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政策的利与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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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生育政策的利与弊范文第1篇
【关键词】剖宫产率 剖宫产指征 社会因素
剖宫产术是处理高危妊娠和异常分娩、挽救孕产妇和围产儿生命的有效手段。近年来，基层医院剖宫产率的升高、剖宫产指征的放宽、无明确医学指征剖宫产的增加，给患者和家庭带来不利影响，本文对我院近10年剖宫产率和剖宫产指征进行分析，减少无指征剖宫产的比例，将剖宫产率控制在一个科学的水平。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00年1月至2009年12月，10年间我院分娩3408人，剖宫产1161人，年龄19～42岁，平均24.8岁。初产妇2550人，经产妇858人。孕周32+2～45周。
1.2 方法 统计各年剖宫产率和剖宫产指征的构成比，剖宫产指征按胎儿宫内窘迫、社会因素、相对性头盆不称、试产失败、剖宫产史、胎位异常、妊娠合并症、妊娠并发症、其他9大类进行统计、分析其变化。
2 结果
2.1 2000年～2009年剖宫产率逐年上升，由2000年的26.2%上升到2009年的41.5%，见表1
表1 2000～2009年剖宫产情况比较
年份
总产妇数 剖宫产数 剖宫产率%
2000
286
75
26.2
2001
297
92
31.0
2002
310
106
34.2
2003
331
113
34.1
2004
388
131
33.8
2005
387
141
36.4
2006
371
123
33.2
2007
363
115
31.7
2008
350
130
37.1
2009
325
135
41.5
2.2 主要剖宫产指征的构成变化 2000年～到2002年剖宫产指征中胎儿宫内窘迫占第一位；2003～2005年相对性头盆不称有增多趋势；2006～2009年社会因素明显增加，由2000年的10.7%上升至2009年的31.1%。见表2
表2
2000～2009年剖宫产指征构成比
3 讨论
3.1 剖宫产率升高的原因
从表1中可以看出近几年来剖宫产率逐渐升高，主要原因如下：首先，社会因素的干预，孕妇及家人不愿意胎儿有任何围产期的缺氧及产伤的风险，对阴道分娩恐惧，缺乏正确认识和信心；其次，产科医生为避免风险而动员产妇手术产，相对性头盆不称未予充分的试产，年轻医师对难产处理经验不足，剖宫产几乎替代了臀助产；第三，由于晚婚晚育、长期避孕、营养加强，使高龄初产妇、巨大儿、珍贵儿出生率增加，这些都是导致剖宫产率升高的原因。
3.2 剖宫产指征的变更及原因
剖宫产指征中社会因素所占比例增高，社会因素即无明显医学指征，孕妇及家属要求而行剖宫产术，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1）人们在分娩认识上的偏差，过分相信剖宫产术的安全性而强烈要求选择剖宫产。（2）社会、经济、文化背景影响分娩方式的选择，有的孕妇为选择吉日剖腹出生。（3）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独生子女的计划生育政策使优生优育的愿望更加强烈。（4）医生对自然分娩的宣教不到位。（5）产科医疗纠纷和诉讼增加，产科医务工作者从业压力加大，产科医生过分重视剖宫产，减少了阴道助产技术的学习训练。
3.3 降低剖宫产率
计划生育政策的利与弊范文第2篇
人们最初关心中国人口问题主要是关心它的数量问题，因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快速增长的人口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影响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妨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人口政策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偏重人口数量的控制。这种偏重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即使在今天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更替水平的情况下，由于人口基数庞大，加之人口发展的惯性，使中国仍面临着巨大的人口数量压力。然而，正当人们讨论如何控制中国的人口数量，为每年新增加的1000多万人口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而担忧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也正在悄然地老化。它使中国又面临另一个挑战：人口老化问题。
中国不仅是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也是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1998年底，中国的总人口已经达到12.48亿，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占总人口的9.7％左右。与其他已经成为老年型国家的人口老化历程相比，中国的人口老化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人口老化速度和老年人口的绝对数增长快；二是人口老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而提前出现。以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为基础按中位方案所进行的中国人口预测的结果表明，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正在迅速地老化，年龄结构正在由成年型转变为老年型，但各个时期的老化速度有很大的差异。中国的人口老化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0～2000年，中国人口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转变；第二阶段为2000～2020年，这时中国将变成典型的老年型人口的国家；第三阶段为2020～2050年，这一阶段将是中国人口老化的严重阶段。令人担忧的是，在中国人口总体老化的同时，老年人口内部也在不断老化。据人口学家预测，下世纪上半叶高龄老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是51‰，而65岁以上老年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9‰，总人口在达到峰值前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可能只有7‰。毫无疑问，高龄老人是增长速度最快的人群，而老龄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在高龄老人，因为大多数60～70岁的老年人尚有生活自理?芰Γ??0岁以上的老年人最需要照料，带病生存甚至卧床不起的概率最高。庞大的“中老年”和“老老年”人口无疑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
如果分地区考察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这一问题则更为迫切。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总的格局是农村地区快于城市地区，汉族地区快于少数民族地区，东部地区快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到1998年底，已经有近一半的省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本地区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超过或基本接近10%，率先成为中国首批老年型省区。从中国人口老化的地区差异上看，中国人口目前已经自东向西开始老化，而且速度将越来越快，在不久的将来，这一“灰色浪潮”就将席卷全国。从这一点上看，中国的人口并非到2000年前后才突然地成为老年型人口，老年人口问题也并非到下个世纪的某一天才突然严重起来。人口老化本身是个动态的过程，它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也是动态的。就中国的整体情况而言，目前人口老化的社会经济影响还没有显性化，但就局部地区的情况而言，形势已经相当严峻。如1993年上海人口开始负增长，目前上海最主要的人口问题并非生育水平问题，人们更关心的是人口结构问题，尤其是人口的老化问题。
