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的地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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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的地位和作用范文第1篇
“数字鸿沟”是否越来越
今天，发展网络经济已不单纯是一个信息技术的动作和商业模式选择问题，而是适应国际经济环境变化、融入全球经济发展、增强国际竞争力的必然结果。网络大潮虽经历了波折，但仍迅猛地向我们涌来，它的巨大潜力已不容我们漠视。
在网络推动经济发生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却发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数字鸿沟有越来越大的趋势。
作为著名的IT评论家，胡泳曾指出，网络经济本身造成一些输家也造就一些赢家。这种输赢的差距表现在一个国家之外，就是国与国之间的技术进步与发展方面的鸿沟，而发展中国家就可能在种新的经济秩序中输掉所有的东西。
那么，作为世界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我们与世界发达国家的“数字鸿沟”到底有多深呢？
根据美国《侨报》发表的、关于中美两国“数字化”程度比较的文章，截至2000年年中，中国的电脑拥有量为1590万台，平均每万人88台。同期美国的电脑拥有量为1.6亿台，平均每万人拥有近5000台，是中国每万人拥有量的57倍。从1995年开始，一些学者就尝试建立信息化指数模型来对信息化进行社会测度。据相关计算，2000年中国信息化指数达到145.3，而美国在1997年的指数就已达到了1006.9。
用好网络关键在观念
面对巨大的数字鸿沟，面对低谷中期待再爬坡的网络经济，我们现在该做些什么？这个问题正是这次会议探讨和争论的焦点。
来自南京的经济学家盛晓白提出，缩小数字鸿沟，转变观念是首要之举。他认为我们目前急需转变的几大观念是数字观念、时间观念、创新观念和风险观念。
他认为，网络经济强调要快速反应，抢占先机。在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实力上，印度均不如中国，但正由于印度政府抢先对网络经济采取了积极扶持的政策，使印度无论在高速计算机还是软件开发等关键领域上都领先于中。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创新与灵活性是企业的生命线。但迄今为止，中国网络经济的成就主要来自对国外先进技术的引进与模仿。有人将中国的网络比喻成“互抄网”，成千上万个网站提供的内容大同小异。中国电脑市场国有品牌的占有率在提高，而技术含量并未提高。
盛晓白特别指出，在我国，对网络经济的态度有一种很不成熟的忽冷忽热的感觉。网络经济兴盛时，热浪铺天盖地；网络经济低迷时，处处寒气逼人。在美国则不同，无论网络经济是冷是热，投资者的反应都比较冷静。而正是这种风险观念上的落差，导致了资本市场对网络经济发展的支持程度的不同。美国至今投入网络经济的风险投资超过400亿美元，而中国这方面的投资全加起来，也不到40亿元人民币。
有专家认为，我们应利用目前网络经济正在低谷调整的时机，迅速提高网络基础建设的水平。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倪月菊介绍，目前美国为保持其网络经济“领头羊”的地位，仍在不断加大对网络基础设施的投入。其他发达国家同样不甘落后，不完全统计，欧盟成员国目前每年投资信息产业280多亿美元，日本每年投资约250亿美元，韩国也制定了中期投资发展计划，到2004年投资将达到4万亿韩元。
低谷中更显政府力量
网络崇尚自由，网络带给经济的最大变化就是消除了时间空间的限制。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还能做些什么？在这一点上，人们曾有很多模糊认识。这也因此成为本次会议讨的焦点。
会上各方人士普遍认为，政府在网络经济发展与治理过程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为规范各利益主体经济行为的政策、法律、规章制度都要由政府来制定。而政府在行使这些权力的时候，应依靠市场的力量，让市场在配置资源中发挥基础作用。
正像经济学家乌家培指出的，那种认为随着网络经济的发展，政府的作用会减弱的意见，是与事实不相符合的。即使美国研究网络经济的经济学家们，如保罗.克鲁格曼也认为“大力倡导政府干预”是必要的，因为网络经济中还存在着很多市场失效的事例。何况在像中国这样市场经济发达程度较低的发展中国家，适度的政府干预就更为必要。
专家们对政府如何在网络经济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进行了广泛的探讨。他们认为首先政府要加大自身的改革，使其改造成一个适应性强、灵活、友好、采用新技术、不断创新、业绩驱动和负责任的政府。专家还提出，网络经济时代，应实行“政府让权，企业接盘”。这里“政府让权”是指按照“小政府”原则（机构小而效率高），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将本由政府承担，但没有现实财力支持或效率保证的部分公共责任，转移给负责任的事业或企业分担。
