观”政策分析模型框架
本文所设计的益贫式增长政策分析模型分三个层级。第一层级使用的是一个静态的、加总的、具有宏观经济内在一致性的框架。这一模型的优点在于，它能够将财政账户、国际收支账户和货币账户联系起来，从而确保具有一个内在一致性的国民核算帐户。而绝大部分的宏观经济政策，诸如政府支出水平、税收水平和赤字融资的结构等等，都可以被整合到这些模块之中。而后，宏观一致性框架中的政策信息就会在各个模型之中运行，在此我们选择了两个增长模型：一个是属于长期增长模型的“真实值”模型，另一个是反映短期增长效应的三变量VAR模型。增长模型反映了在相对价格、工资以及产出构成没有改变的情况下，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第二层级是该框架的核心部分，是一个静态的、多部门的、具有一般均衡性质的模型。模型假定经济的总产出水平是固定的，因此，它主要反映的是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宏观经济震荡对相关价格和工资造成的影响。在此，首先借鉴了世界银行开发的1-2-3CGE模型。简而言之，从某特定宏观经济政策的国民核算账户开始，运用1-2-3CGE模型，可以得到一系列相互之间保持内在一致的商品的工资、特定部门的利润以及相对价格的数据。但是，1-2-3CGE模型存在一个明显的不足，即宏观经济政策与贫困的因果链条是单向的，而没有考虑到宏观政策对微观模型变量的反馈效应，另外，我们所应用的简单1-2-3CGE模型也缺乏对劳动力市场更为令人满意的描述。第三层级是微观数据（家庭数据或分组数据）。当模型对价格、工资、利润和增长进行的预期变动被整合进代表性组群的有关工资、利润以及商品需求的家庭数据时，就在微观和宏观之间建立起了沟通的桥梁。理论上，通过该框架，就可以在有限的时间里，在可以运用的数据资源的情况下，得到与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和冲击具有内在一致性的家庭福利指标以及益贫式增长水平的预测值。
三、变量选择与计量检验设计
（一）“真实值”模型
“真实值”模型的增长回归方法已被证明在解释跨国的增长率变化时非常成功，因此也很可能在解释增长的跨期变化时非常有用，大量文献使用该方法进行了综合研究。本文将在对中国主要经济政策（金融发展、通货膨胀、汇率、对外贸易、FDI、公共支出等）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应用209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增长回归分析，考察各个宏观经济变量对增长的影响，以及在控制其他经济政策和变量后，某项经济政策的变化趋势是否显著地促进了经济增长。
为确定上述经济政策对增长的影响，笔者通过对世界各国的增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合世界范围内真实值模型的增长系数，讨论中国上述经济政策对增长的影响。本部分主要的数据来源是WDI和IMF的世界各国宏观经济数据库。选取的样本包含了全世界209个国家和地区的1970―2003年的相关信息，即包括7072个有效样本点的国际面板数据。在回归分析中，对各国的基础设施情况采用每百人电话线这一国际通用变量进行度量；在已有的实证研究中，M2/GDP度量金融发展的作用已得到了有力的证实，因此采用M2/GDP来衡量一国的金融发展水平。
此外，考虑到增长回归中金融发展等变量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借鉴了已有文献中的方法。构建回归方程时，假设Y表示被解释变量，X表示解释变量，由多个解释变量组成的一个列向量，方程中的下标i和t（t=1970，…，2003）分别代表第i个国家和第t年，b表示截距项，于是一个表示X对Y的影响的总模型可以写作：
其中，β即需要确定的真实值模型中各个影响经济增长变量的增长系数，是一个行向量。
增长回归模型中，第一组解释变量包括决定增长的政策：（i）金融发展的衡量（M2/GDP）；（ii）通货膨胀；（iii）实际汇率；（iv）小学教育完成率；（v）每百人电话线（基础设施的变量）；第二组变量在前一部分的基础上，还考虑了可能受到冲击影响而发生较大变动的进出口贸易和资本流动的因素，即：（i）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比例；（ii）资本流动；最后，考虑到1998年是中国经济增长性质发生改变的重要分界点［15］，为更好地考察中国经济政策对益贫式增长的影响，尝试将1998年前后的国别数据分别进行分析，并将侧重点放在1998年以后中国的益贫式增长阶段。
通过对方程一中第一组解释变量的回归（见表1所示）可以发现，较高的M2/GDP、较低的通货膨胀水平、完善的基础设施供给都与较高的增长率相关，而真实汇率及小学完成率对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
在第二组回归中（如表2所示），加入了表示外部冲击的变量，即进出口贸易、资本流动。二个变量加入方程，得到了以下回归结果（如表2）
