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环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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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环境特征范文第1篇

一、 宏观市场分析

1. 宏观经济环境分析

2. 宏观社会环境分析

3. 宏观政策环境分析

4. 宏观经济、社会、政策环境对办公市场的影响

二、 办公宏观市场分析

1. 上海总体办公市场分析

2. 行业宏观发展态势分析

三、 区域办公市场特征分析

1. 区域概述

2. 供应、销售（租赁）、空置分析

3. 销售（租赁）价格分析

4. 产品特征分析

5. 主力客户分析

6. 典型案例分析

四、 项目地脉研究

1. 项目地块特质分析

2. 项目地块周边市政、规划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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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项目初步定位建议

1. 初步市场定位建议

宏观环境特征范文第2篇

关键词：内生绩效；外生绩效；产业环境；宏观环境；资源；合作结构模式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27-0269-03

引言

本文力图以企业战略联盟理论为基础，初步探讨中非中小企业的合作绩效及其受哪些因素的影响，以促进双方企业更好的开展合作，增加合作绩效，规避合作风险，最大程度实现企业合作目标。

一、理论基础及研究思路

1.合作绩效。根据企业合作作用对象的差异，本文将中非中小型企业战略合作绩效分为内生绩效和外生绩效两部分，并使用笔者所在课题组近年研究开发的内生绩效、外生绩效刻画指标（李薇、龙勇，2010）进行分析。其中，外生绩效（指企业的合作对企业外部或合作体外部所产生的绩效）采用产业集中度、行业技术进步、竞争结构改善、社会资源节约等指标对其进行刻画；而内生绩效（指企业的合作产生对企业自身或合作体内部的产生的绩效）采用利润水平、盈利能力、创新能力、管理能力、对合作的满意度等进行测量。

在以上对合作绩效划分的基础上，我们仍然依照笔者课题组近几年所开发的分析指标，分别从外生因素和内生因素两个方面考虑影响中非企业合作绩效的因素（李薇、龙勇，2010）。其中，对外生因素，我们拟从产业层面（即产业吸引力）、经济体层面（即宏观经济状况）两方面建立刻画指标；而内生因素则主要考虑企业内部资源特征。这里，鉴于笔者所在课题组在以前的研究中已发现“企业合作结构模式”（李世清、龙勇，2010）对合作绩效具有重要的影响，即可能存在对内生因素与合作绩效关系的中介效应，所以本文也把其作为内生因素之一予以考虑。

2.产业竞争强度。本文使用波特的“五种竞争作用力”模型（迈克尔・波特，1997）所列举的五个竞争力量，即产业竞争者、潜在进入者、替代品、供应商以及购买者，作为描述“产业竞争强度”的五个因素。本文认为这五种力量对企业的是否选择进入某个行业寻找合作对象的决策有重要影响，即本文选用这五种力量作为对中非企业合作所面临的产业吸引力进行刻画的指标，并将其命名为产业竞争强度。这种分析也适应于非洲国家的市场状况，具有普遍适用性。

3.宏观环境特征。根据战略管理理论，企业面临的宏观环境因素可以概括为政治和法律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和文化因素、技术因素等四类。而当前非洲国家的突出实际情况是，政治上部分国家政治环境仍较为复杂，各政党派系斗争依然激烈，社会治安较差，法制很不健全；经济上多数国家仍主要依赖资源输出，经济结构单一，经济基础薄弱，社会就业率较低；技术上包括科学技术和管理技术总体水平都还较低，企业自主创新的能力和主动性都还存在很大不足。因此，本文选择政治和法律水平、经济水平和技术水平三个指标对中非企业合作所面临的的宏观环境进行刻画，并将其命名为投资环境指数。一般而言，企业面临的宏观环境越有利，投资环境指数越高，越有利于企业合作的进行。

4.资源特征。一般而言，资源稳定性程度会影响企业对合作结构模式的选择（李世清、龙勇，2010）。在中非的中小企业进行合作的过程中，一般中方企业投入的多是相对先进的技术和较先进的管理水平，非方企业投入的多是具有优势的市场营销网络和同当地政府的关系资源。显然，这两种类型资源稳定性并不相同，由此导致企业为获取对方资源而选择合作结构时可能会有不同的倾向。此外，因为不同资源对不同企业有不同的重要性，所以，在企业合作过程中，一方企业投入的资源不同时，对另一方企业则意味着获得利用不同重要性资源的机会，双方都会因此产生对对方所投入资源的不同态度及对伙伴企业重要性的不同评价，从而导致合作伙伴之间的关系风险不同，并产生不同的内生绩效。

5.合作结构模式。目前对企业合作结构模式的分类多采用的是股权合作、契约合作两种模式（李薇、龙勇，2011；李世清、龙勇，2010）；其中，股权合作的结构包括单边持股、相互持股和合资企业三种模式，契约合作的结构则包括单边契约、双边契约两种模式。这里，契约合作的企业间关系紧密程度较低，合作组织较为松散，合作成员之间的关系不太正式，相应地合作各方的协调管理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而股权式合作要求组成具有法人地位的经济实体，它的合作紧密程度较高，组织较为稳定，有利于企业获取合作伙伴的先进知识和技术。本文根据这两种不同合作结构模式所导致的不同合作紧密程度，作为描述合作结构模式变动的思路，即采用结构紧密程度来刻画合作伙伴间关系的特征，其中，根据笔者所在课题组前期研究的描述方法，以下几种合作结构模式的紧密程度依次增强：单边契约、双边契约、单边持股、双边持股、合资企业（李薇、龙勇，2011；李世清、龙勇，2010）。

