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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明发展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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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明发展的特征

古代文明发展的特征范文第1篇

1.中国早期文明演进的模式问题

上世纪90年代,苏秉琦先生提出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演进模式一系列理论成果,在学术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他认为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并将中国文明与国家的演进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随着王权的确立,于公元前3200年左右的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及西拉木伦河地区的诸考古学文化,已经进入了文明时代。内涵是氏族组织已经松散、劳动与社会分工在家族之间展开、聚落已出现分化、祀与戎发展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并控制着社会的神权与王权,既不是奴隶制,也不是西周那样的封建制。第二阶段便是龙山时代,他对龙山时代的界定是与分布于黄河中下游及黄淮平原的龙山文化起始年代相当,内涵是包括龙山文化在内的所有与其同时的考古学文化.尧舜时代或为龙山时代,或为龙山时代的部分时期.但尧舜传说主要同夏王朝有关,故尧舜传说非龙山时代诸考古学文化的传说,而只是同夏文化,即二里头文化前身的那部分属龙山时代的考古学文化相关的传说。第三、四阶段为夏、商和西周,可称王国时期。虽有奴隶但并非奴隶制社会。此时期社会的基本内涵是父权家族、贵族、平民、农村公社、神权、王权、宗法制、礼制和分封制。第五个阶段从秦汉王朝开始。中国古代文明进入了以对地方实行郡县管理为特征的中央集权制的帝国时期。

有的学者则认为,中国文明起源与发展模式既不是一元的,也不是简单多元的,而是多元一体的。文明起源与文明形成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文明起源是指文明因素的起源。文明形成则是指文明的因素发展到足以摧毁原有的社会结构,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的产生。夏、商、周三代各有自己的文化渊源和发展谱系.并不同源。但中国最早进入文明社会的时间、中国文明起源形成的进程与途径、环境因素在中国文明起源形成中的作用等课题还有待解决。

有的学者基本上接受了关于“酋邦”的理论,并用它来解释中国前国家时期复杂政治组织的演进,认为尧、舜、禹时期“属于酋邦性质的部落联合体不但久已出现,其内部的运行机制已经相对稳定”。而且从唐尧到虞舜再到夏禹的领导权交接,都不应看作是个人之间的权力转移,而应视作是部族地位变更的反映,因此,过去那种竭力拔高由“禅让”到“家天下”的意义,将其视为我国前国家时代与国家时代的分野的评价,也值得重新审视。同时,世袭制并非夏禹以后才有,故而尧、舜、禹之间的斗争并不如许多学者所分析的那样,是新的王权和旧的氏族制度的斗争,故以部落联合体的最高首领是否世袭来作为判断我国上古社会由前国家时期进入国家时期的分野,并不恰当。首领世袭制必须与其他因素结合在一起,才能成为正确判定前国家时期与国家时期分野的标志。因此,把尧舜时代看作是酋邦社会的末期,是由前国家形态向国家形态过渡的阶段,而且直到有穷氏夺取有夏氏政权以后,尧、舜、禹时代那种旧有的部落联合体最高领导权力以相对和平方式交接的机制完全被破坏,残存的部落联合体躯壳已彻底失去作用,中国上古社会开始进入以强大邦国间的武力争雄为特征的早期国家时代。据此,不能以夏初作为早期国家时期的开始,而应把我国前国家时代与国家时代的分野定在太康失国以后,以部落联合体政治功能是否完全丧失作为判断两者分野的依据。

2。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

目前,学术界对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观点主要有:(一)“满天星斗说”,即认为我国数以千计的新石器遗址可以分为六大板块;(二)“两大集团说”,即前者以半坡文化为代表,属高原山岭型,后者以青莲岗系统文化为代表,属川泽湖泊型;(三)“接触地带说”,即主张以阴山、秦岭、南岭三条山脉为标志划分出几个接触地带,找出各种文化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四)“大小中心说”,仍然坚持黄河文化是一个大的文化中心,在这一大的中心之外也存在若干个小的中心;(五)“辽河流域文化中心说”,理由是赤峰的红山文化并非受黄河仰韶文化的影响才形成的,它有自己明显的独立特征,远古文化北方狩猎民族文化的特点更加突出,远古时期并非落后于中原文化。转贴于

