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对生育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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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生育对生育率的影响范文第1篇

【关键词】 生活方式；奥美拉唑；三联疗法；消化性溃疡；复发率

临床上治疗消化性溃疡的方法较多，大多可收到良好的近期治疗效果，但远期疗效较差，患者的复发率较高。消化性溃疡的复发除了与HP有关外，还与年龄、性别、精神因素、药物、季节及不良生活习惯有关[1]。我院2010年11月至2011年3月生活方式干预联合奥美拉唑、三联疗法治疗消化性溃疡40例，疗效较好，有效的防止了复发，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80例消化性溃疡患者，所有病例无消化系大出血和幽门梗阻、穿孔等并发症，排除癌性溃疡。其中男42例，女38例，年龄24～72岁，平均（45.3±6.5）岁。病程3个月至5年，溃疡直径在0.3～2.0 cm之间，溃疡数目≤2个。胃溃疡29例，十二指肠溃疡35例，混合型溃疡16例。初次发病72例，复发性溃疡8例。采用随机平行对照的方法，将该组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40例，两组一般资料具有可比性（P>0.05）。

1.2 治疗方法

①对照组：采用奥美拉唑+三联疗法治疗，采用阿莫西林丁（上海信谊制药有限公司）+克拉霉素（山东新华制药）治疗，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625 mg+克拉霉素0.5 g，奥美拉唑20 mg（安徽华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H20065558），2次/d，均为清晨和睡前服用。以2周为一个疗程。治疗前后对患者进行血、尿常规、肝肾功能检查，并观察组患者临床症状的变化和出现任何与用药有关的症状。②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采用生活方式干预，具体方法为在患者治疗期间，嘱其合理安排工作、学习和生活，注意劳逸结合，保证充足的睡眠与休息。指导其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做到饮食规律、定时定量，防止暴饮暴食。告知患者少食多餐可中和胃酸、减少胃泌素的分泌、促进溃疡面的愈合。进餐时细嚼慢咽，防止暴饮暴食。给予高热量、高营养、易消化清淡食物，多食鸡、鱼等优质蛋白 从而有利于周围肉芽组织增生。勿食过冷、过硬、过热、不易消化的以及刺激性食物，如咖啡、浓茶、可可、辣椒等，少吃或不吃甜食，进食后30～60 min进行休息。告知患者烟草中的尼古丁可延迟胃排空，可与苯胺等衍生物起到致溃疡的作用，乙醇可伤害胃黏膜，彻底的戒除烟酒，以保护胃黏膜。对于青壮年男性患者，动员家庭成员监督执行。

1.3 评价指标 ①疗效判定标准根据纤维胃镜检查和临床表现分为[2]：痊愈、好转、无效：未到达以上标准。②复发率：两组患者均随访6～18个月，记录复发率。

1.4 统计学处理

用SPSS11.5统计学软件。频数表示计数资料，χ2检验做率的比较，以P

2 结果

观察组痊愈30例，好转8例，总有效率为95.0%；对照组的痊愈29例，好转8例，总有效率为92.5%，两组无显著性差异，P>0.05。两组均随访6～18个月，观察组的复发率为0， 对照组复发率12.5%，观察组显著低于对照组12.5%，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3 讨论

消化性溃疡是消化系统的常见疾病，是攻击因子和保护因子这对矛盾失衡的结果，可发病于各个年龄阶段，给患者带来的痛苦较大。当溃疡症状反复控制不好，还有转变成癌变的可能。近年来，消化性溃疡发病率逐步上升，且病死率随年龄增长而增高。消化性溃疡治愈后的复发率较高，其复发原因较为复杂，有生物学因素如Hp 感染、社会心理因素和不良的生活方式等。生活方式是指所有个人能加以控制的行为 包括明显影响人们健康状态的日常生活行为和给人们健康带来危险的行为[3]。不良的生活方式是导致可造成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导致局部组织营养障碍、胃肠平滑肌和血管痉挛，胃肠黏膜抵抗力下降，这恰恰是形成溃疡的重要因素。

本研究在奥美拉唑三联疗法的基础上对40例消化性溃疡患者实施生活干预，结果显示，生活方式干预有效降低了患者治疗后的复发率，与对照组相比，差异具统计学意义，P

参 考 文 献

[1] 叶晓芬，蔡建庭.消化性溃疡复发的原因及防治策略.国际消化病杂志，2008，28（2）：130-123.

计划生育对生育率的影响范文第2篇

【关键词】人口政策 全面放开二胎 系统思维

【中图分类号】C924.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5）31-0020-03

一 线性思维下的生育政策严重影响社会发展

1.线性思维与系统思维之辨

线性思维，是指一种直线的、单向的、单维的、缺乏变化的思维方式。其特点是在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中，置时间空间、环境条件的变化于不顾，只用一因一果式的思维去做决断①。与其相对应，系统思维强调相互联系、复杂因果、开放、动态变化和创新的思维方式。其特点是关注联系和变化着的因素，对时间、空间和环境的复杂性进行理性的判断，从而做出决策。而社会发展作为一个复杂的过程，本质上具有复杂系统的开放与动态发展特征②。同时，人口过程是持续动态发展的过程，以线性思维去制定人口政策，无论对个人还是社会发展都是不科学和危险的。

因此，在面对生育政策这样复杂却又关乎民生的现实问题上，有必要遵循科学的方法和准则，将系统思维纳入到放开二胎这一重要的现实问题中，以动态、多维和开放的视角去分析和解决当前面临的人口问题，具有独特的方法论和现实意义。

2.线性思维下的计划生育政策弊端颇多

第一，线性思维下的计划生育政策体现在“头痛医头”的思维定式上。这种政策受“马尔萨斯陷阱”的影响，认为人口增长会影响社会资源的供给、加大生存压力和就业压力等，而限制人口增长是政策之必需。这种简单的一因一果式的线性思维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指导着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而在计划生育政策上实行的“一票否决”制，变相地将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效果列为政府工作最重要的指标之一，这种强制性的“少生”政策由于一味追求出生率而显得用力过猛，由此给生育家庭带来的不幸不再赘述。

第二，又一种线性思维：认为只有计划生育能够降低生育率。这一种思维定式主要存在于计生界，这种思维定式忽略了社会经济和社会观念的变化对生育率的深层影响，而是简单认为只有计划生育才能导致生育率下降;计生管理工作力度的削弱会使社会生育率上升而不可能下降。正是由于上述误区，20多年来中国生育率的统计研究陷入了一个怪圈，即将低生育率的调查结果加以质疑和否定，而简单归因于出生漏报;然后大幅调高生育率估计并据此强调人口增长形势严峻，继续严格实

