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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国林业结构中存在的问题
1.1林业的经济结构问题。
集体所有制是我国目前林业经济结构的主要形式,林业及林产品的实施和分配直接由国家来负责。这使得各国有企业的林业部门中普遍存在缺乏自主生存能力的现象,这类企业、部门具有严重的依赖思想,工作效率低下,工作积极性不高,这些问题直接导致国有企业发展滞后。
1.2林业的产业结构问题。
我国林业产业结构中也存在一系列内部问题,主要表现为:投入的资源多、资源利用率不高、回报产出量低。也就是投入和回报不成正比,人们为了追求更高的社会效益,只重视第一产业的发展,而忽视第三产业的林业发展,同样能够给人们带来的经济效益。所以要重视优化林业的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和环保共同发展。
1.3我国林业产业技术问题。
与传统的林业相比,我国在林业生产过程中取得了很大的技术提高,但和国外林业发展相比,还是存在很多不足,显得十分落后。我国林业中很大程度上还是以传统的加工技术为主,具有局限性。
1.4我国林业产品结构问题。
我国的林产品生产主要是以简单粗糙的加工为主,不能实现林业应有的价值资源;我国高档林产品出口几乎为零。可见,我国林业产品结构中存在明显的问题,急需加强调整。
2优化林业产业结构的具体措施
2.1将发展我国林业所有制结构、非公有制和个体所有制的发展模式有效结合起来,
这样可以提高人员的就业率,同时还能增加国家的税收。可以起到缓解国有企业的经济压力的作用。
2.2具体分析我国林业产业结构的内部问题,
我们应该加大发展第三产业的力度。在发展第三产业的同时也要保证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协调发展。大力发展第三产业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也是当今社会发展的需要,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越来越重视精神生活的享受,也有一部分人渴望回归大自然,寄希望于在大自然中找回自我,所以,国家发展应该将林业旅游作为重点。
2.3在经济快速发展、科学技术不断创新的社会环境下,
科技对林业发展的影响作用显得更加重要。通过采用先进的技术可以节省管理人力和物力,同时也能详细的掌握林业发展这个行业的整体信息资源情况。对提高林业生产效率具有重要的作用,还能更好地推动林业产业的健康发展。优化林业结构离不开技术的支持,只有在现代科学技术的支持下才能对林业进行科学合理的管理。
2.4良好的技术对优化产品结构具有决定性的推动作用,
只有用先进技术作为有力支持,才能更好的填补我国林产品加工高档品出口的空缺,从而增加我国出口产品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进一步保证林业产品的不断创新和发展。
3优化林业经济结构的意义
3.1优化林业经济结构的社会利益。
优化林业经济结构,能够促进林业内在经济潜能的发挥,同时也使传统的产业结构得到了优化,这使传统林业的经济结构带来的社会压力得到了提升,能够促进就业,减少就业压力,同时还可以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起到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较大的提高了资源的利用率。注重加大对林业企业发展的扶持力度,制定科学的林业发展政策,适当降低税收,让企业拥有充足的资金去发展林业相关内容,这样能够有效的提高林业行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竞争力和竞争地位,也能充分保证林业在发展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
3.2优化林业经济结构的生态利益。
优化林业经济结构,对环境保护具有促进作用。在科学合理的林业结构下进行林业发展,能够有效降低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当今人们为了简单的追求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忽视了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同时,也没有认识到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是一个紧密联系、相互影响的统一体。一般来说,生态效益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经济效益的增长,所以,我们既要注重发展经济效益也要加大对生态效益的重视,从而保证生态利益和经济利益处于可持续、健康的发展状态。只有将生态利益和经济利益进行统一和发展,才能更好的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3.3优化林业经济结构的经济利益。
优化林业经济结构,还能增加林业工作人员的个人收入,增强林业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从而巩固林业的地位,同时对确保人员基本生活等问题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优化林业经济结构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有利于林产加工业的形成,还有利于转变林业经济增长方式。因此,优化林业经济结构给我们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了重要的经济利益,只有当林业实现了经济利益,人们才会更加重视和关注该林业部门;才能进一步促进林业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效结合和发展。
4结语
中国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生产相对过剩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把经济结构调整与经济和社会和谐发展结合起来,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 与化解经济领域潜在风险结合起来,谋求中国未来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一、关于经济结构的理论解释
(一)经济结构的理论内涵
经济结构是指整个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及其部门内部的构成,以及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经济联系和数量对比关系的总和。[1]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结构转变已经成为引致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但经济结构转变在何种程度上,以及通过何种机制影响了我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仍然是一个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
