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金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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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金融发展范文第1篇

乡村旅游在金融危机中所面临的发展契机并非偶然。黄洁根据心理学家荣格(CarlGustavJung)的情结理论，认为乡土情结是引发乡村旅游的根本动机。2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日益加速的今天，城市居民其实承受着生理和心理的双重压力，在他们的内心深处，蕴藏着贴近自然、贴近泥土的渴望。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经济发展的速度慢下来了，人们的工作节奏和生活节奏也随之慢下来了，人的心态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怀疑、犹豫之后会变得从容、淡定。在这种时候人们开始有时间回过头来观察、反思过去的生活，重新思索生活的意义。乡村区域优美的自然景观、清新洁净的自然环境、淳朴的乡风民俗、独特的农家情调都在吸引着城市居民疲惫的身心。

尽管乡村旅游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但返观我国乡村旅游的发展现状，对乡村旅游能否抓住机遇，我们尚无法作出肯定的答复。从总体上来看，我国目前乡村旅游点大多处于初级阶段。在金融危机下如何发展我国乡村旅游？本文认为，乡村旅游地大多环绕城市、与中心城市交通联系便捷，具有观光、度假、娱乐、康体、运动、教育等不同功能，是特别适合“短期休闲度假模式”的游憩空间。在金融危机下，政府方面应加强规划，加大对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的投入，经营者方面应不断创新乡村旅游经营模式，提高服务质量，这是目前发展我国乡村旅游的根本途径。具体说来，应处理好以下几个相互矛盾、相互关联的问题：

一、乡土性与现代性

毫无疑问，乡土性是乡村旅游的根本属性。，保持乡土性应防止标准化、商业化和城市化等现代性对乡土性的侵蚀。但是我们也注意到，过度强调乡土性、强调乡村生活的原汁原味并不符合游客的审美心理。虽然城市居民是为了体验乡村的乡土味而来，但是作为本身已经高度现代化的人，对乡村生活本身必不可免的落后方面无法容忍。城市居民心中的乡村是诗意的乡村，与我国现阶段真实的乡村距离遥远。乡村旅游点如何在真实性和理想性之间定好位，是关系到其未来发展的根本问题。为此，政府要加强管理和引导，在建筑风格改造、公共厕所、停车场、垃圾处理、清洁能源等方面提供支持，把以上公共设施设计成与农村的乡村性和谐的形式，如麦秸垛式的停车场、豆栅瓜架下的餐厅、拱顶绿坡式的垃圾场等等。

二、物质性与精神性

目前，我们注意到，全国各地、市相继推出了旅游消费券，这些消费券可以到某些指定的乡村旅游点使用。南京、江西的某些地、市还特地推出了专门的乡村旅游消费券。消费券一般和现金套用，在给游客以实惠的同时，也确实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各地现在正在蓬勃开展的自助摘草莓活动就是最好的例证。但是，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文化灌注才是乡村旅游发展的关键。如果乡村旅游点仅仅以物美价廉的农贸市场样态存在，那么是不会长远的。乡村旅游本身应该是一种大规模的文化交流，乡村旅游的内在价值及附加值都经由文化表现出来。精神资源永远是用之不竭的，源源流传的各种神话、传说、诗歌、故事、谚语、谜语、歇后语等民间文化为乡村旅游增添了无穷的乐趣和传奇色彩。文化是乡村旅游的灵魂，是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当然，这里的文化概念非常宽泛，不仅包括音乐、舞蹈、雕塑等狭义的文化范畴，也包括手工艺品、方言、饮食、历史遗迹、建筑、宗教、服饰等都可被视为文化范畴。纵观国内外乡村旅游胜地，无不以文化特色作为乡村旅游发展的基石。

处理好乡村旅游物质性与精神性的关系，是提升旅游品位的关键环节。在提升乡村旅游的文化品位方面，有以下几种类型的资源可以挖掘：一、节事活动；二、饮食文化。乡村旅游节事活动的主题是否具有特色，是能否产生吸引力的关键所在。饮食是旅游重要的六要素之一。乡村饮食文化资源的挖掘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古代菜谱；2、文人诗词；3、地道祖传。

三、功利性与非功利性

要处理好乡村旅游的功利性与非功利性的关系，本项目组认为应强调乡村旅游的休闲审美功能。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转变乡村旅游的经营理念与模式，实现乡村旅游由观光游览型向休闲度假型转变。目前中国的乡村旅游大多还停留在以“吃农家饭、住农家屋、干农家活”为主要内容的农家乐水平上。实现乡村旅游由观光游览型向休闲度假型转变，本项目组认为当前应抓住金融危机契机。

首先，建议政府进一步加大对乡村旅游工作的扶持力度：一是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对乡村旅游点卫生环境的整治，同时注意对周边生态环境的保护。在当前金融危机下，对乡村旅游加大投入不失为当前政府加大投资、拉动内需的良策；二是要加大统筹管理力度，加强对乡村旅游的整体规划。