近年有的学者提出了“文明起源三段论”的理论。即据摩尔根的“野蛮时代三段论”,特别是恩格斯文明起源论中的“三次大分工理论”,包括文明起源三大物质前提奠基期、文明起源三大要素生成期、文明总体标志国家形成期。关于物质前提奠基期,认为“农业起源一一新石器起源一一陶器起源”这三大创新分别实现了产业创新、工具创新、日常生活用具创新。从而为文明起源奠定了三大物质技术基石。

有的学者通过中国与西亚的两河文明的比较研究后认为,中国的两河文明具有鲜明的不同特征,即黄河文明是连续不断的文明,长江文明是断而再续的文明;在不同的文化圈内,其文明要素也显示出不同的特征。由此,形成了中国古文明多源并起、相互促进的态势。

有的学者则对城市与文明起源的关系提出见解,认为中国古代的城市具有明显的政治特征,不是商业发展的产物,不是市场中心,严格说来是“城”而非“市”。“城”是具有鲜明防御功能的新星聚落形态,城的出现是英雄时代掠夺战争的产物,但并不意味着文明的形成。也有学者通过对牛河梁遗址的重新审视指出,牛河梁遗址至少存在两个不同时代的文化遗存,既不能用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来概括全体遗存,更不能用青铜时代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来代替红山文化的本身,故其中的“女神庙”和积石冢群的考古发现,并不代表“文明的曙光”或“原始文明”的开端。因此,不同意关于中国文明起源“满天星斗”式的多元论。

有的学者认为,在运用聚落研究文明起源时一方面要找到突破口,这个突破口就是文明起源重点地区的中心聚落(包括都城),但另一方面也要重视对周围聚落及聚落群之间关系的研究,即要回答当时文明演进的程度和社会结构,单纯聚落的规模并不能说明问题,还要展开微观聚落研究,尤其是城址布局和功能的研究,没有该起源研究便难以深入;特别是聚落和聚落群规模的差别,并非进入文明社会才有,史前也是存在的,但那主要是自然环境或人口增长造成的,而进入文明社会之后聚落和聚落群规模的差别才反映了社会结构上的变化。

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具体时间,以往学者大多把文明的源头上溯定在公元前2000年的夏代,即“上下五千年”之说;现也有学者根据20世纪后期中国考古发现的成果,将其上推到一万年之前,即分为“上下两个五千年”,上五千年是文明的起源过程,下五千年是文明的发展过程。

3.“古国”问题

“古国”概念是由苏秉琦先生首先提出的,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古国”理论成为近年来在中国国家起源问题上一种很有影响的解释性框架。

有的学者认为,“古国”作为指称前国家时期复杂政治制度的概念应有其深意,即对那些高于典型氏族制度的“社会组织形式”的关注,特别是苏老后来对“古国”概念的重新界定,更是“对长期以来人们所熟悉的对于中国国家形成和早期国家进程解释的基本框架的重大改变”。但是应当指出,“古国”理论在考古学证据的认定上存在明显缺陷.那就是“在作为古国理论基础的有关考古工作中并没有发现对于国家制度存在能够自明的证据”,而这一缺陷是与“古国”理论在内容上的特征直接相关,即“‘古国’理论不包含关于前国家时期复杂政治组织的概念,从而放弃了对国家形成前夕可能存在的接近于国家的社会一一政治形式的探讨”。特别是由“古国”理论所导致的国家起源与文明进程的多元格局也与古代文献总体内容的“内核”相冲突。

