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的背景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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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的背景和意义范文第1篇
本刊讯 8月15日至16日，北京市档案局组织召开了“基于异构系统的电子档案凭证性保障核心技术开发与应用”课题中期总结暨评审会议。该课题是2011年12月市档案局向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申请立项的北京市科技计划课题。经课题组半年来的努力，课题按计划得到有效推进，取得多项阶段性研究成果。课题中期总结报告和阶段性研究成果通过了以北京市档案局（馆）党组书记陈乐人、局（馆）长吕和顺等同志为组长，以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工业标准化研究院信息技术中心主任高林、北京市丰台区档案局（馆）局（馆）长董化斌、北京市信息资源管理中心发展计划部部长高顺尉等专家为成员的专家组评审。
陈乐人对课题组的中期报告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课题研究工作富有成效，报告全面明了、工作深入细致、人员得到锻炼，对课题组的下一步研究工作提出了三点要求：一是课题的研究活动要对我市档案信息化工作产生强有力的指导作用；二是下半年要将通过研究所取得的成果落实到我市数字档案馆建设的实际操作层面；三是课题组要进一步采取开放式研究方法，多借鉴、多学习，要以虚心的态度取人之长、补己之短。
吕和顺在总结讲话中，肯定了课题组在理论、技术和实践等方面所取得的突出成绩，指出在信息化建设飞速发展的背景下，该课题的研究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同时要求，下半年的研究任务较上半年更为艰巨，同志们要有紧迫感，我们的课题在创新性、实用性和复杂性等方面具有一定优势，课题组要明白肩负着的重要使命，大家任重而道远。
会上，课题组向与会专家详细报告了课题的基本概况、阶段目标、研究任务完成情况、各研究组工作情况及主要成就、经费执行情况、实施亮点及下半年工作重点等内容。与会专家对课题研究工作及阶段性成果进行了评审，指出：该课题致力于破解基于异构系统环境下的电子档案凭证性保障难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对处于异构系统环境下的电子档案凭证性保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填补了我国在相关研究领域的空白；课题组详细分析了国内外数字档案馆的建设模式，立足北京实际，探索并首创了基于“云计算”技术的“区域性”数字档案馆建设方案，有望解决数字档案馆建设各自为战的现状，打破信息孤岛，提升数字档案馆的战略定位；课题的管理工作科学、有效，课题调研工作深入、需求分析详尽、方案设计合理、技术攻关成效显著，原型系统的研发工作起到了验证课题成果的应有作用。最后，专家组一致认为本课题组过去半年的研究思路科学、明确，课题管理措施完善、有力，课题成果丰硕、出色，课题中期总结报告全面、详实，希望课题组能够继续高质量高效率地完成研究工作，取得预期的成果。
课题组长、北京市档案局（馆）副局（馆）长陶水龙同志根据专家组的评审意见，在课题组内部研讨会中指出北京市的数字档案馆建设是全局性工作，课题组必须要配合好局（馆）领导完成数字档案馆的建设任务，并就课题组下一阶段的研究方向、研究目标和研究计划等进行了全面部署，提出了具体的工作要求。
数字经济的背景和意义范文第2篇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数字媒体在创意产业中的发展地位也越来越重要。而且伴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数字媒体的文化传播方式也逐渐发生了改变。其不仅融合了新媒体的文化特色，而且对创意产业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所以数字媒体对于创意产业有着不可忽略的作用。
关键词：
数字媒体；创意产业；发展；地位
自进入21世纪以来，创意产业以极其迅猛的速度崛起，并占据了广阔的市场。其之所以能够快速的发展，与数字媒体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如果说创意产业是前进的航船，那么数字媒体就是其前进的动力。近年来，IT技术以及CG技术对创意产业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所以数字媒体在创意产业的发展中已经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
一、数字媒体在创意产业中的发展概况
1、数字媒体在创意产业中的发展现状目前，数字媒体与创意产业的发展已经密不可分。在这个知识经济时代里，创意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很多企业都以创意为基础，将艺术、文化以及娱乐产业进行相互融合，使得企业经济与企业文化相互交融，促使其发展逐渐处于一种动态平衡。但是部分企业在发展创意产业的过程中，并未将数字媒体放在主导地位。也没有意识到数字媒体在创意产业中的重要地位，其常常采用逐渐渗透的方式来进行创意产业的融合，但是其必然使得创意产业发展的速度无法得到全面的提高。所以，总体来看，创意产业的发展与数字媒体已经密不可分。而且伴随着新媒体的不断进步，数字媒体的应用方式也逐渐多样化。因此，我国的创意产业处于高速发展状态。
2、数字媒体在创意产业中的发展意义数字媒体对创意产业的发展具有不可忽略的意义，数字媒体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已经逐渐的信息化，科学化。这样就给创意产业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尤其是新媒体的改革发展让创意产业的发展形式变得更加丰富。随着现在越来越多的营销品牌借助网络来进行销售，数字媒体也越来越受到群众的关注，使传统的营销模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与传统媒体相比，数字媒体具有更快的发展速度、其覆盖面也越来越广泛，信息量也逐渐扩大。其对于创意产业的发展优势也有着集中的体现。根据相关数据显示，创意经济每天创造的财富价值大约在220亿左右，并且每个季度呈现5％的速率进行递增。而创意产业进步的核心基础就在于数字媒体全球化的营销方式以及被关注的热度。由此可见，数字媒体对于创意产业的发展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