其次，乡村旅游点本身应抓住契机，提高自身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实现城市和乡村生活的对接，本项目组认为目前应充分利用农民工资源。金融危机下，大量来自农村的大学毕业生、农民工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农民工阶层和来自农村的大学毕业生作为农村与城市的连接者，对农村非常了解，对城市生活也有非常深刻的体验。如果对部分符合条件的农民工进行乡村休闲旅游管理人员岗位职务培训，不仅对推动乡村旅游的管理规范化、提高乡村旅游管理水平具有重要的作用，而且对解决当前金融危机下我国严峻的就业形势也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论文关键词]乡村旅游休闲度假金融危机

[论文摘要]当前，在金融危机下，乡村旅游已成为拉动内需、扩大消费的关键角色。乡村旅游能否长远地抓住当前的发展契机，本项目组认为乡村旅游应该由传统的观光游览型向休闲度假型转变。具体说来，应处理好乡村旅游本身几个相互矛盾、相互关联的问题：一、乡土性与现代性；二、物质性与精神性；三、功利性与非功利性。

参考文献

乡村金融发展范文第2篇

（一）农村熟人社会

通过考察中国传统农村社会模式，开创性地提出了乡土社会的概念，熟人社会是在乡土社会概念基础上提出来的。他认为，熟人社会“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在上千年的社会活动和农业生产过程中，我国农村形成了稳定的熟人社会。这种社会以自然村庄为基本单位，依靠血缘关系、朋友关系、同学关系等社会关系连接在一起，形成信息互通、生产生活上互帮互助、社会目标相似的社会组合体。这样的社会组合体主要包涵血缘关系、朋友关系、同学关系等，其中血缘关系是农村熟人社会形成和发展的最主要基础，它包括家族关系和亲戚关系。根据对河北省农村的调查结果显示，对于一个自然村来说，家族关系在农村中占的比重是最大的，也是最重要的，能够达到60～70%；亲戚关系在同一农村中也很重要，能够达到15～20%。也就是说血缘关系在农村熟人社会的复杂关系中占到75～90%，这类关系对农村居民社会经济活动有重要影响。朋友关系和同学关系等在农村熟人社会中就数量来讲能占到9～20%，尽管这两类关系所占比例不大，但是它们对农村这个熟人社会的影响作用不可小觑。农村熟人社会所包涵的这些关系之间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从静态的角度来看，它们之间有交叉重叠；从动态的来看，在一定条件下，它们可以相互转化。

（二）农村熟人社会的经济属性

通过血缘关系、朋友关系和同学关系等社会关系，熟人社会对农村居民的风俗习惯、世界观、社会经济行为等方面都有不可忽视的支配作用，所以农村熟人社会在经济领域表现出稳定的属性特征。

1.信息沟通的便捷性

信息对任何社会或市场都是非常重要的，农村也不例外。那些住在同一个村的人们整日朝夕相处，彼此之间非常熟悉、且彼此信任。因此，在每天的接触过程中这些人们在不断交换着信息。调查显示，在一个农村，信息一般总是沿着从家族向朋友或同学、再从家族向朋友或同学的方向传播。这样的信息传播具有信息传递成本低、传播迅速、稳定性较高的特点。比如，村中某人家的孩子参加高考被某大学录取的信息，会通过这种传播模式迅速传播到这个村的各个角落。也就是说，在农村这样的熟人社会中，信息是比较充分的，即使是私密性很强的每家经济状况的信息，大家也都是基本了解的。这些都是融资活动顺利进行的必备条件。

2.经济收入水平的相似性

经济收入水平是决定居民生产生活需求的重要因素。在一个地区，居民经济收入水平相似说明这里生产模式和生活风俗习惯也是一致的。根据对河北平原地区农村的调查结果显示，在同一个村庄，农户之间所从事的种养业是相同的、生产规模是相近的、生活消费习惯也是相近的，甚至农民外出务工也都是成群结伙做同样的工作。由这些因素所决定的农户或乡镇企业需求资金的规模、期限、用途以及偿还贷款的经济来源也大体是相近的，所以，这有利于金融机构针对农村熟人社会中经济主体开展相同的贷款业务，以形成规模经济。

3.价值标准的一致性

几千年来在农村有的传统道德、习俗、人伦关系等乡土文化，使得中国农村形成了以个人为中心、向血缘基础上的家庭扩展，再按人际交往的远近亲疏继续向外延伸的“圈层结构”（吴治民，2011）。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同一农村地区，人们经历了数百年的相同耕作和生活，从而形成了一致的价值评判标准。于是，农村熟人社会中，经济活动主体的行为准则主要是看该行为能否保障活动主体在其他活动主体面前的颜面。这一标准体现为某一农村共同评价是非、美丑、好坏的尺度。这一价值标准在潜移默化中约束着人们的社会经济行为，使人们的活动符合乡约民俗，使这一熟人社会保持基本的稳定性。稳定的熟人社会会产生稳定的经济发展需求；稳定的经济发展需求才会产生持续的金融需求。所以，农村熟人社会为金融机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二、制度变迁与我国正规金融机构在农村发展的瓶颈分析

