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起源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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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起源与发展范文第1篇

此前我们曾在《哲学研究》2004年第2期的《“人类学笔记”，还是“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为马克思晚年笔记正名》一文中，正面阐述了关于马克思晚年笔记的“正名”问题，建议将所谓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改称为“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并解释了为笔记更名的理论根据和意义。我们注意到，叶志坚先生在《东南学术》2005年第3期上发表了《是“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还是“人类学笔记”——与王东、刘军先生商榷》（以下简称“叶文”）一文，表达了他本人对笔记称谓、主题的不同看法，并完全肯定了“人类学笔记”流行称谓。从促进学术交流的角度，我们对不同意见表示欢迎。为使马克思晚年笔记的研究、讨论更加深入，我们打算就叶先生提出的主要问题、主要观点，包括叶先生本人的一些我们认为不够妥当的观点和看法，结合我们的理论观点，作相应的分析和说明，与叶先生及学界同仁进行一次深入的学术探讨。

我们认为，叶文提出了一些有启发性的看法，值得我们共同思考和探讨。但从总体而言，该文对与马克思晚年笔记相关的许多重要问题的理解，包括对一些基本事实的认定，存在着不准确甚至错误之处，其论证亦存在着一些牵强附会或根据不足之处。从基本观点上，我们难以赞同叶文所谓马克思晚年笔记应称作“人类学笔记”的说法。我们认为，为恢复笔记本来面目和马克思晚年思想原貌，应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根本超越长期以来流行的人类学错误解读模式和“人类学笔记”称谓，确立对笔记新的科学解释、科学理解——用“国家与文明起源的历史哲学研究”来解释马克思晚年笔记，并将笔记更名为“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

一、 如何科学确定马克思晚年笔记的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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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我们试结合叶文解决马克思晚年笔记称谓问题的整体思路，有针对性地提出我们关于如何科学确定笔记称谓的看法。

第一，究竟应从马克思晚年理论主旨出发，还是从笔记文本出发来确定笔记称谓

对这一问题，叶文的回答是：“探明马克思晚年的理论主旨，是解决马克思晚年笔记称谓的核心问题”。① 叶文的思路是，只要探明了马克思晚年的整个“理论主旨”，那么包括在“马克思晚年”范畴内的晚年马克思各个具体的理论活动及其相关问题，包括马克思晚年笔记的主题、称谓、写作动机等复杂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一目了然了。这一论断，正表明了叶文解决笔记称谓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和基本哲学信念。

在我们看来，叶文形而上学地颠倒了对马克思思想的正常研究顺序：我们只有先细致、精确地把握马克思晚年思想的各个组成部分（比如马克思晚年笔记），才能从个别上升到一般，从局部上升到整体，进而准确把握马克思晚年的理论主旨、整体特征，而叶文恰恰是从先验的马克思晚年“理论主旨”、“整体特征”出发，用其来直接套用晚年马克思各个极不相同、十分具体的理论探索，并解决作为马克思晚年探索之一部分的晚年笔记的主题、称谓问题的。从哲学思维层次看，这是一种典型的用整体特征替代局部特性，用共性抹杀个性的形而上学思维。试想，如果采用这样一种形而上学研究方式而能真实把握马克思晚年各思想及其具体实质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毫不费力”、“一劳永逸”地用其解释马克思晚年乃至其一生任何时期的任何思想、著作或活动（我们完全可以不限于晚年思想、著作或活动）。叶文既然将马克思晚年理论主旨、主要理论贡献界定为“对东方国家发展道路问题的探索”，那么，我们完全可以此为“公式”或“框架”，将马克思晚年所有理论探索的实质和主题都概括为此。这种研究方式绝不是研究马克思晚年笔记的正确方式，而恰恰是我们要加以坚决拒绝的。

我们认为，探明马克思晚年的所谓“理论主旨”，恰恰不是解决马克思笔记主题、称谓的核心问题，实际上只是在外围兜圈子。对于所谓“马克思晚年思想主旨”，我们至多可以用它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晚年思想，但绝不能用其代替或穷尽马克思晚年的所有具体思想，不能抹煞后者的独特内涵和独特价值。整体不能代替局部，局部特性未必同整体特征一致，这是不言自明的。要科学理解马克思晚年笔记，并确定其恰当称谓，正确的方法，应是立足于笔记的原始文本（换言之，必须从笔记的第一手文献出发），以此为最重要、最有说明力、最直接的依据（所谓“马克思晚年思想主旨”至多只有参考意义），以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地考察这些笔记自身的主要理论兴趣、核心问题及各笔记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并说明各笔记与马克思先前思想的内在关联性，从而合理确定笔记的主题、称谓、历史地位等根本问题。遗憾的是，叶文并未从这一基本思路出发，而是基本脱离马克思晚年笔记各主要文献，对其不作具体深入分析，却耗费大量笔墨强调和说明了“马克思是一个革命家”、他晚年关注俄国等东方国家发展道路的特殊性，并试图开辟无产阶级革命的所谓“东方阵地”等与笔记本身相去甚远的次要问题，②并主观地认定，这些就是马克思晚年的所谓“理论主旨”，并试图以此来概括其晚年所有理论探索的实质和主题。实际上，这是把一种并不具有普遍性，实际上仅是马克思晚年对某一侧面（俄国等东方国家发展道路问题）的理论探索抽象认定为所谓“马克思晚年理论主旨”，以此为理论框架、解读模式，用其任意剪裁马克思晚年其它重要理论探索的片面做法。

第二，笔记称谓的确定与晚年马克思的特点

在叶文看来，要确定笔记的恰当称谓，必先探明马克思晚年的“理论主旨”；而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因此马克思晚年的理论主旨必定首先与革命实践需要有关，理论研究（相比革命实践）只有从属或次要的意义，所以，马克思晚年的理论主旨、主要理论贡献必定要根据其晚年革命实践活动的目的来界定，而马克思晚年革命实践活动最为关注的就是俄国等东方国家的独特发展道路问题，并希望借此来开辟所谓无产阶级革命的“东方阵地”，因此探索东方国家的独特发展道路问题就成为了马克思晚年的“理论主旨”和“最突出的理论贡献”，那么，作为马克思晚年探索之一部分的“晚年笔记”，其主题和实质就应是探索东方国家独特发展道路问题无疑了。

从上述论证逻辑可以发现，叶文的一个主要哲学假设就是：既然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那么，对于他的所有理论探索，包括晚年的理论探索，就不能从纯学术上来理解，而首先应从革命实践上来理解（或者说从革命实践上来理解是最主要、最科学的方式），并以“革命实践的需要”来概括他的各理论探索（包括晚年的理论探索）的实质。对此，我们的回答是：就毕生所肩负的社会使命而言，马克思确是一个革命家，他所从事的理论活动，就其终极价值、最终目的而言，确是为推翻资本主义建立未来理想社会服务的；但绝不能因此就认为，马克思就只是一个革命家而没有科学家、理论家的身份，或者说“服从于革命实践需要”就是他各个不同时期所有理论探索的具体目的、直接目的（这种说法等于否认了马克思本人有相对独立的科学探索、理论探索的可能性），同样也不能用它来简单概括或套用马克思各时期不同理论探索的具体实质和科学意义。那样做我们等于没有揭示他各个时期不同理论探索的具体性质和科学意义。因为按照叶文的逻辑，我们大可以认为，马克思任何时期的理论研究、理论著作的主旨都是所谓“服务于革命实践的需要”。实际上，马克思既是革命家，也是科学家、理论家，在他一生的理论和实践活动中，这两种身份始终存在，并在不同时期从事不同活动时，各有所分工和侧重。应当承认，在从事相对独立的理论研究、理论创作活动时，马克思的科学家、理论家身份更为突出和直接。仅仅是就从事理论创作的终极动机、价值目标而言，我们才可以说，马克思所从事的理论创作活动与革命实践有关。或者说，这种理论活动是服务于革命实践需要的。如果是就探索某一具体理论而言，我们绝不能胡乱断定其与马克思的某一革命实践活动直接相关，或者把“服务于革命实践需要”牵强附会地说成是这一理论探索的主题或实质。

