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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切入全球价值链中承担加工组装环节,成为全球 最具竞争力的代工制造平台。但是,中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方式,本质上是发达国家通过 全球价值链(GVC ,Global Value Chain)控制和俘获中国低端产业的关系,并由此造成了 低端锁定和地区差距的扩大,主要机制可梳理为:第一,东部率先加入GVC形成的先发优势 和在位优势使其经济增长获得了不断自我集聚的力量。这种生产的集中就会产生地区之间收 入上的差距。第二,形成了以外资进行国际代工为主的生产模式。这种外资主导的国际代工 模式一方面利用了中国的要素禀赋优势,另一方面又将自身对内资企业的技术关联控制在安 全的范围。于是,GVC主导的产业转移的前后向联系效应大为减弱,也使中国东中西三大地 带协调联动的效应大大降低。第三,中国的加工贸易 “两头在外”的模式,使得东部沿海 地区的企业在被俘获的价值链中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但是并没有完成更 高级的功能升级和部门间升级。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产业转移与区域协调发展: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对策研 究(08CJY00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更令人担忧的是,随着东部地区要素成本的上升、人民币的升值和贸易摩擦的增加等因素, 集聚于东部沿海地区的加工产业开始向外转移。客观地说,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地 区间自然条件、要素禀赋和经济发展等方面存在着差异,产业升级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双重任 务往往是一个两难困境。既不能用各地区都不发展的方式,也不能用东中西部地区“齐头并 进”的方式,现实的选择只能是区域优先的政策,即东部沿海地区利用自身优势,率先加入 GVC,专业化于劳动密集型环节的产业集群,使该地区首先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 在发展态势呈现出“极化效应”的基础上,逐步获取极化后的“扩散效应”,带动中西部地 区的发展。这种政策选择在发展的早期阶段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选择。中国改革开放30年 的实践,证明这种战略基本上是成功的,但是东部地区的扩散效应如何发挥以带动中 西部地区发展,东中西部如何在互动的过程中发挥大国优势超越国际代工,则是完成产业升 级和区域协调发展双重任务的关键所在。
二、全球价值链模式产业转移的演变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产业转移共掀起了三次浪潮。第一次是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 美国将纺织、钢铁等传统产业转移到日本和西德,自己则集中力量发展半导体、通讯和电子 计算机等技术密集型产业。由此导致了日本继英国、美国之后,成为第三个“世界工厂”。 第二次是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此次产业转移主要发生在东亚地区。日本先是将纺织等劳 动密集 型产业转移给东亚“四小龙”,接着又将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出去,最终催生了东亚奇迹。 第三次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等进行的产业转移。
20世纪末期出现的第三次国际产业转移浪潮最显著的特征是,全球化的主导者跨国公司, 为了获得全球竞争力,将附加值低的产品生产工序外包给他国,或到他国投资设厂进行生产 ,自己只保留产品的研发、设计和营销等附加值高的工序。作为这次产业转移主要目的地的 中国,立足于国内市场带来的规模经济、廉价而又丰裕的劳动力、产业集群带来的集聚效应 和政府主导的投资性财政,通过生产贸易投资一体化,迅速确立了自己“世界加工厂”的地 位。
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全球制造代工工厂,是国际产业转移在产品内分工的体现,更准确的 说,是国际生产环节的转移。二战后,国际产业从欧美转移到日本,又从日本转移到东亚四 小 龙。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又以加工贸易的方式转移到中国。最重要的是,在代工生 产模 式重要性益发显著的全球化时代,在不同国家和地区间转移的不再是某一产业或产品,而是 该产业或产品中的不同要素密集的环节和工序。而第三次国际产业转移浪潮的本质是不同国 家(或地区)依据自身的成本优势对价值链的不同环节进行承接和重整。
为了更好的分析国际产业转移新模式的影响,本文将基于产品间分工的产业转移模式称为传 统模式的产业转移,将基于产品内分工的产业转移模式称为全球价值链模式的产业转移。本 文在此将基于全球价值链理论对全球价值链模式的产业转移进行探究。
GVC模式的产业转移使得发展中国家有机会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分享经济全球化的利得。但 是,处于价值链两端的研发设计和营销品牌的附加值高,处于价值链中间的组装加工环节附 加值低。而发达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就来自于研发和营销等附加值高的环节,发展中国家承接 的只是价值链中低附加值的环节。这样,对发展中国家就存在一个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的问题 。此外,不管是第一次产业转移浪潮的主要承接地日本,还是第二次产业转移浪潮的主要承 接地“四小龙”,都没有广阔的内陆腹地和多样的市场环境,因此不存在特定区域率先发 展及由此带来的地区差距问题。虽然GVC模式的产业转移是造成中国低端锁定和区域失衡的 原因之一,但是GVC模式的产业转移及其内涵的作用机理,使其又成为中国完成产业升级和 缩小地区差距的出发点。
三、封闭经济条件下,GVC模式产业转移的驱动力量
经济活动在地理空间上是集聚还是转移,取决于推动地理集聚的向心力(centripetal)和 促进空间扩散的离心力(centrifugal)之间的动态演变和力量权衡。依据新经济地理学, [1]向心力主要包括前后向关联效应、密集型劳动市场和溢出 效应;离心力主要包括生产要素的非流动性和要素价格。
本文此处将利用商务成本理论对这两种力量进行抽象简化,以更好的对产业集聚与产业转移 的选择进行分析。商务成本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期间所支出的各种费用的总和,一般可分为 要素成本和交易成本两大类。要素成本主要是指劳动力、土地和资源等要素的价格水平;而 交易成本主要是与制度相关的成本,与市场化程度、产业配套环境、政府效率与税费、基础 设施和法制化水平等有着密切的联系。结合新地理经济学和商务成本理论可知,向心力主要 是通过降低企业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来促进产业集聚;但是,产业集聚的不断强化会造成当 地 要素成本的不断攀升,在达到某一临界值之后,就产生了推动产业转移的离心力。因此,要 素成本和交易成本之间的动态变化――商务成本结构的动态变化――就会转化为向心力和离 心力之间的博弈,进而引发产业在空间上的重新配置。
价值链模式的产业转移在不同的空间进行承接和配置,其不同环节的选址决策主要是由成本 来决定的。一般而言,在价值链中处于低端的加工组装环节,主要是利用廉价和丰裕的低端 要素获得竞争力,对要素成本的变化就比较敏感。在价值链中处于价值链高端的环节,由于 主要从事研发和营销等附加值高的环节与治理价值链,大部分是知识和技术密集型部门,这 种环节的转移,主要考虑的是全球战略,对要素成本不敏感而对交易成本比较敏感。
目前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从事加工组装的企业,由于专注于劳动密集型的环节,产品附加值 低,利润空间有限,所以对要素成本的变动非常敏感。东部沿海地区要素成本的上升,会改 变商务成本的结构,一旦离心力大于向心力,这些产业就会向要素成本更低的区域转移。中 国东部沿海地区的GVC模式产业转移的目的地有两个:中西部地区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本文 首先考虑在封闭经济条件下的情况,即产业在中国不同区域之间转移的可能性。