（一）农村正规金融制度改革历程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金融体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基本上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农村金融机构体系初建期，从1979年至1993年。这一阶段改革的主要举措是恢复和成立新的金融机构，形成多元化的和竞争的农村金融机构体系。第二个阶段为农村金融机构体系改革的调整期，从1994年至1996年。这一阶段的改革仅仅明确了改革的目标和思路，提出了要建立一个能够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及时、有效服务的金融体系的口号。第三个阶段为农村金融机构体系改革徘徊期，从1997年至2005年。这一时期，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和1997年开始的通货紧缩，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纷纷放弃农村市场，导致了农村信用合作社在农村金融市场的一家独大，客观上也造成了“三农”融资困难。第四个阶段为农村金融机构体系改革快速推进期，从2006年至今。这一时期，国家明确放松了农村金融市场准入条件，成立了邮政储蓄银行，并且对原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进行了股份制改革，使得我国农村金融获得了长足发展。

（二）制度变迁与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发展的“瓶颈”分析

发展农村金融机构的实质是实现农村金融制度变迁，因为这一活动是要通过调整农村金融制度安排，使得农村金融机构更适合农村社会经济需要。制度变迁都应该遵循制度变迁带来的收益一定要大于制度变迁花费的成本，农村金融制度变迁也不例外。我国农村有广阔的市场，在农村发展金融机构也有巨大的潜力，但是这种潜力一定要以金融机构较低的经营成本为基础。要降低金融机构的经营成本，农村金融制度创新必须结合农村熟人社会的属性特征来设计。这种农村金融制度变迁既不属于强制性制度变迁，也不属于诱致性制度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由政府法令引起的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指的是人们在响应由制度不均衡引致的获利机会时所进行的自发性变迁（廖运凤，2012）。但是，这些年来，我国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发展比较缓慢，不能适应农村经济社会金融需求的发展，主要的原因在于农村金融制度的设计未利用好农村熟人社会的优势，致使金融机构获取信息成本过高、金融业务与农村经济社会需求相脱节、金融机构定位考虑农村价值标准不充分，所以农村金融机构发展滞后。

1.正规金融机构不能融入农村熟人社会，致使信息不畅

农村金融改革过程中，以往正规金融机构员工的配备完全与城市标准相同，把农村看做真正的市场，按照专业和资历等标准配备的。对农村熟人社会来说，这些人是陌生人。这些人的生活习惯、交往方式、兴趣爱好等方面与农村人有很大的区别，这样，金融机构的员工很难真正与农村居民有深入的交往，也就很难真正掌握农村社会的真实信息；农村人也对金融机构的员工不熟悉、不信任。所以，致使金融机构就完全游离于农村熟人社会之外，在这样的背景下，正规金融机构要准确获取农村相关信息，需要时间长、花费大，交易成本高，造成金融机构很难开展正常的金融业务。不能很好利用农村熟人社会信息传递特征的金融制度创新成本较高，致使农村金融制度创新收益低于其成本，因此，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发展必然受到抑制。

2.正规金融业务难以与农村金融需求对接

农村对金融的需求是显而易见的，这样的金融需求也凸显了第一产业——农业生产经营特点。正规金融机构的业务主要是针对第二、三产业经济主体生产经营特点设计的，这样，正规金融机构将这样的金融业务运用到农村显然是不适合的。以农业为代表的第一产业生产特点是既受自然条件的限制，又要受市场环境的支配，还要受政策环境的约束，所以，第一产业生产经营活动同时面临着源于自然、市场和政策等多方面的风险，第二、三产业受自然条件限制较小。这样，农村金融需求额度相对较大、期限要求严格、蕴含的风险多且大。原有的金融业务不适用于农村金融需求，也就不能实现规模效益。不能利用农村熟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似性特征实现规模经济的农村金融制度创新，农村金融机构发展也一定会受到限制。

3.正规金融机构的经营理念不适合农村熟人社会的价值标准

在农村中，自给自足的观念在农村深入人心，“借钱”是一件很没颜面的事情。特别是，正规金融机构的业务是针对产权明晰的市场经济主体设计的，而由于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市场化程度相对较低、经济主体产权不够明晰，这样，正规金融机构将普通的金融业务运用到农村显然是不适合的。比如很寻常的贷款业务，正规金融机构在开展贷款业务时，要求借款人提供相应的抵押或担保，这样做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城市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在农村地区由于产权不够明晰，所以借款人很难提供符合要求的抵押品。另外，农村商品经济程度尚低，人与人之间的信赖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熟人社会的相互了解。而商品经济下的金融关系是依靠陌生人之间的经济权利来维持的。也就是说，将完全市场经济下的正规金融机构直接放到农村熟人社会环境中是很难生存的。于是，正规金融机构要正常地开展贷款业务就很困难。

三、政策建议

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应该是在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对金融有需求的情况下，政府出台符合农村实际的金融制度变迁法令，实现农村金融制度创新。

首先，为了获取农村地区准确便捷的信息，正规金融机构在人员配备方面，除了市场经济环境要求的专业和资历等条件外，还应该将符合条件的农村熟人社会中的精英人才吸纳进来。这样，这个金融机构就会很容易地被农村熟人社会接纳。由于农村熟人社会中，每个农户户主的品德情况、个人的能力水平、家庭的资本情况、家庭生产经营的可担保程度、家庭生产经营所处的环境以及今后家庭事业的发展潜力情况等信息基本都是整个村庄所熟悉的，所以金融机构可以