事实上，马克思从事的许多理论活动（包括晚年的大量理论活动）都与所谓“革命实践需要”并无直接联系，而是从属于马克思自己“弄清问题”、“探索新理论”的理论需要的。比如，马克思晚年对摩尔根等人著作所作的篇幅巨大、内容详实、涉猎广泛的笔记（即本文所探讨的“马克思晚年笔记”），其主要意图，应是探索国家和文明的起源、原始文化问题，并非直接来自于所谓“革命实践的需要”。如果简单地以后者来解释笔记的主题和实质，我们就难以解释，晚年马克思为何要花费巨大精力来具体探讨希腊、罗马国家的起源、文明时代的起源、宗教起源、原始社会的血缘亲属制度、婚姻家庭形式、财产继承制度等大量纯学术问题（马克思探讨这些问题甚至被梁赞洛夫等前苏联传统学者批评为“不可饶恕的学究气”，不难理解，它们与直接的革命实践有多大距离），它们与所谓革命实践活动并无直接联系。就晚年马克思而言，对革命实践问题的关注仅仅是他视野的一部分，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他对革命实践的关注就是他晚年活动的全部内容，而马克思晚年的理论探索、科学探索就不重要，或者只有从属意义、次要意义。实际上，马克思在晚年的最后时期，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集中探讨了众多理论问题，表现出对理论问题的极大探索欲。不论是革命家身份的马克思，还是科学家、学问家身份的马克思，都是晚年马克思的不可忽视的重要侧面。用革命家、实践家身份来否定、替代晚年马克思的理论家身份，或把晚年马克思的理论家身份贬低为革命家身份的单纯附属物，视为次要或无足轻重，都是片面的，不科学的。

我们还认为，将马克思晚年理论主旨、主要理论贡献归结为“探索俄国等东方国家发展道路”问题，同样是没有根据的。马克思晚年思想是一个视野开阔、涉猎极为广泛的思想整体，“东方社会发展道路问题”不足以全面概括其晚年理论探索的丰富内容。他晚年不但探索了俄国等国存在的农村公社二重性及其历史命运、东方落后国家发展道路问题，还全面探索了人类社会原生形态（原始社会）本来面目和派生形态（文明时代）起源问题（集中反映在他对摩尔根等人的著作的笔记中）；除上述笔记外，他还集中写作了《历史学笔记》，探索了自文明时代起源以来的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7世纪的漫长的“前资本主义”发展史，并将其与前一组笔记相互补充，力图构建系统、完整的世界历史理论；此外，晚年马克思也未因关注俄国等东方国家发展道路问题而忽视了对西方发达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关注，绝不能认为，他晚年就放弃了对西方国家革命的期待而转而寄望于东方国家独立创造无产阶级革命的“奇迹”。应该说，“东方社会发展道路问题”仅仅是马克思晚年理论视野的一个组成部分，对马克思晚年的理论探索并不具有普遍意义，绝不能将其上升为所谓“马克思晚年的理论主旨”，对这一问题的探索也不能视为“马克思晚年最突出的理论贡献”。

二、“国家和文明起源笔记”能否准确表达马克思晚年笔记的真实内涵

对此问题，叶文的回答是，“国家和文明起源笔记”不能准确表达马克思晚年笔记的真实内涵；只有采用“人类学笔记”称谓，才能真实反映笔记的主题和实质。下面，我们就马克思晚年笔记的理论重心、理论主题，并结合叶文的一些具体观点，作一个详细探讨。

第一，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的理论重心和主题

不难发现，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以下简称《摘要》）中，马克思有意识地改造了摩尔根原著的内容结构。他在叙述了《古代社会》第一编“由各种发明和发现而来的智力发展”之后，改变了原著的叙述顺序，依次叙述了第三编“古代家族的发展”、第四编“财产观念的发展”，而将第二编“政治观念的发展”（“管理观念的发展”）作为全书内容体系的最后完成部分。这一改造，绝非马克思的心血来潮之举，而是深思熟虑之举，反映了他立足于摩尔根科学成果，对其进行哲学概括并进而创作自己的历史哲学著作的鲜明意图和研究构想。我们知道，马克思在摘录其它人类学家著作时，通常是按照原著的正常叙述顺序来进行摘录和评注的。对摩尔根原著内容结构的重大改变，不仅表明《摘要》在马克思各笔记中的特殊重要地位，而且清楚地表明了马克思的写作思路：原始家庭及专偶制家庭的起源——私有财产、私有制的起源——文明时代和政治国家的最终形成。就形式而言，他探讨了三大文明要素（家庭、私有制、国家）的起源问题，而就实质而论，笔记的主题实际上是同一个起源——文明起源。三大起源，归结起来，实际上反映的是文明时代如何起源的世界历史问题。较之摩尔根将文字视为文明时代的起点，马克思尽管仍然承认文字的出现对于文明时代形成的意义，但更倾向于把政治国家（在他看来，国家可以说是以私有财富的统治、阶级统治为本质特征的“文明社会”的最好的概括和说明）的形成视为文明时代诞生的总体性标志。马克思虽然注意到并基本沿用了摩尔根关于人类历史区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的分期法，但在他的历史视野中，野蛮时代以来直至文明时代、政治国家最终形成的历史进程，才是其真正思想重心和头号主题。换言之，解答“文明时代及其总体性标志（国家）在人类历史上如何起源、诞生”的历史之谜，是《摘要》的鲜明主题。马克思直接叙述“蒙昧时代”（即文明起源前的“原始文化”阶段）的部分只占全书很小的篇幅。

如果我们借助于一些关于《摘要》内容结构的基本数据，就可以更加清楚地说明“文明时代的起源”（包括其总体性标志“国家”的起源）在该书中的主体地位、核心地位：在《摘要》中，马克思叙述蒙昧时代（“原始文化”）的部分有：第二部分（“古代家族的发展”）的第一章“血缘家族”和第二章“普那路亚家族”、第三部分（“财产观念的发展”）的第一章“三种继承法”的一小部分（即该章中介绍“蒙昧社会状态下的财产”的部分）、第四部分（“管理观念的发展”）的第一章“以性别为基础的社会组织”。所有这些篇幅约24页（以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文版为参照，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仅占全书总篇幅（238页）的10%左右。与此构成鲜明对比的是，《摘要》用绝大部分篇幅，全面探索了自野蛮时代开始以来，文明时代、政治国家起源直至最终形成的宏伟历史画卷。全书探索这一内容的部分包括：第二部分（“古代家族的发展”）的至少第四章“对偶家族及夫权家族”和第五章“一夫一妻制家族”（专偶制家庭）、几乎整个第三部分“财产观念的发展”（除第一章的极小部分外）及几乎整个第四部分“管理观念的发展”（除第一章“以性别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外）。以上各部分合计约195页，占全书内容总篇幅的80%以上。马克思、摩尔根笔下的“野蛮时代”，距今一万年左右，和当代考古学、历史学所说的“新石器时代”、“人类文明开始发源的历史时代”基本属同一时代，它是人类原生形态文明的各标志性要素（例如陶器、农业、畜牧业、铁器、文字、国家等）开始萌芽并逐渐形成的历史时代，是由于物质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根本推动，逐渐向文明时代过渡的历史时代。“野蛮时代”，就这一时代的本质特征而言，也可称之为“文明起源时代”。在马克思、摩尔根那里，它是蒙昧社会和文明社会之间的过渡阶段，是私有财产、专偶制家庭、政治国家（三者是文明时代三大基本要素）起源的历史时代。不论是摩尔根，还是马克思，都不约而同地将论述重心、主要理论兴趣放在野蛮时代以来的文明起源问题上。在《古代社会》一书的内容结构中，我们一样可以发现，摩尔根也是用大部分内容篇幅来叙述这一问题的。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叶文是如何理解马克思《摘要》的理论重心和主题的。叶文认为，“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是用60%的篇幅，以易洛魁人和其他印第安人作为典型，叙述原始社会的氏族制度，而马克思对《古代社会》一书的摘录其最大部分也在于此”；③ “马克思为什么要费这么大的力气来摘录其（指易洛魁人——引者注）内容，表明马克思的兴奋点绝不是要在此阐述所谓‘国家与文明的起源’问题，马克思在此着重是揭示氏族发展的多种可能性。” ④在叶文看来，《摘要》的理论重心并不是探讨“国家和文明时代的起源”，而是揭示所谓氏族发展的“多种可能性”。关于上述说法是否成立，我们试根据马克思的文本来回答：