一般来说,要素成本相对较低的地方,往往营商环境不佳,因此交易成本会比较高;而要素 成本相对较高的地方,往往生产者服务业、基础设施、法治水平和政府服务高度发达,因此 交易成本会比较低。对于要素成本,企业往往可以通过提高效率来降低单位产品的成本;而 交易成本对于企业来说基本上是外生变量,不在企业控制的范围之内。
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不同地区的商务成本水平和结构是不同的。从表1的数据分析, 中西部地区的职工平均货币工资和商品房平均售价的均值分别为14737元/年、17077元/年和 1963元/平方米、1923元/平方米,不仅低于东部地区的平均水平,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可 见,中西部地区在劳动力成本和土地价格上都有比较优势,形成了成本“洼地”。从电力供 求差额(发电量减去电力消费量)来看,东部地区是负值;而中西部地区都是正值,分别为 114-07亿千瓦小时和42-71亿千瓦小时。事实上,中西部地区是我国能源和金属矿等自然 资 源的主要储藏地,与东部地区相比具有资源优势。这些就形成了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要 素成本梯度,为吸引产业转移提供了可能性。
但是,从交易成本的角度来看,中西部地区的高速公路密度和长途光缆密度的均值分别为84 -34公里/万平方公里、37-77公里/万平方公里和0-126公里/平方公里、0-072公里/平方 公里 ,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更是远远低于东部地区的平均水平。可见,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 和通信能力还不够发达便利。东部地区政府的行政性收费和罚没收入比重为0-106,也低于 中西部地区,这表明两地政府在税费和效率等方面的差距。中国东部地区之所以能够成为世 界加工厂,不仅仅是依靠廉价的劳动力等要素成本的优势,更重要的是在产业配套、物流成 本和地方政府效率等方面形成的优势,才吸引了价值链模式的产业转移。因此,中西部在吸 引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必须通过不断地优化营商环境,降低原来高额的交易成本,才能将产 业转移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
一旦中西部地区能够承接转移过来的加工环节,东部地区商务成本的上升趋势将变慢,这样 就可以更好的发挥交易成本方面的比较优势,发展价值链中附加值高的环节和生产者服务业 ,从制造基地向总部基地转型。通过这个基地,可以对整个行业提供高端服务,增加核心 竞 争力,推动产业升级。而中西部地区吸引到自己急需的劳动密集型环节,可以解决大量的剩 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提高土地资源和基础设施等的利用效率,劳动者的生活消费也可以扩 大当地的内需,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
四、开放经济条件下,GVC模式产业转移 的决定因素
本文在第三部分探讨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将目的地限定在国内,即研究的是国内不同区域 之间的产业转移。但是,东部地区的代工企业是以外资为主,其选择产业转移目的地依据的 是成本。更重要的是,GVC模式的产业转移在空间上的布局更多的是GVC中的主导性企业基于 全球竞争战略的考虑。因此,我们必须考虑放宽假设,引入开放经济条件下的情形。这样, 东 部地区的代工企业转移就有两个可能的目的地:中西部地区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此外,随着 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一国商务成本的水平是逐渐上升的。那么,面临超越代工和区域均衡 发展的中国如何在自身商务成本不断攀升的条件下,避免产业外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呢?
事实上,中国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代工制造平台,不仅是基于商务成本的优势,还在于通 过切入全球价值链后,获得的“在位优势”。具体来说,中国在弹性生产、工程能力、反应 速度、规模制造和后勤运筹等方面具备了相当程度的竞争力。这就给中国在开放条件下完成 产业升级和区域协调发展双重任务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本文在此将利用学习曲线理论分析中 国的“在位优势”对于完成双重任务的作用机理。
学习曲线的概念最早由Wright(1936)[2](122-128)提出,是指生产一单位产品所 需要的直接 劳动时间以某一不变速度随着累积的生产量递减。在随后的实践和研究中,学习曲线被拓展 为生产函数,即单位产品的生产时间(或成本)随着产量的不断增加而相应的减少。
产生学习曲线效应的原因有:第一、熟能生巧。通过重复性的工作增加劳动熟练程度,缩短 劳动时间,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第二、标准化。随着累计产量的不断增大,因为过程、零 件和原材料等方面变得更为标准化,产品和工艺改进会提高效率,导致成本下降。第三、专 业分工。产量的增加使更为专业化的分工成为可能,这就可以获得针对这些分工的更多经验 并且操作得更快,从而促使生产效率的提高。第四、关联效应。生产产品各个环节的企业都 遵从学习曲线,从而使整个上下游变得更为有效。而消费者随着消费量的增加对产品有了更 多的体验,他们提出的改进之处将渗透反馈到制造过程。第五、共享效应。任何从一个产品 (或价值链)上获得的效率提高方式也可以通过共享行动或资源,用于其它产品(或价值链 ),从而产生学习效应。第六、竞争优势。随着产量的增加,企业会在生产、管理和营销等 方面逐步积累出丰富的经验和知识,形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例如价值链的治理模式、精益 生产方式等。
加入GVC的代工企业的产业升级一般遵循如下路径:工艺升级(提升工艺流程的效率)产 品升级(引入新产品或改进旧产品)功能升级(攀升到附加值高的环节)链条升级(转 向新的附加值更高的链条)。通过对产生学习效应原因的分析,我们发现:熟能生巧、标准 化和专业分工是支撑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的源泉,而关联效应、共享效应和竞争优势则是推 动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的力量。中国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代工制造平台,其间的成长过程 可以理解为代工企业如何满足订单要求、政府如何创造营商环境的学习曲线。
中国目前获得的在位优势是基于切入全球价值链,通过熟能生巧、标准化和专业分工等完成 的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这种在位优势就转化为成本优势,延缓了商务成本上升对中国国际 竞争力的影响。但是,中国目前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完成功能升级和部门升级。这种低端锁定 导致学习曲线效应出现了 “学习高原”的现象,即产量的继续增加并不能导致单位产品成 本的降低。此时,低端锁定导致学习效应不再存在,商务成本上升的趋势就无法继续缓减。 因此,克服“学习高原”的现象就是关键所在。
从产生学习效应原因与产业升级过程的对比分析可知,发挥学习曲线的关联效应、共享效应 和竞争优势恰恰就是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的内容。这样,克服“学习高原”现象就转化为如 何完成产业升级发挥学习曲线效应的命题。
本文认为,利用中国的在位优势和大国优势构建国内价值链(National Value Chain ,NVC ),是完成产业升级和区域协调发展双重任务的可行路径。国内价值链(NVC)是指由本土 企业主导和治理,立足国内市场和采用代工方式,学习和赶超GVC的全球生产网络。那么N VC推动功能升级与部门升级的机理在何处?