有的学者强调要从社会经济结构的角度来考察社会形态,特别是三代社会性质问题,故不赞成学术界关于“古国”、“王国”、“帝国”提法。三代既不是奴隶社会,也同样不是封建的,认为“要把三代各种族组织中的贵族与平民的关系解释成封建主与农奴的关系,就面临着诸多理论与史实上的困难”,而已故史家霄海宗先生的“部民社会”的提法可用来概括当时最普遍的人群结构的性质。

古代文明发展的特征范文第2篇

【关键词】三代礼乐文化;中国古代美学;文化发源

中国古史上的夏商周三代时期,在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史上的伟大意义和重要地位,今天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这三个时期产生的礼乐文化是三代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传统文化史中,甚至在世界文明史上都占据着一定地位、拥有着独特意义。如果中国古代美学探寻源头,三代礼乐文化可视作其文化发源与萌芽。

一、礼乐的阐释

何谓礼乐?《说文解字》解释: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豊。乐,五声音总。象鼓鼙。

关于礼乐的产生,已知的文献中有各种说法,如《大戴礼记》、《左传》、《性自命出》、《礼记》、《史记》等,大致可分为礼乐本于神说,礼根于人类自身繁衍的欲望说,礼乐生于人情说等。

1、关于“礼”

所谓“礼”,原本是远古时期人类的习俗系统,包括生产、生活、习惯、信仰、经验、知识的积累。在延续与发展后,逐渐演变为文明社会系统的制度。王国维《观堂集林》:礼为奉神人之事。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无文字的信条,谓之习惯。习惯之合理者,儒家命之礼。关于“礼”或可从三个维度去理解:其中源于早期社会的风俗习惯,可称之为“礼俗”;“礼制”即周代之礼,有政治制度、社会秩序的含义;现传礼书经典——“三礼”,即《仪礼》、《周礼》和《礼记》三书。“礼”的特征是恭敬、庄敬。《礼记·礼器》:经礼三百,曲礼三千。《左传·僖公十一年》:敬,礼之舆也,不敬则礼不行。《管子·五辅》:夫人必知礼,然后恭敬,恭敬然后尊让,尊让然后少长贵贱不相逾越。

2、关于“乐”

古代的“乐”,包含音乐、诗歌、舞蹈,及说唱相结合的样式,是祀教的重要内容,乃古礼的重要组成之一。《乐记·乐化篇》:故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乐极和,礼极顺,内和而外顺,则民瞻其颜色而勿与争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乐”的其基本特征是“和”。“和”本指音素上的和谐关系。《老子·第二章》:音声相和。《荀子·乐论》、《礼记·乐记》都曾说明了这点:乐也者,和之不可变老也;乐者,审一以定和也。

礼与乐相配合,追求的是一种自然、社会、国家、家庭、个体全面的协合的境界,从礼的角度讲是“大顺”,从乐的角度讲是“大和”。礼乐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祖先进入文明社会的独特创造,它贯穿三代,源远流长。

二、三代礼乐文化的内涵

根据学者的研究,不同地区的文化在走向成熟时,即逐渐形成能够与其它文化区别的特征前,一般都会经历一个基本相同的阶段,这就是从巫术到宗教再到理性化文化的发展路径。中国文化的发展模式就符合这种规律。中国文化在西周慢慢定型,拥有了一种相对稳定的精神气质,达到了理性化的程度,或者说孕育出了普遍意义上人文的、理性的精神,即礼乐文化。

关于夏以前文化性质的研究,因为文字资料的缺乏,所得出的结论都带有一定的推测性。许多学者都认同文化发展的第一阶段是巫术,得出这样的论断是基于对大量现存的相对原始民族的调查和研究。但研究商代的文化时,因为有许多卜辞这类相对可靠的研究资料,从中显示出了多神信仰的宗教文化特征,这与巫术文化相比,具有非常明显的进步。