如上所论，马克思在《摘要》中是以超过80%的绝大部分篇幅，叙述了自野蛮时代开始以来直至文明时代、政治国家最终形成的人类文明起源史（包括国家起源史）。毫无疑问，文明时代及其总体性标志（国家）的起源才是该书的真正主题和主体部分。将马克思摘录的最大部分认定为“易洛魁人和其他印第安人的氏族制度”，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实际上，在《摘要》中，马克思叙述易洛魁人和其他印第安人氏族制度的部分至多包括该书第四部分（“管理观念的发展”）的第二至七章。他在这里依次叙述了易洛魁人的氏族、胞族、部落和联盟，以及加诺万尼亚族系其他部落中的氏族、阿兹特克联盟。就其摘录的内容篇幅而言，一共88页，充其量只占全书总篇幅（238页）的37%，怎么能说是“最大部分”（相比他摘录的关于国家和文明起源的80%以上的篇幅）呢？可见，这个“最大部分”的说法是不能自圆其说的。与摩尔根对该部分的叙述相类似，马克思实际上是把对易洛魁人和其它印第安人的分析置于人类由氏族社会向政治社会演进、过渡的世界历史进程中，将其作为这一漫长过程的具体阶段来加以考察的。马克思是以它们为例来说明以其为典型的野蛮社会某些发展阶段的基本特征的。我们还认为，不应将他对易洛魁等印第安人的考察同国家与文明的起源问题对立起来，实际上，二者不是对立的，而是局部和整体的关系。叶文之所以将二者对立、割裂，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仅仅抓住了易洛魁等印第安人的氏族制度，却忽略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考古学事实：易洛魁人、阿兹特克人及加诺万尼亚族系的其他部落已处在野蛮时代，即人类文明开始起源的时代；在这一时代，人类已出现了陶器、农业等对文明时代形成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物质性要素，它们有力地推动着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的过渡。马克思对易洛魁人和其它印第安人的分析，是从属于他对整个人类文明起源史的考察的。 

同样，所谓马克思理论重心是揭示氏族发展的“多种可能性”的说法，也是没有根据的。就全书的内容结构来看，“氏族发展的多种可能性”问题非但谈不上是该书的“理论重心”，就连“重要问题”都称不上。在该书中，对于这一问题，马克思仅在概要性地介绍“加诺万尼亚族系的其他诸部落的氏族”（库钦人所属的阿塔帕斯坎部落仅仅是整个加诺万尼亚族系中的次要分支）时对其略有提及，并将其附属于对“加诺万尼亚族系其他部落的氏族社会”的说明。而在《摘要》其它部分，他甚至未对这一问题作任何进一步分析。如果认为这就是马克思《摘要》普遍关注、大量探讨的“核心问题”或所谓“主题”，显然是站不脚的。

第二，五个笔记的内在逻辑联系和马克思晚年笔记的主题

实际上，马克思晚年的五个笔记间不是孤立的、互不相干的，而是紧密联系、内在关联的，共同构成一个有机整体。不难发现，各笔记之间相互补充、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并且在它们关注的理论问题、思考问题的立场、基本结论、研究方式、哲学方法等方面均有很大的共同性或相通性。从写作时间上看，各笔记之间或前后紧密衔接，或大致同步，又都是对当时有重要影响力的人类学家主要著作所作的笔记，不难肯定它们确属马克思晚年最后时期同一序列的著作，并与他晚年的某一研究计划有关。摩尔根笔记、梅恩笔记、菲尔笔记，三者甚至使用的是马克思的同一个笔记本。⑤晚年马克思显然是把这些笔记纳入到他的整体研究计划中去的。它们共同服从于马克思晚年的理论创新计划——根据当时最新的人类学科学成果，探索唯物史观新的历史哲学理论——国家和文明起源理论、原始社会理论。

我们还应注意到，摩尔根笔记（即以上所说的《摘要》）既是各笔记中论述国家和文明起源、原始文化问题的主要笔记，也是五个笔记的核心部分。首先，在各笔记中，只有摩尔根笔记如此全面、系统地探索了国家和文明起源、原始文化的绝大多数问题，不仅深刻揭示了国家和文明起源的历史条件、动力和具体进程，也探索了早期原始社会（原始文化）的基本特征和大致图景，堪称为马克思叙述原始社会史的“百科全书”。其次，马克思在其它笔记中，经常以摩尔根科学成果、摩尔根笔记的基本思想为主要依据，批评、修正其它人类学家（例如梅恩、拉伯克等人）在原始文化、国家和文明起源问题上的错误观点，或对他们的论证进行重要补充。第三，相比其它人类学家及其著作，马克思对摩尔根科学成果给予了最大的重视和关注，对摩尔根本人给予了高度赞扬和充分肯定，这是其他人类学家及其著作所没有的。第四，从各笔记篇幅容量的比较来看，摩尔根笔记显然是各笔记的主体部分：它在马克思大开的笔记本中占了近100页的巨大篇幅，几乎和其它四个笔记的总量相当。如前所述，在这一笔记中，马克思用绝大部分篇幅叙述了国家和文明时代的起源问题，后者正是该笔记的真正主题。其它四个笔记一定程度上是服务于摩尔根笔记对国家和文明起源、原始文化问题的全面研究的。

最后，五个笔记之间构成了以摩尔根笔记为核心、其它四个笔记为重要补充的关系。摩尔根笔记是各笔记中全面探索国家和文明起源、原始文化问题的主要笔记，其它笔记分别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对摩尔根笔记的国家和文明起源、原始文化研究作了重要补充：梅恩笔记进一步探讨了氏族作为原始社会基本单位的地位和作用、氏族或部落首领的社会管理职能、财产继承制度、私有财产起源、国家起源等原始文化、国家和文明起源重要问题；拉伯克笔记进一步叙述了原始社会的血缘亲属制度、婚姻家庭形式、财产继承制度、宗教起源等问题；柯瓦列夫斯基笔记、菲尔笔记探索了原始公社土地公有制和原始共产制生产、生活方式的基本特征，前者还探索了蒙昧时代人类由原始群状态向定居生活方式的演变、农业和畜牧业的起源、私有财产的起源等原始文化、文明起源重要问题，后者还探索了原始人的宗教习俗等原始文化问题。

如果我们将上述三方面基本事实（各笔记的有机整体性、摩尔根笔记的核心地位和它的内部主题——国家和文明起源、其它笔记分别从不同侧面对摩尔根笔记的重要补充）综合起来加以考察，我们就容易理解：马克思晚年笔记的思想重心、头号主题正是国家和文明起源问题，我们应参照这一主题，将笔记命名为“国家和文明起源笔记”；马克思晚年写作笔记的真实意图，正是在充分借鉴当时人类学家最新科学成果并进行哲学概括的基础上，全面探索唯物史观的国家与文明起源理论和原始社会理论。我们不否认对农村公社问题的探索是马克思晚年笔记（特别是柯瓦列夫斯基笔记、菲尔笔记）的重要内容，但就各笔记的思想重心、头号主题而言，应是国家和文明起源问题。

三、恩格斯是否了解马克思晚年笔记的主题

在叶文看来，恩格斯并不真正了解马克思晚年理论探索的实际状况，具体到马克思晚年笔记比如摩尔根笔记的写作情况、研究进展情况，恩格斯是并不了解的。对此，我们试提出三点看法：

第一，不论恩格斯在马克思笔记创作时期是否完全了解其研究的所有细节、具体进展状况，都不能由此得出结论：恩格斯无法理解马克思晚年笔记的主题。

事实上，恩格斯完全能够根据马克思完成的笔记原文，将其作为理解笔记的第一手资料、权威文献，并凭借他作为马克思晚年乃至毕生亲密好友、理论合作者的特有敏锐性、深刻理解力，基本准确地揭示出马克思在笔记中流露出来的研究意图及笔记的理论主题。即便恩格斯无法对马克思笔记的所有细节问题做出完全精确的推断，我们也绝不能武断地断定，以恩格斯的理解力和他对马克思本人的了解，加之有马克思本人的笔记手稿作为最主要的依据，他会连诸如笔记的研究意图、理论主题这样基本的问题也难以做出有效判断。这种说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以晚年马克思的实际状况而言，恩格斯恰恰是最有可能（相对于其他人）了解马克思晚年理论探索意图的人。不要说恩格斯这样的与马克思亲密无间、志同道合的理论知音，就连后来的研究者，只要立足于马克思晚年笔记的具体文本，对其展开实事求是、扎扎实实的文本分析，并细致考察各笔记间的内在逻辑联系，联系马克思之前的有关探索，一样可以基本准确地揭示出笔记的主题。