在相关文献分析的基础上，以上对中非企业合作绩效及其相关影响变量进行了概括分析。接下来本文将分别探讨各变量对企业合作绩效的直接影响，以及它们如何通过影响企业合作结构模式的选择从而间接作用于内外合作绩效，亦即研究企业合作结构模式在这其中发挥的中介作用。

二、研究假设和关系模型分析

1.产业竞争强度与中非中小企业间的合作结构模式。在非洲市场上，某个产业竞争强度越大，意味着该产业中的厂商数量越多，产业内的竞争也越激烈。对于中国企业来说，这意味着可以较容易地选择不同非洲企业进行合作，即中国企业选择和更换非洲企业进行合作的成本较低。所以，在产业竞争强度较大的非洲某个行业市场上，中方企业可以选择结构较为松散的契约合作形式。反之，对于非洲中小企业而言，当它们所面临的产业竞争较为激烈时，为借助中国企业的技术和管理优势提高产品竞争力，获取竞争优势，它们更倾向于选择结构较为稳定的股权式合作结构模式。因此，本文提出如下第一个假设：

H1a：非洲的某个产业竞争强度越大，中国企业在该非洲产业中与非洲中小企业进行合作时，越倾向于选择较为松散的契约合作结构模式。

H1b：非洲的某个产业竞争强度越大，非洲中小企业在该非洲产业中与中国企业进行合作时，越倾向于选择较为稳定的股权合作结构模式。

2.宏观环境特征与合作结构模式。由于非洲国家的特殊国情，许多国家在对非投资和与当地企业进行合作过程中都会慎重考虑宏观环境这一影响因素。在根据相关理论和非洲现实的基础上，文中用投资环境指数来描述非洲国家宏观环境特征，具体包括政治和法律因素、经济因素和技术因素。当某一国家的政治环境较为稳定，法制较为健全，经济结构较为多元，技术学习和发展较为积极，我们即认为该国投资环境指数较高，外来企业适宜于同当地企业开展长期合作。在中非企业合作过程中，对中国企业而言，非洲国家投资环境指数越高，其所面临的投资风险越低，企业可以将主要精力专注于同当地企业的合作本身，而不用过多担心外部环境问题。因此，为更充分利用合作伙伴的市场优势，提高产品销售市场占有率，中国企业往往会倾向于选择较为长期和稳定的股权合作模式；而较好的投资环境也降低了非方企业为获得合作伙伴信任所付出的沟通协调成本，中方企业在合作时所要求的承诺和保证也会减少，企业间合作壁垒大大弱化，进而促使非洲企业选择更为紧密的合作结构。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投资环境指数越高，中国和非洲企业都越倾向于选择较为稳定的合作结构。

3.资源特征与合作结构模式。如前文所述，本文用资源的不可模仿性、不可转移性和不易吸收性所描述的资源稳定性，来刻画中非合作中双方企业的资源特征。在中非中小型企业合作过程中，中方投入的多是技术、管理和资金资源，非方投入的多是市场资源和关系资源。不同的资源，其资源稳定性并不同。甚至同一种资源，相对于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其资源稳定性也可能不相同。中非双方在合作过程中均应根据实际情况因时制宜因地制宜，作出最合理的选择。总的来说，若伙伴企业投入的资源相对于自身较为稳定，则企业往往倾向于选择稳定紧密的合作结构，以便在合作过程中充分学习和利用这些资源，提高合作绩效。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资源稳定性越高，中非双方企业都越倾向于选择较为稳定的合作结构。

4.外生绩效。如前文所述，本文的外生绩效是指企业的合作对外部市场产生的影响，如提高行业集中度、促进技术进步、节约社会资源等。一般来说，企业合作结构越紧密，企业的合作层次越深，相应地合作创造的协同效应越大。在中非企业合作的具体实践中，双方合作越紧密，越有利于合作中的非方企业获取相对于其他非洲中小企业的竞争优势，进而迅速发展壮大，扩大市场占有率，提高市场集中度。同时，中方带来的技术优势能促进非方伙伴企业的技术进步，进而带动同行业的其他非洲中小企业革新技术，有利于推动整个产业技术升级、提高资源利用率、节约社会资源。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4：合作结构紧密程度越高，中非企业合作的外生绩效水平越高。

从产业环境特征角度看，某一产业竞争强度越大，产业内各非洲中小企业为获取独特的竞争优势与具有技术和管理资源优势的中方企业合作的意愿越强。为获得中方企业的青睐，成为中方首选合作伙伴，产业内各企业会彼此竞争提升自己的实力和资源整合能力，甚至非洲当地企业之间还会产生抱团组建小型联盟的行为，以便互补优劣，对中国企业形成较强的吸引力。这些都有利于改善非洲当地无序紊乱的竞争结构，促进行业技术进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5：产业竞争强度越大，中非企业合作的外生绩效水平越高。

类似地，非洲当地整体宏观环境越好，投资指数越高，中国企业进行对非投资与合作的意愿也越高，为寻求高质量的合作伙伴，中方企业之间彼此也会开展激烈的竞争，在与非洲伙伴合作过程中付出的努力程度与协调水平也越高，这将有利于促进非方企业的技术学习与能力提升，并通过技术的正外部性带动整个行业的技术进步，提升双方的合作效益。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6：投资环境指数越高，中非企业合作的外生绩效水平越高。

