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文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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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文化改革范文第1篇

1乡镇企业的概念和发展现??

1.1乡镇企业的概念

不同学者对乡镇企业的理解和总结不同，所以给出的定义也不同。笔者认为乡镇企业是指主要依靠农民或者农村集体经济的投资，员工主要是农民及乡镇人员，并在乡镇范围内从事生产的企业。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逐渐重视乡镇企业对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进而提出了乡镇企业的概念，为乡镇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大力支持，促进其发展，从而为农村经济发展起到了良好的助推作用。

1.2乡镇企业的发展现状

现阶段，我国乡镇企业发展迅速，逐渐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乡镇企业的收入在农村经济总值中占据很大比重，这表明农村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乡镇企业的推动；其次，乡镇企业目前的发展状况良好，经营和管理方面都在进行不断改革，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在我国经济不断发展的新形势下，农村的乡镇企业面临着更多的挑战，因此乡镇企业必须要深化改革，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以便更好地促进乡镇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1.3乡镇企业面临的发展机遇和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镇企业获得了更多的发展机遇，但是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机遇方面，我国越来越重视农村经济的发展，政府与相关部门不断增强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意识，因此有针对性地出台了很多优惠政策，以推动乡镇企业的发展。随着农业种植技术的提高，大量的农民为乡镇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为乡镇企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人力资源；挑战方面，农民意识到乡镇企业的发展机遇，创建了大量的乡镇企业，但是多数乡镇企业集中于一个区域，使其面临激烈的竞争，部分农民则愿意进入条件更好的城市打工，导致目前很多乡镇企业依然存在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不利于乡镇企业的发展。

1.4乡镇企业的发展方向

乡镇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对其未来的发展产生着重要影响。一是善于抓住机遇的乡镇企业，会不断扩大其发展规模，因为发展规模的不断扩大，会意识到科学技术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使其逐渐向技术密集型的企业方向发展。企业规模的扩大，管理难度加大，企业必须制定更加完善的制度，并提高管理水平，促进乡镇企业向现代化方向发展；二是其他企业不能很好地利用机会，将不利于企业的转型发展。这部分由于管理不善和盈利能力不足，在发展过程中，由于研发能力不足，仍延续原有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模式发展。

2乡镇企业对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2.1提高农村经济总值

乡镇企业有别于传统的城市企业，对农村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对促进农村经济总值的提高，具有更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实行了，解放了很多农村劳动力，使其到乡镇企业中参加工作，但这个阶段中的乡镇企业刚刚成立，所以对农村经济总值起到的促进作用不是很明显。改革开放十年后，乡镇企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国家更重视乡镇企业的发展，出台了很多相关的政策，推动了乡镇企业向前发展。深化改革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城市企业发展规模也不断扩大，相较于城市企业，乡镇企业发展过程中暴露了诸多弊端，很多企业开始意识到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不断深化改革，因此这一阶段乡镇企业的发展对农村经济总值的提高，仍然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2.2改善农民的生活水平

乡镇企业除了能够推动农村经济总值的提高，还能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一是乡镇企业在农村经济发展中处于重要地位，乡镇企业的良好发展有利于企业提高经济效益，促进当地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不断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二是很多农民在乡镇企业工作，乡镇企业的发展使农民的收入不断提高，还能带动周围经济的发展，比如成立更多的超市、便利店以及餐饮、娱乐等方面的店铺，对农民收入的提高具有间接的推动作用；三是乡镇企业的发展还可以转移农村部分剩余劳动力。农村种植技术的不断改善，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增多，乡镇企业的不断发展，为这些剩余劳动力创造了更多的工作岗位，农民的福利和企业经济的发展具有正相关关系，因此乡镇企业的发展提高了农民的收入，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乡村文化改革范文第2篇

关键词：文化冲突；乡村教师；身份认同

中图分类号：G45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845（2013）02-0088-03

在我国逐步实现现代化、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过程中，由于外来文化的强势介入，乡村文化没能坚守自身的文化特质，在时代洪流中逐渐衰落，乡村社会正面临着严重的文化冲突。在这样一个文化语境中，乡村教师作为乡村社会中为数不多的文化人面临着日益严重的身份认同危机。

一、乡村教师身份认同危机的表现

乡村教师作为一个“身份”的标记，“包含了制度性的‘权利’（rights）和心理性的‘认同’（identity）两个组成要 素”[1]，它既是个人认同的身份，又是制度赋予的身份，也是社会认可的身份，是个性和社会性的有机统一。具体来讲，乡村教师身份认同危机体现在其专业身份、文化身份、社会身份和个体身份上。

1.作为教师的专业身份

在过去相对静止的社会中，知识更新换代速度较慢，乡村教师凭着自己上学期间所学的知识尚能应付日常的教育教学。可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近几年课程改革的实施，乡村教师在教学观念、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方面越来越难适应形势的需要。在多数农村学校，自然环境恶劣、信息闭塞、工作压力大，乡村教师特别是一些年轻教师对于教书育人的信心不足，出现了“懒教”和“厌教”的现象。于是，很多家长不再相信乡村教育和乡村教师，纷纷将自己的孩子送到条件较好的城镇里学习，乡村教师陷入了理想与现实矛盾的专业发展困境。

2.作为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

乡村教师除了具有教师的身份以外，还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文化人，是乡村社会中唯一以知识为职业的知识分子。所谓乡村教师的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就是指乡村教师代表的文化性和公共性。除了教书育人，他们还应具有敏锐的社会意识和为公众服务的精神。可是，当前的乡村教师却严重缺乏这种社会意识和公共责任，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放弃了应有的文化担当，面对着代表主流形态的城市文化，逐渐迷失自我，陷入尴尬的文化困境中。“下课的钟声已经敲响，知识分子的‘导师’身份已经自行消解”[2]。作为身处乡村社会中的知识分子，乡村教师们公共精神在日益狭窄的科学化和专业化教育的挤压下，在城市化、工业化和市场化浪潮的压抑下，被不同程度地削弱了，相当一部分乡村教师甚至已经丧失了文化想象力和价值认同的能力。

3.作为乡村人的社会身份

我国多数的年轻乡村教师是在“离农教育”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接受的是城市教育，最后大多是无奈地回归到乡村中去的。他们普遍具有“学历高、追求多、住得远、跑得快”的特点。乡村教师居于乡村，却一直想逃离乡村，对城市充满着向往，他们不愿参与乡村事务，不跟乡村人交流，对乡土人情缺乏了解，对乡土文化选择漠视。在乡村公共事务的活动中，乡村教师不自觉地蜕变为“他者”身份，成为乡村社会中最熟悉的陌生人。梁漱溟曾经指出：“如果政治家或教育家，站在乡村外头说，‘我给你们办个小学吧’，一上手即与其本身隔离，一定是办不好的。”[3]

4.作为世俗人的个体身份

乡村教师的身份认同其中就包括个体的自我认同，即对自我身份、地位、利益和归属的主动体认。与公务员和城市教师相比，乡村教师在经济待遇和政治地位等方面明显处于弱势地位，成为了生活中的贫穷者和农村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的弱势群体。有学者经过调研发现，“95.7%的乡村教师表示对当前经济地位‘非常不满意’，其中91%的30岁以下农村教师表示对当前经济地位‘非常不满意’；3.2%的农村教师表示对当前经济地位‘不满意’；1.1%农村教师表示对当前经济地位‘一般满意’”[4]。在这种情况下，乡村教师承担着沉重的生活和工作的双重负担，在“天底下最光辉的职业”的道德旗子指挥下，他们成为了这个社会中最忠实的“安贫乐道”的守卫者。

