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安全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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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安全的含义范文第1篇

关键词：公众参与 维护 环境安全 重要性 现实意义

一、公众参与的内涵及形式

“公众参与”(Public Participation)从社会学角度讲,是指社会群众、社会组织、单位或个人作为主体,在其权利义务范围内有目的的社会行动。我国开展公众参与的历史虽然不长,但近年来国家和地方各级相关管理部门对公众参与已越来越重视,相继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鼓励公众积极参与与环境安全有关的各种活动。公众的范围包括普通群众、非政府组织和民间团体。除政府的行政行为和企业的环境安全责任行为以外,其他所有环境安全行为均可认为是公众参与行为。公众参与环境安全的形式主要有2种:(1) 加强自身修养,规范自身行为,自觉地将环境安全思想贯彻到日常生活中去;(2) 影响和督促他人加强环境安全的行为和意识。

二、什么是环境安全

1.环境安全的概念和含义:国际上,自然技术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对环境安全有各种不同的理解和定义,见之于法律和政策文件的环境安全,主要有两种。一是 environmental safety;二是environmental security。这两者在英文中既有联系,也有很大的差别。下面着重介绍三种环境安全概念。

第一种安全(safety),主要是对人体健康(或卫生,health)和生产技术活动而言,主要指对人的健康没有危险、危害、损害、麻烦、干扰等有害影响,常见的有生产安全、劳动安全、卫生(健康)安全、安全生产、安全使用、安全技术、安全标准、安全产品、安全设施等,这类安全问题简称为生产技术性的安全问题。第二种安全(security),主要是对人为暴力活动、军事活动、间谍活动、外交活动等社会性、政治性活动以及社会治安与国际和平而言,主要指对国际和平、国家主权、国家治安和社会管理秩序没有危险、危害、损害、麻烦、干扰等有害影响,常见的有社会安全、国家安全、国际安全等,这类安全问题简称为社会政治性的安全问题。第三种安全,即兼顾上述两种安全的综合性安全或广义的安全。广义的环境安全是指人类和国家赖以生存发展的环境处于一种不受环境污染和破坏的安全状态,或者说国家和世界处于一种不受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和危害的良好状态。事实上,技术性的安全概念和政治性的安全概念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它们都是基于环境问题的安全,都以环境资源作为介质或都直接指向地球环境和大自然,因而很难将这两者截然分开。例如,根据美国的《环境安全规划》,环境安全(Security)包括污染预防、技术、安全(safety)和职业卫生、自然保育(conservation)、符合法律、净化、爆炸安全(safety)以及害虫管理等8个主要因素。因此,在研究社会政治性的国家环境安全问题时,往往离不开生产技术性的环境安全问题,生产技术性的环境安全是基础,社会政治性的环境安全是前者的进一步发展和综合,后者是前者严重化到一定程度时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后者包括前者。

2.环境安全的内容定义:环境安全最根本的内容是国家对关键资源的支配和控制的方式、手段和途径。是指主权国家在一定的历史阶段,着眼于国家环境权益目标,采取各种措施保障环境状况和环境利益不受外部和内部的威胁而保持稳定、均衡和持续发展的一种状态,能够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国民的生存繁衍和富裕起到维持和促进的作用,预防和应对可能出现的危机、冲突或战争,而不产生危害和负面影响。国家环境安全具体表现为环境的各要素保持完整和完备,国家环境主权独立,国家支柱产业竞争力增强,资源、能源供应得到有效保障,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能够经受国内外动荡的冲击。国家环境安全具体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①控制的主题是谁;②什么是关键的资源;③控制的范围和程度。按照其包括的内容可分为国家生态安全、国家环境权益安全和国家环保产业安全。其中生态安全是国家环境安全的中心,环境权益安全是国家环境安全的基础环节,而环保产业安全是国家环境安全的经济内容。

三、我国的环境安全现状

政治安全的含义范文第2篇

优化打击效能

首先，坚持既严又厉的打击态势。打击是公安机关的主业，也是公安机关强化社会治安控制力的重要手段支撑。我们以往的严打整治往往关注个案打击的力度与强度，忽视社会面防控的严密程度，存在处罚苛厉而法网疏漏的厉而不严现象。其实，我们通常所说的严厉是严与厉的复合，包含严与厉的两层含义:严意指防控严密;厉是指处置苛厉。公安机关优化打击效能，强化社会治安控制力，必须实施“零容忍”导向，坚持既严又厉的打击态势，编织严密的社会治安防控网络，做到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有罪必罚，违法必究。因为“犯罪对公共利益的危害越大，促使人们犯罪的力量越强，制止人们犯罪的手段就应该越强有力”。⑦其次，突出打防互动的辩证关系。打击与防范有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打击是积极主动的防范，积极有效的防范是打击的坚实基础与强力支撑。打击不力就会防不胜防，防范不力就会打不胜打，公安机关只有坚持打防互动的辩证关系，才能实现打防双赢。因为，侦查破案与治安防控是公安机关驾驭社会治安的关键。缺乏打击依托的防范是徒有虚名的防范，没有防范支撑的打击是缺乏质量的打击。公安机关既不能重打轻防，也不能重防轻打，而是应当打防并举、打防联动，致使欲为者不敢为、敢为者望而却步，有力遏制违法犯罪，凭借打击与防范的两轮驱动全面提升公安机关的社会治安控制力。其三，注重打击处理的实际成效。公安机关的依法打击处理必须重视打击处理的政治效果、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自觉把依法打击处理工作融入国家安全与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确保国家安全、政治稳定与社会安定，实现打击处理的政治效果;主动适应当前执法环境变化，规范执法行为，关注人民群众对打击处理成效的评价与社会安全的容忍度，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与满意度，凸显打击处理的社会效果;准确把握严格执法与热情服务的关系，讲究执法艺术，“从‘破案抓人’为主向‘追赃减损’并重转变”，“从‘就事论事’向‘以情动人’转变”，⑧努力实现法、理、情深度融合，提升执法公信力，弱化被打击处理对象的抗拒心理，增强裁决的可接受性，防止被打击处理对象的二次违法犯罪，优化打击处理的法律效果。

