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数字经济的含义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关键词] 股骨颈骨折;人工股骨头置换;红细胞沉降率;炎症因子;感染;髋关节功能
[中图分类号] R687.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7210(2017)06(c)-0098-04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changes of perioperative blood sedimentation and serum inflammatory cytokines concentrations in patients with femoral neck fracture and artificial femoral head replacement treatment and its clinical significance. Methods From May 2013 to May 2015,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al Hospital of Shantou City, 66 patients with femoral neck fracture and artificial femoral head replacement treatment were selected, they were given postoperative 1 year follow-up. Perioperative blood sedimentation and serum inflammatory cytokines concentrations of the were detected. Results Perioperative blood sedimentation and serum IL-6, TNF-α and PCT and other inflammatory markers levels in patients with infection were higher than that of patients without infection,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After 1 year follow-up, perioperative blood sedimentation and inflammatory markers levels in patients with Harris score ≥80 points were lower than that of patients with Harris score
[Key words] Femoral neck fracture; Artificial femoral head replacement; Blood sedimentation; Inflammation factors; Infection; Hip joint function
股骨颈骨折是股骨头以下至股骨颈基底部发生的骨折,股骨头置换是关节置换的术式之一,其在临床应用较多,然而部分患者的髋关节功能恢复情况欠佳,急需改善[1-3]。已有研究表明,股骨颈骨折患者可出现暗红细胞沉降率和血清炎症因子的异常[4-5]。因此,红细胞沉降率和血清炎症因子可能反映股骨颈骨折病情的发展情况,从而位置其治疗提供依据,然而目前关于这个方面的研究尚较少。因此,本研究分析了股骨颈骨折人工股骨头置换围术期红细胞沉降率和血清炎症因子含量的变化以及其与患者感染发生情况以及髋关节功能恢复情况的关系,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3年5月~2015年5月于汕头市中医院拟行人工股骨头置换治疗的股骨颈骨折患者66例,患者均经X线检查确诊,均为外伤性单侧骨折,伤后1~8 h内到院治疗,均为ASA分级Ⅲ级以下,意识清醒且无认知功能障碍,术前无其他髋部相关病变或外伤史。66例股骨颈骨折患者中摔伤22例,重物砸伤8例,高空坠落伤16例,交通伤20例,骨折位置为头下型41例,骨折位置为基底型20例,骨折位置为经颈型5例。66例股骨颈骨折患者中男30例,女36例,年龄55~76岁,平均(66.63±8.48)岁。本研究经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患者和/或家属均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方法
患者均常规行人工股骨头置换,分别于患者人工股骨头置换术前、术后1、7 d抽取空腹静脉血行魏氏法检测其红细胞沉降率,同期抽取空腹静脉血3 mL,常规行高速离心后取血清冷藏待测。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患者的血清白介素6(IL-6)、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和降钙素原(PCT)等炎症因子水平,检测采用京普朗DNM-9602G型酶标仪及其配套试剂盒,操作均严格按照仪器和试剂盒的相关说明进行。对治疗期间出现感染相关症状者取组织或分泌物进行细菌培养,以细菌培养阳性为感染诊断标准,统计其感染发生率。并采用Harris评分对患者随访半年和随访1年的髋关节功能恢复情况进行评定。
1.3 评价方法
Harris评分[6]:评价内容包括疼痛、功能以及活动范围,分值范围0~100分,分值越高表示髋关节功能越好,其中90~100分为优,80~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统计软件SPSS 19.0对数据进行分析,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采用χ2检验。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法进行关系分析,并采用ROC曲线进行预测价值分析。以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股骨颈骨折人工股骨头置换感染和髋关节功能恢复情况分析
