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诈宣传方法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反诈宣传方法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反诈宣传方法范文第1篇
全民反诈心得体会1 今天听了防诈骗的教育讲座，受到了很多的启发，学到了很多知识，在我们的身边，总是存在着很多的骗局，而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是精明的侦探，仔细地观察，有防范意识，以防自己被骗，所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不管是多亲近的朋友，或者是看起来很可怜的陌生人，我们都应该擦亮眼睛，认出那些是对我们有害的人讲座中主要讲到，有接触性和无接触性的诈骗，重点是无接触性，因为现在互联网比较通达，网络是一把双刃剑，有利于我们的生活，同时也给诈骗分子制造了更多骗人的机会。
第一，诈骗分子会通过网络查找到你的信息，然后通过信息或者电话来对你进行诈骗，冒充亲友发账号给你让你进行汇款，此时我们不能盲目地打钱，而应该打电话确认是否真的是亲友需要。
第二，现在微信等交流工具越来越多人使用，朋友圈里面也开始活跃，这就出现了很多的转发信息，比如某某小孩被拐需要转发宣传，这就调动很多人的同情心，所以就很多人转发，殊不知，其中带有病毒，这种病毒会让系统瘫痪。不知不觉中我们就会进入骗局，甚至成为骗局中的助推者，虽然不是我们本意，甚至说是一种好意，却造成了不好的效果。
第三，有一些需要扫描就会送一些小礼品的活动，很多人会为了占便宜而去扫描，这其中也带有病毒。
第四，有些中奖信息也是假的，很多热播的娱乐活动说你中奖了，而且价值不菲，不要相信，天下没有这么多便宜和馅饼等你去占。
第五，有些信息的链接不要去点，点进去就可能会是病毒。
第六，有些打过来的电话从通话开始就已经开始扣费。对于种种这些，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就进入了骗局，所以我们应该提高我们的防范意识，保障自己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
其次是接触性骗局，以买票为例子，火车票在过年的时候是热销的，有些车站的人就会对你说有一些内部人，可以帮助你买到票，而且价钱一样，但是只能进员工通道，所以你的行李不能带进去，需要人代收，这时候你急于回家的心理就会让你进入这个骗局，另外如果你不同意，很有可能就会被抢，这时候就需要你的灵敏度了，首先你不要轻易相信这么便宜的事情，其次这个骗局可能是团体作案，在保障人身安全的基础上，也要保住财产安全。
我曾经也被经历过很多骗局，高中毕业的时候就有人自称教育局的打电话告诉我们学生，有一笔助学金要领取，他能准确地说出我们的信息，这就很具有迷惑性，而且领取助学金还要自己将自己的钱转到一个账号，它才可以返钱给你，这就是明显的要我们汇款，此时我们绝对不能汇款。
另外，手机上也经常会有那些中奖的信息，比如芒果台抽中了你的手机号码，获得价值不菲的笔记本电脑或者钱数，然后有一个链接需要点击，这样的骗局我们都很容易识破，所以不要想占小便宜，避免失了大财产。
对于这些骗局，我们应该加强抵抗力，不要去相信占便宜的事，现在骗局越来越多，越来越高级，我们也应该将我们的思维意识升级，保证自己的安全，作为大学生，我们的思想应该成熟一些，我们的经验不是很够，现在就应该加强防范，不要让自己受骗！
全民反诈心得体会2 对虚假链接钓鱼方式，支付平台目前采用的“防火墙”有：“时间戳”、确认正确域名、设定交易时间敏感值、核实过滤支付来源的网址等。“‘时间戳’就是，在支付各个环节中都加入时间记录，当时间间隔超过预设的范围时，订单将被判定为无效，无法进行支付，需要重新生成订单才能完成支付。并且，当支付来源网址与商户在支付平台登记的.IP不一致时，交易也会被阻止。
对木马病毒这种更加隐性而高级的手段，支付平台一般使用加验证码和二次确认等方法，识别人工操作和木马的机器操作行为。用这样的方式，虽然用户的便利性受到影响，但对打击木马型钓鱼收到了明显效果。
所以，网络买家们在购物时不要埋怨支付平台一道又一道的繁琐验证程序，这些都是他们为了保护你的权益而设置的措施，另外，也要谨慎面对网上的一些低价商品信息，比如免费送，或者价格非常离谱的。特别是非正规网购平台，有的人通过QQ邮箱发送的链接。这里往往包含了一些钓鱼链接，一旦登陆后输入了自己的信息，很容易就被盗取了。一般来说选择正规的电商网购平台，使用如旺旺这样的安全聊天工具会好很多。
另外，网民们也要提高自我保护意识，注意妥善保管自己的私人信息，不向他人透露本人证件号码、账号、密码等，尽量避免在网吧等公共场所使用网上电子商务服务。
全民反诈心得体会3 以前总觉得电信诈骗离我们很远，但是这次却真真实实的发生在了我们的营业部，而且被电信诈骗的对象还是我们行的退休员工，作为营业部的一份子，我对这件事也感到了深深地遗憾，毕竟我们营业部承载了农商行的很多的希望。
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发生这样的事情偶然当中也带着必然。试想一下，如果这次这次急急忙忙来办业务的是一位我们毫不认识的客户的话，那我们是否会不断的问他汇这么多钱的缘由，然后让他填写一张防金融诈骗的单子呢?所以我们要痛定思痛，决不让此类事情发生第二次，毕竟通过这样的途径吸取教训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通过这件事情我有几点感受:
1、以后不管谁来办业务我们都应该一视同仁，不能碍于情面，不好意思推脱就二话不说受理了业务，表面上看我们是给他们帮了一个忙，可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万一某一个细小的环节我们没有注意就会给别人带来无法挽救的损失。
反诈宣传方法范文第2篇
[关键词]银行承兑汇票 风险 防范对策
随着我国票据业务的迅速发展，承兑、贴现、转贴现规模成倍增加。有效改善了银行自身的资产负债结构，进一步增强了盈利能力，促进了经营流动性、安全性和效益性的统一。
银行承兑汇票作为一种票据业务对加速资金周转和商品流通，促进社会经济健康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受到银企双方共同的青睐。但是，随着银行承兑汇票的广泛应用，利用银行承兑汇票作案的案件越来越多，使有关各方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影响了银行汇票业务的健康发展，成为商业银行新的风险表现形式。因此，如何有效防范票据风险，维护金融机构的正常经济秩序，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存在的主要风险
虽然各商业银行都基本建立了票据业务的内部风险管理体系，完善了银行承兑汇票承兑、贴现及转贴现授权管理制度，进一步加强了对银行承兑汇票真伪及贸易背景真实性的审查，但在票据业务实际操作中，仍存在许多风险和问题。
1.企业在办理承兑汇票业务中存在欺诈行为
由于票据业务的迅速发展，利用票据诈骗资金是当前金融业务中的一个新的风险源，票据诈骗手段越来越隐蔽，方法也越来越多，若银行审查不严或操作不当，就会落入陷阱形成风险。一是伪造变造银行承兑汇票，一方面，利用高科技手段彻底伪造或利用银行承兑汇票具有付款期限长、金额大和反复多次转让等特点，先签发真汇票，再根据真汇票伪造内容完全相同的假汇票即克隆票；另一方面，用在数额较小的真汇票上改动金额的办法变造。二是票据调包，以“做生意”的幌子，用事先伪造好的假票据替换掉真票据。三是伪造商品交易合同、增值税发票复印件，或关联企业签订没有真实贸易背景的商品交易合同，骗取银行承兑汇票，进行贴现，套取银行资金。
2.银行承兑汇票作为融资工具，其操作风险越来越突出