数字经济的地位和作用范文第2篇
一、新自由主义思潮是美国数字经济繁荣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为解决凯恩斯主义所遗留的滞胀问题，新自由主义思潮逐渐抬头并呈现占主导地位的趋势。美国传播学者丹席勒(DanSchiller)指出，以“应该让市场自己遵循其自然的逻辑”的新自由主义思潮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新被奉为美国国内的正统理论。80年代的里根时代和90年代的克林顿时代都很大程度上遵循新自由主义思潮的理念。
最近几年，新自由主义思潮成为美国数字经济繁荣的重要支柱之一。
首先，作为数字经济重要技术推动力的因特网本身就是自由思想创新的产物。一方面，因特网的设计思想避免了垄断集中，体现分散自由；另一方面，因特网为数字化的信息提供了自由流动的空间。因此，因特网不仅是流通领域数字化的重要技术支持，更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新自由主义思潮在美国的发展提供了因特网生长的土壤，孕育了数字经济的发展。
其次，新自由主义思潮的自由市场观点和理念渗透到了美国的经济发展政策中，特别是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电信和传媒业发展的政策中，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创造了适宜的宏观经济环境。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通过一系列程序对电子计算机业、电脑业和电信业的界限一再进行重新划定，将蓬勃发展的网络业中越来越多的部分划到放松控制的电脑业一边，促进电脑业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后，主张把政府的控制管理降到最低程度、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原理的作用的思想，在美国电信和传媒业决策中逐渐占据优势，更使有关决策出现放松管制的特点。1980年，在《有关计算机的第二次调查》中，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决定，作为美国电讯基础设施的核心部分，受政府管理的电讯公司也可以成立分公司，不受制于现有管制措施。这一措施使得被赋予特别市场自由权的专业化网络行业向整个电信市场扩展。1996年，美国通过了《1996年电讯法》，消除电信行业的垄断，开放所有的电信市场，放松了对不同种类的电信和媒体公司相互进入业务领域的限制，允许不同的媒体市场相互渗透，促使美国全国范围内的从电信运营到硬件制造、软件开发、网络通信、互联网服务、广播电视等各个领域展开新的竞争和重组，从而推动高速“宽带”网络的建设。由此可见，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广泛渗透，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宽松的市场环境。
二、美国政府的政策支持是数字经济健康高速发展的重要保障
为了保证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美国政府不仅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研发，而且还通过政策支持保障数字经济健康高速发展。首先，美国政府增强网络的安全性，提高消费者对网络的信任度。美国政府通过《关于信息系统保护的国家计划》构建联邦政府的信息安全模式，推动公众与民营之间的自愿合作，以保护信息基础设施。美国商务部企业服务局与产业界、消费者代表和政府部门共同合作，开发一种新的电子商务密码系统，专用于网上消费者的保护。另外，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采用网上冲浪的方法，对网上的违规行为进行调查。对于网上的欺诈行为，司法机构按刑事犯罪进行审理。其次，美国政府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1999年10月，美国通过了《域名权保护法案》，规定域名与商标保护统一，不得冒用、非法注册或使用与他人域名十分相似的域名进行网上商业活动。在域名的管理上，将过去的政府负责注册登记改为由因特网域名定名公司(ICANN)和网络解决方案公司(NSI)代表政府负责域名的注册登记，大大降低了域名的注册管理费。最后，积极发展电子商务。1996年底，克林顿亲自倡导成立美国政府电子商务工作组负责制定有关发展电子商务的政策措施，并协调督促相关部门实施。1997年颁布《全球电子商务框架》为电子商务的发展创造有利环境，并具体提出五项原则：(1)私营部门必须发挥主导作用；(2)政府应避免对电子商务的不当限制；(3)政府必须参与，并致力于支持和创造一种可预测的、受影响最小的、持续简单的法律环境；(4)政府必须认清因特网的特性；(5)应该在全球范围内促进因特网上的电子商务。200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全球和全国商务电子签名法案》，使在线合同或在线交易的电子签名与手写签名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进一步方便企业和消费者的电子商务。