二、文化冲突下的乡村教师身份认同危机

乡村教师的身份认同是结构性和建构性的有机统一。所谓结构性的身份认同指的是制度文化、传统文化和社会文化对乡村教师身份的形塑；所谓建构性的身份认同指的是个体自我价值和地位的主动确认和选择。教育是一种文化现象，是文化的一种生命机制。乡村教师出现的身份认同危机实际上是文化认同危机。从文化冲突的角度分析乡村教师身份认同危机对于我们从根本上理解乡村教师的处境具有重要的意义。

1.物态文化的冲突

物态文化以知识观为主要表征。对于乡村学校和乡村教师来讲，彻底转变知识观是一件不太现实的事情。由于知识观的错位，或者是知识类型的相互冲突，许多乡村教师陷入了文化困境，出现了专业身份的焦虑和迷失。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乡村教师面临的难题是，到底选择普世知识（城市知识）还是地方知识；是选择科学知识还是人文知识；是选择专家知识还是个体知识；是选择理论知识还是实践性知识。虽然这并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零和游戏，但是在操作过程中却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两难选择。运行十多年的新课程改革，以及目前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着的“国培计划”和“省培计划”，基本上是在政策的指引下，根据教育专家的指导，面向城市进行的。传统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已经不再适用，对这样新的知识观又比较陌生，很多乡村教师因此茫然不知所措。以小见大，这反映的是一个共性问题。我们的教育改革并没有在起点阶段与知识的转型同步，这种知识观的脱节就意味着在教学过程中，乡村教师的地方知识、个体知识和实践性知识严重缺失。

2.行为文化的冲突

在一个相对稳定静止的社会中，大家彼此相互了解。可以说，一个村落就是一个世界，基本上能自给自足，村与村之间来往并不多。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彼此信任是凝集乡土人情世故的通行证。伴随着行为文化的变迁、社会的转型，原来由彼此默契和信任构成的“熟人社会”慢慢地向由规则和制度构成的“陌生人社会”转变。这样一个看似具有进步意义的文化变迁却是以乡土文化的集体性失落为代价的。作为生活在乡间的知识分子，乡村教师最能感受到由于乡土文化的破坏所带来的文化阵痛和价值观的迷失。在传统社会中，乡村教师是乡村中的熟人。如今年长的教师已慢慢老去。接受现代文明洗礼、来自四面八方的年轻教师以纯粹的专业技术人员的身份出现，他们已不再熟悉乡土社会，不再熟悉乡土人情。他们除了上课的时候接触乡村的孩子以外，不再与乡村社会发生任何联系。

3.制度文化的冲突

从现实情况看，对乡村教师影响最直接的莫过于制度文化。它突出表现为国家为了加强对乡村教育和教师的影响而推行的政策、管理体制等国家权力因素。乡村教师出现的身份认同危机就与国家权力下沉和上移的矛盾密不可分。在传统社会，“皇权止于县政”，我国的乡村社会游离于国家权力之外，乡绅而不是皇帝是乡土社会的主宰。近代以来，国家权力不断下沉，乡村学校越来越成为“村落中的国家”[5]。国家从资格认证、任免、教学过程和教学结果等各个方面将乡村教师纳入国家的权力体系中，乡村教师越来越依赖于国家体系，并渐渐在制度上与乡村社会疏离。不过，最近十几年，在国家权力不断下移的过程中，也出现了权力不断上移的现象。这主要表现为两点，其一，在管理体制上，将乡村学校管理从以村为主上移到以县为主，这从经费等方面确实能保障乡村教育的运行。不过，由于权力的上移也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乡村学校出现管理空白，比如县里把主要精力放在城镇学校上，无暇顾及乡村学校，尤其是乡村小学。同时，村里对学校也不承担管理责任。其二，国家为了优化配置教育资源，“撤点并校”。民进中央在2012年召开的“两会”期间提交的提案显示，“从2000年到2010年十年间，我国农村的小学减少了一半，平均每天消失56所农村小学”[6]。优点姑且不论，“撤点并校”的不为人知的危害就是加速了农村的解体和乡土文化的凋零，并切割了文化与乡土之间的联系。作为乡土文化最后的守夜人，乡村教师面临的只是一个资源日益枯竭的文化图景。

4.观念文化的冲突

从根本上动摇乡村教师身份认同的当属观念文化。观念文化是以消费文化、传媒文化和贫困文化等为主要表现形态的，在乡村教师身上，它们之间存在着矛盾冲突。消费文化和传媒文化都属于大众文化的范畴，具有较强的商品性、通俗性、流行性和娱乐性，并伴随着强烈的示范效应。它们都以城市生活为蓝本，以图像化的标志引导着广大乡村教师对城市生活的想象，将人们的消费兴趣转移到了商品的符号意义方面。同时也在解构着乡村文化，强化了乡村教师特别是年轻教师脱离乡村生活的渴望。而根深蒂固的贫困文化就像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使他们有一种强烈的宿命感、无助感和自卑感。他们就如一群自我放逐的“文化边缘人”，一个个地游走在城市与农村的中间，向往城市又无法融入城市，回归乡土又不甘于现状。

三、乡村教师身份认同的文化建构

我们应以乡村文化一体化和乡村教育一体化的思想为指导，冲破文化冲突的羁绊，立足于平等原则、差异原则和补偿原则，加快完善教师身份制度建设，从“他者”建构和自我建构入手，重塑乡村教师身份认同的信心。对乡村教师来讲，他者建构指的是制度保障和课程安排；自我建构指的是个体专业价值和社会价值的主动体认。

1.加大提高乡村教师待遇的制度建设

立足平等原则和补偿原则，加快进行城乡统一的学校标准化建设，建立城乡统一的教育质量保障制度，加强县域内教师资源的统筹管理和合理配置，建立合理的教师流动制度。同时，各级政府要进一步加大政策倾斜力度，在工资方面对长期工作在乡村的教师实行倾斜政策，完善津贴补助标准。从制度层面对农村基础教育的落后局面进行补偿，提高乡村学校的办学条件和乡村教师的生活和工作待遇，让乡村教师能“招得来、留得住、干得好、流得动”，以提高他们的职业满意度和教师身份认同度。在此过程中，政府在强化教育的督导和监控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2.加深乡村教师对乡土文化的理解

乡村教师应该立足于“回归乡土”，重建和弘扬乡村文化，自觉摒弃文化进化论，重新树立文化自尊心和乡土自觉意识，不再将城市文化当做现代化的唯一标杆。乡村文化和城市文化是不同的，乡土需求与城市需求也是不同的。因此，乡村教育自然有别于城市教育。乡村教师应该充分利用本地发展优势，因地制宜，整合优势将其变为育人资源，开发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把乡土文化引入校园、引入课堂，引导乡村孩子理解乡村世界，填补由于乡村文化衰落而导致的乡村少年精神的空白。“营造乡村教育的文化想象空间，需要真正理解乡村、理解乡村少年的境遇的教师”[7]。同时要改革目前的教师考核机制，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将乡村文化有机地融入评价内容之中，考察乡村教师对乡土文化的理解，考察教师能否让学生获得发展的同时热爱乡土文化。在此过程当中，乡村教师应该是乡土文化身体力行的知情者和参与者，而不是“边缘人”和“局外人”。