从祭祀文化发展到礼乐文化,这其中所蕴含的进步意义更为明显。因为在礼乐文化这个阶段,人这一因素已经非常重要,在某些情况下,人的行为甚至已经可以左右天的意志了,《尚书·泰誓》曾有记载:“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由此可以看出,根据文化的发展,西周礼乐文化的出现是文化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必然结果。众所周知,三代礼乐文化的发展极致时期是在西周,这个有周公“制礼作乐”为佐证。“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三代之礼一也,民共由之”(《礼记·礼器》),所以,三代礼乐文化是有着其内在的一致性贯通和性,它们之间损益增删、相因沿革。礼乐文化的实质其实就在于礼是规范社会秩序的,它的实现不由强制,乐在其中处于辅助地位,通过教化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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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代礼乐文化的美学意义

夏商周三代是中国阶级社会的开始,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源头。三代在漫长的时间中所形成的思想观念、文明体系,不仅成为了中国后世庞大的思维体系最原始的生长点,其文明特征也成为了中华文明后续发展的基调与导向。

关于中国的礼文化,在三代以上,还是混而为一的统一整体。但在“礼崩乐坏”的形势下,产生了形式与内容(即礼仪与礼义)两者的的分离。儒学的产生正是因为这点。晚清闰镇衍在其《六典通考序》中说:“由三代以上,治与道出于一。由三代以下,治与道出于二。”这里“治”是指建立、维护社会秩序的所有制度和行为规范,“道”是指蕴含里面的价值系统(也就是道统)。因为中国文化整体特征就是礼,“治”即礼仪系统,“道”即礼义系统。三代以上与三代以下的区分,就在于形式与礼义内涵的不统一,而内涵不变的,可称之为“道”,在今天就是规律的意思。这里的“道”,因为是传承自上古一脉,也可称为“道统”。因此,儒学所说的道统(或者说价值系统),并不是儒家的首创,而是从中国的礼文化中继承发展出来的。

劳承万在《中国古代美学(乐学)形态论》中,孔子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是儒家哲学建构庞大体系的纲领”,而禅道两家,虽然没有“礼”的具体、系统的内容,但其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却不能脱离心性之“乐”。“诗—礼—乐”是一个渐次推进的有机整体,类似开端—发展—终成这样的模式,具有中国礼乐文化独特的生命力与独创性。简言之,中国人的真正心性之乐,都是由“诗”而兴发其性情,由“礼”而立稳其身,由“乐”而凝聚成性。“诗—礼—乐”的发展模式,构成了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历程、人生态度、审美趣味。

三代礼乐文化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三代成熟的程度,形成了具有特色的文化模式。第二,三代文化经过春秋、战国之际诸子对其基本精神的阐发和继承,对此后的文化的稳定特质的形成和保持起着核心的作用。重返文明源头,三代礼乐文化一直贯穿于后世治学为政的思想当中,将其作为中国远古从五帝到夏商周的特征,一方面为中国文化的形成建构了整体的框架,为其中的历史演化提供了特有的演化框架,一方面也为春秋以来的文化演变提供一种逻辑前提和文化背景。从美学角度,三代礼乐文化为中国古代美学孕育了极为丰富的内容,产生了许多极富中华民族传统特色的美学概念,成为中国美学的萌芽。如夏审美视域当中的有限与无限、审美境界中之“永恒”,商审美视域中的感官之美,周审美风尚中的流与变,周“文”之美,等等,都是其中所蕴含的美学因素。三代礼乐文化因为丰富其独到、宏大而先生的文化内蕴,为中国古代的文化美学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也成为了其源头。

【参考文献】

[1]李泽厚.华夏美学[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34.

[2]劳承万.中国古代美学(乐学)形态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56.

[3]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m].上海:三联书店,1996:16.