三、官—产—学—公众创新模式是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内在源泉
数字经济之所以在美国兴起和繁荣，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特网演化处在官、产、学、公众各类主体组成的创新网络之中。正是这一网络机制促成因特网的迅速普及发展，带动整个美国经济向数字经济的转变。
美国数字经济是数字化技术在经济领域创新以及渗透的结果。创新包括了技术、制度和产品服务方面的创新。单单市场需求的存在或者技术机会的存在都不能促成技术革新，单独看来，这两者都是技术发生革新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只有他们同时成立的时候，技术革新才成为可能。也就是说，脱离了产品服务创新的市场需求，单纯技术创新不会促进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以美国苹果电脑为例，就可以清楚地认识这一点。苹果在PC发展过程中，一直扮演着先行者的角色。过去十年，苹果获得了1300项专利，相当于微软的一半，几乎相当于戴尔的1．5倍。但是，创新能力并没有使苹果公司置身于食物链的顶层。1981年，该公司营业利润率高达20%，而目前仅有0．4%，远低于行业平均的2%。目前，该公司在全球PC市场的份额仅有2%，无法与戴尔和IBM相匹敌。苹果公司充分说明业务模式创新比技术创新更为重要。戴尔、亚马逊、eBay等公司都是以更低的价格销售商品和服务模式，迎合更多的消费者。因此，美国数字经济时代的创新是由技术创新需求和产品服务创新的市场需求相互推动。
事实上，传统的“官—产—学”三线螺旋体创新体系仅仅提供美国数字经济技术创新的需求。美国科研体系的特点是政府、企业和大学单独或联合资助进行研发活动，促成了美国产生大量创新成果，并得以产业化与商业化发展。因特网正是在这种政府、企业和大学创新体系中由国家投入基础技术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企业积极支持和参与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在这种建设新的创新环境的过程中，机构和国家的界限被打破。相反，原来互不联系的三类机构，即公共(官)、私人(产)、学术(学)三方面逐步适应共同工作，相互交织作用，进一步在创新进程的各个阶段建立了相互联系，形成了“三线螺旋体”。
但是，“官—产—学”三线螺旋体创新体系忽略了产品服务创新的市场需求，还不能够完全成为数字经济的创新源泉。结合苹果电脑失败的教训可以看出产品、服务等业务方面的创新同技术创新同样重要，而且这些归根结底取决于对公众偏好的满足。公众的偏好需求驱动企业、大学科研机构的创新方向，引导政府政策与制度的制定。在进一步满足公众偏好的基础上，公众积极广泛地参与在线购物、虚拟社区、数字学习、数字娱乐等都构成推动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坚实动力。而且，当前美国的部分研究机构在统计数字经济发展状况时，都对公众的上网比率、上网时间等进行了详细的统计。兰德公司在加强美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议中同样认识到设法让民众了解创新活动的重要性以及民众通过什么方式来支持创新。这些都说明公众是推动美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公众与“官—产—学”三线螺旋体创新体系相互作用，形成“官—产—学—公众”创新模式，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所必需的技术创新、产品服务的业务创新，成为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内在源泉。
四、风险资本是美国数字经济转型的“革新力量”
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新技术企业与创业资本或风险资本的互动式发展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所谓风险资本是由职业金融家(即风险投资家)连同管理一道投资到年轻的、快速增长的、并且有潜力发展成经济重要贡献者的公司中的资本，风险资本是初创公司重要的资金来源。美国风险资本市场制度是一种增进和分享创新收益为目标的有效率的融资制度安排。风险资本投资的运行特点包括三方面：一是投资面向新兴产业(主要是信息产业)中的初创企业；二是风险资本还通过资本经营服务直接参与企业创业；三是风险资本具有良好的退出机制。正是这三个特点使得风险资本能够通过独特的创新试错机制和风险分散机制，把资本、技术和知识联系起来，赋予美国经济支持技术型初创公司发展的优越环境。20世纪90年代，风险资本投资在美国发展迅猛，相继培育出DEC(数字设备公司)、Intel(英特尔公司)、Microsoft(微软公司)、Compaq(康柏电脑公司)、Apple(苹果电脑公司)等著名的高科技企业。这些高科技公司为美国数字经济的发展起到巨大的示范效应。
