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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荀子 儒学 虚壹而静 天人相分 性恶论
1 先秦儒学的发展
哲学产生于古希腊,但中国古代哲学也闪耀着辉煌的成就,尤其是儒家哲学更是独树一帜。孔子、孟子和荀子是我国哲学史上著名的“先秦三儒”,开拓了中国儒学两千年的基业,也对世界古代哲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孟子和荀子在对孔子思想的继承的前提下又提出了自己的哲学主张,但孟子和荀子的思想又存在着差异,形成了先秦儒学五彩斑斓的局面,为后世儒学百花争艳的展开创立了平台。
孔子是儒学的开创者,但并不是儒的开创者。儒,或者以儒为职业的人,在孔子之前就有了,大都是殷人后裔。《说文》称:“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殷亡国后,周人采取了灭其国不灭其族的做法,将殷人安置在一块划出的地盘。在春秋时,周礼已经衰落,散于民间,但许多人即使知道周礼而不按周礼的要求去做。孔子的政治主张是复周礼,周礼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依靠这种礼,各个阶层可以得到合理的安排。
孔子死后,“儒分有八”,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孟子受教于孔子之孙子思,成年后仿效孔子在家乡授徒讲学,四十岁之后开始出仕,开始游历齐、滕、薛、鲁、梁等国,推行其仁政主张。孔子是一个敦厚长者,性格温和,而孟子个性强烈,以好辩著称。性善论是孟子的一大发明,也是孟子对中国哲学思想的最大贡献。
2 荀子的哲学思想和主张
荀子是战国时期赵国人,少年后多次游学于齐,在稷下学宫“三为祭酒”,声望很高,对儒家的《诗》、《礼》、《易》、《春秋》都很有研究,一度应聘入秦,又曾在赵国“议兵”,弟子甚多,法家著名代表韩非、李斯均出自其门下。荀子对墨家、道家、法家以及儒家内部的其他学派均有所批评,独崇孔子,认为只有孔子的学说才能够“总方略,齐言行,壹统类,而群天下之英杰,而告之以大古,教之以至顺。”荀子和孟子的思想都源于孔子,但孟子偏重于继承孔子的仁学,荀子偏重于继承孔子的礼学。孟子的思想基础是性善论,荀子的思想基础是性恶论。但是,荀子只是以其欲望任其发展的结果为恶,并不是以欲望本身为恶。荀子在思想上以孔子正宗自居,与孟子的思想“取舍相反不同”。荀子的哲学主张主要包括如下内容:
2.1 性伪之分。荀子不满孟子的“性善论”,逻辑起点在于“性伪之分”,认为孟子不知道“性”和“伪”的区别,因而对“性”和“伪”进行了严格的区分。荀子指出:“性者,本始材朴也”,“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即“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荀子以生之自然之状况或资质为性,主要内容之一是指身体器官的欲望。荀子说:“若夫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生于人之情性者也。”在荀子看来,人与人的性是相同的,圣人和众人、尧舜和桀纣的性是相同的。不过,荀子不以欲望本身为恶,而以欲望的泛滥为恶。在荀子看来,伪是“人为”的意思,与性相对。荀子说:“夫感而不能然,必且待事而后然者,谓之生于伪”,具有明显的后天性,是与人的道德相关的思想、行动及其结果,来源于人的努力,即“虑积焉,能习焉,而后成谓之伪。”
2.2 化性起伪。所谓“化性而起伪”,就是将先天的自然资质转化为人为的道德特性。荀子认为,如果要完成“化性而起伪”,即“虚壹而静”和“心可以知道”,也就是认知的能力和道的存在。在荀子看来,人天生就有认知的能力。他说:目辨黑白美恶,耳辨声音清浊,口辨酸咸甘苦,鼻辨芬芳腥臊,骨体肤理辨寒暑疾养,是又人之所常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虚壹而静”是荀子十分重要的思想。“虚”是指不以已有的知识妨碍接受新的知识,“壹”是指思想专一不二,“静”是指思想宁静不躁。荀子认为,人之所以能够知道,在于虚心、专心、静心,即能够“虚壹而静”。通过“虚壹而静”的功夫,不偏执一端,不为想象和经验所混淆,不让情感扰乱理智,心就可以知道了。“化性而起伪”的一个条件是需要有道。荀子的“心可以知道”的“道”是有具体所指的:“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儒效》中说:“道者何也?曰:君道也。……道存则国存,道亡则国亡。”《君道》中强调,荀子的道不是自然之道,宇宙之道,而是治国之道。荀子认为,为了防止欲望情性的泛滥,必须有礼义法度。有了礼义法度之后,人的欲望才能得到节制,情性才能得到矫饰,社会才不至于悖乱偏险而不治,从而达到和善的目的。
2.3 涂之人可以为禹。荀子认为:“涂之人可以为禹。曷谓也?曰:凡禹之所以为禹者,以其为仁义法正也。然则仁义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然而涂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然则其可以为禹明矣。”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人作为认识和学习的主体,是可以接受礼义法正的。接受了礼义法正之后,就使自己成为了有德之人,这就是“涂之人可以为禹”的具体含义。“涂之人可以为禹”是“化性而起伪”的终极形态。