正如人们关心人口数量一样，人们之所以关心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出自对人口与发展之间关系的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人们考虑的主要是人口总量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而对人口结构特别是年龄结构的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没有予以充分的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人口老化的出现，人们逐渐认识到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比人口总量变动对发展的影响更大，因为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同人口数量的增长一样，会给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影响，而且这种变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远比人口数量的增长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影响要复杂得多。如果我们只考察人口总量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将所有不同年龄的人都视为具有相同特征的“同质”的人，这样的考察方法会抹煞不同年龄的人不同的社会经济含义。事实上，不同年龄的人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是“异质”的人。中国目前约有1.2亿老年人口和3.2亿未成年人口，从数量上看，同作为?讶丝诘睦夏耆丝诤臀闯赡耆丝冢??叩母旱J肭崾胫兀?荒苛巳弧5?绻?颐强悸堑秸饬礁霾煌?炅渥榈牟煌?纳缁峋?锰卣鳎?颐蔷突岱⑾郑?夏耆丝诤臀闯赡耆丝诓⒉皇羌虻サ?:3的关系，中国赡养其目前的1亿老年人口也并不一定比抚养其?骋谖闯赡耆丝诩虻ァR虼耍?疾炷炅浣峁沟谋浠?肷缁峋?梅⒄怪?涞墓叵凳且恢指?畈愦蔚难芯浚??崾刮颐悄芨?既返匕盐杖丝诒涠?蜕缁峋?梅⒄怪?涞墓叵怠?nbsp;世界及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正在老化的事实，要求人口学界、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对人口老化的原因、过程、特征、社会经济后果进行分析研究，并在扎实的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寻求解决人口老化所带来的后果问题的对策。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有关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同国外关于人口老化的研究相比，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更晚，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口学研究的复兴是从70年代末期才开始，当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才刚刚进入成年型，人们关注的重点不在人口老化上，即人口老化问题不是人口学领域优先考虑的课题。只是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的客观事实才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
近几年来，中国很多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然而，当我们仔细回顾这些数据和文献后，我们会发现，对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目前多偏重于考察人口老化的人口学效应和社会学效应，也就是说对中国人口老化的现状、特征、原因、过程，以及人口老化的人口学和社会学的后果的论述较多。但弱点是，对现实情况的描述多，而理论上的创新少。
随着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这一不可避免的客观现实的到来，对人口老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已经迫在眉睫，搞清这种关系对于制定中国下一世纪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阶段的中国来说，正确认识中国人口老化发生的原因、运动的过程、发展的趋势以及将会产生的社会经济后果至关重要。中国在制定下一世纪的产业政策、分配政策、交换政策、消费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时，必须考虑到未来中国人口老化的客观事实。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全面、稳定、协调、健康地发展。
二、几个基本概念的界定
（一）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龄界线
“老年人”是指达到或超过老年年龄界线的人，这里的关键在于老年年龄界线，因为确定这一界线是统计老年人口的前提条件。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老年年龄界线的定义是不同的。1900年桑巴德在其《人口年龄分类和死亡率研究》一书中将人口按年龄划分成不同的类型，实际上，他是将50岁作为老年年龄的下线；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中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的下线；而1982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老龄问题大会”又将老年年龄界线定义为60岁。国际上之所以将老年年龄界线从1956年的65岁增改为60岁，这是因为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报告主要是针对发达国家出现的人口老化问题，而当时发展中国家还谈不上人口老化问题，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界线是根据当时发达国家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而设定的。而到了80年代初，人口老化已经不仅是发达国家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同样面临人口老化问题，而发展中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比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低得多。因此，考虑到全世界的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将老年年龄的界线定义为60岁。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老年年龄的标准应是不断变化的。一般说来，发达国家老年年龄的起点应高于发展中国家老年年龄的起点。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尽管人均预期寿命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还是比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水平低很多，因此，将60岁作为中国老年年龄的界线是合理的选择。
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也是不同的，界线范围在15～20岁不等。一般说来，发达国家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高于发展中国家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国际上一般将15岁定义为未成年人界线，即0～14岁的人口均为未成年人口。
在给出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后，我们就很容易确定成年人的年龄界线了，即成年人的年龄界线是15～59岁。（二）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划分
同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龄界线的定义一样，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划分也是因时期和地区而有所不同的。1956年，在联合国发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中，将人口年龄结构的类型划分如下：
年轻型成年型老年型65岁及以上
老年人口的比例4％以下4%～7％7％以上
而后，随着世界人口特别是发达国家人口的进一步老化，国外又提出一些新的划分方法。例如，1975年美国人口咨询局的划分方法如下：
年龄结构类型年轻型成年型老年型0～14岁人口40％以上30%～40％30％以下
65岁及以上人口5％以下5%～10％10％以上
老少比15％以下15%～30％30％以上
年龄中位数20岁以下20～30岁30岁以上
而1982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老龄问题大会”将老年年龄界线定义为60岁后，各国又采用了如下的划分方法：
年轻型成年型老年型
60岁及60岁以
上老年人口的比例5％以下5-10％10％以上