行生育控制，此后的调查便再现极低生育率，如此循环往复，延续多年③。

第三，线性思维下的计划生育政策后果严重。有学者认为，中国现在不是处在低生育的边缘，而是已经进入低生育漩涡的中心。未来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已从2012 年拉开序幕，每年减少存量达200万～300万之多，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硬约束。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失调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善，目前仍然高达 115，长此以往必然影响人口生态安全，威胁社会的稳定和谐。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中国已经形成了低生育文化，“生得起养不起”已经成为年轻家庭的共同难题。2000年以来，中国已经掉入了低生育政策和低生育文化双重约束下的“超低生育率陷阱”，总和生育率低于1.3，这是一个不妙讯号。长此以往，中国将面临劳动力短缺、人口失衡问题等诸多挑战④。

从养老的角度来讲，国际上的学者几乎普遍认为，日本经济的衰退、欧洲经济增长的低迷，是和其生育率过低、老龄化程度高密切相关的。欧洲、韩国和日本等国家在企图从“低生育陷阱”中解脱出来，目前中国要避免掉入“低生育率陷阱”，未来生育政策的选择将变得十分关键⑤。此外，从家庭幸福的角度看，累计已经有1.8亿政策性独生子女家庭面临的风险很大，抵御风险的能力很弱。我国失独、伤独的家庭越来越多，规模目前已经数以百万计，可预见的将来将超过千万，而独生子女家庭空巢老人将达到数以千万之众，他们将面临孤独终老、老无所依、老难所养、老难善终等诸多挑战⑥。

二 系统思维下二胎生育政策的走向

人口问题的动态性反映在，因为未来人口问题产生的根源在当下，人口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也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当人口发生突变的时候，那就是“量变引发了质变”，这就是值得重视的“人口转折”。因此，制定人口政策，尤其是生育政策，必须要根据几十年后可能发生的变化进行科学的预估，从而结合当下制定最适合中国的生育政策。

1.学界对当下该采取怎样的二胎政策存在很大争议

第一种观点是不能全面放开二胎。其理由是，全面放开二胎将累计多出生9700万人，每年出生人口峰值将达到4995万，生育率将达到4.5⑦。2014年7月10日，国家卫计委计划生育指导司司长杨文庄在新闻会上也采纳翟振武的数据，认为如果全面放开二孩，多生9000万人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会造成很大影响。

第二种观点提倡分阶段放开二胎。原因是自2014年单独放开二胎开始实施到现在才一年时间，不少家庭还在准备阶段，估计2015年申请二胎人数会比2014年的数额增加。此种观点主张按照年龄段逐步放开二胎生育，用五年左右的时间过渡到全面放开二胎生育⑧。

第三种观点呼吁应立即全面放开二胎。其理由是“单独二胎”实施后“遇冷”，“单独二胎”已无法缓解中国面临的人口危机，政府应加快全面开放二胎政策的推进。⑨

第四种观点主张取消生育限制，实行自由生育。持该意见的人士认为，不仅政策限制生育的理由不复存在，而且需要大力鼓励生育来应对新人口危机。有学者认为，中国人口的少子化趋势由来已久，从2003～2013年，中国的年出生人口徘徊在1500万到1700万之间，比1983～1993年的年平均水平萎缩了30%⑩。更令人担忧的是，未来十年，中国22岁～30岁的女性数量将萎缩至目前的60%以下。即使生育率显著提升，也难以避免出生人口的急剧萎缩?。

2.二胎政策是对线性思维下人口危机的补救，应认清形势，迅速放开二胎

以上几种观点皆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从系统思维的角度看，争论中第一种观点夸大了对放开二胎政策之后生育率回升的预期，并认为人口总和生育率1.7已达到预期，置人口世代更替率2.3于不顾;第二种观点没有意识到形势的严峻性，各省份二胎申请者大大低于相关部门预期申请数，我们所要做的是审时度势，及时放开二胎提高生育率，而不是在“遇冷”情况下原地踏步，因此当前低生育率的形势已无“分阶段、分年龄”的必要;而第四种观点所提倡的生育自由也是不负责任的，因为人们从长期以来的计划生育政策中突然“解放”出来，不仅对于单个家庭来说人口质量和整个社会的人口安全得不到保障，其引起的全民心理动荡将无法预测。

社会科学的研究，最基本原则的就是不能脱离社会事实。在二胎政策上，必须基于中国低生育率水平以及老龄化问题严峻的社会事实，主张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这是系统地结合人口、养老、经济发展等问题下的必要措施。

第一，从人口发展的状况来看，放开二胎政策是政策调整之必需。有数据显示，如果2015年全面放开二胎，即全国城乡统一放开“单独二胎”，则每年多出生的人口将比现在增加100万人左右，超过200万人的可能性很小。中国总人口高峰将在2026～2029年出现，高峰总人口估计值的均值为14.01亿人。而如果维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且生育水平保持基本稳定，则中国总人口高峰将在2023～2025年出现，高峰时期总人口估计值的均值为13.92亿人。也就是说放开二胎政策可能不会显著提高生育率，而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金融政策、公共政策的调整等带来巨大好处。

第二，从养老角度来看，全面放开二胎能够缓解当前和未来老龄化的压力。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项严峻挑战，而放开二胎政策有利于增加人口基数，改变现有人口格局，并且能够增加20年后劳动就业人口，从而缓解未来20年中国老龄化的局面。

第三，从经济发展角度看，经济的增长是和生育率过低、老龄化程度高密切相关的，目前中国要避免掉入“低生育率陷阱”，就需要通过及时有效的社会政策调整，使得社会生育率保持在一个稳定和适宜的水平。

三 系统思维下生育政策制定需要考虑多维因素

1.人口政策的转变需要更大的勇气

现在的问题是由于历史的惯性，相当一部分人的人口意识依然表现得过于陈旧和偏颇。目前的人口规划与其说缺乏的是智慧，不如说是勇气。如果规划者忽视国内学界已经比较成熟的建言，将会因人口规划的错误和滞后，给未来的社会发展带来隐患。

2.计划生育政策应与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相结合

社会政策不是孤立的，而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生育政策与养老政策、劳动就业政策紧密相关，如果只是一味追求人口在数量上的合理性，而不关注与之相配套的医疗服务、养老服务、就业服务的话，那现有低生育率的格局则很难得到改变。