2.4 隆礼重法。荀子在政治上主张“隆礼重法”,认为人生而有欲望,欲望引发争夺,于是天下大乱。圣人不忍心这种局面的发生,专门制定礼乐制度,以解决欲多物少的矛盾,以限制社会发展对于物的追求,使有限的物得到合理的使用。《礼论》中说:“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以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在重礼的同时,非常强调法的重要性。荀子认为:“隆礼至法则国有常”、“道之与法也者,国家之本作也。”“志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明德慎罚,国家既治四海平。”这就形成了荀子“礼”的思想的一大特点,即“援礼入法”,将法加入到礼的内容之中,赋予礼以强制的性质。
2.5 “辩”、“礼”和“分”的辩证关系。荀子提出了三个相关的概念:“辨”、“分”、“礼”。“辨”是指身份上的自觉,如夫为父、子为子,君为君,臣为臣。“分”指身份的区别,父有父的身份,子有子的身份,君有君的身份,臣有臣的身份。“礼”是制定“分”的一种制度,在三者中最重要,因为只有制定了“礼”,才能谈得上“分”,也才能谈得上“辨”。“礼”、“分”、“辨”的存在可以保证整个社会井然有序、稳定平治。所以,荀子说:“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圣王。”荀子认为,礼的重要作用在于“分”。荀子认为:“故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夫禽兽有夫子而无父子之亲,有牝牡而无男女之别,故人道莫不有辨。”荀子强调,只有“分”,才能将人与世间万物区别开来。荀子说:“(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故宫室可得而居也。”
2.6 “王”、“霸”与“一天下”。在“一天下”的问题上,荀子同样面临着“王”和“霸”的选择。荀子对此的态度与孟子不同。孟子认为,“王”和“霸”是两种对立的治国方略,儒家必须坚持王道,反对霸道。荀子则认为,“粹而王,驳而霸”,“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在荀子看来,理想的政治叫“王”,此等的政治叫“霸”,王道比较纯粹,霸道比较驳杂,但在特殊的情况下,“霸”道也不失为统一天下的办法。荀子坚持的仍是孔子为政以德的思想,但态度较孟子更为现实,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并接受了霸道的实际存在。
2.7 天人相分。荀子认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在“天行有常”的前提下,荀子主张“天人相分”,即“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在天者。”在荀子看来,人有自己的职份,不应“与天争职”。根据“天人相分”的思想,荀子进一步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观点。荀子认为,与其盲目迷信天的权威,不如利用自然规律,“物畜而制之”、“应时而使之”、“聘能而化之”、“理物而勿失之”、“有物而勿失之”。在先秦哲学中,天始终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每个哲学家必须提交自己的答案。在荀子看来,天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界。荀子所说的天,是指日月星辰、阴阳风雨、四时变化的物质世界。荀子认为,既然天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界,人们便不应该将其神化,以天来干扰人世间的事物,而应该将天与人分别开来。
3 荀子哲学的管理学启示
现代管理学兴起于西方世界,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蕴含着深厚的哲学思想。现代管理理论移植于中国最关键的因素是能够实现与中国本土文化的融合,与中国五千年文化的融合,特别是与在中国思想领域占据两千年统治地位的儒学的融合。在现代管理理论中,也程度不同地体现了古代儒学的思想,也包括荀子儒学的思想,主要分布于如下各点:第一,在管理行为中,需要上下级职责分明,并且所有成员对此都有清晰的认识,才能做好事情。这是“分”和“辨”的思想的体现。第二,企业需要具备明确的发展目标,形成鲜明特色的文化,肩负在现代社会中的责任,才能持续发展。这是“礼”和“仁”的内在要求。第三,企业必须制定严明的工作纪律,赏罚分明,才能高效运转,即“隆礼”而“重法”。第四,企业存在的直接目标是满足投资者的利益需求,投资者最重要的目的是个人利益最大化,而不是社会利益的最大化。这是“性恶论”在现代社会中的体现。第五,人力资源的管理机制要灵活多变,善于发现和利用人才,不可对任何人持有偏见,这就是“化性起伪”、“涂之人可以为禹”。第六,决策者要达到“虚壹而静”的状态,才能做好战略决策。第七,合理地满足员工的欲望,适度地提高员工的福利,因为“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第八,企业管理要做到制度约束和人性化的融合,即“援礼入法”。第九,领导者既要厚德载物,在品学和才能上令人仰慕,在必要时也要发挥领导的威势,即“王”和“霸”的结合才能“一天下”。第十,管理行为和决策中存在着内在的规律,管理者要深刻地认识到这些规律,并能够加以利用,即“天行有常”、“天人相分”、“制天命而用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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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石永之.荀子正义思想述要[J].孔子研究,2012(2):36-43.