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划分是主观的，而不是客观的。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特别是随着老年年龄标准的不断变化，对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划分也是要相应改变的。一般说来，对老年型人口的定义通常以60及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10%以上，或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7%以上的人口称为老年型人口。（三）人口老化和人口老化问题
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来说，由于人口的出生、死亡和迁移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人口的年龄结构是在不断变化的，即未成年人口、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构成是不断变化的。在总人口中，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我们就称这一动态过程为人口老化；反之，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我们就称这一动态过程为人口年轻化。对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人口可能出现老化，也可能出现年轻化，人口的老化与年轻化是可逆的；而对个人来说，从他或她一出生就开始进入了老化的过程，这是不可逆的。人口老化问题是指在总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的动态过程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由于在人口老化的过程中，各个年龄组的人口都在发生变动，所以人口老化问题不仅有老年人口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而且有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而老年人口问题是指老年人口这一特殊的群体给社会经济带来的问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不论是老龄化还是年轻化，都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即存在老年人口问题不一定存在人口老化问题，而存在人口老化问题则一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 三、关于人口老化研究的主要观点综述
国外早期对于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多数是对老年人口特征的探讨，主要是回答老年人口面临的实际问题。然而，对实际问题的研究离不开一些基本的理论假设。不同的学者在特定的条件下提出不同的理论假设，而这些理论假设又为后人所演变发展，进而形成了一些人口老化理论。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1969年，在二十四届联大上，马耳他率先提出了老龄问题，呼吁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关注老年人口迅速增长的趋势及随之出现的一些问题。
国外关于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和老年事业的经验为研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提供了借鉴的成果。但中国的人口有其自己的特殊性，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背景既有别于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更与发达国家的情况不同。因此，国外的经验虽然可以借鉴，但终究难以适应中国的国情。我们的问题要靠我们自己去解决，中国人口老化的科学研究要靠我们自己去探索。
1982年，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的老龄问题世界大会揭开了中国的老年事业的序幕。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起快的客观事实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近些年来，中国相关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北京大学人口所张纯元主编的《中国老年人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田雪原等主编的《中国老年人口》、《中国老年人口经济》、《中国老年人口社会》、吉林大学人口研究所曲海波的《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武汉大学人口所徐云鹏等主编的《人口老化和老年人口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熊必俊主编的《老年学与老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杜鹏的《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于学军的《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复旦大学王爱珠的《老年经济学》，天津学者的《1988年中国九大城市老年人状况抽样调查》和上海学者的《上海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等。这些著作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此外，大量的有关调查数据为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准确的依据，如中国社会科学人口所组织的“中国1987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抽样调查资料”、1992年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组织的“中国老年人供养体系调查数据”等。所有这些文献和数据都为进一步研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一）关于下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口老化趋势的预测
人口老化的理论和实际证明，人口老化的速度和程度主要取决于人口的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但在人口老化的不同阶段，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对人口老化的作用是不同的。在人口老化的前期，生育水平占主导作用；而在人口老化的后期，死亡水平占主导作用。无论如何，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是人口预测的两个最重要的参数。基于中国70年代和80年代生育水平下降的趋势，当初人们在进行人口预测时，普遍倾向于中国人口生育水平会急速下降的乐观估计，估计到200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会下降到1.8，甚至于1.5的低水平。很普遍的一种预测方案的参数假定是：总和生育率从1981年的2.63到2000年的1.8，随后不变直到2050年；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从1981年的67.88岁上升到2050年的80.20岁。事实上，近年来，中国的生育率并未沿70年代末的趋势继续大幅度地下降，而是在80年代出现了波动徘徊的局面。198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曾下降到2.24的较低水平，而后回升到1982年的2.86的较高水平；1985年再度下降到2.20，1987年又回升到2.59；1987年以后至今，总和生育率的下降的速度较快。对国家计生委规统司1992年10月进行的“38万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国内外争议较大，大多数人认为此结果偏低，极少数人则认为实际的结果可能会??汀H嗣嵌阅壳白芎蜕??实乃?街谒捣诅。?偷牡偷?.3左右，高的高到2.3左右。因此，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际工作部门对此莫衷一是，无所适从，给人口规划和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也造成了学术界的混乱。