通过自己吸纳的熟人社会的精英分子，获取这些信息，指导开展金融业务。于是，这个金融机构就会很便捷的获取关于这个熟人社会准确的信息，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会大幅度减小。其次，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相似性说明其经济结构的统一性。在当前农村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通过参与市场和农业产业化经营等乡村社会先富农户正在取代传统家族“族长”、乡村强人等取得了乡村精英地位，成为乡村精英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农村声誉机制等非正式制度供给者和维护者（刘锡良，2011）。根据农村实际情况，正规金融机构可以针对农村中有能力的典型人物（如种粮大户、养殖大户等）或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乡镇企业（如龙头企业）进行重点培养，准确了解该农村经济包涵的风险以及经营特征，设计金融业务，给予相应的金融服务支持，取得明显效果；然后，金融机构再通过典型人物或乡镇企业在农村熟人社会的影响力，把金融业务推广到更大的范围。从而，实现农村金融制度的变迁。

乡村金融发展范文第3篇

关键词：农村金融;民间金融;居民收入

中图分类号：F830.3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0017-2015（4）-0020-04

一、引言

长期以来，农民收入增长一直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重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有了显著提升，但与城市居民收入水平相比仍然偏低。数据显示，新疆农民人均纯收入已从2004年的2245元提高到2013年的7297元，年均增速达14%;但与2013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8896元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与此同时，新疆城乡收入差距已由2004年的5258元扩大到2013年的12577元，城乡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因此，如何促进农民收入的增长以及对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因素进行研究分析显得尤为重要，农村金融作为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一直受到很多学者的关注。

国外方面，Gold-smith（1969）通过对各个国家金融发展状况和经济发展水平的研究发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呈平行发展关系。King and Levine（1993）也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正向关系。Kellee（2002）重点分析了中国和印度的非正规金融、小额信贷，认为中国和印度的农村经济发展离不开这些金融形式。在国内，温涛、冉光和等（2005）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农村居民储蓄比率等因素出发，指出中国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著的负效应。许崇正、高希武（2005）从农民信贷投资、农户的就业结构等因素入手，通过回归分析发现信贷投资因素对于农村人均收入的影响不显著，农村金融对农民增收的支持不足。余新平、熊德平（2010）从农业存款、贷款以及农业保险的视角研究发现，农村存款、农业保险赔付与农民收入增长呈正向关系，而农村贷款、农业保险收入与农民收入增长呈负向关系。研究方法方面，杜兴端（2011）通过协整分析、Granger因果检验和脉冲响应分析，实证研究表明：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和农村金融发展效率都对农村收入增长具有不利影响。宋冬林（2011）运用主成分分析、VAR模型及格兰杰因果检验等实证方法研究发现：农村传统正式金融是农村金融的主体，但农村正式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仅有农村非正式金融是农民收入的格兰杰原因。戎爱萍（2013）运用协整理论和VAR模型对农村居民户均贷款与户均纯收入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在短期内贷款与农户收入之间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

从以上研究来看，由于数据指标选取以及计量方法应用的不同，导致农村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关系的结论也各不相同。但所有这些研究都以农民纯收入作为因变量用以考察农村金融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农民纯收入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支付收入，这部分收入与农村金融相关性不大，与农村金融相关性最大的是经营性收入。而且，以上研究所涉及到的投资也只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或信贷投资，这些投资不能全面地反映农业投资水平，农业经营费用支出与生产性固定资产投资能够较好的反映农业投资水平。鉴于此，本文通过收入增长函数模型，以经营性收入作为因变量，将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农村民间金融纳入农民收入增长的金融因素当中，并将农村经营费用支出、农业生产性固定资产投资作为控制变量，进一步探讨农村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并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二、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效应分析

（一）指标选取及模型构建

1、指标的选取。分析农村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必然涉及到两个方面：一是农户收入及生产投入指标;二是金融发展水平指标。本文选取以下六个指标共同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具体指标如下：

农民经营收入指标（INCOME）。由于家庭人均经营收入占新疆农民收入的比重最高且其与农村金融发展状况的关系最为密切，因此本文选取家庭人均经营收入作为衡量农民收入水平的指标。

农业固定投资指标（FI）。本文选取生产用固定资产净值作为衡量农业固定投资水平的指标。由于生产用固定资产净值的数值无法直接获得，生产用固定资产折旧额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因此，本文利用人均生产用固定资产折旧额来反映农业固定资产投资水平。

农业可变投资指标（AI）。由于家庭人均经营费用支出能够更好、更全面地反映各地区的农业可变投资水平，因此本文选取家庭人均经营费用支出作为衡量农业可变投资水平的指标。

农村金融发展水平指标（FD）。考虑到对农民家庭经营收入贡献最大的是信贷资金，本文选择信贷比率作为衡量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其中信贷比率FD=RC/RG（RC为农业贷款余额，RG为一产GDP）。