由于银行间竞争日益激烈，各行为争揽业务而满足单个大型企业的资金需求，使某些企业过量办理承兑汇票，造成票据集中到期，导致银行垫付资金。具体表现为：一是银行在签发承兑汇票时放松了对申请人的资格审查，大量签发、承兑无真实贸易背景或不能确认贸易背景的银行承兑汇票，违规办理承兑业务；二是银行为了多办贴现业务，放松了贴现审查条件，疏于贴现资金流向监控，造成贴现资用于不当用途，使银行信贷资金遭受一定的风险和损失；三是当天承兑、当天贴现，融资目的越来越明显，银行方面承担的风险也越来越大。
3.商业银行对银行承兑汇票业务的管理存在薄弱环节，加大了银行承兑汇票的经营风险
个别商业银行受利益机制驱动，放松了内控管理，淡化了风险意识，在票据业务经营过程中，为企业滚动签发银行承兑汇票，为无效商品交易合同的企业签发银行承兑汇票，为超商品交易金额的企业签发银行承兑汇票，承兑汇票出票人和贴现申请人为非贸易合同的签订人，为贸易合同不真实或无贸易合同和增值税发票办理贴现，为同一号码增值税发票办理多笔贴现，存在较大的风险；由于银行“三查制度”执行不力，企业通过贷款方式，利用信贷资金偿还到期的银行承兑汇票，使票据风险转移到信贷风险上。
4.关联企业利用银行承兑汇票贴现，套取银行资金
现场检查中发现，关联企业之间以虚拟交易合同和增值税发票申请签发和贴现银行承兑汇票较普遍，涉嫌套取银行资金，有的已形成风险。一是出票人签发银行承兑汇票当日或近几日，关联企业作为持票人向银行申请承兑汇票，贴现后，将资金转回出票人；二是企业集团向下属企业签发银行承兑汇票，下属企业将银行承兑汇票贴现后，将资金转回企业集团；三是同一法人代表的企业之间签发银行承兑汇票，持票人在银行承兑汇票签发后马上办理贴现，将资金转给出票人。
5.票据市场的盲目发展和非理性竞争加大了利率风险
票据业务由于其周转速度快，资金融通便利的特点，受到越来越多客户的欢迎，也成为各家商业银行竞争的新的业务领域，盲目发展和非理性竞争造成票据贴现利率不断走低，甚至出现了个别低于再贴现利率的违规行为。不合理的利率水平不仅加大了商业银行利率风险，也使商业银行利润空间大为缩小。有的银行贴现业务量较大，但由于资金不足，难以筹到足够的低成本资金，为保持与重大客户良好的合作关系，在资金紧张时不惜以高利率拆借资金用于贴现业务，实际上已违背了商业银行的经营原则。
二、根据银行承兑汇票存在的不同风险种类、特点和性质，应分别采取相应的风险防范措施
1.针对银行承兑汇票存在的票据诈骗风险，应采取以下措施
(1)尽快补充修订有关票据法律法规，完善对贴现、再贴现业务中有关银行承兑汇票规定，承认空白背书的法律效力，增加禁止汇票回头背书规定的有关法律法规，对恶意扰乱票据市场的行为制订具体制裁规定，同时制订详尽的有关银行承兑汇票业务的操作规程，加强内控制约。
(2)进一步提高银行承兑汇票的防伪、防诈科技含量，以机器鉴别票据真伪代替肉眼判断，使犯罪分子无可乘之机。配备各个商业银行的印模与票样，减少跨系统银行承兑汇票识别难度。
(3)做好宣传培训，提高经办人员的业务素质。各金融机构要高度重视票据支付结算工作，通过多种方式，加强对会计人员的业务培训，使之掌握《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及有关业务知识，掌握结算票据的各防伪特征，提高防伪反诈意识，增强识别伪造、变造、复制票据的能力。对企业要做好宣传工作，有条件的可组织企业有关人员进行《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培训，以提高企业经办人员的业务素质。
2.针对银行承兑汇票存在的承兑风险，应采取：(1)各行、社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信贷资金风险控制机制，要将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列入信贷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授信管理，从签发汇票的环节上控制承兑风险。严格控制承兑总量，防止过量承兑造成的承兑风险；建立银行承兑汇票信贷承办人负责制和审批制，承办人要认真审查承兑申请人的交易合同是否具有真实的商品交易关系；审查承兑申请人的资信情况，对符合条件可以办理银行承兑汇票的申请人，必须签订银行承兑协议书，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并且还应该要求承兑申请人提供抵押担保，若该笔银行承兑汇票款项转为逾期，信贷承办人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同时建立监测每一个出票企业经营风险的预警系统，对企业的经营活动进行跟踪检查，建立、健全承兑汇票保证金制度，从而最大限度地规避金融风险。
(2)要建立严密、科学、规范的会计内部控制系统。银行承兑汇票属于重要票据，在整个银行承兑汇票业务流程中，潜藏的内部风险主要有：会计签发、信贷审查、临柜复审等环节。因此，银行内部控制管理就应当包括信贷内部控制管理、会计内部控制管理等各个环节。应加强会计部门独立的防范风险、检查监督能力，而不仅仅起到银行会计核算作用。还应加强对银行空白承兑汇票的管理，逐步地用计算机签发汇票代替手工签发。同时，要加强会计检查辅导工作，将银行承兑汇票业务作为一项重点业务进行检查，及时堵塞漏洞，防止经济案件的发生。
(3)人民银行要进一步加强票据业务合规性管理，规范票据市场秩序，加大宣传和指导检查力度，强化对不规范办理票据业务的查处力度，对无法证实交易真实性的票据，一律不得办理贴现、再贴现，加强对票据承兑行和贴现行票据真实性情况的现场检查，建立对违规票据行为定期通报及处罚制度，切实维护商业票据的信誉和流通秩序，促进银行承兑汇票业务的健康发展。
3.针对银行承兑汇票存在的贴现风险，应采取：(1)把握票据的真实性。社会上不乏票据诈骗活动，如伪造票据、变造票据、“克隆”票据、“以假换真”调换票据和伪造增值税发票、交易合同、查询答复书等，以此骗取银行资金，因此，必须严格把握所贴现的票据的真实性。
(2)把握票据的有效性。银行对所贴现的票据，应当在票据的各要素、各个票据行为尤其是背书的规范性、有效期限等多方面严格把握票据的有效性，避免资金损失和票据纠纷。
(3)把握承兑人的信用状况。用于贴现的商业汇票有两种，一是商业承兑的，一是银行承兑的。不光对前者要把握承兑人的信用状况，对后者也应当认真对待。当前票据市场上流通的绝大部分是银行承兑汇票，这是因为银行的信用比较可靠。但银行信用也是分等级的，有的信用等级较好，有的较差，对不同的银行所承兑的汇票进行贴现时，贴现银行同样应当认真评估，区别对待。具体做法可由该行总行(或委托专业公司)专门对全国各家银行的信用等级进行综合评估，将评估结果提供本行各分支机构在办理票据贴现时掌握，这样可以有效提高票据贴现的安全度和效率。
(4)把握操作的合规性。当前，国内商业银行普遍认为票据贴现业务风险较小，办理简便，成本低，收益快。较之贷款业务而言，银行更乐于以票据贴现方式融资给企业。而且通过银行间及企业的配合，以多次承兑、贴现、多次循环对开银行承兑汇票的方式，派生出数倍、数十倍的金额巨大的存款及票据业务，“创造”出大量的信用，这对于银行完成“业绩”意义重大。因此，票据贴现业务日益为银行所热衷，变通的做法也越来越多，由此带来了巨大的风险。防范票据贴现业务的操作风险是刻不容缓的。完善内控制度，严格按程序审批和办理贴现业务，杜绝“先贴现，再补议”的现象；杜绝自己承兑又自己贴现的行为；要求申请人提供交易合同和增值税发票，确保汇票的真实贸易背景；防止滚动承兑和贴现进行长期融资。
反诈宣传方法范文第3篇
制造情感
对于许多人来说，意识到这是一场有诈的骗局是一回事，但能不能抵御它又是另外一回事。就像在恋爱中，明明知道对方可能是骗财骗色，却依然舍不得离他而去。这种没法克制的非理，其实与情绪在我们日常决策时发挥的作用有关。
通常，情绪的激发会引发一种对应的身体反应。例如，人们极度愤怒时，会打人或者砸东西；极度高兴时，会手舞足蹈，大声歌唱。颇有心计的媒体小编们就是利用掺和了愤怒、焦虑、幽默、激情、灵感、惊喜等情绪的头条，吸引你做出点击这一行为。
一项研究也支持了这个想法。在一个名为“打破新闻的神话：网上新闻头条的重要性”的实验中，两位研究人员研究了2014年四家国际媒体的7万条头条标题，分析了这些标题的情感倾向（主要情感传达是否是积极，消极，或中性的），他们得出了一个结论：一个情感极端的标题会获得最大的知名度，因为带有强烈情感的消息往往会赢得更多的点击率。