5.内生绩效。如前文所述，本文使用利润水平、盈利能力、创新能力、管理能力、合作满意度作为刻画指标，来表达内生绩效水平。在中非双方企业合作的过程中，随着合作结构的紧密程度增高，双方企业投入的核心资源逐渐增多，彼此间的沟通协作更加频繁，合作过程中的冲突与矛盾也会减少，双方为实现整体利润的最大化而一致努力，使得利润水平、盈利能力以及合作满意度不断增加。此外，通过与中国企业进行更加紧密的合作互动，非洲企业也能逐渐提高自己的创新能力和管理能力，从而有利于双方开展更高层次与水平的合作。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7：合作结构紧密程度越高，中非企业合作的内生绩效水平越高。

除合作结构模式外，中非企业在合作的过程中投入的资源特征也会影响内部合作绩效。如前文所述，当企业投入的核心资源具有较高的稳定性时，伙伴间的关系风险水平会较低，即企业所投入的资源具有较显著地隐性资源特征时，因为资源稳定性较高，意味着资源越不容易被对方模仿或转移，导致企业出于防范合作伙伴窃取资源的努力减少，并提高合作的效率和关系质量。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8：企业投入合作的资源隐性程度越高，即资源稳定性越强，则中非中小企业合作所产生的内生绩效水平越高。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构建出如图1所示的概念模型。

结论

本文以非洲市场为研究背景，讨论了在不同的产业环境特征（产业竞争强度）、宏观环境特征以及企业资源特征下，中非双方企业各自对合作结构模式的选择倾向，以及不同的合作结构模式对内生、外生合作绩效的影响；同时也分析了产业环境特征、宏观环境特征如何直接影响中非企业合作外生绩效，企业资源特征如何直接影响合作内生绩效。提出的主要假设是：产业竞争强度越大，中方企业越倾向于选择松散的契约合作结构，而非方则倾向于选择紧密的股权合作结构；宏观环境形势越好（投资指数越高）、企业的资源隐性越强（资源稳定性越高），则中非双方企业都越倾向选择结构紧密的股权合作模式。合作结构越紧密，内生、外生合作绩效都越好。而且，作为外生因素的行业环境、宏观环境都直接正向作用于外生合作绩效，作为内生因素的资源特征也直接正向作用于内生合作绩效。中非中小型企业在实际合作过程中可以根据当地具体环境和自身资源特征选择合适的合作模式，以达到对彼此都最有利的合作效果。

此外，本文主要是对中非企业合作绩效进行初探性研究，由于相关资料数据的缺乏，并未对本文所提假设进行实证分析，未来研究可从实证角度进一步深化。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与非洲的经贸合作[N].人民日报，2013-08-30.

[2] 阿迪・瓦勒・西第・.中非贸易发展及问题研究[D].沈阳：辽宁大学学位论文，2011.

宏观环境特征范文第3篇

关键词本科教学方法模块化具象化

1问题由来

宏观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中最重要的分支内容。它是人们认识与理解总量经济现象与发展规律，解决宏观经济问题的理论基础。在市场化日益深入的国际环境下，大多数国家普遍展开了宏观经济学的普及教育。教学活动是知识及其架构体系的传承过程，也是一项智力互动的过程。教学包括两个主体：传授者与承受者。然而，两者在知识架构与思维逻辑能力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传授者一般具备完整与体系化的专业知识架构，在抽象性思维逻辑方面能力较强，承受者则显著较弱。因此，互动双方是不对称的，故教学活动存在“短板效应”。同时，宏观经济学是一门理论性较强的课程。在教学中涉及较多的逻辑推理与数理模型。其抽象性及严密的逻辑性会对学生造成较大压力。如何解决抽象问题，化抽象为具象，引导学生完成由具象逻辑思维上升到抽象逻辑思维是宏观经济学教学中亟待解决的方法问题。

2教学内容及教学对象的特征

2.1教学内容的特点

2.1.1时代抽象性

宏观经济学的出现与发展具有时代的历史特征。在农业居于主导地位时期，斯瓦魁奈编著《经济表》一书，从农产品生产环节分析财富的起源。在市场竞争自由化时代背景下，亚当•斯密编著《国民财富的起源与性质》一书，强调自由市场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20世纪初期，英国出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经济危机。市场自由化已经不能解决现实经济萧条问题，凯恩斯提出了需求管理理论，鼓励政府干预市场。综上所述，宏观经济学中的理论均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教学中，应对理论产生的背景进行描述，加深学生对理论渊源的理解。

2.1.2理论的抽象性

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一个复杂的经济系统。例如，在四部门经济环境下，为什么政府支出乘数会比三部门经济环境中的乘数更小。对于该问题，需要对产品市场的国内国外需求进行介绍。在四部门经济环境下，政府支出的一部分转化为对国外产品的需求，即政府支出存在外部漏出。另外，各种变量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在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教学中，对各种变量之间复杂的逻辑关系的梳理尤为重要。同时，在宏观经济学理论中，从一种关系到另一种关系的推导比较多见。例如，从IS-LM模型到总需求曲线的推导，从总供给曲线到菲利普斯曲线的推导。这样的问题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完成这样的教学内容需要培养与提高学生对问题的发现能力与思考能力。