人工股骨头置换术后无感染57例,有感染的患者9例,感染发生率为13.64%(9/66)。人工股骨头置换术后随访半年Harris评分为(88.26±5.67)分,随访1年的Harris评分为(95.44±3.58)分。随访半年Harris评分为优、良、中、差为12、31、18、5例,髋关节功能恢复优良率为65.15%(43/66)。随访1年Harris评分为优、良、中、差为18、37、11、0例,髋关节功能恢复优良率为83.33%(55/66)。
2.2 不同感染发生情况患者术期红细胞沉降率和血清炎症因子水平比较
股骨颈骨折人工股骨头置换术后并发感染患者围术期红细胞沉降率和血清炎症因子水平均较无感染患者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1~3。
2.3不同髋关节功能恢复情况患者术期红细胞沉降率和血清炎症因子水平比较
股骨颈骨折人工股骨头置换术后随访1年Harris评分≥80分患者围术期红细胞沉降率和血清炎症因子水平则均较随访1年Harris评分
2.4 股骨颈骨折人工股骨头置换围术期红细胞沉降率和血清炎症因子水平与其感染发生率和Harris评分的关系分析
Spearma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股骨颈骨折人工股骨头置换围术期红细胞沉降率和血清IL-6、TNF-α和PCT水平与其感染发生率均呈正相关(r = 0.766、0.847、0.828,P < 0.05),与其Harris评分均呈负相关(r = -0.853、-0.845、-0.868,P < 0.05)。
2.5 股骨i骨折人工股骨头置换围术期红细胞沉降率和血清炎症因子水平联合诊断其感染的价值分析
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股骨颈骨折人工股骨头置换围术期红细胞沉降率和血清炎症因子水平联合诊断其感染的价值均较高,其中以术后3 d的红细胞沉降率和血清炎症因子水平联合诊断其感染的价值价值最优。见表7、图1。
2.6 股骨颈骨折人工股骨头置换围术期红细胞沉降率和血清炎症因子水平联合预测其髋关节功能恢复情况的价值分析
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股骨颈骨折人工股骨头置换围术期红细胞沉降率和血清炎症因子水平联合预测其髋关节功能恢复情况的价值亦良好,其中以术后3 d的红细胞沉降率和血清炎症因子水平联合预测其髋关节功能恢复情况的价值最优。见表8、图2。
3 讨论
股骨颈骨折多数为老年患者,近年来其发病率随着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发展而出现明显的增加[7-9]。老年人群由于骨质疏松导致股质量下降,极易发生骨折,其股骨颈骨折可导致股骨头局部供血不足而影响骨折的愈合甚至引发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等严重病症的发生,严重影响患者的髋关节功能恢复以及生存质量[10-12]。人工股骨头置换是股骨颈骨折有效的治疗方法之一,然而仍有部分股骨颈骨折患者行人工股骨头置换术后可出现感染等并发症,且髋关节功能恢复较差[13-16]。
明确股骨颈骨折的感染和髋关节功能恢复不良风险有助于指导其治疗,改善疗效和髋关节功能恢复情况。股骨颈骨折作为严重创伤,可引发红细胞沉降率等血液流变学的变化,其炎性反应的发生可进一步影响其红细胞沉降率[17-19]。本研究研究结果发现,股骨颈骨折人工股骨头置换术前患者的红细胞沉降率较快,血清炎症因子水平较高,炎性反应严重,这与谢文吉等[20]的研究结果一致。随着治疗的进展、组织创新的修复、炎性反应的控制以及患者病情的改善,其红细胞沉降率逐渐减慢,血清炎症因子水平则逐渐降低。红细胞沉降率和血清炎症因子水平均可随着股骨颈骨折人工股骨头置换术治疗患者病情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可能用于股骨颈骨折人工股骨头置换术治疗患者病情的评估。
进一步Spearma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股骨颈骨折人工股骨头置换围术期红细胞沉降率和血炎症因子水平与其感染发生率均呈正相关,与其Harris评分均呈负相关,股骨颈骨折人工股骨头置换术围术期红细胞沉降率和血清炎症因子水平可反映其感染情况,且其红细胞沉降率和血清炎症因子水平与其1年后的髋关节功能恢复情况相关,可能用于其髋关节功能恢复情况的预测。更进一步的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股骨颈骨折人工股骨头置换围术期红细胞沉降率和血清炎症因子水平联合诊断其感染的价值均较高,其中以术后3 d的红细胞沉降率和血清炎症因子水平联合诊断其感染的价值价值最优。检测红细胞沉降率和炎症因子有助于了解其感染和髋关节功能恢复情况,为其干预提供依据,指导其有效干预,预防感染和髋关节功能恢复不良的发生,减少骨折术后髋关节功能恢复不良给患者健康和生活带来的影响,改善患者生存质量。
综上所述,股骨颈骨折人工股骨头置换围术期红细胞沉降率和血清炎症因子可用于其感染的诊断和髋关节功能恢复情况的预测,为其有效干预和疗效的改善提供依据。
[参考文献]
[1] 严胜军,卢水生,黄夏雨,等.全髋关节与双极人工股骨头置换手术治疗老年股骨颈骨折的疗效[J].中国老年学杂志,2012,32(2):277-278.
[2] 唐朴勤,周雪松,陈晓婷,等.人工股骨头置换与全髋关节置换在治疗老年股骨颈骨折中的疗效比较[J].武汉大学学报:医学版,2014,35(1):143-145.