库兹涅茨曾提出:一个国家国民收入的度量必须从结构的角度去衡量。他根据对大量数据进行长期趋势分析和截面分析后指出,美国1948 - 1966 年生产率的提高有10 %是由资源的再分配引起的。但是,西方学者对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西方经济学家从结构角度研究经济增长时,常将所有制结构因素抽象化,即把所有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视同为市场发展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一样自然,而不予考虑。此外,西方学者完全忽视了城乡二元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为西方国家内部由于生产发展水平相对平衡,城乡二元结构矛盾并不突出。然而对中国来说,所有制结构和城乡二元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然是两个无法忽略的因素,因此,西方学者的研究结论不适用于中国的经济发展现状。
对于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国内主要集中在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上。葛新元在总结前人对经济增长要素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定量衡量经济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方法,并结合中国的数据计算了1952―1997 年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夏明通过投入产出法分析了转轨以来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变,发现在1981―1997年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第二产业的发展。
(二)经济结构转变的理论内涵
理论界对经济结构转变的基本解释是:一国的经济结构转变是随着人均收入变化而发生的需求、贸易、生产和要素使用结构的全面变化。[2]
根据经济结构转变的多国模型数据,结构转变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初级产品的生产,在低收入水平上,制成品的有限需求不能使制造业成为总产出的主要来源,是农业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结构。
2.经济重心由初级产品生产向制造业生产转移,一旦人均收入水平超过400美元,制造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就高于初级产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3.由于科技进步所带来的制造业产品数量的极大增加使服务业经济的发展成为可能,社会分享了制造业生产的财富,从而使服务业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部门。
二、中国经济结构演变的动因分析
中国经济结构的演变与调整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在不断演变和调整的过程中, 中国的经济结构在许多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集中主要包括: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单一产权结构向多元产权结构转变;封闭型经济结构向开放型经济结构转变;二元经济结构向多元经济结构转变;企业组织结构由“政企合一”模式向现代公司制转变。推动中国经济结构演变的动因有很多,其中主要的动因包括三个,分别是:制度变迁、技术进步和分工格局的变化。
(一)制度变迁与中国经济结构的演变
中国经济结构演变的过程既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也是中国经济制度变迁的过程。[3]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是从诱致性经济制度变迁开始,随后以强制性经济制度变迁为引导,两种经济模式共同发展、相互作用的过程。
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非国有经济性质的市场主体对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的市场化进程与西方国家的市场化进程存在根本性质的区别,主要表现为:西方国家是从自然经济直接过渡到商品经济,而我国的市场化进程中除了传统的自然经济以外,还经历了一个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因此,与西方的市场化进程不同,我国的市场化进程还涉及到市场经济体制如何与公有制经济相结合的问题。
产业结构的变迁是经济结构变迁的重要内容,中国产业结构的变迁过程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制度变迁过程。建国以来,我国产业结构经历了四次大调整:第一次是纠正严重失调的“农、轻、重”比例关系;第二次是认真搞好国民经济的“调整、改革、整顿和提高”;第三次是扭转产业结构“轻型化”倾向;第四次调整集中体现在“十五”计划时期,是基于经济“存量”的全局性战略调整。
(二)技术进步与中国经济结构的演变
经济结构演变从根本上讲是由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决定的, 因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所以,技术进步是经济结构演变的又一个主要动因。[4]技术进步对经济结构的影响主要反映在产业结构、市场结构、生产结构、产品结构等方面。
技术进步对中国产业结构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对传统产业技术的改造和结构升级等方面。改革开放之初,加工业中比较先进的自动化生产流水线几乎都是从国外引进的;农业领域的许多重要农业生产资料,如:化肥、农业机械等,在80年代初也需要从国外进口。因此,直接和间接的技术引进对我国传统产业技术的改造和结构升级起到重要的作用。
技术进步还通过改变要素禀赋结构对经济结构产生影响。首先,技术进步可以增加要素供给的数量,也可以提高要素的质量;其次,技术进步会在既定的产出水平上减少要素投入,增加生产要素的相对供给量。技术进步大多是节约资本型或是节约劳动型,无论哪种类型的技术进步都会扩大生产可能性边界,提高社会在既定条件下的生产能力。