表1、表2均为固定效应（FE，fixed effects）估计结果，因为Hausman检验拒绝了随机效应（random effects）模型，因此没有报告随机效应的估计结果。根据解释变量的R2值，加入了外部因素的“方程二”比“方程一”更有解释力。通过对两个方程的综合考察，可以得出以下估计结果：第一，在固定效应估计中，M2/GDP显著地影响GDP的增长率变化，并且，与资本积累、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一样，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也存在着双向的因果关系。第二，不论是否考虑外部冲击，通货膨胀对增长率的负向影响都十分显著，但需要注意的是，虽然研究发现高通货膨胀往往伴随着产出的下降，然而一旦通货膨胀得到遏制，产出又会重新回复到原来的长期增长路径。第三，当引入外部冲击变量如贸易及资本流动以后，M2/GDP即以货币表示的金融政策发展对GDP增长率的作用方向有所变化。第四，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比例这一变量具有显著的正影响，说明发挥各个国家的比较优势，有利于GDP的增长。第五，资本流动（净流动/GDP）作为冲击变量，它并不显著。
至此，已经能够对影响经济增长的变量和其影响程度有比较明确的认识了，但这还并不是研究的全部。根据刘畅［15］的测算，及对中国经济增长性质的判断，1998年是中国经济增长是否益贫的一个分界点（1987―1997年间的经济增长是非益贫的；特别是1995―1997年间，农村经济增长的成果被收入分配的恶化完全抵消，贫困群体的福利水平显著降低；而在1998―2006年间，出现了9年稳定的益贫式增长）。因此，本文希望能够以1998年作为分界点，观察1987―1997年、1998―2006年间经济政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据此对样本分别进行了固定效应估计，回归结果如表3、表4所示。
其中，在1998年以前，M2/GDP、通货膨胀、实际汇率、资本流动几个变量被证明具有显著性，但资本流动的作用效果却不够明显，对增长率只有微小的影响；而1998年后，除M2/GDP、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影响外，实际汇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变得不显著了，而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比例则开始表现出对经济增长率的正向影响。这说明1994年汇率制度并轨后，人民币不再出现之前持续贬值的趋势，平稳的汇率水平为经济增长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但未能对经济增长有明显贡献；1998年后进出口贸易占GDP比例的提高对经济增长有良好的促进作用，表明国家的对外贸易政策特征发生了某些变化，使得其对1998年前后经济增长有不同影响；另外，各种政策在1998年对经济增长率的弹性也发生了很大变化，M2/GDP对经济增长的弹性有所降低，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所加强，这些变化对于接下来进一步考察这些政策对不同群体福利的影响非常重要。
需要强调的是，“真实值”模型其实仅仅是反映宏观经济政策的长期增长效应的方法之一。它是一个简约的模型，并且模型是建立在跨国回归的基础上，因此，各国家的系数都是相同的。
（二）三变量VAR模型
一般的模型仅仅只是描述因变量对自变量变化的反应，向量自回归模型则考虑了模型中各变量间的相互作用，在某些给定条件下，VAR模型能够用来确定一个基本的经济冲击给其他经济变量带来多大影响，即其他经济变量对该基本经济冲击的响应的大小，所以VAR被公认为描述变量间的动态关系的一种实用的方法。为讨论政府支出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短期影响，建立三变量自回归（VAR）模型进行评估，三个变量分别是增长率、实际汇率以及政府支出。
1.方法与模型
本文使用1980年Sims提出的向量自回归模型（vector autoregressive model，VAR模型）。模型采用多方程联立的形式，在模型的每一个方程中，内生变量对模型的全部内生变量的滞后值进行回归，从而估计全部内生变量的动态关系。最一般的VAR模型数学表达式为：
yt=μt+∑ki=1αiyt-i+βixt-i+ut（2）
其中，yt为外生变量向量，xt为内生变量向量，ut为随机扰动项，K为滞后期。
1.平稳性检验
在模型中选取中国自1987―2006年20年间的数据进行分析。在建立线性的VAR模型之前，首先检验数据的平稳性，对模型中GDPGR（真实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EX（真实汇率水平变化）以及PE（公共支出变化率）变量的数据做ADF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其均为平稳序列（检验结果见表5所示）。
2.建立VAR模型
以GDP增长率、真实汇率变化率和公共支出变化率作为变量建立VAR模型，其扩展形式如表6所示：
本文重点关注公共支出冲击影响经济增长的短期弹性。VAR模型的扩展形式表明，向量自回归估计中得到的增长对其自身的短期弹性非常显著，分别为0.6718、0.4762；而受到公共支出冲击短期影响的弹性并不显著，第一年为0.0004，到第二年则更小，为0.0001（这两个弹性数值是我们下一步在CGE框架中分析公共支出冲击对低收入群体福利影响的重要参数），这表明我国政府支出政策的变化对拉动经济增长影响很小，至少在短期如此。
3.脉冲影响分析