古代文明发展的特征范文第3篇

关键词:人物形象;设计;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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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在艺术设计当中,人物形象设计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漫长的发展和演变过程中总会有各自的特点出现。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独有的艺术表现方式,例如日本的能面,英国的骑士文化,意大利的面具狂欢节等,这些文化在漫长的演变过程中被以符号的形式固定了下来,促使我国的民族文化得以丰富,而能否将传统文化符号以现代艺术设计的手法表现出来,成为人们广泛关注的话题。

一、人物形象设计概述

人物形象设计指的是在深入分析表个人外形的基础上,抓住人物的特点展开设计。这一设计现阶段可以将个性化和特殊化的服务提供给社会各阶层人士人物形象设计过程中,主要是对人物的妆容、衣着以及发型等进行设计,设计师会根据客户的个人具体特征,在考虑客户个人意见的基础上,通过设计促使客户同出出席的场合以及环境呈现出和谐的状态,为其量身打造可以选用的最优解。在符合社会常识的基础上,最大化的强调客户的个人外貌形象和气质主张。

现阶段,我国人物形象设计,整个行业距离成熟化和产业化还有一定距离,但这并不能作为国内人物形象设计行业一味迎合国外审美品位,缺乏本民族文化传统底蕴,不重视本民族文化元素应用的借口,须知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目前,在人物形象设计过程中,有效的将中国传统文化因素以及艺术精华进行充分的融入至关重要,只有这样,才能够促使设计出来的人物形象呈现出独特的艺术价值、传统韵味和文化内涵。

二、我国人物形象设计的产生以及发展

在社会不断进步的同时,人物形象设计这一服务行业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人物形象设计活动,可为不同的阶层人士提供个性化的人物形象设计服务。每个人所从事的工作有所不同,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需要通过外在形象设计来满足岗位需求,同时还要合理地设计以及搭配服饰色彩、发型等。我国形象设计在充分吸收了国外精华的基础上,增加了本土文化元素,使得设计技巧及其熟练程度不断提升。然而从总体上来看,我国人物形象设计活动仍然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具体表现如下:第一,人物形象设计起步是比较晚的,基础也比较薄弱;第二,传统文化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很难形成本民族的风格。随着全球对中国传统民俗文化的不断推广,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的理念结合起来,可以在人物形象设计中获得,闪烁出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特征。

三、传统文化元素在人物形象设计中的应用

(一)传统文化元素在化妆中的应用

经过5000年的历史文化洗礼,历朝历代的女子都有各自不同的化妆风格和妆容造型特点,而这本身就是一笔伟大的财富,近些年,我国的艺术家和造型设计师也在开始试图以古代中国美人的装束来应用到现代人物艺术造型之中,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设计师活用中国敦煌画壁上美人舞蹈的装束,将现代人物设计成古代丝绸之路地区的风格,与舞蹈演员的精湛演出和灯光舞美的设计互相融合,带给观众穿越时空的舞台错觉,让世界各国观众感受到了来自东方文明古国的伟大魅力,这是一次人物形象设计中的大胆尝试,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二)传统文化元素在服装中的应用

作为我国古代文明最具标志的载体,我国古代服饰多以图案和颜色来显示身份和地位,而一些经典的图形例如祥云、龙纹、凤纹、山水等,早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符号。如果将其与西方设计文化理念进行整理与融合,再加上象征中华文化的金色、红色等颜色元素合理搭配,很容易便能够得到世界文化设计界的认同与追捧。事实上这样创作方式并不乏成功的案例,比如2012年春节联欢晚会,林志玲身着一款青花瓷旗袍,将十我国古代文明的色彩体系与现代时尚潮流融为一炉,让世界各地的观众对中国瓷器文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三)传统文化元素在发型中的应用