二、数字媒体在创意产业中的发展内容
1、数字电影在创意产业中的应用数字电影是创意产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通常包含了三个部分。分别是制作、发行以及放映。在数字电影中，其数字的特效十分重要。因为很多商业影视需要依靠数字的创意赢得观众的好评。而且创意产业也能与数字媒体相辅相成，无论是在数字特效上，还是在情节创新上，都能为创意产业的发展创造价值。例如，《星球大战》中数字媒体对太空的虚拟以及《泰坦尼克号》对数字的处理，都为数字电影增添了个性化的色彩，从而使得影片的商业卖点以及艺术特点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2、动漫在创意产业中的发展动漫的发展在创意产业的发展中具有集中的体现。因为动漫在制作的过程中具有很强的创新性，同时还要结合一定的艺术特色，这样动漫就能与创意产业进行有效地融合。但是在现代的很多动漫制作中，其创意性依旧有待提高，尤其是国产动漫，其不仅拍摄成本较高，而且也无法起到提高收视率的效率。其根本原因还在于没有与创意产业相互结合。所以，随着新媒体的逐渐发展，数字媒体也逐渐运用到动漫的制作之中，尤其是在动漫的设计方面有着很强的牵引作用，所以动漫也是创意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3、电子游戏在创意产业的进步电子游戏也是创意产业发展的重要内容，尤其是在数字媒体出现以后，电子游戏从传统的二维空间逐渐过渡到三维视觉。这对于电子游戏而言是一个极大的创新。现在在创意产业具有代表性的网络电子游戏当以“英雄联盟”为首。其利用数字媒体进行多种方式的营销，让创意成为利润，让创意实现价值。在电子游戏中，创意产业抓住了创新的基础，为游戏者带来了新的游戏模式和游戏环境，然后结合数字媒体的多种变化形式，从而极大的丰富了电子游戏在创意产业的具体内容。
三、数字媒体在创意产业中的发展方向
1、深化数字媒体的发展体系近几年以来，数字媒体的发展速度十分迅速。但是总微观的角度来看，数字媒体与创意产业的发展并没有较好的同步。其在发展体系方面依旧暴露出诸多的问题。所以，想要深化数字媒体的发展体系，就要加强战略营销手段。数字媒体的发展是一个比较系统的工程，涉及到战略、策划、媒体组合等很多方面的内容。但是大多数企业只是将新媒体作为产品的宣传手段，其最终的效果却是差强人意。所以数字媒体应当以创意产业为基础，让网络信息的传递逐渐规范化，一体化。这样就能让创意内容得到全面的传输，为人们获取文化创意产品信息提供了捷径。
2、创意产业前景展望在这个网络迅速崛起的时代，创意产业的发展趋势也越来越快。其主要表现在创新的范围比较广、传播的成本相对比较低、而且还能及时更新和宣传产品的信息，对于未来的创意产业而言有着不可忽略的作用。然而，新媒体的未来前景也不可忽视。随着未来信息技术的逐渐普及以及平台差异性的不断变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必然能够促进服务产业的发展，同时三维造型以及一些影响事业的传播也会因为创意产业的进步而不断与时俱进。从而形成高效的服务群体，而且数字技术的全面应用也能为创意产业的发展提升极大的空间。所以创意产业的应用前景十分广阔，只要将其与数字媒体同步发展，其所回馈的创意价值必然能够让人叹为观止。
参考文献
[1]郎立永.市场经济背景下数字媒体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中的发展策略研究[J].品牌(下半月).2015(09)15-22
[2]龚静子.论新媒体艺术对文化创意产业的意义[J].艺术科技.2014(10)161-182
数字经济的背景和意义范文第3篇
3月16日，聚焦“智能时代・数字经济”这一主题，由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指导、赛迪顾问股份有限公司主办的“2017中国IT市场年会”在北京隆重召开。年会全方位解读了业界的关注焦点――如何把握IT创新驱动产业融合，敏锐洞察产业新趋势；如何依托新模式构建产业新生态，准确把握数字经济新机遇；如何借助智能技术拓展平台型应用，全面提升服务新能力。
智能时代来临
数字经济创新
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周宏仁、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院长卢山莅临大会并致辞，明确指出基于数字化、网络化的智能化和自动化的智能时代全面来临，以移动通信、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一系列新兴技术成为新的引擎，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已经从提升劳动生产率和效率的辅助角色，快速演变为基础创新和创造的使能者，推动社会步入数字经济时代。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创新，不但对既有经济模式形成颠覆重塑，促进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而且催生了一系列活力四射的新业态和新模式。
数字经济2030：
产业跃升的中国战略
会上，赛迪顾问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孙会峰，发表了题为《数字经济2030――产业跃升的中国战略》的主题演讲。他指出，2016年G20峰会提出的“数字经济”，为IT产业未来10至20年的演进提出了新的方向和目标。
基于未来世界所具备感知、智慧、行动和进化的特征，生态进化的数字经济2030将呈现全新智能设施――万物互联、全新驱动要素――数据核爆和全新交互模式――业态新生三个层面的变化；并产生产业融合、秩序重构和角色转化三个方面的影响；从而催生接入、数据和新生三个方向的机会，接入的机会在于海量的“端”、丰富的形态和巨大的市场，数据的机会在于海量的“端”引发数据核爆、改变产业结构和未来业态。
汇聚权威专家
热议时代机遇