创新警务战略

首先，推行本地化警务战略。公安机关长期的警务实践确立了许多行之有效的警务原则与方法，这些警务原则与方法是一般化的警务原理。而警务实战所立足的治安形势、警力资源、民众基础、人文环境是本地化的警务特点。由于“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⑨本地化的警务特点是警务实践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起着主导作用的方面。一般化的警务原理只有结合本地化的警务特点才能切实发挥实际效用。“一切工作都要走群众路线，公安工作也要走群众路线。”⑩公安工作走群众路线是一般化的警务原理，但是走群众路线必须结合本地化的警务资源特点，否则徒劳，甚至走向反面。比如，入户走访是警务工作走群众路线的典型范例，但是其面对农村与城市的处境大相径庭，农村居民普遍欢迎民警入户走访，座谈交流;但是城市居民尤其是高档住宅区的白领阶层基于个人隐私与生活安宁考虑大多对民警入户走访存在戒备心理甚至抵触情绪。以上朴素事例表明，世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警务工作模式，公安机关意欲通过警务战略创新强化社会治安控制力，推行本地化警务战略不啻是一剂良方。其次，践行主动化警务战略。积极改变以往个案被动反应式的警务工作模式，主动出击解决违法犯罪问题。布警模式由原来的静态屯警转向动态布警，形成主要警力投向违法犯罪高发时段、高发部位的态势;针对突出治安问题、治安混乱地区与违法犯罪高危人员聚居点，采取增加见警率、设立检查站、增强巡查力度、查封不法商户、组织专项行动等综合措施，集中警力资源加以整治;建立警情牵引警务机制，树立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的工作理念，根据警务跟着警情走、警务跟着打防实效走的要求，主动发现、打击违法犯罪，实现警务工作前移，提高主动出击、实时反应的实战能力。同时，积极搭建平台开展各类警民恳谈，通过“民主恳谈会”、“民主听证会”、“民情沟通日”等制度，进一步健全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积极引导群众合理表达利益诉求，瑏瑡努力将各种矛盾纠纷解决在萌芽状态，消除违法犯罪诱因，预防与减少的发生。其三，施行信息化警务战略。信息化警务战略是提升公安机关社会治安控制力的重要途径，也是公安机关迎接时代挑战的重要举措。施行信息化警务战略必须强化信息采集，坚持数量、质量与时效并重，明确每个警种、每个岗位日常采集信息的渠道、种类、内容与方法，多层次、广领域、全方位地采集各类与警务工作相关联、所需求的情报信息，尤其要突出对高危人员、物品、线索及案件等重要基础信息的采集;注重信息研判，以深化信息深度应用为抓手，依托打防控主干应用系统，加强案件信息、嫌疑人员信息、物品信息与社会信息的研判工作，通过信息研判预测警情，满足超前预警、科学决策、精确打击与严密管理对信息的主导需求;优化信息共享，突破区域屏蔽，加强区域内及周边区域间信息交流机制建设，建立跨省域、跨市域违法犯罪信息交流合作平台，“使信息资源实现高度整合和共享，打破部门、警种之间的壁垒，提高公安机关合成作战能力，推动打防管控一体化”。

政治安全的含义范文第3篇

人的生命仅有一次，一旦丧失就无法复生。我们要尊重生命，就要敬畏规章。遵守规章是责任，也是道义;是权力，更是义务。只有遵章才能保安全，这是安全生产的经验昭示。小编为大家分享相关的安全生产主题讲话稿资料，提供参考，希望对你有所帮助，欢迎参阅。

 

 

讲话稿一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同事：

大家好!

安全对于每个人来说都不会陌生，而对水钢这个企业来说，它包含的意义尤为深刻。我们天天都在生产一线，时时处处谈到的都是安全，它带给了我们企业发展的美好前景，同时又凝聚了太多人的牵挂和责任，每一个企业的建设者都能感受到这份责任的重大。

参加工作后，耳濡目染了许许多多的安全生产事例，我深深感受到安全所带来的深刻含义。安全就意味着责任，一个人的安全不仅是对自己负责，更多地是对关心你的家人负责;安全又等同于效益，我们更能体会到安全生产带给化工企业的勃勃生机。zz铸造分厂行车工私自操作混沙机，导致刮板挤死清沙工人;zz炼铁厂职工由于例行检查不慎，掉入皮带，经抢救无效死亡;zz厂二轧钢车间职工隐患排查不及时，摔倒在冷床上，被冷床上红钢烫伤，抢救无效死亡。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安全工作永远是‘从零开始，向零进军’一幕幕悲剧，犹在昨天;一片片血泪，近在咫尺。惊醒麻木的灵魂，唤起的是对生命浓浓的眷恋。需要的天平上，经济需求与安全需要在较量，懒惰侥幸与规章教训在挑战。艰苦的作业环境，瞬间的违章冒险，事故乘虚而入，悔之已晚。

朋友，生命对于每个人来说只有仅仅的一次，我们没有理由不珍爱自己的生命呀?难道你真的就愿意愧对那日夜翘首盼你平安归来的老父老母?难道你真的就忍心撇下那爱你、疼你、想你的妻儿吗?

人的生命仅有一次，一旦丧失就无法复生。我们要尊重生命，就要敬畏规章。遵守规章是责任，也是道义;是权力，更是义务。只有遵章才能保安全，这是安全生产的经验昭示。安全源于长期警惕，事故出于瞬间麻痹。思想上的松懈麻痹必然会导致安全隐患的存在和违章现象的发生我们从精细化管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着手，从创建标准化区队、标准化班组、

标准化岗位做起，我们用猛药治三违，用重锤砸隐患， 我们要用行动告诉大家：杜绝三违，远离事故。我们的目标是：让安全成为一种习惯，让行为变得更安全。

遵章二字，正是水之源，树之根，安全之本。万丈高楼起于一砖一木，千里长堤筑于一土一石，安全大厦立于一举一动，安全巨坝源于一人一事。从个人无违章做起，安全的基础如磐之坚;从班组无事故做起，安全的长青树根壮脉连。愿我们每个人用责任筑起安全的铁壁铜墙。我们脚踏实地，我们信心百倍，因为我们心中永远有一个不变的理念安全为天、生命至尊。

讲话稿二

今年x月是第_个全国“安全生产月”，其活动主题是“生命至上，安全发展”，按照厅党组及厅安委会的部署要求，我们结合学院实际制定了详实的活动方案，刚才，安委会办公室主任就学院安全生产月活动方案进行了安排，这个方案是学院安委会经过研究周密制定的，我完全赞同，请大家认真遵照执行。

下面，我讲几点意见：

一、明晰安全生产理念，切实认识安全生产的重大意义

安全生产，指的是企事业单位在劳动生产过程中人身安全、设备安全和产品安全以及交通运输安全等。校园安全生产主要包括完善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高素质的安全生产人员队伍、高性能的安全生产防控设备和高效率的安全生产工作机制，通过硬件(设备设施、人员队伍)提质和软件(环境氛围、安全文化)升级，实现校园内人的安全(教职工、学生、住校家属等)和物的安全(建筑、设备等)。比如，我们突出加强学院重点岗位(校车、食堂、基建、实验室、配电房、计算机房)的安全防范，加强从业人员的教育管理，强化教职员工工作责任心，提升师生安全意识和安全技能等，都是基于上述安全理念开展的一系列工作。在明晰了以上安全生产的相关理念之后，我们还需要深刻认识到，安全生产关系到全院师生的生命财产安全、关系到学院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关系到很多家庭的幸福和圆满，意义重大，不容有失。

