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政策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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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政策的意义范文第1篇

【关键词】免费师范生政策 重大意义 完善

【中图分类号】G6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682（2011）06－0104－02

2007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在6所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西南大学和陕西师范大学）实行师范生免费教育。免费师范生政策对促进教育发展和教育公平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同时也有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一、免费师范生教育政策的重大现实意义

第一，免费师范生教育政策有利于吸引更多有志青年从事教育工作，提高整个教师队伍的素质。国家对有志于从事教育工作的青年从进入大学开始就实现免费教育，对其志愿和追求是一种精神及物质上的肯定和鼓励，可以使他们在校期间解除后顾之忧，集中精力学习，全身心投入实践，为将来成为一名优秀教师打下良好的基础。

第二，免费师范生教育政策有利于教育均衡发展和教育公平，降低了贫困生入学的门槛，解决弱势群体子女上大学的问题。实施该政策，一部分优秀学生特别是成绩好但家庭经济状况差的弱势群体的子女吸引到师范院校来，不仅可以帮助弱势群体子女减轻经济负担，完成学业，同时因为子女毕业后有了稳定的经济收入，弱势群体家庭的经济状况也会得到逐步改善。

第三，免费师范生教育政策有利于面向农村合理配置优质教育资源。该政策实施后，从国家层面对师范院校给予支持，稳定、优化农村师资队伍，使各地区教育实现均衡发展。为改变落后地区的教育，最大地实现教育公平，促进和谐社会建设提供了可能。

第四，免费师范生教育政策有助于引导师范院校准确定位、突出特色，坚定正确的办学方向，找准教学改革的着力点，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也有利于改善师范院校的生源质量，实现总理“把最优秀的学生吸引到师范院校来，把最有才华的学生培养成人民教师”的愿望。

二、免费师范生教育政策的有待改进之处

1．受益人数过少，部属师范院校师范生教育免费，可能会带来非部属师范院校的不公平。

目前仅教育部六所直属师范大学实行师范生免费教育，免费师范生的比例偏小，难以满足中西部农村的教师缺口，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农村师资短缺、整体水平不高的难题。国家如果只是在某些师范院校搞试点，势必会对其他师范院校产生冲击，影响他们的生源，造成新的对其他非部属师范院校的不公平。

2．对免费师范生从教的约束制度有待完善

免费师范生教育政策规定，免费师范生承诺毕业后从事中小学教育十年以上。如果学生违反这个规定，就要赔偿全部免费教育经费并缴纳50%的违约金。但是，这对于一个重点大学的毕业生而言并不是一个很高的数额，学生在毕业后这一资金约束力将更弱。

3．免费师范生政策可能导致学生学习动力不足，进而影响师范教育质量。

对绝大部分免费师范生来讲，他们会珍惜难得的学习机会，但免费师范生由于缓解了过多的经济压力和就业压力，很容易导致学习动力不足，这样，无论素质高低的免费师范毕业生都去任教，将可能降低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

4．免费师范生的毕业分配和就业去向问题堪忧

免费师范毕业生一般回生源地中小学任教，可能无法全部实现。从往年毕业生流向来看，由于部属师范大学毕业生整体素质较高，他们更多去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留在中西部的也主要是在大中城市，至少是县城或是经济较为发达的镇级学校，很难到最需要教师的乡村中小学校。

三、保障和完善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有效实施的建议

1．有步骤地推广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到普通师范院校

我们必须认识到，能够服务基层教育事业的，多数还是地方师范院校的毕业生。这些普通师范院校培养的中小学、幼儿教师支撑着广大“老少边穷”地区的基础教育。所以，只有尽快有步骤地使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惠及这些学校的师范类学生，才能大面积解决弱势群体子女上大学的问题，才能使“老少边穷”地区的师资队伍从根本上得到改善。

2．建立一整套诚信机制，以保证政策的约束性。

为了保障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顺利、有效地实施，对师范生建立一套诚信机制必不可少。首先，要把诚信教育加入到非思想品德修养课程中；其次，要建立信用评判指标体系；再次，建立诚信电子档案，这是大学生诚信教育的有效途径。

3．建立激励淘汰机制，以利于师范生约束自我、提高学习动力。

为保障教育质量，学校按照优秀教师、教育家的目标有针对性地培养师资。为防止少数师范生有进入保险箱的感觉，需要学校制定激励淘汰机制，保证学生珍惜学习机会，以优秀教师标准要求自己。在就业时实行双向选择，在校期间的学习表现是选择所向往岗位的重要依据。另外，学校按照“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要求，加强师范生师德教育，通过师德教育，使学生树立先进的教育理念，热爱教育事业，具有长期从教的崇高理想，为将来成为优秀教师和教育专家打下牢固的基础。

4．出台配套政策，落实、提高“老少边穷”地区教师的待遇。

要真正实现“让教育成为全社会最受尊重的事业”的目标，政策上的保障和教师待遇的提高必不可少。为了实现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的初衷，相关部门应尽快出台相应的配套政策，落实免费师范生工作，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广大“老少边穷”地区教育落后的现状，实现教育公平和教育的均衡发展。

国家有关师范教育的政策也有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在政策设计时一定要允许免费和非免费师范专业的共存，这既是给不同考生以公平选择，也更符合我国的国情和师范教育长远发展的需要。今后师范教育免费制度可尝试多种有效形式，在实施过程中不断发展和完善，这样才有助于吸引更多的优秀青年投身教育事业，才能最终实现免费教育的培养目标――产生优秀教师和教育家。

参考文献

1 苏丽娜.试论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回归的意义现存问题及前景期待［J］.长沙师范专科学校校报，2009（6）