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沈昌祥，美国硅谷排名第一孵化器创始人史蒂夫・霍夫曼和东方证券研究所所长陈刚，分别深入阐述了ICT演进与创新、可信计算、未来黑科技与硅谷独角兽以及新兴产业投资。IBM、甲骨文、英伟达、华为、浪潮、阿里巴巴、360、用友、东软、紫光西部数据、山东易华录等国内外知名IT企业，以及宿州高新区、杭州萧山区等重点园区领导等共聚一堂，围绕云计算、大数据、企业数字化转型、智慧城市、智能园区建设、共享数字经济等领域，通过主题演讲和高峰对话，密切关注智能时代的技术机遇，深度解读数字经济的发展趋势、模式创新，共同探讨中国IT市场新价值。
数字经济的背景和意义范文第4篇
一、事业单位档案数字化管理的目的和意义
事业单位是相对于企业单位而言的，是国家政府机构的分支。正是由于事业单位的特殊性，所以我们更应该注重其档案的管理，真正的本着以服务人民的宗旨服务广大民众。而事业单位档案管理主要由人事档案、基建档案和文书档案三部分组成。这些档案是事业单位能够正常运作并服务人民的基本保障，对于发挥事业单位作用意义重大。档案管理是一项管理性、服务性和政治性的工作，其不产生物质方面的财富，并有专门人员进行分类管理，是各类社会管理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最终目的是服务他人和社会，但它又有着严格的政治色彩，档案一般具有一定的保密性，只有得到有关部门许可权利后方可查看。由于档案种类及数量巨大，管理起来有相当大的困难，因此我们应寻求一种高效准确的档案管理办法。数字化档案管理，一方面减少了档案管理数量大需要大量人员，另一方面也大幅度的提高了工作效率，降低了工作人员的劳动强度。
二、事业单位档案数字化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档案数字化水平不高
在数字化时代下，大多数时候我们会用网络存储来进行信息的保存，从而舍弃纸质材料，这样一方面可以减少纸质材料这类不可再生资源的使用，还能够节省存储空间。因此，我们往往将信息存储到网络云端或硬盘中。这些以计算机系统为主要载体的信息存储，可以实现档案信息远距离快速传输，实现档案资源的快速共享。但当数字化时代席卷档案管理的同时，一系列的问题也接踵而来。由于事业单位本身的性质决定了其档案管理应具备一定的保密性，而数字化信息传输最大的隐患则是安全系数不高，容易造成数据的丢失和损坏，并且很难进行修复。
（二）管理人员专业素质普遍较低
数字化时代的到来，给我国事业单位档案管理带来了便利，但也对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专业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由于我国政治体系的影响，很多时候管理人员往往达不到档案管理所需要的知识储备要求。他们可能更熟练于纸质档案的管理，而对于计算机数字化产品网络信息技术不能够很好的去掌握，计算机应用体系知识欠佳。这就可能会造成工作人员会产生操作不当或操作失误等一系列人为因素，从而造成档案数据文件资源的丢失。另一方面，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影响，再加上事业单位档案管理工作所具备的枯燥乏味的劣势，工作人员每天都重复做着一项工作，导致工作人员失去了耐心和激情。这样就导致了工作人员在工作的时候不能够精力集中，失去了工作责任感，从而不能够认真去工作，造成档案管理工作出现差错。因此总体来说，事业单位档案管理工作数字化管理还是缺乏具有高素质专业素养的人才和积极热情有耐心的工作人员。
三、加强事业单位档案数字化管理的具体举措
（一）提高档案数字化管理安全程度
档案管理的安全问题一直是事业部门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只有确保了档案的安全，才能够保证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不受侵害。而要做到档案信息的安全化，我们就需要确保档案在进行数字化管理的时候有一个绝对安全的网络环境，保证档案数据库能不受外界黑客及不法分子的侵入。在进行档案信息数字化管理时，应该在操作终端安装杀毒软件，同时设定防火墙，并且保证数据管理系统能够定期进行系统维护和更新，防患于未然。其次，我们还需要定期对数据库资源进行更新，并做好备份工作，防止出现问题时造成数据永久性丢失。
（二）加强工作人员专业素质建设
在进行档案管理的过程中，在保证信息管理网络安全的同时，加强人员专业素质建设也是事业单位做好档案数字化管理的一项重要工作。只有工作人员具备了较高的专业素质技能，才能够保证在工作的过程中减少失误的发生，从而保证档案信息的完整性和正确性。档案管理人员应该不断学习和掌握必要的知识和技术，同时还应该具备良好的工作责任心和较强的企业责任感，只有工作人员达到了操作人员专业素质要求，我们才能够保证档案信息管理能够发挥出其利用价值，更好的服务于社会文化建设、医疗水平建设以及教育事业和科研探索事业等方面。
（三）建立完善的档案信息管理制度
对于事业单位这种国家政府单位来说，我们应该保证其有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具备健全的管理体系。这样才能够保证档案管理过程中能够更加安全。只有建立合理的管理规章制度，操作人员按照制度来执行，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规范，同时也是档案管理体系更加规范化，做到各司其职，分工明确，是管理更加有效。同时我们还应该建立一定的网络使用管理制度，做到档案管理制度规范化、科学化和标准化，从内部杜绝网络隐患。
数字经济的背景和意义范文第5篇
[摘要]：在近些年的社会舆论中，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往往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特别是在未来主义和自由经济舆论的鼓吹下，媒体融合不仅代表让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仿佛还预示着天赋人权和民主自由的人类理想，因而成为了象征实现社会进步、经济 发展 、人类平等的金钥匙。笔者认为北美关于媒体融合的研究把媒体融合现象作为起点，着重剖析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政经、机构、政策、发展、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本质、动因以及影响。总的来说，在全球传播体系市场化、自由化和数字化的大背景下，媒体融合不仅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通过传播信息产业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组的具体手段，同时也给发展策略、行业监管、资本积累、劳动关系、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带来了种种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响， 历史 的延续性和革新性是媒体融合的双重特点。