技术进步还会对市场结构变化产生重要的影响。[5]首先,技术进步会带来同质产品与异质产品的差异,这是形成垄断的市场基础;其次,行业核心技术的研究与开发活动(R&D) 需要高级的人力资本投入和巨额的物质资本投入,这会给许多企业造成对关键技术进行研发的进入障碍,同时也增大了技术研发的风险;最后,技术创新还会导致新的市场交易方式和交易主体的产生。
(三)分工与中国经济结构的演变
分工的变化会引起产业结构的转移,进而推动了中国经济结构的演变,内生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新的分工格局具有一系列新的特征,这些新的特征是中国经济结构演变的基础,而且,中国经济结构演变的本身也包含着分工的变化。[6]
分工可以分为国内分工与国际分工,国际分工是国内分工在空间上的延伸。从劳动分工的角度来看,由于生产链的不断延长和国际分工的不断细化,国际间的劳动分工出现两种相反的发展趋势。处于较低分工层次上的劳动的差别逐渐缩小,生产要素的通用性增强,进入、退出壁垒的难度降低,因而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的主要形式;处于较高分工层次的劳动差别扩大,专业化知识和技能在高层次的劳动分工中十分重要,生产要素的专用性增强,进入、退出壁垒的难度增加,因此,高层次的分工成为发达国家控制国际分工格局的主要方式。
跨国公司在国际分工体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是国际分工的主要力量。传统的以国家为界限的分工不断弱化,跨国公司经营的企业内国际分工、跨国公司之间的国际分工等新的国际分工形式逐渐成为国际分工的主流。因此,国际分工已经从国家层次向企业层次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不断进入同一分工体系。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国际分工的深化和国际产业转移对国内分工格局的影响越来越大。[7]在中国经济的许多方面都具有“大国模型”的特征,所以,中国的分工格局主要是由本身的资源禀赋、经济发展程度、收入分配政策、市场需求规模、经济体制、技术水平等因素决定的,经济结构变化与分工变化是共同进行、相互影响的过程。
三、中国经济结构演变的趋势分析
(一)中国经济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
当前中国经济结构的问题表现在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城乡结构、所有制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等多个方面,而最为突出的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产业结构不合理
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政策的取向偏重于工业规模的扩大和工业总量的提高,忽视了产业市场竞争力的提高,中国经济发展的高速度主要依靠高积累、高投资的支撑,由此造成了一系列产业结构问题:一是生产结构不合理;二是产业组织结构不合理;三是产业技术结构不合理。
2.地区经济发展不协调,产业结构出现趋同化现象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各地方政府长期追求工业自成体系,造成重复投资、重复引进、重复生产的现象十分严重,最终导致各地区之间产业结构严重趋同,地区间的分工协作程度弱化。[8]尽管东、中、西部的资源和经济技术环境存在很大差别,但在工业产品结构中,相似程度却很高。据有关部门测算,东部与中部地区结构的相似率为93.5%。中部与西部的相似率更高,达到97.9%。
3.城镇化水平偏低
目前,中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下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但是无论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相比,还是从工业化进程的要求来看,中国的城镇化水平都明显偏低。按照生产结构、劳动力配置结构和城乡人口结构分布三项指标进行综合评价,中国的城镇化水平还达不到国际低收入国家城市化的水平(低收入国家的城市化水平为35%)。城镇化水平过低不仅影响了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而且不利于扩大国内投资与国内消费需求。此外,还加大了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差距,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定,不利于中国和谐社会的建设。
(二)中国产业结构的发展趋势
1.调整产业政策,完善实施方式
对各个产业进行重新定位,制定和实施分类产业政策。[9]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与国情的不断变化,我们应不断分析各个产业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调整各行业的发展战略,力求发挥优势,回避劣势,避免仿照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来被动地调整我国的产业结构。
2.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
在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地位将进一步得到加强。根据中国农产品市场供求关系的新变化和进入小康社会以后消费水平提高的新要求,中国政府将从多方面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
3.加快高新技术发展
工业结构的调整和提升,必须充分利用高新技术改造现有工业及产业结构,巩固和发展中国传统工业的比较优势,大幅度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因此在近期和中期,中国将集中优势力量发展具有中国比较优势的高技术产业,特别要发展具有潜在优势的高技术产业,提高高技术产业在工业中的比重。[10]
4.提高城镇化水平,优化城乡经济结构
随着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中国推进城镇化的条件已经成熟。为尽快改变目前城乡分割的状况,中国政府将积极推进城镇化进程,建立城乡人口有序流动的机制。今后随着经济发展,进一步形成一批具有一定规模的城市是必然的趋势。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地区发展极不平衡,发展小城镇将成为推进中国城镇化的重要途径。此外,要改革农村的户籍制度和行政管理制度,形成有利于城乡协调发展的行政管理机制。
5.改善国内市场竞争环境,提高国内市场效率