二、确立三条原则，切实加强各级人员的责任意识

安全生产责任重于泰山，我们必须以高度的责任心，站在讲政治、讲党性的高度，认真扎实抓好安全生产。在此，向大家重申三条原则。

一是管工作必须管安全。在其位，谋其政。参加今天会议的部门(系部)负责同志要切实肩负起“一岗双责”，要将安全工作列入部门重要工作内容，与业务工作同部署、同落实、同督查、同考评，坚持一手抓业务，一手抓安全生产，互相促进、互相提高。各部门的安全员要认真履职，平时多留一份心，多一点责任感，多向领导和保卫部门汇报请示工作，以实际行动回报领导和同事的信任。保卫部门要在安全生产中抓头牵总，搞好协调配合，为师生员工提供优质高效服务，创造平安和谐的教书育人环境。

二是安全生产具有一票否决权。党和政府历来对安全生产工作高度重视，因此丢官免职的高级领导干部不在少数。由此可见，“安全生产一票否决制”是高压线、是雷区，不能碰、踩不得。同志们务必要引以为戒、高度重视，防患于未然，万不可掉以轻心，以身试法。

三是实行安全生产“四不放过”。安全生产不是儿戏，必须严肃纪律和规定，一旦发生安全事故，坚决做到：当事人和师生没有受到教育不放过、事故责任人没有受到处理不放过、没有可行的预防措施不放过、事故原因没有查清楚不放过。

三、实施三大措施，切实保证活动取得实效

安全生产工作贵在落实，重在坚持，我们要从一下三个方面加以推进：

一是建立安全生产责任制。“善理疾者断其源”，要用严格的责任追究守住安全生产“笫一关”。近几年，学院对“安全生产先进集体”“安全生产先进个人”的奖励力度很大，今年希望大家仍能领到这个奖项，学院也很愿意拿出这笔钱奖给大家。权利义务相辅相承，有奖就有罚，惩罚不是目的，也不是我想看到的结果，但在这里有必要给大家再敲一敲警钟：年初各部门都与院党委签定了安全生产责任书，请大家把责任书拿出来再看一看，逐条认真落实，“管好自己的人，看好自己的门”，年终盘点时，党委将严格按责任书进行奖惩。

二是从严抓实四个环节，坚持做到“以法治安”。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必须要用法律法规规范师生员工的安全行为，做到：立法、懂法、守法、执法。

立法是实现“依法治安”的前提，是指在组织师生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基础上，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和工作实际，及时修订完善学院各项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提高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为安全生产管理提供依据和准绳。

懂法是实现“依法治安”的基础，是指通过宣传教育，让国家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学院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深入人心，家喻户晓，只有让广大师生学法、知法、懂法、明法，才能自我规范、自我约束，限度的发现和消除不安全隐患。

守法是实现“依法治安”的关键，是指将安全生产规章制度落实到安全生产管理的全过程。在安全生产规章制度的指引规范下，全体师生牢固安全意识，遵章守纪，以消除不安全行为为目标，尽可能避免和减少事故发生。

执法是实现“依法治安”的保证。是指对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执行遵循情况的监督检查和严格处理。不患法之不备，而患法之不行。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依法依规进行安全检查，加强安全监管，严格兑现奖惩举措，维_规制度的性，为安全生产管理提供刚性后盾。

三是结合平安校园创建活动，大力营造安全文化。文化是民族的血液，人民的精神家园。今年安全生产月主题定为“加强安全法治、保障安全生产”，我们要将安全生产月活动跟正在实施的平安校园创建有效结合起来，大力营造安全文化，着力突出“一个中心(以师生为本)、两个基本点(安全理念渗透和安全行为养成)”，内化思想、外化行动，提高师生员工的安全意识和安全责任，把安全变为每一位师生员工的自觉行动。

安全理念决定安全意识，安全意识决定安全行为。因此，全院师生员工要把安全理念熟读熟记，入心入脑，内化到心灵深处，转化为安全行为，升华为师生员工的自觉行动。要建立和完善“党委领导、保卫牵头、宣传配合、处室(系部)落实、全员参与”的安全文化建设领导体系和工作机制，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安全文化建设向纵深拓展。要健全和创新安全文化建设载体，各部门、各系部要重点在科室、班级、宿舍安全文化建设上下功夫、做文章，把握规律、适应形势，充分发挥横幅、标语、宣传画、墙报、广播、电子屏、宣传资料、电教片等传统宣传载体在安全文化建设中的主阵地作用，积极探索新兴传播方式在安全文化建设中的突击队作用。

         同时，要在重点岗位(食堂、基建、实验室、配电房、机房等)和重点部门(财务、学工、后勤等)张贴安全规程，发放安全操作手册，时刻绷紧“安全生产无小事”这根弦。我们的学生毕业后大部分会到施工一线工作，施工行业安全事故高发、频发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在施工现场工作过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许多血的事故就是缘于瞬间的麻痺和疏忽。所以，我们在教给学生知识技能的同时，有责任、有义务培养他们良好的安全生产习惯，某些时候这是比知识技能更重要的东西。各部门、各系部要积极采取主题班会活动、案例宣讲、现身说法、实习现场讨论、防灾减灾讲座、消防演习等方式，向师生输灌安全知识，努力将安全文化转化为师生的自觉行动。

政治安全的含义范文第4篇

[关键词]社会保障　国家经济安全　要素　相关关系

[中图分类号]F06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1)09－0076－08

一、引言

国家经济安全是一个具有严格国别性的概念，对于不同国家、不同时期而言，其国家经济安全具有不同的内涵和特点。因此研究经济安全问题应遵守“外部着眼，内部着手”的原则，即从可能的外部冲击出发来分析一国经济内部存在的问题，并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按照这一原则，当前中国国家经济安全的内涵应界定为通过加强自身机制建设，使我国经济具备抵御外来风险冲击的能力，以保证我国经济在面临外在因素冲击时能继续稳定运行、健康发展。从传导途径来看，经济安全问题可以区分为直接经济安全问题和间接经济安全问题，直接经济安全问题系指某些对外要素的变化直接导致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威胁，如贸易摩擦频发与产业对外依存度提高等；间接经济安全问题系指国内某领域出现问题，通过一定的传导渠道，导致某些对外要素发生变化，进而在某些外部冲击的诱发下，影响国家经济安全。从操作的层面上看。经济安全问题又可以分为安全条件问题和安全能力问题，所谓安全条件问题系指衡量我国国家经济安全所面临的经济风险程度，包括产业、环境、外贸等方面的安全程度；安全能力问题则是考虑我国经济系统应对风险的能力，如金融风险应对能力、社会风险应对能力以及国家经济保障能力等方面。

从世界范围来看，经济全球化、人口老龄化问题愈演愈烈。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经济全球化推动了全球生产力发展，加速了世界经济增长，与此同时，也加剧了国际竞争，增加了国际风险，特别是2007年8月开始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更是突显了经济全球化给世界各国带来的经济安全隐患。而目前，全世界60岁以上老年人口总数已达6亿，有60多个国家的老年人口达到或超过人口总数的10％，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行列，社会保障问题也越来越受到各国政府和学术界的关注。