进入新世纪，美国数字经济遭遇挫折，风险资本投资的绝对数额出现急剧下降的趋势，但这并没有削弱其对美国经济的贡献。统计表明，2000—2003年期间曾经接受过风险资本投资的企业在就业创造和销售收益增长方面对美国经济的贡献仍然超过其他同行企业。在信息产业部门这一现象更为明显，比如2000—2003年期间，计算软件整体行业出现裁员8%，销售额仅增长5%，而风险资本投资企业却仍然创造了17%的就业机会，销售额高达31%。因此，风险资本投资正在很大程度上拉动当前美国经济的复苏。
总之，无论是在美国经济繁荣或复苏阶段，风险资本都对美国经济做出重要贡献，是美国数字经济转型中不可替代的“革新力量”。
参考文献：
[1][美]丹席勒．数字资本主义[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3．
[2][美]丹席勒．数字资本主义[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10．
[3]郭庆光．21世纪美国广播电视事业新构图——“1996年电信法”的意义与问题[J]．国际新闻界，1996(6)．
[4]Rosenberg，Nathan．InsidetheBlackBox[M]．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2：231-232．
数字经济的地位和作用范文第3篇
关键词：设计教育 实践环节 人才培养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95（2013）07（a）-0187-01
在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从市场上优秀的工业产品可以看出：设计教育的发展对经济的作用是不可磨灭的。本文从分析广西柳州属于广西重要的区域文化和经济中心的优势，分析得出：由于大工业汽车零部件机械化生产的内部需求，急需大批的设计、生产、销售、物流等创新应用型人才队伍。创新设计教育中的实践环节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就是我们设计教育者当今所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
1 设计实践教学的现状
1.1 设计实践环节定位分析
随着21世纪前10年的数字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人类已生存在一个信息化迅速发展的社会环境中，已深刻改变着人类的学习和工作的生活方式。在此我们研究信息化背景下设计教育实践环节人才的培养是有意义的，特别是针对研究以西部地区的实践环节应用型本科人才的培养也是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创新设计教育一直是摆在教育工作者面前的棘手问题。现今大学里的课程体系是设计教育教学知识和课程的最基本内容，而校企合作形成的产学研基地共建模式还没有真正意义上全面推广普及。
2013年初广西柳州成为继北京、上海后第三个汽车年产量超过170万辆的城市，是中国第一个市区人均年生产汽车超过一辆，城市人均生产汽车最多的城市之一。“2011年2月16日上午，广西柳州汽车城奠基暨上汽通用五菱轿车基地、东风柳汽商用车基地项目启动仪式在柳州举行。这将大力提高广西汽车产业的资源集成能力，形成泛北部湾地区巨大的经济圈，成为世界重要汽车生产基地行列。预计2015年底，该汽车城将形成百万辆整车生产规模，实现工业产值1600亿元。”广西柳州目前有广西科技大学（原广西工学院与柳州医学高等专科合并为广西科技大学）、柳州职业技术学院、柳州高等专科学校等屈指可数的大学与职业院校，如何更好的为北部湾经济发展带、柳州汽车城提供智力支持、以及为广西区域经济培养更多合格的应用型人才，是摆在广西区内各大院校特别是柳州高等院校面前共同探讨的时代问题。
德国教育学家斯普朗格说过：“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传授已有的东西，而是把人的创造力量诱导出来”。教育技术的东西可以传授，而创造能力只能靠启发和引导。通过对广西区内的特别是柳州、桂林的设计教育教学资源的共享，提出设计工作坊以及研究室的策略，整合资源，扩大设计教育的影响力，对设计前沿的知识和信息进行交流和分享，来构建新的课程知识体系，使教育教学实践环节成为一个动态的随时代变化的实践教学体系。
1.2 现代设计教育发展的使命
我国的设计教育处于模仿国外的设计教育体系，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是努力改变为建立国际上平齐发展的新学科，使中国的设计教育走出自己的特色和风格。为培养更多的优秀设计教育家和设计师做出努力，为经济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现代设计教育对经济的影响也是毋庸置疑的。在21世纪的今天，随着国家十二五的规划，高校的设计教育也面临着深刻改革。现在正处在信息爆炸的社会，现代设计教育的发展，传承了德国包豪斯的设计教育体系，从德国的包豪斯的教育理论和实践从中获得到所需要的information，使我们对现代设计教育有了更好的理论依据，即：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实践三位一体的教育模式，利用这一模式充分行使到高校为社会服务的历史使命。