教育政策的意义范文第2篇

一、我国地方政府教育券政策转移的基本概况

著名经济学家诺斯曾经说过：“历史总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我们可以向过去取经，而且还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制度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通过对我国教育券制度实施历史的梳理，可以发现我国教育券实施中各地教育券产生的动力机制以及当前我国教育券制度实施的阻滞因素。从深层次而言，教育券作为嵌入我国地方政府教育管理体制的制度由于其不同的实施目标而获得了多样性的功能，从而使得我国教育券制度的实施因此获得了生命力。具体而言，本文将以“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去审视教育券制度实施的历史。简而言之，本文将考察浙江长兴县从2001年到2012年这11年里教育券制度发展存在的问题并提供相关政策建议。

关于教育券的讨论最早见于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著作。弗里德曼提出，“把公共教育经费以券（Vouchers）的形式发放给学生家长，以此支付择校的学费。”[1]一般认为，教育券是指政府把原来直接投入公立学校的教育经费按照生均单位成本折算以后，以面额固定的有价证券（即教育券）的形式直接发放给家庭或学生，学生凭教育券自由选择政府所认可的学校（公立学校或私立学校）就读，不再受学区的限制，教育券可以冲抵全部或部分学费，学校凭收到的教育券到政府部门兑换教育经费，用于支付办学经费。研究显示，美国教育券的实施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教育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提高了学生尤其是贫困家庭儿童的学业成绩与学校效能。2001年9月，浙江长兴县教育局把一个舶来品——“教育券”成功本土化，并且顺利发放到学生手中。这是实践教育公平理想的全新尝试。随后，长兴县周边其他地区纷纷学习长兴县教育券的经验，开始实施教育券制度。利用CNKI数据库，获得有关各地区教育券制度实施的基本概况，通过对二手资料的整理，按照教育券的实施时间、实施的目的以及主要对象，形成我国教育券实施状况的概览（如表1所示）。

如表1所示，当前我国教育券政策的实施空间已经得到了广泛的拓展。政策实施空间主要包括：地理空间、政策对象的范围、政策类型等内容。政策实施的地理空间从最初的浙江省长兴县等东部沿海地区到湖北监利、山西左权、云南大理等中部乃至西部地区；政策对象的范围从最初义务教育、高中教育到职业教育、农民工职业培训拓展到农民工子女教育、幼儿教育乃至高等教育领域；政策类型已经形成了助校型、助学型或者排富型与非排富型以及发展型与应急型等按照不同划分标准所形成的多种教育券类型。然而，在具体研究中发现，一些教育券制度由于地方财政经费预算、政策实施的效果欠佳、政策设计缺乏规范性以及民间的认可度不高、文化或观念的冲突等因素而导致政策实施经历一段时间后而“夭折”。当然，关于教育券制度转移的分析仅仅从制度转移的动力机制或原因进行分析还是远远不够的，需要通过政策转移理论的一般性分析框架审视教育券制度跨区域政策转移的全面状况。

政策转移研究的倡导者道洛维茨（David P.Dolowitz）和马什（David Marsh）提出了政策转移需要考察的六个问题[2]：为什么参与者参与政策转移？在政策转移过程中谁是关键的参与者？转移什么？从哪里汲取教训？什么是不同程度的转移？是什么限制或推动政策转移过程？第六个问题是一个新提出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关于政策转移的效果，该问题并非政策转移的变量，它主要关注政策转移过程中如何与政策“成功”或政策“失败”相联系。因此，一个完整的政策转移分析框架应该包括：参与者、转移内容、转移原因、转移来源、转移程度、转移成效等问题维度。所以本文主要考察地方政府之间教育政策转移的动力机制、类型界定、价值旨归及行动策略等内容。

二、政府间教育政策转移的动力机制与类型界定

道洛维茨和马什认为，根据政策转移的动机可以将政策转移分为自愿性与强制性。当政策转移主体出于完全自愿理性的决定而转移另一时空下的政策或项目时就发生了自愿性政策转移。与此相反，如果一个或更多的政治系统或国际组织将某一项政策、项目或制度改革强加给另一政治系统，则发生了纯粹的强制性政策转移。道洛维茨与马什进一步提出政策转移应该是一个连续统，这个连续统的一端是教训吸取，另一端是被强制转移某一项目、政策或制度安排[3]。显然，道洛维茨与马什关于政策转移的观点更多基于理性的主动学习和强制或规范的被动接受这两个机制的分析，更加符合国际政策转移即跨国家边界政策转移的实际状况。“贝里夫妇（F.Berry &W.Berry）以此提出竞争模型、学习模型、强制与规范模型及公民压力模型的政策扩散动力模型，并发展出若干关于地区政策创新扩散与传播的模型，主要包括全国互动、区域传播、领导-跟进与垂直影响等。”[4]美国学者迪马奇奥与鲍威尔提出了制度性同构的三种变迁机制。他们提出“三种机制的区别在于不同的先行条件：（1）源于政治影响与合法性问题的强制性同构；（2）源于对不确定性作出标准反映的模仿性同构；（3）与职业化相连的规范性同构”[5]。罗斯（Rose）认为，“转移导源于政府探求对问题的补救。补救可能包括将适当的资金用于一个现存的项目，借鉴历史上国家处理这类问题的经验，或者寻求别处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6]。