第一,从关联效应的角度分析。从供给方面看,目前加入GVC的本土代工企业定位于出口 导向,功能已经退化为单一的加工组装。与此同时,国内还有以本国市场为导向的本土企业 和出口商,这三类企业各有优势。通过构建和发展NVC,可以将本土代工企业在生产方 面的优势、以国内市场为导向的本土企业在研发和营销方面的优势、出口商在开拓国际 市场的优势结合起来,带动上下游产业的发展,在互相学习和协作整合中获得竞争力。从需 求方面来看,由于NVC立足于国内市场,这样就可以更好的服务于本国消费者。而本国消费 者的消费经验通过反馈机制进入到供给方,形成良性互动。
第二,从共享效应的角度分析。Luiza等[3](110-139)从质量改进、价格削 减、设计创新和新材料运用等十个方面研究了美国主导的GVC与欧洲主导的GVC对发展 中国 家代工企业的参数要求,发现美国主导的GVC属于价格驱动型,欧洲主导的GVC属于质量驱动 型。而发展中国家往往同时加入了这两条GVC,这样,不同驱动类型的GVC对代工企业不同的 参 数要求就会培养其特定的能力和技术。通过GVC与NVC的对接,不仅有助于本土企业将在不同 的GVC中习得的能力与经验在新的价值链中融汇贯通,而且可以将这些能力与经验通过处于 价值链高端的东部地区的企业,有效地延伸到中西部地区的企业,加速其成长的过程。
第三,竞争优势。市场代表着自主研发和品牌经营的权利,瞿宛文[4]的 研究认为 ,利用中国市场的规模和成长速度,是台湾企业通过自创品牌完成产业升级非常重要的途径 。立足于国内市场的NVC,可以从如下渠道为本土企业提供竞争力:首先,与国际市场相比 ,本土企业会在熟悉程度、沟通成本、运输成本和政府支持等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这就可能 使本土企业在一个风险相对较低和容量巨大的市场空间内掌握市场的方向,创造出国内市场 所需要的新产品,从而可以积累升级所需的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为参与国际竞争提供资金 支持。其次,中国不同地区的发展状况千差万别,从而导致国内市场不仅规模巨大,而且复 杂多样。这样的市场特性可以使本土企业利用同文同种的优势,通过市场份额的追赶和市场 层次的提升发挥规模优势和范围优势。最后,国内市场可以更好的与企业战略、政府政策、 制度安排和社会共识相结合,为产业升级提供一套长期广泛的承诺系统。
五、简短的结论
第三次国际产业转移浪潮,与以往两次产业转移浪潮有着本质的区别。这种GVC模式的产业 转移一方面可以使主导性企业依据不同国家各自的比较优势配置相应的环节,同时发挥规模 经济和比较优势的作用;另一方面将自身与代工企业的技术关联限制在安全的范围内,以阻 碍其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中国作为这次产业转移的最大承接地,在成就 “世界加工厂” 的同时,也面临着低端锁定和区域发展失衡的挑战。
经过30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率先承接产业转移的东部地区由于要素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 和加工贸易政策调整等因素,集聚于此的代工产业开始向外转移。本文指出,中西部地区吸 引产业转移的关键是降低交易成本,优化营商环境。而在国际竞争中完成产业升级和缩小地 区差距的双重任务,就必须发挥中国作为全球最大代工平台所积累的在位优势,广阔内陆形 成的大国优势,构建以本土企业为主和立足国内市场的国内价值链。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 挥学习曲线效应,完成更高级的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实现不同区域的均衡协调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1][美]保罗•克鲁格曼.地理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C].李淑萍译.北京:《比 较》,中信出版社,2007,(28).
[2]T.P Wright.Factors Affecting the Cost of Airplanes[J].Journal of A eronautical Sciences,1936,3(4).
[3]LuizaBazanand LizbethNavas-Aleman.The Underground Revolutionin the Sinos Valley:a Comparison of Upgrading in Global and National Value Chain s[C].Local Enterprises in the Global Economy: Issues of Governance and Upgradi ng, Edited by Hubert Schmitz.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Pub,2004.
[4] 瞿宛文.台湾后起者能借自创品牌升级吗?[J].世界经济文汇,2007(5).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Transference
Region in a Mode of Global V alue Chain Zhang Shaojun Abstract:China not only becomes world factory, but also causesregional disparity and low lock-in by attracting industry transference in a modeof global valuechain(GVC).Firstly, this paper specifies the third wave of industry transference is actually industry transference in a mode of GVC.Secondly, we analyses the fac tor that influencesindustry transference in a mode of GVC betweeneastern a reas and central-western areas in closed economy.Finally, for avoiding industryto transfer to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open economy, this paper finds NVCbased on incumbent advantage andadvantage of big nation is a feasible road tha t may play fully the effect of learning curve. Key words: Industrial Transference in a Mode of Global Value Cha in; Industrial Upgrading;Regional Harmonious Development
[ 收稿日期: 2008-12-23 责任编辑:张友树 ]
关键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建议
Abstract: This article profited from the developed country to promote the regional economies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related experience, in view of our country’s actual situation, how to promote our country’s regional economies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to propose own view.
Key words: regional economies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suggestion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早已被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德国等看作是事关国家长远利益和本国经济政治的根本制度能否正常运转的重要问题。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民经济的迅速增长,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也在不断扩大,如何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日益成为备受关注的问题。本人认为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应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1针对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进行专门的立法