2 设计教育的融合创新
2.1 设计教育在社会中的地位
进入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的社会后，对于带有工业化时代特征的设计教育，如何高质量的培养符合时代需要的创新型应用人才是设计教育对社会中设计行业的重大研究课题。总体来说：单个学科的教育落后于社会发展的进程，而落后社会发展的教育教学是要被历史所淘汰的。设计教育在社会中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不符合社会潮流的教育体制终究会被历史所抛弃。
2.2 社会环境与设计教育的关系
从信息教育产业的成长和发展方面出发，强调信息教育产业在社会环境中的地位和作用。数字信息化下的实践人才培养，应积极发挥社会环境以及数字信息化技术条件的优势，整合资源使得设计实践教学环节更加直接和活泼。国内环境要求我们要发展，必须改革设计教育适应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完善设计教育教学体系已经迫在眉睫，也是时代和社会发展的内在需要。
3 建构特色的设计教育体系
3.1 重视创新型人才培养
现在处于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今天，设计教育者和创新型设计师所面对科学技术与市场经济的急剧变化，如果没有很强的组织沟通和适应能力的话，没有一套适应的实践设计教育设计案例程序，那就对设计而言是纸上谈兵。重视创新型人才的培养、设计师和设计教育者同样重要，设计教育为培养更多的优秀设计师打好基础，夯实其设计理论依据，为设计教育发展产生良好的互动作用。
3.2 设计教育的当代反思
在信息化背景下的时代，生产的目的是追求利润与环境最大的达到和谐值。全球正处在数字信息社会发展的关键转型期，开放包容一体化为主要特征。随着全球数字信息化的进程加速，数字文化与数字技术正在从根本上改变着社会意识形态。在数字信息化下探讨如何对设计基础课实践环节和数字信息技术的融合是急需解决的研究课题。
4 结语
我们应该把设计教育推向市场，让市场来验证设计人才是否合格。设计就是要解决矛盾，所以关键地方应该越细致，越具体越好。设计教育要多角度、多维度、深层次，发现定位矛盾，才能根本上解决设计教育实践环节人才培养的瓶颈。
参考文献
[1] 王伟军.信息化管理理论与实践[M].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数字经济的地位和作用范文第4篇
关键词：互联网；经济管理模式；企业；创新
一、传统企业的管理现状与互联网技术
（一）传统企业的经济管理现状
现阶段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下，传统企业经济管理模式已经存在相当的弊端，由于我国传统企业经济思维模式还处在较为落后的阶段，一直以一种老态化的形式在现代经济社会中挣扎，虽然作出了人员管理上的一些变革，但是仍旧不能把握时代主流。并没有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创新思路，企业管理模式的落后直接导致了企业经济发展的滞后性。管理体制中缺乏年轻的活力思想，在企业经济体制变革中形成了阻力。创新性的思维方式难以得到重视，但是社会经济的发展日益严峻。如果还是依照这种老旧的经济管理模式的话，企业就会很快被现代经济发展的洪流所淘汰。第二点，企业管理模式中数字化营销模式滞后，现如今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数字化营销想要打开市场经济环境，但是因为对于数字化营销还停留在基础阶段，没有深层次的融合网络宣传技术，就呈现出了数字化营销套路落后的情况。数字化营销是一种良好的企业营销手段，但是在传统企业的应用中，没有与之配套的相应经济管理体系，数字化营销无法发挥出其真正的影响力。可谓是治标不治本。在营销道路上虽然借鉴了国外的先进经济营销体系，但是在核心管理中却还保持着传统的管理模式。这就使得国内传统企业的经济日渐下滑。
（二）互联网技术
互联网技术是当前社会应用在各行各业，生活工作中的新型信息技术。在经济方面，互联网可以有效的调动信息经济的发展，通过自身的信息传递交流性，对社会经济起到了一个带头作用。同时在现阶段的社会发展中，“互联网+”作为一种互联网的广泛应用技术，已经和教育、经济、生活所息息相关。互联网通过它的强大计算能力，运行整个现代经济模式，“淘宝”、“京东”新型互联网营销已经占据了现代社会经济的主导地位。互联网不仅可以提升企业对于现代经济信息的敏感程度，同时也能够发挥出互联网所独有的创新能力和巨大的信息生产力。当时网上经济交易初见眉头的时候，许多企业也保持观望的态度，但是互联网凭借着不可阻挡的势头一跃成为中国经济产业的支柱，带给了传统企业融合变革的机会。在生产要素的配置与集成中互联网能够将创新深度融合进企业经济管理模式中。
二、互联网技术对企业经济管理模式的促进作用