脉冲响应函数（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IRF）用于衡量来自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对内生变量当前和未来取值的影响，其内涵是一个变量的扰动通过模型影响所有其他变量，最终又反馈到自身的过程。可以通过脉冲响应函数理解政府支出如何影响其它两个变量，并最终作用于自身的过程。图2描绘了公共支出和汇率对经济增长影响的轨迹。
通过对脉冲响应轨迹的观察，可以得到一些初步结论：（1）经济增长率（GDPGR）对其自身的变化有较强反应，但这种影响是非常复杂的，出现了先降低而后升高，最后趋近于零的变化轨迹，这说明经济增长的速度在短期是有惯性的（前两期），但从长期来看，这种影响会迅速减弱以至消失。（2）汇率的贬值对于提高经济增长速度有一定作用，且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间更长（约为5期）。（3）公共支出的增加在短期内促进了经济增长，但此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负以至逐渐消失。这种变化趋势表明公共支出的增加很可能对财政的可持续性造成了影响，从而影响了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对于这一点，我们将在后文应用CGE一般均衡方法进行更加深入的经验分析。
（三）1-2-3CGE模型
基于“宏观―微观”思想的模型的解决方案提供了联系变量（LAVs）进行微观模拟模块的影响分析。即应用1-2-3CGE数值模型方程组（表7给出了1-2-3CGE模型的方程规范，表8为模型的变量说明），考察了1987―2006年经济政策对益贫式增长运行的影响。
通过1-2-3CGE模型，可以得到工资、利润以及三种商品（国内商品、进口商品、出口商品）价格变动的信息，即LAVs，将这些连接变量与微观数据模块连接起来，就可以得到每个代表性家庭群体平均福利变化的信息。
（四）微观数据模块
微观模块的工作是将1-2-3CGE模型转化为家庭福利。对于宏观经济框架而言，CGE模型计算了各部门相关的收入的变化，以及各种商品价格的变化。家庭模块的计算使用包络方法，其中，间接效用分别是工资率、部门利润和商品价格的函数，而这些都是中观和微观层级之间的连接变量（LAVs）。因此，宏观冲击对家庭层面的福利影响的第一顺序估计等于以下三个组成部分之和：初始劳动收入与工资率的相对变化之积；利润收入的变化；初始消费的商品与商品价格的相对变化之积。
在实证分析时，各群组的收入和消费数据可以从家庭调查数据中获得。共有三种收入来源：工资、国内商品部门的利润以及出口部门的利润。消费支出被分为进口商品和国内商品，家庭之间的异质性反应在收入来源和消费模式的差异上，这有利于我们分析宏观冲击和政策对各类家庭之间的不同影响。但是，目前还很难得到中国居民进口商品消费支出和国内商品消费支出的相关数据，为得到这些必要的信息，即对各组居民消费支出分别各假设了三种消费偏好（偏好假设1中，居民进口商品消费倾向最小；偏好假设3中，居民进口商品消费倾向最大；偏好假设2中，居民进口商品消费倾向居中）下的情况，从而可以得到进口商品消费支出和国内商品消费支出的数据（表7以2006年为例，列示了农村居民收入数据及三种偏好假设下的居民消费进口商品和国内商品的数据）。本文的实证分析是根据2002―2006年偏好假设2的数据进行模拟的，必须指出的是，虽然本文的假设是依据居民的消费偏好拟定的，但不可避免的，基于这一假设的模拟结果与现实的情况会存在一定的差异。
四、结论与建议
（一）主要结论
依靠上述模型及微观数据模块，可以对2002―2006选择2002年为实证分析起始年，主要是从分组数据的统计口径一致性加以考虑的。即1998―2001年间分组数据的统计口径与2002―2006年间统计口径的不一致会导致实证结果的不可比，基于2002―2006年间农村5等份的居民分组数据对于我们考虑不同组群居民福利变化更加直观，故本文仅对2002―2006年经济政策对益贫式增长的影响进行分析。年间经济政策对益贫式增长的影响做综合分析，分别考察了金融发展、通货膨胀、汇率、对外贸易和公共支出等政策出现偏离时，对于当年经济增长和各组群家庭福利的影响。
1.金融深化对PPG的影响
将代表金融深化的指标M2/GDP在2002―2006年每年都提高5个百分点，即2002年由159%提高到164%，2003年由168%提高到173%，2004年由164%提高到169%，2005年由168%提高到173%，2006年由169%提高到174%，模拟结果如表8所示。
从模拟结果来看，货币流速的变化与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表现出基本一致的波动趋势，说明包括储蓄存款在内的货币存量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此外，从实证结果比较看，三个年度中M2/GDP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逐年减小，说明近年来GDP增长稳定性增强，货币冲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下降。从金融深度对居民福利的影响来看，其对收入较低群体的贡献比对收入较高群体的贡献更大。可见，金融发展有利于益贫式增长，但其对益贫式增长的贡献呈现逐年减小的趋势。
2.通货膨胀对PPG的影响
通货膨胀是衡量宏观经济稳定性的重要指标，通货膨胀的大起大落往往会对经济增长和居民福利水平造成很大影响。我们将2002―2006年各年通货膨胀水平（平减后）在原有基础上调低50%。即从2002年的0.58%调整到0.29%，2003年的2.61%调整到1.31%，2004年的6.91%调整到3.46%，2005年的4.17%调整到2.09%，2006年的3.28%调整到1.64%，分析结果如表9所示。