Abstract: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has a long history. With the passage of time, it formed the splendid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cient management thought is a magnificent literature after thousands of years of cultural accumulation, and provides the thought sour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management theory. In ancient management thought, Confucianism, Taoism and Legalism have a vast reservoir of management wisdom. The paper analyzes the management thought reflected from Confucianism, Taoism and Legalism, and studies it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关键词: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现实意义
Key words: ancient China;management thought;practical significance
中图分类号:C9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3)30-0135-02
0 引言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主要有儒家管理思想、道家管理思想和法家管理思想。尽管其他学派的管理思想中也有可取之处,但是相比之下,还不够系统和成熟。儒家思想重在对人的启发、教育和感化,主张“仁、义、礼、智、信”;道家思想强调做事情要顺应自然,尊重客观规律,主张“道法自然”、“无为而治”;法家形成一套完整的管理理论体系,将“法、势、术”统一起来。这些思想的积极成分对现代管理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儒家的管理思想
儒家文化关心人生和社会问题,注重修身养性,内炼立德。儒家思想主张做人应该具备诸如仁爱、诚信、和谐、自律等道德准则,蕴涵着丰富的管理学思想。
1.1 修己安人的管理目标 儒家经典著作《论语》中讲:“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告诫管理者要做到修身立德,否则难以服众。“修己”是对自我进行管理,“安人”是指社会管理。儒家的管理思想认为,要治理国家,首先要管理好人。管理者要想进行有效的管理,必须提高自身的个人素质和修养。《大学》中讲:“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也即是这个道理。儒家学说把国家、家庭和个人联系起来,使政治管理与伦理相结合,形成了社会管理系统。另一方面,对于管理者来说,只有从自身做起,才能使国家安定,进而治理好天下。
1.2 民为邦本的管理意向 儒家的管理思想主张“以人为本”,人是管理的中心。民生、民心、民信是儒家管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孔子说:“惠则足以使人。”意思就是,要给民众实惠,才能够很好地调动民众的积极性,使民众为其办事。儒家管理思想认为,要想达到“求贤若渴、礼贤下士”的管理境界,必须认识到“以人为本”的重要意义,重视对人的管理和对人心的管理。此外,儒家的管理思想认为,百姓的安居乐业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也是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意义所在。
1.3 贵和中庸的管理方法 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儒家文化认为,“和”不仅是管理要达到的目标,也是实现管理目标的重要方法。在处理一些无关原则的小事情上,孔子认为,要协调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能小题大做、不能不团结,否则影响人际关系的和谐;但是在一些原则性强的大事情上,孔子则要求人们要坚持自己的原则而不是同流合污。对于如何做到“和”这个问题,孔子也给了我们答案:“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这句话旨在告诉我们,中庸是达到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社会团结和谐,人人都有良好的道德的很好的方法。他反对在处理问题时走极端以及看问题的片面性,告诫人们无论做人还是做事都不能太过分,要“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儒家的管理思想主张“和为贵”,人与人之间、人与组织之间、组织内部以及组织与组织之间要协作与和谐。
2 道家的“柔道”管理
在道家学说中,“道”是万事万物的本源与本体,一切活动都要遵循“道”。道家管理思想的最高原则是“无为”,“无为”是适用于一切人,尤其是适用于管理者的管理法则。
2.1 无为而治的管理智慧 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出“无为”的概念。“无为”是道家学说的精髓,也是道家学说为人们提供的一个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意思就是做事情顺应事物各自发展的客观规律,“道法自然”,从而达到“无不为”的境地,即“无为而无不为”。反之,如果做事情只是凭借人的主观意愿而不尊重自然规律,就会妨碍“道”的运行而失败。老子说:“无为而无不为,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这句话告诉人们,管理活动如果按照“无为”的原则来进行,就能取得好的效果,也即是“为无为,则无不治”。
2.2 处理人事关系的基本方略 在处理人际关系上,老子主张“处下不争”。老子说:“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善用人者为之下。”意思是说善于做领导的不逞强,自己不表现不居功,大度地去让下属表现他们的才华,才能发挥他们的作用;善于作战的保持冷静而不暴躁不妄动;善于获胜的不用与敌人交战;善于用人的谦下低调。“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告诉人们,管理者要像江海那样,“善下之”,谦退不争,有海纳百川的胸怀,才能把更多的人才吸引到自己的周围。
3 法家的管理思想
法家思想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韩非子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通过对法家前辈思想的总结,以及对其他学派思想的借鉴吸收,实现了“法”、“术”、“势”的统一,形成了一套系统的理论体系。法家思想的独特见解对现代管理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3.1 “法治”的思想 《管子》中最早提出“法治”的思想,也就是所谓的“依法治国”,又称“垂法而治”。法家思想非常强调“法”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韩非子·有度》中说“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法审则上尊而不侵”等阐述了依法治国的重要性。意思是依法治国,对外关系到国家的国际地位,对内关系到君主统治地位的巩固。此外,韩非还提出了刑法的实施原则,保证了法治的预期目的的实现。法家的“法不阿贵”等思想相对儒家“刑不上大夫”的观念而言,是极大的进步。