逐步削弱直至取消政府对微观经济主体的直接行政干预,打破阻碍经济健康发展的部门垄断现象,合理划分各级政府的事权,提高政策的透明度。真正消除市场封锁,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市场规则,促进微观经济主体之间的公平竞争。由于此项工作不仅牵涉到市场规则的改变,还影响到一些部门的利益,因此调整将是十分困难的。在近期内我们应该做的,主要是梳理现有各项政策,特别是对一些内部规定进行修改、删除、公布,推进政策的统一性和透明度。不断改善国内市场的竞争环境,提高国内市场的效率。
结束语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行,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促进作用,经济结构的调整,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逐步改变了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为我国建立更为健全的产业体系提供了条件。[11]
本文对我国经济结构演变的动因及趋势作了较为详细的阐述。制度变迁、技术进步、国内及国际分工是促进我国经济结构演变的三大动力。虽然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产业结构根据经济发展现状作了相关调整,但是,由于历史原因及我国经济中的新情况,我国的经济结构还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能否得到及时、合理的解决,将从根本上决定着我国经济能否实现持续、健康发展,最后,本文对我国的经济结构发展趋势作出探讨,在某种程度上,对我国经济结构未来发展趋势的讨论也是对我国如何实现经济结构优化的政策建议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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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我国是一个国情独特的发展中国家,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国内学术界基于我国国情的不同认识,不断反思与超越二元经济结构的理论框架,先后提出“三元”、“二元半”、“四元”、“环二元”和“网络结构”等不同论断。这些研究从不同视角概括了我国经济结构的基本特征,各有其合理性,但也各有其缺陷。另外,本文还就当代“三元”论与近代“三元”论作了简要的比较和评价。
关键词:二元经济 超二元经济结构 当代“三元”论 近代“三元”论
研究背景
“二元经济”是经济不发达国家和地区,乃至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的共同特征。著名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认为,在发展中国家一般存在着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经济部门,一种是以传统生产方法进行生产的、劳动生产率极低的传统维生部门;一种是以现代方法进行生产的、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较高的现代部门。二元经济理论问世后,一直经历着正反两个方面的深入探讨,有人根据实证资料对其假定前提和结论提出疑问,如舒尔茨、D•威尼斯、迪恩等。刘易斯本人和其他一些经济学家则对模型进行补充和扩展,使它成为分析发展中国家经济变迁、城乡关系、技术选择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理论框架。本世纪以来,二元经济理论的基本框架已经基本成熟,目前主要依据已经成熟的大框架进行了扩展研究,不仅运用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新问题进行应用研究和扩展研究,还用来分析发达国家前工业化时期的经济史。
超二元经济相关理论综述
我国是一个国情独特的发展中国家,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国内学术界基于我国国情的不同认识,不断反思与超越二元经济结构的理论框架,先后提出“三元”、“二元半”、“四元”、“环二元”和“网络结构”等不同论断:
(一)“三元”论
托达罗模式认为,在城市中,除了正规部门(城市工业部门)之外,还存在一个非正规部门,共同构成了所谓的“三元经济”。
从国内来看,“三元”论有当代“三元”论和近代“三元”论之分。
当代“三元”论者,如,吴伟东等(1988)、(1991)、陈吉元(1994)、张朝尊(1995)、赵荣祥(2000)等人认为,随着农村工业的发展,我国自近代开始形成的二元经济结构已不复存在,以农村工业为主体的乡镇企业经济已经成为了与农业经济及城市工业经济相并列的国民经济中的一种独立经济形式,强调我国出现的并不是其他发展中国家所存在的“二元经济结构”,而是一种特殊的“三元经济格局”,即由农业部门、农村工业和城市部门所构成的经济体系。
近代“三元”论者仅为少数,主要以吴承明、林刚等为代表。
近代三元结构是指传统农业部门、以机器大工业为代表的现代部门、以及具有两部门共同点的新型农村商品性工副业共同构成的三部门结构。其中,新型农村商品性工副业部门被称之为三元结构中的“中元结构”。
综上所述,不管是当代“三元”论者,还是近代“三元”论者,他们关注的都是现代部门无法吸收庞大的传统部门劳动力前提下的经济发展问题,认为在我国现代化过程中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互补互动。通过三元结构,我国经济现代化途径不是单向的现代部门取代传统部门,而是多方向的、特别是通过传统部门自身的现代化来消化劳动力,通过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的协调发展提高全社会的现代化水平。在理论观点上,当代三元结构论与近代三元结构论有相当大的不同。两者在对我国传统经济的认识、实现现代化的途径和关于我国现代化的目标和价值取向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分歧(林刚,2000)。
(二)“新三元”论
事实上,关于三元结构定位的文献从各自的研究角度出发各有所侧重,差别主要体现在何谓“第三元”的界定上。郭勇、乔根平、陆海沧、孙芳伟(2002)等人认为,随着信息化的发展逐步出现了信息产业,信息化推动了城市工业部门的扩张和农业效率的提高,为二元结构的转型准备了物质基础。但信息产业的存在引发了结构的变迁,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二元结构逐步演变成三元结构。其他关于三元结构的提法还有:城市工业、小城镇产业和农村农业(毛锋、张安地,2007;赵秀玲,1995,1996);城市经济、农村经济和出口经济(有的叫外向型经济)(黄真,2006);农村经济、工业经济、知识经济(卞凤玲,2005);前现代经济、现代经济和后现代经济(即由信息化带动的经济)(姜奇平,2006)。此外,李宝民(1994)还把小城市、镇及国有农场作为第三元经济;徐明华则等把第三元定义为城市农民工等等,不一而足。张培丽立足于知识经济部门的出现,试图对二元经济理论在新的背景下进行扩展,提出超越二元经济理论的新分析框架。通过分析刘易斯把工业经济作为经济结构中独立一元的原因,判断知识经济部门是否符合二元经济结构划分的逻辑。通过研究发现,知识经济部门完全可以成为经济结构中独立的一元,从而将二元经济理论扩展到“三元经济”,在比较二元经济理论假设前提、内在机制的基础上,构建了三元经济理论的新分析框架。三元经济新的分析框架是二元经济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它顺应了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符合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现实,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三)“二元半”论