中国古代妇女的发式种类繁多,从远古的披发到之后发展成梳辫、盘髻,其中髻式变化最多,也最能代表中国古代妇女特有的柔美和内敛的气质,同时中国无论哪个朝代,女子对头发的重视如同自己的生命一样,因此,各朝各代女子对于发型的设计都极为重视的重视。尤其是古代女子,发型变化种类极其繁多,表现形式也丰富多彩,再加上中国传统女性多喜好在发型上装饰各类材质的饰品,例如金银等贵金属、珍珠等贵重物品,发饰的造型进一步推进了女子发型的复杂程度与美感。而由于我国唐朝时期国力强盛,唐朝妇女常用的鸾风髻,抛云髻,反绾髻,交心髻等等发型就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在现代先进艺术设计理念的推动下进一步的走向了世界,成为了中国传统女性的一张名片。例如参加戛纳电影节的范冰冰、威尼斯电影节的李小璐、章子怡等明显,他们有的是反绾髻,有的是堕马髻,在加上设计师用心搭配的合理装饰,使人物整体造型凸显中国传统文化之余,又与当下最流行的潮流相匹配,设计师巧妙融合了中西方文化经典,给人中西合璧的美感。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人物形象设计之问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中国传统文化艺术是我国文化的宝贵文化遗产,它以其典型的文化特征显示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物质状态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水平和审美标准。在这种情况下,本文积极加强了人物形象设计中传统文化元素的运用研究,希望对我国人物形象设计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孙红霞.探析人物形象设计中传统文化元素的运用[J].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03).

[2]熊娟.谈传统文化在人物形象设计上的运用[J].艺术品鉴,2016(07).

[3]刘晓阳,许阳.人物形象设计过程中传统文化元素的应用分析[J].戏剧之家,2015(12).

古代文明发展的特征范文第4篇

古代印度文明曾经中断的史实,是20世纪20年代起首先为西方考古学家发现并为世人所知的。印度著名历史学家高善必在他的《印度古代文化与文明史纲》第三章第一节“印度和文明的发现”中指出:“1925年,考古学家宣布了巨大的城市遗址的空前发现,而这些城市遗址在古典文献中没有提到。”“这就意味着关于印度古代史的所有旧的观点必须重新修正。印度文化的发展不是一个直线的、合乎逻辑的连续过程,而是表现出向游牧时代不开化的大倒退和无法解释的复归。像哈拉巴这样的大城市表明当时存在着生产足够余粮的供应地,这样的城市往往成为权力的中心,这就是说,一个或更多的城市的存在意味着一个国家的存在。”“但是,为什么这样的城市没有继承者或留下痕迹而消失了呢?它的废墟应该意味着有些受它直接影响或者与之竞争的其它城市的兴起。……但是,在印度没有发现城市文化的这种所期望的连续性。”

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印度河流域文明消失的不为人知。印度河流域文明何时消失及为何消失至今仍未能确知,这就是古代印度文明的清晰断点。

古代希腊文明曾经中断的史实,是1900年以后首先为西方考古学家发现并为世人所知的。这次考古发现的克里特文明是古代希腊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在世界考古和历史学界是没有争议的。

在克里特的最重要考古发现是英国考古学家阿瑟・伊文斯的发掘,他的考古工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继续进行。从那时以后,古代希腊文明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在克里特文明考古发掘出大量泥板文书上的线形文字A至今尚未被古文字学家解读成功。这一点与古代印度文明研究的情况很相似,印度河流域文明的文字至今也未能被古文字学家解读成功,这也就意味着这些古代文明的大量文献记载至今无人知晓其内容。

还有一个例子可以证明这次考古发现的重要意义。英国史学家伯里的《希腊史》1900年第1版中尚无克里特文明的内容,10多年后再版时他在该书新版序中说:“伊文斯爵士在诺索斯的考古发掘始于1900年,亦即这部《希腊史》第1版面市之年。他的许多令人惊叹的发现,以及其他探索者在克里特许多史前遗址上仿效并补充了他的工作,已经改变了我们对公元前2千年时爱琴文明的知识,并将早期希腊的问题置于一种新的聚焦点中。由于这些发现,以及其他研究成果(具体书名略),本书第一章较大部分内容不得不加以重写。”在此20世纪之前克里特文明,消失的不为人知,这就是古代希腊文明的清晰断点。