[3] Sivakumar B,Vijaysegaran P,Ottley M,et al. Blood cultures for evaluation of early postoperative fever after femoral neck fracture surgery [J]. J Orthop Surg (Hong Kong),2012,20(3):336-340.
[4] 黄三明,廖直斌,张福生,等.股骨颈骨折空心钉内固定术后感染一例[J].赣南医学院学报,2014,34(1):100.
[5] 宋富强,闵鹏,王天兵,等.老年髋部骨折患者围术期炎症指标变化及临床意义[J].中华创伤杂志,2014,30(3):230-231.
[6] Liang C,Yang F,Lin W,et al. Efficacies of surgical treatments based on Harris hip score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femoral neck fracture [J]. Int J Clin Exp Med,2015,8(5):6784-6793.
[7] Magu NK,Magu S,Rohilla RK,et al. Computed tomographic evaluation of the proximal femur:a predictive classification in displaced femoral neck fracture management [J]. Indian J Orthop,2014,48(5):476-483.
[8] 冼敬锋.全髋关节置换术与骨折内固定术治疗中老年股骨颈骨折的疗效分析[J].重庆医学,2013,42(13):1528-1529.
[9] 李龙.全髋置换术与半髋关节置换术治疗老年股骨颈骨折疗效对比[J].河北医学,2013,19(4):498-500.
[10] Hagino T,Ochiai S,Senga S,et al. Efficacy of early surgery and causes of surgical delay in patients with hip fracture [J]. J Orthop,2015,12(3):142-146.
[11] Zhao WB,Liu L. Effect of dynamic hip system blade on the treatment of femoral neck fractures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osteoporosis [J]. Chin J Traumatol,2014,17(5):275-278.
[12] 黄道文,胡文浩,魏波,等.骨水泥型人工半髋与全髋关节置换治疗高龄股骨颈骨折的比较[J].中国组工程研究,2013,17(39):7003-7008.
[13] 王永胜,张美超,黄炳生,等.人工股骨头置换治疗严重股骨转子间骨折的有限元分析[J].中国临床解剖学杂志,2013,31(5):577-581.
[14] 李志刚,赵德伟,郭林,等.骨水泥型半髋置换治疗老年股骨颈骨折[J].中国组织工程研究,2012,16(26):4796-4800.
[15] 李海峰,亓玉彬,李强,等.老年人股骨颈骨折手术治疗进展[J].中国老年学杂志,2013,33(3):721-723.
[16] 袁堂波,黄立新,蒋建农,等.双极人工股骨头置换术与全髋关节置换术治疗老年股骨颈骨折疗效比较[J].实用骨科杂志,2013,19(6):485-488.
[17] 依萨穆丁・吾甫尔.改良Watson-Jones微创入路与Gibson后侧入路全髋关节置换术的比较研究[J].海南医学,2015,26(10):1514-1516.
[18] 何锐敏,高X清,翁盛辉,等.高龄患者股骨颈骨折围手术期炎症指标目标性监测分析[J].中国伤残医学,2015, 23(13):4-7.
股价中绝大部分是对中长期的盈利预期,当股价波动大的时候,实际上是对它的中长期看法波动较大。一些股票被称为周期性股票,并不仅仅是因为短期业绩存在波动,而是因为景气的变化还能影响对中长期前景的想象。
市场波动的下降,一方面的确反映现在经济的波动远远低于过去,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越来越多股票的周期性在消失。其背后是对大量产业中长期看法的固化,这些固化的看法,可能需要较长时间基本面的改善,并且这些改善的逻辑需要不同于以往的“老路”才行。
上面偏中期的看法与短期的市场判断有不小的关系。
站在当前这个位置,上行空间需要靠什么打开?有些人认为是货币政策,事实上不是这样。在四月中旬,市场对货币政策看法的改变就已经完成并迅速“超调”,之前一段时间全面降准降息预期甚嚣尘上,货币政策的表现实际上是低于预期的。
我们认同不少同行的看法,即当前是观察政策效果的时候。与香港市场不同,A股投资者本来就更关注中观数字,而现在高频数据比以往得到更多的重视:发电量、商品房销售、钢铁产量,大宗产品价格等。但是,市场其实想要的不止于此。由于政府财力、杠杆以及企业杠杆上已经有明显的压力,政策托底,尤其是类财政的政策托底,其持续性市场是很没信心的。如果是经济的稳定能更多来自“内生”的动力,信心会更足一些。
但当前的数字显示经济的改善很大程度还是来自类财政措施的支持。从PMI和金融数字上看,有充足理由认为经济情况好于一季度的一段时间。但从央行的银行家和企业家调查看,银行的信贷审核条件没有放松、企业信贷需求趋弱、销售回款持续变慢。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下降更快,基础设施建设独撑投资大局,伴随企业中长期贷款占比增加、城投债发行加速和财政资金投放加速。
总的来看,在当前的经济背景和市场认知下,在未来一到三个月,总体的操作建议是减少仓位的频繁变动,利用相对稳定的市场情绪做好相对收益就有绝对收益,蚂蚁腿也是肉,聚沙也可成塔。
【关键词】个人化时代;全数字化广播;DAB技术;DMB技术
尼葛洛庞帝在他的《数字化生存》一书中为我们描绘了数字化时代的生存图景:“它为我们带来了机器化大生产的观念,以及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以统一的标准化方式重复生产的经济形态。信息时代虽然显示了相同的经济规模,但时间和空间与经济的相关性减弱了。无论何时何地,人们都能制造比特……”
那么对于在数字化技术下的传统媒体――广播媒体的发展又有什么样的作用和影响呢?