综合考察国家计生委规统司1992年10月作的“38万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和1993年国家计生委对河北、湖北等地的抽查结果（见“当前计划生育工作中的喜与忧：由几则信息引发的思考”，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厅，《计划生育情况》增刊（9）期）以及国家统计局1990～1998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的结果，我们认为，目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1.9左右是合理的估计。就中国的全国平均水平而言，中国的生育率水平不大可能降低并长期保持在西班牙、西德，甚至日本现在这样低的生育率水平。因为即使像美国这样发达的国家，其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仍然为2.1，而且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和生育率长期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同样会带来许多问题。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中得到一定的启示。比如，人口老化程度过高，劳动力短缺，社会保障负担过重等问题。因此，2020年倘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果真能低到1.5的低水平，政府则应采取干预政策，抑制总和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
1973～1975年“全国人口三年肿瘤死亡回顾调查”资料表明：当时中国的男性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3.6岁，女性为66.3岁（中国计划生育年鉴1993）。1982年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时，中国男性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6.4岁，女性为69.4岁，男女合计为67.9岁（姚新武，尹华1994）。1985年，国家统计局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则表明，当时中国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为68.9岁，其中男性为67.0岁，女性为71．0岁（中国计划生育年鉴1993）。1998年，中国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上升到71岁，其中男性为69岁，女性为73岁。目前，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已经远远超过了世界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尚有一定的差距。1998年，世界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6岁，其中男性为64岁，女性为68岁。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1岁，其中男性为59岁，女性为62岁；而发达国家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75岁，其中男性为71岁，女性为79岁（PRB1994）。
从1973～1975年到1982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近3岁，平均每年提高近0.5岁。从1982年到1985年的3年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1岁，平均每年提高0.33岁左右。而从1985年到1998年的13年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2岁多，平均每年提高近0.16岁。毫无疑问，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卫生和营养保健状况的不断改善，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还会有所提高。但是，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提高的速度是“边际递减”的，即当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较低时，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善会使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而当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较高时，相似的社会经济条件只能使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有相对较小幅度的提高，在达到一定阶段后，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甚至可能出现停滞不前的状态。中国人口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提高的历程证明了这一点：从每年提高0.5岁下降到每年提高0.33岁，进而又下降到每年提高0.16岁。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中国人口的人均出生预期寿命会逐渐提高，但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人口粗死亡率会逐渐提高，每年老年人口死亡的绝对数会逐渐增多。目前，中国每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死亡人数为550万左右，而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上升为1130万左右（世界银行1993）。
我们可以看到：中外单位或学者对中国未来老年人口数量的规模的发展预测是非常接近的。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下世纪前半期老年人口数量的规模的发展取决于现存人口的死亡率和预期寿命，而与今后出生的人口数量没有关系。在上述的各种预测中，联合国的预测略低一些，而在宋健等人的《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中，对下世纪老年人的预测又相对较高，但无论如何，从以上的各种预测结果中，我们可以作这样的判断，即到2000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1.3亿左右，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0.9亿左右。
需要说明的是，预测毕竟是预测，任何自认为是以合情合理的假设条件为依据的预测都难以断言其所预测的内容会成为现实。对发展中的中国来说尤其如此，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变动受政府政策的影响较大，我们不能肯定中国政府在某个时刻不会改变其经济政策和人口政策。倘若如此，结果会迥然不同。更重要的是，中国目前尚缺乏权威、精确的人口和经济方面的统计数据，这为我们的预测在一开始就造成了障碍。因此，我们的预测大致只能说明一般的趋势，而不能将其视为对未来的客观描述。（二）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主要观点
中国人民大学邬沧萍认为，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看，中国人口老龄化是在经济不发达的背景下发生的，中国未来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并非名列世界前茅。中国老年人口有40年的高速增长期，人口老龄化速度将超过一些发达国家。中国人口转变快，但人口增长尚未得到完全控制，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受人口政策的影响甚大。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邬沧萍提出的最新观点是：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主要是老年人口的数量问题，而非老年人口在总人口的比例高低，因为无论比例多高或多低都是相对的，而数量是绝对的。据此，他指出，人们要从新的视角审视计划生育在老龄化过程中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田雪原认为老年人口学研究的重点在于老年人口变动，而老年人口变动同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紧紧连在一起。在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原因和过程进行分析之后，他认为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表现在：一是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比较快，达到的水平比较高；二是老龄化发展在时间上具有阶段和累进的性质；三是老龄化在空间分布上不平衡。北京大学袁方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人口老龄化将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解决中国老龄问题要依靠国家、社会、集体和家庭相结合的方式。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徐勤认为人口转变速度将决定人口老龄化强度。人口转变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任何人口随着社会的发展或迟或早总要发生，只是由于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化速度不同，导致人口转变的速度不同，从而人口老龄化的强度也不同。一些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人口转变速度快得多，因而在人口转变的后期将出现老年人口比重急剧增长的时期。中国人民大学乔晓春通过对人口老化模型研究认为，在分析人口老化影响因素时不能只看到出生率、死亡率，而看不到现实人口年龄结构对人口老化的巨大作用。从现实看，年龄结构对人口老化的作用可能比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作用还要大（虽然历史上年龄结构最终也是由出生率和死亡率决定的）。过去往往只重视出生率、死亡率对人口老化的影响，而忽视了现实存在着的年龄结构的作用。