2.1.3学科内容的非实验性

宏观经济学区别于其他学科（包括微观经济学）的另一个重要特征为非实验性。该学科所描述的规律及各种理论观点都是基于发展历史总结而来的经验内容。因此，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内容具有浓厚的主观经验色彩。对于历史发展中的总量经济问题，不同的观点与不同的解释共同构成了宏观经济学的主体。由于其内容不可实验，只能通过对历史数据的经验论证实现对经典内容的科学支撑。而在本科阶段，学生的模型构建与论证能力基础较为薄弱，很大程度上不具有可行性。

2.2教学对象的特征

2.2.1思维活跃，积极进取

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信息化与科技化水平日益提高。当代大学生在思想内容与思维方式与早期大学生存在显著的差异。与后者相比，前者获取知识与信息的渠道更多。互联网海量信息使得当代大学生掌握了更多关于周围世界的知识。在思想方面，当代大学生具有更多的内容和更丰富的观点。在大学，自由与民主思想非常活跃，这些思想内容和思维方式被更积极地表现在生活与学习中。活跃的思想成为现代大学生适应校园生活与学习的动力，并促使他们更加广泛地探索与学习各种文化理论知识，并积极参与社会实践。

2.2.2思想更加多元化

在教学过程中，不同性格的学生同时存在，对教学内容与教学风格的要求也出现了差异。相比较于规范的课堂教学，学生越来越热衷于网络远程教学视频。随着慕课时代的到来，学生对传统课堂教学的重视程度呈现下降的趋势。在思想多元化的今天，改进教学方法与内容，使学生重新正视传统教学的地位意义深远。

2.2.3自我意识较为强烈

现代大学生的自我意识更加强烈。现代大学生具备了更丰富的阅历和更高的认知能力，自我肯定与排他性更明显。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心理具有正反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这种心理与自信可以有效地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和提高自我探索的能力。另一方面，这种心理使得学生对课堂教学重视程度在下降，从而导致课堂教学的效率与质量逐步下降。

2.2.4青春期的心理与生理特征特别显著

大学生面临着人生的重大转变。首先，他们要在心理上摆脱依赖心理，在心智上发展为独立的社会人。但是不成熟的心性使得大学生容易出现躁动的“逆反”心理。这往往会对教学秩序提出挑战。另外，大学生处于向成年转变的关键时期，必须保证合理的作息时间。保证教学与作息平衡，对课程内容、教学进度及作业量提出了新要求。

3教学方法创新

随着时代的进步，传统教学方法的弊端已初见端倪并日益显著。网络化与信息化的到来，改变了人们获取知识信息的模式。与此同时，人们对获得更多更新知识信息的渴望程度不断增强。在这种形势下，传统的教学方法必须加以改进以适应时代的变化与要求。

3.1体系化与课程组管理建设

网络化与信息化带来了“知识爆炸”的新时代。然而，互联网所提供的信息与知识是碎片式分散的。课堂教学区别于其他形式的学习活动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在于课堂教学是体系化与模块化的教育方式。在这种方式下，受教育者能够得到从理论框架到具体知识点的专业指导与思维逻辑的培养。体系化与模块化教育使得学生在认识与理解学科理论方面更加专业化。因此，在现代教育教学中，应该重点突出教学内容的体系化建设，引入课程组管理，强化专业理论和知识的体系。在此基础上，将这种理论体系完备地传授给受教育者，使其能够将各个知识点进行体系化的逻辑推演与再造。

3.2人性化

目前，多媒体技术已经被普遍应用于教学环节。新的教学手段可以有效地激发了受教育者视觉与听觉的积极性，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但是，在实际教学中，我们对基于硬件环境下的软件内容的应用缺乏了解和操作，使得新的教学方法达不到既定的效果。例如，在展示教学PPT环节，我们对色差的应用方法不科学导致界面显示效果较差，重难点内容不突出。另外，刻板的背景与静态的页面设计使得教学PPT界面的友好性较差，不足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使得学生对观察与分析PPT内容的兴趣不高。当然，在教学环节中还存在其他若干技术性问题。对此，我们应综合提高自身的软件应用能力，充分发挥硬件设施原本的效率。

3.3具象化

在宏观经济学的教学中，纯粹的理论讲授比较抽象，难以让基础较为薄弱的本科学生充分掌握理论的中心思想。故在教学过程中，应积极运用具体案例对理论内容进行解读，让抽象的理论变得具体化与可视化。例如，在介绍菲利普斯曲线教学中，为什么在短期内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表现为替代关系。我们了解到短期内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如果单纯地介绍这样的知识点，难免会对学生正确理解这样的内容造成压力。在教学中，我们结合实际情况，把这种现象解释如下：当失业率较高的时候，劳动力市场闲置的劳动力资源非常丰富，企业随时可以从劳动力市场获取足够多的劳动力替代现有的劳动力。此时，对失业的恐惧迫使企业中的劳动者没有足够的信心提出上调名义工资的要求。所以，名义工资上涨率较低。反之则反是。在萨缪尔森的解释下，产出在增长率为零，名义工资上涨率等于通货膨胀率。由此，我们得到了高失业率对应着名义工资较低的上涨率，而低失业率则对应着名义工资较高的上涨率。

参考文献

[1]陈银娥,王毓槐《.宏观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来自课堂外的思考[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

[2]池建宇.宏观经济学教学中逻辑体系探讨[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2(8).

[3]华慧婷.宏观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实证研究——以西安培华学院为例[J].当代经济,2013(5).