一、数字化对于广播媒体的含义
“数字化”对于广播媒体而言带有双重含义:其一是指广播媒体中的个别环节或者某个领域采用数字技术;另一个含义是指整个广播媒介领域,确切的名称为“全数字广播”。
就目前来看,各级广播中心系统数字化程度平均接近50%。广播节目的制作、播出、传输、发射、分配、接收的各个环节都在进行数字化改造。从节目制作环节来看,MD机、数字音频工作站、非线编辑系统、数字录音系统都已经实现了数字化。在播出分配环节中自动播出系统、播出资料库也已实现了数字化……
数字广播是信息服务的新领域,被看做是继第一代音频广播(电台)、第二代视频广播(电视台)之后的第三代广播业务类型,结合了互联网与有线电视的特点,让用户利用已入户的有线电视网络来享受专业化的信息服务。用户利用个人电脑或电视机,加装相应的接收设备,通过接入有线电视网络来享受多媒体信息服务。只要家里已接入了有线电视信号,拥有个人电脑,和一个数据广播的专门接收设备,就可以接受中国数据广播平台提供的信息服务。
从目前发展的情况分析,可以说广播媒体的数字化基本上是遵循先易后难、先部分后整体的策略推进的。由于选择路径的不同,各地区在广播节目的播出和传输系统的数字化方面呈现出发展不平衡的态势。
二、广播在数字化背景下的挑战和发展机遇
曾几何时,当电视出现以后广播便失去了昔日的光环,无数的广播人对于电视冲击下的广播应如何突围一时众说纷纭。但可以肯定的是,广播并没有像当时的一些学者预计的那样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反而以全新的方式找到了适合当下情境的发展出路。接着互联网、手机……新媒体接踵而来,广播在经历过与电视的竞争融合的过程中已经开始慢慢的摸索出了一条在新媒体环境中生存的道路。然而我们在数字化时代背景下必须要认清形势,看到广播业面临的挑战,然后才能针对这些挑战找到真正适合自身发展的方向。
(一)广播面临的挑战
1、首先是广播自身的缺陷。第一、广播相比电视、网络等视听兼具的媒体而言有着与生俱来的劣势――线形传播和非实体的特点。由于线性传播的特点使得所有的广播节目只能顺序收听,无法倒检索,转瞬即逝、过耳不留。非实体的特点主要是指“受众只能听,而不能看到或触摸到它。”但是这些缺陷将随着传输和接收设备的数字化越来越容易得到克服。第二、广播节目同质化现象严重。当前由于媒介间所享有的信息有限而媒体之间竞争压力又都十分的巨大所以很容易出现同质化的现象。第三、广播单位收入渠道单一,多数广播电台主要将广告收入作为其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故更多注意销售广告,而面对内容资源及其他经营性资源的多重开发和利用还远不够,电台的产业化并未得到很好的开发,产业链并未得到有效的延伸,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广播台的收入规模扩张和经营的稳定性。第四、广播节目需求还未放量式显现,广播节目的市场化进程缓慢。不少广播电台的直播还没有真正的分离,多以自制自播为主,很少从市场上购买广播节目,结果实广播节目的需求市场尚未真正的形成。
2、其次,推陈出新的其他媒体的压力。相比较而言,广播与电视、互联网、手机在市场占有率、受众影响力、整体竞争力等方面处于弱势地位。电视的图画符号具有声情并茂、多姿多彩的优势,另外现代城市中地铁电视、车载电视的大量使用无疑更是对拥有流动性强的优势的广播一大打击。互联网这一第四代媒体的出现更是以它海量的信息、超强的互动性、多媒体技术的融合吸引了大批受众的眼球特别是青年受众的青睐。手机更是以其便携性的优势而且价格的低廉满足了各个层次的消费者的需求。
3、再者,传受格局的变动。在传统媒体占据主流的媒介环境中,传受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一种由传者占主导的格局,受众的被动接收的地位因为传统媒体的特点得不到改变。但是新媒体的出现使那种传统意义上的被动受众变成了具有自主性、主动性的“使用者”,这种全新的传受方式让一直以来广播媒介的传统单向传播格局面临着极为尴尬的局面。虽然广播媒体也在不断的试图通过热线电话、短信互动甚至网络论坛的形式进行着互动,但是听众的主动地位并没有网络中微信、手机媒体等等那样的明显显现出来。
(二)广播的发展机遇