引发好奇心
点击发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读者的好奇心被带动了。
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学者们提出了著名的“信息差”理论。这个理论认为，无论什么时候，如果我们知道的与我们还不知道的，存着一个差距，这个差距会让人产生一种被剥夺感。好奇的个人，为了获得丢失的信息，以减少被剥夺的感觉，会采取一定的行动。
“信息差”最常见的应用例子就是在日常的对话中。我们之所以会和朋友聊得来，是因为我们彼此之间还有许多各自不知道的近况，比如你我现在的学习成绩和交友情况。通过聊天、我们交换信息，得知彼此的情况，填补认知上的空白。相反，你跟父母很少能聊得起来，就是因为每天彼此在一起生活，太过于熟悉，没有什么信息差，造成了交流没有太大的动力。
换句话说，不知道某个信息会带来认知上的不舒服，为了缓解不舒适感，人们就会采取行动。所以，许多噱头十足的标题，比如“最不能去的十个地方……”、“中国4000年不遇的第一美女”，就自然地抓住了人们的好奇心，引发了他们的点击行为。
数字缓解大脑疲劳
许多点击量大的文章里，还暗藏着一条规律，标题中带有数字，比如“春节假期7天‘花’了3400亿”、“60张图片告诉你，你从未真正走进故宫”。难道数字也会影响点击率吗？
在心理学家看来，这两者之间确实有很大的关联性。因为数字消除了“选择盲目症”，可以帮助我们在面对无穷的世界时，减轻模糊事物带来的不确定感和不安全感，使得世界看上去可以理解。
而且数字在空间上组织信息的方式，也迎合了大脑的信息处理方式，因为大脑也是个懒鬼，它也喜欢处理一些认知轻松的事情。这些数字有助于量化故事内容，通过简单明了的数字，大脑很快就会预测到后续内容将进展顺利，无需调动太多注意力方面的努力。这对于爱好节能减排的大脑来说，不得不说是一件轻松快乐的事情。
为了快乐，上当也可以
所以说，小编们制造的单击诱饵，还是颇费心思的。不过，即使读者点击头条是因为情感冲动和简化了的认知，这仍然没有解释为什么单击诱饵继续有效。按理说人们上过一次当，就不会再上下一次当，可实际人们却能忍受无数次类似猴子般的戏耍，这又是为什么呢？
研究表明，人类的猎奇心理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强。请看下面的标题：“萌哒哒的9大动物界友情”。看到这个标题时，许多人的脑海里会猜测，这篇文章内容可能会谈论些婴儿袋熊拥抱袋鼠宝宝、老虎与狐狸玩耍诸如此类的事情。对于我们的大脑的快乐中枢而言，看一些可爱的动物，和购物或者是发生得到的快乐差异不大。事实上，在这三种行为中，都有同样的神经递质和多巴胺的参与。大脑想看到这9个可爱的动物图片作为奖励，为了得到结果，你必须做的事情就是点击链接。不过，这其中，最快乐的时候不是点击后看到图片的时候，而是看到标题的时候。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们的情绪，尤其是幸福和快乐的情绪，统统受多巴胺控制。当我们心情愉悦时，我们的大脑会分泌出更多的多巴胺。不过研究表明，当我们看到信号而不是解读信号时，多巴胺水平上升得更快。这实际上意味着标题本身就会给你带来快乐，而不是它的实际内容有什么。这就类似于幸福并不是房子有多大，钱包有多鼓，而是追求幸福的过程。这也可以解释你为了自己心爱的女孩，费尽心思追求，一旦追求上了，却又没预想的那么快乐。因为多巴胺实际上是关于快乐的期待，而不是快乐的结果。
所以，即使文章内容让人十分失望，但是一看到标题，大脑就已经分泌出了多巴胺，我们也早就乐在其中，至于随后的失落感反而不管不问了。
很难得手的更让人满足
有意思的是，如果文章里内容和标题不符，也不会影响下次的点击行为，反而会带来一种激励作用，这又是为什么呢？这其中的奥妙就在于间歇性强化作用。举个例子，小丽正处于男人狂热的追求中，在她眼前摆明了三种应对方法：
A、答应他的每一次请求；
B、从不答应；
C、两三次中答应一次。
反诈宣传方法范文第4篇
虽然特种种养殖业在我国已发展了20多年，但是与常规种养殖业相比，它的种养规模只占极小比重，市场开发也相对较弱。而且特种种养殖大多属民间自发行为，缺乏统一的管理与协调，长期以来小、散、乱的现象一直困扰着特种种养殖业的发展。虽然特种种养殖利润较高，但同时市场风险也很大，选择特种种养殖一定要谨慎。
《科学投资》研究发现，近几年，特种养殖的市场大起大落很厉害，特种种养殖产品的市场也相对较小。一般投资者只强调特种种养殖的高收益，事实上，高收益就伴随着高风险，特种种养殖业除技术不成熟以及企业经营管理水平低下导致的风险外，更存在由于市场变化而引起的市场风险。特种种养殖的市场随时会有竞争者加入，有限的市场需求随时会发生变化，加上少数人的炒作，更使特种种养殖业的市场风险加大。前几年炒作过的蜗牛、海狸鼠就是例子，由于大多数投资者缺少必要的市场分析，盲目上马，导致最后“赔了夫人又折兵”。
小心一本万利的骗局
特种种养殖的飞速发展，不仅吸引了众多投资者，也招来了许多别有用心的骗子。特种种养殖领域成为国内骗案的高发地带。常见的骗术包括虚假宣传、炒种、合同欺诈等等。事实上，宣传广告越是天花乱坠，越要提高警惕，谨防其中有诈，切不可轻信“包赚不赔”的承诺。
所有的骗局都是利用了人们贪婪的本性，特种养殖的骗局也不例外。2005年5月，河南出现了一条署名为“河南省新野县宏兴生物养殖有限公司”的“养蝎致富”的广告。广告上声称，该办事处除“推销种蝎、传授蝎子养殖技术”外，还实行“跟踪服务、死蝎包换、幼蝎回收”的承诺。“养蝎致富”的消息引起了当地人的注意，一些渴望致富的人纷纷到该公司设在广汉的办事处询问。有数十人以每只4，8元的价格购买了种蝎，付出了二三十万元的买蝎款。然而，尽管养蝎户们小心翼翼地饲养蝎子，可是种蝎仍然死得一塌糊涂，而此时该公司早已经人去楼空。
还有皮包公司销售种猪，一头种猪20公斤左右，进价200多元，卖给养殖户要1200多元。很多发财心切的养殖户明知是天价还要买进，是因为其在购销合同中承诺，种猪产仔后可回收，每公斤25至30元。表面看来确有赚头，可是合同中早已埋下“地雷”：回收条件十分苛刻，农民养殖户很难达到要求。
东北的农民刘志贵也是听信了广告的宣传，开起了自己的林蛙养殖场。据广告介绍，一对种蛙成本在100元左右，一对种蛙一次产蝌蚪上千只，长成大蛙后一只能卖10元左右，也就是说投入100元，就能回报近万元。这种一本万利的事，谁看了能不动心？刘志贵就更不用说了，他赶紧专程前往那家公司与对方见面，急着把这千载难逢的赚钱机会抓在手里。
对于养殖方法，对方说只要在山区里找个深水坑，把蛙种投里头，喂喂饲料就可以了。满以为高价买回来的种蛙能给自己生下无数个金蛙，可事实正好相反，刘老汉家的种蛙不仅繁殖率极低，而且个头儿比人家的小了一号。1万多元的投入全打了水漂。
事实上，据专家介绍，林蛙有100多种，目前较受外商欢迎的有断纹和双线这两个品种，因为这两个品种蛙油的含量和它的肤色比较好。而人工养殖林蛙涉及的技术很多，繁殖期、陆地期、越冬期都有不同的技术要点，比如防逃、防病、保饵料、防天敌等，哪个方面处理不好都有很大的问题。
该怎么尽可能避免重蹈刘老汉的覆辙呢？专家表示，首先要选择正规的单位，最好是选择有较多的固定资产的单位，尽量不选择租房办公的；第二尽量选择项目推广单位全部工作人员，妻儿老小都是当地人的；第三尽量选择有上级主管单位的；第四尽量选择成立时间比较长，经历过市场的验证。能承担一定风险的单位，不能把风险全交给养殖户。
注意种养品种的合法性
还有更让刘志贵心烦的事，他不仅投资失败，损失了1万多元，手头仅有的一些林蛙也被相关部门没收了。原来，林蛙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人工养殖时首先要有驯养许可证，要经营出售必须申请经营加工许可证，运输也要有准运证。有条件的可以办这些证件，没有条件的，也要有授权单位出示授权委托书。
同样是特种养殖户，内蒙古的林蛙养殖户周至善就比刘志贵谨慎多了。他采取的是跟当地林蛙研究所合作的方式，成为示范寄养点。在从事林蛙养殖之前，周至善也经过了细致的市场调查。最终找到这家在当地有着一定的知名度和诚信度的研究所，经营也比较成功。得知被骗的刘志贵并没有气馁，因为他看到市场对林蛙还是有需求的。他打算找一个正经的科研单位，学好了继续养。