3.2 “术治”的思想 对于解决如何来实施“法治”的问题,法家提出了著名的“术治”说。“术”,指权术,也即是现代管理中的管理方法乃至管理艺术。《韩非子·定法》中说“术者,因任而受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君臣之能者也。”意思就是,工作岗位的确定要考虑工作任务和工作需要,使职责明确并加以考核。
3.3 “势治”的思想 在强调“法”和“术”的同时,韩非子也强调“势”的重要作用。所谓“势”,即权势。韩非子说“势者,胜众之资也”,他把“势”看做是管理者相对于被管理者的特权或优势,认为使管理得到良性运行仅仅依靠管理者的能力和品德是不够的,必须要拥有“势”,即需要位尊权重来保障。法家认为“法”、“术”、“势”并不是单独存在的,三者是相互区别又相互影响的,要使三者有机结合,管理活动才能顺利进行。
4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现实意义
4.1 将儒家管理思想引入现代管理 从“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等名言中,可以看出古人是相当重视“人的因素”的。以人为本,即以“人”为核心而建立起来的,不过分强调个体独立性,而主张个体与群体的统一,既重视个人的主体价值与作用,又主张推己及人,把个体融入和谐的集体之中。管理者要把人的因素放在第一位,在管理过程中重视对人心的管理,要关心下属,对待下属要一视同仁,重视他们个人才能的发挥。
现代管理中,也要重视中庸思想的积极意义。儒家的中庸思想要求管理者在具体的管理事务中要坚持原则,遵守企业的规章制度,另一方面,和而不同的思想则有利于活跃企业气氛,塑造丰富多彩的企业文化。把儒家的“和为贵”思想引入现代管理,管理者与下属之间能够相互尊重和理解,进而相互关心、相互支持、和睦相处,有利于管理中与下属、下属与下属之间建立和谐的关系,促进企业管理的成功。
4.2 将道家管理思想引入现代管理 老子主张“道法自然”、“无为而治”、从而达到“无不为”的境地。老子提倡的“无为”,并不是什么事情都不做,而是要顺应自然和尊重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有“不妄为、不乱为”的意思。在现代管理中,强调“无为而治”,要求管理者在制定和执行法律、法规、以及制度的过程中要顺应自然,不违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管理者在日常的管理中也要充分认识到“无为而治”重要作用。管理者不必置身于琐事之中,而是将日常事务的决策权要下放给下属,这样才能宏观上把握组织的管理目标和愿景,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促进企业目标的实现。但是,也要认识到,老子所说的“无为”,并不是消极的让人无所作为,而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在企业中,管理者将决策权下放不是取消任何管理行为,而是进入管理的更高的境界。这种管理境界中,人人都是重大决策的参与者、制定者和执行者,都是管理者。这种看起来无为的管理模式,实际上更加高效。
4.3 将法家管理思想引入现代管理 “法”、“术”、“势”的思想对现代管理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在现代企业中重视“法”,也即是强调企业的制度建设的作用。一方面企业要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另一方面企业要制定能够规范人的行为的“法”,也即是企业的制度。合理完善的制度是一个卓越的企业所必备的,它会随着内外部环境的变化而不断的调整和完善,是企业良性运行的必要条件。在实际的管理过程中,制度的意义重大,但是只有制度得到良好的贯彻和执行,制度的作用才能得到有效的发挥。这就需要“术”,也即是对制度的执行进行反馈和考核。因为制度往往会有缺陷,所以在制度的执行过程中要讲究技巧。合理完善的制度、制度执行的技巧并不能保证制度能够得到有效的执行,这就需要“势”,管理者要运用好“势”来确保管理效果。
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企业要想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足,必须要加强企业的制度建设。良好的制度环境有利于员工发挥其创造性才能。以“法”、“术”、“势”的管理原则来指导管理过程,有利用企业沿着正确的轨道健康运行。
中国古代思想博大精深,虽然时隔数千年,但是对于现代管理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要充分认识到我国古代优秀管理思想的重要价值,结合现代管理理论,将传统优秀的管理思想融入现代管理之中,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方法,使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管理服务中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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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传统管理思想;现代企业管理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国的传统管理思想基于传统文化。中国文化的主题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儒家文化在记录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也深深的深入每个中国人的血液,通过世代相传的风俗习惯、人生观念、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准则等影响和制约着现代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纵观历史,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中国古代人民就在日常生产生活中萌发了很多卓越的管理思想,既有宏观意义上的治国之道,也有微观意义上的治生之道,它们脉络清晰、内容丰富,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灿烂结晶,深深的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管理思想。
一、中国传统思想的起源
中国是具有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最早的管理思想起源于原始的农业,在刀耕火种的种植业的基础上逐渐产生了手工业、畜牧业等社会分工管理经营活动,随着社会的发展,在这种特定的社会因素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了以龙山文化、仰韶文化等为代表的早期的管理思想。此外,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主导体系源于千百年来广为流传、深入人心的儒家管理思想。