虽然上述提到了不少目前条件下广播面临的问题,但是事实一次又一次的向我们证明任何媒介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生存的土壤,广播也不例外。广播具有东山再起的四个资本:媒介资本――当电视夺走了大部分人之后,广播仍以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无远不及的优势发挥作用。受众资本--广播是一种个人的传播媒介,是“幻想着的乐园”,精神世界的天使。它可以让人戴上耳塞独自静静地收听、慢慢的咀嚼、自由的想象。收听资本-广播是一个“从不妨碍我们的朋友”,听众可以一边做事一边收听。经济资本――广告客户的小算盘在某种意义上也帮助了广播,因为做广告的人发现,在电视上做广告花的钱多,相比之下,通过广播做广告可以少花钱多办事。
此外,广播在引进数字化技术之后也会给其发展带来第二个春天。数字广播不仅可以与CD相媲美,而且还可以充分的利用车载音响、手机等终端设备实现多媒体接收。这不但使传统广播超越了声音的局限,而且还极大的拓展了广播的传播功能。
一、测绘学的现展
空间技术,各类对地观测卫星使人类有了对地球整体进行观察和测绘的工具,好象可以把地球摆在实验室进行观察研究一样方便。由空间技术和其它相关技术,如由计算机、信息、通讯等技术发展起来的3S技术(GPS、RS、GIS)在测绘学中的不断出现和应用,使测绘学从理论到手段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测绘生产任务也由传统的纸上或类似介质的地图编制、生产和更新发展到地理空间数据的采集、处理和管理。GPS的出现革新了传统的定位方式;传统的摄影测量数据采集技术已由遥感卫星或数字摄影获得的影像所代替,测绘人员在室内借助高速高容量计算机和专用配套设备对遥感影象或信号记录数据进行地表(甚至地壳浅层)几何和物理信息的提取和变换,得出数字化地理信息产品,由此制作各类可供社会使用的专用地图等测绘产品。我国960万平方公里国土的国家基本地图的成图或更新周期可望从十几年,几十年缩短到几年或更短,测绘业的体力劳动得到解放,生产力得到大的提高。今天,光缆通讯、卫星通讯、数字化多媒体网络技术可使测绘产品从单一纸质信息转变为磁盘和光盘等电子信息,产品分发可从单一邮路转到"电路"(数字通讯和计算机网络传真),测绘产品的形式和服务社会的方式由于信息技术的支持发生了很大变化,进入了信息化的发展。当前,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经济所有制成份和运行体制的改革,需要开放民用国家测绘产品;从技术方面看,西方国家卫星测地技术可制作全球几乎任一地区1米分辨率(相当1∶1万比例尺)的地图,卫星上的GPS又可将这种地图纳入全球参考框架和转换为他们的国家坐标系,中、小比例尺国家地图的保密价值已大大降低;对于军事敏感的重力数据,卫星重力技术所发展的低阶全球重力场模型已足够用于他们的远程战略导弹发射。目前全球高阶重力场模型(如EGM96)分辨率已达50公里,已接近我国现有重力数据的分辨率,其保密价值也需要重新评估。这一形势使绝大部份测绘产品可以作为普通商品服务于全社会,测绘业从单一国家事业逐渐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业,这无疑为测绘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和扩大了发展空间,这也是一个有重要意义的历史性转变。
综上所述,由于以空间技术、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和信息技术为支柱的测绘高新技术日新月异的迅猛发展,测绘学的理论基础、测绘工程的技术体系、其研究领域和学科目标,正在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表现为正在以高新技术为支撑和动力,进入市场竞争求发展,测绘业已成为一项重要的信息产业。它的服务范围和对象也在不断扩大,不仅是原来的单纯从控制到测图,为国家制作基本地形图的任务,而是扩大到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中与空间数据有关的各个领域。它必将随着21世纪更加成熟的信息化社会的到来向更高层次发展,在未来数字地球的概念和技术框架中占据重要的基础性地位。
二、数字地球和现代测绘学
