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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蔬菜专业农民合作社;因子分析;态度量表
中图分类号: F724.6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号: 10.14025/ki.jlny.2016.22.025
1 研究问题的提出
蔬菜专业农业合作社、农业生产基地、大型农场等已初具规模,由于蔬菜生产的季节性和区域性特征明显,农产品供销市场信息不对称,行业内信息闭塞,缺乏充分沟通与交流,造成农产品销售缺乏良好的渠道,资源浪费,各地农产品供需矛盾加剧,区域性蔬菜滞销与脱销并存的局面。国内也有很多学者关注农产品电商,骆毅通过研究得出根据各地实际情况,有选择地扶持农产品电子商务企业的结论。但是没有得到蔬菜专业合作社电商发展的数据[1]。杨志峰分析了淘宝蔬菜网店的零售环节和经营上的优势和劣势,物流成本相对较高。消费者经常购买蔬菜,但每次买菜的金额一般也不高,相比之下,配送成本就显得很高。很难规模化经营[2]。杨明梅证实物流发展的滞后性,导致农产品增丰歉收的事件屡见不鲜[3]。在此种背景下,研究蔬菜产业的物流对促进生鲜市场的健康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以上研究都是从发展农产品电商角度研究,但任何电商最终还是需要消费者接受,因此本论文以消费者对对黄冈地区蔬菜专业合作社发展电子商务的态度调查与研究,通过对收集的数据进行因子分析,提取出关键因子,有利于分析蔬菜专业合作社电子商务的发展制约因素,为蔬菜专业合作社快速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2 调查研究设计
在选择潜在客户样本时,将潜在客户分类为普通客户和大宗客户。通过调研建立对潜在消费者个体可能的特征、消费行为等有一定的认识,运用态度量表的因子分析探索引起顾客消费行为的具体原因,收集数据进行因子分析。在因素分析之前,先将鉴别率较低题目删除,其标准为:平均数大于5.30或小于1.70、标准差小于0.90。按照此标准经经验所有题项都符合条件。从设计的第31项收集的数据分析表明,其均值为4.25,大部分样本理解调查的内容。方差为1.083表明数据的可信性,还是有一定差别。表明调研者大多还是理解理解,平均得分4.25分,本调研有一定可信度。
3 调查研究的实施结果分析
3.1综合板块分析
信度和效度分析如表1,信度(Alpha)大于0.6,因此问卷度量具有可靠性。由表1,KMO为0.636,Bartlett球形检定卡方值为42.976,p值非常接近0,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由表2可知存在二个潜变量,通过分析这两个潜变量:大部分样本还是认可网上购买蔬菜,但对目前网络能够马上实施存在质疑。
3.2蔬菜特征板块分析
由表3,KMO为0.553,大于0.5,说明因子分析的效度可行,Bartlett球形检定卡方值为100.320,p值非常接近0,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由表4可知,以特征值为1为提取标准时,共得到4个公因子,分别可以解释27.215%,16.307%,14.969%与11.347%的变量方差,共计占69.837%。旋转后的变量方差贡献变化不大,故不用旋转的矩阵,直接分析充分矩阵的结果。
由表5分析可以提取潜在变量1可以设计为和蔬菜质量有关的指标,主要涵盖的质量指标有:保鲜、价格、成本和设计参与体验等。潜在变量2设计为网上设计的多样性,特别关注消费者的口感。潜在变量3注重网络平台的品牌设计。潜在变量4顾客希望发挥价格优势。
3.3网购体验板块分析
由表6,KMO为0.662,大于0.5,说明因子分析的效度可行,Bartlett球形检定卡方值为436.975,p值非常接近0,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由表7可知,以特征值为1为提取标准时,共得到5个公因子,分别可以解释30.736%,12.891%,9.689%,7.853%和6.454%的变量方差。共计占67.623%。旋转后的变量方差贡献变化不大。但是考虑到旋转的矩阵,直接提取潜在变量有一定效果,后面使用旋转后的成分分析矩阵。