第二，只要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马克思的《摘要》之间作一些基本的文本比较，就能大体说明“恩格斯是否了解马克思晚年笔记的主题”。

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正是在充分占有马克思的《摘要》，概括、借鉴摩尔根等人类学家最新成就的基础上，从历史哲学层次探索国家和文明起源、原始文化问题的哲学著作。该书不论是内容结构，还是理论主题、思想重心，都和《摘要》保持了基本一致。具体来说：马克思《摘要》的写作思路、内容结构是：原始家庭及专偶制家庭的起源——私有财产、私有制的起源——文明时代和政治国家的最终形成。恩格斯的《起源》的写作思路、内容结构则是：家庭的起源（包括专偶制家庭的起源）——私有制的起源——国家的起源，该书还一目了然地以“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作为正标题。他们在探讨“三大起源”前，都先从整体上概述了人类由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演进的各发展阶段。就形式而言，二者都探讨了三大文明要素（家庭、私有制、国家）的起源问题，而就实质而论，二者著作的主题实际上都是同一个起源——文明时代的起源。二者在著作的学科性质（历史哲学性质的著作或笔记）、哲学理念（唯物史观）、理论重心和主题（探索国家和文明起源问题）、对重大理论问题的理解（例如对推动原始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因素、国家和文明起源的根本动力等基本问题）等方面都保持了基本一致。总之，所谓“恩格斯并不了解马克思晚年笔记的主题”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第三，正是建立在深刻领会马克思笔记精神实质的基础上，恩格斯写出了《起源》一书，并在其晚年的研究中更加自觉地重视对原始社会、国家与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

实际上，马克思逝世后，1884年恩格斯在仔细研究了马克思的摩尔根笔记，并确信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证实了马克思和他共同制定的唯物史观和他们对原始社会的看法后，他即认为，有必要充分利用马克思的批语和摩尔根该书的某些结论和实际材料，来写一部专门的著作。⑥ 尽管恩格斯当时肩负着整理、出版马克思《资本论》遗稿的重任，且事务繁多，难以兼顾，他仍然在极短的时间内，特别是在他首次深入研究了该笔记后，就立即着手写作专著，以“执行马克思的遗愿”，并在当年3月底至5月底的两个月时间内集中写作并完成了《起源》一书。由此完全不难看出，恩格斯本人对马克思晚年笔记特别是摩尔根笔记，包括笔记流露出的对原始社会、国家和文明起源的研究意图，是何等之重视，他为此甚至暂时撇下整理出版马克思其它遗稿的紧迫工作，首先写作了《起源》一书，以完成马克思的“理论遗言”。作为马克思晚年乃至毕业志同道合的革命战友和理论合作者，恩格斯显然理解（尤其是在他仔细研究了该笔记后）马克思在笔记中所试图实现的理论创新计划、研究构想，并深感自己作为马克思理论继承者的重大责任，自觉完成亡友的遗愿刻不容缓，正是基于这样的特殊考虑，恩格斯才决定暂时撇开其它工作，先写出《起源》一书的。试想，当时恩格斯本人有大量实际事务待处理，而马克思的遗稿数量巨大，绝非只有笔记需要他整理和研究，而他却唯独觉得必须先完成笔记中的马克思“理论遗愿”不可，并在极短的时间做到了这一点（写出了《起源》一书），这一事实有力地证明，恩格斯恰恰是充分了解马克思笔记的研究意图、理论价值的，正是建立在这样的信心上，他才在《起源》第一版序言中明确宣布，该书是实现马克思的“遗愿”。正是在仔细研究了马克思的摩尔根笔记，深刻理解了马克思的研究意图和笔记的理论价值后，恩格斯晚年更加自觉地重视对国家和文明起源、原始社会史的研究，并注意吸取最新科学成就来补充、完善自己的研究。举例来说，恩格斯在1884年出版了《起源》初版后，一直密切关注世界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等学科的最新科学发展，积累了大量关于原始社会史的新材料，并着手在1890年出版《起源》的新版。在新版准备过程中，他研究了有关原始社会史的全部最新文献，对原文作了许多修改和订正，并考虑了考古学和民族学的最新成就，特别对《家庭》这一章作了重要补充。⑦

四、马克思晚年笔记的正确称谓

在叶文看来，用“人类学笔记”来命名马克思晚年笔记，“不仅能够真实地表明马克思晚年的理论主旨，而且能够客观地评价马克思晚年的理论贡献”。⑧ 叶文还具体解释了笔记只能采用“人类学笔记”称谓的理由：人类学，顾名思义是关于人类的科学；从马克思所摘录的有关人类学笔记的内容来看，应归属于文化人类学；之所以只能采用“人类学笔记”的称谓，原因就在于马克思的笔记所摘录的著作正是广义的人类学著作。⑨

我们认为，上述看法是很值得商榷的，不但曲解了马克思晚年笔记、晚年理论探索的实质，还对“人类学”作了不恰当的理解，而其关于笔记必须采用“人类学笔记”称谓的论证理由也难以成立。

第一，“人类学笔记”称谓歪曲了马克思晚年笔记的理论性质和历史地位，只有将其更名为“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才能准确反映笔记的理论性质、主题和历史地位。

“人类学笔记”称谓对马克思笔记的严重误读表现在：第一，歪曲了笔记的学科性质（笔记实际上是历史哲学性质的笔记而非人类学性质的笔记）和研究方式（笔记从事的是关于国家和文明起源、原始文化的历史哲学研究而非人类学实证研究），混淆了笔记与摩尔根等人的人类学实证科学著作之间的本质区别。第二，将马克思视野中的一般意义上的“关于人的科学”（马克思是从唯物史观、历史哲学的一般视野、一般层次上，来探索人类及其历史发展问题）同现代意义上的“人类学科学”（从单一学科视野，具体而实证地探讨人类及其社会生活）混为一谈。第三，一定程度上为制造笔记与马克思先前思想的断裂、对立提供了便利或依据。许多用“人类学”来概括马克思笔记的理论实质的国内外学者通常将笔记与他先前的唯物史观或《资本论》相割裂、对立，错误地认为笔记“超越”了后者的历史哲学思维。第四，没有如实揭示马克思笔记的思想重心和关注的核心问题（国家和文明的起源问题），贬低或遮蔽了这一主题。如上所论，国家与文明的起源才是马克思关注的真正主题和各笔记的核心内容。第五，用“人类学笔记”来概括马克思晚年笔记，难以真实揭示晚年马克思相关理论探索的实际意图及哲学创新的实质。实际上，马克思晚年选择当时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几位主要人类学家的著作，并写作上述笔记，绝非一时的心血来潮之举，而是深思熟虑之举，这些笔记反映了马克思当时新的哲学创新计划：利用当时人类学家的最新科学成果，深入探索唯物史观的新研究领域——国家和文明起源、原始文化问题。

相反，如果我们用“国家和文明起源的历史哲学研究”来解释笔记的理论性质和历史地位，并将笔记重新命名为“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将有助于恢复笔记本来面目和马克思晚年思想原貌，科学揭示笔记的理论性质、主题思想和历史地位：第一，这样命名符合笔记本身的研究方式、学科性质及晚年马克思写作笔记的实际意图和研究计划。第二，准确而简明地揭示了笔记的思想重心、核心问题和主要理论兴趣（国家和文明起源问题）。第三，符合各笔记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和有机整体性，并与摩尔根笔记的核心地位和内部主题（国家和文明起源问题）相一致。马克思晚年的五个笔记，正是以摩尔根笔记为核心，以其它四个笔记为重要补充，全面探索国家和文明起源、原始文化问题的。第四，符合马克思前后期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性。从事国家和文明起源研究，并不是马克思一时的灵感或冲动，而是有着先前思想发展的必要铺垫、必要积累的。在写作笔记前，马克思在自己青年、中年时期的一些论著（例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资本论》等著作）中，就从哲学高度初步探讨了人类社会原生形态、文明时代起源问题。第五，与恩格斯《起源》对笔记（特别是摩尔根笔记）的解读相符。恩格斯明确地把《起源》作为“执行马克思理论遗愿之作”，该书的内容结构、主题、思想重心都和摩尔根笔记基本一致。