可以说成功缓解区域经济发展差异过大问题的几个国家,都将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任务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其中日本的区域经济政策完全以制定详细的法律法规来推进,而美国、德国也都有相关的专门法规出台。日本政府无论是对全国性开发,还是对地方性开发或特殊性开发,都制订了相应的法律,并根据各项法律制订了相应的计划,从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了政府的主导作用,保证了政府各项开发政策的实施;美国主要是通过法律来规范对落后地区援助资金的使用情况,保证所有的程序和过程都在严格的法律控制之下,防止发生将资金挪作他用,而使项目夭折的事情,保证了援助项目落到实处,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益,从而促进了欠发达地区经济的发展;德国的相关法律主要是使得平衡区域差异成为各级政府的共同任务,将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提高到了基本法的高度。
2充分运用了财政政策的相关工具
首先,针对不同地区采取差别税制。从20世纪30年代起,美国政府通过差别税制积极培养落后地区的良性循环能力。其次,要对落后大的地区转移支付,这里可以以德国的财政平衡制度作为借鉴。其特有的转移支付机制充分体现其合作性财政联邦制的“合作”性质,即通过财政手段实现州之间或地方之间人均财力的相对平衡,为确保各地区居民能够实现这种相同的生活水准创造条件,这正是德国财政制度的核心。
3对落后地区实行倾斜的金融政策
区域协调性问题处理的比较好的国家都十分关注运用对落后地区倾斜的金融政策来促进落后地区经济的发展。在我国实行对落后地区倾斜的金融政策主要可以考虑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准备金制度、利率政策的倾斜。考虑到落后地区货币乘数较小的现实,应实行区域差别化的存款准备金制度,降低其存款准备金率;而利率市场化是金融深化理论的核心,也是落后地区金融改革的当务之急。利率作为资金的价格应该有效的反映资金的稀缺、投资的风险,利率也可以作为宏观调控的手段,作为资金流向的导航器。其次,采取积极政策合理推动落后区域金融的理念创新、技术创新、业务创新及制度创新。理念创新是实现由传统经营理念向现代经营理念的转变。落后区域金融发展滞后,固然有外部环境的制约,但内部理念的落后也是重要因素。
4加大国家对落后区域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同时关注跨行政区域间经济的综合治理
各种基础设施的建设是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的一个前提条件,包括交通、通信、教育等方面的建设,这些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而落后地区依靠自身力量无法筹集到足够的资金用于这方面的建设,这就需要国家加大相关的投资力度。同时,要针对不同地区采取因地制宜的发展战略的同时,高度关注跨行政区域间经济的综合治理。以德国为例,其在不同地区采取因地制宜的发展战略的同时,也要关注跨行政区域间经济的综合治理,使得区域间经济能得到协调发展。
5采取多种手段提高劳动者素质
美国政府促进落后地区发展的政策导向,主要是着重提高劳动者素质,鼓励私人资本投资,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核心是要培育欠发达地区的自我发展的创造能力和持续发展的竞争力,认为政府的扶持是必要的但也是次要的。相关统计显示,我国当前对人力资本的公共投资占GDP的比重正在逐年增加,可见国家对提高劳动者素质这一问题也高度关注,但高等教育的投入并未随之增加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6使地方政府成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任务的具体承担者
德国所采取的这一政策十分值得我国借鉴,在我国当前国情下,如果使地方政府成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任务的具体承担者,而中央政府主要发挥居中协调作用,则更容易解决“诸侯经济”导致的各种矛盾。具体的做法可以首先通过立法的方式,将地区经济发展是否有利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作为地方经济发展政策合理性及相关领导干部政绩考核的主要指标,同时建立专门的部门定期进行审查以确保法律的有效性。
7合理利用外资
我国经济发展不能过分依赖海外资金,同时引进外资时应在吸引直接投资上下工夫。外国资本的流入如果处理不当,有时会具有很大的破坏性,特别是在短期资金和那些随时可以兑现逃走的证券投资的管理上。由于目前通讯手段十分发达,全球市场一体化进程加快,金融市场稍有风吹草动,证券投资资金在瞬时内就会抽走,从而对一国的对外支付造成严重压力。
8充分发挥中小企业在地方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德国经济的中坚力量,其实并非作为工业巨头的诸多大企业,而是众多的中小企业。为支持本国中小企业发展,德国采取了设立州投资的银行,设立中小企业资助项目、中小企业参股基金、市场开发项目,为中小企业创造、保证就业、提高竞争力,以及对出口市场的开拓、培训和技术应用等方面提供资金支持;促进中小企业融资,解决企业发展的资金瓶颈,成立巴伐利亚建设融资促进银行,为企业申请商业贷款提供政府担保;成立巴伐利亚风险资本投资公司,为中小企业融资等一系列手段。而这一点与我国实际也相吻合,充分发挥中小企业的作用,无疑是推动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关键一环。
关键词:高职教育;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十二五”期间,宁夏将逐步形成以高新技术为主导、先进制造业为主体、现代服务业为支撑的产业发展新格局。面对新一轮区域经济发展和竞争,宁夏各高职院校如何围绕自治区经济发展的要求调整优化专业结构,培养经济发展急需的技能型人才。如何前瞻性地构建适应宁夏地区经济发展的高职教育体系,对推动宁夏地区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十分必要。
一、宁夏目前的经济发展现状
近年来,随着国家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宁夏经济呈持续较快的发展态势,2010年宁夏地区生产总值实现1690亿元,增长13%以上,人均生产总值25080亿元,增加3303亿元,全年新增就业岗位6.89万人,就业形势基本稳定,三次产业结构比重为9.4:49.0:41.6,产业结构明显优化。如表1、表2所示
宁夏“十二五”期间经济的发展目标是,在未来五年中,作为西部内陆省区,宁夏将继续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以产业高端化、低碳化、高技术化、高效化为发展方向,加大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比重,提高优势特色农业的增加值,推进工业强区战略,优化产业结构和布局,进一步推进与阿拉伯国家的交流与合作,把宁夏打造成为西部现代产业集聚区,向西开放内陆实验区。
二、宁夏高职教育发展现状及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目前,宁夏共有各类职业院校46所,高职院校8所,形成了以2所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学院、12所国家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5所自治区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为主体的办学体系。
各高职院校紧紧围绕自治区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方向,针对少数民族区位优势调整优化教育专业结构,开设了回族商贸、数控机床、回族烹饪、现代物流、阿拉伯语等与市场需求相适应的特色专业100多个,在校生规模达到2.3万人。近三年,共向社会输送高职毕业生17905人,就业率达到93.8%。如表3所示。
下大力气加强高职院校师资队伍建设,提升教师的专业水平,有力地提升了高职院校的教学质量。针对高职教育培养模式的特点,改革用人制度,完善高职教育专、兼职教师聘用政策,聘请企事业单位经验丰富和实践经历的科技人员到高职院校担任兼职教师,做学生实训的“师傅”。目前,全区高等职业院校专业教师中,专科以上学历的教师占93%以上,“双师型”教师占40%以上。无论是学历层次还是专业技术职称水平都有了大幅度提升。
支持学校和企业、行业联合办学,积极鼓励社会力量兴办职业教育。目前已经逐步形成以政府为主导,行业参与、利用企业的资金或技术人才与高职院校合作办学的模式。各高职院校在培养人才和企业用工等方面与企业建立长期密切合作,推进了校际合作、校企共建、校企共赢,加快了共建实验实训基地的进程。相继与长城须崎、小巨人、共享集团、佳通轮胎、吴忠仪表、多维药业、星翰集团、蒙牛等区内外大型企业签定合作办学协议。有力地推进了高职教育为地方经济的发展服务,促进了地方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为宁夏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由于历史、经济、环境、体制等方面的原因,特别是随着宁夏经济快速发展以及科技进步、产业结构调整的变化,高职教育作为宁夏教育事业中的薄弱环节,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困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社会对高职教育的鄙视,严重影响高职教育的生源,制约高职教育的发展