地球上一切事件都发生在一定的空间位置,人类社会经济活动所需要的信息绝大部分(约80%)都与地理位置相关。中国21世纪议程62个优先发展项目中,约有40个需要建立或应用地理信息系统。数字地球是利用海量地理信息(即地球空间数据)对地球所做的多分辨率、三维的数字化描述的整体信息模型,便于人类最大限度地实现信息资源的共享和合理使用,为人类认识、改造和保护地球提供一种新的手段,这里在数字地球的概念中突出显示了地理坐标的框架作用,因此NSDI是数字地球的基础设施,要求提供(地球)空间数据框架,包括大地测量控制框架(国家定位网和重力控制网)、数字正射影像、数字高程模型、道路、水系、行政境界、公共地藉等基础地理数据集。在此框架上加载各类地球自然信息和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等一切所需要和感兴趣的人文信息。为数字地球提供上述地球空间数据框架是测绘业本身的"专职",但又对测绘学提出了更高层的技术要求。
NSDI要建立在NII上,要在因特网上运行,要求开发功能强、效率高的因特网GIS软件。这表明还要大力发展测绘产品的计算机网络技术,它的技术基础是宽带、高速图形图象网络,当然其中宽带高速问题需要国家投资在NII中解决。数字地球构想的另一个高技术特点是虚拟现实模型。目前发展起来的全数字化摄影测量就能够利用功能强大的计算机系统或工作站,对数字化影象进行处理,建立立体地形或地物虚拟模型。但如何将这一技术用在因特网上对多种测绘产品和普通用户提供虚拟模型甚或虚拟现实模型,则是要进一步研究和发展的。数字地球是对真实地球及其相关现象的多分辨率、统一性的三维数字化整体表达,这里强调了统一性和整体性,要求全球多源数据无缝无边的连结和整合。从空间数据框架来说,其统一性和整体性是由大地测量来实现和给予保证的。大地测量是传统测绘的基础,对当前信息化测绘和构建未来数字地球更是基础的基础,即空间数据框架的框架。它要求全球采用统一的参考椭球模型和相应的地心坐标参考框架(如ITRF);全球统一的高程基准,即统一定义和使用的大地水准面;全球统一的重力测量基准(重力基本网);全球统一的地图投影系统。一切原有的测绘成果,特别是国家基本地图都要转换到上述全球统一的参考系中。数字地球对全球大地测量提出了更高更紧迫的要求。GPS配以少量SLR和VLBI站是各国保持和维护各自的地心参考框架的基本技术,但局部坐标到全球坐标的转换目前还难于达到优于米级的精度;全球高程系统的统一问题,大地测量学家经过几十年的研究,目前还是一个未能解决的难题,最终要通过全球重力数据,特别是新一代卫星重力计划和卫星海洋测高计划在国际大地测量协会的统筹和协调下实现。
海洋占全球面积的70%,海洋将是21世纪资源开发的主要竞争空间,海洋动力环境的变化(如厄尔尼诺现象)又是决定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控制"阀门"。数字地球向海洋测绘提出了挑战。从全球来说,目前海洋的精细测绘基本上还是空白,多波束测深技术的发展加速了各国领海海底地形的测绘,但要将陆地坐标参考框架以相近的精度扩展到海洋仍存在困难,海上GPS定位精度还低于5米;由于陆地高程基准不能用水准测量传递到海洋,在卫星测高技术的支持下用某种去掉潮汐影响的平均海面作深度基准,精度可达米级,和多波束测深精度相当。但广大的开阔深海的海底地形测绘不可能用船载测深仪完成,用卫星测高结合重力数据(低阶或中阶重力场模型)反演海底地形,目前试验精度可达10-100米。数字地球将要求海洋测绘技术有新的突破。
测绘学由于其技术的突破已日益向相关地学领域渗透。大地测量更成为研究地球动力学(包括海洋动力甚至大气动力)的重要技术手段,GPS监测已能提供全球板块运动和地壳形变精密数据,可用于研究地学灾害(地震、滑坡和火山爆发等)的预测;GPS已可以和VLBI相近的精度和频谱分辨率监测地球自转的变化,由此研究地球深部结构和动力过程及全球变化;专题GIS也成为环境灾害问题分析预测工具。数字地球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是为解决21世纪人类面临的环境和灾害问题提供一个可供观察、分析、模拟和预测的全球信息系统,以期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
我们赞成活数字地球或动态数字地球的提法,因为人类是生活在不断运动变化的地球上。现在在全球性的观测中,各种对地观测新技术已可能连续快速获取地球表面(或浅层)随时间变化的几何和物理信息,了解地球上各种现象及其变化。因此测绘学或者说测绘业则应当利用3S技术结合合成孔经雷达干涉技术(INSAR)以及其他新技术(如卫星重力探测技术等)对地进行观测,为构建活数字地球提供描述地球动态变化的地理信息产品。