有学者从家庭的角度出发，提出鼓励生育背后需要配套的保障服务做支撑。为降低家庭内部的生育成本，保护年轻家庭的生育积极性，国家和政府要在怀孕生育、带薪休假、优生指导、孩子入托、上学、医疗等诸多方面全面采取生育友好、孩子友好、家庭友好的社会公共政策，鼓励结婚和生育，优化生育关怀、福利等公共服务保障体系，给家庭生育减负，给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家庭政治上地位、经济上实惠，全面营造生育二孩的社会氛围和政策环境?。

3.改变生育理念，从“人”的角度做决策

第一，放开二胎政策并不代表取消计划生育。在中国，长期存在“计划生育”被等同于“少生少育”的理解误区。假如生育确实应该并且可以被“计划”，那么这样的“计划”也应该是双向的：当一个国家或社会的生育率过高时，这时的“计划”应该是“节制生育”;而当一个国家或社会的生育率过低时，那么这时的“计划”就应该是“鼓励生育”了?。

第二，在关注人口数量的同时，应当关注生育质量，即“优生”政策应到位。生育政策的内容不仅包括人口数量，还应当涵盖人口质量的内容。中国目前的“优生”政策主要有以下内容：有明显血缘关系禁止结婚，遗传咨询，提倡适龄生育和产前诊断。由于中国整体医学水平和民众的医疗常识与西方国家还有很大差距，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优生工作在宣传、普及和应用方面还将面临很多困难。

第三，人口政策是对人的政策，不能仅以经济理性去思考，而更应该将人文关怀更多考虑在内。针对线性思维下计划生育政策对无数个家庭造成的创伤、对不断增长的失独家庭和空巢家庭带来的困难，以及人口严重老龄化的难题，顶层设计者应该听一听民众的反响和意见，或做出应有的弥补，或提供相应的服务，或改变现有政策，未来的政策调整也应如此。统计与精算是政策决定之必需，而是否注重人文关怀却直接影响政策的实施效果。

注 释

①唐钧.从计生和延迟退休看社会政策切忌线性思维[N].中国经济时报，2014.02.27

②陈勇.从复杂系统思维透视科学发展观[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17～18

③陈剑.应迅速放开二胎[J].中国经济报告，2014（11）：52～55

④⑥穆光宗.“经济新常态”下的中国人口政策选择[J].人口与社会，2015（2）：3～9.

⑤乔晓春.从“单独二孩”政策执行效果看未来生育政策的选择[J].中国人口科学，2015（2）：26～33

⑦翟振武、张现苓、靳永爱.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人口学后果分析[J].人口研究，2014（2）：3～17

⑧太平洋亲子网.2015全面放开二胎最新消息[EB/OL].http：//.cn/qzbd/1282092. html

⑨东方早报.中国2年内全面放开二胎？[N].东方早报，2014.10.18

⑩梁建章、黄文政、李建新.人口危机挑战中国 放开生育刻不容缓[J].决策与信息，2015（2）：10～61

计划生育对生育率的影响范文第3篇

【关键词】生育率；影响因素；结构方程模型

1.绪论

人口学原理上，通常以时期总和生育率（TFR）为2.1的参考标准来判断生育率与生育率更替水平的比较，更严谨的统计参照值则是妇女净再生产率等于1。我国的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1快速下降至1989年的2.24，在20世纪末已经完成了生育率的转变，进入了低生育率水平的后生育转变时期。对于我国人口生育率这一系列的转变，众多学者进行了各种研究，主要认为这一系列的转变一方面与我国实行的计划生育国策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也受到我国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在此，本文选取湖南省作为研究对象，对其生育率影响因素进行研究。

2.生育率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及指标选取

生育率的转变是社会、经济、文化、政策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本文将生育率的直接影响因素划分为经济社会因素和人口学因素两大类来进行分析，构建生育率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如下图所示：

上述方程组中，式（3.1）是结构方程，表达模型假设的外生潜在变量和内生潜在变量之间因果关系，表示内生潜在变量，表示外生潜在变量，表示内生潜在变量对其自身的效应系数矩阵，表示外生潜在变量对内生在潜在变量的效应系数矩阵，表示由误差项构成的向量。式（3.2）和（3.3）是测量方程，分别规定内生潜在变量和内生观测变量之间的关系，以及外生潜在变量和外生观测变量之间的关系；、表示观测变量与对潜在变量和对应的回归系数也称因子载荷矩阵；则表示观测变量和对应的测量误差。

3.1.2 数据说明

本文选取湖南省13个地级市和1个自治州作为研究对象，并通过2000年的数据计算得到经济社会因素指标、人口学因素指标以及总和生育率，构建湖南省生育率影响因素的结构方程模型，通过模型拟合分析经济社会因素和人口学因素对生育率所产生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

3.2 实证分析

3.2.1 结构方程模型的设定及拟合

将湖南省生育率受到经济社会因素和人口学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构方程模型路径图设立如下：

指标变量“2000年女性就业比（24）”和“2000年已婚育龄妇女比例（）”从其指标意义上来说存在一定程度的共变性，因此将这两个指标变量的测量误差变量设成有共变关系，即在图中用弯曲的双向箭头将和连接起来。另外，由于“生育水平”是一个单指标潜在变量，即对应的只有一个指标，不能同时估计因子与指标的关系和指标的误差方差。在此，结合本文理论模型含义，将潜在变量“生育水平”指向观测变量“总和生育率（）”的载荷系数设定为1，“总和生育率（）”的测量误差值设定为0，即图形中“”项可以删去。

3.2.2 结构方程模型结果的说明

1）参数估计结果

参数估计值表示的是潜在变量每变动一个单位，其观测变量会相应地上升或下降多少个单位。根据上表，以0.05为显著性的判断标准，人口学因素中的观测变量参数不显著，可能存在的主要原因是受到获取资料的限制，一方面无法得到更有效的代表人口学因素的指标；另一方面是代表人口学因素的指标不够全面。

2）因子得分权重估计结果

根据Amos软件输出结果，本文建立的结构方程模型的验证性因子得分权重如下表所示：

结构方程模型中的因子得分权重值越大，则表示观测变量对潜在变量的影响越大。从表中可以看出：（1）“经济社会因素”在指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上负载较大，“人口学因素“在指标节育率”上负载较大。（2）“人口学因素”在表示人口因素指标上的负载相对较大，在表示“经济社会因素”的指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上负载也较大，说明经济社会因素通过人口学因素对生育率产生的间接影响主要体现在这个指标上。（3）总体上来看，2000年湖南省经济社会因素和人口学因素的所有外生观测变量对当年生育水平影响大小排序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节育率>已婚育龄妇女比例>第二、三产业所占比重>女性就业比>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直接、间接及总效应