以上知识首先见诸西方学者的考古学、古文字学和历史学科研成果,也见诸各种有关的历史专著。由于至今没有更新的考古发现及其相关研究成果,也就没有任何人能对此提出颠覆性异议。

古代文明发展的特征范文第5篇

关键词:陶器;泥条盘筑;平地堆烧;仿生造型

中国――世界上最早烧制和使用陶器的国家之一。制陶是中国最古老的一种手工业,陶器的出现可以追溯到一万年前的原始社会,它于人们日常生活联系极为密切。中国先民把黏土塑造成各种需要的造型,烧制成不同种类的生活器物,从此解决了人类的储物问题,也记录了古代文明的发展。

1 陶器的起源

“水火济济而土合”――《天工开物》

陶器的出现,在我们大多数人的眼里看来,始终是和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分不开的,甚至是伴随着人类原始农业出现的。不过学术界一直对这点有着不同的看法和争议,到底制陶与原始农业谁先谁后呢,到现在还没有确切的答案。考古上发现了很多的原始农业遗址,不过却没有发现陶器的痕迹,所以这段时间学术界称之为前陶文化时期。

原始人类的生活方式逐步进入定居的时代,这是原始农业发展的结果。定居的生活需要很多条件,如如何贮藏食物,如何烧煮食物,这些都需要容器,而这种容器却不是自然界现成的,他需要原始人类通过各种尝试得来。

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人类已经发明了火,在生活中,人类也熟练地掌握了泥土的特质,这些条件都为早期陶器的出现奠定了基础。据考古专家推测,早期陶器的出现有可能是在炊煮食物的过程中形成的,但这只是一种猜想,陶器的产生可能还存在很多别的偶然现象,制陶工艺的成功实际上是原始人类经过漫长的时间不断探索和尝试的结果。冯先铭先生主编的《中国陶瓷史》提出:“特别是随着农业经济和定居生活的发展,谷物的储藏和饮水的搬运,都需要这种新兴的容器――陶器,于是就大量出现,成为新石器时代的突出特征,在人类生活史上开辟了新的纪元。”[1]

河北徐水县南庄头遗址发现的陶器碎片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最早的陶片,距今约有在距今12000年到9000年之间,此时人类已经掌握了用火,人们在摄氏680度左右将陶坯烧制成陶器,虽然早期的陶器质地还明显的松散,但是,它的出现成为人类进化过程中的伟大创造,它完全改变了人类茹毛饮血,悬挂烧烤的生活方式。

考古学者在佛山河湾的河宕贝丘遗址,人们在这里发现了2000年前先民们曾经使用的陶器残片。最初产生陶器一般都是红陶,不具备后来陶器的那种敲起来很坚硬的不渗水的特征。新石器早期的文化层,还有一些少量的尖口圜底陶器碎片。这些陶片有着共同的特点,胎质厚重,并且非常粗糙,这显然是人类刚学会制作陶器,火候比较低时的作品。随着陶器的成功烧制,人类的生活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人们要用它来储水、运水,称为当时主要的容器,同时解决了劳动中的基本问题,促进了原始农业的发展。

陶器是人类文明开始的标志,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改变物质材料的性质,是实现了“火”与“土”的神奇碰撞,它显现出古代文明的第一缕曙光,并伴随着人类的进步从远古走来。陶器的出现,使人类开始走向定居生活,人类可以自由的支配水和食物,翻开了人类历史文明辉煌的一页。

2 陶器的材料和制作方法

陶器,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它是在800~1000℃高温下焙烧而成的,坯体呈现出粗糙不透明的质感,在陶壁上有微孔,这些微孔具有吸水性,轻叩陶器会发出浑浊不清的声音。