国内学者有关政策转移、政策扩散的研究也主要汲取了国外研究的成果，以国内的案例验证或部分验证了国外学者关于政策转移或政策扩散的理论。在组织社会学的影响下，有研究者提出政策扩散可以分为学习型政策扩散、强制型政策扩散以及直接模仿型政策扩散；也有研究者通过对当前有关政策扩散理论的梳理与回顾，结合具体政策扩散的案例分析，总结出三种政策扩散的机制与路径即道义型政策扩散、强制型政策扩散与学习型政策扩散；还有研究者结合全球教育政策转移的历史与现实进程来看，主要有“学习-问题解决”、“竞争-创新”与“强制-规范”等几种可能的动力模式[4]。综合以上研究，对于政策转移类型的研究主要从政策转移的动力机制出发，从主动与被动的视域进行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我国各地域之间教育券政策转移的动力机制。

杨启光关于教育政策转移动力模式的划分可以部分解释我国各地区移植教育券制度的动力模式或驱动机制。例如，由于政绩效应而导致的各地区政府为了获得政绩而学习长兴县教育券制度。这种类型的教育政策转移，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竞争-创新”模式；以“学习-问题解决”为代表的教育政策转移，如有些地区则可能由于教育发展的困境而引入该项制度从而为解决当地教育发展的问题提供一种思路或机制。湖北省监利县基于面临的严重财政困难和问题，采取的一些突破现行体制和法律政策的措施，如改革义务教育的投入体制、实行所有权与办学权分离及引入市场机制与义务教育卡制度等措施。而我们看到湖北监利的教育券制度较之浙江长兴县的教育券制度走得更远，由于其教育经费的匮乏与地方经济发展的相对滞后，“穷则变”的倒逼改革迫使其制度变革与当前我国的教育体制中义务教育发展的“公益性”相悖。从这方面也可以发现，制度创新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并非都是正向相关的，一项政策转移很可能是由外部压力所引致。强制-规范型的政策转移主要以2011年安徽省实施的《安徽省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电子教育券实施方案》为代表，该项政策方案的出台将推动安徽省全省实现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在流入地义务教育阶段的平等受教育权，促进教育公平。

我国教育政策转移应该结合我国本土化的一些特殊情形进行进一步细致的划分。例如，我国的政策创新很大程度上需要获得上级领导的认可才能够得以推广，上级领导的指示往往对一项政策创新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是国外政策转移的类型划分所不能涵盖的。我国地方政府官员之间的“政治锦标赛”模式[8]则促进了我国各地区教育行政部门为了谋求政绩而推进创新，这样的创新可以归结为政绩驱动型。我国地区间教育政策的转移不同于以往国际政策转移的一般范式，也不同于其他类型政策转移，例如环保政策、房地产政策等政策的跨区域政策转移，它具有自身的特性。这种特性一方面是由我国特殊的政治体制与文化传统决定的，另一方面是由教育的公益性决定的。我们深刻地认识到由于教育的公益性而导致教育券制度政策转移过程中受到一定的质疑，以“效率为导向”的监利教育券制度由于其一定程度上与以往的教育体制尤其是教育的“公共性”价值相悖而引发人们的争论。因此，教育政策的区域间转移模式可以划分为问题驱动型、主动学习型、政绩驱动型、强制规范型这四种模式，我国各地区教育券制度的实施主要以问题驱动型为主。当然，各类教育政策转移类型之间并不完全割裂，彼此之间可以相互交叠。有些地区由于教育券制度的多样化而使得其政策转移的类型涵盖以上四种模式。而根据不同的动机所划分的四种类型的政策转移模式也必然影响教育政策转移的内容、程度乃至政策的实施效果等。

道洛维茨与马什认为，政策转移的程度可分为5个类型：复制、模仿、混合、合成、启发[8]。通过我国各地区政府教育券制度实施的文本分析，可以发现，各地区教育券制度由于政策转移的动机呈现出“政绩驱动”导向与“辖区利益”导向[3]，这使得政策转移更多只是简单的模仿甚至复制，而无法形成真正的“政策创新”。由于我国地方政府教育政策的转移存在“移非所需”、“政策移植价值偏失”、“片面化政策移植”、“移植政策存在缺陷”、“外来政策难以嵌入”等问题，最终导致政策转移的失灵[3]。进而言之，由于公共政策是一个以价值为基础的系统，政策价值影响着政策的具体内容与政策过程。也就是说，政策价值与政策动机共同影响着政策转移的内容、程度、方式、过程以及结果。这有别于道洛维茨和马什在《向外部学习：政策转移在当代决策中的作用》一书中所提出的影响政策转移失败的三个因素：“有关转移的政策或制度的信息不充分，特别是关于政策或制度如何运作方面的信息比较缺乏；支撑政策或制度成功的核心内容没有转移过来；在政策转移过程中，没有充分关注到该国与‘东道国’之间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差异。”[8]一方面，这是由政府间政策转移与国家之间政策转移的区别所造成的；另一方面，道洛维茨与马什的分析更多地是一种“技术主义”的分析范式，更多涉及的是政策转移策略的问题，而忽视了政策转移背后的“价值”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公共政策转移失败的根源在于政策价值导向的偏差。而教育政策的核心价值在于其“公共性”，唯有坚持“公共性”的价值导向才能够保障教育政策转移的成功。

三、地方政府教育券制度转移与实施的行动策略与价值厘清

基于以上对于教育政策转移类型的划分，我们可以发现很多教育政策的转移缺乏客观依据，往往是当地教育行政部门“拍脑袋决定”。这种决策模式往往缺乏民意基础与客观依据，从而缺乏合理性甚至合法性，进一步导致政策转移的失败。教育券制度转移失败的原因除了政策转移理论所提出的政策转移信息不足、政策转移技巧不足以及对差异性的不当估计（David P.Dolowitz&David Marsh，2000）等，还应该包括政策转移缺乏前瞻性评估、政策转移配套制度建设缺失、政策转移缺乏民意支撑、政策转移缺乏上级领导认可、政策转移存在“文化冲突”[9]从而引发格兰洛维特意义上的“嵌入性”困境等一系列因素。