3.加大乡村教师对课程改革的参与力度和个人实践性知识的研究

教师的个人实践性知识是一种特别的知识，是教师以其个人的信念、情意、态度等来统整他所有的专业理论知识，并且依照实际情境为导向的知识。“它存在于教师以往的经验中，存在于教师现时的身心中，存在于未来的计划和行动中。个人实践知识贯穿于教师的实践过程”[8]。它具备三个基本特征：主体性、实践性和情感性。对此，应该鼓励乡村教师积极参与课程改革，增强乡村教师在课程改革中的主体意识。教师在学习和讲授理论知识的同时，能适时将自己的教学经验和个人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在课堂教学中进行有机的融合。“关注教师个人基于教育情境和生活史的实践性知识，强调教师个人的专业自主选择性，则正是对身份认同的建构与确认”[9]。因此，乡村教师实现身份认同，就必须对个人实践性知识进行深入研究，关注知识的实践性、个体性和建构性，关注知识产生的具体情境和价值取向的涉入。

4.加大乡村教师公共精神的培育

加大乡村教师公共精神的培育，要求作为知识分子身份或者文化人身份的乡村教师具备一定的社会意识和公共责任，具有“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济世情怀。具体来讲，乡村教师不但要了解教书育人的专业领域的事情，而且还要关心专业领域以外的农村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问题，要成为改造乡村生活的灵魂。“乡村教师怎样才算好……他足迹所到的地方，一年能使学校气象生动，二年能使社会信仰教育，三年能使科学农业著效，四年能使乡村自治告成，五年能使教育普及，十年能使荒山成林，废人生利”[10]。据此，乡村教师应该积极地走出课堂，融入乡村，参与改造乡村生活，利用校园、教室、图书馆和运动场等现有资源为乡村服务，进行技术培训，宣传新思想、新道德和新文化。在乡村文化日益荒漠化的今天，乡村教师可以凝聚本土文化资源，重建乡村文化秩序，帮助树立乡村文化的权威格局。这对于营造乡村浓厚的文化氛围和激活整个乡村社会的文化想象至关重要。

参考文献：

[1]曲正伟. 教师的“身份”与“身份认同”[J].　教育发展研究，2007 （4）：34-38.

[2]许纪霖. 知识分子论丛（第一辑）[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2：58.

[3]马千帆. 梁漱溟教育论著选[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 298.

[4]李金奇. 农村教师的身份认同状况及其思考[J].　教育研究， 2011（11）：34-38.

[5]李书磊. 村落中的“国家”——文化变迁中的乡村学校[M].　杭 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1．

[6]雷辉. 民进中央：应明确农村学校撤并底线[N].　南方日报，2012-03-13（04）.

[7]刘铁芳. 乡村的终结与乡村教育的文化缺失[J].　书屋，2006 （10）：45-49.

[8]郭晓燕. 职前教师实践性知识获取路径探析[J].　基础教育研　究，2011（8）：23-24.

乡村文化改革范文第3篇

关键词：乡村旅游供给侧改革；新农村建设；关系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6.26.008

目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传统产能过剩，旅游业由于其较强的产业关联效应，正在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新引擎。我国乡村地区地域广阔，旅游资源丰富，旅游业发展潜力巨大。伴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和旅游需求的升级，个性化、多样化的旅游消费需求急剧增加。目前，旅游产品结构已不适应旅游市场结构，乡村旅游供给侧改革势在必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按照新时代的要求，对农村进行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建设，实现农村经济繁荣、设施完善、环境优美、文明和谐的目标。从乡村旅游供给侧改革和新农村建设的目标和要求来看，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1 乡村旅游供给侧改革助力新农村建设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五大目标，而乡村旅游供给侧改革可以从多个方面助力新农村建设。

1.1 乡村旅游供给侧改革可以推动农村产业结构调整

为了提高乡村旅游供给侧改革，提供旅游产品供给质量，需要大力开发新产品新业态。例如，目前，我国乡村旅游在开发新产品新业态时，可以结合本地实际，采用国家农业公园形式、休闲农场/休闲牧场形式等形式。乡村旅游新产品新业态的兴起，必然要求那些适合发展乡村旅游的地区，调整产业结构，改变种植结构和生产经营方式，服务于乡村旅游的发展。

乡村旅游供给侧改革，要求大力发展旅游购物，并通过乡村旅游的宣传作用，带动农村电商的发展，促进以农村品加工和运输服务为重点的农村第二、三产业的发展，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实现三大产业相的互促进，带动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

1.2 乡村旅游供给侧改革带动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生活水平

农民的收入增加关系农民的切身利益，是新农村建设的题中之意。乡村旅游是一个关联性很强的产业，旅游业供给侧改革体现在旅游产品、基础设施、旅游地产、旅游购物、生态环境等多个方面，从而带动住宿、餐饮等多个行业的发展，为社区居民提供多种就业岗位，让农民“零距离就业，足不出户挣钱”，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农村生产要素深入配置到乡村旅游的各个环节，加速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提升了农村居民就业量和就业层次，增加了农民收入。

1.3 乡村旅游供给侧改革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人居住环境

“村容整洁”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之一。乡村旅游的发展必须要有便捷的交通条件、良好的生态环境、整洁的村容村貌，等等。而目前我国大多数发展乡村旅游的地区，道路交通、环境卫生、通讯设施、客房条件、餐饮条件、景区照明等基础设施条件不容乐观。这些地区要以供给侧改革为契机，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目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大，旅游业正在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新引擎。地方政府加大了对乡村旅游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乡村地区更加重视环境卫生的整治工作，安排专人负责环卫工作。响应中央号召，积极参与旅游厕所管理大行动，对原有的旅游厕所进行了升级改造，有的地区还出资兴建了一批高等级的旅游厕所。这些都极大地改善了乡村地区的基础设施，使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2 新农村建设加速旅游供给侧改革

2.1 新农村建设为旅游供给侧改革提供资金支持

为了加快新农村建设，中央不但减免了农业税，而且对农业生产进行补贴，这客观上为乡村旅游供给侧改革提供了资金支持。农民有更多的资金用于发展乡村旅游，改善旅游基础设施，提高旅游产品供给质量。

乡村基础设施建资金投入的增加推动了乡村旅游的发展。发展乡村旅游，首先要解决乡村地区的交通不便问题，特别是偏远山村和中西部广大农村地区的交通问题。新农村建设提出，要实现三通工程（“乡通油路”、“村村通水泥（油）路”和“村村通客车”），并提出要把建设资金更多投向农村地区，切实加强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只有解决了乡村地区的交通问题，提高乡村旅游资源的可进入性，才能保证游客“进得来、散得开、出得去”，才能保证游客有好的旅游体验，并通过口碑效应，吸引更多游客前来参观游览，保证客源源源不断。

近年来，新农村建设持续推进，政府继续加大对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许多农村地区安装了高质量的路灯设施和有线电视，兴建了一批体育健身设施，开办了农家文化大院，改善了乡村卫生室的医疗条件。基础设施的改善，提高了乡村旅游的吸引力，客观上加速了旅游供给侧改革。

中央对传统村落保护进行财政支持。住建部、国家旅游局等七部门联合通知，将全国共750个中国传统村落列入2016年中央财政支持范围。各地要利用好中央下拨的专项资金，用于传统建筑和历史遗迹保护性修缮、建筑防灾减灾、环境综合整治，以及污水垃圾等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建设，整体保护和改善传统村落的历史遗存和人居环境，把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乡村旅游结合起来。