农村金融发展效率指标（FX）。农村金融发展效率是指将农村储蓄转化为农村贷款的效率，本文选择贷存比率，即贷存比率为农业贷款余额与农村储蓄余额的比值。

农村民间金融发展水平指标（CFD）。本文选择非银行借款余额占农民融资余额的比重来衡量农村金融发展水平，CFD=NBL/TL（NBL为人均非银行融资余额，TL为人均期末债务余额）。

2、数据来源及说明。本文研究的样本数据为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伊犁州直属县（市）、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阿克苏地区、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八个地区2002～2012年的年度数据。由于以上八个地区是新疆农业的主产区，农业人口较多，农业收入是其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因此选取以上区域能够更好地代表新疆的农业生产发展水平以及农村金融发展现状。由于新疆各地区的农业贷款余额、农村储蓄余额等相关统计数据无法直接获得，因此，本文通过以下计算方式得到相关数据。各地区农业贷款余额=各地区人均从银行信用社得到的贷款余额×各地区的乡村人口数;各地区农村居民储蓄余额=各地区人均存入银行信用社的存款余额×各地区的乡村人口数;非银行融资余额=个人借款余额+乡村集体组织或企业借款。以上数据以及各地区的一产GDP、家庭人均经营收入、家庭人均经营费用支出、生产用固定资产折旧、期末债务余额等数据均来源于《新疆统计年鉴》（2003～2013）。

3、模型构建。本文根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通过引入一些影响生产的变量，构建一个能够反映金融发展水平与收入增长关系的生产函数，以揭示新疆农村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该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为：

Q=AKθL1-θ （1）

式中，A、θ为参数，Q为产量，L和K为分别为劳动和资本的投入量。对（1）两边同时除以劳动的投入量L，则得到人均生产函数：

q=A kθ （2）

若对（2）式取对数并进行差分可得：

DLnq=DLnA+DLnk （3）

该式仅与综合效率参数A和资本的投入量k有关。本文中，人均产量q用农民家庭人均经营收入INCOME代替，资本投入量k分别用家庭人均费用支出AI和生产用固定资产折旧FI代替，同时将农村金融发展水平FD和农村金融发展效率FX、农村民间金融发展水平CFD也当做一种投入引进方程，则方程可以表示为：

DLn（INCOME）=C+αDLn（FI）+βDLn（AI）+γFD+εFX+λCFD+μ （4）

其中，C为常数项，α、β、γ、ε、λ为回归系数，μ为残差项。式（4）表明农民收入增长率是农业可变投资增长率、农业固定投资增长率、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农村民间金融发展水平的函数。

（二）实证结果与分析

1、单位根检验结果及分析。为了规避检验方法选择不当对结果造成的偏差，本文同时采用LLC检验、PP检验两种检验方法对农民经营收入的增长率、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农村民间金融发展水平等指标进行单位根检验。

检验结果显示，在5%的显著水平下LLC检验、PP检验均拒绝了DLnINCOME、DLnAI、DLnFI、FD、FX、CFD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这说明以上变量均不存在单位根，所以可以推断以上变量都是零阶单整序列。

2、协整检验结果及分析。由于以上变量都是零阶单整序列，满足协整检验的条件，因此可以对其进行协整检验。本文采用Pedroni提出的7个检验统计量以及Kao构造的ADF检验统计量来判断DLnINCOME、DLnAI、DLnFI、FD、FX、CFD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具体检验结果见表2。

由表2知，Pedroni检验中的pp-检验（面板）、ADF-检验（面板）、pp-检验（群）、ADF-检验（群）以及Kao构造的ADF检验5种检验方法在1%的显著水平下拒绝了零假设，说明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收入增长率、农业固定投资增长率、农业可变投资增长率、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农村民间金融发展水平之间存在某种长期、稳定的关系。本文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并采用普通二乘回归（LS）对检验模型进行估计，具体回归结果见表3。

由表3可以看出，R2值较高，高达96%，说明模型拟合的非常好;DW为2.1842，表明回归方程残差序列不存在相关关系。除农村金融发展效率FX外，模型中其它变量均通过了5%显著性检验。在检验模型的估计中，农业可变投资增长率、农业固定投资增长率、农村金融发展水平与家庭经营收入增长率正相关，农村民间金融发展水平与家庭经营收入增长率负相关。

（三）误差修正结果及分析

通过LS面板协整，验证了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率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但由于样本数据时间跨度较小，所以利用误差修正模型的方法对模型进行进一步的检验，从而确保协整关系的可靠性。

由估计结果可以看出，ECM的回归系数为负值，且其在1%的水平下显著，说明误差修正发生了作用。家庭经营支出增长率、生产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农村民间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分对家庭经营收入增长率的差分具有显著的影响，说明农村金融在短期内对收入增长也有作用。

四、实证结论及对策建议

由上述实证分析可知：（1）农村民间金融对农民的收入增长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导致该结果的主要原因是农村民间借贷利率要远高于银行贷款利率，民间借贷利率的提高使得农民的生产成本显著增加。（2）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不显著。说明农业存款未能很好的转化为农业贷款，农业存款对农民收入增长的支持作用未被充分发挥。（3）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对农民收入增长在长期内具有促进作用，但在短期内具有抑制作用。在短期内，农村金融发展水平与家庭经营收入呈负相关的主要原因是，吸收存款的机构主要是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而这些金融机构吸收完存款后未能将其立即转化为农业贷款，而是将大部分农业存款转移到了城市，致使农村资金外流。（4）生产用固定资产投资、家庭经营费用支出对农民收入的提高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