通过以上对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及各群体福利变化的实证分析，可以知道：由于近年来我国通货膨胀水平处于低位健康区间，因而继续降低通胀率并未对经济增长和各组群居民的福利水平造成明显影响。从通胀水平对各组群居民福利水平变动的影响看，当通胀水平处于较高水平时，其变化对各组群居民福利水平变动的影响较大；当通胀水平较低时，其变化对各组群居民福利水平变动的影响较小；且低收入群体的福利水平对通胀水平的变化最为敏感。因此，保持稳定且较低的通货膨胀水平可以促进有效的益贫式增长。
3.汇率政策对PPG的影响
将2002―2006年汇率水平每年调高5%，即7.8633、7.8632、7.8627、7.6721和7.4326，分析结果如表10所示。
人民币有效汇率的波动是影响中国进出口贸易和利用外资水平的主要因素之一。人民币有效汇率大幅度升值，不仅会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巨大负面冲击，而且对世界经济特别是与中国有密切贸易往来的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同样是不利的。从模拟结果可以看出，如果人民币按照5%的速度升值，将对经济增长和居民福利有负向的影响，因此，人民币的升值并不是益贫式增长理想的政策选择。当然，实证结果也表明，人民币升值虽然对经济增长和居民福利影响为负，但影响程度均不大。因此，鉴于保持汇率稳定特别是有效汇率稳定，对维护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至关重要，短期内人民币汇率应继续保持相对稳定；如果升值在经济运行中是非常必要的选择，则宜采取渐进式的小幅升值方式，升值的幅度不宜过大，否则将对经济产生较大震荡，亦会对居民福利造成很大冲击。
4.对外贸易对PPG的影响
将2002―2006年进出口贸易/GDP的比例均调高10%，即2002年由48%提高到52.8%，2003年由57%提高到62.7%，2004年由65%提高到71.5%，2005年由69%提高到75.9%，2006年由72%提高到79.2%。考察其对经济增长和居民福利的影响，结果如表11所示。
从模拟结果可以清楚地看到，对外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存在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对于低收入群体福利改善也有重要影响。但需要指出的是，2006年我国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总额已经达到72.03%，继续提高的空间不会太大；此外，过高的贸易依存度也使得经济运行易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一旦外部经济环境恶化，一方面将使经济增长遭受重创，另一方面也会令居民福利，尤其是低收入群体福利遭受巨大损失。
5.政府支出对PPG的影响
近年来政府把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作为收入分配政策的重要措施，实行了减免农业税，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提高失业救济金、提高最低收入阶层的基本生活费等社会保障支出、增加低收入阶层经济适用房等政策，努力使经济增长的成果更广泛的惠及全体人民。由此，政府支出大幅增加。本文模拟了政府支出逐年增加5%的情形，分析结果如表12所示。
从模拟结果可以看出，如果政府支出增加5%，经济增长率和居民福利水平都将有所提高。但是，也应该注意到，经济增长和居民福利水平提高的幅度比政府支出的比例低很多，如果政府支出可以不受约束、无限增加，则最终我们将实现益贫式增长；然而这种假设几乎是不可能的，考虑到财政可持续性问题，政府支出的规模是有限的，因而，进一步提高政府支出政策对益贫式增长的绩效在很大程度上将依赖于政府支出结构的合理调整。
（二）政策含义
本文通过构建中国益贫式增长政策分析模型，考察了金融发展、通货膨胀、汇率、对外贸易、公共支出等政策出现调整时，对于当年经济增长和各组群家庭福利的影响。结果表明，2002―2006年间，金融发展对益贫式增长并没有直接的贡献，高速的金融发展政策并非是很好的有利于低收入群体福利改善的政策选择；稳定且较低的通货膨胀水平对经济增长和低收入群体福利改善有益，从而可以有效地促进益贫式增长；人民币升值政策对于益贫式增长显示为不利影响，即使升值是必要的政策选择，升值的幅度也不宜过大，否则将对经济产生较大震荡，亦会对居民福利造成很大冲击；贸易条件恶化会对益贫式增长产生不利影响，而且对低收入群体福利的损害要大于高收入人口的损害；增加政府支出有利于经济的增长和居民福利水平的提高，但经济增长和居民福利水平提高的幅度比政府支出的比例低很多，在政府支出不能无约束无限增长的情况下，调整政府支出结构使之更加适应益贫式增长的发展目标是未来一项值得重点关注的课题。
参考文献：
［1］
Essama-Nssah,B.Simulating the Poverty Impact of Macroeconomic Shocks and Policies ［R］.World Bank working paper，2005，WPS3788.