目前中国林蛙在国内外市场上的确是抢手的紧俏货，每只商品林蛙的收购价格达到5至8元，林蛙油在国内市场的价格已经接近每公斤3000元，国际市场的林蛙油价格更是高达每公斤10000多元。由于林蛙是我国二级野生保护动物，有关部门严禁捕猎，目前人工养殖林蛙的规模还远远跟不上市场需求，林蛙市场缺口巨大，林蛙养殖项目的前景美好。
光有热情是不够的
现在想要致富的人很多，但合适的项目太少。因此，当看到那些诱人的致富项目宣传时便如获至宝，抱着血汗钱毫不犹豫跳进了圈套。利用投资者的单纯和迫切，一些投机者轻而易举地屡屡得手。
投资某一种新品种，不能只听宣传中所谓前景有多好，还要看它是否已有成熟的技术和产品加工体系，以及是否有较成熟的市场空间，否则必然会遭遇后顾之忧。轻易相信有人包销，就等于相信天上会掉馅饼。
3年前，上海郊区一些农民自发集资数千万元，引种了几千亩的米邦塔仙人掌。2003年11月，66岁的老杨和爱人拿出积蓄10．5万元，开始投资种植米邦塔仙人掌。一起种仙人掌的还有20多户人家。他们合伙租了140多亩地，总共投入了200多万元。最多一家出资20多万元，不仅拿出了自家全部积蓄，更向许多亲戚朋友借了款。为了降低成本，统一种植与管理，他们组建了合作社，老杨成了大家的带头人。
之所以心甘情愿掏出血汗钱，是因为农民们获知：米邦塔仙人掌是个宝。那段时间，电视里一直在宣传，引种自墨西哥的米邦塔仙人掌，在降血脂、降血糖和降血压等方面有明显食疗作用，它不仅可鲜食，更是加工食品、保健品、药品以及化妆品的好原料。
为了确定投资的真实性，许多农民还自发去外地考察。100多人包了2辆大巴士去参观一家种片公司，看了这家公司场面壮观的加工厂奠基仪式。这家公司还帮他们算了一笔账：每片种片卖18元，每亩种植2000片，共需投入3万多元；但每亩仙人掌年均产量有1万公斤，由该公司负责包销，即使每公斤收购价4元，第一年就可以收回成本了。回来后，有六
成人决定投资。
但是，一年过去了，这家公司并没有来收购。原来，加工厂纯属子虚乌有，血汗钱早被人卷走了。看着大棚里疯长的仙人掌，他们欲哭无泪：叫卖没人要，铲掉舍不得。
其实，种植仙人掌并非没有市场，但产品开发的过程却异常艰难。金山山阳镇的仙人掌种植户朱培林就和两位合伙人办起了一家生物科技公司，专门开发仙人掌系列产品。为了寻找市场突破口，朱培林请来一批大学教授和高级工程师，经过10多个月的反复试验，已成功开发系列的深加工产品。
为了开发仙人掌的系列产品，不懂技术的朱培林付了不少“学费”。最初，他请人设计生产工艺，并且完全听从“专家”建议购买设备，可是后来却发现购置了根本用不着的机器，白白多花了10多万元。还有一次，在一位工艺师的指导下加工乳饮料，他们在调试口味上取得了成功，但是后来却在乳饮料中发现了许多沉淀，为此他们不得不紧急“召回”已送出的5万盒乳饮料，为此损失15万元。
朱培林也领略了市场的无常。刚办厂时，还没有聘请专业人士，大家七嘴八舌就决定生产饮料，其实单一的饮料市场已经趋于饱和，结果导致了人力和财力的浪费。现在，公司生产的8类产品，经过一段时间的市场检验和选择，只有果条、干粉、胶囊、干粉片等4种较受欢迎。老朱接下来准备调整生产方针。
去年年底，朱培林参加了3个展销会，并很快就接到了外地5份订单，一一赶过去洽谈，才发现对方只是骗吃骗喝。现在，资金短缺的问题也摆到了朱培林眼前。到目前为止，他投入的300多万元，还没产生一丁点利润。为让消费者了解并接受仙人掌产品，他慷慨地一次次送出产品，现在回头客逐渐多起来了，但是购买量仍十分有限。
种养殖产品的产业化需要科技、资本的支撑以及人才的支持。生产、加工、销售，众多环节都由投资者自己完成，这样的产业链是不科学的。寻求龙头企业的支持，也许是特种种养殖产业化的一条捷径。联手后，对方不仅会注入一定资本，还会把先进的管理理念和营销模式嫁接过来。
正确判断市场行情
在前几年热炒过的特种种养殖风潮中，“鸵鸟热”算是很有特点的一个。这个产业在我国虽然只有十几年历史，但曾在短时间内在全国遍地开花，一哄而上，全国鸵鸟养殖企业最多曾经达到400家。
然而没过多久，很多投资者就陷入了资金紧张的困境，鸵鸟每天得吃饲料，种鸟又舍不得杀，小鸟养到一定阶段没有人要，最后连买饲料都成了问题。对于如何把鸵鸟转化为有市场需求的商品，投资者几乎没有认真考虑。只是听说别人养的效益很好，自己也去养。1994年，刘先生也是随着这股大潮卷入鸵鸟养殖的。种鸟有3万元一只的，也有1万多元一只的，他一共买了30只养殖。后来，刘先生听说附近有个鸵鸟场要转让，就花15万元接了下来，总共花了将近100万元。老刘是城里人，养鸵鸟没有土地，就到郊区去租地，还要雇人工，每月房屋水电费等各种开销都比较大，用他的话说，如果商品鸟的价格每只在1500－1800元还能赚点钱。
但是他没想到鸵鸟的市场变化太快，2000年他的幼鸟长大上市的时候，鸵鸟的价格已经降到了1000－1300元一只，刘先生只能认赔了。
事实上，在投资者纷纷介入种养殖这个环节时，产品的后期深度开发当时并没有跟上。不过也有在众多赔本的人中赚到钱的投资者，这就是那些对产品进行深加工，找到新增长点的投资者。朱冰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办了一个10亩地的农场，当时鸵鸟种鸟的采购价格是3万元一只。后来，他陆续又收购了几批大小不一、参差不齐的鸵鸟，使养殖总数达到上千只。
从1997年到1999年，养殖场几十万元的流动资金都用掉了，仍然不见产出。于是朱冰想到了生产一些初级加工的产品，包括白蛋、生肉、生皮等，市场反响出奇得好。朱冰第一次给超市送了20枚鸵鸟蛋，售价130元一个，没想到3天后就接到了对方催货的电话。朱冰于是乘胜追击，迅速把经销商从1个商场扩大到20个商场，在北京家乐福、赛特商场、燕莎友谊商店等超市，当时每个月的鸵鸟蛋销量可以到达500枚，销售收入达6万多元。到了2000年，他又和北京两家企业联合开发鸵鸟酱肉。
他算了一笔帐，一只鸵鸟平均产35公斤肉，而一斤鸵鸟酱肉的成本是34元，一只鸵鸟做酱肉可卖到1200元，而一只鸵鸟的养殖成本在1500元左右，现在还差300元就可以收回成本了，他又把目光集中到了鸵鸟皮和鸵鸟骨上。
搞产品深加工要建工厂，买设备，这需要大笔的资金，可是，朱冰手里的钱根本不够用，他想了一个借鸡生蛋的办法，就是委托加工。利用相关企业现成的技术设备来加工自己所需要的产品，甚至利用他们拥有的市场销售自己的产品，这一招既省钱又管用。他把重点放在鸵鸟皮和鸵鸟骨的深加工上。
鸵鸟皮开发成功，结束了朱冰养鸵鸟赔钱的历史，他与一个曾在一家意大利鞋厂做过鞋匠的师傅联合，开始制作全手工鸵鸟皮鞋，头一年就赚了50多万元。2002年，他们开发的鸵鸟皮革系列产品全面推向了市场。此外，经过4年对鸵鸟骨的研究开发，2006年初，他们生产鸵鸟骨片已经面世。
反诈宣传方法范文第5篇
关键词：墨子；孔子；文学观念
Abstract:UndertheinfluenceofConfucius''''sliteraryview,MoZitookasimilarviewofliteraturetotheformer.Nevertheless,thetwomastersdifferedgreatlyintheirunderstandingofnatureandfunctionofliteraturebecausetheirdifferencesinstandpoint,keyideology,understandingofsocialrealityandexpectationofanidealsocialorder.AlthoughMoZireservedtheconceptofliteratureintroducedbyConfucius,heremovedthesystemandcultureofceremonyandmusic,thekeycontentoftheconcept.BygreatlyreducingtheconnotationofConfucius''''sviewofliterature,heturnedliteratureintoameansandinstrumentto“expressingthemind”andaddedproductionofpersonalspeechaspartofliterature,greatlyextendingthedomainofdevelopmentofliterature.