2.2 新农村建设改善了乡村人文景观和生态环境，提高了旅游产品供给质量

原始古朴、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乡村人文景观和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乡村旅游重要的旅游吸引物，而新农村建设改善了乡村人文景观和生态环境，提高了旅游产品供给质量。首先，新农村建设对村庄进行总体规划和环境治理，改善了道路交通和其他基础设施，持续推进生态环境建设，使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其次，新农村建设，通过发展农村教育、引进先进技术，促进农业科技创新，不但提高了农业生产科技含量，而且为乡村旅游提供了科技支持。例如，利用现代技术保护传统古村落、改善农村自然环境，利用新技术开发的农业公园、休闲农场、乡村营地、乡村庄园、乡村博物馆、高科技农园、乡村民宿、文化创意农园等乡村旅游新产品新业态，丰富了乡村旅游人文景观资源，增强了乡村旅游的吸引力。

2.3 新农村建设为旅游业供给侧改革提供人才支持

新农村建设，要求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提高了农民整体素质。首先，普及农村义务教育，免除义务教育阶段的学费和书费，免费提供营养餐，提高农村学校的师资水平，改善办学条件。其次，中职教育为农村学生提供生活补贴，为农村学生提供了接受中等教育的机会。再次，选拔一批有培养潜力的农民接受专项培训，提高其经营管理水平。比如，2016年4月，信阳市市委组织部和市旅游局联合举办了的信阳市乡村旅游扶贫人才培训班，提高了学员的业务素质和经营管理水平，取得了良好成效。最后，开办农村文化大院，给农民提供自学农业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知识的机会，开办电子阅览室，让农民学会利用网络学习文化知识。农民既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体，也是乡村旅游开发的主体。通过完善的农村教育体系，提高了农民整体素质，增加了农村人力资本，为乡村旅游发展和旅游供给侧改革提供了人才支持。

参考文献

[1]亚太景观（香港）设计有限公司官方微博[Z].

[2]宋晓虹.发展乡村旅游，促进新农村建设――对贵州乡村旅游发展的思考[ ].贵州农业科学，2008，36（1）：168172.

[3]张文等.我国乡村旅游发展的社会与经济效益、问题及对策[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6，（3）.

[4]信阳12个传统古村落获中央财政支持[Z].市旅游局，20160620.

[5]宋瑛.乡村旅游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互动机制研究[ ].上海经济研究，2008，（4）.

乡村文化改革范文第4篇

关键词：乡村建筑；艺术手段；传统与革新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6.21.038

在当今各类全球化发展的大环境下，各类文化包括建筑文化传入中国并带来深刻的影响，其中一部分的表现就是随着城市扩张，乡村迅速发展，中国乡村地区那些传统建筑濒临灭亡，也就是说它们在大拆大建中逐渐被现代化、国际化的建筑所取代并走向落寞。要想改善这种情况，根据目前的社会发展趋势，利用艺术手段介入乡村建筑的未来发展甚至当前的调整会是个不错的选择。

1为何需要艺术来扭转中国传统乡村建筑的落寞

在当今这个注重人文发展的社会里，随着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人们不再满足于周遭单一的环境，而希望能从身边其他的文化中获取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恰好建筑又是人们一天中相处时间最长的，所以建筑艺术文化的创建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乡村的发展毕竟不同于城市，城市拥有更多高楼大厦和办公室工作等元素，具有更多的现代化元素，而虽然很多乡村正处于发展期，但它毕竟没有城市那样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和相对高昂的生活费，所以艺术介入的空间会更大。另外，在一些依靠修复或重建传统乡村建筑来发展旅游业的地方，比起缺乏个性、流于形式的仿古建筑，带有艺术气息的传统乡村建筑会更吸引年轻的游客，同时也有利于人们重新认识乡村建筑的文化价值，让其在尊重原有村落和居民的地域性时，也能保留和发扬其差异性和个体性。

2如何通过艺术扭转中国传统乡村建筑的落寞

2.1艺术技术相结合

要想改善中国传统乡村建筑的落寞状况，首先应该在尊重原有乡村建筑建筑模式的基础上利用现当代最新最好的技术对其进行修复，就像计算机需要有过硬的硬件支撑相应的软件，要利用艺术手段改善传统乡村建筑的现状，就得先有稳固而不是摇摇欲坠的传统民居和民宅，否则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

2.2艺术地联系生活

乡村建筑是在特定的地域文化滋养下发展的，而在当前全球化背景下乡村目睹了城市中日趋激烈的竞争，而为了赶上城市的发展，乡村建筑屡屡遭到破坏和毁损并在这个过程中失去自己的个性，艺术的手段虽然可以弥补这个个性化的丧失，但依然得注意联系生活实际。

让乡村建筑艺术地联系生活目前有两种方式的建议：第一，在乡村建筑所体现的传统文化中找到与现代生活关联性较强的部分进行进一步的发扬光大，并通过艺术带给现代人更多的亲切感；第二，在乡村文化继承下来的部分如民族传统节日中艺术化地融入现代人的文化习惯。

2.3东方式乡村建筑

全球化大环境下，即使是乡村建筑的改革也往往会借鉴西方如美国的乡村建筑模式，但西方式的风格毕竟与东方人的传统习惯不相匹配，而艺术介入乡村，可以带进更多的东方元素，有利于建构更适合东方人生活方式的乡村建筑模式。通过艺术介入乡村建筑的修建，一方面是为了不要再盲从外国传入中国的各类文化，而建立起有自己特色的新的乡村建筑修复系统，一方面是为了从国际化、现代化手中恢复那个体现着人文关怀和宽厚仁德的乡村文化，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建设新的现代中国乡村。

3艺术拯救落寞的中国传统乡村建筑的发展前景

既要确保满足村民的生活期待，又要适当结合现代文化对乡村文化个体性、差异性和多样性的高要求，利用艺术手段无疑是传统建筑修建系统改革的一大趋势。根据中国传统乡村建筑的发展现状可知它急需新的、有效的手段对建筑的修复模式和方式等进行革新，而艺术在当今时代有极强的表现能力和应用范围，且随着物质生活的进一步发展、精神需求的进一步扩张，艺术的使用领域和范围只会越来越广，也就是说，在当今时代，艺术性乡村建筑实际上是有着极好的发展前景的。

此外，一般来说，乡村建筑是具有乡土气息的，而这种乡土气息会让村民感到亲切，吸引有归根情绪的游客，所以也常是旅游业主打的特色之一，但在水泥、沥青遍布的环境下，这种气息已经越来越难以感受到了，但艺术可以帮助乡村建筑深化它的乡土气息，提升它的内涵，使得乡村建筑不仅仅修复了外在更修复了内在。

4结语

面对中国传统乡村建筑的落寞，使用艺术手段提升乡村建筑的内涵增加它的现代价值有其可行性和必要性，但要注意的是，在利用艺术手段改善乡村建筑落寞状况的同时，也不能忘记使用其他手段来巩固这一效果。

参考文献

[1]左伟灿.中美乡村建筑对比及中国乡村发展规划趋势[J].规划・建筑，2013，（9）.