地方政府教育券制度的转移与实施需要充分考虑本地的特殊情况，因地制宜地制定相关教育政策。通过加强政策转移的前瞻性评估[10]，加强政策实施的民意调查，选择恰当的政策转移时机，组织深入调查研究获取相关政策的充足信息，加强自身政策知识的积累，构建学习型政府等一系列举措，保障政策转移的效果。

地方政府教育券制度的政策转移需要立足于本地教育发展实际，坚持教育的“公共性”价值，真正通过教育券制度的政策转移与实施保障弱势群体的利益，实现教育公平。以“效率为导向”的教育券模式和以“公平为导向”的教育券模式[11]以及有学者所提出的“排富性模式”与“非排富性模式”[12]都需要实现公平与质量的融合，寻求二者之间的融合点，既提升教育质量，促进教育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又能够促进教育公平。因此，笔者认为，具体的政策操作本身是技术问题，而技术背后渗透的则是利益的博弈与平衡问题。教育政策转移与其他类型政策转移最大的差异就在于教育自身的“公共性”价值，它关涉千家万户的希望与未来，教育政策如果不能实现公平则往往会引致“贫困的遗传”，导致代际不公平甚至引发社会不稳定，滋生社会动荡。

从当前教育券实施的趋势可以发现，关于学前教育、特殊教育、农民工子女教育以及农民工培训的教育券使用正在成为我国教育券制度的主流。这表明教育券制度的生命周期从根本上有赖于政策是否切实保障了公民的权益，彰显了公平的价值。进而言之，笔者认为，教育政策转移的根本行动策略在于厘清其价值诉求。当然，一项政策的实施必须有资源，因此政策的实施仅仅靠理想的支撑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通过政策宣传与筹资模式的多元化等措施，获得政策推进的资源，而这对于贫困地区实施教育券制度往往显得更为重要。

进而言之，教育政策转移应该涵盖三个层面的分析，包含政策转移价值分析、政策转移的环境分析、政策转移的行动策略分析。价值分析主要是指政策转移的意义、价值以及观念基础，这构成教育政策转移的思想基础，也是政策转移成功与否以及是否需要进行政策转移的前提；环境分析主要考察政策转移的国际环境以及国内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地理等宏观环境以及具体的制度环境或政策网络等；行动策略分析则是微观层次的分析，它建立在政策转移价值分析与环境分析的基础上，是具体政策转移策略的设计。它可以包括政策转移的信息搜集、舆情分析、技术学习、时机确定、沟通机制、评估机制等一系列技术与制度的内容，这也亟待各地区教育行政部门加强教育研究，增强教育政策转移的能力。可以说价值分析与环境分析涉及宏观与中观层面的分析，而行动策略则涉及微观层面的考量。整个教育政策转移应该形成一个立体的系统，价值分析、环境分析以及行动分析成为构筑该系统的三大维度或构成要素。

四、结论

政策转移作为知识的流动，涉及不同知识、观念乃至文化信仰的冲突与涤荡。滥觞于美国的教育券制度在我国不同的地区生根发芽，其发展亟待实现教育券制度与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教育管理体制以及文化传统的“耦合”，赋予教育券制度以“地方性知识”，增强其文化适应性，从而保障教育券制度能够与当前我国的制度网络相适应。例如，教育券制度的实行有可能与我国就近入学的教育制度相违背，也可能对我国相关法律所规定的教育的公益性相冲突。因此，推进教育券制度必须实现制度转换，推动配套政策的持续跟进。当然，我们也可以认为，教育券制度的推进在很大程度上是当前我国教育改革与创新精神的体现，这项制度的变革将市场机制引入教育发展，从而激发了教育事业发展的活力。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从当前我国民办高校的发展看到“商业性市民社会”[13]正在中国兴起，而这无疑是促进教育变革的新兴力量。尽管，教育券的实施至今还有所争议，中央政府也未对地方政府实施的教育券制度进行明确的表态，相关法律更未给予教育券制度明确的法律地位。不可争辩的是，从2001年教育券在浙江省长兴县诞生至今的11年时间里，教育券制度所彰显的价值以及实际效应，传递给我们的则是推进教育改革与创新、促进教育公平的价值理想[14]，而地方政府关于教育政策创新所形成的“地方性知识”也必将给我国未来的教育事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另一方面，从政府教育决策的角度而言，需要加强教育政策转移的研究，形成契合中国特色的研究理路。教育政策转移分析可以尝试从价值分析、环境分析以及行动分析这三个维度进行考察，通过具体政策转移理论与经验的学习以及我国政策转移积累的经验形成我国教育政策转移信息库以保障教育政策转移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平衡与融合，更大程度上促进教育公平，增进公共教育利益，推进地方政府教育治理创新。

参考文献

[1] Milton Friedman.Capitalism and Freedo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3.

[2] DOLOWITZ D，MARSH D.Who Learns What from Whom：A eview of the Plolicy Transfer Literature.Political Sdudies，1996，44（2）.

[3] 向玉琼.中国转型期地方政府政策移植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4] 杨启光.全球教育政策转移的动力模式.教育发展研究，2012（11）.

[5] 何俊志等.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译文精选.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6] 魏淑艳.中国公共政策转移研究.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2006.

[7] 周黎安.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8] 米.公共政策扩散、政策转移与政策网络——整合性分析框架的构建.国外社会科学，2007（5）.

[9] 魏淑艳.政策转移中的文化冲突及规避策略.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9（5）.