职业教育要发展,离不开社会的认同和支持。据对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学生家长的一项调查显示,目前我国的职业教育并没有得到全社会认同和支持,主要原因是家长认为职业教育比普通高等教育低一个档次,学生就业后收入和社会地位太低,只能做一线的技术工人,未来的发展空间十分有限。
(二)高职院校发展缺乏核心竞争力,职业教育的吸引力不强
高等职业教育的目标是为国家经济发展培养技术型、实用型人才,对教师队伍建设也有着特殊的要求。宁夏的高职院校多由原来的中专升格和合并而成,师资队伍素质良莠不齐。市场急需的、专业性强的专业教师缺乏,教学任务繁重,也没有时间通过学习、深造等方式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基础学科的师资过剩,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大部分教师都是从本科院校毕业后直接进校,从企业或社会其他行业引进的人才太少,一线的实践经验缺乏;高职院校中教学科研的骨干力量大多为中青年教师,学术带头人年龄老化问题已经开始有所改变,但是高级职称和高学历教师的比例过少,学历职称结构失衡的问题依然存在;师资紧缺,大部分教师忙于授课,没有时间进行科学研究和企业挂职锻炼,缺乏高职教育教学所需要的实践经验。
(三)高职院校布局失衡、不合理,制约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从地区布局上看,宁夏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高职院校地区分布极不合理,大多集中在首府银川,占宁夏高职院校的80%以上。宁南山区只有一所师范院校,严重影响了当地技能型人才的培养和输送。宁夏北部是我区工业发展的先行区,也是老工业基地,各类技能型人才需求量大,然而,职业教育发展远不能满足当地用人需要。因此,大力发展和改善北部及宁南地区高职教育,是宁夏当前乃至今后一个时期长期和艰巨的任务。
(四)高职教育直接服务宁夏区域经济的效果不明显
随着宁夏大力发展现代农业,今后急需现代农、林、牧、渔等专业技术人才,目前宁夏各高职院校开设的涉农专业较少,加之,在校的学生大多来自于村镇,毕业后多数不愿回原地就业,远远不能满足未来市场对现代涉农类技能型人才的需求。
(五)高职教育的办学机制尚不完善,企业参与办学的积极性不高
高职教育应以政府为主导,鼓励社会多层次多形式办学。目前高职院校与企业合作因为政府的政策和资金支持不够,企业主动参与高职教育教学的积极性不高,不能有效地参与到学校的教学培养过程中。学生接触社会、认识企业的机会过少,企业不能给学生提供亲自动手实践的平台,造成学生就业后不能很快地适应和胜任就业岗位。
三、宁夏高职教育服务于区域经济发展的对策
(一)转变观念,拓宽渠道,提高对职业教育的认同感
针对长期以来社会普遍对高职教育鄙视的现状,一方面要大力宣传高职教育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在社会上形成人人重视和尊重高职教育、大力发展高职教育的社会氛围;另一方面应逐步提高生产服务一线技能型人才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经常组织一些高水平的职业技能大赛,利用新闻媒体扩大社会对技能人才的关注度。
(二)完善政策、创新机制,提高社会力量参与高职办学的积极性
创新和健全高职教育的办学理念和办学机制,积极引导鼓励企业、社会团体兴办高职教育,形成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参与,多层次、多形式发展高职教育的机制,充分依托、联合企业利用其生产和经营场地,使高职教育走出课堂,走出校园,培养和锻炼学生实际操作能力,让企业得到实惠,共同推进高职教育的发展。
加快高职教育发展、努力改善办学条件,要进一步制定和完善教育教学经费投入的扶持政策,保障高职教育教学经费充足,使得越来越多的高职贫困学生享受到国家在资金和政策等方面的扶持。在积极引导和解决学生充分就业的同时,创新机制,研究制定鼓励学生自主创业的支持办法,如建立自主创业基金等形式,帮助和解决高职学生自主创业资金短缺等问题。
(三)优化布局,突出特色,提升各类专业技能人才的综合素质
规模分散、办学成本大、结构布局不合理、办学特色不鲜明一直是影响和制约我区职业教育发展的瓶颈。要拓宽高职教育的办学区域、提高办学质量,就必须进一步整合资源,优化布局,突出地域发展特色,推动高职教育走集团化、规模化、连锁化的办学道路,形成布局结构合理、规范运行、特色鲜明、形式多样的办学格局。高职院校专业设置要树立“专业品牌”意识,强化骨干专业,适度开发新专业,大力办好特色专业,增强专业针对性和实效性,将职业院校办成行业特色鲜明、社会信誉度高的职业院校。
(四)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加强高职院校师资队伍建设
教师是高职院校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因素。高职院校的学生毕业后直接步入生产、管理、经营一线的岗位工作,需要从事高等职业教育的教师不但要有丰富的理论知识,还要有很强的实践操作的指导和培训能力,应该是一个既具备学校教师职务任职资格,又具备相应技术人员职务任职资格的“双师型”教师。学校通过定期安排专业教师到企业进行顶岗实践,积累实际工作经验,提高实践教学能力;鼓励教师为企业进行科研开发服务,创造条件并鼓励教师参评第二职称评定等途径,加强“双师型”职教师资队伍建设。
当前宁夏各高职院校教学骨干还是以有教学经验的专科和本科学历的中青年教师居多,高学历教师引进方面依然存在问题。各高职院校应根据每一个教师的实际情况和学院的教学需要,通过不同的途径提高教师的学历,提高学院的竞争力。
目前,宁夏正处在结构大调整、产业大转移、经济大发展的时代。高职教育也要紧紧抓住这个大好时机,进一步整合资源,以就业为导向,面向市场,调整专业结构,培养市场需要的技能型人才,为宁夏区域经济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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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区域;协调发展;内涵;机制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11)01-0014-05
一、引言
区域经济差异扩大,区域发展不平衡,是困扰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研究表明,我国的地区差距在20世纪80年代有所下降,但20世纪90年代之后却一直在上升。我国区域经济的差异化格局表现为“一个中国,四个世界”、“三大阶梯、三大高地、三驾马车、三大病灶”。著名发展经济学家缪尔达尔指出,不平等及其加剧的趋势成为对发展限制及其障碍的复合体。区域经济差异扩大造成了全国经济系统的效率损失,阻碍了区域之间的形成相互促进的经济关系,同时,也损害了区域公平。科学、全面地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引导和推动各区域走协调发展之路。
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国学术界就开始探讨区域协调发展问题。国家更是在“九五”计划中把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作为一条重要的国民经济发展方针,并在“十五”计划、“十一五”规划中得到继续贯彻和强化。近年来,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不可否认,由于理论研究的不足,在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时遇到了不少困扰。一是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内涵认识欠深入,因而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目标难以达成共识;二是对区域经济协调的动因缺乏研究,导致所制定的区域协调发展政策难以对区域经济发展主体形成有效的激励;三是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机制尚缺乏系统的探究,较大程度上限制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路径、方式和政策工具的选择。鉴于此,本文拟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内涵、动因与机制体系这三个基本的理论问题进行探讨,以期为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建设和国家制定区域协调发展政策有所贡献。
二、区域协调发展的内涵辨析
何谓区域协调发展?这是开展区域协调发展研究的理论基点。我们发现,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文献虽多,但直接论及区域协调发展的定义或内涵的文献却很少。目前,代表性的观点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观点认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区域之间在经济交往上日益密切、相互依赖日益加深、发展上关联互动,从而达到各区域的经济均持续发展的过程。区域协调发展是在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过程中不断追求区域间的相对平衡和动态协调的发展过程,其最终目标是实现区域和谐。