abstract:
media convergence is another buzz word in the futurist discourse. while celebrated as the inevitable path towards economic growth, social development, and human prosperity, media convergence is actually a market-driven restructuring of the global capitalist system on the platform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through critically reviewing the north american scholarship on media convergence from the vantage point of political economy research,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on the one hand, north american scholars, especially political economists, have demystified media convergence through social-historical approaches; on the other hand, they have critically explored the historical, political, economic, institutional, and technological forces that inform and structure the processes of media converg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arious players in the trans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recognizing the deepened integration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such as china, russia, india, and brazil, into the global capitalist economy, media convergence, as an ongoing historical process, will continue to be an useful vehicle through which scholars can further understand the expansion and evolution of global capitalism.
“媒体融合”，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它的内涵与外延非常的丰富，人们对媒体融合的界定往往受潜在的经济逻辑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作为历史现象，媒体融合的发展也还未有终结。wWW.133229.CoM处在最活跃的经济和技术领域，媒体融合的走势受到宏观政治、意识形态、产业政策、市场、技术、核心价值和社会大众的多方影响。介于“媒体融合”是一个动态的学术热点,本文试图粗略地归纳出几种比较突出的研究途径和角度。特别是站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本文旨在审视北美学者近几年内对“媒体融合”现象的预测、分析以及常用的理论分析框架。总体来说，北美学者对媒体融合的探讨大致分三大重点：第一个重点考量媒体融合这一历史现象的性质，并试图解释趋势背后的主要推动力和阻力; 第二个重点通过实证研究方法，对媒体融合的具体状况加以分析。对于新媒体政策与新融合经济的解析是这个方向的重中之重；第三个重点涉及媒体融合所带来的，反映在大众政治、公共文化、社会关系上的种种深刻影响。可以说，一方面，通过对当今全球资本主义格局的分析，北美传播学，特别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融合”概念中另人眼花缭乱的技术未来主义成分做了“去神秘化”的剖析；另一方面，由于认识到在市场化和自由化的全球影响下，媒体融合已超越言论，成为了实实在在的、承载国际政治经济角逐、影响国内社会权力结构的重要历史趋势，北美学者也因此给于媒体融合足够的重视，对这个历史进程在当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机构和权力分配中起到的有机作用做了全方位的研究。
一、什么是媒体融合？
媒体融合最早是由mit政治学学者ithiel de sola pool 提出的。 他在1983年的专著technologies of freedom 中，把媒体融合描绘成一股未来趋势。这个概念泛指由数字技术所带来多种媒介载体相互融合的技术演变。根据这个概念，在数字技术的影响下，信电、电话、电报、大众传媒之间原有的行业隔离与技术区别正在逐步消失。未来， 某一物理媒介—无论它是无线还是有线，无论是电波还是电缆—将能承载所有的语音、图像、数据、以及视频的传递； 同理， 原本只能由传统媒体提供的信息， 例如印刷品、广播和电话，也将不再限于它们原来特定的载体 （jenkins, 2008: 10）。 3g手机、数字电视、网上广播、还有众多 网络 互动媒体的出现都是媒体融合的具体例子; 这些技术的进一步推广也对网络带宽和终端功能提出了新的技术要求。