[10] Karen Mossberger，Harold Wolman.Policy Transfer as a Form of Prospective Policy Evaluation：Challenges and Recommendations.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2003，63（4）.

[11] 王敏.中国教育券改革的两种模式及其比较.重庆社会科学，2007（1）.

[12] 冯晓霞.努力促进幼儿教育的民主化——世界幼儿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趋势.学前教育研究，2002（2）.

教育政策的意义范文第3篇

“免费”政策

政策认知

农户作为农村义务教育政策的被动接受者，其对政策的认知水平是中央政府制定、矫正和完善农村义务教育投入政策的参考依据，同时也直接影响到对地方政府和学校收费行为的监督力度和监督效果。因此，农户对农村义务教育投入政策的认知状况是该项政策不断完善和顺利推行的重要影响变量。本文以广东惠州市为例，通过对该市171个样本农户的调查，实证分析了现阶段农户对涉及切身利益的农村义务教育“一费制”政策、“免费”政策和“两免一补”政策的认知状况及其影响因素。此次调查采用直接入户访问的方式对户主进行访谈并现场填写调查问卷，由经过专门培训的在校大学生利用2006年暑期完成。共发放问卷200份，收回174份，回收率87％，其中有效问卷171份，有效率98.3％，覆盖惠城、惠阳两区和博罗、惠东两县，涉及31个（乡）镇，91个行政村，171个农户。样本农户由大学生在家乡所在地根据随机抽样原则选取，调查结果具有较强代表性。

一、农户对农村义务教育投入政策的认知状况

一、关于“一费制”政策

1.农户对“一费制”政策内容及实施效果的认知程度偏低

自2002年7月以来，惠州市中小学校全面开始实行“一费制”收费办法。这一政策旨在遏制各种乱收费行为，减轻中小学生家庭教育负担。农户作为这一政策的受益者，理应给予较多关注。但在问卷调查中，当问及“您对教育收费‘一费制’是否了解”时，样本农户中回答“了解”的仅占9.4％，“了解一些，但并不很清楚”的占34.5％，“不了解”的比例高达56.1％。农户对这一与个人利益直接相关的收费政策认知程度总体偏低。

低水平的政策认知使得相当部分样本农户对于“一费制”政策的实施效果难以准确判断，认为“效果显著”的占20.5％，认为“效果一般”或“没有效果”的占29.8％，“不知道”或“说不清楚”的比例高达49.7％。

2.农户对收费项目的合法性认识不足

多数农户由于对“一费制”政策的认知程度较低，在既定的政策框架下，难以分清学校的收费项目是否合法，是否该交。这一点可以从样本农户对以下问题的回答中佐证，当问及“对于学校的收费项目，您是否知道哪些该交，哪些不该交”时，回答“知道”的占23.4％，“有些知道，有些不知道”的占21.0％，“不知道”的比例高达55.6％。

按照国家规定，“一费制”是指在严格核定杂费、课本费（包括教科书、作业本费）的基础上，一次性统一向学生收取费用，收费项目包括杂费、课本费和作业本费。杂费包括学生家长或个人应分担的极少部分办学公用经费，还包括部分信息技术教育、北方地区冬季取暖的补充性费用。杂费标准应按照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必须开支的公用经费（学校用于开展教学及其辅助活动的费用）的一定比例确定。由于政策对杂费的界定比较模糊，对某些收费（特别是服务性收费）缺乏明确政策规制，致使农村中小学校的收费项目远远超出了“一费制”的范畴。调查中样本农户反映的收费项目包括：学杂费（70.2％），书本费（93.0％），补课费（40.9％），资料费（48.5％），试卷费、作业本费（52.6％），校服费（79.5％），保险费（29.2％），建校费（11.1％），住宿费（35.1％），其他（包括择校费、体检费等）（9.9％）。多数农户无形中承担了不少额外费用。

3.农户对违法收费项目的态度比较复杂

总体来看，“一费制”的政策效果并不理想。这一结果产生的原因固然有多种，多数农户对这一政策的认知程度过低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它使得农户难以准确判断收费项目的合法性，进而也就失去了对乱收费行为进行监督和举报的前提，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各种不规范收费的滋生和蔓延。但农户的政策认知水平提高是否一定能够提高“一费制”政策的效果？对此，我们设计了如下问题：如果发现学校有些收费项目不合法，您是否会向有关部门反映？回答“会”的农户仅占19.9％，回答“不会”占38％，回答“不一定”的占38.6％，未作回答的占3.5％。统计结果有些令人费解，当问及“为何不向有关部门反映”时，回答“不知道向哪些部门反映”的占16.0％，“浪费时间和精力，不值得”的占19.8％，“即使反映了也难以得到解决”的占45.8％，“担心向有关部门反映后会受到不好影响”的占8.4％。这一方面说明农户的意见反馈与表达渠道不够畅通，另一方面也说明不少农户对政府的依法执政能力并不看好，同时心存其他后顾之忧。因此，单靠提高农户对政策的认知程度未必能够提高其对收费行为的监督力度，还必须采取相关配套措施。

（二）关于“免费”政策

1.农户对 “免费”政策目标能否实现观点不一，但总体不够乐观

中央政府已经决定在2007年全面实行农村免费义务教育，免除农村中小学生的学杂费，并对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作出具体部署，这是我国农村义务教育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广东省自2006年秋季开始全面免收学杂费，实行真正意义的义务教育。虽然这一政策的实效有待实践检验，但83.6％的样本农户表示，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后，他们会增加对子女教育方面的投入，这说明传统的义务教育投入模式对农户的教育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免费”义务教育将有利于引导家长优化对子女教育的投资结构。