[4]杨金磊.微宏观经济学实践教学改革与创新研究[J].北方经贸,2013(2).

宏观环境特征范文第4篇

[关键词?演经济波动 ; 内外失衡 ; 通货膨胀 ; 供给管理

2010年，我国宏观经济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经济内外需结构性平衡、经济周期波动、政府的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非均衡运行中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可持续性等问题上，并取得了新的进展。

一、宏观经济运行中的内外需结构性平衡问题

后危机时期，宏观经济运行中的内外需结构关系成为经济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刘伟等通过国民资金流量表核算资料，对近年来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趋势及其对国内总需求结构的影响程度进行了分析，发现当前投资与消费的结构性矛盾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失衡有密切关系。他们分析了这种失衡的制度性背景，认为改善这种失衡是提高我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宏观效率的重要保证。[1]

王晋斌认为，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路径是要平衡内需与外需之间的关系，而不能采取简单的替代关系。在改革内需结构的同时，要加快自主创新的步伐，规避高新技术产品的低附加值化现象以挖掘专业化的潜力，并通过稳定人民币币值和人民币“走出去”战略，实现金融政策与贸易政策的融合，发挥金融促贸易的功能，以形成扩展外需的新增长极。[2]

文贯中认为，面对外需增长的下降,中国急需提振内需，然而，中国现行的土地制度已经造成两种结构性扭曲：第一种扭曲表现为中国未能在农业比重急剧下降的同时相应减少农村人口的比重，造成城市化的严重滞后和城乡收入差的恶化；第二种扭曲表现为中国未能将其服务业的就业比重提高到世界的平均水平，造成农村的普遍隐性失业和集聚效应的浪费。中国必须改革其土地制度以降低高昂的城市化成本，才能提振内需，走上可持续增长道路。[3]

杨圣明针对人民币汇率在国际上面临升值，而在国内又面临贬值的双重压力矛盾对立现象进行了研究，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同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高低悬殊、社会劳动生产率高低悬殊、中国国内价格水平过低等。指出，提高我国的社会劳动生产率是减缓压力的根本；推进新一轮的价格改革是减缓压力的关键；改善中美贸易结构是减缓压力的重要举措；人民币国际化是减缓压力的必由之路。[4]

王保安从经济发展战略、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相关经济政策与制度建设等方面，对结构失衡的深层次原因进行了详细的剖析。研究认为，我国经济结构长期失衡与矮化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要从根本上解决结构失衡问题，需要创新完善促进科学发展的制度环境与体制保障。[5]

二、经济周期性波动问题

王成勇等运用star模型理论探讨了我国经济周期阶段的划分、经济周期波动的非对称性和持续性以及经济在各个波动阶段之间转换的内在演化机理。实证研究表明，把经济周期阶段划分为紧缩、恢复和扩张三个机制已经能够较好地刻画我国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动态结构，但是划分为紧缩、恢复、扩张和衰退四个机制，在整体拟合效果和对经济增长结构的解释能力方面都有显著提高；经济在各机制之间的平滑转换速度和机制状态是否平稳，阐释了我国经济周期阶段较强的非对称性及其内在演化机理。[6]

张成思运用随机波动模型分析了1980年1季度～2008年4季度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性特征的动态变化。实证结果显示，20世纪90年代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周期波动趋向平稳化的分水岭。研究认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增强了实体经济抗冲击的能力，推动了经济波动趋向平稳化转变。[7]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周期表现出某些既不同于发达国家，也不同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特征：一方面我国居民消费波动的幅度大于产出波动；另一方面，我国的就业波动较为平滑而投资和资本波动过大。陈晓光等建立了一个rbc模型对此进行了解释。模型引入了异质性消费者和异质性厂商以及部分消费者和部分厂商在金融市场上所面临的信贷约束；鉴于我国政府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重要影响力，模型还引入了政府消费，以反映政府支出对消费者和厂商的外生冲击。研究发现：信贷约束是解释中国经济波动特征的一个重要传导机制，而政府消费冲击则是一个重要的波动源。[8]

高士成运用blanchard和quah（1989）提出的长期识别条件，通过引入贸易依存度等外生变量，采用svar方法对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冲击进行分解，并讨论了中国短期总供给和总需求曲线的斜率。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短期经济波动的主要影响因素为需求冲击，同时，总需求和总供给曲线的斜率也与理论基本相符，不存在“斜率之谜”。[9]

中国经济波动可能是由多种冲击因素共同引发。李猛等沿着“条条块块”思路对中国经济波动冲击源进行完整的分解。研究表明，中国经济波动有大约30%的部分来源于地方政府冲击。研究发现，官员腐败对地方政府短期化行为的影响具有显著性，而现有文献所强调的财税激励和政治晋升激励对地方政府短期化行为的影响并不显著。[10]

三、政府的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问题

中国经济增长和宏观稳定课题组通过经验分析，对经济波动和宏观调控进行了国际比较，突出了中国宏观调控的特色。通过省际分析揭示了中国特色宏观调控及其与主流经济学反思所形成的交集，特别是“结构性”调控作为中国经验的意义。提出了后危机时代中国宏观调控的新思维：①把握宏观调控主线：突出供给管理，加快结构调整；②完善宏观调控的基础：推进市场化改革，减弱政府性驱动；③转移宏观调控的重心：从工业化到城市化；④拓宽宏观调控的视野：关注世界发展中的中国因素，加强国际政策协调。[11]