基于上述结论，为了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应从以下方面入手：（1）增加公共投资，提高农业基础设施投入，降低农业生产成本。（2）根据当地的经济、金融发展状况，制定差异化的发展政策。对经济发展落后、农民收入水平较低的地区，实施倾斜的经济、金融发展政策，对农业领域实行差异化的授信审批政策，加大涉农贷款的投入，保障农业资金供给，提高农业的投资水平。（3）加快发展农村商业银行、村镇银行、农村合作银行等农村金融机构，使更多的资金能够留在农村，促进农业的生产发展。（4）提高农村金融机构的运行效率，使更多的农业存款可以转化为农业贷款，有效发挥农业存款对农业生产的支持作用。（5）引导和促进民间资本流向农村、农业，尤其是农民收入水平较低的地方，增加农村资金供给，使其相互之间以及与传统金融机构之间能够形成有效的竞争，降低民间借贷的资金成本;进一步规范民间金融的发展，使民间金融阳光化，促使其向村镇银行、农村合作银行转变，有效降低民间借贷利率。

参考文献

[1]Raymond W.Goldsmith. Financial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 [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9.

[2]Robert King， Ross Levine. Finance and Growth： Schumpeter Might Be Right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3， （108）.

[3]温涛，冉光和，熊德平.中国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J].经济研究，2005，（9）：30-43。

[4]许崇正，高希武.农村金融对增加农民收入支持状况的实证分析[J].金融研究，2005，（9）：173-178。

[5]余新平，熊德平.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J].中国农村经济，2010，（6）：77-86。

The Influence of the Rural Financial Development on

Rural Residents’ Income Growth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Different Regions in Xinjiang

DONG Yanli LI Jigang

（School of Finance， Xin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Urumqi Xinjiang 830002）

乡村金融发展范文第4篇

论文摘 要：农村金融工作对促进三农发展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一直以来农村金融发展滞后，困难重重。本文分析了我国农村金融困局的成因及影响

一、引言

我国农村金融困局在于农村金融资源处于极度匮乏或遭剥夺的状态。农村金融需求抑制和农村金融供给缺失导致农村金融不能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支持，无法推动农村经济可持续和均衡的发展。 金融贫困加深了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不平衡。农村金融贫困地区金融供应的稀缺与萎缩使得该地区新型农村的发展受到限制。以传统经营方式从事传统的低效益的农业生产势必加大该金融贫困地区与其他较发达农业经济地区的差距。加深了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不平衡。 中国农村金融贫困的主要原因为农村金融投资软化、农村金融资源流失以及农村资本流动梗阻。经济基础薄弱抑制了农村金融的产生与发展，农村金融的萎缩与弱化又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二、 从金融需求来看农村金融困局的成因

农村金融需求主体是农户和农村企业，农户和农村企业缺乏因来自不同方面的影响从而导致农村金融需求不旺。一是贫困农户的金融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而被强制性揭止。贫困农户是一种特殊的金融需求主体，其简单再生产和基本生活资金均较短缺，往往从客观上产生金融需求，但作为金融机构的贷款对象，其贷款风险较大，因此常常被排斥在正规金融组织的贷款供给范围之外，这部分金融需求往往被强制性的揭止。二是已基本解决生活温饱问题的农户，他们具有一定的信用能力，一般较为讲求信誉，但因其力量单薄，所产生的金融需求十分有限，金融机构对他们的贷款仅仅限于小额贷款。尽管如此，因农村信用社资金实力不足，难以最大限度地满足这部分农户的资金需求，从而抑制了部分金融需求，限制了他们金融需求发展的欲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金融需求冲动。三是乡村企业是立足于当地资源而由乡村投资发展起来的，这类企业生产技术简单，抵抗风险的能力较低，其发展能力十分有限。因市场不确定性较大，乡村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所面临的风险也较大，因此，其产生的合理的金融需求也常常受到多方面的限制。

农村消费性金融需求的特征决定了农村消费性金融需求的先天不足。中国农村消费性金融需求多产生于维持基本生存的必要，这种需求并非建立在还本付息的基础之上。农民收入的不确定性与非固定化导致农村消费性金融的脆弱性，现代金融所产生的消费信贷常常以居民的预期收入为信用保证，而中国农村农民的预期收入则具有不确定性，削弱了农村消费性金融需求的基础，造成农村消费性金融需求的非正常化。农村农民的固定资产（如房产）非流动性，难以作为贷款抵押物，即使用作贷款抵押也只能是形式而已。

三、从金融供给来看农村金融困局的成因

对经济效益的追求使得金融机构纷纷奉行城市化发展战略，实施金融投资的城市化、金融决策权力的城市化、金融业务的城市化，收缩农村金融贫困地区金融机构与农村金融业务，使得农村金融供应相对萎缩，农村经济缺乏必要的金融支持，农村资金供求矛盾日益突出。