在传统企业经济管理模式中引进互联网技术，能够有效的促进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和创新。互联网通过其特有的信息传递技术，把企业产品信息与管理阶层相结合起来，便捷化，创新化的管理。有助于促进企业完成由老旧的经济管理模式转型为新型的互联网经济管理模式。在目前国内顶尖的企业经济管理体系中，互联网作为重要因素被广泛应用，不仅仅是阿里巴巴，腾讯这一类的电子商务型产业。互联网设计了社会生活中各个方面的企业经营，在网络上产品信息，吸收大量的有效促进意见，对产品的完善和销售都有很大程度的帮助。同时对于企业文化而言，互联网也能够帮助企业打造相关企业文化，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和工作环境。企业文化是企业的原动力，也是企业经济管理模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互联网的信息联播，向社会群众宣传企业文化，让员工们也能够了解到企业文化和学习企业文化。在这个过程中加强了内部管理的平衡性，积极调动了员工的生产工作热情，这都是互联网技术对于企业经济管理模式的积极促进。再一个通过销售之后的产品效果调查，网上征求意见无疑是要便捷许多，从互联网上对产品效果调查进行统一的数据收集管理，以此为基础进行创新式的思维发散。打造新理念，新模式的互联网经济管理模式，推动企业经济的快速发展，跟上社会经济的总方向。
三、互联网技术在企业经济管理模式中的应用
通过互联网对企业产品，人力资源，营销化管理以及数字化经销的革新和改进。在企业产品方面可以充分的利用互联网庞大的宣传特点，对产品的生产、经销产生一个量化的作用效果，扩大产品经销思路，多样化的创新生产。在人力资源方面要集中人才管理制度，通过互联网招聘募集相关技术人才，集中管理和培养，为企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利用信息化便捷的互联网对营销管理模式进行改革创新。大数据背景下的企业数字化经销可以通过互联网技术继续深入发展，要考虑到其中的便利性和数字化的基本特征。从互联网的角度深入变革，推进企业经济管理的不断完善。
四、总结：
在互联网技术日益发展的今天，企业经济管理体制变革离不开互联网的帮助和融入，当代企业要熟练运用互联网的创新特征深入探求企业经济管理模式的新方向。
参考文献：
数字经济的地位和作用范文第5篇
关键词：数字出版；经济特质；启示
以互联网、移动通讯、云计算等为代表的新兴技术迅速普及，使出版业的生产模式、产品形态、传播渠道出现深刻变化，网络与数字化阅读成为人们重要的媒介消费方式之一，出版业正经历一个快速转型期。数字出版不仅是当今传媒业的新兴领域，而且也是传播学界关注的热点。就数字出版经济研究来说，当前从经济学视角对数字出版传播的特征和规律进行分析的研究还较少，对诸如数字革命是否改变了出版经济的基本规则等关键性问题的研究较为匮乏。数字出版具有明显的创新特质、外部经济性、边际效益递增特征和复合经济效应，这些特征对传统理论框架有所突破，将为传媒经济理论注入新的内容。
一、数字出版经济中存在激励创新以追求竞争优势的特殊机制
当前数字出版业成为世界出版产业变革的“前沿阵地”。据专家预测，到2020年，全球范围内网络出版的图书销售额将超过传统出版的图书①。随着网络及手机普及率的持续提升，中国数字出版产业的发展前景被普遍看好。有预测数据显示，到2020年，中国网络出版的销售额将占到出版产业的50%；到2030年，90%的图书都将出版网络版本②。
然而，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转型的最大难题并不在于资金和技术问题，而在于能否把握数字出版的特质，探索发现其规律，勇于创新，进而建立起相应的商业模式。一种有效的经营模式才是一个企业或整个产业获取经济利益、赢得市场优势的制胜法宝。当前在世界范围内，数字出版行业的经营模式、盈利模式还有待继续探索、创新。
经济学家熊彼特在其成名作《经济发展理论》中创造性地提出并阐释了“创新理论”。熊彼特认为，创新（Innovation）不仅是新的，还要能带来利润；创新是一种“创造性的破坏”，是一种均衡被打破的过程③。经济学家弗里曼也认为，创新就是新产品（思想）或新工艺的首次成功的商业化④。因此，创新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它是技术与市场交互作用的结果，具有强烈的商业利益驱动趋向。按照以上观点，所谓技术创新，其实质是通过新的技术运用向市场提供新的、能带来利润的产品或服务。
网络经济、数字经济是一种创新型经济，创新机制是促使数字经济不断发展的动力源泉。在这种经济环境中，企业将新技术、新创意、新思想转化为新产品、新工艺，或实现组织创新、制度创新，形成自身核心竞争力，从而锁定消费群体，通过路径依赖赢取一定时期内的竞争优势，实现占据市场优势地位的目的。但另一方面，继起的创新又使持久的垄断永不可能出现。因此，在数字出版经济中不创新则亡，企业若不持续创新将难以为继，企业的竞争优势需要持续的创新来维系，而创新局面则依靠竞争来推进。
启示一：数字出版的发展贵在创新，不应因循、拘泥于固定模式。