由表8可以提取潜在变量1可以设计增强网上蔬菜的服务质量,涉及退货和服务,以及优质的三网互联网络的网络设计,增加能够手机上网、微信下单等客户体验内容。潜在变量2设计为,能够给顾客超量的惊喜。特别产品设计过程中,欢迎顾客参与合作社种植体验,形成长期的合作关系,通过设计丰富的偷菜活动,促销产品。潜在变量3注重网络设计,方便客户上网下单,操作方便,便于追踪订单。潜在变量4顾客希望通过定制等形式形成议价,降低购买成本。同时定时定制,可以减少物流的不确定性。潜在变量5顾客希望增强体验,增加微信手机订单等通用的模式。
4 调研结论
以上结论虽然定量部分是通过数据分析得出的,但由于量表是设计过程中有主观成分,因此潜在因子的提取有一定主观性。定性的数据由于设计可能不完整,样本选择有一定误差。同时调研仅仅以黄冈地区为例,将数据结论推广到全国有一定误差。
从以上调查可以得出,蔬菜类电子商务虽然存在种种的发展瓶颈,但还是获得了大部分相关参与主体的认可,可以总结结论如下:
从综合板块分析得出有四因素影响电商的发展:蔬菜质量、网页设计质量、品牌和适当的价格。蔬菜质量有关的指标主要涵盖保鲜、价格、成本和设计参与体验等。潜在网上设计的多样性,特别关注消费者的口感和评价。
从蔬菜特征板块分析有五因素影响电商的发展:网上蔬菜的服务质量、超值的购物实体种植等体验、便捷的网络操作、灵活定时定制等灵活购买方式和顾客希望增强网络体验。蔬菜类专业合作社需要保证自身的蔬菜的品质,吸引顾客参与种植等多种方式推销自己产品。同时也需要较好的界面设计技术,适应顾客灵活定制的需求。
网购体验板块分析以及优质的三网互联网络的网络设计,增加能够手机上网、微信下单等客户体验内容。潜在变量2设计为,能够给顾客超量的惊喜。特别产品设计过程中,欢迎顾客参与合作社种植体验,形成长期的合作关系。
以上结论虽然定量部分是通过数据分析得出的,但由于量表是设计过程中有主观成分,因此潜在因子的提取有一定主观性。定性的数据由于设计可能不完整,样本选择有一定误差。同时调研仅仅以黄冈地区为例,将数据结论推广到全国有一定误差。
参考文献
[1] 骆毅.我国发展农产品电子商务的若干思考[J].中国流通经济,2012(09):110-115.
[2] 杨志峰.浅析淘宝网店在蔬菜零售行业中的应用[J].科技经济市场,2013(05):86-88.
一、安丘市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的主要做法
安丘市针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探索建立了“八个体系”,明确了“一套机制”和“三道防线”,实现了农产品“源头无隐患、投入无违禁、管理无盲区、出口无障碍”,被国家质检总局总结为“安丘模式”并在全国推广。
(一)健全组织领导体系,实现管理无盲区。整合政府和社会资源,建立了政府主导、科学指导、部门联动、龙头带动、全民行动的“两导三动”工作推进机制。政府主导,就是政府负总责,发挥主导和行政推动作用,搞好统筹协调和宏观管理;科学指导,就是依托业务部门的业务指导与技术支持,及时把握发展方向和工作重点,不断完善工作措施;部门联动,就是整合部门资源,明确部门职责,做到既各负其责,又密切配合;龙头带动,就是充分发挥农产品加工出口龙头企业和农村合作组织的辐射带动作用;全民行动,就是加强宣传培训,充分调动广大干部群众开展示范区建设的积极性。围绕工作推进机制,安丘市出台《初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实施办法》等一系列文件,完善告知备案、市场准入、责任追究等各项制度;成立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领导小组,设立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办公室,各镇街区均设有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站,各村、社区设有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员和动物防疫员;市政府、镇街区、各村和种养业户之间逐级签订责任书或承诺书,明确各级责任,形成了层层监管、上下联动、左右配合的工作格局。