数字地球构想是推动人类大踏步跨进信息社会的重大战略步骤,有挑战也有风险。测绘是数字地球的基础,测绘工作者也将是构造数字地球的"尖兵",也要求测绘学有新的发展和突破。
三、测绘学和地球空间信息学
在本文第一部分已谈及测绘学在新的技术进步推动下的现展趋势。从现代信息论的观点看,测绘学本质上就是一门关于地球空间信息的学科,传统的测绘受地面测量技术、时空尺度和精度水平以及投入的局限,其产品主要是单一的地形图和在地形图基础上编绘的专用地图。它不能反映、至少不能及时反映地球表面形态的变化,特别是大范围和全球变化。其产品制作周期长,已不能满足地区经济和全球经济高速发展的多种需要。信息技术加快了人类社会的运行速度。测绘学应该是提供人类生存空间自然环境及其变化信息的学科,它的学科内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如何界定测绘学的含义,已是世界各国测绘工作者所关注的问题。于是从90年代开始,国际上将测绘学(SurveyingandMapping)更改为一个新词,以准确反映学科实质,Geomatics一词由此应运而生。随后,有关Geomatics的提法在我国学术界,主要是地学界成为热门话题,由于对其含义理解不同,其中文译名也是五花八门,现在将它译成"地球空间信息学",已基本得到认同。不管人们对Geomatics的含义如何理解,但根据ISO的标准定义和国际测绘联合会(IUSM)对"测绘学"的定义,两者的含义是基本类同的,只不过Geomatics所涉及的地球空间信息的范围更宽一些。Geomatics更准确地描述了测绘学在现代信息〖CD2〗通讯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适应了现代社会对地球空间信息的极大需求的特点,因而发展和提高了测绘学的研究和工作领域,符合现代测绘学发展的实际。现代测绘工程的核心技术是空间技术,包括GPS、卫星遥感和航测,测绘的范围扩展到整个近地空间,例如近地空间航天器的导航定位,近地空间重力场的测定,大气层甚至电离层的信息;其支撑技术是信息技术,主要处理电磁波信息和影像信息,加之通讯、计算机网络等信息技术,使地球空间信息学科的理论和技术体系比传统的测绘学有了很大的发展和更新,由此,Geomatics适合于纳入数字地球的理论和技术框架。
随着数字地球构想的实施,测绘学面临一个历史性的发展新机遇,传统的或现代测绘学将以地球空间信息学的新面目立于地球科学分支学科之林,以更强的活力向前发展,前景良好。
四、建议
本文漫谈了测绘学的发展及其与数字地球构想的关系。为在21世纪加速建设我国空间数据基础设施,发展我国的测绘学科和测绘事业,以迎接"数字地球"的挑战,根据我国目前测绘事业发展的现状,从一个侧面(主要是大地测量方面)提出以下建议:
1.尽快统一我国大地定位参考框架的建设,对近年来由各个部门独立建立的各等级GPS定位网进行必要的联测和统一整体平差,此举可望进一步加强国家级的大地定位框架;
2.将沿海各部门100多个验潮站统一组织GPS联测,精密确定各验潮站水位标尺零点的大地高,填补陆海相接地带重力测量空白。此举为统一陆海大地水准面,建立海洋高程基准,研究海平面变化至关重要;
3.研究将陆地GPS定位框架向我国领海扩展的方案,着手建立我国包括海域的广域差分GPS定位系统;
4.尽快完成重建我国重力基本网,发展航空重力测量系统,加密西部地区重力测量和GPS水准,加大力度支持对卫星测高数据的利用,为下世纪确定我国亚分米级或厘米级大地水准面作好数据储备,建立可在因特网上运行的新的重力数据库;
第一,生产率的内生化问题一直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和内生经济波动理论的核心问题。无论从理论上的熊彼特创新理论、内生增长理论、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和供给学派等宏观经济理论的演变来看,还是从实践中的信息经济、数字经济、知识经济、网络经济和目前的“新经济”,贯穿其中的主线之一,至少对经济学家而言,就是生产率的内生化及其度量问题。生产率及相应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是决定经济增长速度极限和经济周期微波化的主要因素之一。