总的来说，“媒体融合”是西方未来主义思潮的又一流行词汇， 是继“信息社会”、 “第三次浪潮”、“后 工业 社会”之后的又一热点。在未来主义的词汇中， “媒体融合”以技术演化为核心标尺，对技术带来的社会经济变化又持有实在化的观点。作为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对新技术革命的主导思潮， 未来主义反映了政治经济权力精英对人类社会发展未来前景的主观愿望。 技术未来主义一大特点是把 科学 技术偶像化、自在化、绝对化， 但同时又回避国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科学技术的深刻影响与限定。无独有偶，北美传播学主流思想为未来主义的流行贡献了一臂之力。 比如， murray （2003）就曾预测数字化的内容下载功能将进一步推动媒体融合的“第三次”浪潮。不可否认，技术演变是媒体融合现象的重要特点，“媒体融合”的口号也确是强有力的言辞。但是，作为一种学术理论框架， “媒体融合”有明显的盲点。脱掉“科学技术”客观性的伪装，“媒体融合”实质上是带有强烈价值倾向的规范性框架：一方面， 它为“革命式”的技术创新而加油欢呼；另一方面，社会舆论却领会不到融合潮流实质上是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自我再造重组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对新技术寓言式的描述，“媒体融合”潜在地为维护并重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核心优势做了铺垫 ，埋下了伏笔。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未来主义把“新科技”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放大到绝对主导的地位， 但是伴随着国际资本和西方发达国家实实在在的推动，媒体融合已从主观预测转变为有自我实现能力的潮流，因而有了超越话语范畴的现实影响力。特别是美国1996年的电信改革，不仅取消了原来的行业隔离，不再禁止电信运营商进入有限电视和网络服务行业，更是抢先全面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包括电信、广电、 计算 机网络在内的美国传播行业，因而迫使英国和欧盟国家紧随其后以期提升本国媒体资本在国际化的市场竞争中的实力。在自由化的市场机制的激励下，垄断集团通过融合强占先机，以期制定规则，主导转型（zhang, 2002: 38)。可以说通过迎合跨国垄断集团资本扩张的本性，这一历史性改革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机制的兴起，其深远的影响力波及了整个国际传播体系。
就在市场化、自由化浪潮的推动下，自九十年代以来，融合潮流变得相当明朗。尽管技术演变本身是不可缺少的必要因素，但是在那些以技术革命为理论框架的学者眼里，新技术就成了凌驾于政治经济结构之上、自成体系的历史推动力。当然，这其中也不乏有深度的研究作品。milton mueller(1999) 就描绘了由 电子 技术带来了媒体经济和技术组织结构的重大变化。根据mueller, 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已流传了近25年。自从互联网和数字技术诞生以来，关于互联网是否会最终促成媒体融合的讨论就不绝于耳（mueller: 12）。在互联网时代， 技术进步显然已将媒体融合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但是，如果这个趋势至今还没有充分实现，是什么样的非技术阻力导致的？哪些机构，哪些利益,出于什么原因，在推动或延缓这个趋势？哪些地区国家,哪些社会团体，哪些权力集团将从媒体融合的大潮中获利？由于媒体融合还是不断演化的历史进程，在世界各国的发展程度也大相径庭,这些结构性、实质性的问题将引导学术界的讨论。
当然，不同的学术流派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也不尽相同。首先是机构研究。机构研究以引导机构改革、促进融合为目的，着重分析和评估融合的具体政策和现状。这类研究默认并接受了主导媒体融合的商业逻辑，其研究的目的也是为了完善并促进资本主义技术改革，推进在“新自由主义”引导下的全球信息体系的重组与再造。比如说，dong-hee shin (2006) 就韩国的发展状况，认为目前媒体所有制结构，监管部门结构，以及媒体管理政策从不同程度上限制了媒体融合。baldwin, mcvoy 和 steinfield 在他们的专著里(1996) 也指出媒体融合的实现不仅仅包含技术问题，还涉及到产业运作、商业文化、融资方式、基础设施、产业政策等等方面。立足于各个国家的特定环境，站在经营策略的立场，这些论述着重讨论“如何做”这一实际的操作性问题，为帮助实现跨国抑或本土资本在这一重大媒体产业变革中的取得战略地位献计献策。
机构研究的“改良主义”的前提有意无意地提示我们：媒体融合决不是简单的、必然的技术潮流，因为政府政策、经济行为、意识形态、乃至资本主义的国际生产关系对媒体融合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这个理论架构下，“媒体融合”成为一个缩写，泛指在电信、广电和信息产业，由一系列技术演化、产业重整、市场改革和相关政策组成的现象(blackman, 1998)。因此，相对于未来主义科学技术绝对化和自在化的逻辑，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更加赞同这种社会化、机构化的理解。但是，不同于机构研究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默认或回避的态度，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融合的理解有意识地跳出“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思维模式，并直截了当地解析全球资本主义系统与传播信息体系之间日益复杂交错的关系。在他的专著 how to think about information 中, schiller就主张把媒体融合的本质看作是国际资本扩张和重组的又一个历史表现，并指出“媒体融合”这个概念使公众错误的认为融合是不可逆转的技术进步的必然 (schiller 2007: 103)。在 现代 资本主义经济下，“信息”作为一种资源已被深深地卷入市场经济活动中去了，成为创造剩余价值的商品，同时也是资本积累的平台；在信息经济的旗号下，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关心的是资本通过传播信息平台在全球范围的积累，只要能增加利润，这个体系中的主导者有意摧毁任何国家或地方干扰利润实现的现有技术体系、制度、传统和机构。从这个意义上，媒体融合说明资本逻辑渗透全球传播体系的规模和深度的不断扩张。有别于机构视角，批判政治经济学往往突出国际资本活动所起到的隐形的,但实质上相当核心的主体导向作用，并且描述这个复杂历史过程中所上演的种种矛盾、斗争、控制，进而说明社会变革的根本性质和方向。