(二)健全质量标准体系,实现生产标准化。成立农业综合标准化研究所,按照“有标贯标、无标建标、缺标补标”的原则,做好农业生产标准的制定完善工作。大力推进标准化种植养殖园区建设,引导企业积极开展ISO、HACCP、GAP、GMP等质量安全认证。严格遵守生产技术标准,推行农业生产标准化管理,在种植养殖、收获贮存、生产加工、包装运输、物流配送等环节全面普及农业综合标准化。目前,已制定安丘大姜、安丘大葱、安丘肉鸡等标准综合体6大类,农业操作规程33个,生产技术标准200多个,参与起草的《初级农产品安全区域化管理体系要求》国家标准已在全国施行;全市已建成标准化种植园区139个、养殖园区139个,“三品一标”农产品发展到276个,其中国家地理标志产品7个。
(三)健全控制管理体系,实现投入无违禁。抓住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的“牛鼻子”,对农业化学投入品实行全过程、全封闭管理。一是实行告知备案。制定农兽药管理办法,所有进入安丘市的农兽药生产企业和产品必须严格落实告知备案制度。目前已对542个农兽药生产企业的3409个农兽药产品进行了备案。二是推行连锁直营。全市35处农兽药批发企业和973处镇村连锁直营店全部实行封闭式管理,落实实名购买制度,确保农兽药来源可确认、去向可查询、质量可追溯。三是坚持联合执法。从农业、畜牧、市场监管等部门抽调人员,成立联合执法检查队伍,采取分组分片包干的办法,不间断地对全市农资市场进行检查整治,始终保持对农资违法行为的严打高压态势。“三道防线”的建立,强化了农业化学投入品的监管,从根本上保证了农产品的质量安全。
(四)健全检验检测体系,实现监控全覆盖。整合政府、企业和社会检测资源,建立以市级农产品质量检测机构为中心,出口龙头企业和镇街检测资源为主体,农业、畜牧、市场监管等部门检测机构共同参与、分工协作、覆盖广泛的检验检测网络。制定《安丘市食用农产品抽检办法》,明确市直有关部门和各镇街区所负责的抽检监管区域。加强抽检能力建设,分别组建市级和镇级抽检队伍,建立种植类食用农产品固定检测点,并配备流动检测车,并在全市20个基层兽医站全部建立畜禽产品检测室。通过抽检,及时发现问题类食用农产品,送交相关职能局立案,依法追究违禁农化品经营者和使用者的责任,同时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状况进行评估,及时进行纠偏控制和处理。
(五)健全查询追溯体系,实现监管“数字化”。自主研发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监管平台,及时采录农产品产地环境、施肥用药、检验检测等关键信息,对农产品实行“数字化”、“身份证”式的标识管理,逐步健全完善了源头可追溯、流向可跟踪、信息可查询的质量安全查询追溯体系。消费者用手机、查询机等扫描农产品二维码,便能方便快捷地对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进行追溯查询,实现了知根溯源、放心消费。目前,在各农业龙头企业、标准化生产基地、示范合作社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采集点600多处。
关键词:中日农产品;“肯定列表制度”;博弈
日本是我国农产品出口的第一大国际市场,连续多年成为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但近年来中国输日农产品增速与中国农产品出口增速并不处在同一水平。2002年—2011年,中国对日出口农产品年平均增长率只有4.3%,低于中国对全球农产品出口年均增速7.9%。其主要原因是日本2006年5月29日起实施的“肯定列表制度”。该制度的实施提高了中国对日出口农产品的门槛,严重影响到中国众多对日农产品出口的企业和农民的切身利益。本文基于“肯定列表制度”的视角,对中日农产品贸易摩擦进行深入探讨,以期实现中日农产品贸易的双赢。