从我国来看，中国经济首先是大国经济，经济总量上，1978－2009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从3645.2亿元增长至34.05万亿元，30年来，GDP居世界的位次由第10位上升到第2位；其次，中国经济是转轨经济，所有制改革取得进展、经济结构进行了重大调整，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再次，中国经济是欠发达经济，中国经济距离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仍然很大，我国的产业结构仍然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科技研究成果与现实生产的结合也不紧密。由于中国经济的这些特点，导致中国经济社会在发展上很不平衡，有些导致明显的歧视。比如，我国当前的社会保障制度就存在深度歧视，机关与非机关之间、企业与非企业之间、城市和乡村之间、东部与中西部之间、国企与私企之间、垄断国企与一般国企之间社会保障的标准差异很大。结果导致一部分人没有任何保障，多数人有少量保障，极少数人被过度保障。而城乡差别是社会保障深度歧视的典型。有专业人士估算，即使不计失业保障，我国社会保障资金的需求缺口也至少在10万亿左右。

社会保障和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是一国所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国际上针对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该问题更是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学术界针对经济安全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从经济安全的内涵、主要涵盖领域、安全状况监测与预测以及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战略措施几个角度展开的；社会保障问题更是有着悠久的历史，学术界针对社会保障的研究也是由来已久，研究的范围也相对宽泛，有从社会保障中社会保险各个组成部分如养老、医疗、失业保险等展开研究，也有针对国别社会保障的总体研究等等。总之，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对社会保障和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研究。然而笔者发现，基本没有将两者结合起来研究，社会保障研究中涉及国家经济安全要素，以及国家经济安全研究中涉及的社会保障要素屈指可数。

不论从时代背景、世界范围还是中国自身而言，将社会保障与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结合起来研究，都显得尤为必要。本文试图从国内外社会保障研究中涉及到的国家经济安全要素和国家经济安全研究中涉及的社会保障要素两个角度出发，分别从国外和国内两个方面，对学术界针对社会保障和国家经济安全的结合研究现状进行梳理。

二、社会保障与国家经济安全关联研究的回顾与评述

1、国内外社会保障与国家经济安全关联研究的回顾。

笔者通过大量阅读文献资料发现，国内外学术界基本没有明确地将社会保障和国家经济安全两者相结合进行的研究，只有少量的在社会保障研究中涉及到国家经济安全因素，以及在国家经济安全研究中涉及社会保障要素，以下将分别论述之。

国外学者的社会保障文献中，涉及到国家经济安全因素的研究思路主要是人口老龄化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导致社会保障制度的财务危机，从而对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可以看作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的因素之一)产生影响，进而影响一国经济安全能力，最终可能影响国家经济安全。Jonathan Gruber(1997)的研究认为工业化国家人口老龄化越来越严重，人的寿命预期增加，而老年人退休的年龄不断降低，所有这些趋势给世界各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财务偿付能力带来了越来越严重的压力，而社会保障制度规定本身，也容易导致老年劳动力人口的减少；Rowena A.Pecchenino(1999)研究了中年人所面对的孩子教育问题和老人赡养问题，论述了社会保障现收现付制度的经济影响。在各种人口学的假设下，如资本积累、教育经费、社会福利以及经济增长等，分析了社会保障税的效果，研究表明，很多情况下，社会保障挤出教育，减慢经济增长和减少社会福利；Bertholdu Wigger(2001)对作为公共选择的结果的非累积制社会保障在内生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其目的是在内生增长构架下，阐明社会保障的政治经济作用，研究表明，尽管非累积社会保障一般而言并不危害经济增长，但是却危害民主的发展，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进程，这种危害效果越来越明显；Rodrigo A.Cerda(2005)研究认为社会保障制度的财务危机是内生的，他通过内生人口统计变迁模型分析，以及劳动力供给的反面效应，即久而久之产生社会保障税率的持续上升，认为社会保障制度的财务危机是内生的，因为社会保障影响生育力和人力资本决定，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率，从而导致了社会保障现收现付制财务问题，社会保障税率、人口转变和劳动力供给的关系导致了现收现付制爆发性的恶性循环，现收现付制无法维持，只能不断提高社会保障税率。

在国内学者的社会保障研究中，涉及到国家经济安全因素主要有农民社会保障问题、人口老龄化和 社会保障基金缺口问题以及我国社会保障的歧视问题三个方面。农民社会保障问题可以归结为从社会保障影响社会稳定的角度展开论述，人口老龄化和社会保障基金缺口问题以及我国社会保障的歧视问题则主要是从社会保障影响经济发展角度研究，而不论是社会稳定，或是经济发展均是影响一国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因素。

在农民社会保障问题的研究方面，王国军(2000)认为，合理化解中国的城市化难题，使人口城市化过程与农业劳动力非农化过程同步，必须做的一项工作就是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有机衔接，以推动农业人口的城市化。要给进城的农民提供一个最低的生活保障，让他们能够安心在一个地方工作，而不是在农村和城市间频繁流动，给交通治安带来巨大的压力，解决民工在城市中没有责任心和归属感而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李强(2001)认为，城市农民工的失业问题很可能对社会稳定构成潜在威胁。离乡背井的外来民工，如果在城里遇到困境、没有工作、又得不到任何社会帮助，他们就会形成城市中社会不稳定的潜在力量；刘翠霄(2001)、鲍海君和吴次芳(2002)也分别对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对我国社会稳定至关重要。

在人口老龄化和社会保障基金缺口的研究方面，宋晓梧(2001)在分析我国社会保障制度面临的严峻形势时指出，养老保险基金不能满足人口老龄化的要求，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存在着互促与互制的关系，经济发展既决定着社会保障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受社会保障发展的制约，而社会保障亦反过来促进或制约着经济发展，两者之间的辩证统一，表明有效地运用资源和恰当地分摊负担及利益是同等重要的。因此，妥善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的关系是事关全局的大问题，尤其需要审慎考察，力求相得益彰的双赢局面。

在我国社会保障的歧视问题方面，杨翠迎(2004)认为，中国现行社会保障制度不但不能适应经济改革的需要，反而对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具有严重的负面影响，因此，现行中国社会保障制度迫切需要统筹城乡改革。社会保障制度通过收人再分配的调节器减小贫富差距，熨平社会严重不公，努力实现保证社会公平和促进经济发展的目标。但在实践中，中国现行一边倒式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收入再分配功能严重扭曲，不但没有发挥应有的调节作用，反而因其不公进一步拉大了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