此外，由商业逻辑为主导的媒体融合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被推进的。那么发达国家与发展 中国 家对媒体融合的看法与做法一致吗？新媒体的普及给于发展中国家“跨越”的机会吗？当发展中国家加速融入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国家政府与本土资本是否有能力有选择地介入媒体融合，并从中获得实质性的实力增长？当地的人民大众能否从中赢得更多的权益？当日本韩国成为媒体融合的先导国家，跨国资本在这些亚洲国家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新媒体的出现会促进本土文化的发展？抑或是遏制它？随着媒体信息产业变得越加重要，它与国际政治和区域经济之间又有什么样的紧密关联？在数字化和网络化的新媒体环境下，这一系列关于国际关系和跨文化传播的“永恒”问题仍然非常重要。比如说，jussawalla (1999) 就曾探讨过信息技术融合对亚洲区域经济的影响；msimang (2001) 则认为如果发展中国家想改变相对落后的被动状况，面向媒体融合的管理方式不能照搬西方发达国家自由经济的模式； boyd-barrett (2006)更进一步指出数字媒体在国际上的扩张帮助重整国际资本所操纵的媒体霸权。总的来说，从比较与跨国视角出发，如果媒体融合是信息技术革命的又一次浪潮，那么媒体产业在国际上的演变能帮助我们理解重大的国际权力的动态结构吗？
二、新媒体政策与融合经济
毋庸置疑，媒体融合给行业监管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电信、广电和信息产业原本是在相对独立的监管制度下发展的。具体的说，在欧美地区，电信监管政策强调对基础设施硬件的管理，但视内容为超出监管范畴的私人问题；出于保护文化多样性和维护弱势群体的话语权，广电的监管则侧重内容管理；同时，信息与网络产业则是在相对无监管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blackman, 1998).但是面对媒体融合，原来各自分立的行业监管不得不重新调整，不同利益和理念之间的争论与冲突不可避免。对于这些争论的记载和分析有助于说明媒体融合的多重主体性与复杂的内在矛盾。
同时，从宏观政治经济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全球体系自八十年代以来的发展更是把关于融合政策的争论设定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主导下，为了迎合国际垄断集团抢占国际市场的战略，欧美电信、广电、信息行业监管政策都纷纷鼓励自由化的机制，推动最大限度地开放市场（schiller,2007)。同时，随着发展中各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欧盟这样的“超国家组织”，规范化的条约更加速了国家传播产业本身以及以传播产业为渠道而进行的与全球市场体系的融合。在这样的背景下，融合政策还能在“社会公正，公平竞争，和消费者利益”之间作出比较公允的平衡吗（simpson, 1999)？就全球媒体经济而言，剧烈的市场改革和产业重组将改变以往经济实体之间的动态平衡吗？
首先，在基础设施这一层面，就存在许多关于发展趋势的争论。比如说，当电信与广播电视产业日趋重叠，“融合式”的监管架构是否会削减原来受推崇的媒体多元文化的保护制度。(simpson,1999)？当电信运营商也开始提供媒体服务，怎样才能保证其他服务供应商不受掌控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商的恶意排挤(blackman, 1998)？由于两种以上的技术都可以实现宽带传播，采用哪种技术来建设信息基础设施也将对经济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benkler, 1998; mcknight，2003).总而言之，在媒体变革的过程中，种种有关技术标准、市场准入条件、以及行业准则的监管政策都将影响未来媒体格局，因而至关重要。
其次，媒体融合还促使了许多新型终端和新型服务的出现；虽然传统媒体并不会彻底消亡，但却经历巨变。重要的是，这些剧烈的变革鼓励社会各界重新审视貌似永恒不变的媒体结构和媒体权力分配， 因此孕育了大量的争论和动荡。以数字电视为例，承担着公共服务功能的非盈利性媒体应当怎样应对和适应数字化的挑战？在以数字技术为载体，网络为纽带的，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下的多媒体环境里，什么样的媒体监管政策可以有效的保护“公共利益”这一核心价值取向？在北美自由经济的大环境里，数字电视的推动是由目前的垄断 企业 领导？还是通过政策介入把市场准入条件降低 (castañeda, 2007)？可见，即便在欧美资本主义经济的大环境下，传播信息体系不仅是资本利润最大化的载体，还承担着重要的社会公益责任。因此，有关媒体融合的政策制定是在商业逻辑、权力结构和社会公益等一系列彼此矛盾的多方诉求下被左右着前行的。到目前为止，在新自由主义体系下，商业逻辑凌驾于媒体社会公益的责任之上，因此大大削弱了主流媒体在社会效益中的贡献。当然，由于媒体融合还是一段尚未完结的历史进程，最终的收益者将由历史裁定。
就媒体经济而言，由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的全球传播体系正在经历剧烈的扩张，同时，其内部的市场格局也是动态的。在新自由主义和媒体融合的双重导向下，传播体系作为全球资本主义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经历了结构性的调整。这一结构性的调整不局限于技术层面，而是涉及到资本主义媒体经济内部的实力较量和重整。一方面，处于优势地位的跨国垄断集团试图巩固并进一步壮大其市场实力；另一方面，传播信息体系在全世界范围的调整也给新兴的市场经济主体带来了机会。