一般陶器可分为细陶和粗陶、白色或有色、无釉或有釉;品种根据胎土的不同分别有彩陶、黑陶、灰陶、红陶、白陶等。实验表明,大自然中的泥土并不是都适合做陶,有一种老百姓称之为红黏土或红胶土,也就是地质学上名为“第四纪红土”的泥土,才是最好的制陶原料。陶胎是用黏土制作的,但从土到泥还需要一个复杂的工序,刚采集的泥土需要先从中筛选杂质,然后反复淘洗,最后直到沉淀出细腻粘稠的泥团,这样才能变成真正做陶的泥料。经考古专家的不断考古发现出土的陶器胎质细腻,质地坚实,向我们展示了原始先民熟练掌握的处理黏土的技术。

原始人类最开始制作陶器,没有工具,只有凭借自己灵巧的双手来完成,最早使用的方法是手制成型法。这种用手捏制的方法做出的陶器往往造型不太规整。用手直接捏制一般用来制作比较小型的器物,如吃饭的碗、盘等;而泥条盘筑可以用来制作一些比较大型的器物,如大罐、大瓮、大壶等盛储食物比较多的器物。

随着制陶工艺的发展,慢慢人类学会了更多的制作方法,会采用慢轮和快轮来制作陶器。新的陶器加工方法的出现,大大地提高了制陶的生产力。

陶器制作出来之后接下来就是烧制了,原始人类最开始的烧陶方式很简单,就是选择一块空地,将陶坯放在火上直接烧,这种烧陶方式专家称之为平地式烧陶或平地堆烧。然而这种烧造方式有一定的缺点,由于平地堆烧时的火力难以控制,并且也没有对其进行密封,所以烧制的陶器会出现质地松脆,颜色不匀的问题。

随着烧陶工艺的不断发展,原始人类发明了陶窑,陶窑是衡量陶器烧造好坏的重要标志。陶窑结构的好坏也直接影响着陶器的烧成温度。直到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将陶窑、陶轮和封窑的技术进一步提高,使得陶器的设计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这时已经可以制作出造型各异的器皿。

3 陶器的分类与造型

原始陶器的造型简单,大多数是用来盛水和储藏粮食的。不同地区的陶器在形态上也有不同风格,有平底的,也有尖底的,陶器在汲水、烧烤、储存食物等方面,对人类的生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除了造型各异的生活日用品之外,还有不少是原始人类用于装饰的陶器饰品。

陶器根据其不同的使用用途可以分为饮食器、炊煮器、盛贮器、盛酒器、工具类、杂器类等。例如,陶鼎、陶罐、陶碗、陶盆、陶钵、陶瓮、陶缸等。

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以形体单纯的圆形器为多,这是原始人类对自然摹拟的结果,如鸟卵、家猪、龟等动物形体,以及葫芦、瓜形、果实等植物形;又由于圆形器制作较为方便,即使不太规整,在视觉上仍浑然一体,且使用和清洗也较为方便,以圆形器为基本形制的饮食器设计规律为后世所继承。

陶器制作在我们今天看也都是非常先进的,造型简练、概括,追求整个形体的一种均衡,达到一种形式美感,首先是功能决定了它的结构和形制,同时又遵循着审美的特征,按照美的规律去创造。

陶器特征是以折沿平底和三实足和圈足器为主的发展体系,陶器的质料也还是以泥质灰陶和夹砂灰陶较多。

陶器从产生,造型就在不断的演进,从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到原始人们对事物认识的过程,对科学技术研究的一个过程,同时也反映出原始人们对于艺术的追求和理解,对美的向往和艺术创造的过程,充分向我们展示出了中国先民的艺术创造力,让我们现在都不得不敬佩。

参考文献:

[1] 冯先铭.中国陶瓷史[M].文物出版社,1982.

[2] 田自秉.中国工艺美术史[M].东方出版中心,2012.

[3] 简洁.中国陶瓷[M].黄山书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