结构方程模型的输出结果显示了经济社会因素和人口学因素对生育水平的影响程度，其结果见下表：

根据上表显示，经济社会因素对于总和生育率产生的直接效应为-1.141，间接效应为0.468，即经济社会因素每提高1个单位，总和生育率会下降0.673个单位；人口学因素对总和生育率的直接效应为0.632，即人口学因素每提高1个单位，总和生育率会上升0.632个单位。

4.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1）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工作已经结束但是具体调查数据还没有进行公布，本文中选用的是2000年的数据资料，在时效性上存在一定欠缺。利用第六次人口普查的资料来对本文得出的结论做出检验以及完善将是后续的研究工作之一。

（2）由于各市及自治州关于人口生育方面的数据资料并不全面，因此在选取反映人口学因素的变量时受到一定限制，从而导致在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过程中人口学因素对生育水平的影响不显著。因此，获取更为全面的统计资料，选取更恰当的变量以及将遗漏变量重新纳入模型中进行拟合，还有待更进一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李竞能.现代西方人口理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64-72.

[2]顾宝昌.论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在我国生育率下降中的作用[J].中国人口科学,1987(2):2-10.

[3]林富德.我国生育率转变的因素分析[J].人口研究,1987(1):15-21.

[4]王金营等.中国各地区妇女生育水平差异的社会经济影响因素分析[J].南方人口,2005,20(2):

计划生育对生育率的影响范文第4篇

Abstract:The impact of population control by many factors, the occurrence of financial crisis on the population control policies, laws and regulations did not affect the basic factors such as, but changes in the economic environment of the population and family planning work is still worthy of our attention. In this paper, micro-economics and cultural qualities of the population's point of view, the context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population and family planning work and changes that may occur are discussed and put forwar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关键词：金融危机 计划生育 生育成本 文化素质 对策

Key words:Financial crisis; family planning; reproductive costs; and cultural quality; countermeasures.

作者简介：王浩，1962年生，安徽省阜阳市委党校讲师。

【中图分类号】C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069（2009）-05-0115-02

去年开始的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让中国大多数劳动密集型企业遭受到了严重“创伤”，接踵而来的企业倒闭、裁员或放假，导致大量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失业或提前回家。在这次经济危机中，全国五大农民工输出地之一的安徽省阜阳市，有32.7万的农民工由于经济不景气失去工作或还没有找到工作，占外出务工总人数的14.5%。这一数据与全国1.3亿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其中有2000万失业返乡的统计数据颇为相似。

农民工的大量失业，除了对中国经济增长转型构成障碍，给城乡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加剧农村固有的人地矛盾，严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外，也会给目前的计划生育工作带来一些新的变化，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对这个问题分析之前，先来看两个统计表。

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出，经济发展水平较好，农民人均纯收入较高的地区，人口增长速度较低。

从表2可以看出，颍上县从1989年至2003年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人口出生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都在逐步地下降。

表1、表2的统计结果说明，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社会生产率普遍提高，工资率上升，工作可以带来更多收入，于是时间价值或时间的机会成本上升。时间价值上升时，父母感觉到若多要孩子，家庭收入损失太大，随之而来的是自身生活水平难以提高。一是父母（特别是母亲）宁愿在市场上获取更多的收入，而不愿花费更多的时间照顾孩子。从西方微观经济学的观点来看，父母在家庭中的生育决策，主要通过对孩子生产的成本――效用（收益）的分析、计算、比较，选择的结果。

据测算2008年安徽省劳务输出净收入总额约为700亿元，务工收入已占农民工工资性收入的60%以上。由于金融危机的发生使相当一部分农民工失去工作，家庭的经济收入也会受到很大地影响。在加上受传统生育文化的影响，使得年轻的夫妻（特别是女性）认为，通过前几年地打拼积累了一些资金，现在生孩子抚养费用不用愁，家庭收入也不会受大的影响。象全国五大农民工输出地之一阜阳市，2008年全市外出务工人员有225万人，全年劳务总收入超过200亿元，人均收入近万元。如果一些农民工由于经济不景气失去工作或还没有找到工作，生育率出现反弹的可能是非常大的。

据统计在全国1.32亿外出务工人员中，初中文化程度的约占70%以上。中外人口发展的历史表明，父母（特别是母亲）的教育程度对生育率水平的影响作用是比较明显的。父母受教育的程度愈高，生育率愈低；反之，父母教育程度愈低，生育率愈高。如果就父母受教育程度分别来观察，父亲的教育程度影响要小于母亲的教育程度。如表3、表4所列。

从上表可以看出，每同一年龄组的妇女（20-24或25-29）生育的子女数，随教育年限的延长而明显地下降，说明妇女的教育程度对妇女的生育率的影响既直接又显著。

表4 1981年我国不同文化程度的妇女生育情况

内容说明：一般生育率是指每千名育龄妇女（15-49）在一年中生育的活婴数。平均孩次是按活婴的出生顺序为变量，以不同出生顺序的活婴为权数的加权算术平均数。

上表说明一般生育率和出生婴儿的平均孩次两个指标，都表明教育程度高的妇女都明显低于教育程度低的妇女。

是什么原因使得教育程度对生育率有如此大影响呢？对于农民工来说，主要原因是受过较高教育的妇女，通过常年在外打工开阔了眼界，深切感受到文化素质高，技能掌握快，就业机会多，工资收入高。他们更关心下一代能否接受良好地教育，有一个更好地发展。所以他们愿意生得少些，养得好些，教育好些。其次，妇女所受教育愈多，她们挣钱的能力愈强，她们所支配的时间价值就愈大。除去抚养孩子的直接成本之外，因妇女时间价值增大，母亲抚养孩子的机会成本将会有较大的增加，从而导致家庭对孩子的需求减少。最后，受过较高教育的妇女，受传统的生育观念影响较小，易于接受和掌握科学的避孕方法而做到节育。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由于我国的农民工文化素质普遍较低，生育的传统观念比较强，如果再加上失去工作，生育孩子的机会成本就随之降低，出现偷生、逃生现象的可能性大大增强，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