二、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特点
企业管理从简单的角度来理解就有两方面的内容,即人的管理和事的管理。针对这两方面内容,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具有以人为本、以和为贵、以德为先的管理特点。(1)中国传统思想具有以人为本的特点。中国传统思想就是注重以人为本,中国的传统文化的核心也是一个“人”字,这种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非常重视人的价值。纵观历史,在治国管理方面就把人放在第一位,认为国家的兴亡与人才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有道是“争天下必先争其人”,同时传统的管理思想具有浓烈的民本思想,如由孟子提出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由孔子提出的孔子主张“爱人”、“爱众”、“重民”等人本位的思想。治国方是如此,企业的管理就更应该注重人的管理。在竞争激烈的商业活动中,企业最短缺的资源就是人才,同时企业管理也是人在管,因此,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主张以人为本的特点。(2)中国传统思想具有以和为贵的特点。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一项理论就是以和为贵的和合思想,正所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以和为贵是成事的根本原则,我国传统管理思想主张协调管理包括人际关系的在内的一切矛盾因素,和气生财是企业生存发展指导,和谐管理是中国传统管理思想想要达到的最佳管理状态。(3)中国传统思想具有以德为先的特点。凡事以德为先是古今中外的定理,我国的传统文化也可以理解为传统的伦理道德文化,儒家思想是道德文化的代表。我古代管理国家讲究的是以德治国,管理思想对人们的要求是德才兼备,从此不难发现以德为先是中国传统管理思想最鲜明的特点。企业的管理更应该主张德的管理,强调以德服人,古语有言“生而弗有之,为而弗持之,长而弗宰之,此之谓玄德”,管理但不去主宰,不去左右,这才是企业管理中“德”的体现。
三、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影响
从辩证学角度考虑,凡事一分为二,中国古老的传统管理思想对现代企业的管理既有积极的一面,同时也有消极的一面。(1)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的消极影响。纵观世间百态,管理是在一定民族文化背景下所衍生的产物,我国受封建专制统治多年,儒家管理思想已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给现代的企业管理带来了很多消极的影响。首先,受传统管理思想影响,现代企业管理普遍政治化,忽略的企业的最大利益。如企业缺乏独立的一面,表现出政府化的行为,企业的管理手段、竞争方式、经营理念等受上级部门控制严重,从而使得企业内部结构行政化,企业的管理手段和方法行政化。其次,受封建社会严重的宗法等级观念的影响,现代企业管理普遍专制化,忽略的企业的民主性。主要表现在个别企业中常常表现为领导者的个人决策、家长制。最后,受中国儒家管理思想对企业管理机制的影响,现代企业管理重于人情化,忽略了制度管理。主要表现为,在日常管理中过于注重人情,使得企业的规章制度只是用来说、用来看、用来记录,从而导致企业中常常出现无章可循、有章不循,违章违规现象司空见惯。(2)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的积极影响。现代很多企业遵循以人为本的传统管理思想,把人才视为企业的核心和最宝贵的资源,充分发挥人才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达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目的。例如,海尔集团的“盘活资产首先应盘活人”。此外,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对现代企业的积极影响还表现在以和为贵、以德为先等方面,正所谓和气生财,企业的经营管理要讲求和谐,再者,受传统儒家思想影响,很多企业在管理中注重以德为先的管理思想,对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四、现代企业管理思想
(1)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现代化的企业管理模式包括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和管理制度,同时企业的经营管理更离不开企业文化和制度。在现代企业管理中通过硬性的规章制度来进行行为约束,通过企业文化来感染思想意识,鼓舞斗志。在日常的管理中需要软硬兼施,企业文化和规章制度互为作用并进行持续改革和创新。此外,规章制度的建立可以有效的约束人的行为,追求的是阶段性的项目管理目标,而企业文化则是长期对人的思想进行熏陶,追求长远效应。企业文化和制度对一个企业至关重要,因此在树立企业文化和建立管理制度时要融入以人文本的思想,提倡人性化管理,未来真正出色的企业,将是能够设法使各层次人员全心投入,并有能力不断学习、团结进取、改革创新的组织。(2)倡导目标性管理思想。现代企业管理通常把企业目标的实现与人的需求集合起来,其基本出发点是综合以工作为中心和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技能,基本管理方式是自我控制。企业的发展在于经营,经营的管理在于项目管理。在项目管理过程中,要有明确的目标和宗旨,讲求战术性和战略性。与传统管理思想相比,现代企业目标性的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在把传统方法中的“要我做”和“要我怎么做”转变为“我要做”和“应该怎么做”。(3)推崇技术创新的信息化管理思想。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技术革命带来了必然的管理革命,正所谓技术和管理是企业发展的双动力,正确处理技术与管理的关系,在提倡技术创新的同时更要强调管理思想的创新,全面打造以科学技术带动管理创新的新局面。
随着信息化社会的高速发展以及数字化和信息化技术的形成和发展,给企业管理带来了更进一步的解放和改善。这种进步和改善不但体现在管理水平、管理思想观念的现代化,同时也体现在通过数字信息化管理系统的开发和广泛应用使得生产系统和管理系统的更高级现代化。技术和管理是企业发展的双动力,运用具有创新性的信息化管理,把技术和管理相互结合、互相促进,使得生产进一步发展、机构进一步精简、人员进一步精练,提高管理效率的同时更是提高了生产效率,大大降低了企业生产和管理的整体成本,是企业在高效的可持续发展状态下立于不败之地。
参 考 文 献
[1]杨先举.孔子管理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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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静杰.现代企业管理模式之知识管理[J].企业导报.2010(7)
一、儒家管理思想“缘人情、人性而治”的逻辑起点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启示