［2］ Klasen,S.In Search of the Holy Grail：How to Achieve Pro-Poor Growth.in B.Tungodden，N.Stern and I.Kolstad（eds）.Toward Pro-Poor Policies：Aid，Institutions，and Globalization［R］.Proceedings from the Annual World Bank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 Economics Europe Conference 2003，Washington D.C.2003.
［3］ Dollar,D.,Kraay,A.Growth Is Good for the Poor［J］.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2002，7（3）：195-225.
［4］ Lundberg,M.,Squire,L.The Simultaneous Evolution of Growth and Inequality［J］.Economic Journal，2003，（113）：326-344.
［5］ Dollar,A.,Kraay,A.Trade，Growth，and Poverty［J］.Economic Journal Royal Economic Society，2004，114（493）:F22-F49.
［6］ Winters,L.A.Trade，Trade Policy and Poverty：What are the Links［R］.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London，2002.No.2382.
［7］ Ernesto,M.P.Pro-poor Growth：What Is It and How Is It Important［R］.Asian Development Bank,Manila,Philippines，2003.
［8］ Fan,S.,Ashok,G.,Sukhadeo,T.Investment,Subsidies,and Pro-poor Growth in Rural India［J］.Agricultural Economics,2008,39(2).
［9］ 徐俊武.制度、公共政策与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基于二元结构下的公共支出模型分析［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8，（3）.
［10］ 罗小芳，卢现祥.论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及其制度安排［J］.财贸经济，2008，（8）.
［11］ 杜志雄，肖卫东，詹琳.包容性增长理论的脉络、要义与政策内涵［J］.中国农村经济，2010，（11）.
［12］ Lal，D.,Myint,H.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overty，Equity and Growth［M］.Oxford Clarendon Press，1996.
［13］ Demery.L.，Squire.L.Macroeconomic Adjustment and Poverty in Africa：An Emerging Picture［M］.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Oxford University,1996.
［14］ Asian Development Bank.Fighting Poverty in Asia and the Pacific：The Poverty Reduction Strategy［R］.Asian Development Bank,Manila，Philippines,1999.
宏观经济政策的认识范文第4篇
[关键词]后金融危机时代；宏观经济；战略转型
2009年上半年中国GDP同比增长7.1％，投资同比增长33.5％，消费同比增长15％，进出口同比下降23.5％。从统计数字看，中国经济确实回升，但基础尚不稳定。针对2009年前8个月经济回暖的宏观经济形势，现在有人开始讨论经济到底呈“V”型、“W”型还是其他型探底回升。研究经济回暖轨迹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在正确研判当前经济形势的基础上，研讨下一阶段经济政策。按照经济发展周期波动规律，宏观经济总会见底反弹，因此我们更要前瞻今后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考虑经济企稳后的经济政策，甚至“十二五”规划的中长期政策制定。笔者认为未来的政策重点应是：(1)实现战略转型，培育新竞争力；(2)推行产权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3)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增收节支，科学、精细理财；(4)培育资本市场，加强国际金融合作；(5)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和工具更好相互协调。
一、国际宏观经济基本走势
(一)全球经济失衡，全球化进程放缓
全球经济失衡主要体现在一些国家出现大量贸易赤字，与之相对应的是一些国家大量贸易盈余。之后，全球经济失衡的范围扩大到整个经济领域。当今世界，全球经济失衡的表现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持续出现贸易逆差和资本逆差，而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主要产油国家经济增长却保持较快速度，持有巨额外汇储备。随着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演变，主要发达国家需求还在下降，尤其是消费需求低迷，经济失衡仍将持续，全球化进程减缓。
(二)全球增长模式转型，凸显新增长点