第二，叶文对“人类学”作了不准确的理解。

我们认为，所谓“人类学顾名思义就是关于人类的科学”的定义是很不准确的。试想，如果“关于人类的科学”就是所谓“人类学”，难道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宗教学甚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它们不是“关于人类的科学”吗？甚至于一些自然科学学科，例如医学、人体解剖学、生理学等，也是“关于人类的科学”。是不是说它们都是“人类学”呢？将“人类学”定义为“关于人类的科学”，完全混淆了这门具体科学与其它涉及人类本身的具体科学的本质区别。“人类学并不是研究人类的唯一学科”，⑩这是毫无疑问的。作为研究人类的众多具体学科中的一种，“人类学”与其他学科的区别就在于这门学科研究人类的具体科学方法和独特视野。现代学科分类意义上的“人类学”是一门典型的实证科学、经验科学。它一般划分为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两大分支（还可以从文化人类学中再划分为民族学、语言学、考古学），二者分别从生物学和人类文化的角度研究人类本身。它们都是从具体科学的意义上研究人类及其社会生活，采用的主要是田野调查、考古发掘、科学实验等实证研究方式。不论是“人类学”，还是其各个分支，都是以实证研究、经验研究为基本特色。田野调查等实证研究方法是“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的基本科学方法。英国人类学家塞利格曼就指出，“田野调查工作之于人类学就如殉道者的血之于教堂一样”。(11)美国当代著名人类学家哈维兰也认为，“对于文化人类学家所做的别的一切事情来说，田野工作是多么重要”。(12) 我国当代人类学家童恩正也指出，当代的文化人类学已经植根于田野调查之中，只有通过田野工作，人类学家才得以获得研究的第一手资料，验证理论的假设。 (13)

与摩尔根等人类学家的实证研究方式完全不同的是，马克思从事的主要是一种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历史哲学研究：他通过从哲学层次上概括、分析和思考摩尔根等人类学家提供的科学材料、科学观点来进行相关历史哲学问题的思考。他显然不可能像摩尔根等人那样，把主要的学术精力投入到实地考察某些至今尚存的氏族社会的社会组织、亲属制度等具体社会现象中去，以此来确立自己对原始社会的某些具体认识。事实上，他是以一个哲学家的研究方式，并始终是在自己的原有哲学方法和理论的指导下，对国家和文明起源、原始文化等问题进行历史哲学层次的探索和论证。摩尔根、马克思在理论研究上的关系，应是从事历史哲学研究的哲学家身份的马克思和从事实证科学研究的科学家身份的摩尔根之间的关系。把马克思的笔记混同为人类学著作，认为笔记从事的是“经验人类学”研究，显然是错误的、不科学的。

第三，叶文关于笔记只能称其为“人类学笔记”的论证理由不能成立。

在叶文看来，上述笔记之所以只能称其为“人类学笔记”，原因就在于马克思的笔记所摘录的著作正是“人类学著作”。实际上，这种论证理由是根本站不脚的。按照叶文的“逻辑”，我们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只要马克思摘录的著作或内容是归属于某一具体学科（例如“人类学”）的，那么，马克思的笔记就毫无疑义应视作这一学科性质的笔记（例如应叫作“人类学笔记”），他在笔记中所从事的就毫无疑问是该学科的具体科学研究（例如所谓“人类学”研究）。叶文对此确是深以为然的。该文就明确认为，“马克思晚年最突出的理论贡献就在于结合俄国的实际状况，充分利用人类学研究的相关成果，揭示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和特殊道路的辩证统一，提出了“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新设想。” (14) 在其看来，笔记从事的是“人类学”研究，是毫无疑问的。那么，是不是说，马克思摘录或借鉴了某一学科的科学著作、科学材料，马克思就立刻成为了这个学科领域的科学家呢？或者联系笔记本身具体地说，马克思就立刻从“哲学家”身份变成了“人类学家”呢？显然，这种看法是难以成立的。我们知道，哲学和具体科学的关系，应是前者不断借鉴、总结后者的最新科学成果，以此为科学基础，不断推进哲学本身发展的关系。哲学借鉴具体科学的成果，不但合理，而且极为必要，哲学家也并不因此就变成了科学家。他仍然是哲学家，仍然是以哲学家的特有思维方式考察问题。从马克思晚年笔记的实际研究方式和学科性质而论，显然马克思还是以唯物史观、历史哲学的理论视野来研究原始文化、国家和文明起源等问题的。绝不应认为，马克思晚年就放弃了哲学家的身份和历史哲学的理论视角，转入了与此完全不同的“人类学”实证研究、经验研究。

我们认为，确定马克思晚年笔记的合理称谓，必须根据笔记本身的理论主题、思想重心、主要理论兴趣。既然笔记的理论主题、思想重心和主要理论兴趣应是“国家和文明起源”问题，那么，我们理应根本超越由西方学者首倡，并由许多国内学者附和、沿用的所谓“人类学笔记”、“民族学笔记”错误称谓，用“国家和文明起源的历史哲学研究”来解释笔记的理论性质和历史地位，并将其更名为“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



注释：

①②③④⑧⑨(14)叶志坚：《是“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还是“人类学笔记”——与王东、刘军先生商榷》，《东南学术》，2005年第3期，第112、113-114、115、115、118、117-118、112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72-781页。

⑥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9、750页。

文明的起源与发展范文第2篇

【关键词】 文化哲学；人类精神；历史观；卡尔・雅斯贝斯

近年来，文化哲学这一哲学范式在哲学研究领域占据着愈加重要的地位。

无论是恩斯特・卡西尔提出的文化是符号系统，还是阿尔贝特・施韦泽的文化哲学是敬畏生命的伦理观，亦或是衣俊卿提出的文化哲学是一种生活范式的理论，他们都试图从理论上高度概括和总结出具有普适性的文化哲学概念。但是卡尔・亚斯贝斯另辟蹊径，他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以历史观为基础，以人类精神发展为核心，探寻人类历史起源，划分人类历史阶段，追寻人类历史发展的终极目标，为文化哲学的研究开辟了全新的视角。

一、人类精神发展的重要意义

1、人类精神的发展史是划分人类发展史的标准

卡尔・雅斯贝斯对人类发展的各个阶段进行了划分，首先划分的便是史前阶段与历史阶段。他认为划分这两个阶段的根本标准便是人的意识的产生，“人类意识到自己就是历史”。[1]

他又将人类历史阶段大致划分为古文明历史时期，轴心期和现代历史时期。古文明时期人已具有意识但并未认识自我，各种行为大多来自于本能，这一阶段没有精神变革和运动。

轴心期是古文明时期后的时期，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关键也是最具特色的时期，这一时期 “人性整体进行了一次飞跃”，[2]“改革的观念支配了实践活动”。[3]轴心期理论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的核心理论，轴心期在整个历史发展进程中具有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它将古文明时期奠定的基础充分利用，人类精神实现了第一次的解放，从此支配人类的不再是原始本能，而是精神诉求，轴心期为它以后的历史发展积蓄了巨大的力量。

2、人类精神的发展是人类发展的动力

如果按照粗略的时空标准划分的话，可以将人类的发展史分为过去，现在与未来。但无论如何划分，人类精神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作用。狭义的来讲，过去即历史。历史显示出人类意识的从无到有是人类从史前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而人类自我认识的产生是人类从遵循本能走向理智思辨的关键一步。

从人类学会思辨开始，人类精神的发展便从未停止，改革成为人类的特性之一。改革的需求源于人类对未来更好的渴望，“我们具有的关于未来的思想，指导着我们观察过去和现在的方法”。[4]过去是人类精神的发展史，现在是人类精神发展的成果，未来则是人类精神发展的目标。

3、人类精神的发展史人类起源与目标的统一的根本原因

除了轴心期理论，卡尔・雅斯贝斯还提出了世界历史结构理论。他认为世界历史结构是“橄榄球”型的，即两端归于一点，中间具有较大弧度和空间。而这两端的两点便是人类的起源和人类发展的目标，他称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

人类的起源是统一的这种统一指的是人类思想的统一，“人类的统一起源是一个思想而不是由验脱开的现实”，[5]共同的起源是因为人类的精神联结

不仅人类的起源是共同，我们所追求的发展的目标也是统一的。这个目标是人类精神高度发展进步和全体人类自我超越的结果。这个目标包含着人类最为向往和一直追求的自由，这个目标的实现需要全体人类的共同力量。

二、世界性的历史观

卡尔・雅斯贝斯一再强调要具有世界性的历史观，以世界性的历史观看待问题，因为“为了了解自己，我们希望从整体上理解历史。那么什么是世界性的历史观呢？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即追寻起源、立足当下、展望未来。