面对以上新形势下出现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新情况，全社会都要给与关注，采取相应的对策，稳定来之不易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良好局面。

一、地方政府要准确地收集本地农民工就业的信息，到农民工务工比较集中的地区，了解金融危机对本地外出务工人员就业的影响。同时在一些农民工出去比较多的地方，设置观察点，时刻在关注着本地农民工的就业问题。

二、政府要在政策、金融、税收等方面，有针对性地出台一些措施，鼓励帮助农民工回乡自己创业。

三、给他们提供更多的职业技能培训机会。培训前要对返乡农民工进行摸底，准确掌握各村待就业返乡农民工情况。这种培训既要进行适应工业企业的技术技能地培训，也要进行种植、养殖、农副产品加工等发展现代农业方面的培训。还要进行法律法规、卫生安全、社会经验等方面的培训。

四、凡政府投资的公共设施建设，都要尽可能地多吸纳农民工去就业，对于已经返乡的农民工，政府要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鼓励他们参加农村的基础设施的建设。

五、举办农民工就业招聘会，为返乡农民工就业搭建平台。对吸纳农民工就业的企业，要给于一定的优惠政策和经济扶持。

六、对返乡农民工进行一定的心理辅导，疏导不良情绪，使他们对未来充满信心，积极应对目前的困难和挑战。

参考文献：

[1] 刘铮主编，人口理论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3

[2] 曾毅、李玲、顾宝昌、林毅夫主编，21世纪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8

[3] 李竟能编著，现代西方人口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9

[4] 刘家强主编，人口经济学新论，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1

计划生育对生育率的影响范文第5篇

人类社会的发展与延续，人口生育就成为必然。而作为组成社会的人口，生育行为又必须遵循社会秩序与规范，维系社会秩序的良好发展，这就是科学的生育决策所负有的使命。在我国人口生育已全面进入低生育趋势的情况下，如何把握低生育的运行与发展同人口再生产的内在关系，充分预见持续低生育的社会后果，适时实施细分化生育决策，这在理论与实践上都是值得关注的重大问题。

一、 我国人口持续的低生育水平

我国人口在政策因素条件下的低生育现象，是对历史前期的高生育现象的制约与调节。由于高生育水平所带来的人口增长后果，在一个历史时期内难以得到遏制的情况下，坚持实施低生育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和完全必要的。据资料显示，我国在大力开展计划生育的1975年以前，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ite, TFR）一般都在4―5的水平，最高的1963年，TFR高达619（见表1）。在我国强有力的计划生育国策推进下，到2000年人口普查时，我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下降至TFR=1.22的低生育水平，进入低生育水平的省市自治区的覆盖面已高达97%（见表2），由此表明我国人口的生育水平已全面进入低生育时期。

所谓低生育，一般是指低于生育更替水平以下的生育水平而言。［2］①因为，处于生育更替水平以下的人口，反映在人口真正（内在）自然增长率（Intrinsic Rate of Natural increase）上，其表现为负增长的人口；反映在代际关系上为新一代人口较上一代呈缩减型人口。生育更替水平的计量描述方法有二：②一是用总和生育率（TFR），一般认为，在当前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死亡水平条件下，TFR=21,即认为可实现人口生育更替水平。其具体含义为，平均一对夫妇一生中生育21个孩子，当这些孩子成长到再成为新一代父母时，在扣除他们在成长过程中的死亡因素后，其子女一代与父母一代的人数规模恰好相等，故称可实现生育更替水平。另一可用净再生产率（Net Reproduction Rate, NRR）进行描述。由于NRR是已经考虑了死亡因素的指标，所以，一般认为，当NRR=1时，即可认为所研究的人口可实现生育更替水平。其内在含义为，某一妇女群所生育的女儿人数，在她们存活到能够真正接替其母亲的生育职能时，其人数规模同母亲一代完全相等，由此而可实现人口生育更替水平。所以，生育更替水平就成为研究与界定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生育水平高低属性的基本标准。

从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获悉，我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下降到122的水平，其值已远低于生育更替水平TFR=21的基本标准，由此表明我国人口已全面进入低生育时期。人口的低生育现象，是相对于人口高生育水平而言，据此我们可以按总和生育率高低的不同，把我国的计划生育发展历程，划分为前后两个性质不同的时期，即前计生时期和后计生时期。在我国人口总和生育率水平下降至生育更替水平以下的时期，对此时期即可称为后计生时期。后计生时期的此前时期，则称为前计生时期。所以我们称低生育现象是后计生时期的标志性特征，或者人口的低生育现象，标志着我国的计划生育事业已进入一个崭新的时期。这一划分，还不仅仅是在时期称谓上的差异，而更重要的意义，是在我们计生决策的指导思想、方法与措施上，更加体现不同时期的方针与特点，从而使我们的计生事业更加科学、有序地发展。很显然，当我们的计生工作已进入后计生时期时，如果在计生的指导思想与实践中，仍然沿袭前计生时期的做法，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本文在后面还将专门进行讨论。

(二)我国进入低生育时期的时间认定

上面已述，低生育是指低于生育更替水平以下的生育，即表现在总和生育率上为TFR＜21以下，反映在净再生产率上为NRR＜1以下的生育水平。出于资料采集上的方便，本文在计量分析上，采用TFR数据来进行阐述与说明。这里需要首先回答的是，在我国人口总和生育率低于21时究竟出现在哪一个年份？因为，这个年份既是观察我国低生育水平延续的时间，又是确切界定后计生时期起始时间的基本依据。［3］

在人口生育统计上，最权威的统计资料是人口普查资料，而又由于人口普查资料的时间间隔较长，所获取的资料只反映了普查年份的人口状况，所以，对TFR＜ 21 出现的具体年份，尚不能直接得到反映，为此，我们采取依据人口普查资料，通过数理分析手段来获取说明。

从1981―2005年间人口普查资料（包括抽样调查资料）的TFR数据的变化趋势看，表现为一个典型的下滑指数趋势曲线（见图1），由此这就为我们研究这一时期间不同年份的生育水平提供了理论前提。亦即我们可以把我国这一时期总和生育率的变化趋势描述为下述指数模型：

TFR0+i=TFR0ert (1)

式中，TFR0+i为从基年到最终观察年份的总和生育率；TFR0为研究所依据的基础年份的总和生育率；r为从基年到最终观察年份期间总和生育率的变化速度；t为从基年到最终观察年份所经历的时间，即年份。