乡村文化改革范文第5篇

[关键词]美丽乡村建设;农民参与;城乡统筹;问卷调查

[中图分类号]D66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14)07-0067-09

本次调查由国务院农村综合改革小组办公室委托开展;得到了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NCET-10-0430)的资助,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加快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研究”(项目批准号10ZD&018)的一项成果。调查问卷由袁方成副教授设计。本次问卷调查得到浙江省安吉县、永嘉县和江苏省南京市高淳区农村综合改革部门的大力支持。调查问卷在博士生周纯义指导下,采取Epidata软件,由华中师范大学2012级、2013级地方政府学硕士生录入。特此一并致谢!

一、调查的缘起及基本情况

早在2008年，浙江省安吉县立足县情，提出了“中国美丽乡村建设”。两年后，“美丽乡村”建设升级为浙江省委、省政府决策。近年来，浙江“美丽乡村”建设成绩斐然，成为全国“美丽乡村”建设的排头兵。如今，安徽、广东、江苏、贵州、广西等省区也在积极探索本地特色的“美丽乡村”建设模式。但在许多地方，“美丽乡村”建设主要是由地方政府主导并自上而下推动的，它是否满足了人民群众对新农村建设的期待和要求呢？对于基层干部、群众而言，他们又是如何认识“美丽乡村”建设的？他们的所思所想是什么？

为了了解当前基层干部群众对“美丽乡村”建设的看法和要求，课题组在2013年暑期跟随国务院农村综合改革小组办公室领导到浙江省安吉县、永嘉县和江苏省南京市高淳区等地调研时委托当地农村综合改革部门进行了问卷调查。共收回有效问卷379份，其中，安吉县样本数为167份（占44．18％），永嘉县样本数为45份（占11．90％），高淳区样本数为166份（占43．92％）。

表1是这次被访者的基本情况。被访对象涉及乡村干部、农民、农村事业单位职工等不同职业群体；他们的平均年龄为33．5岁，以中青年为主（21～50岁之间的占72．87％）；家庭平均年收入79072．37元，人均年收入24926．04元，但收入结构总体趋向分散，人均年收入不足1万元和超过4万元的分别占14．16％和11．50％，因此本次调查的数据反映了基层干部、群众不同阶层的需求、态度和观点。

本报告主要以这次问卷调查数据为依据，在对基层干部群众态度、需求和“美丽乡村”建设状况分析的基础上，提出进一步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的政策建议。

二、农村卫生环境

从调查来看，在一些“美丽乡村”建设的县区，农村生活垃圾得到了较好治理，但部分农民囿于既有的生活习惯，并没有按照要求处理生活垃圾，仍然存在随意弃置生活垃圾的现象。与之相比较，农业生产产生的废弃物治理较差，而乡村工业污染情况尤其严重，成为当前农村卫生环境治理的重点和难点。

（一）农村生活垃圾得到一定处理

这次问卷调查的三个县区较早开展了“美丽乡村”建设，其农村卫生环境得到较好治理，被访者对本村的卫生环境状况评价较高，3／4的人表示满意。不过，也有21．66％的人评价一般，3．74％的人不满意。①

这些调查的村庄，绝大多数都对生活垃圾进行了处理。其中，不少村庄有专门的保洁人员进行垃圾清理。对被访者所在村庄生活垃圾处理方式（问卷中设置为多选题）进行调查的结果显示：选择“设有垃圾处理池”一项的被访者有55人，占被访者总数的14．75％；选择“设有垃圾收集箱”一项的被访者有218人，占被访者总数的58．45％；选择“有专门的保洁人员进行清理”一项的被访者有249人，占被访者总数的66．76％；选择“其他”一项的被访者有24人，占被访者总数的6．43％；选择“没有对垃圾进行处理”一项的被访者有32人，占被访者总数的8．58％。

被访者家庭的生活垃圾也进行了一定的处理。但是，不可忽视的是，一些农民因为仍然延续着原有的生活习惯，并未对自家的生活垃圾进行任何处置。例如，10．16％的被访者是将自家的生活垃圾随手扔到路边、沟道里或门外空地上。①6．37％的被访者将自家生活污水泼到院子里，更有26．60％的被访者只是将它排到室外，未作任何处理。②

（二）农业生产性废弃物有待进一步治理

尽管这些地方农村生活垃圾得到了一定治理，但是农业生产性废弃物的处理仍然不尽如人意，需要进一步加大治理。譬如，使用过的农用薄膜，29．44％的人将它混同生活垃圾扔进垃圾箱，未作特别处理；还有8．51％的人将其直接丢弃在田地里，5．05％的人从田地取出后随意弃置。③

又例如，相当多的秸秆（稻秆）只做简单处理甚至未做任何处理。27．85％的人将秸秆烂在田里做肥料，15．65％的人在田里焚烧秸秆，5．84％的人随意弃置秸秆。④这些随意弃置的秸秆，不但影响农村卫生环境，而且极容易引致火灾，威胁农民生命财产安全；而焚烧的秸秆，则直接污染空气，成为近年一些地方频遭雾霾的“元凶”。此外，还有5．85％的被访者承认，将自家饲养的禽畜粪便随意弃置。⑤

对于农业生产使用的农药，11．44％的被访者认为，它使人畜饮用水受到了影响，但还能使用；高达13．56％的被访者认为，它使人畜饮用水变质，不能使用。⑥

从这次调查来看，农业生产形成的废弃物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理。三个“美丽乡村”建设的典型示范县区尚且如此，我国其他农村地区的情况想必更加不容乐观。

（三）乡村工业污染应该加强治理

相对农业生产造成的环境污染，乡村工业污染的危害更大。而且，调查显示，乡村工业污染并未得到有效治理。在有乡村工业的村庄里，只有30．24％的被访者表示，本村的工业废弃物经过了严格处理；13．29％的被访者表示，这些乡村工业废弃物没有经过任何处理；37．12％的被访者表示，这些工业废弃物虽然经过了简单处理但仍有污染。此外，还有19．35％的被访者不清楚情况。

三、村庄文化生活

调查数据表明，被访者的日常文化娱乐活动包括看电视、看书或看报、玩电脑、玩手机、听广播或听音乐、跳舞等健身活动、看戏或看电影、打牌或下棋、打球等体育运动、KTV唱歌、参加祷告、礼拜等宗教仪式活动。

在这些活动中，被访者做的最多的是看电视（占59．32％），其次只有14．41％的人看书、看报，仅有5．51％的人去KTV，4．66％的人做祷告或礼拜，3．81％的人玩手机、玩电脑，2．97％的人跳舞等健身活动。说明人们日常文化娱乐活动比较单一，而且，基本上是一种私性文娱活动①，当前农村公共文化生活尤其匮乏。

调查的数据也进一步证实了这一情况。从调查来看，只有38．61％的被访者表明本村经常开展各种公共文化活动，26．94％的被访者反映本村很少开展公共文化活动，24．72％的被访者表示只在某些节日开展公共文化活动，9．72％的人说本村从未开展文化活动。

农村文化生活贫乏与当前农村的文化设施匮乏不无关系。从调查来看，59．60％的被访者反映本村有文化广场，另外将近一半的人反映本村有社区图书室、运动场、户外健身设施等（参见表2）。不过，人们去得最多的地方主要是文化广场（占比42．54％）（同时，文化广场和公园也是被访者最希望政府建设的②）。此外，仅有13．60％的人光顾运动场，9．65％的人去社区图书室（参见图2）。这表明，目前农村的文化设施不仅少，而且仅有的文化设施使用效率也非常低。它也从一个侧面表明，目前的“美丽乡村”建设主要局限于卫生环境的整治，对农村文化建设重视不够。