人类文明起源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开始吃熟食，前提是人类掌握了取火技术。人类取火始于钻木取火，实际上取的是碳基能源。从木材到煤炭、石油和天然气，都是碳基燃料。在既定的技术约束下，碳基燃料对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碳基燃料增加了空气中的二氧化碳，使全球气候变暖。为了应对气候变暖，一些专家建议未来能源开发的重点应该转向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以美国、英国为代表的一些大国正在新能源领域开展大量研究，力图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发展绿色经济和低碳经济。这些国家在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将占领新能源标准的制高点。客观上，这些探索促进了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一些专家认为这也是未来世界经济的新增长点。
(三)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重现金融新秩序
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未能发挥应有作用，尽到应有的责任。国际社会开始通过对话建立一个新型的国际金融体系。无论是超货币体系，还是其他金融秩序，都将对美元主导格局形成挑战。在此背景下，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正逐步得到增强。中国本着负责任的立场，在国际金融危机中起到了稳定器作用。
(四)金融与实业并重，构建新的宏观监管体系
此次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失衡。金融创新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在启动国内消费需求替代、弥补国外消费需求不足的同时，根据本国比较优势发展一些制造业，带动国内就业，把金融发展落到实业上。也有专家认为，错误的宏观政策是本次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在危机来临时，美国过度扩大消费信用以及过度相信市场都是金融危机的重要根源。因此，世界各国将会重新审视过去的宏观政策决策程序和机制，构建新的决策程序和机制，通过建立新的监管机制加强宏观政策管理和微观领域监督。
二、中国经济宏观形势基本判断
据世界银行《中国经济季报》(2009年6月)报告，工业化国家金融市场开始出现趋稳迹象，全球经济初步呈现回升趋稳态势，但是仍然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复苏速度不可能太快①。该报告还指出，目前断言中国经济快速稳健复苏尚早。另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经济出现回暖迹象，有望率先实现经济复苏。但是，中国经济仍然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结构不平衡问题。
(一)GDP小幅增加，财政收入回升
2009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13.99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1％，比第一季度加快了1.0个百分点。第一季度全国GDP总量6.5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6.1％，第二季度7.41万亿元，同比增长7.9％。6、7、8月份，全国财政收入分别为6867.47亿元、6695.91亿元、5237.4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9.6％、10.2％、36.1％。国内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增长显现出经济回暖迹象，但是中国经济复苏的根基仍然不牢。
(二)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长，消费增长潜力凸显
1～6月，城乡居民收入继续增长，转移性收入增幅较大。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9667元，人均可支配收入8856元，同比增长9.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1.2％。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2733元，增长8.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1％。居民消费价格继续下降，生产价格同比降幅较大。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下降1.1％(6月份同比下降1.7％，环比下降0.5％)。8月，工业品出厂价格环比上涨0.8％，已连续5个月上涨。前8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88万亿元，同比增长15.1％，比前7个月加快0.1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消费需求提升，消费能力提高，凸显消费潜力。
(三)发电量和用电量双回升，人民币存贷双增长
6月，全社会发电量同比增长4.7％，用电量增长4.3％。发电量和用电量上升既有经济回升的因素，也有气温上升的因素。2009年8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57.67万亿元，同比增长了28.53％。2009年8月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38.52万亿元，同比增长34.11％，环比增长了0.16％；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为57.37万亿元，同比增长27.43％，环比下降1.13％。货币供应量增长28.53％。
(四)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房地产价格小幅上涨
2009年1～8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11.3万亿元，同比增长33.O％。固定资产投资资金主要来源于银行贷款，2009年前8个月累计新增信贷规模8.15万亿元，同比多增5.04万亿元，比中国所有银行过去两年的贷款总额多，其中7、8月份分别为1650亿元、4104亿元，受央行政策影响，增速减缓。2009年5月、6月、7月、8月，七十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环比分别上涨0.6％、0.8％、O.9％、0.9％。从200个主产县8月20～31日主要农产品价格变动情况看，包括肥猪在内的5种肉产品均上涨。房地产价格上升和主要农产品小幅上涨表明，过度的、甚至投机性的恶性货币投放，可能对未来形成温和的通胀压力。