儒家思想十分重视人在管理中的地位,可以说人的管理和施行管理的人是儒家理论的核心[1]。在儒家看来,天地之间只有人是最宝贵的,是万物之灵,一切的管理活动都是围绕着治人而展开的。既然管理的对象是人,而人又是千差万别的,那么就要从人的本性入手对人进行分析。儒家的管理思想正是从这样的出发点着手,按照人性本能的属性和特点来阐发相关的原则和手段的。
在人性的假设上,孔子提出了“性相近,习相远”的基本观点。其基本含义有二:一是人性有其共性和一般性;二是人性在后天受外力影响或改造可以向不同方向发展,使每个人的人性产生差异。孔子之后,儒家主要代表人物对人性的认识有了很大的分歧。孟子侧重于阐释“性相近”,而系统地提出了“性善论”,认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人之美德,是天赋而非外界施加的,“仁义礼智,非由外烁我也,我固有之也” [2],乃是“不学而能”的“良能”,“不虚而知”的“良知”。至于人的不善不能归于他的本性,这是由于后天的各种原因,例如耳濡目染或者追求感官刺激使他的善良天性被遮盖了。他还认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一个人对于善,求则得之,舍则失之。荀子的观点则不同于孟子,他提出了“性恶论”,认为人性本恶,“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3],人性恶乃是人的自然属性、生理本能。同时,他还指出,后天的人为,可能使先天的人性恶,变为后天的人性善,这就是所谓的“化性起伪”,“故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 [4]。这样就逻辑地推导出,礼乐的存在与推广是合理的,老百姓可以通过礼乐教化,而克服其人性中固有的丑恶成分,求善向上。由此可见,孟子与荀子虽然在对人性本质的认识上有所差异,但其宗旨却是一致的,即人性的最后立足点都是善,所不同的是,孟子主张“本善”,任何人保持和发扬善的本能,就可以成为尧舜一样的圣人,而荀子则主张“归善”, 任何人只要努力改造自己的恶性,也可以归乎良善,成为尧舜一样的圣人。孟、荀以降,儒家在人性问题上还有各种貌似有异,实则一致的观点,如汉代董仲舒提倡“性三品说”,西汉扬雄提出的人性善恶相混说,唐代韩愈则主张性品说,而张载、二程、朱熹等宋代儒者则将气的概念引入了人性理论。无论何种理论,都将人性的立足点归于善,认为人性本善或经改造可以变善。正是基于这样的人性假设,儒家才提出了相关的管理理论和手段。
如上所述,儒家相关理论的提出,都是基于对人性理论的分析而提出的。无论何种形式的管理活动,都离不开人,人是管理的对象,要很好地进行管理活动,就必须对人进行必要的分析。正是基于此,才有了儒家思想“缘人情、人性而治”的逻辑起点。在现今的企业管理活动中,我们要借鉴和运用儒家管理思想的成功经验,首先要学习其依人性而治的逻辑起点,在管理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人性的特点,在把握员工整体共性的同时,还要根据不同员工的性格特点,因人而异,运用不同的管理手段和方法,要依人情、人性而选择不同的管理方式,协调好企业内外人与人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员工的个性和能力,使得管理处于有序的状态,从而保证企业团队的稳定和发展。
二、儒家管理思想“民为邦本”的核心价值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启示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是儒家思想所关注的重点。儒家继承了西周以来所形成的重民思想,系统地形成了“以民为本”的政治主张。
孔子是儒家民本思想的奠基者,他建立“仁学”,核心宗旨便是“爱人”,主张“亲亲而仁民”,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比较系统的爱民恤民措施,强调行“宽”使“惠”,认为“宽则得众……惠则足以使人” [5],要求做到“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6],并把“惠民”归结为“君子之道”。孟子和荀子将孔子所建立的“民本观”发展到新的高度,大大丰富了“民本思想”的内涵,提升了“民本思想”的价值。孟子“民本论”的典型表述,是“得乎丘民而为天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7]。他认为民众在国家生活中的重要性不容忽视,民心之向背直接关系着国家的兴亡。荀子认为“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 [8]。君民关系是水与舟的关系,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君主离开民众的拥戴和支持,便意味着政治前途的葬送。因此,作为君主,必须以“爱民”为务。秦汉以降,儒家的民本论形形,其内涵不断得到新的充实和丰富,而“重民爱民”始终是其宗旨。按照儒家“以民为本”的原则,儒家普遍强调在治国管理上要体现一定的人文关怀精神,治国目标的设定与治理方法的运用,都必须考虑到民众的具体利益,采取富有人性、相对温和的统治方式,力求避免激化矛盾,酿成冲突,在满足统治者根本利益与照顾民众基本生存权力之间寻找到一个适当的平衡点。因此,以“德治”作为治国的最高纲领,以“仁政”作为治国的最佳模式,也就成为了儒家治国思想的必要之义与主导倾向了。
儒家思想中“仁者爱人”“贵民爱民”的思想实际上体现了这样的管理理念:即“以人为本”,把人当作经营管理中最根本的、能动的因素,并通过对人在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关心和激励去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实现对物的有效利用,创造出优秀的经营业绩。因而在现代企业管理中,要借鉴传统儒家思想的民本思想,强调“以人为本”,重视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尊重人才、善待人才,将员工视为企业最宝贵的财富。再则,儒家的“仁爱”思想对人对己都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在对待自己方面,“仁爱”思想主张“正人须先正己”“吾日三省吾身”;在对待他人方面,这一思想的核心是“爱人”,要求人们做到关心他人,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同时还要求人们要关心集体,认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告诫人们在个人和社会利益关系中,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和全社会利益。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儒家的这一管理思想,有助于企业员工之间建立起和谐的人际关系,互相合作,帮助员工树立起集体主义观念,以集体利益为重,正确处理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关系。将儒家民本的管理思想运用于现代企业管理,就是要求人与人之间,无论是领导者与员工之间,还是员工之间,都应该互相尊重、互相支持,形成一种平等、团结、友爱、互助的良好关系。同时企业领导者应关心、信任下属,赋予其更大的自,充分发挥他们的才干;要有容人之胸怀,并能有容才之过、容才之短的气度。企业领导如能真正关心员工,在工作、生活方面为员工排忧解难,将会极大地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员工也将被领导的人格魅力所感染,工作变被动为主动,积极回报企业。