对于是否有必要保护本村的特色文化，高达83．65％的被访者认为有必要，只有6．27％的被访者认为没必要，还有10．08％的被访者认为无所谓。当然，人们之所以赞成保护本村特色文化，其目的是不同的。有不少人认为，保护本村特色文化，有利于乡村经营项目的开发，把保护特色文化视为乡村经营的一种手段；也有部分人认为，保存本村的特色文化，有利于人们加强对村庄共同体的认同，提升家园意识。

从调查来看，在安吉、永嘉和高淳这些“美丽乡村”建设的典型示范区，当地政府对本地乡村历史遗迹遗存均采取了一定的保护措施。一半左右的被访者认为，当地政府对本地的古村落、古民居、古建筑、古树名木采取了保护措施，对当地特色的民俗文化也进行了一定的保护和开发。还有部分地方建设了民俗文化公园。①在这些地方，它们被当地政府纳入“美丽乡村”建设之中统一规划、建设，取得了较好成效。

四、美丽乡村建设

从调查来看，71．93％的被访者反映本村正在进行“美丽乡村”建设，另外，也有11．76％的被访者明确表示本村没有开展“美丽乡村”建设，还有16．31％的被访者不清楚情况。对于已经开展的“美丽乡村”建设，人们大多给予了积极评价。73．17％的人表示满意（其中39．35％的人非常满意，33．82％的人比较满意），22．75％的人认为一般，仅4．08％的人不满意（其中，2．33％的人不太满意，1．75％的人很不满意）。

依据被访者的需求排序，在当前，他们希望“美丽乡村”建设首先应注重生态经济建设，其次依序是生态环境建设、生态人居建设、生态文化建设②。也就是说，目前的“美丽乡村”建设，人们所注重的依然是经济发展方面的指标，改善乡村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是他们的首位要求。

同时，被访者又认为，“美丽乡村”建设中最具示范意义的是“生态旅游”（占比36．89％）和“环境保护”（占比35．45％）。仅有11．53％的人认为是“特色产业”，16．14％的人认为是“居家环境”。这在某种程度上跟当地所选择的“美丽乡村”建设模式及其宣传有关。从我们的实地调查来看，许多地方的“美丽乡村”建设也主要是在生态旅游上做文章。很显然，“美丽乡村”建设并不局限于乡村旅游的开发，其根本目的不是为城里人提供休闲娱乐之地，而是为农民建设美好家园。

那么，结合本地实际，如何发展本村经济呢？60．86％的被访者选择扩大本村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的生产，48．26％的人选择发展“农家乐”等休闲旅游业，还有45％的人认为应该促进本村规模生产经营，建立现代农业园区，打造特色品牌。③

在生态环境建设方面，72．39％的被访者赞成对本村垃圾进行集中收集、转运和无害化处理，68．36％的人赞成改厕并对粪便进行无害化处理，60．32％的人赞同对本村企业、农家乐、农户污水、烟尘等排放物进行治理，55．11％的人同意建立健全环卫保洁制度，配备专门的环卫保洁人员，42．9％的人认为应该加强森林环境保护与加大绿化面积。（另有1．88％的人选择“其他”选项，在问卷中，改善本村生态环境的措施这一问题设置为多选）。

在改善人居环境方面，75．80％的被访者同意完善本村基本公共服务设施，67．37％的人赞成整治本村水利设施、加固山体和改造危旧房，52．66％的人建议重新规划村内房屋布局、统一美化村庄建筑外观，51．99％的人同意引导本村人口集中居住、推进中心村建设，38．20％的人对规范村内宣传与广告牌设置持赞同意见（有5．57％的被访者选择“其他”一项）。

在保护本村文化方面，67．73％的被访者建议引导村民向科学、健康、文明、低碳的生活方式转变，62．67％的人赞同开展形式多样的生态文明宣传、培训活动，59．47％的人希望保留本村的历史遗存并建议制定相应的政策加以保护，59．07％的人同意对村民开展“民主法治村”、“平安乡镇”等活动，提高人们的民主法治观念，此外还有接近一半的人主张发展文体教育事业、丰富村民文化生活（所占比例为48．53），有6．67％的受访者选择“其他”一项。

调查表明，75．07％的被访者认为目前的“美丽乡村”建设符合村民的利益，超过一半的人（所占比例为54．25％）认为建设的项目没有超出现有的村庄能力范围。另外，36．16％的人表示村民可以自愿决定建设项目，32．05％的人经过了村民商议，26．58％的人允许在可接受范围内分摊资金和劳动力，但仅有13．97％的人表示项目建成后经过村民商议进行管理。这说明，一些地方比较重视“美丽乡村”建设项目的民主决策，却相对轻视对建成项目经过一定的民主程序进行管理。

从调查了解到，被访者认为推进当前“美丽乡村”建设应加强财政支持、提高村民参与、加强组织领导、加大宣传发动以及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加强后续日常管理。如被访者中有282人选择政府财政投入作为美丽乡村建设的保障，占被访者总数的75．00％；受访者中认为美丽乡村建设保障依赖于村民参与程度、组织领导方式、宣传动员力度、社会资金参与、科学技术支持、后期日常管理以及绩效奖励与奖惩激励的各有214人、209人、177人、173人、154人、142人、66人，分别占被访者总数的56．91％、55．59％、47．07％、46．01％、40．96％、37．77％、17．55％。另有66人针对美丽乡村建设保障一题选择“其他”一项，占被访者总数的2．33％。

从调查来看，目前的“美丽乡村”建设资金主要来自上级政府补助（占79．48％）、村集体组织投入（占66．49％）、部门项目资金（占56．21％）。①因此，如何积极引导社会、企业加大投入，是“美丽乡村”建设亟待探索解决的一项课题。

60．78％的被访者赞同政府补助、部门帮扶、社会捐赠、企业赞助、乡村自筹和农民筹资筹劳相结合的筹资方式。不过，也有26．61％的人依赖上级政府及相关部门的投入。对“以村民分摊为主”、“以社会捐赠和企业赞助为主”、“以村集体组织自筹为主”、“不需要村民出资出劳就行”以及“其他”方式持赞同意见的被访者人数相对来说较少，各有8人、11人、2人、23人、1人，分别占被访者总数的2．24％、3．08％、0．56％、6．44％、0．28％。

五、当前美丽乡村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美丽乡村”建设是一项新事物，从调查了解到，当前“美丽乡村”建设存在以下主要问题：

1．农民传统的生活方式不符合“美丽乡村”建设的要求。“美丽乡村”建设倡导科学、健康、文明、低碳的生活方式，但是，不可否认目前仍然有相当一些农民因为传统的生产和生活习惯，随意弃置生活垃圾和生产性废弃物现象随处可见。这在传统的小农社会里或许不会产生问题，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农民的生活垃圾和生产废弃物基本上是生物性的，可以自然地溶解、分解，甚至成为农业生产的自然肥料，成为再生性资源。但是，在一个日益开放的工业化社会里，农民由于大量使用农药、化肥、塑料等化工产品以及大规模耕作，使得农业生产废弃物和生活垃圾不可降解或者不能尽快分解还原，从而导致环境污染。尤其是在一些农房聚集的地方或新建的农村社区里，由于人口的高度集中，如果这些生活垃圾和生产性废弃物不能及时得到处理，环境卫生问题会更加严重。