一、“肯定列表制度”出台的背景和主要内容
由于日本大部分农产品依靠进口,近年来频频出现的进口农产品农兽药超标事件以及日本国内发现的未登记农药的违法使用问题,使消费者陷入对食品安全性的极度不信任状态。为了扭转这种局面,日本成立了食品安全委员会,以加强和协调相关机构对食品安全的管理。经过多次修订,2006年开始正式实施“肯定列表制度”,以此来提高农产品门槛,保护本国农业发展。“肯定列表制度”涉及到全部的农产品和农业化学品,包括三项具体落实措施:确定“豁免物质”,确定“最大残留限量标准”和确定“一律标准”。
二、“肯定列表制度”对中国输日农产品贸易的影响
首先,中国对日农产品贸易面临大挑战。“肯定列表制度”涉及到全部的农产品和农业化学品,而我国的限量指标不到3000项,差距明显。中国制定的众多标准与日本无法对接,而能够对接的标准中,日本有25%的标准严于我国标准。
其次,加大了中国出口企业的经营成本。由于中国农产品的绝对价格优势,受到日本消费者的青睐。自日本采用“肯定列表制度”后,增加了需要检测的农药项目,使得我国输日产品的成本增加,部分企业因不堪重负而被迫退出市场。
再次,检测项目成倍增加,通关速度大大减慢。每种农产品涉及的残留限量标准多达200项。日方均要求我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出具卫生证书,货物到达日本港口后,还要抽查检验。不仅产品检测费用增加,而且使检验周期延长,造成很多不确定因素,导致通关速度减慢。
三、中日农产品贸易摩擦的博弈分析
博弈论是研究存在两个或多个理性个体的中, 一方根据其他的选择决定自己最优策略的一种理论。其最大特点是决策主体在做出决策前先要考虑其他个体的策略。“肯定列表制度”是日本单方面产生的,要求按照其制定的苛刻标准来进行自由贸易,阻碍了农产品贸易的顺利开展,双方受损并陷于“囚徒困境”。由此贸易争端无法避免,个体理性导致了集体非理性。日本的“肯定列表制度”属于贸易保护措施,因此中日农产品贸易摩擦的过程可以看作是双方进行决策的博弈过程。
1.博弈模型的建立和分析
在经典博弈论假设的基础上,做如下假设:双方的支付矩阵如下图所示,每一格中第一个数字表示中国的支付,第二个数字表示日本的支付。其中,P 代表双方争夺的贸易利益,Q代表争夺失败方的损失,且 P>Q>0。
若双方都采用贸易保护主义的策略,那么双方都遭受损失,因此各自的支付都是-Q/2。若双方都采取自由贸易策略,那么双方能够分享利益但没有损失,因此各有 P/2 的得益。若自由贸易遇到了保护主义,那么贸易保护方获利为 P,自由贸易方受损。
显然,在这里博弈的纳什均衡与博弈论中所谓的“囚徒困境”的结果一致。中日两国为了提高自身福利都会选择保护。如果实施单方面的保护,日本的单边行为可以利益最大化,但必然遭致中方的强烈反抗,中方会采取同样甚至更为强硬的政策,这种硬碰硬的对抗,只会双输(-Q/2,-Q/2),导致贸易战的爆发与升级,双方福利也会恶化。贸易保护主义伤到对方,也会伤到自己。
2.基于“肯定列表制度”的博弈结果分析
现实中,日本为了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单方面实施“肯定列表制度”。假如中国继续实施贸易自由化政策,则会有所损失Q,日本则获利P。若中国也采取贸易保护,结果是两败俱伤,需要支付都是-Q/2,这并非是帕累托最优。走出“囚徒困境”,走向纳什均衡带来的“双赢”,必须理解中日两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的相互依赖和促进,两国改变原有的博弈规则和结果,可就一个理性的共同行动达成一个强制性的协议。这是对博弈结果的理论分析,在现实中贸易摩擦并不还涉及到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多方面的因素。
四、中日农产品贸易摩擦博弈的启示