1 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对中国农村金融贫困地区的撤退与放弃。一方面，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三大国有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纷纷向中心城市收缩，金融贫困地区支行被大幅度削减与撤并，就连与农村经济有着密切的天然联系的中国农业银行也在不断的削减其在中国农村金融贫困地区所设置的分支机构与营业网点。另一方面，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都将农村金融机构的主要业务集中于吸收存款，对中国农村金融贫困地区的信贷投入却越来越少，农村贷款业务日趋下降，中国农村金融贫困地区沦为金融资源的输出地。

2 新型股份制商业银行对中国农村金融贫困地区的零投资现象。我国新型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步入了空前大发展阶段，机构的数量在增多，经营业务的深度与广度在深化，对经济的渗透力在加大，对中国金融的贡献在增加。然而，自创建以来就与农村金融保持距离，它们既不在中国农村金融贫困地区设置分支机构，也不为中国农村金融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任何形式的金融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型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产生与发展加剧了中国农村金融贫困地区的金融贫困化。

3 农业政策性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对农村经济服务对象、服务范围、服务深度的淡化。农业发展银行由最初的为农业经济发展服务，转变为主要办理粮、棉、油等主要农副产品的国家专项储备贷款、收购贷款和调销贷款；办理粮食企业的建仓贷款等。而且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在具体的经营活动中除了国家硬性规定的必须办理的农业贷款项目外，其他农业贷款采取的是消极的逃避策略。 转贴于

从这个角度分析，国家对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给予的经营自主权越大，其放弃中国农村金融贫困地区的倾向越明显。

4 农村信用社力量单薄，难以负重。商业银行收缩农村金融机构，采取“多存少贷”的撤出农村金融的政策后，使得农村信用社成为农村金融的主力军，农村信用社对农村经济的金融支持作用就显得越来越重要了。信用社与中国农业银行脱钩后，其职能定位为“为三农服务”，是农村金融的主要机构。事实上，由于商业银行对农村金融的放弃，农村信用社几乎是独立承担国家的支农任务，对于力量单薄的农村信用社而言，无论是其对金融资源的占有与运用，还是其经营决策与管理水平，或者其员工素质等方面，都不能为农村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持。

由此可以看出，无论从金融需求和金融供给来看，都导致农村金融贫困化。而路磊（1998）对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得出结论：金融市场的发展与经济发展有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农村金融的贫困对农村经济发展同样表现为负效应。

四、 农村金融贫困对农村经济的影响

我国农村金融困局在于农村金融资源处于极度匮乏或遭剥夺的状态。农村金融需求抑制和农村金融供给缺失导致农村金融不能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支持，无法推动农村经济可持续和均衡的发展。

1 农村金融贫困影响农村经济的发展 农村金融贫困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现代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持。多年来农村经济与农村金融发展历程表明：农村金融进入高速发展时期，与此相伴随中国农村经济也得到快速的发展。农村金融相对萎缩，信贷资金大幅削减时期，农村经济增长幅度也回落，农村经济发展速度降低甚至出现负增长。农村金融贫困对农村经济的发展阻碍作用体现为：

（一） 金融是经济的延伸与必要补充，金融的产生与发展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发展。一方面金融提供了有效的资金融通渠道，为产业资本的集中与资源配置的优化提供了有利条件。另一方面金融的市场化融资为强化企业管理，提高生产单位的经济效益创造了压力与动力。而金融深度发展所产生的金融衍生工具的出现则既可以防范价格风险，又能够确保产业资本运行的稳定性。金融贫困使农村经济长期以来未能借用金融的力量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

（二） 金融贫困导致中国农村经济成本的居高不下。从一定的角度分析，金融的产生起源于人们对金融交易成本的节约，因此高效能的金融可以极大地降低农村经济的成本，包括融资成本、金融交易成本、或寻租成本。而金融贫困导致的金融供应短缺则使得农村经济不能分享现代金融创造的低成本效应。

（三） 金融贫困影响了农业经济的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金融对经济的作用较突出的表现为金融资源对实体经济资源的引导作用。金融资源的合理安排，可以优化实体经济的资源配置，从而促进经济的产业结构调整与产品的升级换代。金融贫困致使金融的这一对农业经济的作用无用武之地。

2中国农村金融贫困加剧了农村经济区域发展的不平衡

金融贫困导致中国农村区域发展不平衡性的扩大。容易获得金融支持的地区先行，先发优势更明显。而金融贫困地区的后发劣势更为突出。随着金融向经济渗透的深化，这种不平衡的程度更加明显与突出。金融贫困加剧了农村市场经济体制变革与发展的不平衡。金融贫困阻碍了中国农村金融贫困地区经济的发展，会导致该地区经济体制变革与发展的滞后，从而加剧中国农村市场经济体制变革与发展的不平衡。金融贫困加深了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不平衡。农村金融贫困地区金融供应的稀缺与萎缩使得该地区新型农村的发展受到限制。以传统经营方式从事传统的低效益的农业生产势必加大该金融贫困地区与其他较发达农业经济地区的差距。加深了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不平衡。