三、儒家管理思想“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思维方法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启示
以“用中适时”,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为基调的“中庸”理论,是儒家哲学的最高命题,也是儒家学说的基本方法论。
孔子最早提出“中庸”的概念,在孔子看来,讲求原则性、稳定性、适应性,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本前提,所以凡事都必须坚守大经大法,做到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这是考虑和解决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具体做法便是“执其两端而扣之”,从中找到和掌握合适的度,辩证地看待问题,凡事不走极端。孔子之裔孙子思,“尝困于宋,作《中庸》”,系统地丰富和深化了“中庸”思想。他将“中庸”从理论上升为宇宙之间最普遍的根本法则,指出只有遵循这一法则,天地万物才能安其所,保持平衡,和谐发展。后世儒者对“中庸”的推崇与阐释发挥也是“一以贯之”的,他们一致认为“中庸”是天下之至道,治国安邦的最高指导原则,只有行“中庸”之道,天下方可“致中和”。在某种意义上,儒家所说的中庸与中和的意义是相近的,中是循礼,和是行仁,以中和为用的中庸思想是礼与仁思想的集中表现。换而言之,儒家的礼和仁都是通过中庸来实现的。通过中庸,可以使普通人修养成为圣人,首先对自身,知进退,可以明哲保身;对国家,能做到“为政以德”,治国安民;对宇宙,可以自立于天地之间。这种思维方式的重要特点是:第一不走极端,第二就是要持久,这样就得发挥人性的平衡作用,以追求人与自然、社会的协调和统一。一个人的行为,应既不偏向于此一面,也不偏向于彼一面,而是在两个极端中寻求一个高度的平衡。
儒家思想所秉持的“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思维方法,是以和谐为基础的,这与现代企业管理重视“协调”与“和”的理念不谋而合。“和”在管理中的作用,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低层次的作用是化解人际间的紧张与冲突,有利于企业的稳定;高层次的作用,是有助于企业成员之间的理解和沟通,实现同心同德,协力合作,这是一种互为目的、互相新生的关系,也是“和”管理的高境界表现。具体来说,将“中庸”之道运用于现代企业管理,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管理原则的制定与管治方法的施行,必须做到收放自如,进退有节。对待矛盾的事物,“中庸”要求做到“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这一立场,启示管理者不能在管理上只顾一点,不及其余,而应该把握分寸,适中用时,凡事留有一定的余地,当进则进,当退则退,左右逢源,进退自如,找到事物的最佳平衡点,从而把握主动,牢牢立于不败之地。二是管理思维的选择与管理艺术的运用,必须做到文武并用,刚柔相济,即在管理上不可偏执一端,既不能一味用强硬的手段,也不能无原则地怀柔、行姑息之政;仁与礼应该有机统一,德与刑应该相辅相成,哪一方面有所欠缺,则当及时弥补,哪一方面过分,则当有意识地加以抑制,恩威并施,宽猛相济,不离中道,以此求得最佳的治理效果。三是管理目标的确立与管理境界的追求,必须做到谦益节制,兼容并蓄。“中庸”理论的要义之一,是提醒人们事物发展到极端,就会发生性质的变化,走向自己的反面。这就给管理者以启示,在管理上不能急功近利,急于求成,而应该尊重现成的秩序与成规,保持事物的相对稳定性,在稳定中求发展。管理者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戒骄戒躁,不走极端,同时要善于兼容并蓄,博采所长,使品德各异、能力有差的各类人在工作中发挥各自不同的作用。
四、儒家管理思想“经”“权”辩证统一的运用机制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启示
“经”“权”说集中体现了儒家的政治智谋,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理性精神的具体反映[9]。它的宗旨在于为解决理想与现实,或者说原则与实践之间的矛盾或冲突提供适当的手段。“经”“权”关系问题,其实质性的内涵,在于如何正确地处理政治上的原则性与灵活性之间的关系。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一方面要强调原则性:“执中”,“执一”,“守经”;另一方面又必须注意适当的灵活性:“便宜从事”,“行权”,“通权达变”。儒家“经”“权”观中,有两个重要的关键点:一是“经”“权”关系之中,“经”(“常”)是主导的,起决定性作用的;而“权”(“变”)则必须在一定的范围内活动,用董仲舒的话说,便是“夫权虽反经,亦必在可以然之域。不在可以然之域,故虽死亡,终弗为也” [10]。二是“经”与“权”是共生互补的,具有相辅相成的功能,不能有意割裂与对立,即所谓“知经而不知权,不知经者也;知权而不知经,不知权者也” [11]。
受“经”“权”观原则的指导与规范,儒家思想确定了一系列基本宗旨,如等级卑尊有序的治理模式,德治教化的价值取向原则,正己及人的管治示范形态,仁义礼乐的人本管治精神,用中适时管治操作方法等。这些都属于“经”的范畴,都是必须坚持、不可动摇的大经大法。如果抽掉这些内涵,儒家治国思想也就丧失了自己的特征,也就不复有独立存在的价值。与此同时,儒家治国思想也不排斥“权”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如以动用刑罚来补充单纯讲究德治的不足,以承认合理利益来弥补单纯提倡仁义的欠缺,以天下一家、诸生平等来克服单纯讲究等级名分的矛盾等等,从而在治国上尽可能以较小的投入获取最佳的效果。
儒家管理思想受“经”“权”理论的指导与规范,有了使自己与时推进、不断更化的理据和动力。这也正是“经”“权”观的意义所在。在现代企业管理中,要借鉴儒家的管理思想,就要学习其“经”“权”观,从事任何事情都应该在坚持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根据形势的变化而有所变通,有所调整,有所改进。在企业经营管理的过程中也要遵循这一规律,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不断地充实企业管理的相关理论,丰富企业管理的手段,在坚持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依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管理方法。企业管理者在管理的过程中,要就具体问题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析,处理好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关系,在坚持总体方针原则不变的前提下,对具体细节、具体方法做出调整和充实,以最大限度地满足特定时期的各种需要,从而使企业紧跟社会发展的步伐,为其稳定发展提供不竭的生机与强大的动力。