李连发认为，当前宏观调控面对的形势是资产价格过快上涨和通胀预期逐渐形成。在跨期转移购买力方面，人民币作为跨期价值储存载体的吸引力下降，而房产等有价资产的吸引力上升，这是推动通胀和资产价格过快上涨的主要原因。行政性的局部的结构性政策可能仍然会有些效果，但有效性将随时间推移而下降，这些措施可能难以缓解中长期通胀和资产价格过快上涨的压力。确保我国经济中长期平稳发展是硬道理，短期内将控制通货膨胀作为首要的政策目标，回归稳健的货币政策，进一步发挥利率在管理通胀预期中的重要作用。[12]

2010年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和调控面临极为复杂的局面，既要防止经济刺激政策可能引发的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又要防止经济刺激政策过早退出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率下滑，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准确判断和把握好政策调控的尺度是非常重要的。柳欣提出了与主流经济学的“实物经济”理论完全不同的“货币经济”的分析方法，表明我国宏观经济面临“滞胀”的危险，提出以16%的名义gdp增长率作为宏观调控的目标，在保持高速经济增长的同时，通过加速城市化进程调整失衡的产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13]

    刘伟等回顾了“十一五”期间我国宏观经济状况，认为，2006年～2010 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但同时也产生了深刻的结构性矛盾，这就要求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与宏观调控也发生深刻的变化，尤其应该注重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的结合，实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研究指出了现阶段加强供给管理的必要性以及应该采取的主要措施。[14]

黄益平等研究了我国通货膨胀的决定因素。他们分别运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和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分析了月度同比和月度环比数据。研究表明，过剩流动性、产出缺口、房价和股价对通胀会产生正向影响。结构脉冲响应分析表明冲击的影响主要反映在前5个月，10个月后基本消失。研究发现，过剩流动性和产出缺口是影响通胀的重要因素。研究认为，考虑到资产价格对通胀的溢出效应，中央银行应密切关注资产价格走势。同时，管理流动性的措施仍然是控制通胀的主要手段，进一步推进利率和汇率的自由化进程至关重要。[15]

张晓慧等通过构建一个全球化背景下基于“两部门悖论”的简单模型框架，对全球通胀变化及其机理进行了经验分析。研究发现, 近年来全球通胀呈现几个突出特征：一是“结构性”价格上涨已经并很可能在未来成为通胀的主要表现形式；二是由金融投机引发的初级产品价格暴涨成为导致 cpi 、ppi大涨的重要原因；三是cpi 、ppi明显上涨时，往往已处在经济金融泡沫最后破裂的前夜，因此在衡量周期变化上cpi特别是核心cpi会相对滞后。研究认为，鉴于全球化背景下经济运行和通胀机理所发生的变化，在宏观调控中更加关注更广泛意义上的价格变动，探索更为科学合理地衡量整体价格水平的途径和方法。[16]

四、非均衡运行中的财政政策及其有效性问题

为应对金融危机，我国采取了扩张性财政政策。2010年，对扩张性财政政策及其有效性问题研究成为一个热点问题。张延运用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模型对政府购买支出与物价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通过对 1992年~ 2009 年中国宏观经济时间序列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政府购买支出与物价水平有两期滞后的正相关关系，中国的财政政策具有两期滞后的“通货膨胀效应”。[17]

王立勇利用hp 滤波方法估计了我国潜在产出和产出缺口，并测算出我国通胀缺口，进而从目标实现角度定量分析了财政政策在促进经济增长和稳定物价方面的有效性。研究结果表明，1996 年后财政政策在促进经济稳定增长方面的绩效明显改善，财政政策调控掌握了一定的提前量，且效率仍处于不断提高进程中。研究认为，在稳定物价方面，财政政策绩效不容乐观，我国财政政策的主要调控目标是经济增长，而非物价稳定，通货膨胀主要还是一种货币现象，应该主要利用货币政策来调控。[18]

闫坤等认为，在良好复苏背景的支持下，沉淀在经济中的扩张性政策效力被激活，通货膨胀的压力骤然增大。总体上我国主要税种的收入呈增长趋势，财政收入体系的自动调节功能得到完善，财政支出重点逐步向社会事务转移，形成了由经济外延性扩张向社会外延性扩张的转变。为防范通货膨胀，支持经济快速复苏，应采用带有内部收敛性的政策协同，在推动经济复苏增长的同时，有效防止和控制通货膨胀就成为宏观调控政策的首要目标。[19]

郭杰从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来源入手，实证研究了国家财政预算内资金、企事业单位自筹资金与货币供给、工业品销售率以及银行间7天拆借利率之间的动态关系。通过分析我国经济制度方面的识别条件，构建五因素的svar模型。研究结果表明，政府投资对私人部门投资的影响并不显著，私人部门投资对总需求变动敏感，政府投资通过影响总需求会对私人部门投资产生影响，从而揭示了政府投资对私人部门投资的影响路径。[20]

王智强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到一个权衡了经济稳定增长和抑制通货膨胀两大目标的整体目标变量，然后用随机前沿模型分析中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率水平以及对整体目标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政策的效率边界水平更高，采用财政政策实现经济目标更有效，而货币政策的效率边界水平较小，对其使用要更为谨慎。面对经济危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更为合理和有效，而货币政策更多情况下应该配合财政政策，起到稳定和辅的作用。[21]