一些学者认为上述我国“三元经济”结构模型中的“第三元经济”―或者是农村产业经济即通常所说的乡镇企业,或者是信息产业经济等,都还不太适合成为能够与前二元经济―农业部门、工业部门经济相同地位的一种经济部门,即还不太适合使用“元”字(郑文兵、陈艳,2006)。因此,三元经济结构论的提法值得商榷,如,乡镇企业虽然在我国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农村工业是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的交叉,既有传统部门的性质,也有现代部门的特征,不能作为独立的一个经济元,只能算半个经济元。
(四)“四元”论
“四元经济”的提法,徐庆、谭崇台、朱农等学者都曾使用过。陈宗胜、徐庆等人从经济发展的同质化目标出发,批评了以产业类别相区分的二元和三元经济结构论,认为它们忽略了第三产业的发展,模糊了经济发展同质化的方向,必然会导致片面工业化、扼制第三产业的发展和农业现代化。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同质化方向发展的过程中,其经济结构也是多元化的,我国由于其转型经济特征,呈现出明显的四元结构:城市现代部门、城市传统部门、乡镇企业部门和农村传统部门。与此酷似,有的学者认为四元经济应是:城市的正式部门、城市非正式部门(informal sector)、农村正式部门、农村非正式部门或农业、农村非农产业、城市正规行业和城市非正规行业这四个部门经济(谭崇台,1999;赵勇,1996;汪段泳、刘振光,2005)。还有学者认为,“四元经济形态”应该是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知识经济,再加上生态经济。我们认为:我国经济在由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化转化的进程中,出现了十分独特的四元经济结构,包括传统农业、乡镇企业、城市不发达部门和城市现代部门,四个单元之间的矛盾使得国民经济流程难以合理,经济结构转换受制于二元社会结构,流程合理的关键是城乡的适度通开。
(五)“环二元”论
吴天然、胡怀邦、俞海等人认为,我国经济不仅仅是一般的二元经济结构,而且是一种比较特殊的环二元经济结构:在总体上存在着城市及工业和农村及农业这样两个相互区别的“经济元”,而各个“经济元”内部又存在着两个相互区别的“微经济元”,并且还可以将“微经济元”再细分,整个国民经济形成了大小不等的二元的环的重叠。
(六)“网络结构”论
周天勇(2006)认为,我们正在经历一个从封闭的乡村和城市结构向开放的、互联的城市网络结构的转型,这同刘易斯在分析的时候只存在传统的农业部门和现代的工业部门两个部门相比,已发生了很大变化,需要做出新的理论概括。同时,他力图把发展经济理论简单的二元结构转型改造成为分散和隔离结构向集中的节点和网络结构转型的状态,进而形成发展经济学以“转移―聚集―网络”为架构的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全新结构转型框架。形成一个发展经济学“传统社会的分散、隔离状态――转移带来的经济性――集中和聚集的经济和不经济――人口集中后企业规模结构与就业及公平的关系――现代城镇集中节点和网络相联系的网络结构”的分析框架。他认为经济发展,是一个人口等各种生产要素、企业等各种组织、基础设施、信息、市场等各种交易媒介在地理上集中的过程,而不仅仅是一个产业结构变动的过程。经济发展就是从隔离状态向网络结构转变的过程,二元结构转型本质上是从分散和隔离结构向集中的节点和网络结构的转型,转移是经济发展动力。在此基础上,他运用网络经济的分析方法,研究了网络结构变动对聚集经济和转移经济的影响,得出在网络条件下,城市规模和经济组织规模不是一个常数,而是不断变动的。
国内相关研究述评
上述研究从不同视角概括了我国经济结构的基本特征,各有其合理性,但也各有其缺陷。我们认为: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仅仅揭示了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一般特征,而没有揭示出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特殊性;三元论、新三元论、二元半论、四元经济论虽然看到了我国二元经济的特殊性,但与经典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衔接得不够,缺乏逻辑论证;环二元经济结构论和网络结构理论更好地揭示了我国经济结构的复杂性,但环二元经济结构论没有探究这种特殊的经济结构的形成原因,也没有说明环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动力机制。网络结构理论说明了经济结构转化的动力机制,却没有说明现代大城市在空间上出现集中的趋势后又为何呈现相对扩散的新的回归倾向(如,北京、上海等大都市出现的“郊区化”趋势)。三元论、新三元论、二元半论、四元经济论和环二元经济结构论的共同缺陷还表现在,城乡空间结构转变是其经济增长最重要的空间变动过程,但是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经济发展的空间变动绝不是单一维度的,它是一个多维的变动过程。要素在空间上的转移,不仅包括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而且还有各种要素在城市之间、区域之间、农村之间的空间转移模式。同时,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后,城市与城市之间、区域与区域之间(比如,我国东部地区对西部地区的劳动力转移,甚至跨国之间的劳务输出)对生产要素的竞争,要超过同一区域农村与城市对生产要素的竞争(周天勇,2006)。另外,我们认为,各种超二元经济结构理论的不足还表现在过于倚重定性分析,定量分析不足,在构建多元经济发展模型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值得一提的是,与当代“三元”论相比,近代“三元”论者从经济史的角度来考察我国的现实,其观点与政策趋向令人耳目一新,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资源与深刻的启示。