KeyWords:MoZi;Confucius;viewofliterature
墨子是继孔子而起的又一伟大思想家、教育家。他生活在春秋战国之际的鲁国[注:墨子籍贯尚有宋人说、鲁阳说等，这里用孙诒让说。]，比孔子生活年代略晚。据《淮南子·要略》云：“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悦，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1］他主张兼爱、非攻、节葬、节用、非乐、非命、尚贤、尚同、天志、明鬼，创立了墨家学说。和孔子一样，墨子招生授徒，游说诸侯，希望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有众多追随者。所谓“孔墨徒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2］《吕氏春秋·尊师》。而他的学说的影响，贯串了整个战国时期。“孔墨之后学，显荣于天下者众矣，不可胜数”［2］《吕氏春秋·当染》。以致战国中期的孟子愤愤而言：“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3］《孟子·滕文公下》直到战国末年，墨学与儒学仍然是世之显学。作为显学的儒学和墨学，对“轴心时代”中国传统思想体系的建立发挥了重要作用，影响到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方方面面。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发生自然也受到儒学和墨学的濡染。
韩非曾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4］《韩非子·显学》孔丘和墨翟也被现代学者视为“在中国思想史起点上的思想家”［5］131。因此，探讨中国古代文学观念，不能不首先探讨孔子和墨子的文学观念，即探讨他们对于“文学是什么”和“文学做什么”的基本认识。关于孔子的文学观念，笔者已进行过初步探讨[注:见拙作《论孔子的文学观念》（《孔子研究》1998年第1期）、《游夏文学发微》（《北京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孔子、子夏诗论之比较——兼论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诗论〉之命名》（《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及《从〈民之父母〉看孔子诗教》。以上文章收入拙著《中国文学观念论稿》，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而关于墨子的文学观念，尚无人深入研究。本文尝试做一清理，以就教于方家。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依据的文献主要是《墨子》。《墨子》一书并非墨子自著，而是先秦墨学的集成。其中既有墨子弟子记录的墨子的学术思想和行事之迹，如记载墨子讲学活动的《耕柱》、《贵义》、《公孟》、《鲁问》、《公输》等篇，以及反映墨子思想学说的《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等篇。也有墨子后学所著的后期墨学著作，有的可能晚在战国后期，如《经》、《经说》、《大取》、《小取》、《备城门》、《备高临》、《备梯》、《备敌祠》、《杂守》等篇。本文讨论的既然是墨子而非先秦墨家的文学观念，自然以墨子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活动为依据，而不涉及后期墨学著作。
一
墨子与孔子的学术思想存在差异，其文学观念自然有别，这是不言而喻的。不过，自从孟子谴责“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3］《孟子·滕文公下》之后，儒、墨的学术思想的差异可能被人为地放大了。
实际上，儒、墨学说的共同点或相同点还是不少的。韩愈就曾指出：“儒讥墨以上同、兼爱、上贤、明鬼，而孔子畏大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春秋》讥专臣，不上同哉？孔子泛爱亲仁，以博施济众为圣，不兼爱哉？孔子贤贤，以四科进褒弟子，疾没世而名不称，不上贤哉？孔子祭如在，讥祭如不祭者，曰‘我祭则受福’，不明鬼哉？儒、墨同是尧、舜，同非桀、纣，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国家，奚不相悦如是哉？余以为辩生于末学，各务售其师之说，非二师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6］《韩愈集·读墨子》侯外庐等也指出：“在中国思想史起点上的思想家，不论孔子和墨子，其所论究的问题，大部分重视道德论、政治论和人生论，其所研究的对象也大都以人事为范围；其关于自然认识，显得分量不大；其关于宇宙观问题的理解，也在形式上仍遵循着西周的传统。”［5］131即是说，就思想基础、思想内容和思想方法而言，孔、墨是有许多共同点或相似点的。
同样，就文学观念而言，孔子、墨子也有一些共同点或相似点。
首先，孔、墨文学观念的思想基础相近。孔子文学观念的思想基础是“法先王”，即继承和弘扬先王所创造的传统思想、文化、制度、文献，他所法之先王包括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孔子曾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又说：“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7］《论语·泰伯》当然，他之所以效法尧、舜、禹、汤，主要是基于对传统文化的敬畏与肯定，而他真正落实的效法对象还是文、武、周公所创立的西周礼乐制度和礼乐文化，即他自己所宣称的：“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7］《论语·八佾》墨子也同样主张“法先王”，他说：“天下之所以生者。以先王之道教也。”［8］《墨子·耕拄》“古之圣王，欲传其道于后世，是故书之竹帛，镂之金石，传遗后世子孙，欲后世子孙法之也。今闻先王之遗而不为，是废先王之传也。”［8］《墨子·贵义》墨子所效法的先王同样包括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他说：“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8］《墨子·贵义》又说：“然昔吾所以贵尧舜禹汤文武之道者，何故以哉？以其唯毋临众发政而治民，使天下之为善者可而劝也，为暴者可得沮也。然则此尚贤者也，与尧舜禹汤文武之道同也。”［8］《墨子·尚贤下》不过，墨子所法先王的落脚处不是文、武、周公，而是尧、舜、禹，且主要是禹，即所谓“背周道而用夏政”。墨子推崇夏禹，谓“昔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也如此”［9］《庄子·天下》引，强调的是其尚贤、兼爱、交利、俭朴、勤劳、刻苦的精神，与儒家的礼乐文化相去甚远。所以韩非说：“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殷、周七百岁，虞、夏二千余岁，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审尧、舜之道于三千岁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4］《韩非子·显学》
其次，孔、墨对文学形态的理解也有一部分相同。在孔子的文学观念中，文学包括先王之遗文。因此，孔子十分重视文献的收集、整理和学习，他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也。”［7］《论语·八佾》孔子以文为教，其内容主要是《诗》、《书》、《礼》、《乐》等先王遗文，他要自己的儿子孔鲤学《诗》，并告诫：“不学《诗》，无以言。”又要孔鲤学《礼》，并提醒：“不学《礼》，无以立。”［7］《论语·季氏》充分说明孔子对先王传留的文献的重视。墨子也不例外，他也十分重视对先王传留的文献的学习，因为其中有他所需要继承和弘扬的思想精髓，他说：“今若夫兼相爱、交相利，此自先圣六王亲行之。何知先圣六王之亲行之也？……吾非与之并世同时，以其所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盘盂，传遗后世子孙者知之。”［8］《墨子·兼爱下》墨子出行时常常会随车带上许多书籍，当弟子弦唐子询问他为什么带上这许多书时，他的回答说是：“昔者周公旦朝读书百篇，夕见漆（七）十士，故周公旦佐相天子，其至于今。翟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吾安敢废此。翟闻之：‘同归之物，信有误者。’然而民听不钧，是以书多也。”［8］《墨子·贵义》正因为他重视读书，所以他在论述自己的学说思想时，常常引用《诗》、《书》来作为立论的依据，以加强其说服力。有人统计，通行本《墨子》中计引《诗》11条，说《诗》4条，引《书》40节［10］75，108。可见《诗》、《书》是墨子法先王的基本文献。