第二种观点认为,区域协调发展是不同区域基于自身要素禀赋的特点,确定不同要素约束条件下的开发模式,形成合理的分工,同时在政府的调控下,保持区域之间的发展条件、人民生活水平的差距在合理的范围内,人与自然之间保持和谐状态下的发展状态。
第三种观点认为,区域协调发展是区域之间相互开放、经济交往日益密切、区域分工趋于合理,既保持区域经济整体高效增长,又把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控制在合理、适度的范围内并逐渐收敛,达到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正向促进、良性互动的状态和过程。
第四种观点认为,区域协调发展是指在国民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既要保持国民经济的高效运转和适度增长,又要促进各区域的经济发展,使区域间的经济差异稳定在合理、适度的范围内,达到各区域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的一种区域经济发展模式。
第五种观点认为,区域协调发展是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既要保持区域经济整体的高效增长,又能促进各区域的经济发展,使地区间的发展差距稳定在合理适度的范围内并逐渐收敛,达到各区域协调互动、共同发展的一种区域发展战略。
上述定义分别从区际联系、公平和效率的均衡等视角进行了概念界定,虽各有合理的因素,但仍缺乏从系统的角度进行提炼。分歧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区域协调发展的本质属性是什么?将其归结为一种“状态”,仅是某个时点对区域协调发展的静态刻画。将其理解为一种“模式”,从根本上违背了区域的空间差异性特征,而且本质上也是对事物的特定时态的描述。若将其视为一种“战略”,则脱离了其作为区域经济发展阶段性“产物”的客观存在性。相较之下,区域协调发展宜理解为区域之间经济关系演进的一种“过程”。其产生于区域经济关系演进的过程中,也在这一动态过程中逐步走向新的发展阶段。二是区域协调发展的外在表现是什么?这正是理解这一概念的关键。虽然上述定义从区域关系的相互联系、区域发展的相互促进、区域差距的逐渐缩小、区域利益的共同增进等方面进行了刻画,但在具体表述上仍然有细微差异。仅对区域差距缩小的认识而言,有学者强调发展的前提和发展的结果两个方面,认为应将“区域之间的发展条件、人民生活水平的差距在合理的范围内”。多数学者强调结果意义上的差距缩小,认为应“将各区域间的经济差异稳定在合理、适度的范围内”,其中部分学者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区域经济逐渐收敛的要求。诸如上述表达上的微妙差别在其他方面也有体现。正是这些细微的差别导致了区域协调发展的外在表现特征不明确,进而造成对区域协调发展内涵认识的不深入。
笔者认为,区域协调发展概念的提出源于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践,因而,必须始终紧密结合实践层面对区域协调发展概念的认识来剖析其内涵特征。根据国家“九五”计划、“十五”计划、“十一五”规划等有关政府文献中对区域协调发展的表述,同时吸收学术界对这一概念的认识,本文将区域协调发展定义为,各区域之间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区域分工更加合理,经济社会发展差距逐渐缩小并趋向收敛,整体经济效率持续增长的过程。这一定义将区域协调发展界定为一种“过程”。具体而言,这一概念包含了一个前提,四个特征与一个目标。
一个前提即区际相互联系的客观存在性。理解区域协调发展概念,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必须从区际相互联系的角度出发并贯穿始终。其一,区域协调发展本身就是描述两个区域系统之间的关系,区际联系是这一概念存在的基石。其二,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进,在市场能量极大扩展的今天,每一个区域都被纳入到地区、国家乃至全球格局中,区际联系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紧密。其三,根据区域相互依赖理论,区际联系的客观存在性决定了区域相互之间在发展上的相互依赖,从而形成互动关系。因而,区域之间的相互联系是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基础。
四个特征分别是:第一,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具体体现为:区域之间的要素流动更加通畅,区域市场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区域合作与交往的深度与广度不断拓展。第二,区域分工更加
合理。各区域的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均立足自身经济优势和比较利益,实现区域发展与要素禀赋最佳匹配,并在区域联系网络中居于合理的节点。第三,区际经济社会发展差距逐渐缩小并收敛。一方面,区域经济发展相对差距呈现逐渐缩小并稳定于合理的范围内;另一方面,区域之间的基本公共服务逐渐呈现均等化的态势。第四,整体经济效率的持续增长。就“过程”而言,即区域整体的高效增长贯穿经济发展的每一个阶段。
一个目标即区域公平与效率的统筹兼顾。在市场经济发展中,公平与效率之间应是一种既相互区别、相互矛盾,又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对立统一关系。区域协调发展从根本而言就是协调区际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区域协调发展的第三个特征即体现了区际公平的要求,而其他特征则体现了发展效率的要求。讲求效率的增长是实现区际公平的保障,体现公平的发展更能激发效率的提升。因此,区域协调发展旨在建立一种确保公平与效率正向反馈的机制,促进区域经济乃至全国经济的良性发展。
三、区域协调发展的动因
长期以来,学者们对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为何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即区域协调发展的动因采取了“冷处理”的态度。在笔者力所能及的文献检阅中,尚未发现有针对性的论述,似乎这一问题不言自明,推进区域协调发展亦是理所当然。对这一问题的忽视不仅导致了对区域协调发展理论认识的偏差,更导致对区域协调发展实践的偏差。一般而言,区域协调发展的动力来源,可以分为四种情况,一是单纯国家层面的需求,二是某一区域单方面的需求,三是区域双方的共同需求,四是国家与区域两个层面的共同需求。每一种来源的动力特征和结果效应是不同的。结合我国实际,区域协调发展主要受到来自区域层面的内在动力与来自国家层面的外在推力的综合影响。
(一)区域协调发展的内在动力
区域经济是某一特定区域内经济、社会活动及其相互关系的总和。在现实世界中,任何区域都面临资源稀缺性的客观制约。有形资源如土地、矿产等,是附着在一定区域空间上的,缺乏可流动性或者流动性很差;而无形资源如人力资本、地方文化禀赋等,在有确界的区域空间格局中亦表现出贫富不均的空间特征。因而,区域范围内的经济活动或是由于在区域内无法获得特定资源的供给,或是由于在区域内的供给成本过高,难以在有限的空间范围内完成资源的合理配置。而经济活动的逐利性意味着它不甘受制于区域空间界限的桎梏,而要在更广阔的空间范围内克服稀缺性,完成资源的优化配置。经济活动的扩散性与区域边界的收敛性的自然对立,不仅印证了区域经济联系的客观必然性,也揭示了区域利益冲突的客观必然性,更预示着化解区域矛盾的可能性。从区域经济的相互联系来看,任何一个区域都处在不同等级、不同范围的区域网络中。网络式的区域联系一方面保障了特定区域先天优势的发挥和凸显,另一方面也有助于缺乏先天优势的区域发现和培育比较优势,有利于区域利益的共同增进。具体而言,一是通过区域网络联系实现要素流动、商品交换、技术溢出等效应,满足各区域多样化的需求;二是通过合理产业分工提高区域网络的竞争力,以彼此交织的原料供应、技术创新、市场拓展等环节保障区域整体经济效率。因而,在稀缺与逐利的冲突下,在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网络中通过要素流动、产业分工等方式有利于实现区域利益的共同增进。从区域经济活动主体而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其理性的主动选择。