参考文献：

乡村金融发展范文第5篇

关键词：农村金融；制约因素；发展建议

1国内研究

1.1影响农村金融发展的因素

1.1.1根本约束条件：二元经济结构。发展经济学的观点认为，农村贫困的一个根源在于农村金融市场的失灵，我国现在仍旧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二元经济是农村金融的基本前提假设、主要经济环境和根本约束条件。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农村金融结构优化升级和改革创新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的重要保障。

1.1.2政府“辅助者”与“引路人”角色把握不足。周孟亮（2015）指出，我国以往的农村金融改革一直是政府外生主导的改革模式，政府对原本内生于农村的信用社保持着强大的控制力，缺乏农民参与的合作基础，不能有效地培育农村合作金融机制，造成了中国事实上的合作金融残缺。相反，在另一些方面政府又存在职责“缺位”现象，指出政府缺乏对农村金融系统层面的引导性调整，对农村公共金融基础设施、农村信用体系等外在条件的建设重视不足，没能为农村金融的合理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氛围。

1.1.3农村金融发展服务方式与金融需求存在矛盾。我国现在农村金融发展存在着金融需求多样性与金融服务方式单一性之间的矛盾。尽管我国今年农村金融服务水平整体有了较好的改善，但是其主要业务仍为传统的存、贷、汇业务，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服务功能还未能充分发挥。

1.1.4农村居民金融意识淡薄。通过运用层次分析法进行经验分析得出，我国农村居民的金融意识淡薄，这已经成为了农村金融服务拓展中的软。通过数据分析也指出我国农村居民普遍缺乏金融及信息技术知识，对电子金融服务也了解不足。地方性农村金融机构人力资源积累不足造成缺乏创新能力和技术支撑,制约了具有区域特色的创新发展。

1.2对农村金融发展的建议

周孟亮（2015）提出政府部门应该增强市场意识，转变监督理念，利用财政补贴和税收政策充分发挥其引导作用[1]。通过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提出对于农村经济发达和落后地区要区别对待，对于农村经济发达地区，优先考虑出台政策鼓励农村金融机构扩大业务范围，而对于经济不发达地区，当务之急是建立更为严格的内外监督机制。要健全农村金融创新体系，创新农村金融服务产品，围绕农民对金融产品的实际需要，开发出更适合农村居民的金融产品，提供更多与农民生活切实相关的金融服务，让农民真正得到实惠。相似地，通过对县域金融网点分布做分位数回归，发现我国现阶段广大农户的金融服务需求并未得到满足，金融排斥现象在农村地区普遍现象。但缓解金融排斥问题不能只靠政府，地方政府要以改善县域金融环境为切入点，吸引各类金融机构的进入。洪正（2011）在中国改革模式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提出，要鼓励民间资本积极参与农村金融市场建设，赋予农民更多的金融交易权，促进农村金融内生增量体系的城长。

2国外研究

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罗纳德•I•麦金龙和爱德华•S•肖在1973年时就对农村金融做出了研究，并相继出版了《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和《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两本著作。他们在书中均提出了著名的“金融抑制”的论断，这可谓是农村金融相关理论的起源。根据“金融抑制”理论，农村经济发展与农村金融发展相辅相成，农村经济发展的滞后使得农村金融发展也相对较为落后，而农村金融的滞后又反过来使得农村经济的发展乏力，两者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促进的循环关系。对农村金融管理体制的问题，罗纳德•I•麦金龙、爱德华•S•肖也提出了自身的看法，他们认为之所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存在着非常明显的金融抑制现象，就是由于农村金融体系的“金融二元性”问题的存在。在此背景下，经济学家赫尔曼、穆尔多克、斯蒂格利茨也相继于1996年提出了“金融约束”的理论，指出政府在农村金融发展中的干预作用的必要性，对金融部门的选择性干预有助于农村金融的发展。而对农村金融市场的运作上，经济学家海伍德•W•弗雷斯格在2003年就提出了要建立健全有效的农村金融市场的法律法规，并以相关的制度进行约束，他认为任何国家的农村金融市场运作都依赖于一定的法律基础、习惯、方法等，因此农村要加强金融服务体系的建设需要从加强法律规定、完善合同履行、加强金融机构准入和退出制度的建设、健全产权制度等几个方面着手。

3当前研究的不足

3.1尽管农村金融研究已经取得一定成果，但更多的是定性研究，缺少对政策实施效果的实证分析当前研究滞后于快速发展的农村金融实践，难以回答我国农村金融服务平台规模、体系、当前发展困境等问题。

3.2研究主体单一当前研究多从政府或是金融机构的角度出发，并未深入到农村居民的视角。农村居民是农村金融的服务受众、最终受益人，对其切身体验不做实地调研，一切政策实施结果及建议都显得苍白无力。

参考文献：

[1]周孟亮.新型农村金融组织发展模式:适应性成长———基于现实剖析与理论溯源的创新[J].全国经济学研究,2015,30(2):74-84.

[2]洪正.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改革可行吗?———基于监督效率视角的分析[J].经济研究,2011(2):44-58.

[3]爱德华.肖.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M].上海三联书店,1998，40-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