如:重新审视传统部门在实现现代化中的重要价值,传统经济并非一文不值;经济现代化过程中,传统经济与现代经济完全对立的观点是错误的,两者是相互适应、相互补充、“谁也离不开谁”的有机互动关系;我国经济的现代化不是必须通过现代部门“消亡”传统部门,通过农民工人化、城市化,农业工业化的途径来实现,而是有可能通过三元经济结构的途径,在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相互支持、相互补充、共同繁荣的基础上前进;传统经济中包含现代性的基因,传统农业并非一成不变的,其发展前途应是现代农业,这是其他包括二元经济理论在内的所有多元经济理论所无法回答的问题(其实,近代“三元论”者的思想与恰亚诺夫(1925)有异曲同工之处。如:后者提出的农业生产是“纵向一体化,而不是横向一体化”等命题与前者的一些观点极易产生勾连)。不过,令人深思的是,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尽管我国传统部门的大量剩余劳动力被现代部门的吸收与消化需要较长的时间,可是,这难道就应当成为我们否认工业化、城市化一般规律的充分理由吗?难道我们现代化的最终途向却是经济结构多元化,而不是一元化吗?就此而言,近代“三元”论者从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来反思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现代性无疑是正确的。进一步讲,把传统经济与现代经济的有机联系和共同繁荣、共同发展视作我国最终现代化道路上的一个必经的过渡阶段,也是差强人意的。可是,如果过分夸大近代“三元”论的价值,可能会误入歧途,难免让人不认为它有反工业化、反城市化等反现代化一般经济规律的嫌疑,从而使之颇有几分乌托邦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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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经济结构;产业转型;金融转型
中图分类号:F83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544(2012)06-0022-02
一、 产业转型是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核心内容
从当前中国经济运行的现状看,结构性问题是当前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解决结构性问题,是在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能源、劳动力成本等诸多约束逐步强化的情况下,实现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客观要求;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中国经济发展活力和竞争力的客观要求;是遏制产能过剩,提高中国资源配置效率的客观要求。只有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才能夯实,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才能提高,中国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才能得到保证。
我国早在1995年就提出要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但这些年来,由于政府对传统经济发展方式高度依赖,加之政府在推进经济结构转型方面的措施和力度不够,因而经济结构转型的步伐不快,以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增强。无论从“稳增长”的现实需要看,还是从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看,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都刻不容缓。
产业结构是经济结构的主体,自然,产业转型也就成为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核心内容。推进经济结构优化,首要的是要推动产业转型。产业转型的地位之所以如此重要, 是因为它与经济增长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第一, 产业转型会驱使社会资源依据国家产业政策要求, 在不同增长率的产业之间实现差异化分配,促进经济增长。从产业经济学的角度看,经济增长的过程,就是新兴产业不断发展壮大、市场份额逐步提升, 而传统产业不断转化升级但市场份额有所下降的过程。 新兴产业代表着一国产业结构的发展方向,是产业转型过程中劳动力、技术、资本等要素大量投入的“朝阳产业”。而传统产业中的“两高”行业和产能过剩行业, 则需严格控制要素投入限制其发展,并通过兼并重组、破产倒闭等方式,使这些行业中的落后企业实现市场整合和市场退出。 产业转型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产业转型的初始阶段,由于对新兴产业的投资不可能一下子迅猛增加,而对“两高”行业和产能过剩行业的投资抑制又会导致产出下降, 故新兴产业还无法弥补前者投资和产出下降给经济带来的漏损, 这势必对经济增速产生影响。而随着产业转型的推进,产业转型进入加速期,新兴产业的投资和产出迅速增加, 大大超过传统产业中发展受限产业投资和产出的下降规模, 使得新兴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显著提高。
第二,产业转型会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升级,形成结构优化效应,促进经济增长。产业转型会推动国家主导产业的转换更替和产业体系的深刻变革,而这种结构优化效应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主要表现在:产业转型催生出新的主导产业并使其在产业群中的地位逐步强化,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产业转型使生产要素从生产率低的产业部门向生产率高的新兴产业部门流动和转移,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产业转型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不仅能够提高新兴产业的发展水平,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而且能够增强产业之间的关联度,促进各类产业协调健康发展,从而为经济增长提供有利的产业基础和产业发展环境。