史菁的研究认为，运用稳定人口模型研究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是不恰当的，因为中国人口处于急剧转变之中。以往根据稳定人口理论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死亡率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对老年人口比例的增长的作用是不重要的，可以忽略，在人口老化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生育率的下降。然而通过对9个方案人口动态模似的结果分析，史菁却得到了这样的结论：死亡率下降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它的作用与生育率下降的作用同样重要。由于生育率的下降并不是促使人口老化的唯一因素，中国的人口老化不能简单地归因于计划生育政策。
曲海波以中国1964年人口年龄结构为基础，运用人口预测方法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论是生育率的下降是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根本原因，死亡率下降并没有使中国人口老龄化，反而使其年轻化。他还认为人口年龄结构发展的惯性也是年龄结构变化的一个原因。
杜鹏在《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一书中认为，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表现在：（1）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过程重新加以认识，这对认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和特点以及制定今后的人口政策、社会福利制度等都有着重要的意义。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资料为这方面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可能性，它除了能使我们分析过去40年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之外，以1990年人口数据为基础所作的人口预测也使我们得以对未来的人口老龄化趋势重新进行估计。（2）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和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影响因素是生育率、死亡率和年龄结构，但是这些因素在过去40年的人口发展中各起了多大作用还没有从数量上加以全面分析；这些因素在不同时期的作用是否一样？差异有多大？这些问题都有待进行量化分析才能回答。我们可以利用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用比较预测方法对过去40年和未来40年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影响因素进行比较分析来回答上述问题。（3）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口本身也在不断地更替，新进入老年人口的队伍逐渐取代了原有的老年人口。因此，即使在两个不同时期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并未改变，甚至老年人口数也一样的情况下，都不能避免老年人口自身的更替。由于这种更替的存在人口老龄化过程并不只是总人口的老龄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老年人口自身也在不断老龄化。对这一特点的了解是随着老年人口的迅速增加和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而出现的，但还未被广泛认识（杜鹏1994）。
于学军认为，无论采取那种方案对中国未来的人口发展趋势进行预测，都会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中国在下个世纪将面临人口老化的巨大挑战。面对下一世纪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挑战，我们既不能采取不承认的态度，视而不见或有意回避，也不能一提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就“谈虎色变”，盲目悲观，凡是不尊重客观规律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我们应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人口年龄结构老化问题，以积极的态度迎接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挑战，积极采取对策，充分利用人口老化前期总抚养比较低的有利形势，大力发展社会经济，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同时，我们又要认真研究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消极后果，尽量避免或减缓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对中国社会经济的消极影响。因此，从战略的高度认识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老化问题，从宏观上看清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趋势，及早地制定人口发展和经济发展相协调的总体战略规划，统筹兼顾，综合治理十分必要。特别要注意的是，各个年龄组的人口群体是抚养和被抚养的关系，所以，在考察人口老化的过程和解决老年人口问题时，要全面系统地考察整个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老年人口是整个人口的一部分，老年人口的比例变化必然引起其他年龄组人口的变化。因此，老年人口不是孤立的群体，必须与未成年人口和劳动力人口联系起来进行综合考察。在制定政策时，要考虑到不同年龄组人口群体的不同需求和作用（于学军，1995年）。
以上列举了部分对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进行研究分析的代表性文献，这些研究对认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和在分析中所要注意的问题都有重要的发现和建议，为以后的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中国人口老龄化还处于起步阶段，对其过程及影响的认识需要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此外，人口发展往往并不能按已有的人口预测的方式变化，随着新的人口数据的取得和人口老龄化分析技术的发展，使我们有可能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过程和特点重新进行认识，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进行量化分析，从而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究。（三）人口老化对社会经济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始于6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人口老化过程，是人口转变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如上所述，人们之所以关心中国人口老化的过程，是因为会产生所谓的人口老化问题，而人口老化是会否构成人口老化问题，以及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可能是人们最为关心的。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人口老化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产生了一些学术上的争鸣，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的马赢通和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的乔晓春之间的交流。