新媒体的发展贵在创新，而创新没有固定模式甚至要求打破既定模式，所谓模式，多是出于研究、教学需要而进行的事后总结。中国出版业的数字化并非始自近年，而是已循着“印刷革命电子出版网络出版复合出版”的历程发展了数十年，以往的经验和教训表明，按照模式化的思维和方法来指导实践，不是画地为牢就是错失良机。例如，我国长期依据载体模式来划分出版业务，便出现了这样的局面：音像产品萎缩音像出版社就完蛋，电子出版物被盗版电子出版社活不长，网络出版没有载体出版社没法干，复合出版跨越载体出版社在观望，数字出版日渐成为非出版机构的施展舞台⑤。出版界应形成这样的意识：即使数字出版形成了一些范式，也仍会不断变化，因为数字出版的本质与核心就是革新原有出版业态。
二、数字出版经济中边际效益递增规律的作用范围扩大
所谓边际效益递增规律，即在经济投入产出系统中，随着投入的增加而边际产出（边际效益）呈递增趋势。传统经济形态中，当物质生产尚未达到一定经济规模时，边际效益递增规律也是存在的。而在新兴的网络经济、数字经济中，信息资源具有可再生性和重复使用特性，它的成本不随使用量的增加而成比例增加；从信息产品或服务的特点看，信息产品的沉淀（固定）成本高、复制成本低，这使得边际成本趋向于零，而信息产品的共享程度越高、流行程度越广，其价值就越大，从而形成销售规模报酬。信息资源和信息商品的上述特征，使边际效益递增规律在数字出版经济中的作用范围更为宽广，即由于数字环境下交易边际成本递减趋势的存在和数字信息价值的累积增值及传递效应，使数字出版的边际收益呈现规模递增趋势。
当然，在网络经济、数字经济形态中，并非只有边际效益递增规律，当信息产品生产遇到技术方面等问题时也会出现边际效益递减甚至为零或负的现象。新的经济形态所改变的主要是边际效益递增或递减规律发挥作用的范围。
启示二：在技术研发及内容资源的版权洽谈、加工整合等数字出版的前期环节需加大投入，给予这些环节的活动主体以足够的发展空间。
目前，许多IT企业看好数字出版市场，不同程度地介入其中，成为数字内容资源的加工商、技术供应商和服务商：有的深层介入数字出版产业链核心环节，有的为传统出版机构提供数字出版平台，或为出版机构开展相关网络服务。而中国传统出版业已经在出版流程的多数环节实现了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一些出版机构的数字化进程更是走在前列，少数先行者已从中尝到甜头。如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旗下的易文网开展数字化信息服务、网络出版业务，E-book的收费阅读和“工具书在线”是其中的亮点；高等教育出版社建立的内容管理系统，将各种出版资源进行系统化管理，实现资源的社内共享和继续利用，同时内容的结构化为在线信息服务提供了良好基础。从政府层面来看，中华字库工程、国家数字复合出版系统、国家知识资源数据库出版工程、中华古籍全书数字化出版工程、数字版权保护技术研发工程等数字化出版工程正稳步推进，从中可见中国政府对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
三、数字出版经济具有非常明显的网络外部性
数字出版的外部经济性来源于网络的组织系统性、数字信息流的交互性和信息基础设施的长期垄断性。反映信息网络具有外部效应的梅特卡夫法则（Metcalfe Law）适用于数字出版经济。梅特卡夫法则得名于计算机以太网的发明人梅特卡夫，这一法则表明网络价值等于网络节点数的平方，它概括了网络的效益随着网络用户的增加而呈指数增加这一基本价值定律，即经济学所称的“网络效应”或“网络外部性”。
互联网为人类的出版活动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信息传播平台和商务平台。在一个网络出版平台上，用户可以按照一对多、多对多的形式传播信息，网络用户数量的增加使信息得以在更大范围的用户之间传递和共享，这不仅增加了信息本身的价值，而且提高了所有网络用户的效用，进而实现网络出版平台的各种潜在价值，提升网络平台的总效用。这种网络外部性在数字开放存取出版、博客和网络阅读社区等多种数字出版传播形式中均有体现。因此，梅特卡夫法则也适用于网络条件下的出版经济活动。梅特卡夫法则从一个方面说明数字出版传播的边际成本是递减的：虽然数字出版的技术平台搭建、数字出版产品前期研发的固定投入较大，但每新增一个用户的成本，并不需要新的基础设施投入，而且可以均摊原有投资成本，消费者越多，相对成本就越低。
启示三：信息资源版权构成数字出版产业的核心价值体系；保障数字出版产业健康、稳定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实现著作权人利益、信息传播以及公众利益的平衡。
在数字媒介社会中，知识、信息共享程度的提升，有利于社会发展和进步。现代社会制度强调效率和公平的结合，在“版权保护”与“合理使用”的矛盾之间需要寻找到平衡点。版权，是出版界最为关注的焦点之一，但目前数字版权体系的发展现状并不尽如人意。一方面，新环境下数字版权制度发展的滞后，将直接导致数字出版内容的缺失，从根本上阻碍数字出版产业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在数字出版技术领域，各企业之间缺少沟通与协作，技术资源无法通过有效竞合实现优化提升，而数字版权制度的发展也没有与数字技术的发展保持同步，导致某些技术厂商成为多种角色的承担者，既是数据制作商、技术开发商，同时也是内容整合商及销售商，这样既增加了企业各项成本，也不利于企业自身保持技术领先优势，更不利于数字出版产业整体发展。完善数字出版行业规则和数字版权制度、健全基于数字版权的著作权委托组织是目前亟须解决的问题。