第三,产业转型有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经济实现集约型增长。我国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是建立在资源高消耗、环境高污染基础上的。这种以大量增加要素投入和牺牲环境为特征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已经难以为继。以发展节能环保、新兴信息产业、生物产业、新能源、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制造业和新材料等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要内容的产业转型,是对传统增长方式的“扬弃”。不搞产业转型,仍然恪守原有产业结构和产业发展方向,经济增长方式不可能发生质的改变。反过来,产业转型也是改善经济增长质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有力推手。只有依靠产业转型,我国经济才能从传统增长模式中解脱出来,通过要素效率提高和新增长动力的推动,实现集约型增长,进而使经济增长方式发生切实的改变。
第四,产业转型带动的产业转型周期与经济周期高度相关。 产业转型进程影响产业转型周期,而产业转型周期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经济周期。由于在经济周期发展的不同阶段上经济增速差异很大,因而产业转型周期通过影响经济周期进而影响经济增长。
产业转型是我国整个“十二五”以至以后更长时期经济工作的重心,其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也就具有持续性、长久性的特征。顺利有序并且快速推进产业转型,是实现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可持续发展的保证。
二、推动产业转型金融必须转型
产业转型受制于政策安排、技术创新、金融支持、微观经济主体的主观努力等诸多因素。其中,金融是推动产业转型的重要动力和关键因素。产业升级、产业扩张、产业集聚、产业整合、产业并购等一系列关系到产业转型的活动,都离不开金融的支持。因而要推动产业转型,金融必须主动转型。
由于间接融资在我国社会融资结构中占有优势地位, 因而商业银行在支持产业转型过程中肩负重要使命。 商业银行应适应产业转型中经济主体的融资需求,自觉调整信贷结构,不断创新信贷产品、信贷业务流程和信贷风险控制技术,使信贷结构实现“三个优化”。
一是优化信贷投放的行业结构,使信贷支持重点从传统制造业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改造升级转变。 商业银行应该按照产业转型要求调整贷款重点,严格控制产能过剩行业和“两高”企业的贷款,优先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在支持新兴产业时,也应考虑地区和企业差异,着眼于企业的产品竞争优势和行业地位,避免一哄而上。同时,必须大力开发绿色信贷产品和业务,增加业务创新投入,扩大绿色信贷规模,促进我国以“高碳”为特征的传统经济向以“低碳”为特征的绿色经济转化。
二是优化信贷投放的地域结构, 使信贷资金配置从侧重于经济发达地区向区域均衡转变。 产业转型既是产业升级的过程, 也是产业区域间梯度转移的过程,亦即产业升级和区域升级的有机统一。改革开放后,东部地区凭借政策带来的“制度红利”和地利之便,成为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吸引了包括信贷资金在内的大部分金融资源。在经历了30多年的经济高增长之后,东部地区原有的一些优势正在消失,中西部地区在劳动力成本、 土地成本、 经济发展后劲、 政策资源等方面的优势凸现出来。 顺应这种变化,商业银行应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贷款支持力度,支持部分朝阳产业从东部向中西部有序转移, 支持东部与西部在科学的产业分工基础上建立紧密的产业合作,延长产业链条。应根据中西部的产业发展条件,大力支持其主导产业和优势产业的发展。
三是优化信贷投放的企业规模结构, 使信贷服务由只重视国有大企业向同时重视中小企业转变。 中小企业对稳定经济增长、扩大就业人口、增加财政收入、维护社会稳定至关重要。然而,在经济减速、劳动力成本上升、 外部需求放缓等多重不利因素的挤压下,当前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变得很艰难, 其主要以制造和加工为主的旧有盈利模式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战,面临着转型发展的迫切需求和沉重压力。但受资金、技术、人才等条件的制约,又使得其转型之路十分坎坷。商业银行应转变信贷支持中的“规模歧视”和“所有制歧视”现象,努力为中小企业提供更多适合其经营特点和产业转型需求的差异化信贷产品,为其转型升级创造较好的资金条件。
直接融资对推动产业转型,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优越之处在于:(1)直接融资的适用性较强。银行贷款要求融资主体必须具有相对稳定的现金流,并且能够提供价值足够的抵押物或担保,这种融资方式主要适用于进入成长期末端或成熟期的企业。很多处于创业阶段的企业由于不具备贷款条件,难以获得贷款,但它们可以通过天使基金、创业基金等直接融资形式获得资金支持。(2)在货币政策紧缩背景下,贷款可得性大大下降,而直接融资工具的融资能力则不受货币紧缩政策的制约。(3) 产业投资基金、股权投资基金等支持的重点是高科技企业,因而对产业转型具有金融推动和技术推动的双重功能。 目前, 直接融资在社会融资总量中的比重只有15%左右,未来发展空间广阔,因而直接融资推动产业转型的潜力也十分巨大。
面对产业转型过程中经济主体对直接融资手段的需求,相关监管部门也应积极推进直接融资的转型。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是要优化上市公司结构,改变传统制造业企业在上市公司中占有绝对优势地位的状况,优先安排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处于改造升级过程的传统产业的企业上市,扩大这两类企业的上市数量, 充分发挥这些上市企业具有的产业吸附和产业扩张功能, 彰显其带动相关产业形成的产业集聚效应,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要规范发展政府引导基金、产业投资基金和各种类型的股权投资基金,发挥这些基金在增加创业资本、支持新兴产业扩张、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方面的优势。应创新直接融资方式,拓宽直接融资渠道, 使更多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能够利用直接融资方式筹措产业转型所需资金。
一、提高农业产业化程度,增加农产品附加值