第二,“新经济”的可持续性问题,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政策含义。例如,即便存在增长的顶部、失业的底部或扩张的极限,事实上没有一个人知道它们在哪里。因此,宏观调控的相机抉择有赖于把握生产率及相应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否则,与其自寻烦恼,还不如放弃陈旧的担忧,把自我牺牲性的先验性调整信条放在一边,顺其自然。对中国而言,实施宏观调控、推进产业结构调整,都涉及到生产率及相应的生产可能性边界问题。所以,“新经济”的发展对经济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必将促进我们进一步加强生产率问题研究,加强对内生增长理论和内生经济波动理论的研究。
“新经济”讨论对宏观经济政策具有积极意义。
1.就财政政策而言,应该注意财政约束和财政政策相机抉择性的作用范围。财政约束在刺激私人投资、促进美国历史上时期最长的经济扩张方面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是维持美国经济动力(momentum)的重要政策之一。财政赤字在很长时间内被认为是影响美国经济的重要因素。在克林顿任期内,美国通过加强财政约束、偿还债务而使美国由过去多年的财政赤字扭转成为财政盈余。美国以往的问题在于,当预算不应该盈余时出现了盈余;美国的私人债务太高了。因此,一旦出现预算盈余,重要的是偿还公共债务。虽然偿还公共债务不仅会影响私人公司和家庭,而且会影响整个经济,但真正重要的是总储蓄率或总债务与财富的比率。美国国务院和国会明智地选择将社会保障信托基金的盈余分离出来,用于偿还公众持有的财政债券,这个行动对于维持美国近几年来经历的个人资本的快速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偿还债务不仅是美国已取得的成功和为什么本轮扩张看起来如此年轻的一个重要因素。减少赤字、转向盈余、开始偿还债务帮助美国拓宽了促进本轮生产率拉动型扩张的投资的空间。可以讲,美国“新经济”不仅仅是由于生产率回升本身,而且是由于它与严谨但不过度的财政政策和理智且果断的货币政策的相结合。这些都帮助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创造了较好的工作机会。
2.就货币政策而言,应该注意货币政策的利率工具及其传导机制,强调货币政策目标是稳定货币和经济增长而非股票市场价格。就货币政策及其与“新经济”关系而言,需要强调两点。第一,市场利率的变化是市场经济平衡机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利率工具及其传导机制,对于平衡储蓄和投资、保证低通货膨胀下的持续增长,具有重要作用。美国90年代初突然涌现的技术创新提高了投资收益预期,这种预期投资盈利能力的上升会传递到利率,利率最终构成了在非通胀经济中平衡储蓄和投资过程的政策选择。美联储之所以调整联邦基金利率,是因为一些不适当的措施已经导致经济扩张的成本上升,这主要归咎于资本收益率的提高和一定规模的财富效应的增强。尽管看不到有任何理由说明生产率不能继续增长,但是,实现这一目标要求经济的不平衡不能上升到使经济扩张偏离其轨道的程度。只有平衡发展的经济繁荣才会无限地继续下去。第二,货币政策目标应该针对宏观经济,应该针对临近的通货膨胀性失衡或通货紧缩性失衡,而不应该是资产价格,即便是资产价格孕育了经济失衡。美国有一些有说服力的证据表明,财富效应可能会给经济带来失衡的危险,但这并不意味着使金融市场和产品市场恢复平衡的最直接的手段就是要求货币政策以资产价格水平为目标。撇开以资产价格水平为目标是否是政府的正当职能这种更深层次的问题不谈,以实现该目标为目的的货币政策成功的证据几乎没有。股权投资的风险主要来自于对未来收益及其贴现率的不确定性,很少来自作为中央银行主要工具的隔夜利率的变动。因而,即使鼓励短期利率的大幅波动以应对股票价格的变动,投资者恐怕也很难正确应对股权风险的幻觉。正因为如此,许多人强调了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对“新经济”的作用,认为即使是最快的计算机也不能撕破规则之书,消除对持续性的财政约束、警觉性货币政策和对未来前景现实预期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