(五)经济结构不平衡仍然存在，潜在隐患不容忽视。
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不平衡，消费、投资与储蓄不平衡仍然存在，“短板”要素制约经济平衡增长。以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例，1978年城乡收入之比为2.57:1，2007年提高到3.33:1，不平衡进一步扩大。经济结构不平衡是一个比较突出的矛盾。这种不平衡不断积累，将会降低经济社会发展系统的整体协调性，一旦超过临界点就会形成失衡状态，激化潜在矛盾，甚至可能造成系统性风险和危机。
三、科学研判经济形势，及早规划前瞻政策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医治好重病后，调养很关键。近期，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从“两防”到“一保一控”，再到“保增长”，与之相对应，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由稳健的和从紧的转向积极的和适度宽松的。经济危机总会过去，那么，下一步中国应该思考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将“十二五”规划与“十一五”规划稳步对接。
(一)实现战略转型，培育新竞争力
一是产业政策方面，以新能源、环保汽车、生物工程等为突破口，占领新兴产业制高点，发展低碳经济。重点开发可再生生物质能源和风力、水力、太阳能等新型能源。二是区域发展战略方面，加快制定城市群发展战略，提升城市竞争力。随着经济全球化加深，中国的城市群参与国际分工越来越广泛。研究表明，国外资本对中国投资将主要依据现代城市群的经济结构和竞争力进行战略布局。今后，应提高中国城市群发展速度和质量，配套制定相关的法律制度、空间规划和管理制度，在城市群内，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企业和产品。三是决策机制方面，构建科学、民主决策机制，降低决策风险，提高政府行政管理竞争力。现代社会的公共风险需要政府及时、有效、低成本地化解，对政府科学决策机制提出了挑战。政府应科学论证、合理规划，提高决策效率、降低决策成本，并致力于提高行政管理效率。
(二)推行产权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中国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多种所有制市场结构。但是，仍然有部分垄断行业和公共服务部门产权结构单一，进入门槛高，民间资本进入空间窄。除行业外，无论是自然垄断行业，还是行政垄断行业，提高市场化程度，推行产权多元化改革，是实现产权结构调整的必然趋势，比如铁路、电信、电力等；另一方面，今后，政府应打破行业垄断，推行公共事业单位改革。政府应主要通过制定市场规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一些社会事业部门，比如体育、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也应允许更多民间资本进入。
作为工业化中期的国家，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在第二、三产业。在美国，到工业化晚期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超过80％。2008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40.1％，低于第二产业比重。2009年上半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41.3％，低于第二产业比重。中国离工业化国家的产业结构尚有距离。
(三)培育资本市场，加强国际金融合作
继续加大推进资本市场培育力度，开展多种形式的资本市场创新。推进创业板市场建设力度，扩大三板市场试点范围，解决创业投资和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一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关键是健康的金融体系。在生产全球化、贸易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背景下，任何国家的金融市场都很难独善其身。加强金融监管、促进金融合作以及增强金融抗风险能力是一国金融立足国际金融市场的关键。一是完善金融监管机构和体系，建立有效的金融创新监管体系，防止过度套利行为发生。二是加强国际金融合作。进一步建立双边货币互换、多边外汇储备库建设等多种形式的区域金融合作，并适度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三是增强金融机构和体系风险防范能力。一方面，充分利用危机后的恢复时机增强中国金融机构和体系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实现外汇资产保值增值。
(四)转变政府职能，增收节支，科学、精细理财
经济复苏后，过渡时期应逐步转向实施适度积极的财政政策，进而转向稳健的财政政策。未来财政工作的重点不仅仅是切好蛋糕，更应该注重做大、做强蛋糕，在财政收入方面做好文章。树立大财政思想，既要有财，更要有政。既要保证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又要不与民争利。正确处理政府收入与居民收入关系，做到国民收入分配比例合理化。从税收收入看，今后工作的重点是扩大税源，保证税收增量渐进发展。一是扩大资源税征收范围。为了改变长期以来实行的资源低价政策，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保护资源，资源税改革应在经济复苏后扩大征收范围。二是试行个人所得税转型，探索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有中国特色的个人所得税制。当前的个人所得税征收主要是以分类征收为主，没有达到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需要。个人所得税改革应着力减轻中低收入阶层的税负。三是试点物业税。在继续物业税试点评估“空转”的基础上，进行分层价值评估，适时推出物业税。四是继续做好增值税转型工作。增值税转型有利于改变重复征税，减轻企业税负，提升企业竞争力。