中日双方应建立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减少贸易摩擦。可通过谈判达成双边协定,以法律的形式约定自由和保护政策。中国应全面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将危机转换为契机。主动适应它的标准,增强国内农产品国际竞争能力。加强中日农产品贸易磋商,维护贸易正当权益。针对日本某些不合理、具有明显歧视性的措施,应及时加强磋商,也可诉诸WTO 争端解决机制,以期妥善解决。
参考文献:
搜索引擎在新文明中因为什么而重要?人们在日常生活经验中离不开搜索引擎,似乎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要从道上说清楚这种重要性,却不容易。不能仅从技术的角度总结,而要从搜索引擎与人生根本的关系上来思考,思考搜索引擎的生存论意义何在。
回到经济本身等于回到意义本身
在数字化生存之前,人类经历过两种基本的生存状态,一是农业化生存,二是工业化生存。农业化生存的核心是面向实体而存在,工业化生存的核心是面向价值而生存,数字化的核心是面向意义而生存。从工业化生存转向数字化生存的关键,在于从价值转向意义。我们称之为意义转向。价值与意义之间的关系,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搜索引擎做的事,就是根据意义发现世界的价值。
工业化生存解决的问题,是把有形的世界,转化为有价值的世界;遗留下来的问题,是人为了手段而忘记目的,比如有钱但是不快乐。数字化生存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让手段与目无缝对接,使有价值的得更有意义。比如,根据能不能带来快乐,决定一件有价值的事到底值不值得做,一个产品的功能值不值它的价钱。搜索引擎的位置,在于把“我到底是谁”作为意义的根据,寻找这个世界上到底什么是符合于我的,让我的世界我作主。人找到的,就是符合自己因而自己想要的。人类整体从中找到的,就是人本身的意义。因此,可以把搜索引擎视为斯芬克斯之谜解答器,人对外在世界实体和价值的一切寻找,归根结底是对“我是谁”(人类意义何在)的回答。
以往的经济一也就是仅仅在货币中得到表述的经济――只是整体经济的理性部分(物化部分),它只是整个作为话语共同体的经济中的语形部分,仅相当于文本。新文明的话语体系,将把经济从文本,推广到它背後的意义。
新商业文明的意义,在于回到经济本身。通过突破经济的文本,去除经济中无意义的存在,以及对意义存在的偏离,保持经济有意义的存在。有人担心虚拟经济会“掏空”实体经济,实在是忽略了意义存在的价值。例如减少实体层面不必要的物质耗费、碳排放,或减少价值层面没有有效需求对应的供给(不必要的劳动时间耗费),使经济过程中的生产目的与生产手段达到统一,与生活的需要、自然的承受力相吻合,这绝不是在掏空实体经济。它掏空的只是大理石中,不属于雕像的部分。当然,意义和符号的存在,不能实质性地“反对”实体经济。“反对”是指把无意义的当成是有意义的,特别是把有意义的当成无意义的。好比把大理石中本属于雕像的部分掏掉。从这个角度看,虚拟经济的过度肿胀也存在它自己的问题,但这个问题不在于它在对意义进行解释,而在于进行了过度的解释,以致使意义变成了符号的奴隶。
如何破解经济坚硬的外壳回到意义本身
工业文明未决的问题在于,它无法把价值向意义的转换制度化。这个工作,要通过语言转向来实现。语言转向,就是把用货币表征和组织经济,转换为象搜索引擎这样,用语言表征和组织经济。通过语言转向,把隐藏于语形背後的意义揭示出来,从而成为照亮经济价值的指路明灯。
为此,我们需要换个角度看世界,把经济当作一种符号现象来重新认识。维维恩・布朗在《作为文本的经济》中谈到:“作为文本的经济由符号系统构成,而符号必须加以解释。”作者认为,“在经济学话语中”,人们把经济视为一个“清晰、真实的实体”。然而,“经济本身的真实存在”,只不过是一堆GNP(国民生产总值)的数据。以往的符号,主要是货币。货币之外没有经济世界。
如今,信息作为符号,扩大了货币符号的范围,搜索引擎可以说是进入以语言为代表的符号分析世界的门户。
实现经济从货币的“语言”,向这种“语言”背後的意义转向,实际要解决的问题是,可以加强做事的手段与做事的宗旨之间的一致性。新商业文明借此比工业文明更实事求是地做事,而话语系统则充当了宗旨检验和校正的功能。