再次，孔、墨都强调文学的应用，并不以为文学只是书本知识。孔子重视《诗》的学习，更重视《诗》的应用，他说：“小子何莫学乎《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7］《论语·阳货》又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7］《论语·子路》显然，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所关心的不只是对《诗》的文本的学习，最重视的是对《诗》的具体的实际的应用，即其社会实践价值。墨子也同样认为，文学不是用来作为谈资和装潢门面的，而是用来改善社会政治和规范社会行为的。他说：“今天下之君子之为文学、出言谈也，非将勤劳其惟（喉）舌而利其唇吻也，中实将欲其国家邑里万民刑政者也。”［8］《墨子·非命下》因此，他要求他的弟子要有针对性地宣传他的思想和学说：“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熹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则语之兼爱、非攻。”［8］《墨子·鲁问》当鲁阳文君问：自己的两个儿子一好学一好分人财，不知该选谁为太子时，墨子回答：“吾愿主君之合其志功而观焉。”［8］《墨子·鲁问》所谓“合其志功”，就是要将其人的言行及其社会效果统一起来考虑，以避免片面性。在墨子的文学观念中，不仅强调其社会实践，而且重视其实践效果。在墨子看来，文学不能只存在于书本或停留在口头，只有施于刑政、利于万民才是有意义的，否则就是无意义的。他说：“我有天志，譬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轮匠执其规矩，以度天下之方圆，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书不可胜载，言语不可尽计，上说诸侯，下说列士，其于仁义则大相远也。”［8］《墨子·天志上》他所理解的天志是“天之意不欲大国之攻小国也、大家之乱小家也、强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傲贱”，“欲人之有力相营，有道相教，有财相分也。又欲上之强听治也，下之强从事也。上强听治，则国家治矣；下强从事，则财用足矣”［8］《墨子·天志中》。显然，他“为文学出言谈”的落脚点是“国家邑里万民刑政”。他批评告子说：“政者，口言之，身必行之。今子口言之，而身不行，是子之身乱也。子不能治子之身，恶能治国政？”［8］《墨子·公孟》又批评公孟子说：“丧礼，君与父母、妻、后子死，三年丧服，伯父、叔父、兄弟期，族人五月，姑、姊、舅、甥皆有数月之丧。或以不丧之间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若用子之言，则君子何日以听治？庶人何日以从事？”［8］《墨子·公孟》而君子不听治则国乱，庶人不从事则国贫，这是墨子最不愿意看到的。当然，公孟子所说的丧礼在儒家那儿也是文学的应用，而在墨子看来这既不是天子的听治，又不是庶人的从事，不能治国也不能富国，因而不是对文学的正确应用，对国家和人民是有害无益的。这里虽然有墨子对儒家厚葬久服的丧礼的不满，但也反映出墨子对文学必须施于刑政、利于万民的强烈诉求。
二
我们说孔、墨的文学观念有一些相同或相似的地方，只是就其思想基础、思想内容和思想方法而言。而就其学术观点而言，孔、墨可谓大相径庭，把他们作为对立的两个学派的始祖是恰如其分的，他们的文学观念也因此判然有别。
孔子的文学观念是以先王传留的文献为基础、以西周礼乐文化为核心、以人文教育为手段、以文治教化为目的的一种大文学观，其中包括文献、制度、风俗、习惯等内容，涵盖了人的知识、情感、意志、品质和社会伦理、道德、政治、教育诸方面［11］19-25。在孔子看来，周公所制定的礼乐制度是理想的社会制度，与这一制度相联系的礼乐文化是优秀的道德文化。对于个体而言，所谓文学，就是要通过学习先王传留的文献理解这一制度文化的精髓，锻炼自己的君子人格，“尊五美，屏四恶”；“知命”、“知礼”、“知言”［7］《论语·尧曰》；“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7］《论语·季氏》；“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逊）以出之，信以成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7］《论语·卫灵公》；“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7］《论语·颜渊》；“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7］《论语·季氏》；“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思内自省也”［7］《论语·里仁》；使自己的所思所想，一言一行，无不符合礼乐规范，无不体现君子风度。对于社会而言，所谓文学，就是文教（文治教化），即以君子人格和礼乐精神之示范来影响、教育、改造社会，带动社会进入理想状态，不采用武力征服等强制手段。孔子的逻辑是：“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7］《论语·颜渊》“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7］《论语·为政》“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7］《论语·宪问》这样，文学在孔子那儿，就带有个人修养和社会治理的双重内涵，个人修养包含了内在的“仁”和外在的“礼”，社会治理则包含了德政与文教，而文本文献和礼仪制度就成了文学的物化形态。
需要指出的是，孔子的文学观念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他虽然申明“述而不作，信而好古”［7］《论语·述而》，似乎他所“述”的一切都是历史上曾经真实存在过的，西周的礼乐制度和礼乐文化真像他描述的那般美好。然而事实上，他所提倡学习的先王传留的文献经过了他的选择和阐释，已经被理想化了，而他所憧憬的君子人格的理想境界也是当时士人难以达到的。孔子以为只要人们自觉维护礼乐制度和践履礼乐文化，就能“恢复”理想的社会秩序，文学只不过是符合礼乐精神的君子人格和社会制度的表征而已。
墨子与孔子的文学观念的区别，从根本上就反映在他们对礼乐制度和礼乐文化的认识差异上。墨子对礼乐制度和礼乐文化（无论是现实的还是理想化的）持根本怀疑与否定的立场，因此，在墨子所法先王的观念中是不包括礼乐的，墨子教育学生所使用的文学文本当然也就不会有礼乐的内容。
孔、墨虽然都生活在保留礼乐文化最为丰富的鲁国。但孔子出生于没落贵族家庭，有机会接触贵族礼仪，并且希望社会回到被其理想化了的“礼崩乐坏”之前的西周时代。而墨子自称“北方之鄙人”［2］《吕氏春秋·爱类》，居“无暖席”［12］《文子·自然》，生活在社会底层，对于“国之与国之相攻，家之与家之相篡，人之与人之相贼，君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调”［8］《墨子·兼爱中》的社会现实有更切身的了解，认识到孔子的社会理想和文学观念在当时对国家和人民不仅无所帮助，反而害莫大焉。他说：“儒之道足以丧天下者，四政焉。儒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天鬼不说（悦），此足以丧天下。又厚葬久丧，重为棺椁，多为衣衾，送死若徙，三年哭泣，扶后起，杖后行，耳无闻，目无见。此足以丧天下。又弦歌鼓舞，习为声乐，此足以丧天下。又以命为有，贫富寿夭，治乱安危有极矣；不可损益也。为上者行之，必不听治矣；为下者行之，必不从事也。此足以丧天下。”［8］《墨子·公孟》对于当时天下“有大国即攻小国，有大家即伐小家，强劫弱，众暴寡，诈欺愚，贵傲贱，寇乱盗贼并兴”［8］《墨子·非乐上》的乱象，墨子与孔子有完全不同的理解。孔子以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7］《论语·季氏》、“陪臣执国命”等“下犯上”是造成“礼崩乐坏”的根本原因，而墨子则以为社会混乱是由于“不相爱”而引起：“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谓乱也。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臣自爱不爱君，故亏君而自利，此所谓乱也。虽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谓乱也。父自爱也不爱子，故亏子而自利；兄自爱也不爱弟，故亏弟而自利；君自爱也不爱臣，故亏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爱。”［8］《墨子·兼爱上》对于建立怎样的社会秩序和如何建立社会秩序，墨子与孔子的认识同样大相径庭。孔子以为“唯上智与下愚不移”［7］《论语·阳货》，“君君、臣臣、父父、子子”［7］《论语·颜渊》是理想的社会秩序；只要人人克己复礼，就能实现社会和谐安定：“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7］《论语·颜渊》墨子却不这样认为，他以为理想的社会秩序应该是“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举公义，辟私怨”［8］《墨子·尚贤上》。而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就是尚贤，他说：“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举三者授之贤者，非为贤赐也，欲其事之成。”［8］《墨子·尚贤上》这显然是不符合西周以来“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礼乐制度规范的。孔子站在贵族阶级的立场希望他们自觉遵守礼乐规范以恢复社会秩序，墨子则站在平民阶级的立场希望统治者选贤授能来重建社会秩序，二人都在先王那儿寻找思想文化资源，这就决定了他们选择的内容或重点是不同的。墨子根本反对礼乐制度和礼乐文化，是因为这一制度和文化与他的学术思想背道而驰。墨子所谓“为文学出言谈”显然是不包括礼乐在内的，无论是在人格修养和政治制度层面，还是在历史文献和文化教育层面，礼乐都是被墨子所拒绝的。因此，在《墨子》一书中，只有对礼乐的批判，没有对《礼》、《乐》的征引。
墨子之所以与孔子对礼乐制度和礼乐文化的态度迥异，不仅是因为二人所持的阶级立场不同，也与他们所持的学术评判标准不同相关联。孔子之所以重视礼乐，是因为他认为礼乐既是培养人的德性和重建社会秩序的途径，也是培养人的德性和重建社会秩序的标准，只要实践了礼乐，人就会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社会就会是一个理想的社会。因此孔子指出：“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7］《论语·宪问》明确提出要“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7］《论语·泰伯》。然而墨子却不同意这样的判断，他认为儒家“繁饰礼乐以人，久丧伪哀以谩亲，立命缓贫而高浩居，倍本弃事而安怠傲”［8］《墨子·非儒下》，对社会有害而无益。他指出，合于礼乐的行为并不必然是正确的，他曾对鲁阳文君说：“攻其邻国，杀其民人，取其牛马粟米货财，则书之竹帛，镂之于金石，以为铭于钟鼎，传遗后世子孙，曰：‘莫若我多。’今也，亦攻其邻家，杀其人民，取其狗豕食粮衣裘，亦书之竹帛，以为铭于席豆，以遗后世子孙，曰：‘莫若我多。’亓可乎？”当墨子把贵族的征伐掠夺与的侵害抢劫放在一起比较时，所谓“礼”的荒谬就凸显出来。鲁阳文君只能回答：“天下之所谓可者，未必然也。”［8］《墨子·鲁问》那么，用什么标准来判断一种学说的好坏、一个人的贤否呢？墨子提出的标准就是看其是否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仁者之事[注:原文为“仁之事者”，据孙诒让校改。]，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以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且夫仁者之为天下度也，非为其目之所美，耳之所乐，口之所甘，身体之所安，以此亏夺民衣食之财，仁者弗为也。”［8］《墨子·非乐上》“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8］《墨子·节用中》墨子并不是以为钟鼓琴瑟之声不乐、黼黻文章之色不美、牛刍豢煎炙之味不甘、高台厚榭之居不安，而是认为这些东西对国家和人民有害。人民“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8］《墨子·非乐上》，铸造礼器乐器“必厚措敛乎万民”，“亏夺民衣食之财”，行礼作乐必然“废君子之听治”、“废之从事”，“君子不强听治，则刑政乱；不强从事，则财用不足”［8］《墨子·非乐上》，因此，“今天下士君子，请将欲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当在乐之为物，将不可不禁而止也”［8］《墨子·非乐上》。看来，墨子的文学观念中不仅不包括礼乐制度和礼乐文化的内涵，而且也不包括伦理修养和审美教育的内涵，从而大大缩小了孔子所揭橥的文学概念的指称范围。