五、非均衡运行中的货币政策及其有效性问题

万晓莉等利用对数据稳定性没有要求的bounds testing方法，系统地考察了我国货币需求在 1987年~2008年20年间的特征。结果发现，在考虑汇率（预期）和外部因素的条件下，我国在长期里才有稳定的货币需求。虽然我国的资本账户还未完全放开，但是货币替代和资本流动效应表现明显。人民币贬值（升值）预期将显著减少（增加）居民和企业对人民币的需求，这意味着央行在对汇率进行控制的条件下要进一步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的难度将越来越大。[22]

李成等通过建立开放经济条件下包含多个非有效资产市场的动态宏观经济模型，理论推演得到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反应函数即最优利率规则。研究显示，利率调控不仅需要对产出与通货膨胀的动向做出反应，还要对资产价格及汇率变动有相应的调整。利用中国数据的实证检验显示，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调控整体上遵循了最优利率规则，该规则能够为中国货币政策实施提供一定的参照尺度，衡量货币政策的松紧变化；我国利率调控主要针对产出和通货膨胀，对资产市场价格及汇率变化的反应系数相对较小或不显著，说明中央银行没有对资产价格等因素给予过多的关注。[23]

王立勇等对开放条件下的var模型进行非线性检验后发现，我国货币政策具有非线性特征。应用lstvar模型分析发现，低增长状态下，信贷正负冲击的产出效应和利率正负冲击的价格效应都具有显著非对称性；高增长状态下，利率和信贷的正负冲击对产出具有显著非对称效应，货币、利率和信贷的正负冲击对价格皆具有显著非对称效应；在正向冲击方面，货币和信贷的产出效应以及利率和信贷的价格效应在不同经济状态下具有显著非对称性；在负向冲击方面，信贷的产出效应和价格效应都具有较明显非对称性。而且，低增长状态下，信贷的产出扩张效应和货币、信贷的价格扩张效应较强；高增长状态下，货币的产出紧缩效应和货币、信贷的价格紧缩效应较强。[24]

彭方平等应用非线性平滑转换面板模型，从微观层面对我国货币政策成本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货币政策存在显著的成本效应，即在短期内加息可能引起通货膨胀；货币政策的成本效应具有显著的非对称性，相比经济过热时期，经济萧条时期的货币政策成本效应更显著。上述结论所蕴含的货币政策建议在于：在宏观经济复苏基础尚未稳固、通货膨胀较为敏感的背景下，对待加息要慎重，以免造成经济滞胀。[25]

黄武俊通过修正后的karras产出与价格模型，对开放经济下中国货币政策效果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①中央银行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动机在开放经济下受到制约，经济开放度的提高对中国保持较低的通货膨胀水平起着积极作用；②经济开放度的提高主要通过金融市场和影响工资—价格调整速度两个渠道影响货币政策效果，两个渠道对货币政策效果影响机制不同；③货币政策对产出的影响会随着经济开放度的提高而减弱，对价格的影响会随着经济开放度的提高而增强。研究认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应逐渐由数量性指标向价格性指标过渡，最终应确定为以稳定物价为单一目标。[26]

范从来考察了实践中货币政策目标由多目标向单一目标收敛的现象，指出了我国货币政策目标的重新定位问题，认为，我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不应该包括经济增长目标，但是中国失业问题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决定了我国的货币政策目标应该涵盖充分就业的目标。[27]

张雪兰等利用1996年～2009 年的经济金融季度数据，对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进行了经验探查。结果表明：我国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并不存在很明显的时滞，但操作目标、中介目标、最终政策目标间的相关性不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够通畅，继而影响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研究认为，要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应从建立良好的政策实施环境着手，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宏观和微观基础，并加强其与其他经济政策的搭配与协调。[28]

六、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

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从经济资本化的角度，对中国资本积累、技术选择行为及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研究认为，中国经历着一个渐次推进的经济资源存量快速资本化过程。在20世纪80、90年代，经济资本化表现为实体经济中的资本形成。新世纪以来，资本化则伴随人民币升值，资本市场向国际接轨，土地等要素价格重估而推进。经济资本化对于经济赶超和效率改进有正面激励效应，但对于技术创新却可能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导致中国的tfp增长率在低水平波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小。当前经济资本化出现偏移，资源向资产部门过快集中，出现了资产价格快速上涨、产能过剩和实体经济创新不足等问题。只有对现行制度和政策进行调整，才能有效激励内生技术进步，转变发展方式，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29]

汤向俊等运用 1970年～2008 年间跨国面板数据，研究表明在二元经济结构转变过程中，由于劳动者获得的报酬低于劳动力的边际贡献，gdp中资本形成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 u型特征。1978年～2008 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表明，政府生产性倾向以及国有部门较低的融资成本，使中国较高的资本形成率得以持续。研究认为，我国应继续推进二元经济结构转变和金融业的改革，改变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为实现高投资增长模式转变提供微观基础。[30]

陈彦斌等使用附加人力资本的增长核算模型考察了1978年～2007年的中国tfp增长率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研究认为，中国经济增长过于依赖资本投入，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需要完成向集约型经济的转型，在 2000 年以后突出表现出来的出口导向增长模式很可能在未来难以为继，人力资本、科技进步和制度改革应该是未来中国经济保持健康持续增长所需要依赖的主要动力。[31]