随着符号从货币转向语言,符号分析的内容,也就从价值转向了意义。经济既然可视为文本,在经济“文本”这个能指背後,一定有其所指。作为文本的经济(经济的理性存在),与“经济本身”的关系,非常象金钱与快乐的关系。好象弗洛伊德用解梦的方法,读出能指背後的所指那样。通过GDP这个语形,阐释它背後与幸福的关系,这就是经济文本与经济本身的关系。
这是经济的语言转向,其本质就是代表“物”的理性向代表“心”的意义转向。搜索引擎在实践中代表的正是这个方向。
从搜索引擎看世界的意义结构
在新的世界里,为了把意义制度化,我们需要一种可以处理“能指一所指”关系的话语架构,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可以不把搜索引擎仅仅视为技术,而把它当作一种制度建设。
搜索引擎这种制度的作用,是为世界建立一种意义结构。建立一种人与世界的对话机制。从这种对话中,人会越来越锁定意义。人们搜索的过程,就是拿意义当作尺子,不断对世界进行选择的过程。就好比从一座大理石中,逐步凿出雕像的过程。在搜索中被丢弃的,就相当于凿剩下的无意义的石料。由于每个人心中的意义不同,所指向的目标不同,所以对这个人无用的石料,可能是另一个雕像所需的一部分。
在实体经济中,人们在市场上的讨价还价过程,就是一个通过话语,沟通意义所指,最终形成货币水平的能指的过程。鲁宾斯坦在《经济学与语言》一书中,曾试图解释“自然语言的特性是如何与某种‘理性’目标函数的最优化相一致的”。对新商业文明来说,可能需要发展的是一个反向的解释过程,即从能指复归到所指的意义生成过程。
在实践中,搜索引擎、数据挖掘已在不声不响地实现对最终消费者的所指的发现。人们不象传统阅读小说那样,还需要宣布“作者已死”,才能确定参与者阐释的权力,而是由或从最终消费者那里,直接或自动展开定制的行为。对于网站这样的文本,通过开辟用户参与渠道,网站原本的价值,因网络结点增加而使其意义而得到提升,最终根据这种意义返回来置换成并提高了网站的市值。例如,Facebook通过在网站上设置API(应用程序接口),使其用户享受到更认同(贴近其意义)的服务,而提升的网站的价值。
只有在新商业文明中,围绕意义的“能指一所指”话语结构,才得到真正的发展。发展为高级的虚拟经济,即以能指一所指分离为核心特征组织起来的云计算服务的经济。新的分工不是价值与意义之间的分工,而是意义系统内部能指与所指结构本身的分工。
人类和贫困的斗争从未结束。
世界银行近日数据显示,2010年,全世界约有12亿人处于极度贫困状态中,每天生活费不足1.25美元。相比30年前的19亿人,这个数字已有所下降。撒哈拉以南非洲、印度、中国和拉美,成为世界极度贫困人口主要居住国家和地区。这其中,只有中国在脱贫工作中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印度:集中全球1/3贫困人口
印度是世界上贫困人口最多的国家。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显示,2010年,印度极贫人口占全球极贫人口的比重高达33%,高于30年前的22%。
印度是一个发展极不协调的国家。在印度,天堂和地狱、富人区和贫民窟有时仅一墙之隔。
厕所在印度都是“奢侈品”。有数据显示,印度55%的人口会在户外如厕,而且他们鲜有用手纸的习惯。过去20年,印度虽然经济保持了7%左右的增长,其IT产业更是闻名于世界,但这并没有改变印度文盲率高达24%、儿童营养不良率超过40%的事实。
印度人口众多,目前12亿人口总量直逼中国。农村人口高达70%以上。印度根深蒂固的种姓制度将人进行贵贱区别,这也给印度扶贫工作带来了很大障碍。
2013年新年伊始,印度政府在全国20个地区推出了一项帮助贫困人口的大型现金补贴计划。印度政府为这项名为“福利直接转账”(DBT),该计划拨出3万多亿卢比(约合人民币3614亿元)的资金。计划在初期将使至少20万人获益,至2013年底,其规模将涵盖整个国家。印度政府表示,计划的最终目的是帮助印度最贫困阶层的民众“进入主流社会”。
现金补贴固然是好,但扶贫绝不等于简单的“发钱”,印度要想真正减少贫困,需要一整套综合治理方案。