如上所述,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蕴含着丰富的管理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我们应当坚持古为今用的方针,要对其进行认真的研究与分析,实事求是地加以评价,不可拔得过高,更不应牵强附会,须知古人因受其历史条件限制,不可能为今天的管理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因此,在具体的运用中,要结合企业的特点,将古代管理思想中的原则与实际情况相结合,将批判继承与创新发展相结合,在运用和发展中真正体会古代管理思想的精髓,使其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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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儒家思想 传统管理 柔性管理 现代企业管理
中国作为一个传统文化广博精深、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管理理论方面面临着一大尴尬:一方面拥有著述宏富的管理思想,另一方面又是一个缺乏现代管理实践和理论的发展中国家。因此,如何充分利用我国古代管理思想,并且借鉴西方先进的管理学说,建立企业的现代管理模式,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一步。
一、儒家传统管理思想与现代柔性管理的相通之处
儒家管理思想中的“以人为本”与现代企业柔性管理中的“人本管理”理念是相通的,二者都看到了作为主体的人的作用,并把人看作第一要素。儒学的人本思想,不仅与现代社会的精神并行不悖,而且对于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现代管理中,人是管理活动的主体,也是管理活动的客体,是一切管理活动的中心。任何管理活动的开展,最核心的都是管理好人。正因为如此,人本思想成为中西方管理思想发展的趋势所在,以人为本,尊重个人也成为一种优秀的企业文化。儒家思想中诸如“民惟邦本”,“仁者爱人”,“富民养民”的闪光思想,和现代人本管理形成一种契合,对现代管理有着深远的启迪意义。现代社会,对任何一个组织而言,要获得成功,取得长期的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得到组织成员的认同和支持,从这一意义上说,人才是组织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在当代经济条件下,企业所掌握和运用的诸生产资料中,土地和资本的作用在日益下降,而掌握着现代科学技术的人这一要素的作用和重要性日益突出。
二、儒家传统管理思想与现代企业柔性管理的差异
虽然儒家传统管理思想与现代企业柔性管理有相通之处,但是作为不同阶段的管理思想,二者还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1.儒家传统管理重专制,现代企业柔性管理重民主
在封建社会严重的宗法等级观念影响下,长期实行的是高度集权的专制型管理方式。柔性管理主张让员工参与决策,通过员工积极地在决策、营销、管理、科研等方面参与活动,使每一名员工的潜能得以展示,能量得以释放,与企业同舟共济,将“藏之于民”的知识充分地发挥和运用起来,最终实现组织的目标。
2.儒家传统思想重保守,现代企业柔性管理重变革
千百年来,中国农村的自然经济管理一直占主导地位。一面是家长专制式的管理关系和纲常礼教,另一面则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守旧思想。这种因循守旧,知足长乐,处事退缩,不思进取的倾向至今仍深深影响着当代企业的管理思想和行为。而柔性管理则能够快速适应市场的变化,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事实求是,解放思想,不拘泥于条条框框,奉行机动灵活的经营方式。
3.儒家传统管理重义轻利,现代企业柔性管理义利统一
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提倡“利”,必然会危及“义”,从而导致乱天下的恶果。我们曾大力批判企业中“利润第一”的管理思想,排斥“物质奖励”的管理方式,这就从根本上压制了个人和企业对物质利益的追求。现代柔性管理并不否认“利”的合法性。当然,当代企业重“利”,也提倡“义”。这个“义”,广义讲是精神文明建设问题,狭义说是社会主义企业管理主体伦理意识的建设问题。企业只有提倡合理的“义”和“利”,才能正确地解决好国家、集体和个人的三者关系。现代企业应该把“义利统一”作为企业文化,传承下去,在获得企业利润的同时增强企业的凝聚力。
4.儒家传统管理重均同,现代企业柔性管理重个性
中国儒家思想是以人文精神为核心的,但与柔性管理思想相比,恰恰又缺乏对个体地位的认同,它真正重视的是人所属的团体。柔性管理的职能之一就是协调,协调关系主要是从个体开始。我们应该承认个体的特殊性――他们有不同的志向、爱好和需要,有不同的性格、追求和态度,有不同的知识、技能和潜力。
通过以上比较,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儒家管理思想自身存在不足,与现代企业管理不相适应。柔性管理是现代企业管理发展必然趋势,所以将儒家传统管理思想提升为现代企业柔性管理是促进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三、儒家传统管理思想提升为现代企业柔性管理的措施
二者的相通之处为儒家管理思想向现代企业柔性管理的提升创造了基础,在此基础上,针对儒家管理思想的不足,提出了以下几个具体措施:
1.目标管理。目标管理就是把经理人的工作由控制下属变成与下属一起设定客观标准和目标,实现“自我控制”,通过让组织的成员亲自参加工作目标的制定,激发他们的积极性,激励员工努力完成工作目标。
2.权变管理。在现代管理学中,将“通权达变”的管理方法称为“权变管理”。其基本思想是管理的方式和技术要随着企业和组织的内外部环境、条件的变化而随机应变,没有一成不变的、普遍使用的最佳管理理论和方法。“没有绝对最好的东西,一切随条件而定”这句格言就是权变管理的核心思想。
3.企业文化建设。所谓企业文化,是企业在生存和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价值观、经营思想、管理模式、团队意识和行为规范的总和,是一个企业区别于其同类企业的基本标志。可见,企业文化是在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客观存在的价值取向或经营理念。
4.工作岗位的设计与调配。与一般员工相比,知识型员工更在意自身价值的实现,并强烈期望得到组织和社会的认可,他们比国内不满足被动的完成一般性事务工作,而是尽力追求完美的结果。因此,他们更热衷于具有挑战性的工作,把攻克难关看作一种乐趣、一种体现自我价值的方式。现实的工作对这些员工来说往往是单调乏味的,员工对自身的工作产生不满,工作积极性和劳动生产率随之下降。但是没有一种工作本身是乏味的,工作能否吸引人,取决于具体工作岗位是否能充分发挥员工的能力。关键在于我们怎样去设计它,怎样让它去动起来,怎样提高员工的满意度。
可以认为,每一个民族文化都有它积极的、合理的因素,都是世界文化财富的组成部分。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不是肯定某一文化或否定某一文化,而是应该站在一个高处,兼收并蓄,从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管理要求出发,博采众家之长,在中西文化相互交融的基础上,来丰富现代管理理论,推进东方管理科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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