至于国外的国家经济安全研究中是否涉及到社会保障要素，笔者分别使用State Security、National Economic Safety、Economic Threat和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等相关检索词进行了广泛检索，发现国外文献中涉及到Economic Security和Economic Safety，同时是我们所谓“经济安全”含义的都是中国人写的文章，并且文章数量很少。国外传统意义上的“Economic Security”基本是用来指“经济保障”，是有关健康问题、退休、失业问题等方面的经济保障，而不是我国所谓“经济安全”的含义，相关文献涉及到Economic Security的也都是针对社会保障的研究。我们所谓“经济安全”在国外并没有对应的名词，因此没有明确定义，是分开能源安全、产业安全等，都归属于国家安全(National Security)、国家利益(National Welfare)范畴。用National Security检索，可以查到很多相关的书籍和文献，针对国家安全的学术研究很多，在涉及到日本、美国等国家安全的文献中，大多涉及三个领域，即经济安全、军事安全和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方面主要是针对资源、市场、贸易和金融等方面研究，但没有论及社会保障要素，因此，此处不进行国外研究的综述。

国内针对国家经济安全的研究中，涉及到的社会保障要素主要是从三个角度体现。第一个角度是社会保障是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程度的重要因素。第二个角度为保障国家经济安全须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第三个角度是在我国国家经济安全监测和评估指标体系中，加入社会保障因子。

第一个角度方面，张如海(2000)认为，应该从一个国家的内部因素和所面临的外部因素认识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的主要因素，其中一国的内部因素之一是社会的安定程度，任何一个国家只有在社会安全的情况下，才有可能集中精力去发展经济，也只有经济的发展才有国家经济安全的物质基础；谢伏瞻(2001)认为个人和家庭的经济安全是同国家的经济安全紧密相关的，没有国家的经济安全就没有个人和家庭的经济安全，在中国尤其如此。当然，即使国家经济安全无忧，在繁荣发展的条件下，还会有一部分家庭、一部分个人会受到经济安全的困扰和威胁，这也是需要特别关注和重视的。个人和家庭的经济安全涉及就业机会、收入高低、社会保障程度等诸多方面。中国国家经济安全面临的挑战之一是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张士铨(2009)认为，以民为本的国家经济安全观，旨在建设责权利对称、促进将个人与公众利益相融合的制度。在市场化进程中，做好社会保障医疗统筹等工作的宗旨，不是由政府施惠于民，而是让民众掌握自己的命运，是政府、民众和市场都发挥各自功能，在各负其责的基础上得到总体和个体收益。

第二个角度方面，即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对策研究方面，Wang Zhengyi(2004)在论述中国应该如何面对经济中不安全因素时，建议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市场导向的就业机制、制定城乡就业的全局计划、优化就业结构、建立再就业服务培训中心以及健全社会保障制度，认为社会保障制度是维持社会稳定最基本的制度，应该优先发展；徐学陶(2005)认为，政府为保障国民经济安全，应建立完备的社会安全体制，并以缴纳保费的社会保障为主，使人人获得可预期且可靠的基本保障而安居乐业。对少数不幸或有特殊情况的国民，则以社会救助作选择性补助。社会保险保障的水准，应以保障基本生存的假定需要为限，并以此决定保费的高低。顾海兵(2009)等从政府机构视角进行了研究。认为保障经济安全需要从政府机构视角研究，既包括短期，也包括中长期，因为机构的设立、健全是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在社会领域，建议对民政部有关机构进行改革，部分职能放人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民政部改为紧急情况部，只对经济社会中发生的紧急情况进行干预和调解。还认为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短期对策侧重于政策视角的研究，在社会领域，尽快取消户籍制度，完善最低社保制度，提高农民的征地补偿标准，同时指出当前主张大力发展社会保障事业的主流观点是不现实的，由于财力不足，全民社保的实现面临很大困难，而且从目前的社保管理实践看，社会保障管理相对其众多的工作人员来说，其运行的低效率较为突出。认为从中长期来看我国经济安全保障必须走向规范化和体系化，建立健全相关法律，从总体上看应该建立《国家经济安全法》法律体系，从分领域看，在社会领域建议出台《最低保障法》，建议尽快出台《常住人口管理条例》，还认为目前应该主要抓住最低社会保障问题。

第三个角度方面，我国国家经济安全监测和评估指标体系中社会保障因子方面的研究中，顾海兵 (2007)等在国家经济安全能力指标系统的子系统及指标中，引入了社会保障补助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这一指标；年志远、李丹(2008)在研究中将国家经济安全预警体系的指标分为财金安全预警指标、社会安全预警指标、外经安全预警指标、资源安全预警指标和产业安全预警指标等，认为其中社会安全预警指标应主要通过收入分配风险、失业风险、社会保障风险、经济增长风险和生态环境风险等指标反映。

2、研究评述。

综观已有的研究，不难发现，所谓社会保障和国家经济安全两者相结合的研究只是在社会保障研究中涉及到一点国家经济安全要素，或者在国家经济安全研究中涉及到一点社会保障要素，并没有将两者相结合的深入研究，笔者在查阅文献过程中甚至没有发现针对两者关系的详细论述。国外针对社会保障和国家经济安全相结合的研究，明显少于国内，国外的国家经济安全研究中基本没有涉及到任何社会保障要素，而国外社会保障文献中涉及到国家经济安全要素的也十分有限，并且只是从人口老龄化导致社会保障财务危机一个角度来论述，结合点单一。国内社会保障文献中涉及到经济安全要素的相对较多，包括农民社会保障问题、人口老龄化和社会保障资金缺口、我国特有的社会保障歧视等。国内国家经济安全研究中涉及到的社会保障要素也可以从社会保障是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因素、社会保障作为经济安全保障措施之一的制度建设问题以及经济安全监测评估指标体系中的社会保障因子三个角度来看。国内的研究相对丰富，某种程度上也跟中国社会的现实有关：我国的老龄化问题、社会保障资金的严重缺口、我国特有的城乡二元社会保障体系以及社会保障制度对不同阶层的严重歧视等。

已有研究虽然不够深入、不够全面，并且相对零散，但至少让我们认识到社会保障和国家经济安全从来就不应该是独立的、不相关的领域，两者结合着研究，不论是从世界上其他国家来看，还是单从中国来看，都确实有其现实必要性和学术意义。笔者认为，未来针对社会保障和国家经济安全相关的研究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理论方面，社会保障与国家经济安全相关理论建设；社会保障制度方面，存在的问题对国家经济安全可能构成的影响；实证方面，有关国家经济安全的社会保障指标体系的构建，社会保障与国家经济安全关系的实证研究等。

三、社会保障影响国家经济安全路径的前瞻思考

社会保障和国家经济安全是息息相关的，从国家经济安全的范畴来看，社会保障涉及间接经济安全问题，属于安全能力的部分。社会保障是维护国家安全的经济手段。当然，社会保障制度也需要根据各国的不同国情、不同经济发展时期、水平而相应、适度的发展，并且在一国的不同发展阶段相应地呈现不同的问题和特点。根据中国的现实情况，社会保障基金缺口和社会保障歧视这两个问题可能会影响国家经济安全能力，进而影响国家经济安全。