2．乡村社会个体化阻碍“美丽乡村”建设。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乡村社会日渐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农民公共意识大大衰落。农民不但从无所不包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中的全能主义国家中相脱离，而且越来越多的人从地方性共同体、家族、家庭乃至亲密关系中解脱出来，把日常性生产和生活关系转变为即时易关系。这些从旧有社会性关联中脱离出来的个体，他们行为关照的对象由传统村落社区、社会主义集体、家族乃至家庭转变为个体自身。他们对村落社区的认同越来越淡漠，跟集体几乎没有任何利益联系，“为自己而活”是其信条，除此以外别无价值信仰。人们主要关注自身利益，却对公共事务漠不关心［1］。

从这次问卷调查来看，这种个体化至少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农民文化生活个体化。农民的文化生活不但单调，而且基本上是一种私性文娱活动，村庄的公共文化生活日益衰落。其实，农民文化生活个体化只是当前乡村社会个体化的一个侧面而已；二是乡村卫生环境治理呈现“差序格局”。一般地，农民比较重视自家的生活卫生，却不顾及自家门院之外的卫生环境。对于生活垃圾、农业生产废弃物、乡村工业废弃物的治理依次变弱，呈现出“差序格局”。在一个日渐个体化的社会里，“公地悲剧”越发突出；三是农民难合作。如今，农民越来越难以通过合作的方式进行村庄公共建设，即便像“美丽乡村”建设这样关涉农民利益的事情，许多农民也只是一味地仰赖政府的投入和外力支持。四是农民公共意识淡漠，对村庄公共事务、农村公共事业建设日益冷漠。

3．当前“美丽乡村”建设主要依靠政府推动。调查了解到，在许多地方，当前的“美丽乡村”建设主要是由地方政府依靠行政力量推动的。譬如，通过加强组织领导、财政投入，建立部门协同、层级联动机制，将它纳入干部绩效考核体系等传统行政动员方式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没有积极地去探索如何激发乡村社会内部动力和活力，通过农民群众的有效参与，建立“美丽乡村”建设的持续发展机制；没有积极地去探索建立一定的激励机制，引导社会性力量的必要参与，形成多元参与、共同建设“美丽乡村”新格局。

尤其是，政府主导有余、农民参与不足的现象比较普遍，农民主体地位和主体作用没有充分发挥。以致部分农民群众认为，“美丽乡村”建设是政府的事，养成“等靠要”思想。这就难免会出现“美丽乡村”建设“上热下冷”、“外热内冷”的现象，甚至出现“干部热情高，农民冷眼瞧，农民不满意，干部不落好”的情况，其主要症结就在于农民群众的积极性没有充分调动起来，农民群众的主体作用没有发挥出来。

4．当前“美丽乡村”建设内容单一。在许多地方，“美丽乡村”建设目前仅仅局限于农村卫生环境治理和乡村生态旅游开发，对于“美丽乡村”建设的丰富内涵缺乏深刻认识。而且，还普遍存在“重建设、轻管护”、“重经济、轻文化”、“重硬件、轻软件”、“重外观、轻内涵”以及“重基础建设、轻制度创新”等现象。“美丽乡村”建设不等于村庄整治，更不等于乡村旅游开发，也不简单是改善乡村公共服务，而是乡村社会“人”、“文”、“地”、“产”、“景”的综合性建设，是建设美好乡村的系统工程。卫生环境的改善、基础设施的建设和产业发展固然重要，精神文化生活建设同样重要；不仅要让乡村美观、让农民富裕，还要增强农民对乡村的认同感、归属感，把“美丽乡村”建设成为农民的幸福家园。

“美丽乡村”建设还要深入到体制机制层面，着力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乡村社会治理机制创新上积极探索，真正融入到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最终建成“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

5．当前“美丽乡村”建设同质化严重。从调查来看，绝大部分受访者都赞同保护本村的特色文化，而且在安吉、永嘉和高淳这些“美丽乡村”建设的典型示范区，当地政府对本地乡村历史遗迹遗存均采取了一定的保护措施。但是，毫无讳言一些地方“美丽乡村”建设仍然存在比较严重的同质化问题。首先是由于认识的误导所致。对于什么是“美丽乡村”，有不少人片面地以城市人的眼光、思维去想象、设计所谓的“田园风光”，或者简单地以所谓的“工业文明”取代“农耕文明”，甚至以“消费主义”的“美学”去曲解乃至剪裁“美丽乡村”。以致一些人认为，所谓的“美丽乡村”建设就是把农村建成欧陆风情小镇。其实质，乃是将文化问题简化成美学问题，即“装饰和美化问题”，而不是从人们如何使用生活环境并与之发生关系的人类学角度去考虑［2］。之所以产生诸如此类的误解，最根本的是由于他们没有尊重农民的需要、尊重农民的意愿、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也没有尊重农村特色、尊重农耕文明。

六、进一步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的政策建议

1．重建乡村公共生活，大力倡导现代文明生活方式。一个真正的美丽乡村，应是农民所向往的幸福家园。然而，改革开放以后，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务工以及越来越多的年轻一代农民从乡村社会旧有的社会关联中解脱出来，乡村公共生活日益衰落，人们的集体观念和公共意识随之消解，这些个体化的农民只注重个体的利益，而不再关心集体的或公共的利益，它势必影响乃至破坏“美丽乡村”建设。显然，这种个体化的乡村不是人们所期待、所向往的。因此，开展“美丽乡村”建设，必须注重乡村公共生活的重建，大力倡导现代文明生活方式。重建乡村公共生活，除了要建设乡村公共设施、公共空间，开展公共活动以外，还要建立公共参与机制，让越来越多的农民参与到乡村公共事务、公共建设中来。

2．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性作用，建构群众民主参与机制。村庄不仅是农民的居住地，也是农民生产生活的家园，农民才是“美丽乡村”的主人。进行“美丽乡村”建设，单靠外力输入是不可能持久的，关键在于要激活“美丽乡村”建设的内在发展活力，最根本的是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发挥农民群众在“美丽乡村”建设中的主体性作用。

“美丽乡村”建设的最终目的是让生活在本地的农民提升幸福指数。评价“美丽乡村”建设的根本标准是增进农民民生福祉，让农民真正享受“美丽乡村”建设成果；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提升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因此，从规划、建设到管理、经营，自始至终都要建立农民民主参与机制，从而保障政府规划建设的“美丽乡村”和农民心目中想要的“美丽乡村”相统一，而不是政府的一厢情愿，更不能沦为显现政绩的形象工程。通过一定的群众参与机制，切实让农民成为“美丽乡村”建设的主体，充分发挥自身的主动性与能动性，真正拥有“美丽乡村”建设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监督权，真正共建与共享“美丽乡村”建设的成果［3］。

3．积极发挥市场和社会的作用，形成“美丽乡村”建设的长效机制。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以财政奖补资金为引导，鼓励吸引工商资本、银行信贷、民间资本和社会力量参与“美丽乡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投入大，不能靠政府用重金打造“盆景”，不能靠财政资金大包大揽，否则不可持续，也无法复制推广。建立有效的引导激励机制，鼓励社会力量通过结对帮扶、捐资捐助和智力支持等多种方式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和“美丽乡村”建设，形成“农民筹资筹劳、政府财政奖补、部门投入整合、集体经济补充、社会捐赠赞助”的多元化投入格局。对“美丽乡村”建设中的一些具体项目（譬如乡村垃圾的收集、运输和处理）的实施，要积极探索通过政府购买的方式，交由企业或市场去运作，形成长效运行机制。村庄内部的公共服务设施的维护和运行，也须积极发挥村民自治和社会组织的作用，大力培育和发展乡村社会组织，探索农民自我组织、自我维护、自我管理的社会民主治理机制，最终形成“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美丽乡村”建设新格局。