我国农业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市场为主要导向,因此农业经营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是农业产业化。在20世纪我国农业的探索发展时期,形成了,这种由民众智慧结晶产生的双层经营体制,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与农产品产量,促进了经济生产力的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这种双层经营体制的潜力渐渐被挖掘殆尽,要想跟随时展要求优化经济结构,就需要进行新的改革创新,总结先前经验,通过实践检验,进行农业经济结构调整,促进生产力发展,尽快融入国际市场,提高我国农业产业竞争力。先前,我国比较成熟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主要是以为基础,面向市场,采用“公司+农户”的产业组织模式,依靠经济龙头企业,农产品生产、加工和经营一体化,使得利润在每个经营结构主体之间合理分配。农业产业化弥补了过去传统的经营模式的缺点,更大程度上优化了农业资源的配置。这种经营方式丰富了服务的质量与水平,充实发展了经营体制的内容。目前,农业产业化经营可以采取多种方式与农户建立生产营销关系,包括“订单农业”、“公司+农户”等方式,这种产销模式带领农户依照市场需求进行生产,达到专业化、科学化、集约化的生产目的,形成政府、市场、企业、农户相互促进的新经济结构调整机制。
二、加强农业科技创新与应用
一方面,我们要大力研发和推广农业新技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我国的农业科技成果颇丰,向农民推广应用方面也十分全面,但也存在着许多机制上的问题,例如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缺乏后劲,私营性农业科技推广组织服务不到位,农业研发资金缺乏等各种问题。我国农业科技发展面临着成果转化慢、产业化程度低等困难,无法适应当前国家农业经济形势快速发展的需要。改革农业经济结构必须创新农业科技推广制度,将农业技术与经营性农技相结合,创新农业技术服务组织体系多元化,通过多种形式进行农业科技推广,例如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市场龙头企业相联合等形式。
另一方面,我们要大力发展农业技术示范、培训与服务体系。通过各种方式使农民掌握农业先进技术,例如建立农业科技园、培养先进种植人才等方式,推广农业科学技术,培养示范人才,最终带领群众走向农业科学化的道路。健全农业技术服务体系,支持鼓励技术人员加入生产过程,向农民推广先进技术成果,通过多种形式实现生产学习、农业与科技的融合,提高农民接受农业科技的主动性,加强民众的农业科技技术培训,大力宣传先进农业科技成果,提高农户的科学种植意识,促进先进技术成果转化。
三、培育农业专业化合作组织,提高农业市场服务能力
市场为生产产业线的最终点,也是农民收入的根本出路,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是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方向。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个体始终处于弱势地位,一些有竞争力的农产品,由于市场信息的闭塞或个体力量的不足,很难进行品牌宣传和获取较高利润。所以要在目前的农产品经营市场上,积极培养农业专业化合作组织,开辟新的产业链,创新产业经营模式,进行连锁品牌经营,通过网络物流等新的运输方式进行交易,创新农产品经营方式,建立开放、合作、科学、有序的市场经营体系。提高农民专业化服务的意识,组织同类农产品生产者进行合作,实现产品生产、运输、经营、市场一体化的管理服务模式,降低农产品交易成本,发挥农民的主体地位,鼓励农民以创新方式加入现代化市场生产经营,提高农民学习网络经营的积极性,使农产品通过多种渠道进入市场,提高市场竞争力。
四、拓展农业生产市场范围,促进农业对外开放
中国加入WTO以来,农业市场的竞争压力不断加大,中国农业产业要想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需要尽快融入全球化市场并获取相应的竞争优势,这无疑对农业经济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农业经济对外开放也是必然的。我国农业现状为人多地少,人力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廉价,小规模经营,综合分析来看,我国农业经济发展中的土地密集型产业,例如粮食作物等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小,而大部分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则拥有较大竞争优势,比如花卉蔬菜、畜牧产品以及海洋产品等。综合目前形势,我国农产品出口量较少,相关农产品出口份额占世界总出口量比例十分小,因此在调整经济产业结构方面,促进农业对外开放,拓展农产品市场十分重要,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我国拓宽农业对外开放的重要方针为“引进来”和“走出去”,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通过这两种途径扩大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引进来”包括积极引进外来先进农业技术、管理经验、高科技人才与大量的流动资金,推动国内企业对外发展,提高农业国际竞争力。通过“引进来”利用好国外资源,促进我国农产品朝向科学化、技术化、网络化的生产方向发展,扩大国际市场,调整农产品产业结构,提高农民收入。另一方面,通过“走出去”利用沿海发达的交通条件,促进农业龙头产业带动国内产品加工出口,在沿海地区建立出口基地,提高农业产业、产品的国际影响力,提高农业产品效益。
五、加大农业投入力度,加快农村城镇化建设
发展农村经济是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努力方向之一,需要加大农业投入力度。首先,城镇建设应合理规划发展规模,要与当地的农业经济结构调整有机结合,通过研究农业资源承载量来确定城镇建设规模,既要做到容纳相应的人口又能保证物力财力得到合理使用,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更有利的资源保障。其次,要积极进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农村水利设施,改善农业生产条件,除了政府投资外,积极寻找多方面的融资主体,促进农业投资多元化。再次,要重视农村土地资源的有效保护和合理运用,减少土地浪费,做到农村土地的科学规划和高效种植,在现有的资源条件下积极争取效益最大化,实现我国农业的集约化生产。
我国经济结构调整除了协调资源与劳动力之外,要考虑到交通、科技、文化、娱乐、教育等基础生产要素集中的环境空间载体,城镇发展关系到居民日常生活设施的改善,消费促进经济发展,因此农村城镇化建设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中的重要方向。城镇的发展与进步也能提高民众的教育文化水平,改变人们落后的农业生产思想,提高农业经营效率,带领农民群众走向小康社会,推动中国农业现代化建设,符合新时代经济发展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