钟水映等利用 1990年～200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空间计量模型，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对人口红利、空间外溢与省域经济增长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认为，人口红利的显著增加促进了省域经济增长；从区域来看，人口红利对东、中、西的省域经济增长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彼此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东部存在显著的人口红利外溢，但中西部的外溢效应不显著；从区际来看，东、中之间存在一定的空间溢出效应，而其他区域之间均不显著。同时还发现，地区之间、区域之间的经济增长均存在显著的空间外溢。[32]

陈诗一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对改革以来中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重新估算，发现正确考虑环境约束的实际全要素生产率比传统不（正确）考虑环境因素的估算值低了很多。改革以来中国实行的一系列节能减排政策有效地推动了工业绿色生产率的持续改善，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初，中国工业绿色生产率增长最快并达到顶峰，且重工业生产率、效率和技术进步增长首次全面超过轻工业，初步彰显环境政策绿色革命成效。虽然2002年以后重化工业膨胀暂时恶化了工业生产率，但基于国家对节能减排与发展新能源和低碳技术的高度战略重视，中国新一轮绿色工业革命为期不远。[33]

宏观环境特征范文第5篇

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经济增长速度迥异，宏观经济政策政策也大相径庭，对企业经营和外部融资环境产生重大影响，进而影响企业的投融资。

（一）经济周期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关联性研究 王风云（2005）等认为经济波动频繁的主要原因是宏观经济政策的频繁调整。付一平（2005）等通过对财政政策与经济周期波动之间关系的判断，描述结构VAR模型中财政政策的作用和反馈过程，结果发现我国积极财政政策操作过程中体现出了一定程度的相机选择性和对经济周期阶段的依赖性。而杨召举（2007）从经济周期角度考察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货币政策不是经济周期产生的原因，经济周期也不是货币政策变动产生的原因；但货币政策变动会对经济产生影响，剧烈的货币政策波动将使得经济也产生同向的波动。刘士宇（2007）围绕总需求角度，运用多种时间序列分析方法研究改革以来引起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因素，以及这些冲击对经济系统的影响。其分析结果表明：在总需求的三大构成要素中，投资波动是引起我国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虽然学者的结论并非完全一致，但本文认为经济周期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对企业投融资产生了影响。

（二）经济周期与企业投融资行为的研究 基于宏观经济环境，从经济周期角度解析企业投融资问题得到了诸多学者的关注。Altman（1983）发现，在经济衰退时期，公司更容易陷人困境，经济增长、股价指数和货币供给量对公司陷人困境的可能性有显著影响。Bae（2002）以亚洲金融危机为背景，证实宏观经济状况通过银企关系影响公司财务困境的可能性。Myers & Majluf（1984）分析了不完美资本市场对企业融资的影响，基于逆向选择提出了融资偏好理论。沿着此思路，Levy & Hennessy（2007）从管理者利益角度研究了经济周期中管理者的投融资决策。为避免冲突，管理者多数持有较多权益，但在经济收缩时期，管理者倾向于用债务代替权益来维持管理者权益，在经济扩张时期则正好相反。围绕经济周期的变化，许多学者也从实证角度验证了宏观经济政策对公司投融资行为的影响和公司价值的意义（Deangelo & Masulis，1980； Nejad

malayerz，2002；Korajczyk & Levy，2003；Drobetz et al，2006）。

（三）经济周期与宏观经济政策对企业投融资行为影响的研究 我国目前专门针对宏观经济政策与经济周期对企业投融资行为影响的研究成果比较少见。一些学者对宏观经济因素与企业投融资的关系进行了描述（王强，2002；原毅军、孙晓华，2006）。蔡楠、李海菠（2003）认为企业投融资行为不仅要考虑微观经济因素形成的技术约束影响，还要考虑宏观经济因素形成的市场约束的影响，并验证了宏观经济因素对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有着显著影响。Chen等（1986）认为，宏观经济因素的变化会影响公司的股票收益率，即不同公司的股票收益率对于宏观经济形势变化的敏感程度不同。而Beaver（1966）认为，公司的股票收益率越高，其陷入财务困境的可能性就越小。鉴于我国企业的特征不同，可能对经济周期波动的敏感程度不同，企业投融资行为也不同。王克敏、姬美光、赵沫（2006）的研究表明，宏观经济环境对公司陷入财务困境有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公司对于工业增加值和实际利率水平等变化越敏感，就越容易受到弱化的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而陷入财务困境。应惟伟（2008）研究认为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经济增长速度迥异，政府实施的财政货币政策大相径庭，这些对企业的经营和外部融资环境产生重大影响，对企业投资产生显著影响。这些研究都认为宏观经济政策与经济周期是影响企业投融资政策的重要因素，这对于理解我国企业的投融资行为具有积极意义。

（四）企业投融资行为与企业价值之间关系的研究 有学者围绕融资结构对企业价值的影响进行研究，如刘星、杨益民（2006）以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整体样本融资结构与投资支出显著负相关，融资结构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在不同成长机会的企业中存在显著差异。郝颖、刘星（2009）的实证研究结论表明，股权融资的依赖程度越大，企业投资水平对股票市价的敏感性越高；股权融资的依赖程度小，则内部人控制下的企业投资行为倾向于大规模扩张。围绕融资结构对企业价值影响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债务比率与企业价值负相关（李洪波、赵宇、杨秀苔，2002；皮毅，2004），股权集中度与企业价值的关系（Boyle & Eckhold，1997；Frank & Goyal，2003；Hirota，1999；Booth，2001；Harold Demsetz & Belen Vilialonga，2001），研究结论并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