1、社会保障基金缺口与国家经济安全能力。

社会保障基金缺口系指社会保障基金的需求总额与现行体制下所能筹集的基金总额之间的差额，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据有关专家测算，目前我国社保基金缺口达到10万亿元。从社会保障基金缺口的视角看，社会保障基金缺口将会影响国家经济安全能力。社会保障基金是国家依法为实施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专款专用的资金。社会保障基金按不同的社会保障项目分，包括社会保险基金、社会救济基金、社会福利基金和社会优抚基金等。其中社会保险基金是社会保障基金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社会保险基金按照基金的用途又可以分为养老保险基金、失业保险基金、医疗保险基金、工伤保险基金和生育保险基金等，养老保险基金数额最大，在整个社会保险制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单从养老保险基金来看，形成缺口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既包括供给方面的，也包括需求方面的原因，如历史欠账、人口老龄化等。养老保险基金缺口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机制可以简单由下图表示(见图1)。

按照国际惯例，一个国家60岁以上老年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7％，就表明该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我国从1999年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截至2009年底，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总数达1.67亿，80岁以上高龄老人达到1899万。我国人口老龄化呈现基数大、速度快的特点，人口预期寿命延长，高龄化趋势明显。加之社会统筹养老金曾被国家挪用、调用，养老保险从现收现付制向统账结合的部分积累制转轨的过程中，产生了历史欠账，个人账户资金被用来当期支付，空账严重。另外社保基金理事会所掌管的社保基金在海内外投资过程中也面临着一定的风险，这一系列因素将会导致养老保险基金缺口问题愈演愈烈。据有关学者测算，到我国老龄化高峰的2030年，离退休人员将达到全国职工总数的50％，这意味着在职职工的养老金缴费率将由目前的20％急剧上升为50％，这必然会加大中国的养老金缺口。2005年初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当时叫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向国务院提交的报告指出中国在未来30年将会产生6万亿元的养老金缺口；另据世界银行2005年进行的测算，不考虑货币购买力贬值等因素，2001年到2075年，中国养老金缺口达9.15万亿元。

面对如此巨大的养老保险基金缺口，国家必然会加大财政投入力度，采取诸如推迟法定退休年龄、提高缴费率、国有股减持、征收社会保障税等可能的措施。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国家加大养老金的财政投入，可能增大财政赤字、增发国债，也可能导致货币供给增加，从而加大了发生通货膨胀的可能性：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如果政府完全用税收来弥补缺口，将会增加企业税负，如果政府采用发行特种国债的方式来弥补缺口，会导致民间资金供给减少，利率上升，企业融资更为困难且成本加大，对各类企业、特别是经营业绩较差的中小企业的发展产生极大影响；从个人的角度来看，不可否认的，广大退休人员仍然很可能面临“老无所养”的境地，在职人员也会因此而恐慌。这一系列问题严重到一定程度，必然导致政府公信力极大地下降，经济增长放缓，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从而影响政治稳定，导致国内外对中国经济预期的变差，进而影响某些对外因素的变化，这一切均对我国社会风险应对能力以及国家经济保障的能力提出了考验，对国家经济安全构成威胁。

以上仅从我国养老金缺口视角初步探讨了社会保障与经济安全的相关关系，实际上养老金缺口对一国经济安全可能产生影响的传导机制在中国以外的其他一些国家同样存在。笔者现采用法国养老金改革引起的一系列罢工事件这一典型案例进行说明。法国的人口老龄化趋势十分明显，同时随着退休人口大量增加，工作人口减少，养老金短缺问题越来越严重。2010年赤字在107亿欧元左右，明显高于2008年56亿欧元和2009年82亿欧元。法国政府有关机构甚至预测，2015年赤字将达400亿欧元，2050年赤字将达1140亿欧元。弥补养老金缺口的惯用做法是财政拨款，养老金缺口占一国财政收入的比重无疑是一项重要数据。由于没有找到完整的近几年法国养老金缺口和财政收入数据，笔者采用估算的方 式。根据笔者从IMF、国家财政部、国家统计局等相关网页以及《国际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查到的部分年份法国财政收入和GDP数据，从相关机构测算2008-2010年法国养老金缺口的数据可以看出，法国养老金缺口约以每年35亿美元的速度增加，估算可得2007-2010年法国养老金缺口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分别为0.39％、0.63％、0.87％和1.27％(其中欧元数据按2011年1月24日汇率折合成美元：1欧元=1.3596美元)。由此可见，养老金缺口占财政收入的比重约以每年超过0.2个百分点的幅度增大，并且随着缺口的扩大，增加的幅度也存在增大的可能。

为缓解这一问题，2010年10月法国议会通过了退休制度改革法案，该法案主要包括两个内容：一是将最低退休年龄从60岁提高到62岁，二是将可领取全部养老金的退休年龄从65岁提高到67岁。而这一制度改革引发了一系列全国性，在抗议中还发生了严重冲突事件，扰乱民众正常生活，影响社会稳定、政治稳定，政府公信力下降。实际上早在该法案改革没有通过的2010年初，英国路透社就报道了一家民调机构的调查结果，选民担忧法国经济疲弱，并且不满萨科齐的执政风格，有65％的法国受访民众不希望萨科齐参加2012年法国总统大选。种种情况导致了国内外对法国经济预期变差，进而可能引起某些对外因素的变化，这一切均对法国的社会风险应对能力以及国家经济保障能力形成了严峻的挑战，考验国家经济安全能力。

2、社会保障歧视与国家经济安全能力。

社会保障歧视指的是一个社会里的不同群体适用不同的社会保障标准。社会保障制度最根本的特征是公平享有，我国当前社会保障领域存在的歧视问题则严重违背了根本特征，城市和农村之间、公务员与非公务员之间、企业与非企业之间，甚至企业中国企和私企、垄断行业和非垄断行业之间，公务员里高级干部、普通干部和一般公务员之间，社会保障待遇都存在着明显的很大差异。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由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等项目组成，其中，社会保险是社会保障的核心内容，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等。仅从养老保险方面来看，社会不同群体之间养老保险待遇的不同，必然导致相互攀比现象，此现象日益突出，并已成为每年“两会”代表批评的社会不公问题之一，也是社会媒体关注的热点新闻，由此导致上访案件逐年增加，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这类现象频发，极易导致社会摩擦和社会矛盾，影响社会稳定，从而可能引起一些对外因素的变化，影响我国社会风险应对能力和国家经济保障能力，进而对国家经济安全构成一定的威胁。

我国社会保障歧视最典型的表现是城乡之间的差异。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保障项目差异显著。我国城镇地区已经基本建立了包括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项目的相对完备的社会保险体系，而在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只在东部少数有条件的地区建立，新农合医疗也处于起步阶段，农民失业保险、工伤保险以及生育保险更是一片空白。第二，保障水平差距大。根据《2009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发展统计公报》中数据，2009年全国城镇基本养老保险支出8894.4亿元，农村养老金支出76亿元，农村养老金支出仅为城镇养老金支出的0.85％，而农村人口数却是城镇人口数的1.15倍。第三，覆盖面差别较大。《中国统计年鉴2010》中数据显示，2009年末我国乡村人口71288万人，占总人口数53.41％，而全国参加农村养老保险人数仅为8691万人；城镇人口62186万人，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23550万人。