共同的起源是由于人类精神的发展与联结，这肯定了人类精神对于历史发展和人类进步的作用与意义。“我们可以通过对历史重大实践的内心沉思，认识我们的历史基础。过去曾是楷模的东西，现在仍是我们的楷模”。[6]立足当下需要自我审视，客观对待成就，理智分析劣势。展望未来，展望的便是这份超越如何得以实现。卡尔・雅思贝斯指出这份展望对于人类来说是共同的，即我们具有统一的目标，这个目标简单来说就是自由。

三、文化哲学是内在精神超越和外在整体认识的统一

1、内在精神超越是内涵与目标的统一

这种内在的精神超越便是人类精神的不断发展。这种内涵是人类回望历史所做出的总结，这种目标是人类对自身未来发展的展望，这种统一是人类内在精神超越的结果。雅斯贝斯将结果总结为“人类的文明与博爱”“自由和自由的意识”“创造能力”“上帝在人类中的显现”，这些无一不说明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便是内在精神的超越性发展。这同样也是文化哲学的发展，物质的进步不再是人类的首要追求，而对于精神进步与文化发展的追求则是恒久的。文化哲学作为一种哲学范式，具有指导人类行为和生活方式、思想方式等诸多方面的力量。文化哲学可以说是人类精神发展的成果，内在的精神超越同样促进文化哲学的进步，反过来这种哲学观又会作用于人类的发展。

2、外在整体认识是自我认识与历史观的统一

我们既要站在历史里面看历史，来厘清时代位置，更要站在历史外面看历史，来看清历史整体的发展趋势。只有将二者结合起来，我们才是拥有完整的正确的哲学观。哲学是认识自己与认识世界的统一，文化哲学更是强调这一点，如果说内在精神超越是文化哲学发展的动力，那么外在的整体认识则是文化哲学发展的要求。

文化哲学是世界性的历史观，并且是一种以人类精神发展为核心的世界性历史观。人类的精神发展促进人类历史的进步，精神发展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因此从某种角度上说，人类历史就是一部文化史。人类精神的发展也促进了人类文化的发展，同样促进了文化哲学的发展。卡尔・亚斯贝斯另为文化哲学的研究开辟了新视野，从而文化哲学研究可以以历史观为基础，以全局视角探寻文化发展脉络。文化事件不再是孤立的，而是可以置于历史的大背景下，探寻其历史位置与影响，探究其同其他历史事件的关系，从更宏观的角度更具整体性的观点去研究文化与文化哲学。

【注 释】

[1][2][3][4][5][6] 卡尔・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魏楚雄 俞新天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39.10.11.161.53.265.

【参考文献】

[1] 卡尔・雅斯贝斯. 历史的起源与目标[M]. 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2] 阿尔贝特・施韦泽. 文化哲学[M]. 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3.

[3] 罗伯特・所罗门，凯思林・希金斯. 大问题[M]. 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文明的起源与发展范文第3篇

《价值起源》一书彻底击碎了现代人的自以为是,将解决这一问题的视角投向历史的远方。这是一部兼具广阔历史胸怀与严谨学术态度的力作,它由耶鲁大学杰出的金融学家和历史学家合力编著,以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为背景,通过大量的实物图表、详实的史料考证,有取舍地描绘了今天各种重要金融制度、技术和产品的历史渊源,展示了4000年以来人类所走过的金融创新的道路,揭示出“这个看似令人眼花缭乱的不断创新过程的基础只是几个基本原理”,从而再次验证了“太阳底下没有全新事物”的真理。

本书的一个核心论断是“金融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文明自身的起源”,金融创新伴随着人类文明进步而发生,又推动了文明的进程。为了证明这个结论,编著者选取了利息、股票、金属货币、纸币、政府债券、期货、期权、共同基金、通货膨胀指数债券等我们或熟悉或陌生的金融产品,追寻它们的起源,探究它们对社会进步的作用。事实上,每一次重大的金融创新在历史上都近似独立的事件,有其特殊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而“模仿者往往只是关注和采用这些技术形式,而完全忽视了那些进行金融创新国家的时代背景和实际情况,这必然使模仿创新的国家也无法真正应用这些创新技术”。这是我们以史为鉴尤要注意的。

倘若我们的思维空间没有为该书繁复的史料所完全挤占,我们还将从字里行间获得更有意义的启迪:

首先是金融创新和文明兴衰的关系。西方国家是当今金融创新的主导者,但在历史上,东方则是金融创新的先驱。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发明了利息,后来才传到希腊人那里;纸币最早在中国出现,之后才在欧洲发明。然而,中世纪之后,东方的金融创新戛然而止,西方则方兴未艾,而东西方文明从此分岔。是由于文明兴衰引起了不同的金融发展路径,还是不同的金融发展路径引起了文明的兴衰?这一问题可以看成是“李约瑟问题”在金融方面的重述。正如书中所揭示的,二者是相互影响的。中国古代统治阶级的权威成就了纸币在中国的流通,而恶性通货膨胀又迫使其消退;从威尼斯、荷兰到美国,政府债券的发行从支持战争、殖民地开发,到支持国家建设,金融创新为国家崛起贡献了至关重要的力量。国家的经济和制度会决定金融发展的路径,而金融创新又能推动国家的勃兴,对于希望崛起的中国而言,这不正是我们从本书中所获得的最大启示吗?

其次是科技进步和金融创新的关系。在金融创新的历史中,我们时常看到科技进步的身影,例如数学工具和防伪技术的进步等,其中尤以数学的发展最值得思考。是数学工具的发展推动了金融创新的强化,还是金融创新的需求引致了数学工具的进步?或许二者互为因果。但金融的数学化是一把双刃剑:由于最前沿的知识几乎都以最先进的数学技术表述,即使一个新手也无须像人文学者那样逐一了解前人的智慧成果,而只需掌握必要的技术以现状为起点,它摆脱了所有陈旧知识的包袱,解放了人的大脑空间,大大提高了创新的速度;但走向极端就意味着钻进了一座象牙塔,使人忘却历史、目光短浅,金融创新变成脱离现实背景的数学符号的堆砌,却自诩创造了价值并妄图以此改造世界。因此,技术工具的使用固然有利,但若为其异化则得不偿失。

总之,《价值起源》提供了看待金融问题的一个古老而又新颖的视角,正像书中所言的“关于现代金融发展的过程,历史可以告诉我们更多的事情”。

价值起源 The Orgins Of Value

作者:威廉・N・戈兹曼、

K・哥特・罗文霍斯特

译者:王宇、王文玉

文明的起源与发展范文第4篇

关键词：张光直／马克思／国家起源／比较研究

张光直(1931—2001年)是当代著名的美籍华裔学者，曾任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教授，从事历史与考古学研究。张光直对国家起源问题提出了一些独到的看法，他开创性地提出国家起源的两种模式：断裂——连续模式。张光直的一些理论对马克思也提出了重大挑战。他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只是在总结西方国家起源过程中形成的，忽略了东方、尤其是中国的具体情况，因而不具有解释力和普适性。他尤其反对马克思关于国家起源中的生产力基础地位的论述，认为巫术等宗教因素在国家起源中起着根本性的决定作用。张光直理论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了重大反响，我们既要肯定他的理论创新，也要看到他的一些理论尚待商榷和推敲。

一、关于国家起源模式的理论

张光直提出，国家的起源，即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转变有两种基本方式：一是西方式的，其代表是两河流域苏美尔人(Sumerian)的乌鲁克(Uruk)文化和地中海的爱琴文明。它以人和自然关系的改变为契机，通过技术的突破，通过生产工具和生产手段的变化引起社会的质变。其特征是在兴起时突破了自然生态系统的束缚，并与旧时生断裂。西方式的国家起源中，人类对自然的征服是积蓄社会财富的主要方式，生产技术是决定性的因素，社会组织结构中的地缘关系代替了血缘关系。因此，西方式的国家起源的特点是突破性的，也就是断裂性的。二是东方式的(或世界式的)，其代表是东亚的中国，也包括美洲的玛雅文明。它以人与人关系的改变为主要动力，在生产技术上没有大的突破，主要是通过政治权威的确立开创新的时代。其特征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连续的，它们的和谐关系没有受到破坏。东方式的国家起源中，社会财富的积蓄主要是靠政治程序完成，城市与以前的氏族聚落也有连续性，社会组织结构中的血缘关系从氏族社会延续下来，包容了新的地缘关系。因此，东方式的国家起源的特点是连续性的①。