4．尊重乡村特色，因地制宜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无论是聚集发展型、旧村改造型还是景区园区带动型、古村保护型“美丽乡村”建设，都要注意尊重农民意愿、尊重乡村本地特色，切不可简单地用同质化的建设标准裁剪、改造乡村。“美丽乡村”建设的生命力在于乡村特色的保存、彰显和弘扬。

5．不断提升内涵，促进“美丽乡村”建设向前发展。“美丽乡村”建设在抓好村庄整治、乡村外形美的同时，应该更加注重提升“内涵”美。“美丽乡村”建设要“形神兼备、内外兼修”，既要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也要以硬件建设为引导，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金融体制创新、乡村治理机制改革等软环境建设，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凭借“美丽乡村”的内涵建设，提升“美丽乡村”建设的活力与生命力，供给“美丽乡村”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6．坚持城乡统筹，把“美丽乡村”建设跟新型城镇化建设结合起来。

“美丽乡村”建设不能与城镇化相脱节，也要城乡统筹，实现以乡村推动城镇建设、以城镇带动乡村发展的联动发展战略，促进城乡共同发展。“美丽乡村”建设既是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抓手，又是城乡统筹发展的必然结果。要把“美丽乡村”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结合起来，统一纳入到“美丽中国”建设大体系之中。

参考文献:

[1]吴理财等.公共性的消解与重建[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4:237-240.

[2]Colin Mercer?穴1999?雪?熏Cultural policy?押research and the government imperative[M]in D.Boswell and J.Evans?穴eds?雪?熏Representing the Nation?押A Reader.London?押Routledge?熏398.

[3]吴理财、吴孔凡.美丽乡村建设四种模式及比较.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2014,(1).

①此次问卷调查将被访者自家生活垃圾的处置方式设置为多选题。问卷调查分析结果显示,被访者中选择“扔到路边、沟道里或家门外空地”一项的有38人,占被访者总数的10.16%;选择“扔到田地里”一项的有34人,占被访者总数的8.99%;选择“扔到垃圾池(桶),自己处理”一项的有68人,占被访者总数的17.99%;选择“卖给收废品”一项的有98人,占被访者总数的25.93%;选择“扔到垃圾池(桶),并有专人收集清运”一项的有271人,占被访者总数的71.88%;选择其他方式的有14人,占被访者总数的3.7%。

②此次问卷调查将被访者自家生活污水的处理方式设置为多选题。问卷调查分析结果显示,被访者选择“泼到院子里”一项的有24人,占被访者总数的6.37%;选择“浇到田地里”一项的有19人,占被访者总数的5.05%;选择“通过排水沟排到屋外”一项的有100人,占被访者总数的26.60%;选择“下水道收集后排到村外”一项的有58人,占被访者总数的15.47%;选择“排入自家挖的污水下渗池”一项的有78人,占被访者总数的20.74%;选择“下水道收集后并统一净化”一项的有194人,占被访者总数的51.73%;选择“将污水集中,喂养家畜”一项的有21人,占被访者总数的5.59%;选择“其他方式”一项的有14人,占被访者总数的3.73%。

③将被访者家里使用过的废弃农用薄膜的处理方式设置为多选题。其中被访者中选择“直接丢在使用过的田地里”一项的有32人,占被访者综述的8.51%;选择“从田地里取出后随意弃置”一项的有19人,占被访者综述的5.05%;选择“交给薄膜收集站统一处理”一项的有62人,占被访者综述的16.49%;选择“混同生活垃圾扔进垃圾箱”一项的有111人,占被访者综述的29.44%;选择“卖给收废品的”一项的有79人,占被访者综述的20.95%;选择“其他方式”一项的有22人,占被访者综述的5.84%;选择“家里不用薄膜”一项的有141人,占被访者综述的37.50%;

④对被访者家里收割后的秸秆处理方式的调查(问卷中将其设置为多选题)结果显示:除文中所示外,选择“交给秸秆收集站”、“发酵秸秆产生沼气”、“使用秸秆烧饭”、“其他处理方式”以及“家里没有秸秆”的各有30人、30人、61人、20人、153人,分别占被访者总数的7.96%、7.96%、16.18%、5.31%、40.69%。

⑤对被访者家里的禽畜饲养点(场)废弃物的处理方式的调查(问卷中将其设置为多选题)结果显示:选择“加工禽畜粪便生产有机肥料”一项的被访者有51人,占受访者总数的13.56%,选择“建立禽畜粪便收集站”一项的被访者有34人,占受访者总数的9.04%,选择“发酵禽畜粪便制造沼气”一项的被访者有38人,占受访者总数的10.11%,选择“将禽畜粪便堆积作农田肥料”一项的被访者有101人,占受访者总数的26.86%,选择“随意弃置禽畜粪便”一项的被访者有22人,占受访者总数的5.85%,选择“其他处理方式”一项的被访者有28人,占受访者总数的7.45%,选择“家里没有禽畜饲养点(场)”一项的被访者有179人,占受访者总数的47.61%。

⑥针对被访者家里因使用农药造成的影响的调查(问卷中设置为多选题)结果显示,除文中所示外,选择“使用规范、保护得当,对人畜没有危害”、“使用的是无害农药”、“没有使用农药”选项的各有113人、89人、157人,分别占被访者总数的30.05%、23.67%、41.76%。

①为了便于描述当前农村文化活动,笔者将它划分为“公共文化活动”和“私性文化活动”两种类型。前者一般是指超出家庭以上的单位(如村庄、社区、政府或民间组织)组织的具有公共性的文化活动,如庙会、歌舞会、民俗表演等活动;后者主要是以个人或家庭私性活动场域为单位而进行的文化活动,目的是为了满足个人的文化需求,不能给其他更多人提供文化享受的文化活动,如看电视、上网等。请参阅吴理财、夏国锋:《农民的文化生活:兴衰与重建――以安徽省为例》,2007年第2期《中国农村观察》。

②59.2%的被访者最希望政府在本村建设文化广场或公园。

①针对受访者所在乡村历史遗迹遗存的保护情况的调查(问卷中设置为多选题)结果显示:有194人选择“保存古村落、古民居、古建筑(例如祠堂、牌坊、古桥、古塔、革命旧址等)”一项,占被访者总数的52.72%;有218人选择“保存古树名木”一项,占被访者总数的59.24%;有148人选择“保存当地民俗文化(如节日习俗、婚丧嫁娶礼仪、宗教等)”一项,占被访者总数的40.22%;有73人选择“建设民俗文化公园”一项,占被访者总数的19.84%;有28人选择“其他”一项,占被访者总数的7.61%;有28人选择“没有采取措施”一项,占被访者总数的7.61%;有19人选择“不清楚”一项,占被访者总数的5.18%。

②问卷要求被访者对生态经济建设、生态环境建设、生态人居建设、生态文化建设几项“美丽乡村”建设内容进行排序。为此,将排序第一、二、三名分别赋值3、2和1,经过计算,生态经济建设、生态环境建设、生态人居建设、生态文化建设的排序分值分别是2.52、1.86、1.24和0.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