撒哈拉以南:贫困人口不断增加
1981—2010年期间,撒哈拉以南非洲仍是世界上唯一贫困人数不断增加,且增幅显著的地区。世界银行的报告称,如今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极贫人口数(4.14亿人)比30年前(2.05亿人)增加了一倍以上。因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在1981年仅占世界极贫人口总人数的11%,而现在却占到世界极贫人口总人数的1/3以上。
根据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的《2012全球饥饿指数报告》,1990—2012年,饥饿状况恶化最严重的国家大都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布隆迪、科特迪瓦、科摩罗等国冲突连年、政局不稳,是导致贫困的主要原因。斯威士兰、博茨瓦纳也名列贫困榜榜首。
除了政局不稳和战乱等因素,疾病也常常成为非洲贫困的“帮凶”。根据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2005年的一项报告指出,在全球1400万感染艾滋病或者肺结核(肺结核往往与艾滋病相伴而生)的病人中,70%生活在非洲。在非洲,每100名成年人中就有7名是艾滋病毒携带者。医疗条件落后、药品昂贵与艾滋病预防教育的缺失,成为抗击艾滋病事业的严重威胁,也直接阻碍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脱贫进程。
不过,据世界银行预测,随着地区冲突的缓和,以及经济环境的改善,未来3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经济增长将超过5%,远超全球平均水平。希望这样的经济发展给撒哈拉以南非洲带来更多的“面包和药品”。
拉美:以墨西哥为主的贫困地带
根据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推出的“2012社会状况”报告,拉丁美洲的贫困人口从2010年的1.76亿人下降到2011年的1.68亿人,占总人口的29.4%,为30年来的最低水平,但极端贫困人口仍保持在6600万人,约占世界的6%。
贫富差距是拉美地区贫困人口大面积分布的重要原因。在拉美国家,最富有人群占国民收入的40%,而最穷人群只占国民收入的13%。?
墨西哥是拉美国家中贫困人口最为集中的国家。在拉美1.68亿的贫困人口中,墨西哥贫困人口占到了1/3。据墨西哥媒体报道,在2010年的一份调查中,53.8%的墨西哥儿童和青少年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原住民儿童和青少年中,这一数字竟达70%。
墨西哥过去大规模城市化进程导致了严重的两极分化,特别是1994年加入北美自贸区以后,墨西哥对美国农产品敞开国门,使得本国农业遭受巨大冲击,大批农民和小农户纷纷破产,农村成年男子被迫进城谋生或选择移民美国,这种被动的“去农业化”现象直接导致农村贫困问题凸显。此外,经济危机也让原本贫困的墨西哥人的日子更加难熬。
为了减少饥饿和贫困,2013年1月21日墨西哥总统培尼亚·涅托正式宣布启动“全国反饥饿和极端贫困运动”。这项为期6年的政策,将一改过去向贫困人口直接分配食品和现金的做法,转而通过创建“食品银行”和构建营养补给体系等机制,重点消除极端贫困和儿童营养不良的问题。
中国:脱贫工作最好案例
世界银行公布的最新数字显示,近几十年,中国脱贫工作取得巨大进展,极度贫困人口占世界极度贫困人口总数的比例从1981年的43%下降至2010年的13%。
对于中国脱贫所取得的成绩,印度媒体不无羡慕地说,过去10年来,中国农村人口的脱贫数达6000多万人,相当于整个法国人口。中国贫困人口占农村人口的比重从2000年时的10.2%下降到2010年的2.8%,基本解决了农村居民的生存、食品和穿衣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