三
那么，墨子所常说的“为文学出言谈”之文学概念究竟指称的是什么呢？
墨子说：“凡出言谈、由文学之为道也，则不可而不先立义法。若言而无义，譬犹立朝夕于员钧之上也，则虽有巧工，必不能得正焉。然今天下之情伪，未可得而识也，故使言有三法。三法者何也？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其本之也，考之天鬼之志，圣王之事；于其原之也，征之先王之书；用之奈何？发而为刑（政）。此言之三法也。”［8］《墨子·非命中》显然，墨子的所谓文学，是其立言的一种方法，包含在其三表法中。正如墨子所说：“子墨子之有天之（志），辟（譬）人（之）无以异乎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也。今夫轮人操其规，将以度量天下之圆与不圆也。……此其故何？则圆法明也。匠人亦操其矩，将以度量天下之方与不方也。……此其故何？则方法明也。”［8］《墨子·天志中》又说：“故子墨子之有天之（志）也，上将以度天下之王公大人为刑政也，下将以量天下之万民为文学、出言谈也。观其行，顺天之意谓之善意行，反天之意谓之不善意行；观其言谈，顺天之意谓之善言谈，反天之意谓之不善言谈；观其刑政，顺天之意谓之善刑政，反天之意谓之不善刑政。故置此以为法，立此以为仪，将以度天下之王公大人卿大夫之仁与不仁，譬之犹分黑白也。”［8］《墨子·天志中》墨子这里所说的方法（圆法）既是学术方法（圆法），也是文学方法（圆法）。而他所谓的文学，就是以“天志”为规矩（方法、圆法）而选择的“圣王之事”、“先王之书”以及由这些故事和书籍所引出的“言谈”。“先王之书”在其中无疑具有典范和中介的作用。在墨子看来，“先王之书，所以出国家、布施百姓者，宪也”［8］《墨子·非命上》。墨子在论证自己的学说时，便常常引用《诗》、《书》做依据，即所谓“姑尝本原之先王之书”［8］《墨子·兼爱下》。如论证兼爱时，引《泰誓》、《禹誓》、《汤说》、《诗大雅》等为说，论证尚贤时，引《诗周颂》、《距年》、《汤誓》、《吕刑》等为说，论证非命时，引《仲虺之告》、《太誓》、商夏之《诗》《书》、禹之《总德》为说。这些应该就是墨子所说的文学。
在墨子的文学观念中，文学既包括他所肯定的符合“天志”的“圣王之事”、“先王之书”，也包括他个人的言论创造。这样理解文学不仅与孔子截然不同，也反映出墨子的文学观念是对孔子文学观念的重要发展。
孔子宣称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7］《论语·述而》，在他的文学观念中是不包括个人的文学创作的。然而，墨子却正好相反，他是反对“述而不作”的。当公孟子提出“君子不作，述而已”时，他说：“不然，人之其不君子者，古之善者不述[注:原文作“诛”，据俞樾说改，下同。]，今之善者不作。其次不君子者，古之善者不遂（述），己有善则作之，欲善之自己出也。今述而不作，是无所异于不好遂（述）而作者矣。吾以为古之善者则述之，今之善者则作之，欲善之益多也。”［8］《墨子·耕拄》当公孟子提出：“昔者圣王之列也，上圣立为天子，其次立为卿大夫，今孔子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若使孔子当圣王，则岂不以孔子为天子哉？”墨子的回答是：“夫知者，必尊天事鬼，爱人节用，合焉为知矣。今子曰孔子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而曰可以为天子，是数人之齿，而以为富。”［8］《墨子·公孟》所谓“数人之齿，而以为富”，是当时人常用的一个比喻。《列子·说符》云：“宋人有游于道，得人遗契者，归而藏之，密数其齿，曰：‘吾富可待也。’”［13］把先王的遗文作为自己的资本而代替自己的创造，这就好比把别人的遗契作为自己的财富一样，是荒唐而可笑的。显然，墨子是肯定和鼓励述而且作的，甚至认为作比述更为重要。这就是说，墨子既以合于“天志”的“圣王之事”、“先王之书”为文学，也以合于“天志”的个人言论创作为文学。他在引“圣王之事”、“先王之书”论证其学术观点时，不是像孔子那样重在解释经典，而是将这些经典作为证明自己学术观点的材料，为了让这些材料切实有用，他甚至不惜改造其形式和内容。墨子最爱引用的经典是《诗》、《书》。据统计，《墨子》引《诗》共11处，完全合于汉代齐、鲁、韩、毛“四家诗”的很少，其中不见于“四家诗”者4处；大异于“四家诗”者3处；相近的5处26句中，与《毛诗》相异者10句，与《齐诗》相异者10句，与《鲁诗》相异者11句，与《韩诗》相异者9句，差异都超过1／?3。因此有人以为：“这么大的差异比例，我们有理由相信，《墨子》引《诗》所用版本与汉代‘四家诗’的版本有别。”［10］78墨子引《书》的情况与引《诗》类似，“《墨子》中引书共40节，其文字可与今文《尚书》比对者5节；其篇目可与汉代新出之‘百两《尚书》’之篇目比对者、其文可与新出《泰誓》文比对者，计11节；可与东晋梅赜古文《尚书》比对者5节；共21节。而《墨子》所引不可与今传所有《尚书》系统比对者19节，几乎占一半”，而在可以比对的各节中，文字上也存在颇大的差别。“这是否可以说，墨家所传先王之《书》，自有独自的选本系统。”［10］108。也有人以为：“他引用《诗》《书》（雅言、古文），不是弄古董，而是说道理，所以在形式上用的是当时的‘白话翻译’，不是古文典章。”［5］195这些解释都有道理。不过，还可以做另外的解释，即墨子并不严格引用《诗》《书》，而是根据需要加以选择、简约、改造和创作，以服从于他说理的目的，例如他在《非命》中所提到的“先王之宪”、“先王之刑”、“先王之誓”的话语一样，可能是他的托词；引用的“商夏之《诗》《书》”、“禹之《总德》”并不见于他人征引，可能是他的创造。顾颉刚就曾指出，尧舜禅让的故事是墨子的创造，许多关于上古帝王的制作的传说也是墨子的创造。［14］119-125这样看来，墨子虽然把孔子的文学观念中的某些内涵（例如礼乐制度和礼乐文化）剔除了出去，却又把在孔子的文学观念中原来没有的内容（例如个人言论创造）增加了进来，文学观念因此有了新的发展变化。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墨子的文学观念中不仅以“天志”为“方法”（圆法），同时还以“明鬼”为辅助，这又是与孔子根本不同的。孔子“不语怪、力、乱、神”［7］《论语·述而》，坦陈“未知生，焉知死”［7］《论语·先进》，“敬鬼神而远之”［7］《论语·雍也》，他的文学观念中没有神秘主义的东西。而墨子则不然，他认为天下之所以大乱，是因为“不明乎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也”［8］《墨子·明鬼》。他列举周、燕、宋、齐等列国《春秋》所载鬼神赏贤罚暴之事例以证明鬼神之实有，又举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崇敬鬼神事，以及《周书》、《商书》、《夏书》之载有鬼神，以说明“尝若鬼神之赏贤如罚暴也，盖本施之国家，施之万民，实所以治国家、利万民之道也”［8］《墨子·明鬼》。墨子“明鬼”虽然不能说不是出自他真诚的信仰，但他显然更看重其现实的作用，即鬼神信仰对人（包括君子和庶民）的行为的约束，因为在他看来，“有鬼神见之，是以吏治官府不敢不洁廉，见善不敢不赏，见暴不敢不罪。民之为兵刃毒药水火退无罪人乎道路，夺车马衣裘以自利者，由此止”。然而，“明鬼”免不了要祭祀，这与他提倡的“节用”似乎矛盾，但他指出：“今吾为祭祀也，非直注之污壑而弃之也，上以交鬼之福，下以合（欢）聚众，取亲乎乡里。”［8］《墨子·明鬼下》祭祀的物品不仅不会浪费，还可以“取亲乎乡里”，何乐而不为？这是多么现实的考虑！墨子的“明鬼”与他的“尊天”一样，也是他“为文学出言谈”的一种“方法”（圆法），他说：“然则天亦何欲何恶？天欲义而恶不义。然则率天下之百姓从事于义，则我乃为天之所欲也。我为天之所欲，天亦为我所欲。”［8］《墨子·天志上》这样一来，墨子就成了“天”的代言人，“尊天”、“明鬼”不仅不会限制他的学说的创造，反而为他的学说创造开辟了道路，他的“为文学出言谈”也就有了更为开阔的思路和更为丰富的内容，他的文学观念也与孔子的文学观念有了更明显的区别。
四
中国文学观念的发生经过了漫长的历史累积过程，从表示带有巫术性质的人的外部修饰到注重社会伦理道德的人的内心修养，反映出祭祀文化向礼乐文化的演进。［15］而由孔子所揭橥的文学观念则以礼乐为核心，将人的内心修养与外部修饰统一起来，将人格锻炼与政治实践打成一片，使文学具有了无比丰富的内涵：“从社会学的角度而言，文学是孔子对西周以来社会上层建筑的一种概括；从教育学的角度而言，文学是孔子培养人才的一种类型；从政治学的角度而言，文学是孔子鼓励学生从政的一种方式；从文化学的角度而言，文学是孔子对儒家文化学术的一种指称。”［11］24就其可能的指向来说，文学可以是人格修养，可以是教育方式，可以是行为操守，可以是政治实践，可以是社会制度，可以是意识形态，可以是历史知识，可以是文化理念，等等。孔子文学观念的普泛性反映出春秋末期社会上层建筑处于比较混沌的状态而未能分门别类发展的客观事实。
正因为孔子的文学观念圆融而含混，弟子们对它的理解也就各不相同。孔子逝世以后，“儒分为八”，被孔子赞许为有“文学”之长的子游、子夏对文学的认识也出现了分歧，子游偏重于从培养君子人格和实现仁政理想的层面来理解文学，而子夏偏重于从规范社会行为和学习文化知识的层面来理解文学，使孔子的文学观念出现了分化［16］。墨子“受孔子之业”，了解孔子的文学观念，他正是在孔门文学观念出现分裂的情势下，提出了与孔子文学观念既有某些联系又有明显区别的文学观念。