四、数字出版经济中存在反映优劣势强烈反差的马太效应
所谓马太效应（Matthews Effect），简言之，即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现象。马太效应得名于《新约全书·马太福音》中的一句话：“因为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数字出版经济是以数字化信息流为核心，信息流组织与支配商流、资金流、物流、技术流、人才流的新兴出版经济形态。而在信息流产生的活动中，由于人们的心理反应和行为惯性，在一定条件下，优势或劣势一旦显现，就会不断加强且自行强化，出现滚动的累积效应。因此，在数字出版经济发展过程的部分阶段，极易出现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局面，甚至还可能发生强者统赢、胜者通吃的现象。由于互联网的特性，后来者很难抢占先行者的市场份额。
尽管前文提到数字出版经济中存在着激励市场主体创新的特殊机制，但创新意味着“创造性的破坏”，意味着颠覆已有的均衡格局。而另一方面，对于最早的创新者而言，往往存在巨大的风险，对于源头创新、高端创新和力求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自主创新来说，更是如此。因此，在网络环境下，一旦某一领域形成较为稳定的市场格局，反映优劣势强烈反差的马太效应将在市场中发挥作用。就数字出版行业而言，如果数字出版机构在技术条件、收费模式等方面的问题都得以解决，并形成成熟的消费市场，那么消费者将逐步形成较为稳定的阅读方式和消费习惯。而要让一个稳定的消费群体改变较长时间形成的消费习惯，重新适应一套新的阅读方式和消费习惯，则需要一个为时较长的过程。例如，由于一些出版机构的数字出版产品或业务项目在推行初期是免费的，现在出现一个令出版界头疼的难题：如何让读者愿意为这些数字出版产品或服务付费。这正是互联网环境下“耍猴经济”所形容的一种境况，当“耍猴”表演在进行时，观看者人头攒动，热情颇高，但当表演结束、开始收钱时，不少观众迅速散去。
启示四：内容资源正向数字出版领域的少数优势企业高度集中；数字出版企业惟有尽快建立差异化的商业模式，才能在市场上长久立足。
国内外数字出版业发展格局可印证这一趋势。当前，亚马逊和苹果公司在国际数字出版领域具有领军者的地位。而在发达的信息技术支持下，欧美传统出版机构则率先涉足数字出版领域，在世界范围内，施普林格出版集团（Springer Group）、里德·爱思唯尔集团（Reed Elsevier）、汤姆森集团（The Thomson Corporation）等以其庞大的传统出版资源为基础，对资源重新加工和整合，利用先进的数字技术平台，发展数字出版业务，占据数字出版领域的优势地位。同时，谷歌（Google）、维基百科（Wikipedia）等新媒体平台也加入数字出版的行列，重新布局数字资源市场，给数字出版行业增添了更多变数。目前中国出版业总体市场和大部分细分市场是一种垄断竞争市场，即竞争程度较大而垄断程度相对较小的一种市场结构类型。中国传统出版业的市场集中度低于西方国家出版业，但中国数字出版业的市场集中度相对较高。目前，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等正在稳步转型的大型出版机构专注于“整合内容”，方正阿帕比、书生公司等技术商采取“追逐内容”的策略，红袖、起点中文等原创网站则注重“积累内容”，内容资源正加速向少数优势企业集中。海量内容资源是数字出版行业实现规模生产的首要前提，在完成资源集中后，对数字内容的整合、组织、挖掘能力及内容传播模式和服务能力将成为决定数字出版机构成败的关键。因此，数字出版机构需尽快建立差异化的商业模式，惟有如此，才能在市场长久立足。
（吴赟，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教授、管理学博士）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编号：12CTQ015）、浙江省社科规划“之年社科学者”课题（编号：11ZJQN050YB）、新闻出版总署重点科研项目（编号：C-8-1）的成果之一。
注释：
①
②陈丹.出版业迎来数字时代 商业模式有待探索[N].中国改革报，2008-05-06.
Joseph A. Schumpeter.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 Inquiry into Profits， Capital， Credit， Interest， and the Business Cycle[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4.
③
Joseph A. Schumpeter.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 Inquiry into Profits， Capital， Credit， Interest， and the Business Cycle[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