上面已述，我们的研究目的，在于找出我国低生育水平出现的具体时间（年份），亦即总和生育率低于生育更替水平（TFR＜21）出现的具体时间（年份），由此以确切观察迄今为止我国低生育水平运行的时间长度。

具体做法是对（1）式两端取对数：

ln TFR0+i= ln TFR0+ rt （2）

为实现这一研究目的，首先需要找出低于生育更替水平的那个TFR值，由此其所出现的相应年份，也就可以确定了。为此，我们需要将TFR0中的脚标0改写为z，即低生育水平可能出现在0+i期间任意一个年份，于是再将（2）式改写为：

ln TFR0+i=lnTFRz+ rt (3)

为实现上述研究目的，我们将（3）式直接表达为：

lnTFRz= ln TFR0＋i- rt (4)

为了实现TFR即低生育水平具体值的计算，必须先计算式中总和生育率变化速度r。r的计算，可据（1）式并整理为：

r=ln TFR0+i-ln TFR0t(5)

t为从0―i所经历的时间（年份）。

又从表1资料可见，我国低生育水平出现的时间，只可能在1989―2000年这一时期内发生，所以，我们只需计算这一时期TFR的变化速度就可以满足我们的研究目的。现将（5）式具体描述为：

r=ln TFR2000-ln TFR1989t=ln122-ln 22911=-0057245

计算结果表明，在1989―2000年期间，我国人口总和生育率每年以平均572%的速度下降。据此我们即可依据（4)式计算出这一期间每一个年份的总和生育率值。当然，我们最关心的是TFR＜21出现的年份。

由（4）式：

lnTFRz= lnTFR0+i－ rt

于是，lnTFR1990= lnTFR2000－r×10 = ln122-(-005724)×10=07713

对其取反对数得：TFR1990=216

同理，可计算, TFR1991=204

因为，204＜210，所以，据此我们可以认为，我国低生育水平出现的年份为1991年。此后则继续走低，直到2000年时总和生育率仅为122，较之生育更替水平TFR=210来说，低了088个总和生育率值。值得人们关注的是，在2000年以后，由于一些省市区对生育政策进行了一些微调，因此反映在2005年人口抽样调查时，总和生育率较2000年时有所上升。依据这一变化趋势，我们运用（1）式，即可以计算出2011年我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即：

TFR2011=TFR2005ert

先计算2000―2005年间TFR的变化速度r：

r=ln TFR2005-ln TFR2000t=ln 133-ln 1225=001727

所以，TFR2011=133e00173×6=148

由此可知，我国人口总和生育率即便是按照2005年的发展趋势继续上升的话，到2011年的人口总和生育率也只为148，亦即继续表现为低生育水平。由此我们可以得到，我国从1991年进入低生育时计算，到2011年时，我国人口进入低生育水平的时间已经运行了20年！

二、 持续低生育的严重后果――去惯性后生育僵化反应

由政策因素形成的人口低生育现象，与此始终相伴随的另一人口现象――人口惯性现象。我国自1975年大力开展计划生育以来，一方面，人口高增长势头得到迅速遏制，人口生育水平逐步下降，直到当前，如2005年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远远低于人口生育更替水平的133的水平。另一方面，反映在人口自然增长率上，却又表现为一直保持继续增长的趋势，③这种增长趋势反映在人口总量上，即表现为缓慢增长趋势。这种在生育控制决策下，人口总量表现为继续增长的趋势，即为人口惯性所使然，亦即只要在生育决策上有控制因素存在，人口惯性因素将始终相伴随而存在。为此，对于持续低生育，人口惯性与去惯性后的人口生育特征问题，将是下面要进行开发讨论的许多新的、深层次的人口现象与问题。

(一)低生育、人口惯性与去惯性

低生育在我国是人口控制决策的结果与表现。美国人口学家安斯雷・寇尔（Ansley J Coale）在1980年代初曾形象指出，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就像是在激流滚滚的江面上筑起了一道堤坝，［4］这道计划生育堤坝使我国一直居高不下的生育水平得到了迅速遏制，计划生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可喜成就。直至1991年，我国人口总和生育率实现了低于生育更替水平（TFR=21）以下的低生育水平，从此我国人口进入了低生育的发展时期。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与计划生育堤坝同时共生的另一人口现象――人口惯性也就应运而生了。所谓人口惯性，是指在生育控制条件下反映在人口总量上继续呈增长趋势的人口现象。人口惯性有如下基本特征：（1）人口惯性的产生是与生育控制决策的实施为前提的，并与生育控制决策实施过程的始终相伴随，直至生育控制措施的取消才会相应自动消失。（2）在人口惯性发生作用过程中，反映在人口总量上即表现为呈继续增长的趋势。这是因为我国现行的生育决策为一对夫妇一般生育一个孩子。同时又由于我国育龄妇女人数规模大，自1981年以来，每年的出生人数一般都保持在1500―2000万人左右，而每年的死亡人数为600―700万人上下，因此，这就为我国虽然在生育控制条件下，人口总量继续保持增长具备了基本条件。（3）反映在人口生育水平上为一直保持走低的趋势（如表1资料所示），这是我国实行生育控制决策取得巨大成效的表现。由此表明，人口惯性只对人口总量产生影响，而与生育水平没有直接联系。因为，生育水平的高低只与育龄妇女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大小，即人数规模具有密切联系。同时我们已经知道，人口惯性与生育控制决策乃为两个相伴而行的人口事件，且人口惯性依附于生育控制决策的起始与终结。而生育控制决策实施的目的与任务，就在于使过高的生育水平逐渐地降下来，因此，人口惯性对生育水平的影响也就不具有直接意义。

由于具体生育决策具有可变性，对于我国来说，我国现行所实施的是生育控制的决策，当我们为适应经济、社会与人口发展的客观特点而改变现行生育控制决策时，前面已经提及的与生育控制决策相伴随的人口惯性，也就会随之而相应消失。人口惯性随生育控制决策的取消而消失的现象，本文称之为去人口惯性现象。因为，对于一个实施生育控制决策的国家，在改变生育控制生育决策后，依附于生育控制条件而产生的人口惯性也就会相应消失，这个时期的生育特征，也就表现为去惯性特征。由于去惯性的前提是对原来的生育控制决策的取消，因此去惯性后的生育特征，相对于原来的低生育特征而进入一个生育复苏期的生育特征。但当去惯性后我国人口生育是否为人们所想象或者所顾虑的那样，马上会进入一个生育膨胀期或新一轮生育热潮？这是接下来要讨论的亦为人们所关注的问题。