但一般而言，农民拥有土地，不可否认土地仍然是我国大多数农民的主要生产资料，尽管存在社保歧视，土地带给农民的保障程度也很低(土地保障程度可以用农民土地收入来衡量，笔者根据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9》查到的数据，按照全国种植业产品中稻谷、小麦、玉米三种主要粮食作物平均，用净利润、人工成本和农业补贴之和减去成本外支出计算得到2008年农民每亩土地收入为409.30元，从《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中查到2008年我国农民人均耕地面积2.18亩，算出农民平均每人土地收入为892.27元；土地保障程度也可以用农村居民平均每人家庭经营纯收入当中的农业收入来近似，这里采用以上两种方法相结合取算术平均值的办法来估算，2008年土地带给农民平均每人每年的保障价值为1159.62元)，但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是不可忽视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农村劳动年龄人口的就业问题和农村老年人口的养老问题，因此，农民社会保障歧视目前还不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对国家经济安全能力的影响也较有限，但长期看不容忽视。

然而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近年来农民土地被征用的规模不断扩大，失地农民数量逐年增多，日益凸显的失地农民的生产、生活问题，已使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日益严重，成为社会矛盾的一个焦点。对于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处理，也存在明显的歧视，如补偿款被层层盘剥、就业难、部分失地农民几乎丧失了基本国民待遇等。而农民工问题更是成为了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社会保障制度中的夹层、牺牲品。在某种意义上，农民失去土地、从农村走向城市是历史的进步，但是在此过程中发生的社会保障歧视等方面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是需要特别重视的，在一定传导机制作用下，很可能对国家经济安全能力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政治安全的含义范文第5篇

关键词：生活质量；主观幸福；指标体系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04-0203-03 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从人民的日常生活来看，一方面，物质生活日益丰裕，另一方面，精神文化生活也多元丰富起来。社会的发展必然是以提高人们生活质量为最终目标，这也是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战略的具体体现，21世纪社会发展的基本内容是提高人类生活质量，因此，相应地必须建立一套系统完善的生活质量体系，从而对社会发展的质量予以评价和校正。

生活质量研究的动力来源于人们探求如何最大程度地满足自身物质、精神等需要的欲望；生活质量研究的目的是如何在有限的社会资源制约之下最大限度使人得到全面发展；生活质量研究的展开，是人们思考经济增长与生活质量之间关系的结果；生活质量研究的结果是准确定位不同时代、不同领域的人的生活状况。关注有关生活质量的评价体现了人对于自身生存状况的重视[1] 。

一、生活质量的概念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我们的衡量系统应该把重点从衡量经济生产转向衡量人们的幸福，致力于建立一种用着眼于幸福的衡量标准和记录可持续的衡量标准来补充市场活动衡量标准的统计系统[2]。因为单一的衡量标准无法概括社会成员在物质和精神上的多元化需要，因此衡量系统必然包含一系列不同维度的指标参数，生活质量指标体系正是这样一种衡量系统。

生活质量内容丰富，流派众多，其内涵和外延都十分宽泛，一般分为个体层面的生活质量和群体层面的生活质量。

（一）个体层面生活质量

评价一个美好社会不仅是要看它有多少财富，更要看财富的品质，既要看商品的数量，也要看商品的质量。在个体层面上，对于美好生活理论，分为了三种不同的生活质量研究方法——享乐主义理论、偏好满足理论和理想理论。

享乐主义理论认为终极的美好就是拥有某些可以意识到的经历——幸福、愉快、满足——伴随着对各种欲望的追求。该理论强调个体的主观经历，认为美好生活是由许多幸福的经历组成的，主观的精神体验是其理论的核心，因此该理论更看重过程。

偏好满足理论认为美好生活就在于欲望和偏好的满足之中，美好被理解为人们能够得到他们渴望和偏爱的东西，将最少的未能得到满足的需要等同于更多的幸福，因此该理论更看重结果。

理论认为至少有些美好生活既不是可意识到的享受，也不是偏好的满足，而在于对某些具体标准理想的满足中，即美好的生活存在于某些客观美好事物的实现之中[1]。

在多元化的生活质量定义中，世界卫生组织生活质量研究组对生活质量的定义最具代表性：“生活质量被定义为个体对他们生活于其中的文化和价值体系背景中的生活状况的感知，这种状况与他们的目标、期望、标准和关注密切相关。生活质量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以一种复杂的方式将个体的生理健康、心理状态、独立水平、社会关系、个人信仰和他们与环境显著特征的关系融入其中。”[1]

（二）群体层面生活质量

从个体层面上升到群体层面，其定义更具广泛性和综合性。澳大利亚统计局给出了这种特征的生活质量的定义。

“从生到死，生活使个体处于一个动态的文化中，它包括自然环境（光、热、空气、土地、水、矿藏、植物、动物）、人造环境（物体、建筑、公路、机械、设置、技术）、社会设置（家庭、社会网络、联盟、制度、经济）以及人类意识（知识、信仰、理解、机能、传统）。幸福取决于这种文化内相互作用的所有要素，可以被看做生活方方面面的健康或富足的一种状态。测量幸福因此包含描述整个生活以及考虑每个生活事件或对个体生活质量或社会凝聚力有潜在影响的社会情境。在个体层面，这包括生活的、生理的、感情的、心理的和精神的方面。在更广阔的层面，个体周围的社会的、物质的以及自然环境相互依赖，成为幸福方程式的组成部分。” [3]

二、生活质量评价指标的标准和方法

社会指标是反映社会经济状况、衡量和监测社会发展程度的一种有效量化的工具。根据不同的研究目的和理论导向，人们可以从众多指标中选择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指标，构建出各种不同的具有针对性的指标体系。就中国生活质量评级指标体系的构建而言，其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对各种社会发展现象进行简单的描述和排序，更重要的是从中发现潜藏的矛盾与问题，提出相应的政策和建议，从而正确引导人们群众全面提升生活质量，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1]。

（一）衡量生活质量的适当标准

我们必须找到衡量生活质量的适当标准。一个人所过的生活可以被看成是所做的各种事情和各种存在状态的一种组合，它们可被统称为功能性活动。一个人的生活是由各种行为和状态（功能性活动）及其在这些行为和状态中进行自由选择的能力构成。阿玛蒂亚·森论述过功能性活动、能力和价值的关系，指出：“能力方法关注的最原始概念是功能。一个人的能力反映了这个人能够获得的功能的不同组合，他可以从这个组合中选择一个集合，并且根据获得有价值的功能的能力来评估生活质量。” [4]