从地方政府的角度考察,又是另一番情形。我国地方政府官员具有双重特征:他们一方面是“经济参与人”,即像任何经济主体一样关注经济利益;但另一方面,这些官员同时也是“政治参与人”,他们关注政治晋升与政治收益。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分税制改革强化了地方政府的经济动机,获得幅度更大、速度更快的经济增长不仅可以为区域截留更多的经济利益,也能够由此带来更好的政治收益。因此地方政府表现出强烈的增长竞争冲动。虽然在短期利益驱使下,地方政府为了在增长竞赛中脱颖而出不惜以邻为壑,但从长远而言,只有置于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区域经济的发展效率才更有保障。因而,理性的地方政府从长远计必然会步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路径。再者,在既定的制度框架下,中央政府的地方官员考核选拔机制无形中成为了地方政府行为的“指挥棒”。地方政府既要“对上负责”,即执行中央政策和直接上级政府的指示,又要“对下负责”,即承担着维护当地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保障人民生活等任务。虽然两种选择带来的收益与成本不对等(一般情况下“对上负责”的净收益更显著),但是在建设和谐社会的阶段,二者是彼此切合的。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既是迎合中央政府政策导向的“对上负责”,也是确保辖区经济社会稳定的“对下负责”。从这一意义而言,区域协调发展是地方政府既“被动”又“主动”的选择。
无论是来自区域经济活动主体的主动选择,还是来自地方政府既“被动”又“主动”的选择,二者在区域层面上交织形成了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内在动力。
(二)区域协调发展的外在动力
区域协调发展的外在动力主要来自中央政府的大力推动。作为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规划者,中央政府一方面表现出助推区域协调发展的强烈意愿,另一方面也具备了助推区域协调发展的强大实力。就意愿而言,在历经多年非均衡发展战略指引下,我国发达区域与欠发达区域之间显著的区域发展差距从经济、政治诸方面对中央政府造成了压力。首先,由于长期发展重心的东南偏向,一方面在边际报酬递减规律作用下,沿海发达区域经济增长的边际成本逐渐扩大,而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的潜力并没有得到充分的释放,导致全国整体经济发展效率的损失;另一方面由于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在产业发展、消费水平与层次、基础条件等的空间地域差异扩展,我国需求结构与产业关联濒临断裂的边缘,国民经济面临过高的持续增长风险。其次,对一个多民族的发展中大国而言,区域之间发展差距的拉大一方面激化了区域之间、群体之间的矛盾,有悖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另一方面导致处于发展两极的区域产生了离心的趋向,不利于我国的社会政治稳定。因此,居民间的收入差距和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已由改革前一时期经济增长的动力与成果转换为进一步改革的巨大阻力和压力。从能力看,快速稳定增长的财政收入为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提供了物质保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收入从1978年的1132.3亿元增加到2006年的51321.78亿元,增长将近45倍,年均增长速度为14.05%,在1994―2007年期间,中国财政收入的平均增长率为18.60%。因此,在兼具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意愿和能力的条件下,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获得了源自中央政府的稳定的推力。
此外,区域协调发展也受到国际国内先发区域示范效应的积极影响。就国际经验而言,最典型的莫过于欧盟的成功经验。通过多样化的协调发展政策和措施,欧盟在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效果。而在我
国,发达区域如珠三角、长三角等在历经多年经济高速发展后,为了参与更大范围的外部竞争,主动探索区域合作的有效途径,形成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内在秩序。这些区域的范例和积极探索提供了一种引力,指明了区域协调发展的前景与收益,也为其他区域投身实践提供了客观指导。
综上,区域协调发展的外在动力不仅有来自中央政府的稳定推力,也有来自国际国内其他区域成功经验的引力,这两股力量共同拧成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外在动力。值得注意的是,区域协调发展的内在动力与外在动力在实际过程中的作用是相互交织强化的。外部动力需要通过内生动力传导,并可以转化为内生动力;而内生动力只有在外部动力的良好运行保障下才能更有效地发挥作用。理解二者之间的互动关联,有助于回答如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问题。
四、区域协调发展的机制体系
(一)市场机制
区域协调发展的市场机制是指遵循市场规律,推动区域市场开放,形成统一的市场体系,引导要素跨区域流动、企业跨区域发展和产业跨区域转移,从而增强区域之间的联系,促进区域之间的分工,提高经济发展的效率。
市场机制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根本途径。区域协调发展首先是区际经济关系演进过程中所内生出的一种共同发展需求。市场机制作用下的要素流动、企业扩张和产业转移,既可能扩大区域差异,也可能缩小发展差距。因而,从作用效应来看,单一的市场机制不能确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但是,作为配置资源的有效方式,市场机制能够最大限度地释放经济发展的能量,增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效率。因此,在构建区域协调发展的机制体系,一方面应该把市场机制放在基础性的位置上,充分发挥其主导作用;另一方面也要和其他机制相互联系,克服“市场失灵”导致的“协调失灵”。
(二)空间组织机制
区域协调发展的空间组织机制是通过“最佳(空间)组织”形成“最佳(空间)结构”并促进区域“最佳(经济)发展”,即运用空间规划、空间开发、空间管制等多种空间组织方式,对全国的区域空间进行全局谋划,对各区域的功能定位、区域空间联系网络建设等进行战略指引,加强区域之间的联系,实现资源结构、产业结构和空间结构的最优配合,提高空间经济配置效率。
发挥空间组织机制的作用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区域发展需要以空间结构为依托。通过一定的空间组织形式形成特定的空间结构,不仅能把分散于地理空间的相关资源和要素连接起来,使经济活动能够正常运转,而且还能产生特有的经济效益,包括节约经济、集聚经济、规模经济等。另一方面,区域空间结构又随着区域的发展而不断得到发展和优化,通过最佳的空间配置使个体要素充分发挥作用,获得整体经济效益。“十一五”规划纲要指出,要“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统筹考虑未来我国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和城镇化格局,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按照主体功能定位调整完善区域政策和绩效评价,规范空间开发秩序,形成合理的空间开发结构”。
(三)合作机制
区域协调发展的合作机制是指相关区域按照自愿参与,平等协商,互惠互利,优势互补的基本原则,在物资供应、设备利用、技术支持、资金融通、信息共享、人才交流、资源开发,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对外经济联系和贸易等方面,建立全方位的经济技术合作关系,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合作机制是区域协调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式,是区域协调发展理念的集中体现。区域合作可以实现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优势互补、优势共享或优势叠加,把分散在不同区域的经济活动有机地组织起来,激发相关区域的潜在经济活力,获得分散条件下难以企及的综合优势和经济效益。同时,区域合作为要素流动、有效分工提供了保障,促进要素向最优区位流动,促进区域经济专业化的深化,保障经济运行效率与效益。“十一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鼓励和支持各地区开展多种形式的区域经济协作和技术、人才合作,形成以东带西、东中西共同发展的格局。
(四)援助机制
区域协调发展的援助机制就是采取区域互助、国家扶持、生态补偿相结合的方式,对欠发达区域进行持续性的帮助,改善这些区域的经济发展条件,提高自我发展能力,加快经济发展步伐。同时,使这些区域与发达区域建立相对稳定的经济联系,在全国空间经济系统占据合适的位置,摆脱“贫困恶性循环”,在总体上形成全国区域共同发展的格局。
援助机制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我国有大量的欠发达区域,特别是“老少边穷”地区。这类区域的共同特点是,经济发展条件差、基础弱;总体发展水平低;处于经济空间的边缘,难以接受发达区域的经济辐射;贫困和资源枯竭、生态恶化是困扰经济发展的普遍问题。由于自我发展能力弱,缺乏竞争力和参与合作的“对等”能力,单靠市场机制、合作机制等难以解决这些区域在发展中所面临的问题。因此,必须通过外部的援助,改善其发展条件,提高其自我发展能力,为欠发达区域注入发展的原动力,走上良性循环的道路。
(五)治理机制