马赢通（1987）指出，多年来，人口老化被作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消极因素来论述，研究的重点是探求人口老化的对策。这无论对认识未来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景，还是对深入开展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都是不利的。他认为，从各方面的相关分析看，人口老化是好事而决不是坏事。人口老化是人口发展的必经阶段，主观上抗拒是无济于事的，人们在其面前的选择，不存在任何形式的超脱。只有按规律办事，促进其发展，才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马赢通指出，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必然形成少儿人口远大于现时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同时上升的“两头沉”的现象，而人口老化过程起到了减轻一头负担的作用。因此，只有通过计划生育降低生育水平，加速人口老化，才能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将有利于中国四化建设的全局。
乔晓春（1988）不同意马赢通的上述观点。他指出，人口老化并不是指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与近年来的计划生育没有关系，但人口老化系数的变化与计划生育确实有关系。这一点是任何人也回避不了的。他认为，人口老化、计划生育、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出生人口数量减少及老年人口数量增加会导致人口老化；由于作为人口老化系数分子的老年人口数量是相对确定值，而出生人口为未定值，控制人口增长只能使出生人口减少，从而加速人口老化；计划生育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虽然人口老化也是由于计划生育引起的，但从逻辑关系上看，不能直接推出加速人口老化会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乔晓春进一步指出，出生人口的减少直接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同时也导致了人口老化，但由此并不能引出人口老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直接关系，人口老化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之间没有直接的和必然的联系。
马赢通和乔晓春之间的学术交流是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下的讨论，既交流了学术思想，也深化了学术研究。笔者认为，马赢通和乔晓春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问题：老年人口问题和人口老化问题。他们之间的辩论没有使用同一个概念和标准，讨论的结果自然不会达成共识。
在随后的十多年间，中国的学者没有间断对这一问题的探讨。田雪原（1987）认为，中国人口从属年龄比的大幅度降低，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了人口方面的有利条件，未来二、三十年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黄金时代”，总的来说利大于弊。曲海波（1988）指出，人口老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反过来，人口老化又对社会经济的运行产生相应的影响。人口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人口作为生产者是有条件的，而作为消费者是无条件的。人口老化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必然涉及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从而使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于学军在《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1995）一书中认为，伴随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中出现的人口老化是必然的，但是人口老化是否构成人口老化问题，以至于整个国家的人口问题要看它的发展程度和速度是否对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影响而定。因此，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要区分不同的阶段来看。从长期的趋势上看，中国的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多于积极的影响。但如果分阶段看这一问题的话，我们会发现，中国的人口老化问题大致以下世纪20年代为过渡期，在此之前，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会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许多有利的条件，这一阶段是利大于弊；而在此之后，由于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程度加深，许多“利”将逐渐转化为“弊”，这一阶段是弊大于利。需要说明的是，利与弊不是绝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利与弊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只要我们能利用这二、三十年的有利时机，在大力发展国民经济的同时，注意人口老化的动向，采取相应的对策，及时调整社会经济结构，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我们就可能将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
三、未来中国人口老化的研究
我们对中国人口老化原因和过程的研究已经比较充分了。过去，我们的研究主要以宏观为主，视野主要局限于人口学和社会学领域；今后，我们应进行一些微观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并将我们的视野放远于更多的交叉学科之中。我们应将人口老化问题提高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从多角度审视人口老化问题。我们都预感到人口老化会对中国的社会关系、经济发展、文化传统、价值观念、道德规范等各方面产生影响，人们想知道这些影响是什么？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影响？在这些影响中，哪些是积极的，哪些是消极的？如何引导积极的影响而减缓消极的影响？只有把这些问题说清楚，让人们意识到人口老化问题不仅是老年人口问题，而是与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的问题时，人们才会关注和重视人口老化问题。
在进行人口老化问题研究时，我们应该借鉴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研究成果，因为他们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为解决老龄化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索，有严格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理解和掌握这些理论和经验会使我们少走弯路，节省很多时间。但遗憾的是，对他们成熟的理论和经验，我们知道的还很少。
参考文献
北京市老龄委编.1990.北京老年人口论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
陈卫.1994.城市化、国内迁移和人口老化.中国生育率下降过程中的新人口问题及其对策学术讨论会论文
杜亚军.1988.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与就业问题.人口研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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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良诚.1992.中国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中国行政管理，(8)
黑田俊.1993.亚洲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人口学刊,(3
计划生育政策的利与弊范文第3篇
关键词：初中政治；愉快教学法；应用
当前，初中思想品德课教学仍然处在以升学为目的、僵化的、应式教学模式上，教学方法单一，教师照本宣科，学生死记硬背。这样的课堂教学尽管教师讲得口干舌燥、精疲力竭，学生却听得枯燥无味，昏昏欲睡，课堂气氛犹如一潭死水，教学效果不尽理想。那么，如何扭转这种状况呢？笔者在近年来的课改实践中，努力转变着自己的角色，积极探索具有本地特色的新的教学方法，特别是在教学中利用了愉快教学法，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一、故事教学