(二)去惯性后人口生育的僵化反应

去人口惯性的基本前提是放开现行生育控制决策，因为，人口惯性的产生是与生育控制决策的实施而出现的、且为与其始终相伴随的人口现象。而放开现行生育控制决策，又是以持续的且为较长时期的低生育趋势为其背景的。因此，在这样一个人口背景下来讨论放开现行生育决策问题，这立刻给人的第一反应乃至本能的反应是，我国又将出现新一轮生育热潮。对此，我们的回答是完全否定的。因为，我国人口现实表明将不会出现新一轮生育热潮，而是将产生去人口惯性后的生育的僵化反应。所谓生育僵化反应，是指在持续低生育形势下，人口生育行为在短期内不为生育政策放开因素所驱动的生育停滞现象。出现生育僵化反应的基本原因是，我国人口在生育控制决策因素条件下，经历了较长时期的低生育，因此，人们对生育数量的观念已经逐步淡化，并且随着经济发展与生活质量的提高，人们在权衡生育数量与生活质量提高的选择上更加理性。所以，新一轮生育热的顾虑是不成立的。

1去惯性与人口生育僵化反应的时间特征。去人口惯性后，亦即在放开现行生育控制决策后，我国人口生育趋势走向的僵化反应具有明显的时间特征。对时间特征的讨论，首先应明确所涉及时间的起界点。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从1975年算起，已经经历了35个年头，亦即我们是在这一时间背景条件下来讨论去惯性后人口生育趋势的特征问题。去惯性后人口生育趋势的基本特征是：去惯性的时间愈迟，人口生育僵化反应会愈严重；反之，去人口惯性愈及时，人口生育僵化反应就会愈轻。从我国计划生育工作的实践看，在我国的一些大城市，在前些年就已出现一些育龄人口不愿接受计划内的生育指标，这一事实已经反映出在一些人群中已经出现了生育僵化反应的苗头。试想，如果我们现行的低生育决策再继续推行20年，到那时再来考虑放开我们现行的生育决策，那么我们就会从现在一些地区出现的人口生育僵化信号，预知那时的人口生育僵化现象可能出现的严重程度。因此，我们在人口生育决策上，能及时做出科学、合理和有序调整，以最大程度地避免人口生育僵化趋势对我国人口健康、安全发展带来的影响。

2去惯性与人口生育僵化反应的地域特征。由于我国地域辽阔，经济与社会发展具有较大差异，反映在人口生育水平上也就具有相应差异，例如，就我国当前已经进入低生育水平而言，有的地区已经进入了极低的低生育水平，而有的地区则刚刚迈进低生育的门槛，所以，就低生育水平而言，在全国不同地区也有高低不同的明显差异。因此，我们在讨论去人口惯性问题，亦即放开现行生育决策时，就应当充分考虑人口所处的地域特征，这样才能使我国计生工作的开展真正做到健康、有序地发展，不至于因未顾及地域特点而带来的被动后果，以致出现为顾及一些地区的生育僵化反应，而导致另一些地区可能出现的生育反弹，干扰了整个计生工作健康、有序发展的大局。

3去惯性与人口生育僵化反应的人口素质特征。人口素质特征可以从多重角度进行描述，如受教育程度、思想品德、身体健康状况等，而与本文研究最为密切的是人口的受教育状况。一般来讲，人口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反映在生育态度上是有明显差异的。从我国历次的人口普查资料已经表明，人口生育水平与人口受教育程度的关系是：受教育程度愈高，生育水平愈低；反之，受教育程度愈低，生育水平则愈高。其两者之间的相关关系，表现为高度负相关关系。人口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差异，反映在生育僵化反应程度上也有着明显的差异，亦即受教育程度愈高的人群，其生育僵化反应的程度即愈高；反之，受教育程度愈低的人群，其生育僵化反应程度则相对较低。由此可见，受教育程度高低同生育僵化反应则表现为呈正相关关系。这是因为，受教育程度愈高的人群，反映在对生育数量选择上，一般都选择少生育，甚至有部分高学历妇女选择不生育。所以，当在去人口惯性后，反映在生育僵化反应程度上，受教育程度愈高的人群，其生育僵化反应程度则会愈高。具体来说，即便是放开现行生育控制决策，对于这部分人群来说，其结果也只能是一种淡化反映，而不会因放开现行生育政策而对生育局势有所冲击。由此可见，人口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对生育僵化反应有着明显差异，这也为我们在考虑人口生育决策细分化问题时，提供了可供遵循的依据。

三、 生育发展趋势决策的细分化思考

我国是一个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经济发展存在地区差异较大的国家。从1975年开始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已经经历了35个年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并已形成了持续的低生育特征。我国人口生育这一特点，也就提示我们，我国人口发展将如何继续往前走，这就需要对我国的基本国策的具体内涵，再度进行思考与决策。这也是本文提出生育决策细分化研究的初衷和动因。

(一)人口多元化特征呼唤生育决策细分化

人口多元化特征，在客观上要求生育决策由单一性向多元性转化，特别是在后计生时期，这种转化的思想基础、经验积累和管理能力都已具备和成熟，由此为生育决策细分化的实施奠定了充分可行的基础。细分化原本是市场营销学中的一个概念，其基本含义是指以消费人群为对象，并根据消费人群的不同消费差异，将其划分为不同类型的消费群体，即消费市场，由此来设计商品种类及门类的配置的营销策略与方法，最终实现经营效益的最大化。本文把细分化概念引入生育决策研究，即以对具有不同特征的人群，实施有差异的细分化生育决策，由此实现全面统筹人口发展目标的最优化。

由于人口具有多元化特征，因此，根据不同研究目的和使用不同标识，可以有不同的分类。依据生育决策细分化的要求，可以作以下一些基本分类。（1）按人口居住的地域标识分类，可以分为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两类。（2）按人口所处的地域方位分类。（3）按人口所属民族分类。根据人口普查的人口民族分类，我国共有56个民族，由此可分为56个不同民族的人口群体。（4）按人口的居住形态分类，一般可以分为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两类。

由于人口具有按不同标识可以有不同分类的特征，因此在以人口为对象的生育决策上，充分考虑人口的多元特征，实行生育决策细分化，对于统筹人口的全面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生育发展趋势细分化决策的基本设想