具体的说，由于媒体融合的前提是网络基础设施和服务产品的重建和升级，这促使目前仍处于优势地位的电信公司、传统媒体、和硬件制造产业通过种种方式改变生产结构，切入新兴市场，以适应变化，因而引发了产业结构、市场结构、部门结构的变化。目前，国际垄断媒体公司已利用他们在资金、技术、人才和政治影响力上的种种优势，通过扩张，兼并、重组等途径，抢先把媒体融合纳入公司发展策略中；换句话说，跨国媒体公司很大程度上主导媒体融合的走向，媒体融合也改变了它们的商业运作方式(arsenault & castells，2008；chon et al., 2003)。与此同时，随着市场需求的增长，国际生产链也经历了重大的重组配制。电信、广电与信息产业的广泛融合甚至改变了这些细分产业内部的产业链结构，因此影响力波及世界各地（witz, 2001)。除了国际资本的带动和跨国产业的结构调整之外，国内的政治经济原因，特别是不同部门、不同经济实体乃至阶层利益之间的博弈，都可能影响以媒体融合为其点的产业格局的发展方向（zhao,2005; wu,2009)。可以说，在这场以媒体融合为形态的市场角逐中，鹿死谁手、谁是赢家是有关全球信息体系和全球市场经济的前瞻性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由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的全球传播体系并不是坚不可摧的；恰恰相反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矛盾在新旧技术交替时期被放大，因此维护和巩固资本逻辑对传播体系的控制至关重要。首先，从纯技术角度来说，现代技术给人类的交流传播活动带来更多的可能性：数字技术不仅使“信息”从一种稀缺资源转变一种过剩资源，融合媒体更是具备了互动的特点，因而让普通使用者对信息流通过程有了更多的掌控权。但是，往往正是这些极有益的技术特点使得资本通过全球传播体系实现利润积累的过程受到冲击。
以知识产权为例：由于数字技术改变了媒体制作、内容存储、信息传递和信息流通种种阶段的操作方式，知识产权原有的生效范畴和执行方式都受到了负面影响。一方面，网络强大的共享与复制功能不仅激发了数以万计的免费内容下载和内容转载，甚至鼓励了非盈利性的创作共享运动的风起云涌(murdock，2009)。作为反击，大公司不仅严格化了知识产权规则，他们还推出了一系列控制信息供应的技术手段以期顺利实现信息“商品化”的转化，其中包括加密，直接授权，收费网络信息，使用者密码输入系统等等（spinello, 2002:170-172)。除此之外，当多媒体和互动媒体成为主流传播方式时，现代技术已给予消费者避开商业广告狂轰滥炸的能力，数以万计的频道更使传统的广告失去原有的效应。 新媒体与广告、新媒体与知识产权之间的关系将如何发展直接涉及到商业媒体的生存方式（spurgeon, 2008)。
总之，如何创造新的盈利方式，如何控制乃至扼杀不符合资本积累的技术应用，如何打开并开发利用新兴市场，如何创造新的需求不仅对于资本逻辑下的媒体行业本身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剖析现代资本经济组织演化也有关键性意义.
三、媒体融合的社会影响
由媒体融合引发的全球传播体系的重整对资本主义市场体系本身有深刻的影响。除此之外，北美学者不约而同地关注新媒体与新闻事业、新媒体与大众 政治 、新媒体与社会民主之间的互动关系。换句话说，这类讨论往往跳出了产业机构视角，关注非 经济 问题。如果传统媒体的特点之一是由精英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垄断式的信息制造和传播，媒体融合是否可以减少了消费者对垄断媒体的依赖，鼓励更为民主的、更具参与性的信息传播方式？这一议题是关注媒体政治的学者们关心的核心问题。一方面，互联网、数字手机、 网络 播客不仅让大众接触到数以万计的信息来源，更赋予普通人曝光突发事件、引发大众讨论、制造新闻效果的主体性能力（murley,2009; wilkinson,2009)；另一方面，垄断媒体集团为了迎合大众需求也相继推出网络讨论空间以期制造互动新闻的气氛（thurman, 2008)。
早期学者对新媒体的民主化效果抱以浪漫主义的期望，ithiel sola pool（1983）就认为在媒体产权日益集中的国际环境中，媒体融合能鼓励民众的媒体参与，进而推进言论自由、民主政治乃至社会公正。不可否认，pool的观点有 科学 技术绝对性的倾向；潜在地，他把技术进步与民主化相提并论，把个人消费自由等同于社会群体之间的民主平等。但是这一极富价值取向的期望已成为了主流媒体研究的理论框架，同时也为西方科技未来主义思潮提供了很好的合理化宣传。相对来说，近期的新媒体研究则运用了内涵更为严格的“民主”概念，通过实证研究方法以期丈量互动媒体、草根新闻的实在效果。从纯技术的角度，新媒体跨越了传统媒体中被动消费与主体性内容制造的鸿沟，但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社会各界、各个阶层、各个民族享有新媒体的程度极度不平衡，保守的媒体权力结构也并没有土崩瓦解(zeitlyn et al., 1998)。可以说，相对于技术绝对化和个体化的研究框架，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权力在资本逻辑下实现的分配关系提出了结构性的、批判性、本质性的认识，因而为了解媒体融合的社会影响提供了现实版的背景认知。
新媒体与大众文化的互动也是一个重要领域。随着垄断媒体集团对大众娱乐市场的不断开发利用，消费者通过互动媒体为资本主义娱乐产业提供了大量新鲜的内容。henry jenkins 在他2006年的经典之作 convergence culture 中强调了消费者在新形成的媒体文化中起到的“不可忽略”的推动作用 (p. 8)。通过文化视角，关注互动式的多媒体，jenkins提出媒体融合不仅是被资本宏观推动，而且带动了自下而上的消费者的媒体参与。简而言之，新型的媒体文化和消费者群落是这类研究的重点。比如，lankshear 和 knobel（2003）研究过社会交际网站；tarantino（2003）写过消费者对数字电影的反哺；mizuko (2005)写过手机短讯在日本青少年文化中有机作用。可以说，全世界的媒体管理者、软件设计者、系统工程师和 计算 机网络公司都迫切地想要了解新媒体文化的传播和影响，更想了解大众流行对新技术的接受方式和导向趋势。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评价，这类研究有效的突出了媒体消费者主体性的地位，并且强调了“文化”独立于政治经济的自在性和影响力，因而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有益补充。但同时，不可否认，优先消费者视角，突出市场经济范畴内个体或群体的“消费自由”的逻辑回避了资本最大化的商业逻辑以及阶级这最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这些盲点削弱了对市场经济框架下的大众文化的认识，也代表着向资本主义商业逻辑的某种妥协。