不过，对于免费义务教育的预期目标能否实现，样本农户内部观点分歧较大。49.1％的农户认为能够实现，14％的农户认为不可能实现，35.7％的农户表示很难判断，1.2％的农户未作回答。尽管不小比例的农户对免费义务教育的前景表示乐观，但仍有相当比例的农户心存疑虑，当问及他们为什么认为义务教育难以实现时，28.2％的农户认为“政府没有足够的财力”，38.8％的农户认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40.0％的农户认为“说不清楚，感觉会这样”。对于农户上述认识的成因，我们认为可能的解释包括下述三个方面：一是农户与基层政府（主要是乡镇政府）接触较为直接，了解程度相对较高，现阶段基层财政困难已是不争的事实，诱发了农户对政府财力的担忧；二是过去国家出台的许多政策在实际执行中走了样，基层政府往往倾向于有选择性地执行上级政策，甚至变相地抵制上级政策，致使部分农户对基层政府的政策执行力产生了不信任感；三是多数农户的文化水平较低，对新生事物的认知、分析能力不高，有些判断倾向于建立在直觉的基础上。

2.农户对“免费”义务教育期望值总体不高

免费义务教育直接减轻了农户负担，广大农户理应高度认同。但当我们问及“您怎样看待中小学的收费行为”时，仅有40.9％的农户认为“不应该收费，应该实行义务教育”，57.3％的农户认为“应该适当收取一定费用，但需要规范”，1.8％的农户未作回答。从表面看，多数农户似乎有些不够理性，没有作出有利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政策选择。究其原因，部分农户认为，子女接受义务教育本质上是向政府购买一种劳务，政府提供这种劳务需要各种各样的支出，因此收取适当费用是合理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收费不够规范，收费种类过多，标准不够明确，“一费制”政策的执行效果印证了这一点。

事实上，基于公共产品理论分析，农村义务教育并非纯公共产品，而是一种接近纯公共产品的准公共产品。从资源配置效率角度看，义务教育经费的筹资模式应为“农户交费＋政府补助”，按照国际惯例，政府补助应占绝对主导地位。显然，农户在既有的文化素质下不可能基于上述理论作出判断，但他们并没有期望政府完全免费，只是期望收费能够更加规范一些，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农户的易满足性及其善良与通情达理的一面。

（三）关于“两免一补”政策

免费义务教育免除的仅仅是学杂费，而“两免一补”政策除免除学杂费外，还免除课本费，并对住宿学生补助住宿生活费。2005年，国家提出了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两免一补”政策，首先在全国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开始实施，对象是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同时还有城市居民享受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家庭的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从对样本农户的调查情况看，“享受过”这一政策的占6.4％，“听说过但没享受过”的占36.9％，“根本没有听说过”的占56.7％。总体来看，样本农户对“两免一补”政策的认知程度同样不高。

“两免一补”政策是对“免费”政策的延伸和提升，对于减轻农户义务教育负担意义更为重大。现阶段，农户承担的费用项目呈现多样化特点，但不同费用所占比例差异较大。在被调查的171个样本农户中，39.2％的农户反映学杂费的比例最高，这部分农户应是“免费”政策的最大受益者。21.6％的农户认为书本费所占比例最高，10.5％的农户认为住宿费所占比例最高，这两大群体应是“两免一补”政策的最大受益者。除此之外，8.2％的农户认为补课费所占比例最高，7.6％的农户反映校服费所占比例最高，12.9％的农户认为其他收费（如择校费、建校费等）比例最高。这说明，实行“两免一补”政策后，绝大部分农户的义务教育负担将明显减轻，但由于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许多收费隐蔽性较强，“两免一补”政策在某些情况下也鞭长莫及。以校服费为例，某些农村中小学校考虑到学生成长的需要，竟然要求学生每个学年定做4套校服，仅此一项支出就高达200元左右，并且购买校服名义上遵循自愿原则，但多数学校基于校容校貌、便于管理等方面考虑，往往强制性地要求学生购买，农户对此意见较大。

二、农户对农村义务教育投入政策认知水平的制约因素分析

上述涉及的四项政策中，除农村教育集资外，农户对其他三项政策的认知程度总体不高，我们拟从从农户的政策认知能力、政策关注程度及政策认知渠道三个视角对此加以阐释。

（一）农户的政策认知能力有限

农村义务教育投入政策涉及面广，内容比较复杂，需要农户具备较高的文化水平和认知能力。但现实是，多数农户的文化素质难以达到相应要求。从惠州市样本农户情况看，户主的职业以农为主，初中及以下文化水平的户主比例高达76.6％，他们大多数时间居住在农村地区，与外界交流偏少，信息相对闭塞，难以及时、准确地获得相关政策信息。部分农户即便听说过，也因自身能力所限难以消化吸收。

（二）农户的政策关注程度不高

一方面，现阶段多数农户收入水平较低（惠州市家庭年人均纯收入在2000元以下的样本农户比例高达54.4％），他们的主要精力往往集中于如何增加收入，相应淡化了对国家相关政策的关注程度。

另一方面，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的需求存在显著的层次性，如同一座金字塔，只有在低层次需求得以满足后才可能引发更高层次的需求。现阶段，不少农户仍处于这一金字塔的底层，需求主要集中于生存和安全两个层面。尽管农村义务教育投入政策在执行中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它并不会对农户的生存和安全带来威胁。调查发现，74.3％的样本农户对目前的学校收费表示“基本满意”，77.2％的样本农户对目前中小学生的教育支出负担表示“可以接受”。在此条件下，他们往往缺乏足够的激励去关注农村义务教育投入的相关政策。

（三）农户的政策认知渠道不畅

当问及了解农村义务教育投入政策的渠道时，样本农户回答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农户了解农村义务教育投入政策的渠道