墨子在形式上保留了孔子所揭橥的文学概念，却抽掉了这一概念的核心内容——礼乐制度、礼乐文化、礼乐教育、礼乐精神，而以“天志”为衡量其是否为文学的“方法”（圆法），使自己的文学观念与孔子的文学观念区别开来。如果说在春秋末年尚有礼乐思想生长的土壤，孔子能够以礼乐为文学并得到社会的一定程度的认可，那么进入战国时期，礼乐文化已经完全没有恢复和发展的空间，侈谈礼乐无异于痴人说梦，再以礼乐为文学已经不能打动人心，也解决不了当时的社会问题。墨子把孔子复兴礼乐的理想期待改换成“兼相爱、交相利”的功利原则，用外在互利的“义”代替内在自省的“仁”，用“无言而不雠，无德而不报，投我以桃，报之以李。即此言爱人者必见爱也，而恶人者必见恶也”［8］《墨子·兼爱下》的等价交换的贤人作风代替“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7］《论语·雍也》的推己及人的君子人格，用“贤者之治邑也，蚤（早）出暮入，耕稼树艺，聚菽粟，是以菽粟多而民足乎食”［8］《墨子·尚贤中》的辛勤劳作代替“吾日三省吾身”［7］《论语·学而》的心性修养，用“独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无椁”的新丧制代替“贵贱有仪，上下有等，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9］《庄子·天下》的儒家丧礼，这些都体现了平民阶级的价值标准和社会要求，也适应了战国初年社会急剧动荡酝酿变革的需要，以此“为文学出言谈”，必然受到多数人的欢迎，墨学也因此继儒学而起成为显学。如果因此说孔子的文学观念是理想主义的，而墨子的文学观念是现实主义的，应该是可以成立的。
然而，如果换一个角度，上述结论就需要重新审视了。孔子所提倡的礼乐制度和礼乐文化是宗法社会的产物，宗法社会以等级为基础，以血缘为纽带，有着广泛而深厚的历史传统和经济基础。春秋战国时期虽然“礼崩乐坏”，而等级社会的基本结构却并未彻底破坏，氏族血缘的宗法基础也未根本动摇，因此孔子所云“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亦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7］《论语·阳货》以及其“爱有差等”的学说，显然更适合当时社会的文化心理和人们的情感诉求。即使主张不分亲疏差等而“兼相爱”的墨子，在其学说中也将人群分为“君子”、“小人”[注:如《墨子·非乐上》云：“君子不强听政则刑政乱，小人不强从事即财用不足。”]或“贵且智者”、“愚且贱者”[注:如《墨子·尚贤中》云：“自贵且智者为政乎愚且贱者则治，自愚且贱者为政乎贵且智者则乱，是以知尚贤之为政本也。”]，他设想的社会结构也是“贤者举而上之，富而贵之，以为官长；不肖者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8］《墨子·尚贤中》，“明乎民之无正长，以一同天下之义，而天下乱也，是故选择天下贤良圣知辩慧之人，立以为天子，使从事一同天下之义”［8］《墨子·尚同中》，仍然是一个专制的等级社会，只是形成等级的依据不是宗法血缘而是贤愚罢了，而贤愚的标准恐怕是更难确定。他认为像他这样“为文学出言谈”的游说之士，若“王公大人用吾言，国必治；区夫徒步之士用吾言，行必修”，“虽不耕织乎，而功贤于耕织也”［8］《墨子·鲁问》，同样肯定了“劳心”与“劳力”的差别。因此，他所提出的“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免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8］《墨子·尚贤下》的“为贤之道”，以及“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8］《墨子·兼爱中》、“强者不劫弱，贵者不傲贱，多诈者不欺愚”［8］《墨子·天志上》的处世态度和“老而无妻子者，有所侍养以终其寿；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长其身”［8］《墨子·兼爱下》的社会理想，反倒是不现实的，那只是小生产者的一种乌托邦而已。从这样的角度来观察，孔子的文学观念则属于现实主义的，而墨子的文学观念反倒是理想主义的。
墨子“为文学出言谈”，提倡“节葬”、“节用”、“非乐”、“非攻”，都是基于实际利益的考量，因而他的文学观念体现了一种实用主义的色彩，他的“述而且作”也是围绕其实用的目的而展开的，“利”是其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即使是他提出的“天志”、“明鬼”，也是用来限制天子权力和加强内部约束的，同样有“利”的打算。这样，墨子的文学观念就显得裸地缺少修饰。墨子曾批评儒者“乐以为乐”之说时指出，如果有人问“何故为室”，回答应该是“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为男女之别也”［8］《墨子·公孟》，而儒者说“乐以为乐”就好比说“室以为室”一样，并没有说出“乐”的实际用处，因而没有意义。然而，人的社会活动并不都是物质活动，还需要精神活动。在人的精神活动中，并非所有的活动都可以用有无实际用处来衡量。荀子批评说“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17］《荀子·解蔽》，是有其道理的。相对而言，孔子的文学观念则比较具有超越性，他认为文学是基于人的内在情感的东西，不能只从外在的形式去理解，即使对于礼乐，孔子也不以为它们就是一种仪式或形式，而是更强调内心的体验，特别是血缘宗法情感的灌注，所谓“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7］《论语·阳货》“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7］《论语·八佾》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既然文学基于人的内在情感，它就不能只按照有用无用来判断，或通过利害关系来衡量。在孔子的观念中，文学基于人性的本质，呈现出“内圣外王”的真、善、美，不仅是人的内在需求，也是社会的理想状态，并不以实用为标准，这便为文学留下了广阔的发展空间。而在墨子的观念中，文学的主要功用是能够为游说者出言谈，即有助于宣传其学术观点，这种实用主义的文学观显然是不利于文学的发展的。不过，正是这种实用主义态度，使墨子将文学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并不像孔子那样以文为教，要求弟子都要学习文学。当治徒娱、县子硕问墨子“为义孰为大务”时，墨子回答：“譬若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然后墙成也。为义犹是也。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8］《墨子·耕拄》这样，“为文学出言谈”就不是人人都要进行的活动，而是可以也应该进行社会分工的，而这种社会分工对文学自身的发展又是有利的。至于墨子以为各人的言论创造即是文学，更是为文学的发展开辟了无限的发展空间和多种可能性。
孔子的文学观念中不仅有血缘宗法情感的灌注，而且有艺术审美精神的诉求。他听《韶》乐，可以沉湎其中，“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7］《论语·述而》，而墨子没有这样的观念。他所追求的是“必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乱者得治”［8］《墨子·非命下》，为此他提倡“节葬”、“节用”、“非乐”、“非攻”，并率领弟子们勉力而为，《庄子·天下》批评墨家“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9］《庄子·天下》荀子则批评说：“墨子大有天下，少有一国，将蹙然衣粗食恶，忧戚而非乐，若是则瘠，瘠则不知欲，不知欲则赏不行”［17］《荀子·富国》。的确，墨子“为文学出言谈”既没有强调情感基础，又没有重视审美愉悦，无论如何是难以打动和说服听众，切实指导人们的行为的。由于墨子博学而善辩，他在“为文学出言谈”宣传自己的学说时还能够耸人听闻，但由于他不提倡文学的情感性和审美性，他的学生当然会缺少相应的训练，以致在墨子弟子们记载其学说的文字中也缺少像孔子弟子记载孔子言行那样富有情趣和文采。墨子后学最终只能形成以“巨子”为“教主”的准宗教团体，而不能让大家心悦而诚服。墨子的文学观念也因此缺少孔子文学观念的影响力，自然就在情理之中了。
［参考文献］
［1］何宁．淮南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8．
［2］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4．
［3］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8．
［4］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5］侯外庐，赵纪彬，杜国痒．中国思想通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6］屈守元，常思春．韩愈全集校注［M］．四川：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
［7］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5．
［8］吴毓江．墨子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3．
［9］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0］郑杰文．中国墨学通史：第1章［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1］王齐洲．论孔子的文学观念［J］．孔子研究，1998(1)．
［12］李定生，徐慧君．文子校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13］杨伯峻．列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79．
［14］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附中国辩伪史要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15］王齐洲．中国文学观念的符号学探原［J］．中国社会科学，1999(1)：134-1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