在开源的同时仍需节流。从财政支出看，明确财政支出重点，增收节支，防范财政风险。一是转变政府职能，缩减行政开支。在经济复苏后，政府应该“瘦身”，调整政府机构，建设高效廉洁的政府，提高政府供给公共服务效率。二是继续提高财政预算透明度，保证精细化、科学化。信息透明是现代文明的一个基本准则，财政预算信息透明是实现人的基本人权，也是保证正确履行公民委托责任的需要。在美国，一次预算编制就相当于一部法律的制定过程，预算制定、执行、监督三权独立，相互监督，并实行全过程公开。尽快实现财政预算透明法制化，加快政府预算信息公开改革步伐，达到精细化、科学化管理的需要。三是继续加大基础设施、医疗、社保、就业等领域的投入力度，促发展，保民生。明确财政支出重点是提高财政支出效率的前提。同时，这些领域也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点领域。四是构建财政风险识别、评估和防范的全方位调控体系。财政风险防范要与金融结构风险防范紧密结合，不可单线作战。超级秘书网
宏观经济政策的认识范文第5篇
关键词：化工企业；财务风险；预警机制
一、化工企业财务风险产生的原因
（一）外部经济环境的影响。伴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注重市场发展和企业规划，准确地把握行业内的市场环境，才能根据外部的市场环境，合理的避免财务风险。基于我国特色的市场发展经济形势，化工企业要进行市场分析，通过国家宏观经济规划政策，调整企业内部生产经济活动，再根据内部管理角度分析，结合一些重要的产业资源，不断地进行宏观经济环境分析，针对政府相关行业的要求，达到节能节约的目的。但是，现阶段的化工企业大部分没有面向市场，没有从实际出发，没有充分的利用好宏观经济政策，没有从企业宏观政治经济环境出发，进行政策的有效利用，并通过政府的政策优惠，避免财务风险的影响。（二）化工企业内部制度及资金结构不够合理。同行业竞争下，化工企业本身具有明显的内部资金管理不够完善的问题，主要体现在负债规模、企业资本结构，以及负债期限等相关内容。大部分化工企业都是负债经营，运营过程中的资金没有有效的利用，运营收益风险较大，特别是一些过高的负债比重，导致大部分的企业面临着破产的边缘。另外从资本结构来看，大部分化工企业借入资金较高，导致存在的债务较多，如果经营状况一旦不够理想，就会面临着严峻的财务风险，直接影响到企业内部的资本运转，最终导致财务风险的发生，这一问题对企业来说会产生严重的威胁。另外，从企业的内部管理来看，其内控制度仍需进一步的完善。（三）内部财务关系及管理意识淡薄。化工企业很多内部财务管理方面的内容较为混乱，企业的财务部门和生产部门所产生的内部核算关系较为混乱，导致很多化工企业难以进行资产管理，利润分成管理，无法规范各个部门的相关经济活动，缺少有效的管理，导致化工企业会存在资本管理漏洞，不能正确的协调会产生经济效率低下的状况，最终会导致财务风险的发生。另外，很多化工企业财务管理意识淡薄，管理层忽视财务风险的规避，特别是一些化工企业财务部门的管理人员，如果不重视财务风险的规避，将影响整个企业的内部管理，严重会影响企业运营机制，造成一定财务风险的发生，进而产生经济损失，所以化工企业必须给予高度的重视。
二、化工企业财务风险的防范策略
（一）提高财务管理人员的防范意识。财务人员是企业管理的核心，能够增强企业内部核心竞争力，需要财务管理人员提高思想意识，要从时代背景出发，不断的完善内部知识结构，提高专业水平。建立严格规范的人才选拔机制，从财务会计制度和相关法律出发，全面武装财务管理人员的思想认识，特别是培养财务人员专业的职业素养，在技术方面提高层次。企业还需要加大培训力度，让财务人员真正掌握财务分析方法，才能提高管理效率。（二）注重宏观经济政策的支持。国家针对化工企业方面的优惠政策也较多，化工企业需要根据自身的优势和劣势，综合利用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合理的规避纳税风险。应该时刻关注相关税费政策，保持与政府部门的高效沟通，充分利用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促进企业的长远发展。通过政府的指引作用，成功地规避财务风险，实现财务的高效，财务方面注重市场调研，注重财务成本的核算和分析，正确地进行内部监控，结合外部经济环境进行合理的统筹规划，还能降低财务风险，准确把握市场经济环境，真正实现降本增效才是目的。（三）统筹各方资源，加强内部管理。首先注重财务管理，才能建立适合企业自身发展的内部管理制度，实施内控制度，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加强财务监督作用，构建起一套适合企业内部管理的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才能最终实现降本增效的目标。企业财务管理中，要注重财务管理体系的建立，注重相关精细化管理内容，将企业资源和降本增效相结合，采取创新相关管理手段，建立适合企业发展的财务管理模式，才能实现高效的内部管理。建立具有科学谨慎的管理制度，引进先进的管理体系和产业技术，充分高效地利用相关资源，促进企业长远快速的发展。建立高效的风险预警机制，例如可以建立财务预警咨询系统、决策系统、执行系统、监督系统，这样再结合企业自身的财务状况，充分利用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进行税收筹划，纳税筹划的同时，要充分的结合企业内部环境，以及内部的财务内容，建立有效的风险预警机制，才能及时的规避财务风险，并将风险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才能保证企业长期稳定健康发展。
三、结语
总之，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世界经济全球化，我国在当前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必须重视企业管理，注重内部的财务风险规避，因此企业必须建立一定的预警机制，加大对财务风险的防范措施研究，实现财务风险的最小化，最终达到企业利润的最大化，这样才能让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断的长远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国仁.论防范化工企业财务风险的机制与方法[J].财经纵横,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