有些功能性活动时最为基本的，例如基本的物质保障来维持身体健康、良好的教育水平、个人自由活动等。有些功能性活动较为复杂，例如维护尊严、参与社交活动和政治发言权等。

（二）评估生活质量的测量方法

个体的幸福能够通过人们对自己的主观评价得到测量。这种主观评价建立在他们感觉的基础上，或是通过对比任何数目的、可观察的、反映在他们幸福上的特征得出。在某些方面，幸福可能最适于主观评价，因为它与幸福和生活满意度这些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个体的幸福能够通过测量人们对他们的生活或生活的某些方面的幸福感或满意度来得到。[3]

在选取评估生活质量的指标中有以下具体要求。指标必须有明确的实践目的。指标应该帮助公共政策制定者发展和评估总体所有层面的计划。指标应该建立在时间序列的基础上以允许定期检查和控制。指标应该建立在已有的理论基础上。指标应该是可信、有效和灵敏的。指标应该作为单独的数据报告，但也能被分解为不同部分。总体的领域应包含全部的生活经历。每个领域必须包含生活质量结构的基本但又不同的方面。

三、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建构

（一）衡量生活质量指标的选取

衡量生活质量的指标内容丰富，必须选取对人类幸福紧密相关的指标。比如物质福利、健康、教育、公共安全、政治发言权和生态环境。

1.生活质量的物质福利指标及评价。增进物质福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生活质量；提高生活质量的根本途径是增进物质福利，二者相辅相成。生活质量是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对生活的更高追求，人们只有在物质需求满足的基础上才能追求更多精神需求，只有在物质满足的基础上才会转向对生活质量的追求。经济发展是指由于科技、社会进步而造成的国家经济质的改变和结构的调整，主要的衡量指标是人均GDP和人均GNP的增长状况，他们反映的是国家经济生产力的提升情况以及国民享受的物质福利。

2.生活质量的健康指标及评价。健康是人类追求的永恒主题。世界卫生组织在其中提出：“健康不仅仅是没有疾病或不虚弱，而是身体的、精神的健康和社会适应的良好的总称。”也即健康是身体的、精神的和社会的三位一体的全面健康。因此健康是一个既影响寿命长短又影响生活质量的基本因素。对健康的评估需要可靠的死亡率和发病率作为衡量结果。不同年龄阶段和性别的死亡率度量了人们面临的死亡风险，也被用来计算一个人的预期寿命。健康状况指标包括平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传染病发病率。

3.生活质量的教育指标及评价。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改善和提高全体居民的生活质量，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及其现实满足程度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出发点。人口生活质量的提高是人的全面发展的体现，是社会发展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和最高原则。人类已经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将由学习来决定生活质量的新世纪。所以必须详细地制定衡量教育的各项具体指标，比如系统性地列入被调查者及其父母学习经历的详细信息。由于童年时期所受到的教育对一个人未来发展影响深远，所以有必要调查和衡量一个人童年时期的教育。教育指标一般选取公共教育开支占GDP的百分比、各级各类学校教师学历合格率、综合入学率等。

4.生活质量的公共安全指标及评价。公共安全的定义要求公共安全指标考虑到公共性，即对群众生活造成影响，指标反映的是生活中所受安全损害风险的内容。公共安全指标设置了五个方面的二级指标：生产安全、交通安全、消防安全、社会治安和食品安全。生产安全、交通安全、消防安全选取死亡人数和死亡率；社会治安选取立案数和构成比例；食品安全选取立案数和结案数。

5.生活质量的政治发言权指标及评价。国家政治体制的特征和性质决定了政治发言权。法律保障了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也保障了普通法规规定的权利，它们能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法律体系会影响一个国家的投资环境，从而对市场运转、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造成影响。因此，必须制定合理的指标来衡量一个国家公民参与政治的自由度，例如国家公务投票比率[2]。

6.生活质量的生态环境指标及评价。环境是构建和谐生活的基础，也是生活质量的基本内核之一。缺乏一个良好而平衡的生态环境，和谐社会与生活质量也就失去了基本的意义。所以保持和提升人民的环境质量是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步骤和必然追求。生态环境条件直接关系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因此，使用一些环境指标来监测人们的生活状态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比如空气和水污染的指标。

（二）生活质量体系构建的意义和价值

1.生活质量指标体系对经济增长和社会道德之间的关系得以重新审视。当代西方社会，已经产生了关于良好个人行为的道德假设，以形成更高的生产力和经济增长。1904年，马克斯·韦伯指出：一种内在的道德取向的伦理，正是通过伦理道德的个人行为，对促进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起到了个重要作用[5]。经济增长不仅依赖于道德动力，它也可以促进社会更加开放、宽容和民主，反过来推进道德的进化[6]。所以，生活质量指标体系的构建可以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和谐发展。

2.生活质量指标体系的建立更加关注个人的幸福。传统的指标一般关注的是经济增长，很少对个人幸福感有所评价。一般来说，有以下五个方面因素决定个人的幸福感：个性因素，如自尊、自控、乐观、外向和精神健康；社会人口因素，如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和教育；经济因素，如个人及总体收入、失业和通货膨胀；情形性因素，如具体就业和工作条件、工作单位的压力、与同事亲戚朋友的人际关系、与婚姻伙伴的关系以及生活条件和健康状况；体制性因素，如政治权力的分散程度和公民的直接参与政治权利[7]。以上这些因素都会在生活质量体系里有所体现，从而更加科学合理的反映个人幸福。

3.生活质量指标体系对中国改革政策和社会发展战略的具体实施具有监督作用。从该指标体系各项具体指标中可以看出人们的需求满足程度，与特定社会发展阶段的战略目标相对照，衡量社会发展是否达到预期目标。生活质量指标体系可以帮助国家和政府掌握人民的生活状况，及实地发现偏低的指标，相应地调整社会政策，以在预期时段内达到预期目标，从而发挥监督作用。同时，它还可以间接地对各项改革政策经行检验，避免它们脱离促进社会发展的正确轨道[1]。

4.科学的生活质量指标体系让我们认识了真实财富的含义，并更具可持续性发展。真实的生活意味着符合一个人的价值观、一个家庭或家族的共同价值观。真实财富表示我们生活核心价值观的真实福利状况[8]。生活质量体系可以更好地反映福利的变化，并努力使得个人的价值观与社区乃至社会的价值观融合在一起，这样一种将集体精神和共同责任为出发点，可以确保生活质量的各种福利，无论对当代还是后代，都是欣欣向荣和充满活力的。

参考文献：

[1] 周长城.生活质量的指标构建及其现状评价[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25-147.

[2] 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阿玛蒂亚·森，让—保罗·菲图西.对我们生活的误测[M].阮江平，王海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1：45-120.

[3] 马克·拉普勒.生活质量研究导论[M].周长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41-107.

[4] 阿玛蒂亚·森，玛莎·努斯鲍姆.生活质量[M].龚群，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36.

[5]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苏国勋，谭方明，赵立玮，秦明瑞，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25.

[6] 本杰明·M.弗里德曼.经济增长的道德意义[M].李天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