在阐述国家起源的两种不同模式(断裂——连续模式)后，张光直提出了一个震惊学术界、尤其是西方学术界的观点。他认为，中国的国家起源模式是全世界向文明转进的主要形态，而西方式的国家起源模式只是次要形态。因此，现代社会科学里自西方经验总结而来的国家起源理论的一般法则没有普适性。他明确指出：“中国的形态很可能是全世界向文明转进的主要形态，而西方的形态实在是个例外。”张光直进而提出：“一般社会科学上所谓原理原则，都是从西方文明史的发展规律里面归纳出来的。我们今后对社会科学要有个新的要求，就是说，任何有一般适用性的社会科学的原理，是一定要在广大的非西方世界的历史中考验过的，或是在这个历史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退一步说，任何一个原理原则，一定要通过中国史实的考验，才能说它可能有世界的通用性。”②

张光直的上述理论具有开创性意义，对西方社会科学具有很大的挑战性，也引发了许多学者的关注。2001年9月，美国罗莎·兰伯格-卡洛夫斯基(Marfha．Lamberg-Karlovsky)主编了《破裂——文明的起源》(TheBreakout-TheOriginsofCivilization)一书，有多位学者撰文讨论张光直提出的国家起源的断裂——连续理论。可见，张光直的学说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张光直的理论有利于打破“惟西方的社会科学范式和理论独尊”的局面。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仅仅是基于人类历史的一部分事实得出的，不可能用来解释人类各种文明形态尤其是东方文明中的国家起源进程。因此，现在是从总结普遍规律的立场出发来研究中国文明史的时候了。

当然，张光直将中国文明和国家起源的模式概括为连续性模式，这种概括也有片面性。中国国家起源中，连续性和创新性有机统一在一起，我们既要看到前国家社会的氏族制度在国家社会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也要看到国家社会实现了重大的制度创新。张光直的失误就在于对中国国家起源的这种连续性和创新性对立统一关系认识不够，进而将中国和玛雅视为一种同质文明类型。其实，中国国家起源和中南美洲的国家起源存在重大差别。其中，最主要的差别在于，中国国家起源和发展过程中，在保持连续性特征的同时，不断实现经济领域的技术创新、政治领域的制度创新以及意识形态领域的文化创新。这种连续性和创新性的统一，使得中华文明始终具有连续进化、生生不息的稳定性和生命力。而玛雅文明则是连续性有余，创新性不足。譬如，她的国家制度始终徘徊在低级水平，保有浓厚．的原始色彩。这也是看似强大的帝国大军在规模较小的西班牙殖民者面前很快就落败的原因。

二、关于国家起源动力因素的研究

(一)萨满巫教、艺术以及文字的作用

张光直根据《国语》中“绝地天通”的故事，认为萨满巫教(Shamanism)在中国国家起源中占有基础性地位。张光直指出：“它为我们认识巫觋文化在古代中国政治中的核心地位提供了关键的启示。……古代，任何人都可借助巫的帮助与天相通，自天地交通断绝之后，只有控制着沟通手段的人，才握有统治的知识，即权力。于是，巫便成了每个宫廷中必不可少的成员。事实上，研究古代中国的学者都认为：帝王自己就是众巫的首领。三代王朝创立者的所有行为都带有巫术和超自然的色彩。”他还为萨满巫教理论提供了另外两个论据：“如夏禹有所谓‘禹步’，是后代巫师特有的步态。……甲骨卜辞表明：商王的确是巫的首领。”③

张光直在萨满巫教理论的基础上，认为艺术和文字具有类似的宗教功能，都是攫取政治权力的手段。首先，艺术是攫取权力的手段。商周艺术中的动物纹样具有宗教功能，“带有动物纹样的商周青铜礼器具有象征政治家族财富的价值。很明显，既然商周艺术中的动物是巫觋沟通天地的主要媒介，那么，对带有动物纹样的青铜礼器的占有，就意味着对天地沟通手段的占有，也就意味着对知识和权力的控制。占有的动物越多越好；因此正如《左传》所说：‘远方图物’，所有的物都铸人了王室的青铜器之中。很可能王室的巫师和地方巫师所拥有的动物助手也是分层分级的。”④

其次，文字也是攫取权力的手段。张光直认为，无论商代还是史前的陶器符号，绝大多数都是家族、宗族、氏族或其分支的标记和祖徽。“古代中国的文字，至少其中的一部分，可能从祖徽(赋予亲族政治和宗教权力的符号)演变而来。我们由此可以推想：古代中国文字的形式本身便具有内在的力量。……文字的力量来源于它同知识的联系；而知识却来自于祖先，生者须借助于文字与祖先沟通。这就是说，知识由死者所掌握，死者的智慧则通过文字的媒介而显示于后人。”⑤（版权所有）

(二)财富的增加依靠政治权力带来的劳动力增加，而不是生产力的作用

张光直提出，中国国家起源中，是政治权力导向财富，即由“贵”而“富”，而非由“富”而“贵”。在古代宗法制度下，政治权力由个人在亲族群中的地位而决定，而政治权力越大，统治者便可获得更多的劳动力，生产更多的财富。从考古资料上看，从仰韶到龙山到三代，在生产工具方面没有出现突破性的变化。中国古代国家财富的增加和集中，几乎全然是靠劳动力的增加、靠将更多的劳动力指派于生产活动和靠更为有效率的经营技术而产生的。换言之，财富之相对性与绝对性的积累主要是靠政治程序而达成的。⑥

张光直的上述观点，揭示了政治手段在财富积聚中的重要作用，对于研究中国国家起源的特点有启发意义。张光直认为，三代时期的青铜器是作为祭祀的礼器和战争的武器，而没有大规模作为生产工具使用。他的这一观点被一些考古材料所证伪。1989年江西新干县大洋洲的商代大墓，出土商代中后期的青铜器475件。其中，青铜工具占18种、143件，并且形成了平分秋色的两个工具群：其中6种75件属于手工业工具群，12种68件属于青铜农具群。江西大洋洲出土的这70多件青铜农具表明，比较发达齐全的青铜农具群的出现，最晚是在公元前1300年前后殷商后期。这次考古发现，第一次以考古实物肯定了中国历史上的确存在青铜农具体系⑦。

三、批判地回应

张光直关于国家起源模式和动力因素的有关论述，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同时，张光直对马克思的国家起源理论也提出了质疑，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批评马克思忽略了对巫术、原始宗教等因素在国家起源中的作用，认为萨满巫术在中国国家起源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第二，批判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论，认为中国国家起源中并没有生产工具的突破性变化，财富主要靠政治手段来获得；第三，批评马克思的国家起源理论只是在总结西方国家起源的有关资料上形成的，因而对东方和中国国家起源缺乏解释力和普适性。

(一)关于巫术和原始宗教在国家起源中的作用问题

张光直注意到在中国文明起源过程中“巫”的重要作用。他认为，以生产工具为核心的生产力在中国国家起源中并不占据根本性地位，在“政治权力的获取和增加上，‘巫’这类人物和他们的作业与所代表的宇宙观，要发挥绝大的作用”⑧。他进而指出，中国的青铜器主要是为统治者争取与维护政治权力发明制造的。它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祭祀中巫师沟通天地的法器，而青铜器上面的动物纹饰也主要为了协助巫觋沟通天地。

关于青铜纹样的意义，《吕氏春秋》的解释较为准确。如《慎势》：“周鼎著象，为其理之通也。理通，君道也。”意思是周鼎上刻铸物象，是为了让事理通达，而事理通达则是人君的行政处事之道。这些历史文献表明，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与巫术和宗教没有直接关系，其功用在于宣德训诫、垂范后世。再者，根据观察，虎食人纹上夹在兽口的人头，其面多露惊恐之色，这不应该是巫觋做法时的神情。

张光直的“萨满巫教论”之所以错误，在于他没能从根本上把握住三代政治“神道设教”的现实主义本质。学术界中有一种观点认为，三代政治尤其是夏商政治是一种神权政治，受占卜等巫术活动的主导。其实，在占卜过程中，并非是巫觋居于统治地位，而是统治者尤其是国王主体性的充分表现。殷人占卜敬神只是为了把国王的意志神圣化，国王借敬神统一思想，以达到加强王权的目的。譬如，盘庚曾借神权否定族众的“协比谗言”，下决心为国家的利益“震动万民以迁”殷。