认知渠道

样本个数

比例（％）

报刊杂志 23 13.5

政府宣传 26 15.2

学校宣传

60 35.1

电视、广播等 89 52.0

道听途说 17 9.9

说明：因该问题为多项选择，故比例累计超过100％

不难看出，电视、广播等媒体宣传成为多数农户了解政策的主渠道。但它存在明显弊端：一方面电视或广播相关内容的播出具有随机性，农户往往容易错过，另一方面由于节目播放速度比较快，农户很难完整、准确地理解。报刊杂志虽然持续时间长，但农户在既有的收入水平下，多数很难培养起定期购买和阅读报纸的习惯（户主为教师、公务员的农户可能例外）。也有部分农户了解政策的途径是依靠道听途说，但由于信息传递中噪音的影响，信息失真的可能性较大。学校是投入政策的终端执行者，对政策的认知程度较高，但其主业在于教书育人，没有向农户宣传相关政策的法定义务。因此，上述渠道均难以有效提高农户对投入政策的认知程度。

从理论上讲，政府存在的义理基础是向公民提供公共产品。政策宣传即是公共产品的内容之一，因此，宣传政策的责任主体在于政府。农村义务教育投入政策是农村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考虑到降低政策宣传费用的需要，其宣传主体应当定位于基层政府（主要是乡镇政府）。但从现实看，政府的这一职责未能得以很好履行，仅有15.2％的样本农户曾经从政府了解到义务教育的投入政策。

三、结论

农户对农村义务教育投入政策的认知状况对于政策制定与执行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但实证研究发现，现阶段农户对义务教育投入的相关政策认知水平总体较低。“一费制”政策框架下，多数农户对这一政策的内容及效果认知程度不高，对于收费项目的合法性缺乏清晰认识，相当部分农户对于违法的收费项目态度比较冷淡，原因并非在于他们对个人利益的漠视，而是缺乏畅通的意见反馈和表达机制，对政府依法行政的能力不够乐观，同时心存其他后顾之忧。“免费”义务教育是中央政府从战略高度推出的一项公共政策，广大农户是直接受益者，但不小比例的农户对义务教育能否顺利实现预期目标并不乐观，事实上，他们对政府的期望并不高，对政府的收费行为并不反对，只是希望收费能够做到合法化和规范化。“两免一补”政策是对“免费”政策的延伸和提升，如能得以普及，将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减轻绝大多数农户的教育负担。但由于现阶段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收费项目多，隐蔽性较强，“两免一补”政策在某些方面也有些力不从心。农户的政策认知水平总体偏低主要受制于他们政策认知能力有限、政策关注程度不高和政策认知渠道不畅三个方面。2007年，中央政府已经决定继续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并在全国范围内免除学杂费，实施真正意义上的义务教育。与此同时，各级政府应综合采取相应措施，提高农户的政策认知水平，这是落实农村义务教育投入政策的重要举措。

参考文献

[1]苏明：《中国农村基础教育的财政支持政策研究》，经济研究参考，2002年第2期

[2]李成贵：《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主体确认与增长机制研究》，中国农村经济，2003年第11期

[3]“完善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保障机制”课题组：《正确分析当前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保障机制的现状和问题》，财政研究，2005年第9期

教育政策的意义范文第4篇

关键词：政策移民；自发移民；比较研究

Abstract: since the founding, all over the country for the need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engineering and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the bad and cause immigration more and more, including government guidance policy occupied the main immigration status, there have been a lot of spontaneous immigrants. At present for the spontaneous migration is controversial, through the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of all immigrants type, it is believed that in the immigration activity government should strengthen the leading role, also should create conditions for the spontaneous migration, to speed up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oor areas.

Keywords: immigration policy; Spontaneous migration; Comparative study

中图分类号：D632.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目前我国最大的移民工程主要是宁夏脱贫移民和三峡库区移民，还有一些小范围的政策移民和自发移民，其经济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目前关于自发移民的争议存在褒贬不一。通过两种移民方式的比较在，只有正确认识和处理他们之间的 关系和区别，才能够使他们各自的作用更加明显，更好地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

一、政策移民和自发移民的概念

政策移民是我国政府为了实现某种目的，通过一些优惠的政策引导和扶助措施，将一个地区的居民进行有组织和有计划地迁移到其他地区定居发展。建国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宁夏政策移民是最具有代表性移民类型，主要是从当地经济、社会和生态的角度的需要进行移民。

自发移民相比于有政府引导、政策扶持、有计划和有组织的政策移民，没有被纳入到政策移民的范围，通过各种方式，进行自主迁移，但在定居地没有户籍，在迁入地的生存能力比较强，返流的情况比较少。

二、自发移民和政策移民的区别

1、两者之间的相同点。第一，移民主体都是相同，移民都是来自于经济条件和生态环境比较差的贫困地区的人民，都是为了改善生活水平，提高生活质量而进行移民；第二，移民的背景都一样，他们都生活在贫困地区和自然环境比较恶劣的地区；第三；移民的目的都相同，由于移出地都是比较贫困，都是为了过上更好地生活才选择移民；第四，移民的作用都一致，都是为了缓解当地的生态环境对策压力，人地之间的矛盾，移民的生活质量都有大幅度提高，实现了移民的生态，经济和社会的效益。

2、两者之间的不同点。

1）搬迁的时机不同。政策移民是政府为了缓解当地的各种矛盾问题，进行有组织和有计划地搬迁，持续时间比较短，规模比较大；自发移民是一部分人为了寻求更好的生活在政府的移民能力有限的情况下自发地搬迁，一般是投靠亲友方式或者在户籍管理比较松散的地区发生。搬迁的时机不一样对移民地区的影响作用也就不同。