当新媒体社会学和新媒体文化学的研究从大众“消费者”的视角出发，媒体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则又回归到媒体与资本主义体系的另一个重要交点，那就是媒体融合对劳动者、劳动关系和劳动状况的影响。一方面，数字技术在各种机构中的渗透加深了资本主义体系对劳动者的监视、控制和操纵，在后福特主义生产模式下，当全球数字化与经济全球化相融合， 媒体融合更促使国际产业链的扩张和调整，因而对世界各国的就业结构和劳动状况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另一方面，新技术也带来了鼓励劳动者主体性和承载集体维权活动的空间。这一对相互制衡的矛盾趋势将怎样影响数字劳动、创造性劳动和知识型劳动？面对媒体融合所带来的媒体产业结构和管理方式的变化，广义的媒体工人是怎样应对的？在信息产业全球化，媒体行业的工会做出什么样的战略性的组织调整？可以说，关于广义的“知识劳动”与“创造性劳动者”的研究是一个的新兴领域。这个视角再次把媒体融合的现象设置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全球扩张和自我更新的时代背景之下。
四、 总结 与未来趋势
在近些年的社会舆论中，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往往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特别是在未来主义和自由经济舆论的鼓吹下，媒体融合不仅代表让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仿佛还预示着天赋人权和民主自由的人类理想，因而成为了象征实现社会进步、经济 发展 、人类平等的金钥匙。 但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概念，媒体融合不仅存在明显的盲点，而且是带有强烈规范倾向的框架。可以说，对媒体融合的分析，只有结合对当今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的深刻理解时，才能有效摆脱“媒体融合”自我神秘化、自我放大化的倾向。从传媒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媒体融合的潮流，从本质上说，是资本主义全球体系通过传媒信息技术手段进行自我更新、自我扩张的有机表现。就影响而言，媒体融合对全球格局、社会经济和政治民生带来的并非是理所当然的、线性的、纯粹的、正面的影响。实质上，媒体融合技术虽然蕴涵了促进积极的 历史 进步的可能性，但是在资本主义商业逻辑强大的主导下，这一历史进程更多的是优先了那些目前在全球市场体系中的占有领导地位的政治经济实体的利益，因而重塑和更新了现行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媒体权力等层层的保守格局。
通过本文的叙述和梳理，笔者认为北美关于媒体融合的研究以媒体融合现象作为起点，着重剖析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政经、机构、政策、发展、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本质、动因以及影响。其中，以下一系列的假设引导了北美学术研究对媒体融合的审视和反思：在资本主义商业逻辑的主导下，媒体融合将削弱跨国资本对传播体系的霸权控制？给于发展 中国 家“跨越”的时机和空间？延续甚至加强传统“公众利益”的监管核心取向？推动公共服务媒体的发展？摧毁社会歧视，实现全社会化的平等信息服务？推动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繁荣吗？总的来说，在全球传播体系市场化、自由化和数字化的大背景下，媒体融合不仅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通过传播信息产业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组的具体手段，同时也给发展策略、行业监管、资本积累、劳动关系、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带来了种种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响，历史的延续性和革新性是媒体融合的双重特点。
显而易见，目前媒体融合的研究主要是以北美、欧洲以及日本韩国这些发达国家和地区为对象的。这个研究范畴一方面直接反映了媒体融合不平衡的发展轨迹，另一方面，随着印度、巴西、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不断融入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他们在媒体融合潮流中的发展进程将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可能的未来趋势。中国政府就已将三网融合作为实现内需带动，促进应用，重点突破，在未来的技术发展中占一席之地的经济战略。笔者认为，对于未来的研究，媒体融合将继续成为一个载体，帮助学者认识资本逻辑在全世界范围的扩张和变形。具体的说，在发展中国家里，媒体融合在国际资本与本地政治和国家发展需求的多重影响下会产生怎样的特有的可能性？作为市场国际化的重要载体，媒体融合的趋势会为本地资本的壮大创造什么样的环境？会给国家信息化格局带来什么样影响？是否有助于形成电信运营商与上下游产业互动共赢的产业链？政府与市场主体在媒体融合中将分别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陷入困境的境况下，作为最为活跃的经济区域，这些国家会在媒体融合上会有什么具体的举动和作为？媒体融合又会在当地的政治改革和社会转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一系列的问题对于关心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新型 工业 化和市场化国家的走势、转型中的媒体以及广义的发展问题的学者都是很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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