1生育决策细分化的实施可分三种基本类型。 生育决策细分化的实施目的，是在于根据人口群体的不同特征，实施相应的生育决策，由此而求得最优的实施效果。所以， 生育决策细分化实施的基本内涵应该是：有放、有控和继续保持三种基本类型。

所谓放，是指根据人口发展对总和生育率水平的目标要求（具体发展目标本文在后面有关部分将要作具体讨论），而在具体实施地区的现实人口生育水平，低于目标水平者，即应考虑实行相应放开的生育决策，以便实现全国的均衡发展。

所谓控，即继续实施必要的生育控制决策。具体是指根据人口发展对总和生育率水平的目标要求，若具体实施地区当前仍为较高生育水平时，即应继续实施必要的生育控制决策。

所谓继续保持，是指在那些具体实施生育决策细分化地区的人口生育水平，与人口发展目标要求的总和生育率水平基本相当的地区，即应考虑继续保持按当前的生育水平发展，亦即实行既不放、也不控的方针发展，这也是保持全国总生育水平均衡发展的一种重要的生育决策与方式。

经过以上这样“对号入座”的生育决策细分化的实施，对于确保人口生育的总体发展水平按照预期目标发展，理顺人口生育与人口综合发展的内在关系，增强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2生育决策细分化的实施可分三步走。前面已述，人口在再生产过程中的最佳生育更替水平应该是：TFR=21，或为NRR=1（本文主要使用TFR=21进行论述）。本文的研究目的就在于通过生育决策细分化的实施，使人口发展中的生育水平，始终保持在生育更替水平的最佳状态。鉴于我国在较长时期的持续低生育之后，已进入超低生育水平的情况下，要使当前的生育水平逐步恢复到生育更替水平的要求，还需要有一个时间过程，包括人们的心理适应过程。要实现这一过程的目标要求，为此，就需要分三步走：第一步，可将总和生育率恢复到15；第二步，将总和生育率恢复到18；第三步，将总和生育率恢复到生育更替水平21。

第一步，生育决策细分化实施目标，TFR=15。这一步为较为艰难的起步阶段，其所面临的客观背景是，我国经历了较长时间的低生育时期，在一定范围内人们尚存在着较严重的生育僵化反应。所以，要从目前的总和生育率水平逐步恢复到15，就是我们所面临的比较艰难的一步，特别是在那些当前的总和生育率仅在1以下，甚至离低于1尚为较远的那些地区更是如此。

第二步，生育决策细分化实施目标，TFR=18。在经过第一步的艰难跋涉之后，已为第二步的决策实施奠定了基础。进入这一阶段的特点是，生育关系已基本理顺，生育僵化反应已逐步淡化，人们的生育观念更加趋于理性。为此，依照上述TFR=18的决策发展目标，再依据不同地区人口生育差异进行细分化的基础上，对于高于发展目标者，即控；对于低于发展目标者，即放；对于相当于发展目标水平的地区，即实行继续保持的原则，由此为下一步的决策实施奠定基础。

第三步，生育决策细分化实施目标，TFR=21。这一步是生育决策细分化实施过程中把关的一步。经过前两轮生育决策细分化的实施，人们在生育愿望和生育态度上已经到了起暖回春的阶段，因此，在生育决策的掌控上很容易出现不上就下、同生育失控的风险相伴随的现象，这是在生育决策把握上难度较大的一步，而这一步又是为保证实现人口生育更替水平，推进人口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一步。

(三)生育发展趋势细分化决策的宏观思考

生育发展水平的宏观定位是生育决策细分化实施的前提和依据。亦即我们所讨论的生育决策细分化，是指在以某一总和生育率水平为宏观定位条件下的生育决策细分化，而且作为宏观定位的总和生育率，又为在生育决策细分化实施过程中进行宏观调控提供了可能与条件。

1生育水平的宏观定位与生育决策细分化的实施。生育决策细分化就其性质而言，它系属于技术层面的方法或手段，其具体实施必须是以对生育水平的宏观定位为前提，亦即我们所说的生育决策细分化，一定是指在某一宏观生育水平下的生育决策细分化，离开生育水平宏观定位这个前提，生育决策细分化就是一个不明确的概念。生育水平的宏观定位，通常是用总和生育率（TFR）来表述的。因为，总和生育率是一个具有反映一个国家一定时期人口发展水平的国情指标。同时还表明，总和生育率指标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应用与否，它又是反映一个国家人口学的研究水平与政府在人口管理领域执政理念的重要标志。

2行政建制要素与生育决策细分化。行政建制要素是生育决策实施的保证与条件。由于生育决策的细分化过程，需要依据不同地区的社会经济差异，人口生育水平的不同特点，人口居住的不同形态，以及人口的不同民族区分等要素，就需要对所实施的生育决策进行细分。很显然，上述这些细分后的生育决策的付诸实践，行政建制要素就成为绝对重要的保证条件。根据我国行政建制的特点，生育决策细分化的实施，可按全国和省市自治区两级进行。亦即从全国来说，可根据不同省市自治区的差异，分别实施有差异的细分化生育决策；对于省市自治区而言，可根据本省、本市和本自治区人口生育差异与特点，实施相应的细分化生育决策，由此保持人口生育持续、健康地发展。

3后计生时期：保持人口生育持续、健康发展。前面已述，低生育决策，其本身只是也只能是某一历史时期背景下的特定概念，因此，它在决策理念与实践中也就不具有一般意义。在我国人口生育水平已经下降至TFR=12或TFR=13的情况下，如果再继续提为坚持低生育的生育决策，这在人口再生产理论要求上和在对维系人口生育更替水平需要保持TFR=21的客观要求来说，都是不合适的。因为TFR=12或13，就已经较远地背离了TFR=21的人口生育更替水平的基本要求。所以，将现行人口生育决策的称谓提为保持人口生育持续、健康发展，这无论在人口发展实践和在人口再生产过程中的理论要求来说，都是符合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基本国情的。所以，我们强调，我国的人口生育决策，应当是保持人口生育持续、健康发展，应当把保持人口生育持续、健康发展理念，作为我国在改革开放后30年的经济、社会与人口发展实践中的基本目标与指导方略。

注释：

① 具体的界定与表述，可参见邬沧萍、穆光宗：《低生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

② 参见李永胜主编：《人口统计学》，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出版，第217页。

③ 如1981、1989、2000和2005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为14.55‰、15.11‰、5.46‰和5.89‰。主要参考文献：

［1］马赢通人口统计分析学［M］.北京：红旗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