2）保障措施不一样。政策移民是由政府主导的，政府会提供资金、人力以及技术等方面的扶助，移民的目标很容易实现；自发移民不享受政府移民政策的支持，在移入地没有任何保障，需要通过自己的力量在移入地生存。

3）移民的心态也不一样。政策移民因为有政府政策的支持，一旦出现生存方面的问题，政府会大力扶助和给予解决，依靠政府的心态比较严重；自发移民由于移民的自主性决定了他们在一开始只有通过自理更生的方式来生存，尽管当地政府可能会给予一些帮助，但是大多数的情况只有自己来解决，通常会表现为积极的心态，对移入地的适应性比较强。

4、移民定居效果不一样。政策移民大多数移民会适应不了移入地的生活，会出现大量的回流现象或者利用政策的漏洞等原因，他们在移入地初期定居率比较低，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有所增加；自发移民为了获得更好的生活在一开始就做好了定居的准备和决心，移入地的定居率通常比较高，受客观因素的影响比较小。

5、在移入地的生活追平不一样。政策移民在初期由于有国家政策的支持，生活水平通常都比较高；自发移民由于所有的投入都需要自己承担，在移民初期的投入会比较大，生活水平较低，由于移入地可以自由选择较好的地区，后期的生活水平提升会比较快。

6、管理的程度不一样。政策移民由于是政府主导下的移民，管理的难度较低，很多问题更加容易集中解决；自发移民由于得不到任何支持，对政府存在一定的抵触情绪，管理的难度比较大，破坏整个移民群体的形象。

7、他们的社会地位不一样。政策移民在移入地会有合法的身份，可以享受到当地的优惠政策和各类扶持，各种权利和社会保障都能够得到落实；自发移民在移入地因为身份的问题很难得到当地的福利待遇，合法权利和利益很容易被忽视，身份在短时间内很难得到当地的认可。

3、自发移民和政策移民的关联

1）自发移民是政策移民发展的产物，很多移出地的居民看到政策移民的优越性和发展前景，自发地向条件比较好的地区移民，属于个体行为。定居地通常比较分散。

2）主体的关联性。一般政策移民和自发移民都是从比较贫困的地区迁出，他们之间的关系比较密切，很多自发移民都是跟随政策移民活动开展的，移民社区的发展都处于平稳状态。但是政策移民居住的环境一般发展比较好，自发移民的社区会发展比较快，他们所面临的社会问题都一样，主要是社会方面和经济方面，自发移民的程度因为缺少一些政策的支持所面对的问题程度要高一些。

3）社会风俗习惯基本上都相同。无论是自发移民还是政策移民，在迁入地的风俗习惯基本上和迁出地相同，这样也更加有利于他们快速地融入到当地生活。在宁夏的移民活动中都十分关注移民的和社会生活习惯，事实也证明这种移民方式适合于当地的情况。

三、政策移民和自发移民的比较分析结论

1、移民都能提高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随着我国扶贫工作的开展，移民成为实现这一功能目标的重要手段，从一些经济比较落后，资源比较匮乏和生态不适宜居住的环境向各种条件都适合居住地环境中进行有计划和有组织的迁移，最终实现各种效益的提高。这些都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只有在国家政策、技术和资金的支持下，移民的效果才会比较明显。因此，从各种条件的限制因素来看，政策移民必将是未来移民的主要形式，也要鼓励自发移民活动的开展，减少国家的支出。

2、与政策移民相比较，自发移民的投入比较小，相对比较稳定。未来确保移民的效果，国家在移民过程中会投入大量的物力和财力，但是政策移民对于政府 的依赖性比较强，发展比较缓慢，移民效果不是很好。自发移民所有的活动都是自身的力量，因为缺少政府各项政策的支持，他们在自强心理比较突出，想方设法地寻求发展。两者比较，自发移民会节省大量的资金投入，缓和迁出地的各种矛盾，还为迁入地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从总体上来说，自发移民的投入较少，移民产生的社会效应比较好。

3、国家和地方政府应该为自发移民创造条件。首先需要有一定的政策支持，解决自发移民在迁入地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保障他们的生活。例如解决自发移民的户口问题，保证他们的合法权益和各种福利保障，推动更多的人进行自发移民，减少国家财政的支出；其次是做好移民的教育和指引工作，提高移民的发展能力，一般移民因为各种条件因素的限制，他们受教育的程度都不高，需要国家加大对他们的教育，提升他们的各项生存技能，提高文化素质和法律意识，有利于迁入地的社会稳定；最后是要为移民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提供各种保障，无论是哪种移民，都需要为他们创造有利于生存和生活环境，提供一定的社会保障，提升移民效果，为实现我国人民的共同富裕创造各种条件。

结语：

通过对自发移民和政策移民的分析比较，我们发现自发移民的国家投入少和稳定效果上比政策移民好，但是政策移民有利于整个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符合我国共同富裕的基本国情。我们在加大政策移民的同时，应该鼓励生活在贫困地区的居民进行自发移民，为自发移民创造适合他们生存的条件。

参考文献：

[1]范建荣等.政策移民与自发移民之比较研究[J]．宁夏社会科学社.2011(9)

[2]罗荣海等．西南民族地区自发移民搬迁动因及建设新农村现状调研分析[J]．中国经济与管理科学.2008(10)

教育政策的意义范文第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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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肖其勇，张红.免费定向农村小学全科教师职前培养的意义、困境与策略[J].教育评论，2014，10：61-64

（作者介绍：杜姗姗，研究生，重庆师范大学高等教育；胡春光，本文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