区域协调发展的治理机制,即通过多个区域主体的正式或者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形成稳定的内生秩序,保障区域协调发展的长效运转。具体而言,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在区域协调发展机制体系中,通过不间断的制度改革和创新,为市场机制、空间组织机制、合作机制、援助机制发挥作用提供条件,促进各机制之间相互融合;二是通过设立正式或非正式的区域协调发展治理机构,奠定区域协调发展的制度化运行平台。
在区域协调发展机制体系中,治理机制具有特殊的作用。其特殊性体现在,治理机制并不完全直接作用于区域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保障市场机制、空间组织机制、合作机制、援助机制发挥作用而间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由以上五个机制构成的机制体系框架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整体。从目标的角度分析,该框架既强调了区域协调发展的效率的增进,如对市场机制主导地位的突出;同时也强调了区际公平的改善,如对欠发达区域的扶持机制等;有助于形成经济效率与区际公平兼顾的良性正反馈。从动力的角度而言,上述框架一方面强调了区域协调发展的内在动力效应,另一方面凸显了外在动力的综合影响,有助于由内而外形成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合力。从主体的角度而言,该框架纳入了区域协调发展的多个主体,如市场机制以微观主体企业的活动为主,但是也离不开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联动克服市场失灵,保障市场机制的顺利运转。通过各主体在不同机制问的相互作用,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系统整体的协调功能。
五、结语
区域协调发展的需求产生于经济发展的过程,也应在动态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实现。因此,区域协调发展就是各区域之间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区域分工更加合理,经济社会发展差距逐渐缩小并趋向收敛,整体经济效率持续增长的过程。这一过程的
产生不仅受到来自区域层面的内力的驱动,也受到来自中央政府层面的外力推动,是多个层面、多个主体、多种经济关系、多目标共同合力交织的必然结果。由市场机制、空间组织机制、合作机制、援助机制、治理机制组成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体系框架正是从系统的角度,利用各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顺利推进。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构建中国特色区域协调互动发展机制研究”(07AJL009)和暨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引进人才项目(2008JSYJ001)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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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区域经济 协调发展 因子分析
区域协调发展是指在一个自然环境、人文条件基本相似的地理区域内,如何有效地利用人力、物力、财力以实现最优化的发展。区域协调发展包含的要素有:特定的地理区域、资源条件相同或相似、人文社会条件基本相同、经济活动的方式及特征具有连续性和一致性,区域内形成统一、有序、健康的市场等。发展区域经济,缩小地区差距,区域联结起来,优势互补,分工协作,有利于国民经济实现现代化。在我国现阶段,研究区域经济发展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一、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一)构建原则
要建立一个科学、合理和可行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指标体系,首先需要有一个清晰、明确的构建原则,指导构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指标体系的框架及其具体指标内容。
1.目的性原则:区域协调发展评价中研究目的不同,指标体系设计的思路和选取的指标也应各有侧重。
2.科学性原则:指标体系要能较客观地反映地区的经济、资源环境、社会发展状况。
3.系统整体性原则:区域协调发展能力建设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指标体系要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地区协调发展的基础和潜力。
4.动态引导性原则: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既是一个目标,又是一个过程。因此,所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应充分反映区域经济系统动态变化的特点,体现出系统的发展趋势。
5.简明科学性原则:在构建本研究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指标体系时,指标数量不宜过大,在相对完备的情况下,指标的数目尽可能地简约和压缩,便于实际应用和操作,可以尽量选择那些概括性强、所代表的信息量大的指标,指标体系要全面但不可包罗万象。
(二)指标体系的构建
根据以上原则,参考有关研究成果,侧重于从提高区域协调发展水平视角构建协调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设计出苏北地区协调发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见表1)。该指标体系分4个层次:目标层、准则层、状态层和指标层。目标层反映苏北地区协调发展的综合水平;准则层包括经济协调发展水平、资源环境协调发展水平、社会协调发展水平3个指标,反映各子系统的协调发展状况;状态层包括10个指标,反映的是经济、社会、资源环境3个子系统的各个侧面的协调发展水平建设状况;指标层为基础指标,共有31个指标组成。
在指标体系中将经济协调发展摆在首位,将资源环境协调发展作为经济协调发展的主要依托,把社会协调发展的提高作为苏北地区协调发展提高的最终目标,体现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保护协调一致的基本思想。在设置的协调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中,大部分指标可通过统计年鉴和实地调查获取,部分指标需要借助相关计算求得。
二、苏北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水平测度
本文采用SPSS软件,用多元统计(因子分析)的方法,对苏北地区协调发展水平进行研究。数据主要选自《2008年江苏省统计年鉴》。
(一)确定变量是否适合因子分析
采用KMO检验和Bartlett球形检验来确定选取的变量是否适合因子分析。本文所选取的变量计算后得到的KMO值均大于0.80,相伴概率均为0.000,小于显著水平0.05,表明这些变量适合做因子分析。
(二)主成分因子的提取
分别对经济协调发展、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社会协调发展、综合协调发展水平指标的因子变量利用SPSS提供的Factor Analyze进行提取。鉴于因子变量在未经旋转的载荷矩阵中在许多变量上都有较高的载荷而含义会比较模糊,所以通过Varimax法对因子载荷矩阵旋转,用旋转后的结果提取特征值大于0.85的主成分因子,即提取原始指标的大部分信息。由此,经济协调发展能力提取了2个主成分因子,资源环境协调发展提取了4个主成分因子,社会协调发展取了4个主成分因子,综合协调发展水平提取了7个主成分因子。
(三)协调发展水平的求算
借助SPSS软件,得出各县市各主成分因子的得分,并以各主成分因子的贡献率为权数进行线性加权求和,分别计算。各县市经济、资源环境、社会和综合协调发展水平F(B1)、F(B2)、F(B3)和F(A)计算公式为:
经济协调发展水平:F(B1)=0.59128W1+0.21071W2
资源环境协调发展水平:F(B2) =0.22971M1+0.22950M2+
0.19951M3+0.16012M4
社会协调发展水平:F(B3) =0.437Y1+0.16618Y2+0.15649Y3+
0.08948Y4
综合协调发展水平:F(A)=0.37938W1+0.11852W2+0.08674W3+
0.07587W4+0.07375W5+0.07223W6+0.05030W7
苏北地区各县市经济、资源环境、社会和综合协调发展水平及排名(见表2)。
从表2可以看出,苏北地区综合协调发展水平与经济、资源环境、社会3个子系统协调发展水平的空间格局不同而呈现出不规则的空间格局。这说明区域协调发展能力是经济、资源环境、社会诸子系统非线性叠合、综合作用的表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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