张光直关于萨满巫教的理论，显然夸大了“巫”的作用，忽视了物质生产、劳动实践的重要地位．所谓“巫”能通天的原理，远不如马克思的劳动实践观能更清楚地解释人与人、人与天相互之间的关系。

(二）关于生产工具、生产力在国家起源中的作用问题

张光直在《中国古代王的兴起与城邦的形成》一文中指出，中国古代早期国家起源的一项重要的特征，是政治权力导向财富。一般而言，增加财富的生产力，“不外两条途径：增加劳动力，或改进生产工具与技术。”张光直认为，中国国家起源中的财富集中，并不是象马克思等人所言的依靠生产技术革新和生产力的发展这一方式而达成。它几乎全部依靠操纵生产劳动力而达成的，靠将更多劳动力指派于生产活动和靠更为有效率的经理技术而产生的。换言之，财富之相对性与绝对性的积蓄主要是靠政治程序而达成的。

张光直的上述论述有合理之处，但他对马克思的指责却是站不脚的。首先，张光直关于国家起源时期的“财富之相对性与绝对性积蓄主要靠政治程序而达成”的观点是缺乏经济学理论支持的。马克思在他的论著中，曾明确区分“资本积累”和“资本集中”两个概念。这两个概念中，“资本积累”类似于张光直所言的财富的“绝对性积蓄”，它必须通过提高生产技术水平，改进物质生产工具等生产力手段来完成。“资本集中”则类似于张光直所言的财富的“相对性积蓄”，它可以通过调整人与人的关系，改变产权关系，制定再分配制度等政治手段来完成。张光直没能区分财富的相对性积蓄和绝对性积蓄这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形式，因而错误地认为财富的绝对性积蓄也是主要依靠政治程序来完成。

其次，张光直怀疑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文明化的根本动力，进而怀疑马克思唯物史观中“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一基本原理的正确性。我们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是不容置疑的，问题出在张光直对“生产力”概念做了狭隘的理解。由于受职业习惯影响，一些考古学家偏爱从生产工具的角度去把握生产力的水平(因为生产工具能找到直接的物质遗存)。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生产力是一个综合性指标，除了物质性的生产工具以外，还包括一些观念形态的东西。张光直所说的社会进步主要依靠“将更多的劳动力指派于生产活动和靠更为有效率的经营技术”，他没有能认识到生产活动的经营和管理也是生产力进步的一种表现。同时，伴随生产力的提高，直接要求生产方式社会化和生产组织管理的专业化、官僚化和复杂化，从而带动上层建筑的进化，导致国家制度的产生。因而从根本上说，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三)关于马克思国家起源理论的解释力和普适性问题

张光直认为，西方有关中国古代政治的理论，以东方社会(orientalsociety)这一概念为其核心。张光直认为，“无论马克思、韦伯还是魏特夫都没有掌握中国三代社会的考古材料；他们对东方社会特征的描述和对其形成原因的推断，是根据对后期历史，而且常常是转手材料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得出来的。”⑨“马克思对中国的论评正表明了……他对亚洲历史认识的最大局限。同样，马克思构想了一个静态的、自给自足的农村公社制度，并不符合我们所认识的古代中国城镇与城市的图像，这些城邑在一个不断变迁的经济与政治的分层系统中互相施加能动的影响。”⑩

张光直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简单地归为纯粹的西方派，忽略了马克思国家起源理论对东方社会的关注。其实，马克思晚年笔记中的国家起源思想，已远远突破了张光直批评马克思时所总结的几个特点。譬如，马克思在晚年笔记中，非常重视国家起源中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制度在国家制度中的重要作用。遗憾的是，不知是没能看到马克思晚年的这些文献，还是出于其他原因，张光直对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只字不提，仍然简单地认为马克思主张国家形成的标志之一就是地缘关系取代血缘关系。张光直还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唯物史观是代表西方社会科学对古史分期的研究，而在这个古史分期之外，有一个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问题，这代表了西方社会科学法则里所不能解决的若干东方现象”⑾。的确，马克思国家起源理论主要是以西方文明为研究范例得出的，但他也非常关注东方的社会历史发展。无论是在马克思的中期著作，还是在晚年笔记中，我们都能看到马克思对东方社会所做的深入探究，而且，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也正是由马克思本人提出的，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是解释中国国家起源较为合适的理论。

注释：

①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②张光直：《考古人类学随笔》，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55—56页。

③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9页。

④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8页。

⑤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6页。

⑥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474页。

⑦王东：《中华文明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83页。

⑧张光直：《中国考古学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391页。

⑨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99页。

⑩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99—100页。

⑾徐苹芳、张光直：《中国文明的形成及其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燕京学报》第六期。

文明的起源与发展范文第5篇

五谷泛指主要粮食作物。以五谷为代表的传统农业生产及其方式，为华夏文明的孕育、发展作出了基础性贡献。从精神层面说，五谷以其耐旱、耐瘠、耐贮存等生物学特性，培养出华夏子孙艰苦奋斗、坚韧不拔的优秀品质。

谷物是传统精耕细作技术体系下最重要的作物。五谷就是五种谷物。“五谷丰登”千百年来一直是农民的期盼。“五谷”的称谓最早起源于春秋战国，有两种说法影响较大：一种指稻、黍、稷（粟）、麦、菽（大豆）；另一种指麻、黍、稷（粟）、麦、菽（大豆），反映了当时主要的粮食作物种类。

五谷的概念形成之后虽然相沿了两千多年，但这几种粮食作物在全国的粮食供应中所处的地位却因时而异。五谷中的粟、黍等作物，由于具有生命力强，耐旱、耐瘠薄，生长期短等特性，适合在干旱而缺乏灌溉的地区生长，因而在北方旱地原始栽培情况下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麻是指大麻，古人除了用大麻纤维织布外，也用大麻籽做粮食；菽是豆类的总称，有黄豆、青豆、黑豆等品种，人们发现菽容易种植和储存，可以帮助度过灾年，菽也与粟一道成了当时人们不可缺少的粮食。麦有小麦、大麦、燕麦等，小麦在距今约4000年前，被引进我国新疆地区，并逐步扩展到中原地区，打破了南稻北粟的种植格局。自从有了石磨，小麦从粒食发展到面食，口感大大提高，小麦也逐渐适应了我国的自然环境，改变了国人的饮食习惯，终于取代了黄河流域固有的黍粟的地位，成了我国广大居民的主粮，成为仅次于水稻的第二大粮食作物。

今天，大米几乎占到了我国老百姓的主食的70%，但其中有一个五谷说法中却没有水稻，这是为什么？考古发掘证明长江流域是世界稻作农业的起源中心。上世纪70年代，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了距今7000年的稻谷、稻壳、稻叶和稻秆，堆积厚度约有40～50厘米，应该就是当时的一个粮仓。刚出土的稻谷，闪着灿灿的金光，遇到空气后很快又变成了泥土的颜色。考古学家通过扫描电镜观察发现，这些稻谷一半是无芒的，属于栽培稻；一半是有芒的，属野生稻，并包含籼稻和粳稻两种类型。离稻谷层不远的地方又发现了大量耕作农具，说明河姆渡的稻作农业比较发达，当然不是起源的时候，稻作农业的起源应该更早。后来，考古工作者在湖南澧县彭头山发现了7800～9000年前的栽培稻，在湖南发现了1万年以上的炭化稻谷，在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和浦江上山遗址也分别发现了8000年前到1万年以上的稻谷，在江西省万年县也发现了距今1.2万年的稻作遗存，这些足以证明长江下游地区是世界稻作农业最早的起源地之一。

华夏文明因有长江流域以其富有增产潜力的稻作农业做后盾，克服了黄河流域在商代末期和唐宋时期两次遭遇气候变冷、干旱、水土流失造成的不利影响，得以继续繁荣昌盛。而发源于尼罗河下游地区的古埃及文明，发源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古巴比伦文明却因气候干旱和土壤沙化，周期性的沙尘自西而东肆虐，导致文明先后泯灭。稻作农业在长江流域的起源、发展和繁荣，不仅造就了璀璨的华夏文明，而且五千年来从未间断对华夏文明的护佑，是让华夏文明绵延不绝的坚实后盾，使我国成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没有中断或消失的文明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