中学生由于心理、生理等特点，对故事有着强烈的兴趣，而书上的例子大多比较简单，有的例子与学生的实际
生活相距较远。对此，我进行了增补，精心选择一些与教学内容相联系的成语故事、幽默故事、真实故事（包括一些案例）等，有课前学生收集的，也有老师课前准备的，有时由学生讲述，有时由老师言传，形式、内容丰富多样，充分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提高了学生学习思想品德的兴趣。例如：在讲《逆反心理》这一内容时，我讲述了一个“浙江省金华市第四中学高二学生徐力杀母案件”，故事讲完后，我组织学生展开讨论，引起了学生深深的思考，由此学生对逆反心理危害的理解就水到渠成了。
二、比喻教学
要激发学生兴趣，教师应善于积累资料素材，善于巧妙设计问题情境，采用多变的手法，调节学生胃口，使他们感觉每节课都是新的，从而配合教师的教学活动。如在“讲法律的规范和保护作用”这一内容时，我讲到了“鞋”与“脚”的关系，并讲了个寓言：有一天，“脚”对“鞋”说：“你总是约束我，不让我自由。”于是就把鞋扔掉一边，脚独自前行，并左踢右踹，结果被地上的玻璃划破了一个大口子，最后，“脚”动也不动了。由此，同学们对“法律的规范和保护作用”理解得更透了。
三、活动教学
新课程标准要求，思想品德课要以学生为主体，以活动为载体，以育人为目标，要淡化老师说教，应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给学生创设最大的自由思维空间和表现机会，使其学习的积极性大大地提高，让学生在充分参与中获得知识、提高能力。在教学中，我经常采用自主学习、小组讨论、小品表演、话剧、游戏等多种方法和形式，让学生在做中学，乐中学。如在教《文明交往礼为先》时，让学生以小品表演的形式，模拟星期日同学来我家做客的情景，学生在观察小品的同时，思考这两位表演者用了哪些礼貌用语？在态度、举止上表现怎样？平日你是怎么做的？在观察、思考、反思中学生懂得了在交往中要语言文明、态度亲和、举止端庄。另外，为强化学生的道德意识、道德行为，我还适当组织学生搞一些社会调查、访谈等实践活动，提高学生关心社会、服务社会的意识。
四、辩论教学
马克思说：“真理是由争议而确立的。”在思想品德教学中，恰当地组织学生进行辩论，不仅有利于开发学生的思维，而且有利于学生通过观点的冲突博采众长，开拓思维空间，增长才干。如在讲八年级《网络上的人际交往》时，我让学生针对“中学生上网利与弊”这一话题，展开辩论，各自发表自己的观点看法，现摘录学生片语：A：“中学生上网可以收集资料，知道更多信息，好处多多。”B：“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何乐而不为？”C：“网络给人们带来虚假、欺骗、诱惑，多少少年因迷恋上网荒废学业？多少少女因网络被骗情感？”思想的对峙，观念的碰撞，辩论的尖锐无不昭示着学生的智慧。通过辩论，学生明白事物是辩证的，一件事物或一件事情有其利必有其弊，要学会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出发点去看待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作出正确的选择。可见，辩论不仅培养了学生的是非辨别能力，同时也增强了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真可谓一举多得。
五、多媒体教学
现代多媒体教学设备的引入，改变了传统的教师“讲课”，学生“听讲”这种单一的教学模式，它以图文并茂、声像俱佳、动静相融的表现形式，把学生带入一种心旷神怡的境界，有身临其境之感，有利于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有效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和效果。如在教学九年级《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时，我播放了《别挤了》（录制的是中央电视台的“广而告知”节目），学生们看到熙熙攘攘的人群川流不息，众多的乘客你推我攘地挤上公共汽车的场面时，情不自禁地说：“人太多了”。此时，教师点拨说：“大家都看到我国人口的特点之一就是多，这么多人在全国是怎样分布的？我国在人口方面的基本国策是什么？这些都是我们这节课要学习的问题。”学生很自然地将注意力集中到本课学习的重点上来。又如在讲《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时，首先播放DVD，让学生欣赏一幅生动画面，聆听歌曲《春天的故事》，然后再结合歌词内容，充满激情地向学生讲述深圳那空前的改革举措，让学生有身临其境之感，从感性上体会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正确性。这样轻松自然地把理论转化为认知，使学生进入最佳的学习境界，从而提高了课堂教学质量和效果。
计划生育政策的利与弊范文第4篇
[关键词] 危重患者；院前转运；风险
[中图分类号] R459.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7210（2015）01（b）-0148-04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risk factors and preventive measures about severe patientsin pre-hospital transport. Methods From January 2011 to January 2014， 341 severe patients of pre-hospital transport in Ji'nan Emergency Center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and summarized. Results The age of the 341 severe patients was from 15 to 83 years old， the average was （48.6±6.96） years old. During transport， 56 cases were rescued， accounting for 16.42%. 2 patients died and 1 case happened medical disputes. Conclusion Before transport should assess transferring condition， conduct medical treatment and effective psychological prevention. During transport should strictly observe patient's condition， find the processing problems in time， then the risk of transport can be reduced. The success rate of transport can be improved. The occurrence of medical disputes can be effectively reduced.
[Key words] Severe patients； Pre-hospital transport； Risk
院前医疗急救（以下简称“院前急救”）是指由急救中心（站）和承担院前医疗急救任务的网络医院按照统一指挥调度，于患者送达医疗机构救治前，在医疗机构外开展的以现场抢救、转运途中紧急救治以及监护为主的医疗活动[1]。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生命与健康愈加重视，患者及其家属对院前急救提供的医疗质量、出诊数量和装备要求都在不断地提高。为患者提供迅速有效的抢救措施，维持患者生命体征的稳定，以最快的速度将患者转运至医院，是院前急救的目的。院前急救反应国家及社会对重大伤害疾病应急能力及公民的品格能力，反映公民对疾病的自我急救和急助他人的知识和能力，它是现代急救医疗体系的重要标志[2]。如何为患者，尤其是急危重症患者提供安全高质转运是院前医疗急救工作中的重点研究课题之一。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11年1月～2014年1月由济南市急救中心出诊进行院前急救的危重患者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1.2 方法
采用回顾性研究法，对入选危重患者资料进行整理统计，分析危重患者院前转运时的风险因素，探索规避风险的防范措施。通过Excel建立数据库，采用描述性统计。
2 结果
院前转运的341例危重患者，男175例，占51.3%；女166例，占48.7%。年龄15～83岁，平均（48.6±6.96）岁。15～60岁249人，占73%；>60岁92人，占27%。疾病种类：各类休克70例，呼吸衰竭68例，脑血管意外53例，各种中毒28例，心力衰竭27例，急性心肌梗死25例，脑外伤20例，肾功能衰竭18例，恶性心律失常17例，其他15例。从外地医疗机构转回市内的有156例，由市内医疗机构转出外地的有182例，其他3例，其中50～100 km的200例，>100 km的47例。在转运过程中，患者病情发生变化的56例（占16.42%），其中发生休克加重的16例，血压升高的9例，外伤出血加重的7例，呼吸衰竭加重的10例，恶性心律失常的9例，呼吸、心跳骤停的5例。其中，死亡2例，医疗纠纷1起。
3 讨论
3.1 客观环境的变化导致患者的病情变化
因为客观环境的多变性和不稳定性，急救人员在急救现场，对危重患者只能进行初步的病情判断、简要的病史询问、简单可操作的体格检查，而没有充分的时间进行病情评估和处理[3]。尤其在转运途中，路途遥远、交通阻塞、紧急刹车、路况差、车辆颠簸，都可使转运时间延长，甚至引起患者的继发损伤，患者的病情可能会发生突然变化，如血压不稳定、休克加重、出血量增加、神志不清、心律失常，甚至出现呼吸、心跳骤停，也可能造成护士静脉穿刺成功率降低、输液器脱落、心电监护设备信号不稳定等情况。此外，在户外温度较低时，心电图仪、血糖仪、监护仪的灵敏度也均会受影响，使转运途中医疗风险的发生率明显增加。
3.2 急救人员素质和技术水平的差异造成对患者进行医疗急救效果不同
由于急救人员的学历和经历高低不齐、心理素质和应变能力有强有弱、基础知识和医疗水平有限、对全科医学和复杂问题的掌握度有差异、对户外环境中病情变化预测经验不同、与患者及家属的沟通技巧存在差异、工作责任心、专注力不同，最终导致在转运途中对患者病情的观察、判断和控制的效果不同。
3.3 救护车内空间及急救药品数量的限制导致对患者的抢救时间难以持续
因救护车空间的局限性，导致车载的急救设备、药品种类、药品数量、桶装氧气数量相应受限。例如在院外急救时，如病情需氧量大，对给氧浓度需求高，而转运路途遥远时，很难保证足量氧气供应，因而影响病情，给抢救工作带来困难。医护人员配置不足，功过强度大是造成患者不能及时转运的主要原因[4]。而救护车狭窄的活动空间，直接限制人员配备，对于途中可能出现的各种复杂的病情变化支持受限，对病情加重、发生呼吸、心跳骤停的患者，难以进行持续有效的抢救。
3.4 通讯设备的配备不齐全或信号不稳定，可能影响长途转运患者转运成功率
通讯设备的配备非常重要。如果途中遇到堵车，导致转运时间延长，车载物资不足，这时需要用手机联系就近的急救中心增援、补给。此外救护车辆在陌生路径别是在大雾天气时容易迷路，因此，如果车载电话、GPS定位系统、导航仪等设备配备不到位，将降低抢救效率[5]。
3.5 传染性疾病对转运的影响
现场救护应激性强，对潜在的传染病患者及家属无法做到有效的消毒隔离处置，医护人员、驾驶员、甚至患者与患者之间易发生交叉感染。
3.6 转运路途较远导致患者的心理变化
转运途中，患者除了要面对病痛和持续治疗，还会对转运后的治疗效果和转运所带来的经济负担进行思考，在适应陌生环境之外还会对可能发生的负面影响、意外状况担心，天气原因也不可忽视，例如下雨、下雪、大雾等天气，容易造成交通堵塞，患者及家属求治心迫切[6]，对患者心理造成压力，加重病情，使医患关系矛盾加剧，医疗风险加剧。
4 体会
4.1 规范120调度人员接听电话行为，提高派车成功率
呼救者往往因为缺乏医学判断的经验和急救常识而出现急躁、慌乱的情绪，所以在调度员接到呼救电话时，首先应做到态度平和、思路清晰、耐心交流、语速适中，快速准确地采集并记录患者的姓名、性别、年龄、具体急救地点、接车地点及附近标志性建筑、报警者的联系电话、患者数量、主要症状、有无特殊需要等信息，以就近、就急的原则选派急救半径内的急救人员。并可根据患者的病情，调派专科医生出诊，提醒随车人员即时增减急救设备、药品和仪器。在危急重症抢救现场和转运途中，可以调派各科专家，利用远程监护系统为患者进行专科指导和会诊，以增加转运的针对性和安全性，提高抢救成功率。
4.2 尊重患者及家属知情权
在转运前必须向患者及其家属进行转运风险的告知，讲明大致路途长度、路况、预计到达时间、途中所需医疗设备及救治措施、转运途中可能发生的病情变化和相应的处理，明确转运的利与弊，要求患者及家属认真阅读正式的转运协议书并签字。将已有的医疗记录如门诊病历、化验单、影像学检查单、心电图等资料以及患者门诊卡、医保卡一起随车带走。医护人员应对患者进行转运前心理辅导，安抚患者紧张情绪，鼓励其面对治疗的信心。
4.3 转运前制订详细转运风险预案，降低医疗风险
据统计，院前急救所转运的患者中，需现场立即进行抢救的急危重症患者占5%～15%，济南市急救中心占到16.42%[7]。对于院前急救工作，医疗风险无处不在，医疗机构在目前的安全技术与管理下，完全杜绝医疗风险难以做到。但研究表明，尽管医疗风险难以杜绝，但大多数医疗不安全事件都可事先预防[8]。所以危重患者转运前，应认真评估病情，制订转运计划。对可能出现的风险加以防范，降低风险发生率。根据患者的病情采用相应的急救处置，如给予氧气吸入、建立静脉通道、检测血压、血糖、血氧饱和度、并持续心电监护，必要时可做纸质心电图留档；对于外伤患者应先进行止血包扎与固定；对于情绪异常、躁动不安的患者应提前使用固定带妥善制动四肢，并用软垫对软组织进行保护，以免在搬运过程中造成误伤；应根据病情使用相应的急救药品，以减轻患者的症状，稳定生命体征，即使暂不需用药，也应建立至少一条静脉通道，维持滴注生理盐水备用；出发前必须再次检查尿管或胃管以及呼吸机管路的畅通，避免因搬运造成的脱管，并关注患者神情和情绪变化。
4.4 转运途中重视患者病情观察，根据患者病情变化，做好必要的治疗措施
转运途中，对所有的危重患者都需建立至少一条有效的静脉通道，以便及时进行药物治疗；保证治疗管路和监护仪线路正常运转，细致观察、精力集中，密切监测患者的神志、生命体征和血氧饱和度；妥善连接并安置输氧管，调整合适氧流量；因悬挂输液袋的高度变化和救护车车体运动，往往引起输液时滴速的变化，护士应随时观察和调整输液速度、及时更换输液袋；注意输氧管、输液管、导尿管、胃管、负压吸引管等是否通畅无压迫；车辆颠簸，往往引起咳痰量增多，医护人员应随时观察痰液量，必要时吸痰；对脊柱损伤的患者，应先用长脊板进行固定，再将长脊板固定于上车式担架上，避免脊柱的二次损伤；对颈椎损伤的患者则须用颈托及头部固定器固定患者的头部，医生与患者交流时应位于患者的顺目位，减少患者做颈部运动的可能；对路途远、转运时间长的患者可留置尿管并记录尿量；对神智不清的患者，应将头部偏向一侧，防止因呕吐引起的误吸；对躁动不愿合作的患者，除使用镇静剂外，可用四肢约束带固定，并在骨隆凸部位放置软垫，保护软组织；若病情出现变化应及时采取积极有效的抢救措施，当患者突发呼吸心跳骤停，应立即行CPR心肺复苏术，必要时可行气管插管术[8]。
时刻注意保持车内清洁卫生，为患者及家属创造舒适可靠的治疗环境。医护人员在面对患者时应目光柔和，语气镇静，主动为患者介绍车内环境和各设备用途、询问舒适度，以减轻其紧张情绪，提高安全感。如遇患者或家属有晕车、呕吐现象，应及时提供污物袋、清理呕吐物、并亲切安慰。
4.5 做好院前院内的衔接工作
在将要抵达医院时，随车急救人员应及时联系所送往医院急诊科的医务人员，简要说明初步诊断，嘱其做好接车准备，可提前通知接诊人员，让实验室、B超室、CT室、放射科等做好相应的检查准备，为后续抢救赢得宝贵时间。
4.6 转运后的车辆清洁消毒、维护及回访工作
为了避免一些潜在疾病的传染以及患者与家属的交叉感染，每次急救转运任务结束返回单位后，医护人员要及时做好救护车内的消毒工作，更换一次性用品，倾倒医疗垃圾，严格按照消毒规范来进行消毒车内的仪器和设备。
急救物品的检查和仪器的维护。随时保证救护车上的急救设备、药品、氧气和耗材的充足和完好，每个班次在接班时应对车载设备进行检查、清洁和维护，保证仪器电量充足；保证急救药品和一次性用品无破损、无过期、无污染，发现问题应及时解决，每次出诊后都要及时进行清洁消毒、整理和补充。
定期回访。由于电话随访方法简便、经济及操作新好，被逐渐应用到患者延续性护理中[9]。对于转运结束的病案，设置专职人员进行电话回访，对患者转院后的治疗措施、效果、预后进行了解并记录，对患者及其家属进行满意度调查。
4.7 医务人员专业技能、心理素质、风险意识训练
Kue等[10]研究表明，由专业人员进行转送，严重不良事件的发生率相对较低。凡从事转运危重患者的医护人员，除掌握基础急救知识和操作技能外，还必须定期接受专业急救项目培训及考核，主要包括气管插管术、心肺复苏术、止血包扎术、体外除颤术、颈椎损伤的固定与搬运术等单项操作技能和集体配合技能；熟练掌握呼吸机、除颤仪、体外按压器、吸痰器、碳氧检测仪等急救设备的操作、调试、参数的选择以及适应证和禁忌证等。并且利用模拟人和模拟病例进行不定期场景式模拟训练。此外，驾驶员定期接受行车技能与安全培训，担架员接受搬运技巧、团队配合技巧培训。经过不断地强化训练、系统训练，确保院前急救团队能够优质高效地完成救治任务。
院前急救是医疗风险发生率较高的领域[11]，是急诊医学体系的首个环节，患者具有起病急骤、病种复杂、不易判断等特点，患者家属对医务人员期望高，户外工作使急救人员体力消耗增大，急救人员在出诊时处于精神紧张状态。因此，院前急救工作者应具有健康的体魄、分秒必争的急救意识、丰富的急救经验、灵活的现场应变能力、较强的沟通技巧、迎难而上的奉献精神和过硬的心理素质。
强化急救工作者的风险意识[8，11]。院前救护本身是特殊性质的医疗行为，无论从受理求救电话、启动应急反应系统、奔赴目的地、现场救护、转运途中、甚至抵达医院现场交接等各个环节，都充满风险与挑战。并且急救者面对的患者年龄差异大，文化修养及社会角色不同，病情危重、紧急、复杂多变，稍有不慎可能会铸成大错。院前急救具有紧急性、高风险性、复杂性、高技术性、环境不稳定性和结果不确定性 ，院前急救人员应有针对性的接受防护教育，认真学习《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了解工作的高度风险性 ， 完善急救流程，提高预见能力，增强防范意识，做好自我保护。
4.8 争取政府对急救中心的人力物力的扶持力度
急救中心是非营利性公益福利的医疗机构，其社会效益远远大于经济效益，其付出要大大超过经济收入，经济水平也影响社会和专业人士对院外急救患者的评估[12]。各级政府应加大对急救中心的扶持力度，适当增加财政投入，设置相应的政策和专项资金，为救护车配备高级的救护设备和通讯设备，开设120绿色通道，提高救护车的整体质量，提升院前急救的救护能力。可以开展空中救护、水上救护，购买直升机、橡皮艇，这样才能使院前急救体系的建设水平进一步提高。
综上所述，危重患者远程转运是院前急救工作的重要环节，对扩大高水平医院的救治范围，抢救危重病患者生命有着重要意义[13]。随着重大灾害的频繁发生，造成群死群伤的严重后果与医院应急资源分配的矛盾也日益突出，在院前、院内急救链条中医院急诊服务体系在灾害救治中占有主要的作用，建立医院急诊服务体系总的原则为整合医疗资源，优化管理模式，加强应急演练[14-15]。应尽快壮大急救队伍，丰富急救资源，规范急救行为，推广和完善院前急救体系建设，科学提高急救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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